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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江陵焚書
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江陵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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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四百多年前,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荊沙市江陵區)內發生了一場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軍圍困在內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寶將宮中收藏的十四萬卷圖書全部焚毀。


  這些圖書的價值,從它們的來歷就能完全了解。對此,《隋書・經籍志》有詳細記載,大致如下: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后,規定以吏為師,禁止百姓收藏圖書。學者逃亡山林,有的連儒家經典也沒有能保存下來,只能靠口頭傳播。


  漢惠帝時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圖書的法令,儒家學者才開始在民間傳播學說,但由于原書沒有完整地保留,長期依靠口頭流傳,造成很多錯亂和遺漏,《書經》出現了兩種本子,《詩經》有三種,齊地流傳的《論語》與魯地不同,《春秋》有數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亂。漢武帝設置了太史公作為專門機構,收藏全國獻上的圖書。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書為主要依據寫成一百三十篇《史記》的。到了漢成帝時,這些藏書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陳農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圖書。又令光祿大夫劉向等人加以校閱整理,劉向死后,漢哀帝令其子劉歆繼承父業,終于將三萬三千九十卷書分為七類,編成《七略》。


  王莽覆滅時,皇宮中圖書被焚燒。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視學術文化,特別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紛紛獻書,皇宮中的石室和蘭臺的藏書又相當充足了。于是將新書集中在東觀和仁壽閣,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類整理,編成了《漢書・藝文志》。可是到董卓強迫漢獻帝西遷長安時,軍人在宮中大肆搶掠,將用縑帛寫成的長卷當作帳子和包袱,但運往長安的書籍還有七十余車之多。以后長安也淪于戰亂,這些書籍被一掃而光。


  魏國建立后,開始收集散在民間的圖書,由中央機構秘書負責收藏整理,根據不同內容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晉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縣西南)古墓中發掘出來的一批古書,共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爆發,首都洛陽飽受戰禍,成為一片廢墟,皇家圖書蕩然無存。


  東晉在南方立國后,又陸續收集了一些,但對照原來的四部目錄,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遺書逐漸流到江南,如東晉末劉裕攻占長安時,曾從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書。到宋元嘉八年(431年)秘書監謝靈運編成《四部目錄》,已著錄了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齊朝末年,戰火延燒到藏書的秘閣,圖書又受到很大損失。梁初的秘書監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圖書,不計佛經共有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視文化,加上江南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間藏書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亂被平息后,湘東王蕭繹(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將文德殿的藏書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市)收集到的公私藏書共七萬余卷運回江陵。


  其余的七萬卷應該是梁元帝在江陵的舊藏,至此,他的藏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萬卷。


  梁元帝將這些圖書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書・經籍志》也有記載:由于北方長期戰亂不絕,圖書散失更加嚴重。北魏統一北方后,朝廷的書籍還很少。孝文帝遷都洛陽后,曾向南方的齊朝借書,藏書才稍有增加。爾朱榮之亂時,朝廷的藏書又散落民間。北周在關中建立之初,藏書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漸增加到一萬多卷,滅北齊后又獲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接受了秘書監牛弘的建議,派人到各地搜訪異書,規定原書可在抄錄或使用后歸還,并且每卷發給一匹絹的獎賞,因此收獲很大。隋滅陳后,又獲得了不少書籍,但這些大多是太建年間(569―592年)新抄的,用的紙墨質量差,內容也錯誤百出。這說明經過江陵焚書,南方的古籍已毀滅殆盡了。經過整理,隋朝秘閣的藏書達到三萬余卷。隋煬帝時將秘閣的藏書抄寫了五十份副本,并在東都洛陽建觀文殿作藏書之用。


  唐武德五年(622年)滅王世充,攻占洛陽后,將所有圖書裝船運往長安。由于過三門峽時翻了船,大多數圖書落水漂沒,留下的只有一二成,連目錄都殘缺不全。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時收集到的書有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書包括了555年以后數十年間問世的書籍,實際恢復的舊籍還不滿原來的一半。從數量上說,梁元帝毀滅了傳世書籍的一半。從質量上說,他所毀的是歷代積累起來的精華,質量自然遠在民間所藏或太建年間抄本之上,所以損失是無法用數量來估價的。


  從秦始皇到唐初,中國的書籍已經遇到了大小無數次災難。從唐初到現在,天災人禍又難計其數,當時的近九萬卷書中大多也沒有能保留下來。但一次由皇帝主動焚毀十四萬卷書的記錄,在這二千多年間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要是梁元帝沒有焚書,那么即使在西魏軍隊占領江陵時有所破壞,總有一部分會作為戰利品集中到長安,也總有一些會流傳到今天,而間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會更多。如果這樣,公元555年前的中國史會比今天所了解的豐富許多,中國古代文明必定會更加輝煌。


  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國人中知道發生過這場浩劫的人肯定已經不多了,但是江陵焚書的起因卻是值得所有關注中國文明命運的人認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書的間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戰的失敗。公元554年11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將于謹、宇文護、楊忠率五萬大軍從長安出發,直指江陵。其實,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經注定了他覆滅的命運。江陵背靠長江,北方無險可守,而且遠離南朝長期的政治、軍事中心建康。為了應付兄弟和宗族間的沖突、控制潛在的敵對力量,他又將軍隊分駐在各地,對北方的強敵西魏非但不加防范,還妄想利用它來消滅異己,甚至在接到梁朝舊臣馬伯符從西魏發來的密件時,還不相信對方已在作入侵的準備。


  西魏的主帥于謹在出兵時就對梁元帝的戰術作了預測:上策是“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揚”,即軍隊總動員后主動放棄江陵,轉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內居民還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即將外城居民遷進內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難于移動,據守羅郭”,即不作任何主動轉移,死守外城。而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發展果然不出于謹所料,梁元帝的戰術甚至比下策還糟糕。


  11月20日,武寧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荊門市東北)宗均報告了魏軍即將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議,大將胡僧和謀臣黃羅漢說:“兩國關系友好,并沒有什么利害沖突,必定不會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說得更絕:“我當時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師,實際統治者)的神色,肯定沒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決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軍已到達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一帶,元帝這才下令內外戒嚴。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鐘祥縣境)后又給黃羅漢送去急信:“邊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兒戲。”這使元帝又將信將疑。直到11月28日,他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將王僧辯來江陵任大都督、荊州刺史,率軍入援。但他對抵抗魏軍毫無信心,12月1日晚上在鳳凰閣上已發出“今必敗矣”的哀嘆。即使在這樣的形勢下,他對部屬的防范控制卻絲毫沒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漢市)陸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這里能夠破敵,你只要鎮守郢州,不必調動軍隊。”就這樣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


  12月10日,魏軍渡過漢水,于謹派宇文護和楊忠率精騎襲占江津(今荊沙市沙市區東南),截斷了江陵以東的長江水路。當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陽門外舉行了一次閱兵,但北風大作,暴雨驟降,只得草草收場。第二天,魏軍攻下武寧,俘獲太守宗均。一向坐轎的元帝騎馬出城,部署在城周豎起一道六十余里長的木柵,命胡僧、王褒分別負責城東城西的防務,太子巡守城樓,百姓搬運木石。當天夜里,魏軍到達離江陵僅四十里的黃華,14日進抵木柵下。15日,梁軍開門出戰,新興太守裴機殺了魏將胡文伐。可是到了24日柵內失火,燒掉了幾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樓,魏軍乘機大舉渡過長江,于謹下令筑起包圍圈,江陵與外界的聯系完全斷絕。盡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沒有一支到達。實力最強大的王僧辯遠在建康,雖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軍,卻準備采取等待時機、襲擊魏軍后路的策略,可惜還來不及實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廣州刺史(治今廣州市)王琳率領,雖日夜兼程,但剛趕到長沙。27日,深感絕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塊帛親筆寫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辯進軍,但早已無濟于事。555年1月4日,梁軍分路開門出戰,全部敗還。10日,魏軍全面攻城,梁軍主將胡僧中流矢而死,軍心動搖,有人開西門放入魏軍。元帝退入金城(內城),立即派兩位侄兒作人質,向于謹求和。城南將領紛紛投降,城北的將士苦戰到黃昏,聽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書時想赴火自殺,被左右阻止,于是準備投降。謝答仁等勸他乘夜突圍,只要渡過長江,就能得到駐在江南馬頭的一支梁軍的救援,但元帝不慣騎馬,認為“事必無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撥下,元帝還懷疑謝答仁的忠誠,因此在他建議收集內城殘部五千余人固守后又拒絕與他見面,氣得謝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換上白馬素衣出東門投降,備受羞辱后,于1月27日被殺。魏軍從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選了數萬人為奴婢,作為戰利品押回長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殺盡,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當時天寒地凍,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凍死或被人馬踩死。


  這場戰爭實際只進行了一個月,而且梁軍根本沒有什么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損失還是這十四萬卷書和江陵城中的無辜百姓。


  江陵焚書又是梁元帝主動犯下的罪行,因為魏軍兵臨城下時并沒有焚書的必需,他要戰要降也與是否焚書無關。在他被俘后曾被問到焚書的原因,回答是:“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這固然說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國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認,但也證明了他一生愛書,愛讀書,由極度的愛突變為極端的恨,要讓這些書成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不僅梁元帝如此,歷代帝王中愛書和愛讀書的人還不在少數,如《隋書・經籍志》中提到的幾次大規模征集圖書,無不與當時帝王的愛好有關。連暴虐無道以至亡國的隋煬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將秘閣的三萬卷書抄了五十份副本,說不定多數書會逃不過隋末唐初的戰禍。皇帝既有絕對的權力,又有取之不盡的錢財,還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驅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圖書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個人都無法替代的。


  但是歷史的悲劇也正發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圖書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個人的私產,不僅從此與民間絕緣,而且隨時有被篡改或銷毀的可能,也會成為一位皇帝或一個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書后,又把所佩寶劍在柱上砍折,自嘆:“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在他眼中,十四萬冊書與一把寶劍一樣,不過是他的私產,有用時用之,無用時毀之,何罪之有?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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