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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降李到乞兵:1644年吳三桂的悲劇和命運
從降李到乞兵:1644年吳三桂的悲劇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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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明末清初的吳梅村一句“慟哭三軍皆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似乎為這段歷史和其主人公之一吳三桂的抉擇動因定下了永恒的基調。事實是否真如此?在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委員、長期致力于清史研究的著名專家李治亭眼里,吳三桂絕不是一個臉譜化人物,歷史也絕非因紅顏而改變那么簡單。

“少年懸印”

  無論對于東西方歷史,1644年都可謂決定命運走向的一年。在英格蘭,克倫威爾指揮的英國國會軍在7月2日于馬斯頓荒原一舉擊潰王軍,這次轉折性的勝利導致5年后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斷頭臺。萬里之遙的中國,史書上這一年紀年有崇禎十七年、永昌元年、順治元年,此外還有一個地方政權大西朝大順元年。《明史》記載,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7天后,李自成就率領百萬大軍出西安,渡黃河,分兵兩路長驅北京。此時關外滿清數十年的襲掠已經讓明王朝北部邊防搖搖欲墜,而1641年明朝又遭遇“三百年來未有之饑荒,父子相食”的境況。1644年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坐過三個皇帝,直接促成這一歷史的人物,正是吳三桂。

  吳三桂能夠成為影響歷史的人物,不得不追溯他的發跡史。其父吳襄為明將,而吳三桂在十六七歲時就應試武功并中得武舉,《庭聞錄》里說他“自少為邊將”。他的教生陳邦選也說他“少年懸印”。史書說吳三桂勤于讀書習武,“終日無惰容”。他年少讀《漢書》,被“仕宦當作執金吾,取妻當得陰麗華”這兩句話深深打動。不過李治亭認為,吳三桂能夠迅速升遷,乃由于他家與關東豪族祖大壽一家有親戚關系。

  吳三桂的家庭背景和非凡天資,終于讓他在崇禎五年(1632年)20歲就榮升為游擊將軍。雖然明清正史從無記載,但是《庭聞錄》、《吳三桂記略》和《平吳錄》都曾記載吳三桂“少年救父”的“忠孝”事跡,說吳三桂在數萬清軍的圍困中,率數十家騎出城成功救父并受傷。李治亭說,如果這一歷史屬實,那應該是在崇禎三年,皇太極第一次率領大軍繞道蒙古入關,祖大壽應朝廷之命支援,在建昌(今天遼寧凌源)與皇太極部相遇。當時吳三桂父親吳襄率騎兵偵察被清軍圍困,吳三桂此舉可以說無愧“忠孝”二字。

  自努爾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起兵舉義后,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在長期戰爭中喪失殆盡,最優秀的軍事人才在崇禎皇帝的猜忌和文臣黨爭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吳三桂卻是一個例外。崇禎四年(1631年),吳襄在皇太極于8月發動的大凌河之役中,在增援大凌河戰斗中因逃跑而導致全軍潰敗,遂被削職,但吳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軍中供職。《明清史料》記載,崇禎十二年,吳三桂在27歲時被任命為寧遠團練總兵,至此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在次年五月與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戰中,吳三桂一得到警報,立即出動3000人馬“長驅直過杏山”,“與賊血戰”。最后他奏報戰斗“大獲全勝”。

  《明史》這樣記載了此后的松山、杏山戰斗中,吳三桂部“膽勇倍奮,士氣益鼓”,“凡三戰,松山、杏山皆捷”。在錦州被圍之際,吳三桂在眾運糧官“驚心奴儆”的情況下,親自“督運米車”,成功躲過清軍的監視,在春節期間將糧食運入錦州。《明檔》記載他自當總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敵,身先士卒,絞殺虜級獨多”。

忠孝和背叛

  然而在決定明清戰爭命運的松山決戰中,吳三桂前后表現卻判若兩人。在初戰中,洪承疇在小勝后上報朝廷的奏章中稱贊:“吳三桂英略獨擅,兩年來,以廉勇振飭遼兵,戰氣倍嘗,此番斬獲功多。”然而在此后決戰中,他卻未能和主帥兼老師的洪承疇同命運,反而擅自撤逃。盡管他布置有方,成為戰爭中損失最小的一部,以至清太宗贊嘆他:“吳三桂果是漢子!得此人歸降,天下唾手可得矣。”然而無論如何,一向被明朝視為“敢戰”的他在決戰中逃之夭夭,李治亭認為實在“難以解釋,而最終他竟沒有受到朝廷處罚,也同樣令人意外”。

  吳三桂父親吳襄說,他們父子有家丁三千人。在決戰中自率部署逃跑,因此李治亭認為,惟一可能解釋,是吳三桂為保存自身性命和自家的軍事實力。他認為,“以祖大壽和吳三桂為代表的關外豪族,憑借自身軍事實力,才成為明清朝廷都全力爭取的力量”。這也是吳三桂幾乎從來沒受到猜疑極重的崇禎懲罚的原因。李自成東渡黃河向北京進軍后幾天,崇禎就曾在德政殿召集大臣商討調吳三桂入關事宜。其時崇禎征召全國兵馬“勤王”,幾乎無人響應,吳三桂的關寧鐵騎,是朝廷惟一能夠調動的機動力量。

  正當崇禎皇帝和大臣們為了避免承担失地的責任相互推諉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不畏崇禎可能“事定以‘棄地’殺我輩”的危險,強調了將吳三桂撤離寧遠的重要性:“……吳三桂勇將益收用,(不可)委之敵人。”此后他更再次上書,指出,“邊臣不可令有懼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讀三桂疏,言切情微,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其實當時吳三桂給崇禎的上奏,已經顯示他主張從寧遠撤退的意思。

  然而受封“平西伯”的吳三桂接到勤王的圣旨,從駐守的寧遠(今天遼寧興城)到山海關一百二十公里距離,竟走了八天。此前金軍入侵北京周邊時,鎮守寧遠的袁崇煥為解金兵之圍,曾以精銳晝夜兼程趕赴北京。而此次吳三桂卻“遷延不急行,簡閱步騎”,然后才親率精兵殿后,這其中有沒有政治上的權衡,后人已不可考。

  事實是,當吳三桂遲遲抵達河北豐潤,崇禎皇帝已于前日自縊于煤山。《明季北略》記載,吳三桂于是感到再去勤王已沒有實際意義,馬上撥轉馬頭會師山海關。在崇禎下令吳三桂入關前,為反駁吳三桂有降清之意的謠言,吳襄曾很肯定地說:“三桂忠孝,必不至此。”

從降李到乞兵的劇變

  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在與清軍抗戰的最前線寧遠,城內至今保存著祖氏兄弟在明帝批準下修建的雄偉石坊。上面“忠貞膽智”、“登壇駿烈”所贊頌的,正是在抗清前線與清軍死戰數十年,被俘降清,之后反清投明,最后再次在絕境中無可奈何就縛于清軍的祖氏兄弟。與祖氏兄弟相比,吳三桂顯示出更大的矛盾性。他曾冒死殺入清陣拯救父親 ,卻也能“沖冠一怒”而與父親的生命決裂;他曾在與剽悍的八旗兵作戰中贏得明清雙方贊頌,卻也會在決定兩國命運的決戰中拋棄恩師統帥全身而退;他曾在錦州城下用對清兵的戰斗來回應恩主加親戚的祖大壽來信招降,表現出在明王朝危難時刻對朝廷的忠誠。于是李自成試圖以政治方式招降吳三桂,曾“令諸將各發書招三桂”;在三月底攜帶四萬兩白銀前往山海關,賞賜已經14個月沒有軍餉的吳部;并再次派人“攜帶萬兩白銀和黃金千兩給吳三桂,并發書封侯”;同時令吳三桂父親吳襄寫信招降吳三桂。

  對李自成的招降,吳三桂曾高姿態表示:“都城失守,先帝賓天,三桂受國厚恩,益以死報國。”但他最后故意要問手下將領,“然非藉將士力不能以破敵,今將若之何?”在所有人都不敢表態的情況下,他不得不逼問下屬,“今闖王使至,其斬之乎,抑迎之乎?”當諸將在他帶著暗示和壓力的迫問下終于回答“今日死生惟將軍命”時,吳三桂終于決定“報使于自成,卷甲入朝”。這和崇禎不愿承担失地責任何其相似。

  吳三桂投降李自成,但還是全軍縞素為崇禎舉哀。他的這一舉動又補給自己一筆。吳三桂在投降李自成后,按說已經進行了一輪政治抉擇。但戲劇性的是,又出現了劉忠敏搶劫陳圓圓的變數。李治亭認為,陳圓圓對于吳三桂決策的改變,同樣不容被歷史忽視。在將山海關交付李自成手下后前往北京途中,吳三桂得知父親吳襄被捕,反應起初是并不在意:“此脅我降爾,何患!”然而當得知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掠走后,終于咬牙切齒,“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見人耶!”當下立刻反軍攻克山海關,并復信吳襄,聲稱“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乎?”

  李治亭認為,吳梅村諷刺吳三桂為了一個女人而投降清朝,實在是忽視了對待一個女人態度的背后,是面對兩大陣營的政策問題。“反過來說,劉宗敏為了占有一個女人,不惜拷掠吳襄,而完全不顧及吳三桂,這不是自壞大事嗎?陳圓圓與吳三桂對于農民軍孰輕孰重,一目了然。所以劉宗敏占有圓圓,不能說只是一個女人的問題,恰恰相反,是一個重大策略的原則問題。”

  到底是吳三桂因一個女人投降了清朝,還是李自成、劉宗敏因一個女人而失去了到手的政權,誰自種了更大的悲劇和遺憾,實在一目了然。此前吳三桂多次受清朝勸降卻未同意,而吳三桂因陳圓圓反李,有人提出“借北兵(清兵)進關,共殲‘李賊’”。《平西王吳三桂傳》記載吳三桂在清兵統一全國后對當時決策的回憶:“正值闖賊構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然而事實上,他未能全力救君,也放棄李自成的和解而導致父親和全家被殺,最終一心復仇,終與陳圓圓團圓。

從乞兵到降清的轉折

  1644年4月15日,清攝政王多爾袞接到吳三桂的書信,信中請求“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脅、西脅,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土以酬,不敢食言。”信中,吳三桂仍以“亡國孤臣”名義,懇請清朝出兵助他復仇,再圖明朝“中興”。吳三桂在信中稱清為北朝,自稱南朝,儼然以明朝代言人的身份與清朝商討,頗似申包胥借秦兵復楚。晚明曲壇被稱為“傳情家第一手”的劇作家和戲曲理論家孟稱舜曾創作《二胥記》,借春秋時伍子胥因父兄遭楚平王殺害而借吳兵滅楚復仇,以及申包胥忠君愛國借秦兵復楚的故事,歌頌忠孝真情。當時有文化名士夏允彝在《幸存錄》中稱,吳三桂借清兵,猶如“包胥復楚”,并稱吳三桂“借東夷,而東夷遂吞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不幸爾!”

  在與清軍結盟后,吳三桂在多爾袞要求下,為“乞師”不惜“剃發無恨”,成為明朝最后一個投降清的重要將領,也是清入關時第一個投降的將領。李治亭認為,吳三桂在明亡之初的確并無降清念頭。事實上,多爾袞收到吳三桂書信后,立刻復書,再次以清朝一貫對吳三桂的招降態度表示:“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福貴,如河山之永也。”吳三桂在回信中仍未對是否“來歸”有任何明確表示,只是模糊表示,若得民心與財土,“何事不成”。

  史料佐證,明亡后數年內,雖然也有親歷甲申之變的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中斥責吳三桂“西不能討賊,東不能守關,有何功言?”但《諛聞續筆》曾記載吳三桂請求多爾袞“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宮(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為界,通南北好”。顯示出他復明的確存在真誠性。而此后他在討清的檄文中指責多爾袞“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居燕都,竊我先朝神器”,清朝官方對此不敢正面回答,更顯示吳三桂當年與清朝的盟約并非子虛烏有。然而在山海關之戰擊敗李自成后,多爾袞以順治皇帝名義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并令吳三桂以下各將領和吳軍全部剃發,這標志著吳三桂已經徹底投降清朝。身為明將多年不接受清朝招降的吳三桂,于是迅速完成了從降李到反李,從借兵到降清的復雜過程。

弒君: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

  李治亭認為,吳三桂被人唾棄所謂“反復無常,見利忘義”,更多來自于明亡后他的作為。

  吳三桂消滅李自成起義軍后,南明朝廷不知他已經投降清朝,有人甚至稱贊他“克復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拿他和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和李光弼相比。南明弘光政權皇帝還稱贊吳三桂“雪恥除兇,功在社稷”,并封他為薊國公,派專人將五萬兩白銀的賞賜從海路運送給他。《明季南略》記載,南明弘光政權上層如此加封吳三桂,而“舉朝皆知吳三桂無心本朝,而奸黨故欲崇之,已寓賣國之意矣”。果然,吳三桂在接到南明使團的信件和冊封文書后,不啟封原件交給了攝政王多爾袞。不但如此,吳三桂還對南明使團的到來表示“清朝法令甚嚴,恐致嫌疑,不敢出見”,并謝絕了南明政權的一切賞賜。不過此時的吳三桂表示對南明“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遺”,甚至在多鐸消滅南明弘光政權后,還在清朝為崇禎修陵墓時主動捐銀一千兩,表示不忘故主。

  然而吳三桂最終在對南明政權的追剿中卻窮追不舍。清朝官書《清世祖實錄》和《清史稿》等諸多文獻都記載了吳三桂在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奏順治皇帝,要求消滅永歷皇帝的奏章,并提出所謂不滅永歷,有所謂“三患二難”。當年“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遺”的話此時早已被他拋在腦后。征途中,吳三桂收到朱元璋第十三代孫、永歷皇帝的親筆信,指責他“抑或封王錫爵之后,猶欲殲仆以邀功”,“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仆之一人乎?”永歷帝那封信里的話,最終竟成了吳三桂命運的預言:"將軍自以為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覺其薄”,“奕祀而后,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乎?”

削藩和叛清:反復無常的悲劇

  后來的乾隆皇帝對吳三桂極力要求入緬甸消滅永歷皇帝的目的評價說,吳三桂堅決要求消滅永歷皇帝,無論是招降緬甸、攻擊李定國還是招降白文選,都是出自他的策劃。但是他的策劃哪里是為我們國家考慮!……“彼之為宣力,皆所以自為也!”

  “三藩之亂”平定后,有人在云南楚雄題詩詠談,所謂“擒人即是人擒路”。在吳三桂等三藩日益坐大時,康熙皇帝卻開始削藩。這從根本上傷害了為清朝賣命一生的吳三桂及其勢力的利益。對于削藩的方式,年輕的康熙皇帝堅持認為:“吳、尚等蓄彼兇謀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養癰成患,何以善后?況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可也。”

  李治亭認為,康熙將尚可喜當作兇謀毫無根據,實際上,尚可喜至死未背叛清朝,而康熙懷疑吳三桂早有異心也缺乏根據。吳三桂雖然看重自身利益,但反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于滿族統治者對于擁有實力的漢族異姓王有畏懼心理,并由于康熙撤藩措施不當而直接導致。《平滇始末》記載,吳三桂侄子和女婿對康熙撤藩的直接反應是,如果順從朝廷撤藩的命令,“就遷于遼東,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們只能引頸受戮!不如舉兵,父子可保全!”可見吳三桂再次反叛清朝,并非完全是野心使然,更多乃是對康熙撤藩政策和手段的絕望。

  1681年吳三桂叛軍被全部肅清后,吳三桂的子孫后代最終被徹底殺光。在戰爭中,康熙為了分化瓦解吳三桂盟軍,曾經多次以詔書形式明確表示赦免一切歸順的前吳三桂部下和盟友。但在吳三桂實力被徹底消滅后,這些人中的骨干又被康熙羅織各種罪名清除。在李治亭的采訪調查中,今天吳三桂部下的后裔仍然說:祖上早已傳話,當年凡是副將以上的將領都被殺頭。這與清史的官方記載完全吻合。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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