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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老之學到儒學復興  ——對漢初學術思潮的思考
從黃老之學到儒學復興  ——對漢初學術思潮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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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初六七十年,是封建地主階級在全國的統治地位由確立到逐漸鞏固的時期。無論在政治經濟方面,抑或在思想文化領域,其統治地位都日趨鞏固。然而,政權的鞏固過程,同時也是個痛苦的斗爭過程。這種斗爭,表現在政治上,就是中央集權同地方諸侯王之間的斗爭;表現在經濟上,就是豪強地主的兼并與中小地主反兼并的斗爭;表現在思想文化上,則是從黃老之學發展到儒學復興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彼此之間力量的消長。本文擬對漢初思想文化領域“儒道互絀”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統治政策的調整作些探討。
      一、漢初“無為而治”與“師異道,人異論”
  公元前206年,以劉邦為首的軍事集團,利用秦末農民大起義的巨大威力,推翻了秦王朝的殘暴統治,建立了西漢王朝。然而,以劉邦為首的漢初統治集團面臨著的卻是經濟凋蔽、社會破敗的非常形勢。由于秦王朝的殘酷剝削和秦末漢初連年不斷的戰爭破壞,使得人口大量死亡,“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才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①因糧谷奇缺,致使谷價騰貴,“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②戰爭最激烈的滎陽和關中一帶,饑荒更為嚴重,斛(石)米竟值萬錢“齊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③。社會凋蔽的嚴峻形勢給新建立的西漢封建政權蒙上了一層陰影。政治上的無上權威與經濟上的極端貧弱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迫使漢初統治者迅速尋找對策,以恢復殘破不堪的社會經濟,穩定封建的統治秩序。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漢初統治者終于找到了新的對策,這就是,把道家的“黃老之學”作為根本的指導思想,把“清靜無為”作為基本國策。所謂“清靜無為”,從根本上說乃是另一種形式的“有為”,是以退為進。漢初統治者采用這種政策顯然是秦末農民戰爭的成果在統治政策中的折現,是階級斗爭推動歷史發展的特定表現形式。
  漢初六七十年間,歷代統治者都毫無例外地實行了“無為而治”的政策。而起著關鍵作用的人物則有兩個:一個是曹參,另一個是竇太后。曹參首先實施了這種政策。他相齊九年,一遵黃老之學,堅信“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④,結果齊國大治。后來,他繼蕭何做了丞相,便把在齊國行之有效的“無為而治”政策推行到了全國。司馬遷在《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言道:“(曹)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后,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漢文帝的皇后竇氏是漢初統治集團中尊崇和提倡“黃老之術”的另一個代表。他在文帝朝做了二十三年皇后,景帝朝做了十六年皇太后,還在武帝朝做了六年太皇太后。她篤信“黃老之術”,把道家的無為政治整整提倡并實施了45年,直到她去世為止。
  由于漢初實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就使得先秦以來各種學術思潮故態復萌,重新復蘇。這樣,漢初的意識形態領域內便呈現出一派斑駁陸離的復雜情景。道家的“黃老之術”是當時的根本指導思想,最受朝廷青睞和重視;其次是儒學,西漢建立以后,這批人也漸漸集結起來。由于剛剛確立統治地位的漢家朝廷需要“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⑤,所以一些儒家學者也就逐漸躋身于統治階級的行列。其余諸子各家的活動,在漢初亦余緒未絕。淮南王劉安招納“賓客”所撰著的《淮南子》,陰陽家言所在多有;“孝文本好刑名之言”⑥,說明法家也很活躍:“酈生因言六國縱橫”,表明縱橫家也未匿跡。這些諸子學說余緒的存在,使得漢初學術思想領域呈現出“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⑦的混亂局面。
      二、“儒道互絀”形勢的出現
  漢初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儒道互絀”形勢是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先披露出來的。他在《儒林列傳》中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司馬遷所說的“世”,確切地說應當是漢文帝以后。漢高祖時,儒學尚處在重新積聚力量階段,還無力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即“黃老之學”進行抗衡。只是到了陸賈、賈誼等人登上政治舞臺,儒學以新的姿態出現之后,才真正揭開了“儒道互絀”斗爭的序幕。
  關于當時“儒道互絀”的具體情況,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記載了兩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一個發生于景帝在位期間,表現在倡導儒家學說的轅固生與道家的推崇者竇太后的沖突;另一個發生在武帝初年,表現為儒家申公同竇太后的矛盾。在沖突中,儒生們把道家學說貶得一錢不值,而道家的衛道士則欲置儒士于死地而后快。斗爭的尖銳性和激烈程度,于此可見一斑。
  緣何文景以后至武帝初年,會出現“儒道互絀”的形勢呢?筆者以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道家學說在漢初所以倍受青睞。并被確定為統治思想,是形勢使然。換言之,這是漢初統治者因時制宜,是一種權宜之計。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黃老之學所主張的“無為而治”,決非長期維護封建統治最有效的方術。隨著時間的推移,封建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封建統治者必然要加強對整個社會的控制,也就是說,“無為”政治必然要被“有為”政治所取代。這種“有為”政治是什么呢?漢初統治者經過反復對比、考察。逐漸看中了儒家學說。主張儒家學說的轅固生被竇太后打下去后,武帝登基后又把他提起來,就清楚地表明當時統治階級對儒道兩種學說的輕重取舍。
  另一方面,從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來看,在漢初,中央集權與地方諸侯王兩大勢力的斗爭貫串始終。漢初推行的“無為”政治,雖然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但同時也使諸侯王的離心力增大。一些諸侯王看到“無為而治”的放任政策對發展自己勢力有利,便拼命加以鼓吹,有的諸侯王,如淮南王劉安,甚至不惜重金廣攬天下人才,編輯著作。為這種政策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他“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⑧,為其著書立說,成就了一部由“內”、“中”、“外”三部分組成的《淮南子》(或稱《淮南鴻烈》)。這是一部集數十年流行的黃老學說之大成的道學著作。地方諸侯王推崇道家學說,是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麻痹中央政府,同時也是為了同日益得勢的儒家學說相對抗。正是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文景以降以至武帝即位之初,在思想領域便出現了“儒道互絀”的斗爭形勢。
      三、漢初儒學復興的歷史進程
  可以這樣認為,在漢初儒道兩家的斗爭中,儒家的地位日趨上升,道家則逐漸下降。道家無為而治的學說有其明顯的弱點,其地位日趨下降是預料之中的事。但儒家的地位緣何能不斷上升呢?我以為,這與儒家內部的改造和復興的進程是有很大關系的。
  漢初的儒家,我們可以拿叔孫通、陸賈、賈誼三人作代表。他們三人都不同程度地為儒家學說的改造和復興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叔孫通在秦朝做過待詔博士,降漢后,劉邦拜他為博士。他對儒學復興的貢獻,在于他帶出了一批弟子,并且為漢家王朝制定了一整套朝儀。他所制定的朝儀和宗廟禮儀,其時就是運用儒家的禮儀,同時雜以秦朝舊制,為建立漢王朝至高無上的權威服務,在儒學發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漢初統治者注意到,在知識分子中還有那么一批儒士,他們精通文史和歷代統治方術,可以為自己的統治效力。這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儒學在漢朝最高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陸賈是漢初儒學的先驅。他熟悉儒學,機智善辯,經常在高祖面前稱說《詩》、《書》。高祖起初瞧不起儒生,后來在陸賈的勸說和影響下,對儒生改變了看法,對儒生們所學的《詩》、《書》以及他們所總結的歷史經驗也“稱善”了。這在態度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藏)書律”,政府鼓勵民間獻書。一些諸侯王,如河間獻王劉德也大加倡導。這種訪求天下遺書之風,跟前此漢高祖對儒生態度的改變顯然有著直接的關系。
  陸賈標榜儒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在贊成無為政治的前提下,給“無為”以新的解釋。他認為,所謂“無為”,就是要用儒家的“仁義”思想治理天下,要一反秦代的嚴刑峻法,而代之以德教化民。在《新語·無為》篇中,他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無為者,乃有為也。”他反對把“無為”解釋為“無所作為”,而主張把它視作“有為”的特定表現形式。以“仁義”作為“有為”的根本。在《新語·道基》篇中,陸賈把“行仁義”作為儒家學說的根本,并以此解釋“無為”,其真正用意就在于企圖把“無為”納入儒家學說的軌道。在當時“儒道互納”,道強儒弱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這不失為一種聰明而有效的斗爭策略。
  如果說陸賈是漢初儒學的先驅者,那么稍后的賈誼則是漢初儒學的巨子,是董仲舒之前雄冠一時的大學者。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賈誼因時制宜地對儒學進行闡述,漢武帝時儒家要堂而皇之地登上“獨尊”的寶座是不可想象的。
  自荀卿以來,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政治主張和利益的新儒學在學術思想上有兩個突出的表現:一個是對早期儒家思想進行了總結,繼承了有用的成份,揚棄了不合時宜的內容;一是對其他學派采取了綜合的態度,從它們理論體系中吸取了有益的東西。這種方法,從戰國后期開始,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一種無法遏止的潮流。賈誼也順應了這個潮流,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但對其他學派,尤其是對法家和道家,也是采取了兼容并蓄的綜合態度。
  首先,他主張要立制度。所謂立制度,就是要建立正常的統治秩序,用賈誼的話說,就是要“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眾信上而不疑惑”⑨;在《瑰瑋》篇中,他主張“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有《禮》篇中,他端出《國風·召南·騶虞》等篇章以為佐證,說明歷代明君圣主無不主張“尊卑大小,強弱有位。”賈誼奏立的制度,正是建立在這種“別”字基礎之上的。
  其次,他提出必須定一尊。賈誼所倡導的定一尊,就是主張中央集權,反對地方分權。在儒家的著述中,無論是《春秋》,還是《詩經》,無不包含“尊王”的思想。賈誼生活的時代地方諸侯王勢力已經膨脹到非常嚴重的地步,正如他所描繪的那樣,“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⑩。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儒家經典中有關“定一尊”的觀點加以闡發是不難理解的。如何定一尊?他在《治安策》中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具體策略。他認為,“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天下也就可以過上安樂日子了。
  第三是恤下民。賈誼很注意研究歷史,在民眾觀上,他繼承了先秦孟子“民為貴”(11)的重民思想,提出:“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12)不但如此,他還進一步提出:“國以民為安危”。他說:“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13)然則怎樣才能恤下民呢?賈誼的答案是“安之而已矣!”在《過秦論》中,他以秦亡為鑒,對“安民”作了詳盡的解釋。
  最后,賈誼認為還應重教育。他根據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說,主張把教育視為立身處世之要道而加以提倡。他不僅重視一般人的教育,而且格外重視“太子”的教育。他說:“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14)認為只要把太子教育好了,天下就有了希望。
  賈誼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他面對現實,從理論上闡發了儒家學說的基本思想,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他勇于實踐,在刀光劍影中進行斗爭。最能體現這一性格的是他同地方諸侯王分權勢力之間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他嘔心瀝血,耗費了大量精力,終于在33歲時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總之,從漢初學術思潮的變化看,儒學和黃老之學相比較,前者更帶有根本性,而后者卻只反映了在幾百年的戰亂之后,人們普遍渴求社會安定,以便休養生息的現實情況。因此,它只具有暫時的性質。由于恢復經濟、休養生息的迫切性,黃老之學就被暫時突出出來。但黃老之學所宣揚的清靜無為的統治術實施的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社會弊端,因而它不可能長久地持續下去,它最終在漢武帝即位后被儒家學說所取代。
  注釋:
  ①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② 《漢書·食貨志上》。
  ③ 《史記·平準書》。
  ④ 《漢書·蕭何曹參傳》。
  ⑤⑩《漢書·賈誼傳》。
  ⑥ 《史記·儒林傳序》。
  ⑦ 董仲舒:《舉賢良對策》。
  ⑧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⑨ 《新書·俗激》。以下凡引自《新書》,只注篇名。
  (11)《孟子·盡心篇》。
  (12)《新書·禮》。
  (13)(14)《新書·大政上》。
                 〔責任編輯 高維垣〕
  
  
  
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專學報社科版018-021B5中國哲學史梁向明19951995 作者:寧夏教育學院·銀川師專學報社科版018-021B5中國哲學史梁向明19951995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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