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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憂患意識與歷代中國知識分子
儒家憂患意識與歷代中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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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千百年來維系國家民族發展與前途命運的一種文化意識,屬于倫理道德范疇,也屬于治國安民的政治范疇。弘揚這一傳統文化,對于促進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試圖對儒家的憂患意識及其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患民的種種形態、進步意義、歷史局限以及它在當代社會的表現,作一些初步梳理,并權衡其利弊得失。
  一、憂患意識的歷史淵源
  “憂患”一詞最早見于《周易·系辭下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yǒu@①里,演《周易》;孔子@②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其所謂憂患,大致包括憂己患名、憂生患命、憂道患志和憂國患民等幾個方面,或表現為對自己不幸命運的喟嘆,或展示出對有限生命與無限宇宙之懸殊、矛盾的感慨,或為追求理想的人生模式不可得而哀傷,或為國家民族的危亡、人民群眾的苦難而耽憂或苦斗。這都是對人生的探索,標志著人格力量的覺醒。其中當然以“憂國患民”價值最高,影響特別深廣。它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儒家的“憂患意識”孕育于春秋時代,其代表人物是當時的大知識分子孔子和孟子。孔、孟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仁”是一種道德觀念和品質,“禮”則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和倫理規范。孔子解釋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仁是禮的精神支柱,禮則是實現仁的有效保證,二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孟子發展這種學說,提出“以德王天下”的政治主張。他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又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確立了民為邦本的思想。在此基礎上,孟子進一步提出:“(一個國家)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孟子·舜發于畎畝這中》)孟子告誡統治者:“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由此不難看出,孟子的憂患思想是很強烈的。總之,孔、孟都希望看到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的穩定而有秩序的社會,担心的是出現“禮崩樂壞”、百姓動蕩不安的局面,孔、孟思想中的憂患意識是顯而易見的。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大同世界”以禮義為紀,各司其職,團結互助,和睦相處,是儒家所向往的理想社會。歷代仁人君子憂國患民,就是為了實現這種社會理想。它激勵著中國世世代代的知識分子,為此而終生奮斗不息。司馬遷所歌頌的“發憤之所為作”的圣賢先哲,魯迅所贊揚的那種“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都是這方面的楷模。
  春秋戰國時代,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代,封建宗法制已逐步確立。因而,儒家的憂患意識與這種宗法社會關系極為密切。“國家”二字濃縮了“國”和“家”的關系:一個家族和家庭是國家的縮影,一個國家是家族和家庭的擴大,家國同構,身、家、族、國融為一體。憂國患民必然注入這種血緣因素,它既是一種動力,又是一種累贅。孔子強調:“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汛愛眾而親仁”;“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學而》),“孝慈則忠”(《論語·為政》),忠孝一統,族權與政權一致。儒家正是利用這種血緣、倫理情感,依靠宗法社會關系,以構筑其仁學體系。倒過來,則更強化了封建宗法社會。因而,儒家的憂患意識常常與人格悲劇聯系在一起,勢必潛伏著不可逆轉的精神危機,導致無數先賢的命運不幸,行程坎坷,演奏出一曲曲歷史的悲歌與壯歌。
  二、“憂國患民”與忠君報國
  由于封建宗法制的家國同構,憂國患民必然與忠君報國聯結在一起。君王是天之驕子,至高無上,擁有絕對權威,是國家的主宰,社稷的象征。被神化了的君權,帶來儒士的愚忠和百姓的迷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憂患的自由成了“他由”,主動變成了被動,從而使許多志士仁人的愛國壯舉演成一幕幕悲劇。
  這類事情,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屢見不鮮,特別在多事之秋,在祖國危亡的關頭。憂國患民本來是一種崇高的道德風范,具有偉大的政治目標和無私的獻身精神,但是在舊時代卻始終滲透著忠君思想,帶著濃厚的悲劇色彩。屈原“哀民生之多艱”,“恐皇輿之敗績”,為了挽救楚國免于滅亡,他冒死忠諫,與投降派進行頑強的斗爭。然而,昏聵的楚懷王不但沒有采納忠言,反而將他流放到洞庭湖一帶。屈原壯志未酬,又眼看郢都陷落,百姓涂炭,悲憤交加,乃自沉汨羅。他留給后世的是滿腔忠憤,一曲悲歌。岳飛壯懷激烈,精忠報國,在《滿江紅》一詞中立下誓言:“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決心“踏破賀蘭山”,“收拾舊山河”;可是面對奸賊與皇上的十二道金牌,明知是陷井,卻服服帖帖地聽命,終致遇害。可謂慷慨悲壯,飲恨千古!
  歷史上還有許多有識之士,既有學問又有才干,效忠祖國,體察民情,但卻不被重用,或屢遭貶謫,一生坎坷,壯志難酬。司馬遷、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辛棄疾、陸游……莫不如此。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誣而受宮刑,發憤著書,完成一部《史記》,成了史家絕唱,但在政治上卻一直失意,未能展其宏圖。李白被權貴排斥,又因永王一案受累而遭流放,雖中途遇赦卻難再展壯志,終至病逝他鄉。蘇東坡因黨爭獲咎,始被下獄,后被貶官。盡管他每到一處都造福于民,興修水利,拯救災荒,頗富政績,但因舊賬未了,一貶再貶。辛棄疾一生堅持抗金,敢于為民請命,曾親率五十騎闖入擁有五萬重兵的敵營,活捉叛賊張安國。正當用人抗敵之際,他偏被閑置一旁,報國無門,憂郁致死。……這類事例舉不勝舉。總之,歷史上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或因直言而招禍,或因愚忠而冤死,或為耿直而遭妒,或遇昏君志難伸,大多難以擺脫悲劇的命運。
  本來,國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難是憂患的根本原因。可是由于受封建宗法統治的束縛,人們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賢主身上,篤信忠君就是報國,報國必須忠君;即使遇到昏庸殘暴的皇帝,也不能不以忠求全,從人格的扭曲走向毀滅。歷史上圣君明主固然有之,但更多的封建帝王并不以國家利益為重,不以人民利益為本,于是形成昏暗的現實與志士憂患意識的尖銳沖突。這種沖突往往不可調和,憂患越深,沖突益烈,因此必然導致一幕幕悲劇的重演,一曲曲哀歌從屈原唱到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張學良、楊虎城……如果說宗法制度,家長統治是這種人格悲劇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憂患意識便是其心理基礎。由此而來,這類人格悲劇的扮演者總是自覺的、心甘情愿的,當事者具有深層的痛苦體驗。屈原為了挽救楚國的危亡,奔走呼號,“雖九死其尤未悔”,洞庭湖濱,湘江河畔,莫不灑下他悲憤的血淚;諸葛亮為了復興漢室,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出謀劃策,鞠躬盡瘁,但因后主無能,“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林則徐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力排眾議,虎門禁煙,頑強抗英,只落得罷官還鄉,遺恨終生;張學良反對內戰,促蔣抗日,發動舉世聞名的“西安事變”,卻被軟禁終生,永遠地失去了自由……
  從以上史實中不難看出,志士仁人們憂國憂民,一心報效祖國的精神與忠君思想是融為一體的。他們越是不被信任,遭受打擊排斥乃至摧殘迫害,反而越加執著忠誠;越是達不到憂患目的,越更熱烈地追求。有時候甚至不顧實際效果,只求一身正氣,一世清名。所以,屈原被流放后仍念念不忘“恐皇輿之敗績”;岳飛統帥重兵在前線殺敵,卻應詔而歸,屈死風波亭,終其生而無悔;年逾百歲的張學良還說,他用兵諫迫蔣抗日的目的達到后,甘愿以死謝“罪”,所以軟禁五十多年竟沒有怨恨。這種自覺的悲劇選擇,實際上已經成為自在選擇,千年的文化積淀鑄就了這一傳統模式,一直影響著子孫后代,流傳到如今。新中國成立17年后爆發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民族的災難,便特具這種悲劇意味。林彪、“四人幫”別有用心地制造的造神運動把八億人民卷進一場人為的“階級斗爭”和內部廝殺,弄得民窮財盡,瀕于崩潰。“史無前例”的民族浩劫留給后世的是無限的感慨與無盡的反思。憂患固然是人格的自覺,可一旦與宗法制,與忠君、神化等聯系在一起,人的主體性就會被抹煞從而被動受制,演成慘痛的歷史悲劇。
  三、憂患的變態——走向解脫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憂患具有激勵作用,可以促人發憤有為,忘我獻身。當憂患的目的難以實現時,又常常伴隨著深切的痛苦體驗,郁結難解,煎熬倍增。所以,當憂患得不到申張,理想、正義遭受挫折時,有的人便由憂患走向自我解脫。這是憂國患民的變態反映。把抑郁轉向某種悖離的變相選擇,表面上似乎已擺脫或超越了憂患,實際上并沒有擺脫,也不可能超越,只不過顯示了一種人格價值,求得心理上的某種平衡而已。
  一種表現是魏晉時期“竹林七賢”式的。他們不與統治者合作,放縱不羈,把憂患消融于醉酒煉丹之中。阮籍和嵇康可說是這一派的主要代表。阮籍處于魏晉政權更迭的時代,上層統治者內部斗爭尖銳復雜,名士常遭迫害,很難保全。面對腐敗黑暗的政治,他深為不滿,但又無力抗衡,只好采取消極反抗的態度。崇尚老莊,借酒澆愁,醉酒佯狂,實際上內心隱藏著深深的痛苦。《晉書·阮籍傳》就有關于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的記載。濟世之志完全被扭曲,那種難耐的痛苦和憤懣只是在詩歌里才得到隱約曲折的發泄:“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均見《詠懷詩》)他就是這樣在痛苦中消極對抗司馬氏的暴政,保持著名士的人格。嵇康的處境與阮籍相同,他一面清心寡欲,一面卻剛腸嫉惡,對現實采取了激烈的反抗態度。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對摯友山濤被迫應詔表示不可容忍,更對司馬政權的殘暴統治表示極大的輕蔑,終致招來殺身之禍。他們的行徑看似荒誕,實際上并非不可理解。
  另一種表現是陶淵明式的。陶淵明因為看透了官場腐敗,不為五斗米折腰,于是遠離政治,退隱山林,以田園為樂,在清靜自然中求得和諧。《歸去來兮辭》表白得十分清楚:“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徨徨欲何之?”但是他既有恬淡輕松的一面,也有憤然怒目的一面;既描繪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怡然自得,又抒寫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反抗意志,表明其內心深處仍然是不平靜的。隱居應該也是一種對抗,在黑暗政治下,潔身自好,用退隱以保全人格,雖于憂患實質無補,但卻比同流合污之輩高出許多,也應屬于彎而不屈的那種類型。
  再有一種表現是辛棄疾、陸游式的。他們或用回顧英雄業績、緬懷過去以寄托雄心壯志,或在幻境中描繪理想抱負,一舒胸中塊壘,都深得后人景仰。辛棄疾曾滿懷豪情壯志,誓死抗金,并參加了抗金起義的農民隊伍。他代表起義軍準備聯合南宋王朝共同抗敵,但起義軍被投降派扼殺,他被留在南方任一點閑職,故感嘆自己成了“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報國之心無人理解,抑郁終日,轉眼老之將至,一腔悲憤,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得到淋漓盡至的抒發。“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是緬懷歷史,更是寄托壯心。
  陸游自幼就受到父輩愛國思想的熏陶,從政后力主北伐抗金,卻多次蒙受政治打擊,雖曾一度協助王炎、范成大參與軍務,但離蜀后又一再遭到排擠,終不得志。他只有借詩歌以抒憂憤,常常在幻境中實現憂患的夢想:“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書憤》)“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這種深沉執著的悲劇心理表明,即使生前未能實現“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志愿,但此種氣慨至死也不稍減:“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書憤》)。陸游臨終時還盼望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拳拳之心浸透了憂患的血淚。
  以上幾種情形都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變態反應。這種明珠暗投,報國無門,被迫轉移,對于憂患者來說,完全是一種人格扭曲。然而,留得一身正氣,一世清白,則又是歷來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也是其崇高人格的體現。于是,他們的悲劇產生了普遍的價值和意義,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效應,人們可以從中得到很大的啟迪,吸取深刻的教訓。
  四、現代知識分子的憂患
  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這一文化傳統,同樣深深地烙印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上,現實社會又賦予它嶄新的意義,體現了鮮明的時代色彩。這里既有繼承和弘揚,又有批判和變革。魯迅、郭沫若、胡風、巴金等,都帶著各自的時代特點,體現出現代知識分子的內涵深廣的憂患精神。
  魯迅的一生充分體現了對國家民族和下層勞動人民的深切憂患。他出生在滿清末年,正是國內政治空前腐敗,帝國主義大肆入侵,民族災難無比深重的年代。魯迅先學兵工,后習醫學,最終改而從文,都是為了挽救危亡,喚醒民眾。青年時代作《自題小像》詩云:“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àn@③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他滿腔熱情地迎接辛亥革命,投入“五四”運動。革命退潮后,雖也一度走向孤獨彷徨,可是并沒有絕望,而是在血雨腥風中不斷探索,終于走上了戰斗的道路。“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左聯五作家遇害,丁玲被捕,楊杏佛被殺……,四周布滿羅網,到處刀叢劍樹,但他卻不惜用生命面對槍口和屠刀,與黑暗、殘暴、專制主義和法西斯恐怖作頑強的斗爭。這正是對傳統憂患意識的繼承,更是對它的超越,進入了現代知識分子憂患的最高境界。悲劇雖然依舊存在,但更富于崇高感和豪壯感,而且擺脫了被動受制的局面,充分顯示了現代人的自主意識,顯示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硬骨頭精神。魯迅追求光明,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奮斗終生,置個人生死榮辱于不顧,可謂大義凜然,氣壯山河!魯迅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民族魂”,他前進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
  郭沫若也是生在內憂外患特別嚴重的年代,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對舊制度具有叛逆精神。組織“創造社”,參加北伐、南昌起義,為國家民族獻身,義無反顧,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猖狂地發動侵略戰爭時,他毅然返回祖國投入反侵略斗爭。“北地已聞新鬼哭,南街猶聽舊京聲。”“四十六年余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歸國雜吟》)慷慨赴戰,誓死報國,充分表現了炎黃子孫的一片赤誠之心。他奔走呼號,堅持抗戰,寫下許多作品借古諷今,抨擊投降派。《屈原》等著名的歷史劇轟動一時,激勵無數觀眾和讀者,憂患之思化作了警鐘長鳴。新中國成立后,他把這種憂患全部轉化為建設熱情,在各項工作中竭盡全力。但同時也放棄了自主意識,一切緊跟,從批判俞平伯、胡風“反革命集團”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帶著極大的盲從。郭沫若晚年的悲劇近似于那種被動受制的人格悲劇,值得深長思之。
  胡風自青年時代起就對災難深重的祖國和人民懷著深切的憂患,三十年代與魯迅一起投入戰斗,揭露社會黑暗,成了魯迅的忠實學生。抗日戰爭爆發,即積極為民族解放而奔走,寫詩文,辦刊物,堅持抗戰。他在文藝問題上勇于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雖遭到誤解、排斥,仍不屈從附和。解放后直率地對文藝政策及文藝工作中的問題提出建議和批評,“三十萬言書”集中地表現了他的誠意和坦蕩心懷。然而,胡風和整個“七月派”都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他作為這個“集團”的首領被監禁達二十多年。可貴的是,無論怎樣困難,即使面臨死亡的威脅,他的信仰和意志都不曾動搖。他多次地談到過魯迅精神,其基點是對祖國人民虔誠的愛,對敵人和各種反動黑暗勢力強烈的恨,以及為爭取光明和人民解放而堅忍不拔地戰斗。“就是在冷靜的分析里面,也燃燒著愛憎的火焰。”(《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胡風正是魯迅精神的傳人。
  巴金的憂患意識是大家所熟知的。受“五四”思潮的影響,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勇敢沖出封建家庭赴法留學,一生都為反帝反封建、為爭取人民民主而戰斗。他的著名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飽含奴隸們的血淚,憤怒地控訴了封建統治的罪惡,揭露了它的黑暗、腐朽和必然沒落。他的全部創作都閃耀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是世界上最誠實、最坦率、感情最真摯的這類作家,不說假話,不會掩飾,有一顆水晶般透明的心。因此,他的憂患越深,痛苦也越深。《隨想錄》是其晚年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苦思和焦慮,表現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良知。巴金的風雨人生,可謂坎坷曲折,歷盡冰霜,但他始終不忘祖國人民,其憂患的中心是人民的疾苦、祖國的災難。憂患使他深深痛苦,但憂患也給了他敢于講真話的勇氣,《隨想錄》就是一部“講真話的書”。這又是一種新的超越。憂人民之所憂,憂國家民族之所憂,不回避矛盾,不文過飾非,不講假話、大話、空話而講真話,這正是中國最需要的知識分子,是魯迅所稱道的新時代的“中國的脊梁”!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的考驗和錘煉,許多人受到過這樣那樣的沖擊,有的幾乎陷入滅頂之災,但憂患之心不泯,仍埋頭苦干,為國家民族獻計獻策乃至于獻身,不計個人恩怨,不計榮辱得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品格。儒家傳統文化的精華是群體意識,國家大于個人,集體大于個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天下為公”等等思想都是這種群體思想的結晶。這與西方文化的尊重個體是不相同的。它的不足之處亦在于此。因為缺乏主體意識和獨立思考,就很容易盲從。加之宗法社會的長期影響,君王與社稷不分,勢必造成對君主的迷信和愚忠,這是過去許多人格悲劇的根源。
  時代前進了,但這類思想卻沒有得到徹底更新。許多知識分子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往往采取自我否定的方式,把自己全盤否定或痛罵一通,以為如此才能體現憂患意識,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其實那是對憂患意識、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扭曲和褻瀆。看來我們在繼承儒家憂患意識這一傳統時,必須把東方文化中的群體意識與西方文化中的主體意識結合起來,增強自主性,去掉盲目性。只有這樣,才能使憂國患民用得其所,體現出應有的積極的正面的價值。
  從古代儒家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乃是我們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這種精神使中華民族奮發圖強,不屈不撓,敢于犧牲,勇于獻身,始終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炎黃子孫應該發揚光大這種精神,使之傳布千秋萬代。同時,我們又必須增強現代意識,清除個人迷信,使憂國患民能真正化成為國為民、造福子孫的寶貴精神財富。新的社會的組織者、領導者則更應該充分理解、尊重知識分子的憂患之心,珍惜他們的愛國熱情,使他們真正成為振興中華的堅實力量。
  魯迅說得好:“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脊梁必有憂患,憂患推動歷史發展。如何使中華民族這一優秀文化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對我們的子孫后代永遠是一個重要課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上恙去心下久
    @②原字外戶內乙
    @③原字外門的繁體內音
  
  
  
重慶教育學院學報14~18G0文化研究劉揚烈/劉健芬20032003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憂患意識,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歷代中國知識分子有深遠影響。憂患意識在歷代知識分子身上有不同表現形態,從總體上考察,它雖有某些負面價值,甚至使許多人釀成悲劇,但正面的、積極的意義是主要的,它是鼓舞歷代志士仁人關注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并為之奮斗、犧牲的精神動力。繼承、弘揚傳統的憂患精神,必須增強現代意識,把東方文化的群體意識與西方文化的主體精神結合起來,使之真正成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儒家思想/憂患意識/知識分子/群體思想/現代意識西南師范大學新詩研究所,重慶北碚 400715/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重慶北碚 400715  劉揚烈(1935—),男,貴州松桃人,西南師范大學新詩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及魯迅研究。/劉健芬(1935—),女,重慶市人,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古代詩歌、小說,戲曲研究。 作者:重慶教育學院學報14~18G0文化研究劉揚烈/劉健芬20032003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憂患意識,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歷代中國知識分子有深遠影響。憂患意識在歷代知識分子身上有不同表現形態,從總體上考察,它雖有某些負面價值,甚至使許多人釀成悲劇,但正面的、積極的意義是主要的,它是鼓舞歷代志士仁人關注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并為之奮斗、犧牲的精神動力。繼承、弘揚傳統的憂患精神,必須增強現代意識,把東方文化的群體意識與西方文化的主體精神結合起來,使之真正成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儒家思想/憂患意識/知識分子/群體思想/現代意識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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