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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研究的力作  ——評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八卷
元史研究的力作  ——評白壽彝總主編、陳得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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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研究,各種史學著作層出不窮,史著的體裁也豐富多采。近年來,隨著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不僅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上有了更新和發展,史學新體裁的探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白壽彝先生嘗試的新綜合體體裁尤為史學界所重視。
  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七十年代開始致力于新綜合體的研究。他說:“回顧我國史書體裁發展的悠久的過程,深感到一種單一的體裁,決不足以反映我國歷史的豐富內容。我們應該發展綜合運用的優良傳統,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歷史。”(白壽彝:《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 頁)白先生把這種新綜合體運用于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編撰,為大型史書的體裁創新作了開創性的貢獻;包括韓儒林先生在內的許多著名史學家都力贊此舉。
  多卷本《中國通史》每卷由“序說”、“綜述”、“典志”和“傳記”四編組成。“序說”編置于卷首,說明基本資料、論述和總結前人和時人的研究成果、交代作者編撰意圖等;“綜述”編是對舊史“本紀”的革新,也是全書的主干,除敘述歷史發展的總象外,還反映研究對象時段范圍內最富特色的歷史內容;“典志”編設有地理、經濟、政治制度、軍事制度、社會生活、法律等門類,用于對歷史現象進行剖析;“傳記”編則為歷史上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等人物群像。這四個部分承担不同的專職,它們之間又相互聯系,相互補充而構成一個整體。較之以往的各種史書體裁,這種新綜合體博采眾長,融會貫通,具有更大的容納量和更系統的組織形式。
  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第八卷敘述的是元時期的歷史,其編撰工作開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南京成立了由陳得芝、黃時鑒、邱樹森、丁國范、姚大力等五位元史學者組成的編委會,他們多是倍受海內外學人稱道的由韓儒林先生主編的《元朝史》的主要執筆人。除編委會成員外,參加本卷編寫的其他各位作者,也都是在蒙元史、科技史及相關領域內素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在歷時十年的編撰過程中,各位作者多次與國內外同行進行交流和切磋,對自己撰寫的內容反復修改和補充;目前,這部“史料搜集得廣,考核精審,立論平實,可說功力相當深厚”(白壽彝“題記”)的斷代史著作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近一百二十萬字,分上下兩冊,序列多卷本《中國通史》第十三、十四冊。
  《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以下簡稱《元史卷》)“序說”編中,用近十七萬字的篇幅介紹了元史研究的國內外各種文字資料和自明朝以來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
  原始資料分散,且涉及十多種外文和民族語言,這是元史素稱難治、令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的重要原因。經過數代學人的努力,元史研究目前已跨上了新的臺階,研究隊伍日益擴大。每一位研究者都需要了解應當占有的資料以及當今研究的新成果,以便作出新的考慮和設計;《元史卷》“序說”編可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讀者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前三章是資料介紹。每一種資料都詳細介紹其編寫經過、內容、版本、譯本,并對其史料價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評估。被介紹的文獻材料中,有不少是以往我國治史者沒能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夠的,如亞美尼亞文資料、回鶻(畏兀)文官私文書、埃及的史書、敘利亞文史料、伊利汗國時期除三部蒙古通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薩甫史》)以外的歷史文獻,等等。
  元史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三十年代以來,以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為代表的老一輩元史學者之所以能把我國蒙元史和邊疆史地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不僅得力于他們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和科學方法,而且與他們了解和搜集國外研究狀況和研究成果密切相關。今后的元史研究要取得突破性進展,彌補存在的不足,更是不能故步自封,必須始終注意國內外的研究動態,借鑒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元史卷》“序說”編第四、五、六章介紹了明清以來的國內蒙元史研究情況,第七章介紹了國外的蒙元史研究。舉凡1995年以前國內外蒙元史學者及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專著、論文、考古發現、史料整理等,都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和評價,使讀者對蒙元史的研究史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元朝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歷史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其統治境域之廣大,民族之眾多,政治、經濟、文化之復雜多樣,都是前所未有的,這自然帶來許多應如何認識的問題。正如本卷“序說”編“編寫旨趣”所說:“如何評價蒙元時期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的地位,是需要結合史實,予以全面考慮的,單獨強調哪一個方面,都是不公平的。”(上冊,第243 頁)因而作者盡量避免就這些問題作繁瑣的論說和匆忙下結論,而著重于史實的辨析和歸納,力圖讓讀者通過較全面、充分和準確的史實考述得到恰當的認識。
  《元史卷》在“綜述”編中,基本按照時間順序,從蒙古興起、成吉思汗建國至元朝滅亡,對有元一代的歷史作了系統的闡述;元朝十三帝在位時期的重大事件、制度因革和政治利弊等,均可一目了然。特別是,元中期史歷來為元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近幾年來盡管出現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力作,但整體的描寫仍不盡如人意,好多通史性或斷代史論著把這段時期的歷史一帶而過;《元史卷》的作者在細心避免史實錯誤的前提下,憑著多年研究的基礎,對元中期的歷史補充了相當豐富的內容,而且在理論上作了精辟的闡述。文筆生動活潑,人物形象鮮明豐滿,讀者仿佛置身于那段史實的環境。可以說,《元史卷》中對元中期史的敘述達到了這一領域前所未有的水平。
  元時期西北宗藩雖具有半獨立或獨立的性質,但他們在名義上仍尊奉元朝皇帝為宗主,以“宗藩之國”自居。研究元史不應當缺了這一塊,然而多年來,除察合臺汗國的研究有重大開展外,有關欽察汗國、伊利汗國、窩闊臺汗國歷史的論文相當少見。《元史卷》中“西北宗藩”一章的執筆是“近年來研究元與中亞汗國關系的最活躍的學者”(蕭啟慶語)劉迎勝教授,本卷中這部分內容是他十多年深入研究的結果。作者綜合運用域內外各種史料,闡述了各汗國錯綜復雜的歷史以及與元和波斯等地區的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填補了這一領域內的許多空白。
  元時期內各少數民族的研究,多年來,除蒙古族、回回族研究比較充分外,其他的都還很不夠。《元史卷》“綜述”編“民族”一章中深入具體地記述了蒙古族、回回族、藏族、畏兀兒族的族源、歷史演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元朝對他們的管理等,此外對云南和東北地區的各少數民族也作了描述。是章縱橫相濟,內容充實,條理清晰,文筆簡明精煉。
  元朝宗教情況以及對外關系也是以往元史研究中的薄弱之處,《元史卷》“綜述”編“宗數的興盛”和“中外關系”兩章著力于填補這兩個領域內的一些空白和補充前人的論述中不夠深入的地方,如聶思脫里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摩尼教、濕婆教(印度教)、薩滿教等宗教在元朝的活動和影響以及元與緬、暹、羅斛、真臘、爪哇、南海諸國、非洲、阿拉伯半島、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這兩章廣征博引,用翔實的史料、豐富的史實,展現出元朝對各種宗教兼收并蓄的歷史面貌和有元一代鼎盛的對外關系的歷史畫卷。元朝色彩斑瀾的宗教民族文化得到充分描繪;比前代更為繁榮活躍的中外交通、海外貿易,特別是以往歷史上所沒有的與許多歐洲國家建立直接聯系的歷史事實得到確鑿的證明。
  《元史卷》“典志”編中,利用豐富的史料考證了元朝的土地、戶籍、賦役、漕運、鈔法、職官、軍事、投下分封、法律等制度,并對當時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以及禮俗等方面作了較全面的描述。
  以典章制度為核心敘述史實,是中國傳統史學著作中運用較多的一種編撰方式,如正史中的“志、三通、會要等。新綜合體充分繼承了這類體裁義例嚴整,考訂該治的長處。舉凡經濟結構、土地關系、政治制度、社會生活等分門別類,詳細說明各種典章制度的創立過程、演變情況和實施效果,力求真切地勾勒出更為廣闊的歷史真相。
  《元史卷》“典志”編包羅豐富而又脈絡分明,不少章節是在作者代表性論著基礎上寫成的。如“職官制度”源于作者發表在《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的論文《從大斷事官到中書省》, “軍事制度”源于作者專著《元代軍事史》,“運河與海運”源于《元代海運芻議》,等等。
  經濟基礎決定著一個時期歷史發展的規律和限度,只有準確把握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才能對當時的政治、軍事、制度、法律、文化等作出恰當的說明和合理的解釋。中國傳統史學很早就有了這樣的認識,《通典》以《食貨》門為先,把歷代社會的經濟結構放在典章制度的首要地位加以敘述。《元史卷》“典志”編前七章分門析目,全景式地刻畫了元朝的經濟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制度與地租”一章中,作者提出“在江南地區的一般官田和學田中,包佃制頗為流行”(上冊,第794頁)、“官田的兌佃完全合法化”(上冊,第750頁)的新觀點,這是封建土地租佃關系史研究的一個新成果。
  以往的元史學在元朝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經濟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是有成績的,但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比如,沒能從計量學上說明元朝社會生產力究竟達到了什么水平,沒能對元朝的生產技術進一步作出全面而非局部的估計,元朝畜牧業研究不夠深入,商業和市鎮究竟有何發展,元朝不同時期的戶口數量能否作出較準確的推測,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殊非易事,《元史卷》的作者在這些難啃的骨頭上很是下了功夫,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元朝為有效地鞏固統一和治理空前規模的多民族國家,不得不在各項政治制度上作出因時因地的適應性變化;加上蒙漢兩套政治體系長期并行,元朝的各項制度無一不打上深刻的時代烙印。不了解元朝政治制度中蒙古傳統和中原“漢法”二元混合的特色,將無法深入地研究元史。“典制”編八至十一章逐一考察了元朝的職官、軍事等重要制度,闡明了它們的沿革廢置和實際運行情況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委,讀者不難從行文中總結出它們的利弊得失。
  元朝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是元史研究中特別需要加以深入的一個領域。“典制”編第十二章在元朝的禮俗方面著墨較多,通過對元朝禮俗的五個主要方面,即祭祀、儀制、婚姻、喪葬和歲時節序的考察,分析了元朝禮俗的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禮俗的繼承和發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濃厚、鮮明的蒙古民族禮俗的因素”(上冊,第1018頁)。由于元朝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可資利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許多這方面的內容在《元史卷》中也沒能展開敘述,尚有待于歷史工作者的繼續探討。
  《元史卷》“傳記”編中,除詳細考察了元朝不同時期有代表性重要人物一百余人外,還用七個章節的篇幅系統介紹了元朝在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
  新綜合體在“傳記”編中以人物活動為線索來安排敘述史實,充分繼承紀傳體史書中“傳”部分“委曲細事”(《史通·二體》)、人物“區詳而易覽”(《文心雕龍·史傳》)的長處,這是新綜合體優于其他體裁的一個方面。注重長期不被人重視的科技史研究,是新綜合體又一個鮮明的特色。
  正史之一的《元史》被歷代學者非議最多的要算是它的“列傳”部分了。許多重要人物無傳;即使立傳,文字又多“陋劣”(《潛研堂文集·答問十》),且存在“一人作兩傳”、“重書年者”(《日知錄·元史》)的現象。《元史卷》的作者從利用文集、方志以及明清以來的研究成果等多種途徑,盡量準確、詳細地敘述了在元朝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一百多位人物的生平、個性以及他們活動于其中的時代背景。對照舊史“列傳”就可以發現,這部分內容在平實的敘述中包含了許多精細的考訂成績。
  前三章是黃金家族成員的傳記,主要為拖雷家族成員和元朝重要的幾位東西道諸王的畫像。四至六章考察的是蒙古國時期的軍政要員,包括建國元勛、宰輔和漢地世侯。七至十一章是全編最突出的部分,考察的是元前期世祖朝的軍政大臣,他們中有為元朝建國和維護統一立下汗馬功勞的漢人謀士、蒙古色目大臣、滅宋元勛以及阿合馬等理財人物。第十二章為元中期人物的傳記。受元中期史研究不足的限制,本章僅選擇了哈刺哈孫、李孟、鐵木迭兒、拜住和燕鐵木兒等五位人物作為研究對象。鑒于元中期近四十年歷史中,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爭奪和行“漢法”與反“漢法”的斗爭交織在一起的事實,應該說,還有不少其他人物值得評說的。不過,本章通過對所選擇的五位傳主的考察,基本上反映了這段時期政局的動蕩不安和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傾軋以及其它重大事件,如延yòu@①經理、至治新政等。十三、十四兩章則是影響元后期歷史命運的政界重要人物、擁有重兵的軍閥爭斗中的主角以及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十五至二十一章是元朝在科技文化各領域內作出特殊貢獻的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工程師、宗教界人士的群像,重點揭示了元朝文化的多民族特色。
  這一百多位傳主中,有些在《元史》有傳,但語焉不詳,《元史卷》對他們增加了許多內容;有些人物,如阿里不哥、拙赤、合撒兒、黃道婆、韓林兒等在《元史》中沒有立傳,《元史卷》則給了他們應有的地位。文史本不分家,優秀的史學著作同時極有文采。《元史卷》的多數傳主都給描繪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對他們的遭際和行為活動的分析鞭辟入理,一針見血。此外,在行文中還暗示了許多值得探索的有意思的課題。比如為李孟作傳,追溯了他的家世淵源,讀者是不是可以得到啟示:李孟的沙陀血統也許與他能充當兩種文化的中介角色有關?類似的例證很多,敏感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是很容易捕捉到這些線索或揭示的。
  “傳記”編第二十二至二十八章是元朝自然科學成就的介紹,這部分內容都出于科技史專家之筆。在論證元朝文化的多樣性和同前代相比有較大發展上,由科技史專家執筆顯然更具有說服力。
  誠然,由于元史研究總體水平的制約,許多空白點和弱項并未得到很好的解決,反映在這部《元史卷》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有些方面沒能展開外,還有不少領域幾乎沒有涉及。斷代史著作也不可能在每一個方面都達到單篇論文的深度,如元朝社會結構和知識分子心態問題在本書中就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闡述。本書中有些新觀點也還有進一步研究的余地,如認為忽必和莎余兒合勒有本質區別的見解等。
  此外,紀傳體體裁“前后屢出”(《史通·二體》)的不足本書中也未能很好地避免;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本書多少還有些參差不齊的現象。章節的安排不盡恰當,“傳記”編中傳主的選擇也不盡合理。令元史研究者最感頭疼的外來語譯名,由于沒辦法統一,最好能有個索引。瑕不掩瑜,盡管存在著上述不足,《中國通史·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仍不失為一部達到了當前元朝斷代史著作所能夠達到的高水平的史學著作。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礻加右
  
  
  
史學史研究1京18~21K23宋遼金元史屈文軍19981998 作者:史學史研究1京18~21K23宋遼金元史屈文軍19981998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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