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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后日美同盟關系的三大趨勢
冷戰后日美同盟關系的三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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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以美蘇對峙為基軸的兩極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世界進入多極化并重建國際新秩序的過渡時期。為適應世界形勢的重大變化,日美兩國如何繼承冷戰期間的最大遺產——同盟關系,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際戰略格局的未來走向。本文從冷戰后日美雙邊關系的調整實踐入手,指出日美同盟關系正呈現出“全球性”、“對稱性”與“沖突性”的三大發展趨勢。
   “全球性”日美同盟關系的初步探索
  冷戰期間的日美同盟關系是以蘇聯威脅為前提而存在的,形成了一種在政治、經濟、軍事及安全等各個領域密切合作的雙邊關系。90年代初期,日美兩國在對外失去主要對手、對內彼此矛盾加深的情況下,面臨著決定同盟命運的歷史抉擇。日美同盟關系向何處去?對此日美兩國政府都認識到,同盟關系必須適應冷戰后世界形勢變化的要求。由于日美兩國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及相同的價值觀念,推行“全球民主化”、實現以西方模式一統天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便成為新時期促動日美結盟的核心目標,同盟關系開始被賦予“全球性”的新內涵。
  鑒于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以及日本已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的事實,冷戰結束以來日美兩國積極謀求在全球問題上建立廣泛合作、協調行動的同盟關系。 1990 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指出:“合起來約占世界GNP40%的日美兩國,不僅有責任對付兩國間的問題, 而且有責任共同對付與處理全球規模的問題。這種日美全球伙伴關系的重要性在日美兩國正在被得到廣泛認識并努力強化這一意識”(注:〔日〕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1990年版第187頁。)。從1991 年起日本外務省開始研究如何將日美同盟關系推向全球的問題,主張在解決地區糾紛方面與美國分担責任。美國的對日戰略亦表現出相同的趨勢。1991年8 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我們同日本的聯盟依然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我們希望看到美日全球性伙伴關系超出傳統的范圍,進入到諸如救濟難民、核不擴散以及環境保護領域。”(注:馮昭奎等:《戰后日本外交(1945—195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 頁。)同年11月美國國務卿貝克訪日,兩國就冷戰后擴大相互合作的范圍達成一致。1992年1 月美國總統布什訪日并發表了《全球伙伴關系行動計劃》,雙方表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消除亞太地區各種緊張因素、支持東歐和獨聯體各國的改革、維持世界自由貿易體制、解決南北問題、保護地球環境、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重大的全球性問題上,日美兩國要充分協商、共同分担責任。這標志著“全球性”日美同盟關系進入具體實施階段。正是由于日美兩國政府從全球范圍來探討建立新型雙邊關系,才使日美同盟關系擺脫了兩極體制瓦解所帶來的最初沖擊,并經受住了雙邊關系中的激烈碰撞,如1994年的日美全面經濟協議談判破裂和1995年的沖繩美軍士兵強奸日本少女事件。
  90年代以來,盡管日美兩國紛紛強調同盟關系的“全球性”新內涵,但其出發點是有所不同的。就日本而言,從目前來看在一個時期之內,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日本還不可能超過并取代美國成為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霸主,它最多只能同美國及其他國際力量分享主導權,而且由于國內外各種條件的限制,日本在推行它的大國戰略的過程中會面臨許多制約因素,因此日本通過將日美同盟關系推向全球來提升其大國地位。就美國而言,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在許多地區性事務及全球問題上已表現出明顯的力不從心,因此美國也通過將日美同盟關系推向全球既可達到分担負担、為美國全球戰略目標服務的目的,又可在某種程度上限制日本的國家戰略發展方向。雙方彼此的需要決定了“全球性”日美同盟關系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外交實踐來看,“全球性”日美同盟關系主要體現為日美兩國在處理世界事務新課題的過程中大體上保持著一種密切合作的態勢。(1)在構筑新型大國關系方面, “中國威脅論”是日美兩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共同出發點,防范“中國崛起”將成為新世紀日美對華戰略的一致目標;美國支持日本在北方領土問題上的對俄外交立場,日本在試圖使該問題國際化的同時也對俄實施“多層接觸”以便配合美國的對俄戰略;日美兩國還表示要促進三邊主義,加強日本與歐洲之間的聯系。(2)在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方面, 日美兩國的對朝政策具有較強的協調性,日本積極出資加入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的同時,與美國一道對付朝鮮半島“隨時可能爆發的不測事件”;日本努力彌補美國的“勢力空白”,加強了對柬埔寨局勢的影響力,使日美兩國在推動柬埔寨和平進程方面相輔相成。(3)在推行“民主化”方面, 日美兩國利用蘇聯解體后的有利時機先后改善了同蒙古、越南等國的雙邊關系,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幫助這些國家建立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以阻止其他力量“填補真空”。(4)在亞太經濟合作方面, 日本附和了美國政府提出的有關貿易自由化的時間表,甚至作出了不出席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決定。(5)在構筑亞太地區安全機制方面,1996 年以來日美兩國為雙邊安全關系重新定義推出了新防衛合作指針,使軍事同盟從保護日本轉向共同介入“周邊事態”,以主宰亞太安全。這表明日美軍事同盟的作用范圍呈現出全球化趨勢。
  日美同盟“全球化”趨勢的實質是美國竭力維護其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堅持要美國說了算。而日本因防務上對美國的依賴和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需要,在繼續扮演單極世界支持者的角色,客觀上增大了日本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有助于提高它在國際上的地位。當然,“全球性”的日美同盟關系并不等于在所有全球問題上兩國立場完全一致,但雙方合作范圍的不斷擴大卻是大勢所趨。
   “對稱性”日美同盟關系的不斷調整
  戰后長期以來,日美同盟關系是極不對稱的。因為戰敗國日本作為相對弱小的國家需要處處依賴于十分強大的美國的保護和扶植,所以在同盟內部日美兩國所處地位是不平等的,“主從關系”是冷戰格局下日美同盟關系的一個基本特征。為了改變對美國的從屬地位,由“小伙計”上升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平等伙伴”一直是日本對美外交的重大追求目標。事實上隨著日美相對實力關系的變化,日美兩國在同盟內部的地位與作用均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最早發生在經濟領域。60年代末日本成為美國在經濟上的競爭對手后,日美之間就已出現了“對等關系的危機”(注:〔日〕神谷不二:《戰后史中的日美關系》,新潮社1989年,第29頁。),迫使美國不得不更多地從“平等伙伴”的角度來處理日美關系。雖說如此,冷戰后日美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還不能導致同盟關系的真正、徹底平等化,9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對“日元升值”的放縱就讓日本引以為豪的經濟競爭力“亮了底”,讓人感到日本即使在經濟方面也仍不能與美國“平起平坐”(注:馮昭奎等:《戰后日本外交(1945—195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頁。)。但日本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前景畢竟預示著“對稱性”日美同盟關系的大趨勢。當前的日美關系絕非是對冷戰同盟的一種簡單繼承與延續,日美兩國在同盟內部的再定位正處于不斷調整之中。
  這種調整主要表現為日本在冷戰后美國對外戰略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在同盟內部發揮的作用得到不斷提升。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其對外戰略自二戰以來始終是全球性戰略。對于美國來說,日美關系曾至多不過是眾多重要雙邊關系中的一個,換言之日本只是美國世界戰略中的一個點而已,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起著“對蘇防波堤”的作用。但面向21世紀的美國全球新戰略則是以本土及美洲大陸為立足點,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時出擊,以謀求建立全球政治霸權的戰略。美國在大西洋一側是通過北約東擴遏制甚至封殺俄羅斯以實現對歐洲的“領導”,在太平洋一側是通過日美同盟的強化以對付中國的強大,從而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美國國防部1995年2月27 日發表的《東亞安全戰略報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美國的新亞太政策,明確指出日美關系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美國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戰略目標的根本,日美安全同盟是美國亞太安全政策的關鍵。因此,冷戰后日美安全同盟關系的“再定義”與北約東擴一樣,成為美國實現其跨世紀全球戰略的兩大支柱之一。
  軍事同盟關系是整個日美同盟關系的基礎。在美蘇兩極對峙時期,日美兩國在安全同盟中的關系是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系,雙方規定美國要“保衛日本免受蘇聯威脅”,防止外界對日本的侵略,日本只是在“遠東發生不測事件時”,“向共同使用自衛隊基地的美軍提供方便”。1996年4 月的《日美安全聯合宣言》擴大了日本在亞太地區內的安全責任和軍事作用,作為日美安全合作的必要前提,使日本在雙邊安全合作中從“配角”上升為“平等伙伴”。日本輿論認為,日美安全合作的“主角”正在“從美國一方轉變為日美雙方”,將來甚至可能發展成為以“日本為主”,這將意味著“維持了36年的日美安保體制在本質上的巨大變化”(注:〔日〕《東京新聞》1996年4月17日。)。此后, 日美兩國在日美安保框架內各自所占的比重接連發生變化。1997年9 月發表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表明,日本的戰時對美支援方式已從過去的“間接支援方式”(美軍負責進攻,日本在本國范圍內負責防守并充當美軍的后勤保障基地)變為現在的“直接支援方式”(日軍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亦充當美軍后盾),其核心內容是當所謂“周邊事態”發生后,日本自衛隊將向美軍提供多達40項的援助,包括美軍使用日本自衛隊及民間設施;提供武器彈藥以外的補給;運輸人員、武器、彈藥、燃料等;維修美軍艦船、飛機和車輛以及進行醫療、警備、通信合作等。這暗示著美軍介入亞太地區沖突時,日本自衛隊將以后勤支援的方式與美軍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廣大地區實施聯合作戰,當美軍根據日方提供的情報確定攻擊目標并實施打擊時, 日本實際上就等于卷入了軍事沖突。1999年5月, 日本國會又最終通過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從國內立法的角度為日美軍事同盟關系完善了法律依據。然而,日本國內有關法律的修改或制定并未就此結束。隨著日美軍事同盟關系的不斷深化,日本政府還會進一步修改自衛隊法等有關法律,并根據情況變化制定新的法律和相應的作戰計劃。據報道,日美兩國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相互合作計劃”和“相互作戰計劃”。前者是日本對美國在海外發動的戰爭實施合作的計劃,后者是美軍和自衛隊聯合作戰的計劃。
  雖然冷戰后日美同盟關系的“對稱性”調整反映在軍事安全領域,但實質上,改變日美同盟關系非對稱性格局的動力正是來自日本經濟實力的增長。孤立靜止地看,經濟問題(包括摩擦)尚未從根本上動搖日美同盟關系;但歷史地辯證地看,它卻是使戰后“對美一邊倒”的日美同盟關系發生轉變的本質原因。經過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已經成長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超級大國,同時也是世界頭號債權國和對外援助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使得日本把謀求政治大國地位作為國家戰略目標,日本爭當政治大國戰略目標的實現與“對稱性”日美同盟關系的調整將是同步進行的,也許短期內(最近一二十年)日美同盟關系中的“非對稱”格局不會被打破,但在日本保持強大經濟實力的條件下卻只是個時間問題。
   “沖突性”日美同盟關系的潛在發展
  日美同盟關系是世界上最為復雜的一對雙邊關系,協調與矛盾并存。透過新時期日美同盟關系不斷“強化”的表象,更應注意到“沖突性”日美同盟關系的潛在發展。
  首先,日美同盟關系的“沖突性”在淺層次上表現為彼此間的貿易摩擦。冷戰后由于失去了蘇聯這個“共同敵人”,日美同盟間的聯盟利益紐帶開始松懈,日美兩國政府都強調對外戰略重心要向著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方向轉移,傳統的日美同盟關系在經濟領域的“沖突性”突出出來。1993年美國總統克林頓上臺伊始,便把“經濟安全”置于對外政策的首位,主張強化政府干預經濟事務的能力,憑借自身優勢迫使盟國讓步。另外,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陷入戰后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之中,日本政府在經濟問題上的立場也趨于強硬。在此背景下,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日美經貿關系曾日趨緊張。 其中, 從1993年7 月開始的日美新一輪汽車貿易談判時斷時續長達22個月仍無結果,1995年1 月日美重開談判后雙方依舊互相指責,甚至對簿公堂,直到1995年6 月底在美國宣布對日本進行制裁的最后時刻雙方才終于達成協議。此次日美沖突已有失控之虞,要不是雙方極力克制和互相讓步,兩國爭端就只好交由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來仲裁了。雙方這種曠日持久、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超越了經濟范疇而上升到政治層面,在整體上對日美同盟關系造成消極影響,使得當時的日美同盟關系“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注:張蘊嶺主編:《轉變中的中、美、日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頁。)。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進一步加重了日本經濟的不景氣,受其影響1998年美國經濟的增長勢頭開始放慢。對此美國認為無論東亞還是其他地方發生的所有經濟危機都與日本景氣對策不力、經濟改革滯后有關,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加快經濟改革和開放市場的步伐。日本要實現以出口為主導到以內需為主導的結構性轉變在近期內是不可能的,21世紀日美在經濟領域的潛在沖突有激化的可能性,還會牽涉到爭奪全球經濟領導權的斗爭,這將使日美同盟關系的韌性再次遭到嚴峻考驗。
  其次,日美同盟關系的“沖突性”還表現為國家戰略深層次上的沖突。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最終要同美國的“領導者地位”發生沖突。1996年1 月橋本首相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明確打出“自立外交”的旗號:“在外交方面我國的基本方針是‘自立’。如今我國已不像過去那樣是按照世界賦予的政治經濟形勢前提采取行動的國家,而應該比以往所作的國際貢獻更進一步,確立能夠為國際社會接受的信念,成為為世界穩定與發展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注:新華社東京1996年1月23日電。)世紀之末,日本國內輿論正在積極展開有關提高21 世紀日本外交戰略“主體性”的討論(注:〔日〕《讀賣新聞》 1999年5月1日。)表明,在糾正日美同盟關系中“非對稱性”的背后, 隱藏著在國際政治事務中實現“獨立自主”的戰略目的。以軍事科技領域為例,日本最近作出了一個低調但具有象征意義的決定,即在四年時間內完全由日本設計、建造并發射四顆偵察衛星,盡管美國要求日本購買價格更低、性能更好的美國衛星。或許正是出于對當前日美同盟關系這種微妙變化的担心,日本前駐美大使著文主張“日美要有共同的價值觀”,認為這是“日美關系的根本”,可以保證兩國“在基本方向上不會發生對立”(注:〔日〕栗山尚一:《“日美同盟”的新目標和發展方向》,載《潮》1999年6月號。)。但是, 只要日本爭當世界一極的戰略目標不變,就絕不可能長期處在美國的陰影之下。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的日美同盟關系對日美兩國而言都僅僅是達到各自戰略目的的手段而已,日本在被美國利用的同時也在利用美國,一旦日本完全擺脫美國的束縛,日美矛盾必然上升,從而影響到日美同盟的命運。
  在上述日美同盟關系的三大發展趨勢中,需要說明的是這三大趨勢是同時存在、并行發展的,某一趨勢也可能在某一階段占據主導地位。從時間順序的角度看,冷戰后的日美同盟關系在90年代里先后呈現出“全球性”、“沖突性”和“對稱性”的特點。今后的日美同盟關系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全球性”(主要指日美合作范圍的不斷擴大)和“對稱性”將可能使日美同盟關系得到強化,但“沖突性”這一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同“日英同盟”一樣日美同盟關系最終要歸于歷史。
  
  
  
當代亞太京45~49D7國際政治徐萬勝20012001日美同盟關系是當今國際關系體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冷戰的結束導致日美同盟關系正發生著本質上的變化。日美兩國在探討建立“全球性”同盟關系的同時,雙邊關系中嚴重存在的“非對稱性”也不斷被糾正,但兩國間“沖突性”矛盾的潛在發展卻是無法抑止的,這三大趨勢將決定日美同盟關系的未來。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日本研究所 作者:當代亞太京45~49D7國際政治徐萬勝20012001日美同盟關系是當今國際關系體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冷戰的結束導致日美同盟關系正發生著本質上的變化。日美兩國在探討建立“全球性”同盟關系的同時,雙邊關系中嚴重存在的“非對稱性”也不斷被糾正,但兩國間“沖突性”矛盾的潛在發展卻是無法抑止的,這三大趨勢將決定日美同盟關系的未來。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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