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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后的中美關系與日本因素
冷戰后的中美關系與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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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冷戰后中美關系中日本因素的凸現
  討論或研究中美關系中的日本因素無疑要在中美日三角關系的框架中進行。這里所說的中美日三角關系是指廣義上的三角關系,而非嚴格或經典意義上的三角關系。所謂廣義的三角關系,是指三邊關系中存在比較明顯的制約平衡作用,任何一邊關系的變化都會對另外兩邊產生重要影響,即具有三角互動的特點,但在個別方面又不符合三角關系的標準定義。(注:關于三角關系概念的辨析和中美日三角關系的界定,參見時殷弘:《中美日“三角關系”》[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
  戰后中美日三角關系的發展變化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冷戰時和冷戰后。冷戰時的中美日三邊關系是三角關系的雛形階段,期間中國外交走向獨立,日本取得部分外交自主權,中美日從分屬兩大陣營進行對抗到走向緩和進而共同對蘇,三角關系開始顯現,但互動和制約平衡并不明顯;冷戰后因蘇聯解體,三邊關系的制約平衡作用和互動性開始凸現,三角關系基本確立,但由于日本在外交和軍事上仍然不具備必要的完全獨立性,我們只能視中美日三角關系為廣義上的三角關系。
  冷戰結束前后的中美日三角關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冷戰時從不平衡到平衡,由美日共同對抗中國到中美日合作對付蘇聯,而冷戰后是從平衡走向不平衡,由三國合作抗蘇到美日聯合對付中國。(注:關于中美日三角關系的演變,參見劉建飛:《敵人朋友 還是伙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關于冷戰后中美日三角關系的發展,參見武勝:《冷戰后中美日三角中的日美關系》[J],《日本學刊》2000年第4期。)在這一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作用和影響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冷戰時期由于中美蘇大三角的存在,中美日三角處于亞太政治格局的第二層次,日本外交上又追隨美國,缺乏獨立性,所以日本對中美關系的作用有限,比較突出的是在中日、中美建交前后對中美關系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冷戰以后,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兩極格局的消失,中美日三國取代中美蘇成為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主導力量,日本在亞太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同時,由于中美日三國實力對比的消長帶來三角關系內部結構的調整,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內部的地位和影響也得到提升,加之日本實力的增強和自主性的擴大,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和影響也呈日趨上升之勢,其對中美關系產生影響的方式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由冷戰結束前的促進作用為主發展為既起促進作用,又起牽制作用,且牽制作用超過促進作用。
    二、冷戰后日本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具體來講,日本因素的上升和雙重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和重大問題上。
  亞太戰略格局的變化與日本地位的提升
  中美緩和并建交以后,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和戰略格局中形成了二極格局下的中美蘇大三角關系,這一三角關系對亞太地區的政治和安全起著主導作用。同一時期的中美日三角關系居于中美蘇戰略大三角之下的第二層次,蘇聯因素是影響中美關系的主要因素,中美日三國是事實上的準盟友關系,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不具備戰略和實質性的影響,其作用相對有限。冷戰后,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極體系和中美蘇戰略大三角不復存在,亞太政治和戰略格局中出現了一超多強的局面,中美日三角取代中美蘇三角在亞太國際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上升至第一層次,日本也相應地從原來的第二層次上升至第一層次,躍居到與中美兩國同一個層面上。1992年1月,日美發表東京宣言,正式宣稱日美之間的關系是“全球性伙伴關系”,標志著日美之間的關系更趨平等。日本與中國的關系,用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1992年4月在為迎接江主席訪日舉行的盛大宴會上的說法,則定位為“亞太中的日中關系”和“世界中的日中關系”。(注:徐之先主編:《中日關系三十年,1972-2002》[M],時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頁。)這兩種定位表明,日本在亞太乃至全世界的戰略地位和影響都有了極大提高,其對中美關系的作用也就相應地提升了一個層次,具有了戰略意義和實質性影響。
    中美日三角內部結構的調整與日本處境的改善
  冷戰后兩極格局消失,中日成為亞太格局中一超下的二強,日本的地位上升到與中國同一個層面上。蘇聯的解體使得中美關系原來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中美兩國在亞太戰略、意識形態、貿易和知識產權、臺灣問題、軍控和不擴散等領域的沖突開始凸現,加上中國經濟在1992年后長期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大為提高,美國開始視中國為潛在對手,并在其亞太戰略中開始聯合日本對中國加以遏制和防范。日本在冷戰后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并開始由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其常規軍事力量和軍費開支均躍居世界第二,外交上也開始逐步表現出獨立性,加之美國為遏制和防范中國而加強與日本的同盟關系,使得日本在中美日三角中的地位上升,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中國在冷戰后雖然由政治大國成功地走向了經濟大國而實力大增,但由于蘇聯的解體,中美由朋友變成了競爭對手甚或是潛在敵人,中國對美國喪失了主動性,在很多問題上受制于美國,所以在今日的中美日三角關系中,中國和日本角色互換,成了三角中處境最為不利的一角。
  日本地位的提升和美日聯手防范中國的局面使得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影響空前上升,目前,在與中國的關系上,美日之間保持協商,并已建立機制,實現了制度化,調整后的三角結構中已事實上形成了二強對一弱的格局。
    日本因素的兩面性
  冷戰結束前,由于日本地位不高,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且主要起促進作用,很少能牽制中美關系。冷戰后,由于上述兩種原因,中美關系中日本的影響全面上升并表現出很強的兩面性和雙向性,日本對中美關系向好向壞發展都能起到推動或牽制的雙重作用,既能促進或牽制中美關系向好的方向發展,也能推動或阻滯中美關系向壞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這種兩面性還體現在日本既不希望中美關系破裂,又不希望中美關系太密切的戰略姿態上。其雙重作用和兩面性在下文所述的一些重大問題上都有體現。
  日本因素的兩面性是由其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自身利益決定的。首先,日本與美國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沖突,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一致,在亞太地區共同防范中國崛起和挑戰他們的地位上有共同利益,經濟上兩國關系密切,美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但美國要防止日本完全獨立或重走軍國主義老路,提防日本取代其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而日本則希望完全獨立,走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成為亞洲的主導者或霸主,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打破美國的單極統治,這是他們的利益沖突所在。其次,日本與中國也有共同利益和利益沖突。在促進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極化發展,反對美國單極統治上,中日有共同利益,日本要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從而走向政治大國,必須取得中國的支持,經濟上,中國是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日本要恢復并保持經濟發展,也需要中國的市場,但中日意識形態不同,在地緣戰略上存在沖突,中日之間因歷史等問題也缺乏相互信任。
  因此,對于日本來說,保持與中美兩國的穩定關系是對其有利的,而中美關系的穩定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如果中美發生沖突和對抗,日本將不得不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而承担巨大的利益犧牲,而如果中美走得太近,日本又担心自己會成為中美關系的附庸從而利益受損。可以說,日本既不希望中美關系破裂,又不希望中美過于靠近,中美關系非敵非友并保持穩定才有利于日本左右平衡,兩面受益。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訪華途中未在日本停留一事曾在日本掀起過軒然大波,這件事很清楚地說明了日本的兩面性:既希望擺脫美國,在外交上完全獨立,取得與中美平等的大國地位,又担心美國越過日本密切同中國的關系。同時,它也從側面反襯了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和影響。
  當然,日本因素的兩面性并不是說日本在中美關系中會采取等距離的態度,事實上,由于日美是同盟關系,在中美日三角中日美關系遠比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密切,日本在中美關系的很多問題上更多地是追隨和傾向于美國,這在下文的幾個重大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人權問題
  1989年“六四風波”以來,人權問題便成為中美關系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六四風波”發生后,美國即以維護人權為名對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中美關系急劇倒退。由于美國的帶動,20多個發達國家參與了對中國的制裁,使中國的外部環境嚴重惡化。日本雖然參加了對華制裁,但出于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很快就率先解除了對華制裁,并在1990年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反對全面制裁中國。此后日本首相海部俊樹1991年8月訪華,日本率先改善了與中國的關系。日本帶頭解除對華制裁,反對全面制裁中國,率先改善對華關系的行動減輕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牽制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中美關系發生了積極的影響。
  但是,在人權問題上,日本的基本立場是追隨美國。雖然中日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遠不如中美兩國那么尖銳,在人權問題上日本并不像美國那樣積極反華,更多地只是附和美國,但日本畢竟參與了對華制裁,并在歷次聯合國人權會議討論針對中國的提案時站在美國一方。
    經貿問題
  冷戰結束以來,盡管中美關系磕磕絆絆,沖突不絕,但雙邊經貿發展卻迅猛異常。 1992-2001年,雙邊貿易額從174.9億美元增加到804.9億美元(美國統計為332億到1022.8億),年均增長18.5%,1996年開始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2000年以來,中國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伙伴。(注:參見甄炳禧:《論中美經貿關系》[J],《國際問題研究》2002年第4期。)當然,這中間的發展過程卻十分艱難。1989年以后,美國先是對華制裁,后是將最惠國待遇(MFN)與人權掛鉤,十余年間,美國國會部分反華議員每年都要以各種借口阻撓延長對華MFN,國際貿易最基本的MFN竟成了長期困擾中美關系的一大問題。
  在中美經貿關系上,日本因素發揮著一定作用。日本自1993年以來一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期中國也一直是僅次于美國的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潛力巨大,美國和日本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經濟大國,其產業結構相似,與中國經濟有相似的互補性,在爭取中國的市場上,兩國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系,日本對美國的對華貿易政策能起到一定的牽制作用。日本率先打破對華貿易制裁,就對美國解除制裁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正是由于日本因素的存在,2000年5月9日美國前總統福特在克林頓政府為爭取國會通過對華PNTR召開的高官會議上才會說:“國會否決(PNTR)只會幫助我們的歐洲和亞洲競爭者更便利地進入中國市場,同時卻將美國的工農業產品排除在中國大市場之外。”同一場合克林頓則明確指出亞洲競爭者即是日本:“如果國會拒絕批準(PNTR)……歐洲人和日本人將獲得利益。”(注:"Transcript:Secretaries of State,Presidents May 9 on China Trade",10 May 2000,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因此可以說,日本因素是牽制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得更為強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比較敏感的高新技術出口方面,日本因素同樣發揮作用。1990年夏天,日本政府恢復第三批對華日元貸款,啟動了對華高技術出口,促使美國改變其制裁立場,于1993年放寬了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在中美關系陷入麻煩而導致美國加強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時,日本卻同歐盟一起,發展對華高技術貿易,搶占中國市場。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洛德對此做過很形象的評論:“我們希望歐洲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人在不擴散、貿易和人權問題上幫一把……當我們與中國人較量時,他們幫我們拿著外套,可又急忙搶走了合同。”(注:傅高義主編:《與中國共處:21世紀的美中關系》[M],新華出版社,1998版,第116-117頁。)當然,日美這種競爭是以不損害美日同盟為前提的,到一定程度時,日本多半會從美日戰略合作的利益考慮,在一定階段、一定領域內與美國取得妥協,美日在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上更多時候是保持一致的。(注:參見孫迎辰:《美日對華高技術出口政策與中美日關系的互動》[J],《當代亞太》2000年第2期。)
    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是冷戰后中美關系中沖突最多的問題之一,包括很多方面和具體問題,這里只談最重要的日美同盟新體制問題。
  冷戰后,由于蘇聯威脅的消失,中美日安全關系經歷了巨大變化。美國先是認為日本有可能在亞太挑戰美國的地位,警惕日本經濟威脅和軍事大國化,后又視中國為潛在挑戰者,對日美同盟重新定義,與日本聯手遏制和防范中國。這中間,日本因素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1989年起,在美國開始出現“日本威脅論”,認為日本對美國的經濟滲透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同時担心隨著外交自主性的發展日本可能走上軍事大國化道路,1992年,美國國防部起草的《國防計劃指導方針》暗示日本將是亞洲未來對美國“構成挑戰的大國”,美國國內甚至出現了《下一次日美戰爭》的提法。其后,美國經濟強勁復蘇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雙方經濟實力變化重新有利于美國,同時,中國經濟自1992年開始持續高速發展,實力迅速增強,日美兩國內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視中國為共同的潛在威脅。1996年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擬定的研究報告甚至斷言到2015年“中國將成為經濟、軍事、政治兼備的大國”,“日美將與中國形成軍事對峙的局面”。與此同時,日本配合美國對日政策調整相應地調整了對美姿態,不斷對美妥協,并重新強調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和亞太穩定的基礎,試圖將美國壓力引向中國。
  在“中國威脅論”的背景下,1996年以來日美先后發表或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1997年)、美日共同開發研制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協議(1998年)以及與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的三個法案:《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日美物質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正案》(1999年)。這一系列的文件重新確定并擴大了美日軍事同盟的內容、范圍及防范對象,標志著美國亞太戰略完成了由防日到防華的演變,以“中國問題”為對象的日美同盟新體制正式確立。
  日美同盟體制通過“再定義”進一步加強了日美安全關系,密切了相互軍事合作,提升了日本在亞太的戰略地位,從而改變了東亞戰略格局和中美日三角格局,形成了美日以實力為后盾聯手防范和遏制中國的局面,日本事實上變成了美國對付中國的“王牌”,對中美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臺灣問題
  戰后日本的對臺政策,雖然有自己的盤算,但基本上是躲在美國身后,充當的是美國利用臺灣問題制約中國的幫手的角色,但冷戰后由于日本將臺灣問題劃入“日本周邊事態”范圍內,其在臺灣問題上的作用和影響就有了實質性的變化。
  冷戰以后,美國開始對華采取強硬政策,并不斷提升與臺灣的關系,在對華關系上打“臺灣牌”,日本則借機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唱和,既借風使舵,又推波助瀾。1992年5月,日本先于美國兩年同意臺灣駐日機構“亞東關系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1994年日本與美國配合,邀請李登輝訪日,雖因中國抗議未能實現,但還是允許臺“行政院副院長”訪日,同期日本訪臺官員的級別和規格都有所提升,使得日臺關系的“準官方性質”越來越明顯。1995、1996年解放軍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演習期間,日本又配合美國對中國進行指責,向中國施加壓力,并為美國派航母艦隊進行干預叫好。
  不過,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更主要地是體現在日美安保體制是否涵蓋臺灣的問題上。
  1960年日美簽署新《日美安全條約》,日本支持美國對臺政策,介入臺灣問題,在界定條約適用范圍時明確將臺灣納入其中。中日建交前后,日本調整了這一立場,實際上將臺灣排除在條約的適用范圍以外,并在與中國建交時接受了中國提出的在臺灣問題上“斷交、廢約和撤軍”的條件,既促進了中美關系的發展,也使美國后來不得不參照這一模式與中國建交。但1997年美日發表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來,日本拒絕將臺灣從“周邊事態”范圍中排除,從建交以來的立場上后退,多名日本政府官員在公開講話中還一再將臺灣劃入“周邊事態”的涵蓋范圍內。此外,美日還力圖將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御體系。
  日本重新介入臺灣問題,將極大地增加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難度,使臺灣問題更為復雜。“9·11”事件以后,日本自衛隊遠出印度洋幫助美軍攻打阿富汗,已事實上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從而將日美新軍事同盟體制由理論付諸實踐,并將其適用范圍用行動做出了界定,打破了所謂的“戰略模糊”。在新的美日安保體制下,日本很可能自動卷入中美在臺灣和南海地區的未來沖突中,這對中美關系和中國解決臺灣問題及南海爭端無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與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有很大不同。歷史上日本曾經染指臺灣,與臺灣有比較特殊的關系,經濟上臺灣是日本的第三大貿易伙伴,日本與臺貿易保持巨大順差,地緣戰略上,臺灣周邊航線是日本前往東南亞、波斯灣、歐洲的必經之道,也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經由此線運輸。(注:參見孫云:《試析兩岸關系中的日本因素》[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4期。)臺灣與大陸統一對日本產生的戰略影響有可能超過美國,加之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使親臺的保守勢力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影響不斷擴大,因此,不能排除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從美國身后走到前臺的可能性。
    三、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發展趨勢及思考
  綜觀冷戰后中美日三國關系的發展可以看到,隨著中國和日本國力的發展和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亞太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變化,中美日三邊關系由三角雛形而發展成廣義三角,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份量不斷增加,這一趨勢在冷戰結束以后表現得尤為明顯。今后,日本因素的作用還會上升,這一點,我們可以根據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局勢今后的發展和三角關系內部的平衡定律加以預測。
  目前,在亞太地區政治格局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中美日三角關系,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這一狀況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沒有外部力量能夠打破中美日三角關系基本格局的情況下,三角關系自身的發展變化將主要取決于三角內部實力對比的消長。在中美日三角中,美國是重心,三角關系的變化是圍繞著美國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日兩國是三角的變量,而美國是平衡的起點和終點,三角關系中的平衡律是以美國為基點發揮作用的。以此為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做出如下預測:如中國持續強勁發展,實力不斷增強,作為美國手中的牌,日本在中美關系中的制約平衡作用會愈益突出;如日本經濟恢復并得到發展,從而在經濟上與美矛盾加劇,政治上更加尋求獨立,軍事上大國地位加強,并在亞太發揮更大的影響,則美國可能發展中美關系來制衡日本;如中日兩國實力相對美國同時上升,則三角關系趨于平衡,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亦會上升。因此,無論上述三種趨勢中哪種趨勢最終出現,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都會上升。
  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日顯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無疑為中國外交提出了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并對如何處理中日關系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的傳統思路提出了挑戰。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美日關系最近,中美關系最重,中日關系最弱。中國和日本都把對美關系視為重中之重,但兩國又都有發展中日關系以平衡對美關系的愿望和現實需求,關鍵在于如何能克服現存的歷史、軍國主義道路等問題,使中日關系得到應有的發展。從中國目前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的處境來看,中國對發展中日關系的需要可能更為迫切,中國可能必須更為主動,而且有必要從更高的視野來思考在日本成為“普通國家”問題上的立場。對于中國來說,如何使戰后成長起來的大多數日本民眾對中日關于歷史問題的斗爭有一個較為客觀的理解,如何認識日本社會在對待和平問題上的主流,將軍事大國與軍國主義區別對待,如何準確評估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和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對于正確把握和處理中日關系及中美關系都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國際論壇京29~34D6中國外交劉學政/梅仁毅20032003冷戰結束以后,隨著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中美日三角關系內部結構的調整,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上升,主要體現在結構性影響和對重大問題的影響兩個方面,并且表現出很強的兩面性,從而為中國外交提出了新的課題。中美關系/日本因素劉學政 解放軍理工大學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2001級博士生 郵編 100089  梅仁毅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郵編 100089 作者:國際論壇京29~34D6中國外交劉學政/梅仁毅20032003冷戰結束以后,隨著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中美日三角關系內部結構的調整,日本因素在中美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上升,主要體現在結構性影響和對重大問題的影響兩個方面,并且表現出很強的兩面性,從而為中國外交提出了新的課題。中美關系/日本因素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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