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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后的英美“特殊關系”
冷戰后的英美“特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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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特殊關系”始于二戰期間,戰后繼續保持并得到發展。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格局的轉換與國際形勢的劇變,英美“特殊關系”面臨新的考驗。于是,英美兩國國內及國際輿論對英美“特殊關系”提出了質疑,認為既然蘇聯的威脅已經消除,冷戰結束,英美“特殊關系”已經失去了主要意義,尤其是英國應該放棄這種關系,把重心移向歐洲大陸。與此同時,對英美“特殊關系”發展前景的猜測也并不樂觀。例如,1990年英國路透社一篇分析文章說,英美之間的“特殊關系”可能由于聯邦德國在歐洲地位變得突出而僵冷起來。東歐出現的政治動蕩和關于德國問題的討論,必然會使美國把戰略重點集中在德國問題上。[1]英國學者克里斯托佛·科克1992年撰文認為,喬治·布什可能是最后一位把英國當“親密伙伴”對待的美國總統。[2]對冷戰后英美關系的現狀,美國《華盛頓時報》則評論說,“英美特殊關系已經破爛不堪”,英國《每日電訊報》稱英美關系已“倒退到令人担憂的程度”。[3]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1995年也說,英美之間的“關系現在并不特殊”,“它是一般的關系”[4]。
  冷戰后英美“特殊關系”的現狀與發展趨勢是否如上述所言?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布萊爾領導的工黨在英國執政以來,仍把保持并發展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作為英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則。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近年來英美“特殊關系”不但沒有弱化,反而在不斷加強。本文擬對冷戰后英美“特殊關系”的現狀及其原因以及兩國“特殊關系”今后的發展趨勢進行粗淺的分析和探討。
      英美“特殊關系”在強化
  英美“特殊關系”的悲觀論者認為,冷戰之后美國在調整全球戰略,亞太的分量在加重,在西歐則更重視德國,德美“特殊關系”將取代英美“特殊關系”;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諸如在處理波黑危機問題上,在擴大聯合國安理會問題上,在北約東擴、美國導彈防御計劃以及《京都議定書》等問題上兩國存在分歧;在雙邊關系問題上兩國矛盾也逐漸增多。此外,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系,如梅杰與克林頓之間、布萊爾與小布什之間,不像、也不可能像丘吉爾與羅斯福之間以及撒切爾夫人與里根之間那樣密切。
  不能否認,冷戰之后由于英美各自對外戰略的調整以及歐洲形勢和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英美之間必然會產生一些新的矛盾與分歧,從而對兩國關系產生一些消極影響。但由此認定英美“特殊關系”已經淡化甚至已經終結是不恰當的。國家之間保持“特殊關系”或同盟關系,并不意味著相互間不存在任何矛盾與利益沖突,全然融洽一致而無矛盾與分歧的國家間關系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出現過,將來也不可能出現。事實上,英美兩國自形成“特殊關系”以來,矛盾與分歧就沒有間斷過。例如在1956年10月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中,美國竟與自己的對手蘇聯一道迫使自己的盟友英、法停止向埃及進攻,英美關系受到損害,以至有人斷言英美“特殊關系”已經宣告結束[5]。70年代希思担任英國首相時,鑒于英美之間的矛盾增多,他不無情緒地宣布兩國的關系降格為“自然關系”。即使在撒切爾首相與里根總統的“蜜月”期間,英美兩國在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事件和格林納達事件上產生了不小的摩擦。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盡管英美之間的矛盾與齟齬不斷,“特殊關系”有時淡化,有時加強,但這種“特殊關系”一直延續了下來。
  考察英美“特殊關系”是否存在,“特殊關系”在淡化還是在加強,關鍵是要看兩國之間是否繼續維持著戰略伙伴關系,這種戰略伙伴關系在加強還是在削弱。對英美“特殊關系”持消極看法者把英美之間存在的矛盾與問題看得過于嚴重,卻低估了兩國之間依然存在甚至得到加強的戰略伙伴關系。冷戰期間,英美兩國一直保持著戰略伙伴關系,在建立戰后國際秩序、組建西方陣線以及兩國間軍事技術與軍事戰略情報合作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國際戰略合作。冷戰結束后,雖然國際格局和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英美之間的矛盾不時發生,但兩國間的這種國際戰略合作關系繼續得到保持,并有不斷加強的趨勢。
  首先,英美兩國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加強協調,保持一致。最典型的表現是在對伊政策問題上。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在歐洲諸國中最積極支持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是英國,在海灣戰爭中它派兵加入了美國主導的多國部隊。海灣戰爭結束后,在處理伊拉克問題上英國極力與美國配合。根據安理會687號決議規定,聯合國成立了旨在銷毀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會),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一道于1991年起分別對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長達8年的核查、銷毀工作。在核查過程中,美國企圖通過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就范,英國第一個宣布堅決支持美國的行動,并向海灣地區派出了軍隊,最終導致了1998年12月美、英對伊發動的“沙漠之狐”軍事行動。與此同時,英美兩國主張在伊設立“安全區”、“禁飛區”,對伊拉克領土主權進行了種種限制。2001年2月英國首相布萊爾訪問美國期間,兩國領導人重申將對伊拉克保持強硬的遏制政策,并聲稱一旦發現伊拉克政府研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威脅鄰國,英美將采取“適當行動”[7]。
  美國以軍事行動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后,迅速將矛頭再次指向伊拉克,在銷毀伊拉克可能存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問題上大做文章,對伊拉克頻頻施壓,向海灣地區調兵遣將,聲稱要用武力推翻薩達姆政權。對美國的這種做法,國際社會大多持批評態度,包括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大國都希望通過聯合國,用和平方式解決伊拉克問題。美國在用武力倒薩問題上幾乎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情況下,布萊爾首相則堅決支持美國的行動。布萊爾向媒體表示,英國為了維系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將不惜付出“血腥代價”,準備在危機時刻出兵幫助美國攻打伊拉克。布什對英國的支持也表示感激,一改上臺伊始對英國的冷淡態度,稱英國是美國“最親密的朋友”。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英國無疑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成為美國最堅定的支持者。有輿論指出,在向科索沃派遣地面部隊問題上,英國甚至比美國還熱心。布萊爾還是“北約國家中唯一一位要求發動地面戰爭,并剝奪塞族人的首腦米洛舍維奇權力的領導人”[8]。
  在反恐怖主義問題上,在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之后,英國馬上作出反應,布萊爾強烈譴責恐怖主義,第一個表示要與美國并肩作戰,攜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為了支持美國建立國際反恐聯盟,特別是為了爭取各國對軍事打擊阿富汗的認同,布萊爾頻頻出訪,與各國首腦會晤,商談反恐事宜。當美國對阿富汗開始軍事打擊行動時,英國最先表示支持美國的行動,它是美國在北約盟國中唯一派出飛機、航母編隊參加戰斗的國家,而其他北約成員國都只是“口頭支持”。當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被推翻、設在阿富汗的恐怖組織基地被摧毀后,英美并沒有就此罷休。布萊爾曾表示,在找到本·拉丹和塔利班高級領導人之前,美英不會停止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9]
  其次,在有關歐洲安全與防務問題上,英美兩國有著相近的認識,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場。冷戰的結束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的安全環境,也使美歐關系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于是在冷戰結束之初美國與其歐洲盟國在安全問題上出現了“大西洋派”和“歐洲派”之間的矛盾——前者堅決維護北約的地位,后者謀求建立歐洲獨立的防務。美國一方面對冷戰后迅速推進的歐洲一體化進程表示支持,克林頓在1994年1月訪歐演講中說到,美國“從一個強大的和公平的伙伴那里能比從一個脆弱的伙伴那里得到更多的好處,美國支持歐洲聯盟和歐洲建立更強有力的具有共同目標和采取共同行動的機構。”[10]。另一方面,美國對歐共體——歐盟的一些成員國主張把歐共體——歐盟的職能擴大到安全和防務領域并最終建立起歐洲自身的防務力量的情況感到担憂,担心這樣將使美國喪失對歐洲安全事務乃至整個歐洲事務的主導權。冷戰后英國雖然積極主張建立歐洲防務,但作為美國的盟友,英國支持美國在歐洲安全和防務問題上的立場,強調美國軍事存在是歐洲安全的保障,北約是歐洲安全基石,歐洲防務合作應在北約的領導下,主張加強歐洲和美國之間的防務聯系,反對德、法等國提出的分階段將西歐聯盟并入歐盟、使其成為獨立的歐洲防務實體、建立獨立歐洲防務的主張。英國在北約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目前,英國依然是“北約歐洲成員國中唯一在戰略核力量、戰術核力量和常規力量三個方面以及海陸空各個領域都對北約作出重要貢獻的國家。”[11]
  在與歐洲安全和防務緊密相關的遏制俄羅斯問題和北約東擴問題上,英國對美國推行遏制俄羅斯和北約東擴政策也是持支持態度的。
  再次,英美兩國均極力倡導“新干涉主義”,推行人權外交。眾所周知,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長期以來在全世界推行干涉主義和人權外交。冷戰結束后,隨著以“人權高于主權”為理論基礎的“新干涉主義”思潮在美國和其他一些主要西方國家興起,不僅美國進一步加大了對外干涉和人權外交的力度,英國也與美國積極配合,倡導“新干涉主義”和人權外交。“新干涉主義”是一種以人道主義和捍衛西方共同的價值觀念為借口,以武力干涉別國內政為手段,以推行霸權主義和構筑有利于西方的國際關系新秩序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克林頓總統曾聲稱:一旦美國的“重要利益遇到了挑戰,或者國際社會的愿望和良知遭到了蔑視,只要可能我們就會采取和平的外交行動,在必要時也會訴諸武力”[12]。布萊爾公開鼓吹一個國家內部“壓迫”造成的“人道主義”問題,足以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別國或國家集團有權以武力進行干涉,說什么“國家主權并不比人權和防止種族滅絕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價值觀念的傳播會增進我們的安全”[13]。“新干涉主義”和人權外交構成了布萊爾政府對外政策方面的重要內容。英美兩國共同倡導“新干涉主義”和人權外交,在行動上最突出的表現是科索沃戰爭中對南聯盟的侵略。
  最后,兩國繼續保持在軍事技術和軍事情報方面的合作。根據英美以前簽訂的一系列協定,英國可從美國獲得核武器技術、導彈慣性導航技術和衛星技術,英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同意在核武器研制領域與美國實行合作的國家。美國還允許英國在美國內華達的核試驗中爆炸一枚英國的核裝置。英國本土還是美國重要的軍事基地,戰時軍隊與物資的中轉站。目前,美國在英國共有駐軍約3萬人,有軍事基地10個,其中空軍基地9個,潛艇基地1個。英國與美國在軍事領域的這種緊密合作是其他與美國合作的國家不可比擬的。
  總而言之,冷戰后英美繼續保持了同盟性質的戰略伙伴關系,這種戰略伙伴關系成了英美關系中的核心內容,決定了英美關系的性質。英美關系的現狀,正如美國總統布什所說,盡管“英美兩國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但“雙方都認為兩國的特殊關系是獨一無二的”,[14]英國是美國“最得力的朋友和最親密的同盟”。[15]布萊爾也說,英美兩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共同的歷史和利益。英國作為歐美之間的橋梁,雙邊關系會“保持下去并在今后的歲月中得到加強”。
      英美繼續保持“特殊關系”的原因
  英美“特殊關系”之所以在冷戰后得以繼續,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兩國利益上的相互需要,也就是說,雙方認為冷戰后繼續維持“特殊關系”符合兩國的戰略利益。
  冷戰結束后國際力量格局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英國的國際地位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繼續下降。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其《孤獨的超級大國》一書中分析當時世界力量的新層面時,甚至將英國列為處于第三等級的次等地區大國。90年代初,執政的保守黨已著手應對如何抑制英國國際地位下降的不利局面。布萊爾領導下的工黨上臺后,更明確地將“重振英大國地位”、“讓世界感覺到英國的影響”作為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布萊爾曾明確指出,“我們在帝國后的時期不可能成為軍事意義上的超級大國,但能使世界感受到英存在的影響”。[16]英國力求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積極的、建設性的、樞紐性的”大國角色,爭取成為全球“最優秀”的國家和西方世界的“燈塔”。但布萊爾深知,憑借自身實力難以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較大的影響,而借助美國的影響,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使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出大大超出自身國力的作用。密切英美“特殊關系”還有利于英國在美歐之間發揮“橋梁”作用,增加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回旋余地。雄心勃勃的布萊爾決心要使英國成為美歐之間的橋梁,倫敦要成為世界各大力量之間的“樞紐”。因此,保持并加強同美國的“特殊關系”就成了布萊爾政府實現其外交藍圖的重要砝碼。
  此外,冷戰結束后,歐洲并沒有因蘇聯的解體而出現和平與安全。相反,在原蘇聯和東歐地區,民族矛盾激化,戰火蔓延,俄羅斯民族主義抬頭,核擴散的危險增大,使西歐感到威脅。為確保西歐的安全,確保英國在歐洲的大國地位,以及抑制統一后的德國,英國需要美國的幫助。因此,英國主張美國繼續留在歐洲,堅持北約應繼續存在下去。
  維持英美“特殊關系”從來就不是英國的一廂情愿,單方的利益需求是不會使友誼長久的。冷戰時期的美國在遏制蘇聯上需要英國的支持,冷戰后美國在維護地區安全、協調歐美利益等方面依然有求于英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朝多極化方向發展的情況下,美國的基本戰略是維護其一超地位。但冷戰結束后,美國的綜合國力相對下降,欲稱霸世界已力不從心,美國不得不調整過去那種獨斷獨行、統管一切的主宰式霸權,傾向于一種重視集體安全,但又能左右他國安全取向和安全政策的主導式霸權。也就是說,當今的美國很難對世界實行直接統治,只能企圖“領導世界”或“引導世界”。
  美國要確立主導式霸權,就必須重視在解決地區沖突中與其他大國的協調,重視盟國在美國對外行動中的配合與支持。羅伯特·杰維斯認為:“假如美國能限制自己,采取多邊行動,放棄單邊大規模使用武力,不但可以避免過度消耗自己的力量,還可避免根據自身最惡劣的沖動行事,同時使其他有關國家分担干預所需要的費用,減輕對這種干涉的畏懼,并因而也不會組成聯盟來反對它,從而使合作變得更為有效。”[17]力不從心的局面使美國霸權需要通過盟國的幫助來實現,美需要借助西歐國家的力量。而在西歐,德國的力量雖有增強,但對外出兵有困難,法國一直有獨立傾向,只有英國有能力并愿意與美國合作。在介入地區沖突方面,美國為避免“單刀赴會”,需要英國這個軍事大國的配合。這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中,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中,乃至最近在對伊拉克動武問題上,莫不如此。
  在處理歐美關系的問題上,美國也需要英國的支持。亨廷頓撰文分析美歐關系時指出,法德軸心是歐盟的第一極,英國是第二極,美國應該聯合英國,控制法德。事實上,無論對北約事務還是歐盟事務,美國直接指手畫腳的效果遠不如英國從中“作梗”。可以說,英國是美國處理歐洲事務的“傳聲筒”和中間人。
  誠如科克所說,冷戰后的“美國比以往更需要盟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美國人來說,(英美)特殊關系可能是45年來第一次具有對英國人那樣同等的重要性”。[18]
  其次,英美之間存在巨大的經濟利益。英國是美國在歐洲最大的投資地,美國在英國的投資占外國在英國投資總額的40%左右。據英國招商局公布,1996年英國483個外資項目中,美資項目占240個。而美國也是英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英國的海外投資有34%在美國。這樣的經濟利益關系無疑是促使雙方克服分歧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歐美貿易矛盾加深的情況下,美仍需英國充當調解人,期望英國為美國說話。
  第三,英美在推行西方價值觀,建立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上也是一致的。兩國還有著血緣上的關系,語言、文化、歷史相通,這些在今后的英美關系上,仍將起一定的作用。而且,兩國在二戰中建立的同盟關系以及二戰后在安全防務和經濟方面的合作和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互支持也為兩國“特殊關系”在冷戰后的繼續打下了十分牢固的基礎。
  第四,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誼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回顧英美“特殊關系”的歷史,兩國“特殊關系”的建立以及后來“特殊關系”的強化期均與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友誼不無關系。二戰期間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有一種不尋常的親密關系,他們很早以前就是朋友。有人說丘吉爾與羅斯福是“賽過兄弟的親密朋友”。兩人之間的親密關系為二戰期間英美“特殊關系”的建立提供了便利。80年代英美“特殊關系”的明顯強化則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之間非同一般的友誼有較大的關系,這種友誼“對于使英美之間保持和發展親密的伙伴關系也提供了有利的促進條件”。[19]
  布萊爾和克林頓、小布什的關系也很密切。布萊爾和克林頓都是二戰后成長的一代,又是劍橋大學校友。相近的經歷使他們具有許多共同點。布萊爾是英國工黨領袖,克林頓是美國民主黨人,而一般說來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之間的政治觀點比英國工黨和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和美國民主黨之間有更多的相近點。布萊爾和克林頓一起倡導所謂的“第三條道路”,主張突破傳統的政治概念和模式,建立一個既非放任自流主義也非國家干預的完全新型的管理模式。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兩人都宣揚“人權高于主權”理論,極力推行新干涉主義,在對外政策上重視人權因素。因而國際關系中的“布萊爾主義”和“克林頓主義”有十分相似之處,二者都帶有濃烈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色彩。由于上述共同點,不難理解布萊爾和克林頓之間極為密切的關系。共和黨人小布什上臺后,包括基辛格在內的一些人担心布萊爾與小布什難以建立起密切關系。但從最近的觀察來看,這樣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布什在2001年7月訪英前明確表示,希望通過這次訪問與布萊爾建立起“特殊的私人關系”。在英國,有人把布萊爾首相戲稱為“美國駐英大使”,還有人把布什和布萊爾比作“一對熱戀中的情人”。[19]比喻雖有點不恰當,但也說明布萊爾和布什確實走得很近。
      英美“特殊關系”中存在的問題
  冷戰后英美“特殊關系”雖然繼續存在,且自布萊爾執政以來得到了加強,但不能否認,在這種“特殊關系”中也存在不少的分歧與問題。
  首先,兩國在導彈防御計劃、《京都議定書》、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美國執意要發展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布萊爾政府雖然沒有表示反對,首相本人甚至對美國的意圖“表示理解”,但英國政府也沒有表示支持。在英國國內,不少人對美國的導彈防御計劃到底會給英國帶來多大的利益持懷疑態度。英國担心NMD計劃會使“英國的核導彈力量喪失作用”。[20]而且美國搞NMD需要在英國約克郡設置一個關鍵的雷達站,這很可能使英國成為被導彈攻擊的目標。因此,英國當地居民舉行示威,反對美國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并要求本國政府不要支持這一計劃。同時,英國有不少政治家和軍事問題專家認為,美國的導彈防御系統在技術上有很多缺陷,不僅對付不了來自所謂“無賴國家”的威脅,而且可能引發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正是面對國內的巨大壓力,布萊爾政府一直拒絕對美國導彈防御計劃直接發表評論。布萊爾政府對美國的NMD計劃言辭表達曖昧,在外交立場上,讓美國政府深感不悅。美國鷹派稱英國外交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了“政治圓滑”。
  在《京都議定書》問題上,英美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小布什政府上臺不久,以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人為排放的《京都議定書》會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為由,宣布拒絕執行該協議。此舉立刻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英國政府也希望美國改變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英國還與歐盟其他成員國達成了協議,承諾即使在美國不履行《京都議定書》中有關規定的情況下也將繼續執行該條約。據報道,包括外交大臣、副首相兼環境大臣和國際發展大臣等在內的英國政府多名部長級官員要求政府暫時中止與美國的“特殊關系”,迫使布什政府收回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決定。他們建議,除非美國同意履行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否則英國應該暫停同美國在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問題上的合作。[21]
  在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問題上,英國與美國的立場也產生分歧。歐盟要建立獨立于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主要意圖就是要在安全與防務問題上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在這一問題上,布萊爾顯然站在歐洲國家一邊。英國是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的倡議發起國之一,也是行動最積極、態度最堅決的國家之一。1998年11月13日,布萊爾在北約議會發表講話,提出在歐洲建立一體化防務力量的建議,稱“歐洲需要具備真正的軍事作戰能力,特別是能夠作出快速反應和有效的協同作戰的能力以及真正的政治意志”。[22]美國卻一直對這一設想持批評態度。盡管布萊爾曾多次表示,組建歐洲快速反應部隊只是為了解決北約不便介入、而美國又無意介入的歐洲地區沖突問題,布萊爾還向美國承諾:“我們永遠不會做任何削弱北約的事情”,但2001年初布萊爾訪問美國時,布什還是明確警告布萊爾,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不能破壞北約的團結,也不能削弱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因此,如何解決兩國在軍事領域合作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兩位領導人需費一番周折。
  其次,英國到底面向歐洲還是面向美國的問題在冷戰后已經變得十分尖銳。如何處理同西歐和美國之間的關系,是戰后英國政壇和各階層群眾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在1999年舉行的兩黨年會上,布萊爾以工黨領袖的身份在年會上講演時形象地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世紀中,英國一直被“歐洲和美國往兩邊拉”。[23]按照丘吉爾的“三環外交”構想,英國想同時與歐洲和美國發展友好關系,并在美歐關系和美蘇關系中發揮獨特的“橋梁”作用。戰后英國歷屆政府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在美歐關系協調和穩定時期,既是歐共體——歐盟成員又是美國盟友的英國扮演歐美“橋梁”的角色還比較容易,但在歐美矛盾突顯的情況下就十分困難了。
  冷戰結束后,由于蘇聯威脅的消除使歐盟各國對美國的安全依賴程度大大下降以及世界多極化和歐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美國與歐盟之間的所謂“跨大西洋盟友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雙方在安全防務、軍備、經濟以及對一些全球性焦點問題的看法等方面的分歧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在美歐之間斡旋和漁利的空間不斷縮小,英國在平衡英美關系、英歐關系與美歐關系并使其相互促進方面日益艱難。英國密切與美關系招致了歐盟伙伴國的強烈不滿,法國稱英國是美國安插在歐盟內的“特洛伊木馬”。英國與其他歐洲大國的關系不順,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英國在歐盟內的作用。而不能在歐盟發揮重大作用的英國在美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必將降低。因此,英國外交大臣羅賓·庫克指出,“如果我們確實以歐洲內部的一個首要伙伴的面目出現,英國將會成為美國的一個更重要和更加受到重視的盟友”,“因為一個在歐洲沒有影響的英國對華盛頓只會產生更少的影響力”[24]。科克也認為,為了保持與美國的“特殊關系”,英國曾不得不加入共同體。一個沒有加入歐洲進一步一體化的英國很可能變成一個既與時代、也與美國不合拍的英國。[25]但是,英國若致力于完全融入歐盟,迎合歐盟政治、外交、防務等方面的獨立性要求,則必將招致美的不滿,同樣也會損害與美的關系。作為歐盟成員國,英國雖然標榜獨立性,但在歐盟日益強調外交一致的情況下,也不能在外交政策上走得離歐盟太遠。英國必須在美歐矛盾中表明自己的立場。
  目前,英國工黨和保守黨內部都存在“疑歐派”和“擁歐派”。疑歐派強調英美“特殊關系”,反對用歐元取代英鎊,更反對英國參加歐洲政治一體化;擁歐派認為英國從屬于歐洲,只有參加歐盟才能在當代世界立于不敗之地。擁歐派和疑歐派對立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問題,在于兩派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英國疑歐派基本上代表了同美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英國金融業和其他高科技產業的利益;擁歐派則更多地代表了同歐洲大陸國家關系密切的商業、制造業和進出口業的利益。[23]由于關系到各自的根本利益,雙方都不會輕易作出讓步。
  不過,英國不肯放棄與美國的“特殊關系”,癥結還是在于英國想借助美國的力量發揮世界大國的作用。但許多觀察家認為,英國應該放棄大國地位的要求,集中精力做一個地區性國家,因為英國既沒有意志也沒有能力去扮演一個全球性大國的角色。[26]其實,英國的決策者們大都承認,他們的國家只能算是一個中等國家,其主要利益在歐洲。[27]英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英國只有積極地融入歐洲,才能增強對歐洲事務的影響力,確保并增強英國的歐洲大國地位,推動未來的世界格局向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因此,布萊爾也曾公開指出“英要想立于世界,就必須積極地、建設性地融入歐洲”,“英之崛起必須與歐洲站在一起”。[16]大多數英國學者也不贊成英美重新回到“特殊關系”的鼎盛時期,他們認為英國的未來在歐洲,冷戰后的英美“特殊關系”已經失去了其主要的意義。
      結束語
  英美“特殊關系”是當代國際關系中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盡管兩國維系這種關系的基礎一再發生變化,從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對峙的冷戰,再到冷戰結束之后的后冷戰時代,它歷經了半個多世紀,至今仍沒有行將終止的明顯跡象。冷戰后英美“特殊關系”的發展似乎出乎許多人的預料,但從冷戰后英美各自的戰略需要等方面來綜合考察,兩國“特殊關系”的維系又是在必然之中。當然,這種“特殊關系”對兩國來說從來就不是對稱的,即英國比美國更需要通過“特殊關系”來實現自己的外交與戰略目標。特別是對英國來說,由于面臨著在歐洲與大西洋之間的艱難選擇,在英美“特殊關系”的前景問題上英國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目前英國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繼續維持或強化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在美國與歐盟之間扮演“橋梁”的角色,實際上做一個“不稱職”的歐盟成員;二是淡化甚至最終放棄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將英國的利益及命運與歐盟的發展拴在一起。第一選擇偏重理想,在英國決策層不乏支持者,但在英國國內日益缺乏群眾基礎;第二種選擇比較務實,在英國公眾中有越來越多的支持者,但在目前的英國決策層中支持者不占優勢。估計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英國很難放棄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但鑒于英國國內更多的人已經認識到英國的主要利益在歐洲,向來注重務實的英國很可能會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歐洲。
外交學院學報京36~43D7國際政治羅會鈞20032003冷戰結束后,圍繞英美“特殊關系”問題產生了兩個主要的爭論:一是冷戰后英美兩國應該放棄還是繼續保持“特殊關系”?二是這種“特殊關系”在冷戰后是加強了還是淡化了?前一個爭論主要發生在英國國內,尤以“疑歐派”與“擁歐派”之間的對立為代表。后一個爭論,從英美關系的現狀看,盡管兩國在雙邊關系及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兩國繼續保持并強化了戰略伙伴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在冷戰后實際上得到了加強。特殊關系/英國/美國/布萊爾羅會鈞(1964—),男,中南大學國際政治與經濟系主任副教授,國際政治專業博士。(武漢 410083) 作者:外交學院學報京36~43D7國際政治羅會鈞20032003冷戰結束后,圍繞英美“特殊關系”問題產生了兩個主要的爭論:一是冷戰后英美兩國應該放棄還是繼續保持“特殊關系”?二是這種“特殊關系”在冷戰后是加強了還是淡化了?前一個爭論主要發生在英國國內,尤以“疑歐派”與“擁歐派”之間的對立為代表。后一個爭論,從英美關系的現狀看,盡管兩國在雙邊關系及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兩國繼續保持并強化了戰略伙伴關系,這種“特殊關系”在冷戰后實際上得到了加強。特殊關系/英國/美國/布萊爾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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