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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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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衙在俸祿、恩蔭、禮制等方面始終享有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卻以仁宗朝“慶歷新政”為界,經過了由低重新趨高的變化過程,中經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達到頂點。不過,由于北宋以“重文輕武”為國策,嚴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嚴格限制在軍事領域,參政、議政權基本上被剝奪。但由于三衙處于統領京畿禁軍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權更迭的政治斗爭當中亦不可避免地發揮著難以低估的影響。特別是從仁宗朝之后,往往是與宰相同心協力,有利、有節地發揮了其握有軍事實力的威懾力,多次起到了穩定當時政局的良好作用。這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體現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統禁軍的殿前司和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從總體上看,北宋統治者鑒于唐末五代武夫橫行,長槍大劍指揮政治的歷史教訓,注意樹立宰相、樞密使等文臣的權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將,并有意識地引導社會價值觀向重文輕武轉變,從而使得管軍將帥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發生了顯而易見的下降,所謂:“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不過,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盡管不如五代,但亦不應作過低估計。因為北宋立國開封四戰之地,“國依兵而立”[2](卷24《論國計奏事》)又與遼、西夏發生連綿不斷的戰爭,重視將帥勢所必然。三衙,作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軍臣僚札子》)的“武臣極任”,[4](職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對此,南宋學者章如愚在《群書考索》續集卷44中即準確地概括說:“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后則惟橫杖矣;見兩制而連騎通名,至其后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于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個較為明顯的例證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當可觀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5](續集卷44)是當時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識,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7](卷274)所謂“待之也亦不輕”、“事體至重”,除三衙為北宋“武臣極任”,地位居武將之首外,具體說來還大致有以下各種名目:   1.俸祿優厚。武臣俸祿之厚本屬北宋俸祿制度的特點,如時人張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5](后集卷21)三衙作為“武臣極任”,當然更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賈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子弟”垂涎三衙職位的原因時就說:“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耳。”[7](卷138)事實也就是如此。為了更直觀地說明這一問題,請看下表。     表1 三衙(三衙俸祿基本上按照節度使、留后、觀察、防御、團練使、刺史的官階發放)與宰執俸祿對照表      --------------------------------------------------------------------------------職務         俸錢     衣賜(年匹、兩)       祿粟            月貫(千)  綾   絹   綿   羅  月石 宰執 宰相、樞密使 300 40 60 100 1 100    參事政事、樞    密副使 200 20 30 50 1 100    知院事、同知    院事 200 20 30 50 1 100    簽書樞密院事 150 20 30 50 1 70 三衙 節度使 400 40 200 500 10 150    節度觀察留后 200 20 100 100    觀察使 200 20 100 100    防御使 200 20 100 100    團練使 150 20 100 70    刺史 50 20 100 50 --------------------------------------------------------------------------------  從中不難看出,三衙俸祿的整體水平與宰執處于同一水平線上,位至節度使的殿前、馬、步軍都副指揮使俸祿甚至在宰相之上。(注:此表主要依據汪圣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年版,下冊第780至784頁)《北宋元豐改制前文武官員料錢、衣賜數額表》;并參看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頁。)   2.恩蔭妻、子。恩蔭,又稱“任子”、“門蔭”、“世賞”,是指朝廷根據官員職、階高低而授給其子孫或親屬以官銜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蔭之濫是空前的,僅名目就分為郊祀、圣節(皇帝生日)、官員致仕、官員申報遺表和臨時性恩典五大類。從真宗朝開始,北宋恩蔭制度趨向固定化,規定:文官自侍御史知雜事以上,每年蔭補一人;從帶職員外郎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武臣從橫行以上,每年蔭補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8](P640)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還有所謂“初除管軍恩例”。以位至節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揮使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補親子或孫一人為x職。如神宗元豐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賈裕為x門祗候,“先是,賈逵以經畫~”延邊事得子vx門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揮使,以例乞除裕x職,詔止遷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與x職,以遣逵經畫邊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帥恩例,可依所奏。’”[4](職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紹興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樞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軍恩例,吏部擬申當得x職”。x職,乃當時易于升遷的美職,時人至有所謂“寵在x職”之說。故宋高宗在批準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職官三二之九)的慨嘆。三衙其他管軍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揮使,但亦相當優厚,故真宗朝馮守信為三衙,“其弟嘗欲上其子為守信子,以取高蔭”。[7](卷95)此外,因職在親近,三衙還有時常于皇帝面前請求親屬恩澤的便利條件,仁宗時不得不下詔,要求“官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7](卷136)   3.上殿奏事。仁宗朝規定:“詔殿前、馬、步軍,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速公事,在后殿祗應,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x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4.回朝賜宴。自真宗朝開始,三衙回朝朝見皇帝例得賜宴,據《長編》卷84記載:“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與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5.揖見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權重,儀制煊赫,三衙見宰相,須執禮甚恭,《文獻通考》卷58《職官十二》引沈括《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但宰相也要以禮相還,如仁宗朝王曾為相,“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勛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勛穿泥T直登階,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7](卷103)楊崇勛雖不得預坐,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禮”即通常情況下宰相是要給三衙設坐的。   6.借官馬。三衙皆可借官馬,罷職后也可繼續留用。仁宗慶歷年間以前的制度是“舊制:凡管軍皆借馬五匹,至罷,猶借留”,慶歷八年遂:“詔群牧司,自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落管軍,各賜所借馬三匹,殿前、馬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匹;軍都指揮使一匹。”[7](卷165)   7.得親兵牙隊。宋太祖乾德四年,開始嚴令殿前、侍衛諸軍帥及邊防監護使臣不得選軍中驍勇者自為牙隊。宋夏戰爭爆發后,這一政策有所松動,神宗朝就具體規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選派軍兵為親兵牙隊。如元豐四年當于熙河統兵的宦官李憲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揮,為臣親兵”時,宋神宗即親筆批復予以駁回,并說明:“所乞親兵牙隊,至管軍方許,可札與李憲令知。”[7](卷313)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節度使者,經郊祀后可以與現任宰相、樞密院長官一樣追封三代祖先為官。如太宗朝劉廷翰為殿前都指揮使,“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為撰名親書賜之”。[10](《劉廷翰傳》)神宗元豐初年,賈逵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贈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聽之’”。[10](《賈逵傳》)   9.喪儀。北宋對三衙將帥喪儀的制度,包括:皇帝輟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揮使、保靜節度使蔚昭敏卒,贈侍中。故事,罷朝一日,詔特罷二日”。[7](卷102)皇帝還時常親臨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節度使盧政卒。輟視朝,臨奠之,贈開府儀同三司”。[7](卷315)追贈官職,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質、賈逵皆贈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揮使多得贈開府儀同三司,劉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節度使者,又可得謚號,如“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節度使彭睿卒……法當得謚”。[7](卷106)蔭補子弟為官,如:“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秦鳳等路副總管向寶卒,推恩外又許其家陳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屬還可以借官宅操辦喪事,如神宗朝規定:“詔任管軍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死,許借空閑官宅居止,毋過三十楹,服闋還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變化   應該著重說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經歷有一個由低趨高的動態變化過程,如歐陽修《歸田錄》卷1記載:“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座,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歷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南宋大學者朱熹對此事的解釋“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稱一語破的。   大致說來,在陳橋兵變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前,三衙地位顯赫,石守信、王審琦等“官爵階勛并從超等,酬其翊戴之勛也”,[7](卷1)為眾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釋兵權”之后及太宗、真宗兩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劇地下降趨勢。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歐陽修所談到的“寶元、康定之間”,一方面是“重文輕武”的政策達到頂點,所謂“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恥”。[12](卷59《議戰》)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質也降至谷底,如有學者已經指出:“長期倍受壓制和歧視,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將隊伍素質更進一步下降的后果,遂產生了一批怯懦無能、品行低劣的將帥。”[13]在兩者的綜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點。然而,從慶歷三年“慶歷新政”開始,也就是歐陽修“余作舍人”之時,鑒于宋夏戰爭中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北宋“重文輕武”的國策逐漸向“重文但不輕武”輕變,而隨著狄青等一大批抗擊西夏的功臣進入三衙,三衙的素質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勢。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歐陽修任翰林學士及再入為執政時,業已表現出了明顯的提高,即所謂“三衙漸重”。   此后,除元v舊黨執政的少數時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諸帝皆有志于對外用兵,尊寵將帥在所難免,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續上升。如神宗朝熙寧九年四月,殿前都指揮使郝質等言:往軍器監與權判監劉奉世等會議軍器。上批:“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寺監小官,豈可呼召使赴期會?尊卑倒置,理勢不順,自今止令移文定議。”[7](卷274)宋人評論此事說:“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于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至徽宗朝,三衙遂達到了“為極品之官”[14](卷192)的頂點。像政和四年六月,中書舍人陳邦光即曰:“管軍為武臣極任,今乃不入品序,止以本官為次等,欲望特詔有司參酌正。”遂詔送禮制局,“本局取到管軍臣僚稱呼等階,今定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使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留后之上,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在正任團練使之上。從之”。[4](職官三二之七)     三衙的政治作用   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三衙將帥,不能參政。”[8](P552)限制武將,尤其是以三衙為主的高級武將的參政權,是北宋一以貫之的基本國策。如在宋太祖朝,“一日,太祖語(石)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10](《梁周翰傳》)宋太宗更是明確宣布云:“自梁、晉以降,昏君弱主,失控馭之方,朝廷小有機宜,裨將列校,皆得預御坐而參議,其姑息武臣乃如此。朕君臨四海,以至公御下,不唯此輩,假使李廣復生,亦無姑息之理也。”[7](卷37)因此,從總體上看,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不是很大。   當然,限制將帥的參政權,也不能理解成絕對不允許參政。其實,三衙對朝政發表個人意見在北宋也并非少數,如仁宗時即規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若“別陳利見,即關報x門,依例上殿”。[7](卷156)真宗朝張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時建玉清宮,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10](《張耆傳》)楊崇勛,“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10](《楊崇勛傳》)仁宗朝的郭承v,“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15](《郭承v傳》)等等。   更為關鍵的是,在北宋多次皇位更迭的過程當中,三衙往往也比較活躍,發揮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典型事例有以下三例:   第一,英宗得立,宰相韓琦為“定策元勛”,但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協助宰相韓琦,對穩定英宗即位伊始的政局波動亦功不可沒。   李璋,是仁宗親舅李用和之子,仁宗以其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實寓托孤深意,《宋史李璋傳》記載:“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群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英宗即位,時局果有不安之勢,一則英宗以外藩入繼,皇室內部覬覦者不乏其人,如仁宗曹皇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爭?”[7](卷198注引《直筆》)北海郡王趙允弼更是自以“最尊屬,心不平”,公開揚言:“豈有團練使(指英宗)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他比英宗高一輩,所謂“尊行”,就是指他自己。二則軍兵貪財希賞,“時禁衛或相告,乾興故事(仁宗即位),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宮中果賜食,眾視食中無有,紛紛以為言”,[7](卷198)軍心浮動。   在這政治敏感時期,李璋沒有辜負仁宗的期望,他的作用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一是在“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時,進一步確立英宗的地位,“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實為李璋)扣殿階白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稟后,后許之。時英宗散發被面,覆以帽子。質(璋)徐縉笏拂開發,審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注:《長編》卷198嘉v八年四月李燾注引蔡氏《直筆》,并考證說:“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蓋誤。”故據之改屬李璋事。)二是否決了執政增加京城防備的擬議,史稱:“帝(仁宗)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10](《李璋傳》)三是痛責驕兵,及時地穩定了軍心,“殿前副都指揮使李璋呼其長,謂曰:‘爾曹平居衣食縣官,主上未臨政已優賞,爾何功復云云,敢喧者斬!’眾乃定”。對此,當時人就有將其與韓琦并列的高度評價,“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7](卷198注引《直筆》)   第二,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與宰相蔡確等人合作,為確保哲宗順利繼承皇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神宗、哲宗之際,有所謂高太后“有廢立之謀”(即以雍王趙顥取代哲宗)和蔡確等擁戴哲宗有“元豐受遺定策殊勛”的政治疑案出現。在日后的元v、紹圣新、舊黨爭中,新黨皆主此說,舊黨則力辨其誣,至有《新錄辨誣》、邵伯溫《辨誣》之作。由于神宗、哲宗兩朝《國史》、《實錄》已經雙方多次反覆篡改,皆非信史,完全澄清其歷史真相十分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圍繞著哲宗即位,當時政見相左的各派政治力量確實有過激烈的斗爭,結果是以哲宗上臺但由高太后攝政,雙方暫時妥協而告一段落。對此,鄧廣銘、漆俠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變法》諸名著中已有初步闡述,筆者擬在其基礎之上另文再詳細考證,這里僅概述結論,并著重分析一下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在其中的作用。   簡單地說,高太后反對神宗、王安石等人行新政實由來已久,而雍王趙顥不僅是她的愛子,兩人在反對新法方面更完全一致,曾聯手向神宗發難,逼其罷免王安石。據《邵氏聞見錄》卷3記載:“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興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即趙顥)至太皇太后宮(即高太后)。……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眾。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于外,歲余復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神宗所言“汝自為之”,乃是引用太宗迫太祖子趙德昭自殺之語,可見對其已深有疑忌。待神宗彌留之際,趙顥先是首倡由高太后攝政,“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顥乃邀于廊曰:‘上疾急,軍國事當請皇太后垂簾。’輔臣愕不對”;后在高太后的默許下謀位之心日益膨脹,像“太子未建,中外洶洶。皇弟雍王顥問疾,輒穿帳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宮嬙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顥無復忌憚”、“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荊王f亦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數留禁中,f屢牽臂引出”[7](卷352李燾注)等一類記載雖出于新黨之手,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這種形勢下,哲宗能否得繼父位就成了一個疑問,宋神宗有鑒于此,于是有托孤于蔡確、燕達兩人之舉,史稱:“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勤諭確協力早定。”蔡確,時任首相,神宗對他的評價是:“群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7](卷352李燾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為其輔助,用意當然是希望以軍力為蔡確后盾。   燕達,時任殿前副都指揮使,是宋神宗親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將領,“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10](《燕達傳》)他對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儲前夕,待蔡確派其弟蔡碩轉達神宗、蔡確之意后,當即表示:“愿盡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確)。”[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對高太后、趙顥等形成了較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方接受了立哲宗為太子、由高太后攝政的折衷方案。能夠爭取到這一結果,對神宗為首的變法派來說,在當時不利的條件下,已經是比較好的選擇了。   燕達不僅于立哲宗為太子時以武力協助了宰相蔡確,在哲宗登基前后,為防萬一,他還不顧忌諱,上奏要求親自率領全副武裝的六十名中下級軍官守在皇宮內東門外。史書記載:“逮神考升遐,宿衛于內東門。百官朝哺臨,由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由內東門入。(燕)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奸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眾先,言之茍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嘆之。”[7](卷353注)在燕達的請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許燕達領軍校日夜于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注:如《長編》卷353元豐八年三月李燾注引《密記》曰:“三月五日燕達奏,差殿前指揮使六十人赴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奉旨依。”并考證說:“惟燕達乞守宿內東門外,前此未有也。……應是達創有陳請,非舊例也。”可見是舉確實出自燕達一己之議。)燕達是舉,意在防范由內東門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對哲宗不利者,對哲宗順利即位顯然意義非輕。從這個角度上講,神宗認為他“忠實可任”確屬知人善任。   第三,步軍都虞候(注: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言何灌時為殿帥,但《宋史》本傳無載,又當時有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楚,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何氏此時職務據《宋史》本傳實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尋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何灌于徽、欽內禪之際,以武力為后盾,震懾了鄆王趙楷的搶位企圖。何灌,開封人,以善射著稱,積軍功于徽宗末年為步軍都虞候、管勾步軍司事。徽、欽內禪之際,他領兵入衛。當時正是金軍南下北宋國勢艱難,北宋皇族本應同心協力,共赴國難,但由于徽宗、欽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寵愛三子鄆王趙楷,已萌廢立之意,據時人胡寅說:“淵圣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耿)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裝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譖,頗曾解紛。”[16](卷27)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禪位時,趙楷不顧大局,在宦官們的慫恿下,仍試圖搶位,《宋史何灌傳》記載:“帝內禪,灌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宋人筆記中對此事更有詳細描述,如王明清《揮麈余話》卷1曰:“宣和末,v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在朱邸,每不平諸幸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灌以殿帥守禁衛,仗劍拒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灌指劍以示曰:‘灌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趨欽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為粉碎趙楷等搶位企圖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綜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過程中確實發揮有比較重要的作用,這也并不奇怪,因為在古代專制主義政體之下,皇位新舊更迭往往是各種勢力競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時期,北宋盡管重之輕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軍將帥,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揮使,作為直接握有京城禁軍兵權的強有力人物,他們的地位自然舉足輕重。   不過,北宋三衙參預皇位更替也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即有節、有利。有節,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為首的文臣控制之下發揮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樣作為一個單獨的集團出現,而且時常表現為能主動同宰相等文官執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雖然是三衙將帥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在北宋卻幾乎一次也沒有發生,他們主要是作為一種軍事威懾力量輔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將帥對皇位繼承的適當干預,多數情況下對穩定政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時的李璋、哲宗即位時的燕達、欽宗即位時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來有宋史專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蠻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運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為手握重兵的武將,能夠在皇位更迭中發揮出上述良好作用,應該說正是北宋政治運作趨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體現之一。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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