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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的文化沖突與詞人的審美選擇
北宋時期的文化沖突與詞人的審美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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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發展的一定階段出現流派競爭與對立,這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它不單是文學內部規律的表現,而且還是特定歷史時期文化潮流沖擊的結果。宋詞,尤其是北宋詞中不同流派的產生和它們之間的對立斗爭,就與當時新興的都市文化同以儒學為核心的正統士大夫意識兩者的沖突矛盾、消長起伏密切相關。
  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其前期與后期的不同,上升階段與沒落階段的不同。而宋代,正是封建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從前期走向后期、從上升階段走向沒落階段的重大轉折時期。在宋之前,以詩文辭賦為主要樣式、以宮廷文學和山林文學為主干、以士大夫意識為靈魂的正統文學居于絕對統治地位,是封建社會上升階段的代表文學。隨著中唐之后封建社會逐漸走向衰落,正統文學也就日趨老化。與此同時,城市繁榮,商業發達,市民階層日益膨脹,自晚唐至宋,市井間的娛樂活動也日益興盛。在市井說唱娛樂活動的土壤里滋長了與正統詩文辭賦迥然有別的市民文學。宋代以來,新興的市民文學呈不斷上升之勢,在元、明、清三代,其成就已高出于正統的士大夫文學之上,事實上占據了創作的主要地位。宋代正處于正統文學與市民文學盛衰交替的重大轉變期,而新興的曲子詞,正好是從正統文學向市民文學過渡的一個重要標志。在詞的興盛繁榮中,充滿了市民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新興都市文化與傳統士大夫文化之間的矛盾沖突和融合妥協,由此推動了一些詞派、詞風的產生和消長。
      一
  中國古代詩歌最初起源于鄉村,是以鄉村生活為背景的歌唱,這有《詩經》的十五國風和《楚辭》中的《九歌》等為佐證。而依傍于都市文化娛樂的詞則與傳統的詩歌大不相同,它是地地道道的都市文學,原就是為都市坊曲歌妓演唱之需而創作、因都市文化娛樂活動的高漲而興旺繁榮起來的。唐五代北宋的詞,基本上可以稱為都市的“流行歌曲”,是以都市生活為背景的歌唱。(注:參見袁行霈:《長吉歌詩與詞的內在特質》,載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編《第一屆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4年出版。)這是唐、宋兩代都市文化的一個特殊產兒。五代時期兩大詞派“花間”派和南唐派之所以能產生,是因為有成都、金陵兩個文化大都市作為基地。林庚先生論詞的興起時,將它與都市的繁榮和市民階級的形成掛上鉤,正確地指出:
  在商業資本與封建土地關系的矛盾糾纏中,后者只能一味保守,前者卻一力要求發展,盡管由于這一糾纏而并不能突破封建的局限,然而一點一滴,總還是在發展中,這表現在中唐以來社會各方面都在衰落苦悶中,而獨有商業卻是并不衰落的。《琵琶行》所謂“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這自由商人還是干得正起勁哩。同時由于六朝、隋、唐這一階段商業及手工業的突飛猛進,城市中也逐漸形成了市民階級。這雖是到了宋代才表現得更為明顯,而唐代卻已是萌芽了。這樣市民文學,由于它是發展的、新生的、富有創造性的,便將代替正統的文學而成為文壇新的主潮。而由正統文學過渡到市民文學,便表現為大歷以來市民文學與詞的起來。(注:林庚:《中國文學簡史》第十五章《文壇的新潮與詞的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林庚先生所述,主要是唐代中晚期的情況。如果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中后起的一個特殊支流的都市文化,在隋唐五代時期還只是初具規模、初顯特色和有時僅在局部地區得到發展的話(比如在戰亂頻仍的五代,都市文化僅在成都、揚州、金陵等幾個地區得以發展),那么,到了農業生產力大大提高、商業與手工業空前發展和城市經濟全面繁榮的宋代,都市文化就進入了它在我國古代社會中的第一個高潮期,成為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后期過渡中一股支配文藝創作新動向的決定性力量。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有必要簡略地追述一下都市文化是如何生成的以及它有什么特點,然后才能看清它是如何影響詞體文學的創作、又如何遭受傳統士大夫意識的抵制或改造的。
  中國古代封建文化,在隋唐之前,是農業自然經濟的產物;在隋唐之后至近代以前,也大致還是這個基本格局,但其中明顯地增加了都市文化這一支流。這是一種在異質的環境中逐漸生成的新型文化。都市比之上古時期因生存之需而自然聚合的鄉鎮及為行政管理之需而設的州郡縣治等等不一樣,它不是農村自然經濟的產物,而是從商品經濟中化育而出的。我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經濟確實是以自然經濟占絕對優勢的,但自然經濟也少不了一定范圍和一定數量的商品交換。于是,隨著生產力的逐漸發展和商品交換的增加,在華夏古國汪洋大海似的農耕社區中,興起了島嶼式的大大小小的都市。都市的建立和增多,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補充著自然經濟,同時又對后者起著腐蝕和分解作用。歐洲的資本主義,就是從中世紀的都市萌芽和成長起來的,它最終導致了整個世界的變革。但我國古代的都市,不能和歐洲中世紀的都市等量齊觀。這不僅因為我國古代都市經濟里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未能發展到歐洲都市的高度,更由于我國的那些所謂“通都大邑”多半是封建王朝各級政府的所在地(不像歐洲封建領主都散居于莊園,而把城市讓給了市民),貴族和官僚的勢力占據統治地位,作為商品經濟的弄潮兒的市民階層,雖然人數多,但政治上沒有地位,力量十分弱小,迄未成為左右社會發展動向的勢力,他們所創造的都市文化,難免帶著濃厚的封建文化色彩,不似歐洲城市商品經濟初發時期的市民文化那樣具有新鮮而強烈的資本主義光芒。話雖如此,我國中古時期的都市文化既然產生于市民之中,就必然帶有為過去的純粹農業自然經濟社會所沒有的某些特點。
  說到底,我國中古時期新興的都市文化有些什么特點呢?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一針見血地點明:“富者,人之情性也,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又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意欲過上富裕的生活,一心追逐財利,確是城市工商業者普遍的心態。既然要謀取財利,就不能不承認人的種種物質欲望,因為追求物欲正是經商謀利行為的思想動力。“利”與“欲”連成一體,構成了都市文化的精神出發點。而市民的利欲觀念又是會隨著城市經濟的日益發達和城市文化形態的成熟而不斷擴張與演進的。這種擴張與演進,按理是雙向進行的:一方面,從經濟上追求財利提高到政治上追求權利;另一方面,從物欲的滿足進而擴展到追求情欲與性欲等等。這是都市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這里應該指出:中國的都市,由于封建正統勢力的統治比較強大和根深蒂固,前一方面的趨勢極不明顯,諸如民權、法權、參政權與執政權等等方面歐洲市民階層曾如火如荼地為之進行這斗爭的東西,在這里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中國古代的都市文化,僅在后一方面——從物欲擴展到情欲、性欲——得到了長足的、甚而是畸型的發展。這在自唐代中期以后至宋元明清各代的都市“俗文學”中表現最為突出。(注:以上關于都市文化的生成及其特點的描述,參考并采用了陳伯海《中國文化之路》第二章《文化精神的歷史建構》中的一些基本觀點。該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試看那些市民意識最濃的市井歌謠、變文、俗講、民間曲子詞、散曲、小唱、雜劇、傳奇、演義、話本、擬話本之類,公開鼓吹“好貨”與“好色”、頌揚發財致富和男女自由情愛乃至露骨地進行性描寫者觸目皆是。市民文藝中的這類描寫,是為了滿足市民階層那種日益強烈的對物欲、情欲的欣慕與渴求。這樣的審美供求關系,在都市文化開始繁榮的唐代中晚期就已經很熱火了。
      二
  生活于中唐至晚唐初年的文人趙lín@①所撰《因話錄》卷四記載了這樣一個俗講僧吸引市民的故事:
  有文淑僧者,公為聚眾譚說,假托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其méng@②庶易誘,釋徒茍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
這所謂“愚夫冶婦”最感興趣的“淫穢鄙褻之事”,說穿了就是男女性愛之事。這是都市里市民文藝中比重最大的題材。值得加以注意的是這條記載中提到:當時的教坊將文淑僧俗講的內容(“淫穢鄙褻之事”)按其“聲調”(俗講是一種有講有唱的通俗文藝形式)寫成了“歌曲”。按文淑僧為唐憲宗元和年間最活躍的俗講僧,這個時期教坊的“歌曲”就是新興的以燕樂為基礎的曲子詞。這時正是都市民間詞已十分盛行而文人學士也紛紛拿起筆來嘗試創作小詞的時期。這條記載,透露了作為新興都市文藝重要形式之一的曲子詞大量吸取男女性愛題材的信息。詞起源于民間,而我國民間文藝自古就有偏重于表現男女戀情的傳統。即在都市文化尚未成為引人注目的一股勢力之前的先秦、漢魏時代,農村與鄉鎮的民歌中就以戀歌占較大比重。在都市文化初興的六朝時代,產生于建業、荊襄一帶城鎮商業中心的“吳歌”、“西曲”,就更十之八九都是纏綿悱惻的男女情歌。這個情況似乎可以證明:民間文藝越向商業都市發展,越要迎合市民文化中“好貨”與“好色”的傾向,從而加重其“艷情”成分,乃至最終以“艷情”為最重要的內容。從“胡夷里巷之曲”發端的詞,更是明白無誤地走這一條都市化、艷情化的道路。
  多年以來,在詞學研究者幾乎一邊倒的褒揚民間詞“題材寬廣”、“內容健康”、譴責文人詞以艷情為主的議論中,有這么一種似乎振振有辭的結論,即認為詞初起于民間之時,清新樸素,反映現實廣泛,轉入文人之手以后,才被扭曲成為“艷科”,充滿了“媚”態。論者還競相引用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的一段話為重要論據:“今茲所獲,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贊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其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但論者對民間詞題材傾向的判斷并不符合事實;王重民對《敦煌曲子詞集》題材的分析本身并無什么謬誤,但它并不能證明早期民間詞不是以閨情及花柳為主。姑且不論《敦煌曲子詞集》僅收得160多首詞,這可能只是唐五代曾經出現過的民間詞中的一小部分,僅憑它們,難以確切判定當時題材取向究竟如何;如果可以單憑這個集子來作為“抽樣調查”的范本的話,我們反倒可以說:恰恰是這個集子證明了早期民間詞中就是以“言閨情與花柳”為主要內容的。不信請看,這里有一個按王重民所列類別而作的粗略統計數字:在《敦煌曲子詞集》中,“言閨情及花柳者”最多,約占40%左右;其次為“忠臣義士之壯語”,約占25%;第三為“邊客游子之呻吟”,約占12%;以下“佛子之贊頌”約占7%;“隱君子之怡情悅志”約占5%;“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約占4%;“醫生之歌訣”約占2%;其他內容,約占5%。(注:這些統計數字,系據楊海明《論唐五代詞》一文錄出,特此說明。楊文載《唐宋詞論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由此可見,“言閨情及花柳者”雖“尚不及半”,但在各類題材中卻高居榜首,將及一半,是比重最大、在各種題材中唯一顯出傾向性的題材。而從這些“言閨情及花柳”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它們描寫的多半是城市妓女(如《望江南》“莫攀我”、《拋球樂》“珠淚紛紛濕綺羅”等等)。由這些描寫中不難了解到當時城市中色妓是多么盛行,市民階層追逐物欲和情欲是如何普遍。由此也可指出:籠統地說“詞起源于民間”,難以說清詞的文化特質,不如說詞是唐宋時代都市文化的產兒,更為怡切。
  我們自然并不否認:詞在從民間轉入晚唐五代文人之手成為一種時代性的流行文藝之后,更加重了艷情的成分。但這種加重,是在都市享樂環境中進行、由都市文化的畸形繁榮促成的。歐陽炯《花間集敘》中所渲染的“有唐以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的曲子詞創作欣賞環境,正是一種典型的以追逐女色為中心的都市享樂文化環境。五代時兩大商業文化都市成都、金陵所滋育出來的“花間”詞和南唐詞,因而更公然以女性為中心,以表現男女性愛為壓倒一切的主題。《花間集》所收的500首詞中,有411首是以女性為描寫對象的,占總數的82%。在比“花間”詞士大夫氣重的南唐詞中,這一傾向有增無減,只不過色情味淡了些,表現得雅致含蓄了而已。南唐詞人馮延已今存110首詞中,以女性為抒情主人公者達100首之多;李jǐng@③僅存的4首詞全寫女性;李煜國破家亡后專抒自身的哀懷,但他傳世的34首詞中也還有一半是寫女性的。這些以女性為中心的艷體小詞,大多數是寫因性愛、情愛的失落或殘缺而引起的孤獨、苦悶、寂寞、怨恨等情緒,少數作品則寫幽歡艷遇時的快樂感和滿足感。“花間”、南唐兩個不同流派在題材上的這一趨同性,乃是受制于當時都市中廣大接受者的文化消費心理與趣味的。五代時天下大亂,王朝如走馬燈似地不斷更迭,文人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已蕩然無存,而沙漠中的兩塊綠洲——西蜀的成都和江東的金陵這兩大都市的經濟和文化卻畸形地繁榮,貴族、官僚、市民和各色文人藝人等的享樂欲望高度膨脹,他們幾乎一致地追求現世的娛樂和官能刺激,而不愿去過問社會人生的前途。正是在這種都市享樂文化的肥厚土壤里,通過艷麗女性——歌妓演唱的以女性、女色為中心內容的曲子詞,恰好充分地適應和滿足了廣大接受者的消費需要。創作者——都市各階層文人需要通過描寫女色來麻醉自己和宣泄內心的性要求,接受者——都市廣大市民更需要欣賞女音女色來滿足自己的享樂之欲,于是,供求相應,產銷對路,曲子詞作為當時都市享樂文化開放的一束艷體之花,被定位為文學的“艷科”,絲毫不足為奇了!
      三
  唐宋詞的傳播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一旦詞這種娛樂文藝形式的接受者的消費取向定型之后,作為創作者的文人墨客就長期地被都市消費趨向推動著,依照既定的“艷科”模式去進行“生產”。這一強大的“慣性”一直從五代延續到宋初,在北宋前期統治詞壇達一個世紀之久。在蘇軾闖入詞壇之前,詞的創作一直在以女性、女色為中心內容的慣性軌道上運行。這種運行,既有北宋時遠比唐五代發達的都市文化為強大后盾,又有最高統治者鼓勵士大夫和老百姓及時行樂的政策為推動力,因而釀成了比晚唐五代更為繁榮發達的“艷科”文藝新局面。
  不過,由于正統的士大夫意識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滲入,“艷科”在兩宋詞壇難以維持一統天下。且不說北宋中期蘇軾崛起之后的巨大變化,即在北宋前期,在近乎一邊倒地以女性女色為描寫中心的詞壇上,就已經因為士大夫意識的抬頭而出現了“雅”與“俗”二派的嚴重對立。宋代廣大的在儒家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文人士大夫,他們對曲子詞這種都市俗文藝的形式的態度一直是十分矛盾的。
  宋代是一個儒學復興的時代。一方面,統治者為了維持長治久安,就不能光是縱容享樂之風與聲色之好,還須扶持儒學來作為治國平天下的精神支柱和統治思想,乃至最終將當代的新儒學——理學定為官方哲學;另一方面,作為依附于統治階級的廣大文人士大夫,亦以儒教為立身的根本,大都以為人生首要之務是在孔孟學說指導下致力于建功立業,在政事之余可作文章,文章之余可以作詩,作詩之余乃可寄情于綺席花叢偶作小詞。儒家一向主張抑制人欲(包括情欲),在涉及男女綺思之時,標榜“發乎情,止乎禮義”,自“詩教”敷設以來,漢代以后的詩歌描寫男女性愛者極為稀少,除六朝樂府民歌及梁陳宮體之外,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即偶有言“情”者,也多含蓄蘊藉,力避“淫靡”。入宋之后,由于儒學的復振與理學的行時,士大夫更戴起理學面具作詩,詩中多“言理不言情”。而新興的都市文化色彩極濃的曲子詞,卻放肆地表現男女情愛,沖破了正統士大夫意識中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的信條。士大夫政事文事詩事之余,發現了、利用了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樣式,驚喜萬端地用它來“走私”自己作為“人”積壓于內心的但卻被禮教的牢房關鎖著的男女性愛之情。但在競相喜愛、趨之若鶩地作艷體小詞的同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不能無視正統禮教、詩教的規范,必須把這種私下喜愛的文藝樣式排一個位置,在不妨礙詩文“正宗”地位的前提下為它找到一個“合法”存在的理由。于是“詩莊詞媚”、詩大詞小的觀念和議論應運而生。提到詞的時候,總要加一個“小”字,以示愛憎分明,尊卑有別。稱這種風行海內的流行歌曲為“小詞”,無非是想向正統勢力表白:文人偶爾染指寫它幾首,僅僅是做點游戲,純屬“小道”、“余事”,嬉弄筆墨,娛樂情性,無礙于正經的“文章政事”。北宋著名詞人,差不多都是這種態度:在感性上、在潛意識里非常喜歡“小詞”,但在理念上、在正經場合則貶低和裝模做樣地排斥它,做出一副不足珍惜和不屑一顧的姿態。宋初的錢惟演宣稱:“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注: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版。)蹲茅坑讀詞,似極為不屑此物,但既然連入廁也不肯“頃刻釋卷”,可見內心喜愛之甚也!以后的大詞家蘇軾亦云:“近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注:蘇軾:《與鮮于子駿書》,《東坡續集》卷五。)語氣似頗輕此體,但既欣然自賞,自稱已是此中之“一家”,則內心之篤愛也是顯然無疑的。就這樣既似輕視又實重視,表現厭惡內心酷愛,北宋士大夫在矛盾的心態中欣賞著詞,創作著詞,俚俗、冶蕩、都市市民味極濃的詞,亦因之在他們手中開始了某種士大夫味的變異。
  以“治國平天下”的功業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們紛紛“未能免俗”地愛上了艷體小詞,對這種文化現象當時的輿論總要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一種自我辯解性的主張就是:正人君子亦未免有“情”,因而所謂“文章端士”在不影響政事和文章等“經國之大業”的前提下,亦可有“艷麗之辭”。但是,曲子詞“先天”所帶上的都市文化露骨的性愛內容和冶蕩綺靡風格,與士大夫所尊崇的詩教中所謂“好色而不淫”、“發乎情止乎禮義”及“溫柔敦厚”等理念和主張畢竟是格格不入的。僅僅用“正人君子未免有情”和“亦有艷麗之辭”這樣的辯解,實難以為士大夫喜好曲子詞的文化現象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最有效的辦法是用士大夫的審美理想和風雅意識去改造和提高艷體小詞,使它即使免不了表現性愛與女色也要由俚俗淫靡變為雅致含蓄,由市井伶工的俗文學提升為士大夫的雅文學,成為士大夫正統文化能接納或至少能容忍的一種形式。五代后期的南唐詞,雖仍以女性描寫為中心,但已明顯地出現了以士大夫意識使之雅化、文人化的傾向,淡化了、甚至基本上取消了早期民間詞和“花間”詞常見的那種露骨直率的性愛表白與淫褻描寫。北宋前期,柳永等一些泡在都市文化海洋中的風流浪子直承民間詞和“花間”派的傳統,變本加厲地大寫特寫市民味極濃的艷詞,俚俗而冶蕩的詞風暢行天下,乃至“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與之同時的晏殊等人則一反柳永俚俗塵下的詞風,力追南唐君臣的流風遺韻,大作典麗含蓄、溫潤秀潔的士大夫“雅”詞。于是詞壇上開始出現了雅、俗兩個詞派的對立——實質上是正統士大夫意識與新興都市俗文化的對立。也就是說,北宋詞的第一次流派分立,是由當時特定的社會文化——審美思潮的矛盾斗爭決定的。
  柳永一派詞出來以后,正統士大夫勢力對之十分頭疼,以為有傷“風化”、違背了儒家禮教。當時,上自那位號稱“留意儒雅,務本向道”的仁宗皇帝,下至宰相、詞臣及眾多官僚士大夫,大多標榜“雅正”,對柳詞嚴加斥責,甚至發展到用不讓中舉、不給磨勘轉官等懲罚手段來冷落和打擊柳永本人。但柳永一派詞作為一種有廣泛社會基礎的都市文化產品,并不因為作者本人受到排斥打擊而影響稍減,反而隨著都市文化的進一步繁榮滋長而在北宋中后期更加風行海內。文化傳播史的事實證明:對于精神產品,硬堵是堵不住的,硬壓是壓不滅的,聰明的辦法是從根本傾向上進行有效的改造與引導。于是乃有蘇軾應運而生,引士大夫之“逸懷浩氣”入詞,用以改革此種一向只用于市民娛樂的“艷科”樣式。關于蘇軾在北宋中期詞風、詞派演變關頭的導向作用,夏承燾先生作過這樣一段切中肯綮的論證,他說:
  比歐陽修遲一輩的蘇軾,他一方面不滿那些不近人情的理學家,一方面也不滿柳永有損傳統文學尊嚴的艷詞,他開始把封建意識和市民意識調和起來。前人說他“以詩為詞”,那只是外表的看法,其實則是拿市民文學的形式來表達封建文人的意識。他的作品對禮教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是從人的感情出發的,不是從宗法觀念出發的,這一點是對理學家的抗議。當時的封建士大夫和理學家,用種種手段壓迫詞,由于蘇軾放寬了詞的門路,在詞里增添了士大夫階層的生活內容,于是宋詞才有在士大夫階層作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詞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影響,也從此擴大起來。(注:夏承燾:《唐宋詞敘說》,《浙江師范學院學報》,1955年第1期。)
這就是說,蘇軾的詞,是北宋中期有識之士為求得詞在士大夫階層的進一步發展,而將封建士大夫意識與市民意識調和起來的產物,是一方面抵制了理學家壓抑人欲壓迫詞體的行為、一方面又反對柳永俚俗艷冶詞風的“中間路線”的產物。論者述及蘇軾在詞壇的貢獻時多認為他是創立了所謂“豪放詞派”,與從“花間”至柳永的所謂“婉約詞派”相對立。這是一種十分浮淺、表面和似是而非的看法。首先,傳統的文人詞,在從“花間”至柳永的一百多年中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婉約”派,柳永既不與“花間”同派,也不與南唐君臣同派,與同時的晏歐“江西詞派”更是雅、俗異趨的對立詞派。其次,所謂“豪放”風格的詞,并非蘇軾首創,“花間”派中的韋莊、孫光憲、李xún@④,南唐的李煜,北宋前期在蘇軾之前作詞的柳永、范仲淹、劉潛、蘇舜欽、王安石等人,都各有一定數量的風格豪放的詞;蘇軾寫的“豪放”詞,比上述諸人多,以致我們可以視之為蘇軾革新詞體、改變詞風的重要標志之一,但“豪放”詞在蘇軾傳世的300多首詞中僅占不到十分之一,“豪放”并非他的主導詞風。再次,從蘇詞中有大量的描寫女性、抒寫愛情的專門詠妓贈妓的詞篇這一點來看,蘇軾本人作詞不廢婉約、不棄陰柔之美,也絕無意如有人胡說的要“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因此也未曾建立什么“豪放”派來和自己也大量寫作的“婉約”詞相對抗。辨析流派,不能僅僅依據一部分作品外在風格的異同,還須仔細考察和識別作品蘊含的不同的文化特質、審美趨向及作者所代表的文藝思潮等等更本質的因素。蘇軾作詞,的確是有意要在柳永之外另立一派,他的詞也確實于柳永之外另成了一家,并因后人的追隨而另成了一派,但柳、蘇的對立,主要地不是“婉約”、“豪放”兩種詞風的對立,而是在文學描寫內容和審美趨向上市民意識與士大夫意識的對立。柳、蘇詞的根本不同點在于:柳永較多地迎合都市文化的潮流,按市民情調和市民趣味來表現艷情綺思與都市享樂生活,因而詞風比較俚俗乃至有些“塵下”;蘇軾則較多地借用這種市民文學的形式作為一種新詩體來裝進士大夫階層的生活內容與思想情調,因而詞風變得迥別塵俗、清曠高雅而已!說到底,柳、蘇兩種不同詞風、兩個不同詞派的出現,乃是市民意識與士大夫意識在詞壇相互排斥又相互調和、妥協的結果。
  幾乎貫穿兩宋三百年歷史的詞壇“雅”、“俗”之爭,本質上是正統的士大夫文化與世俗的市民文化的斗爭。曲子詞從市民文化中養成的娛樂性、消遣性、世俗性和香艷性等特征,為一部分因生活落拓而沾染了市民意識的浪子型文人所樂于接受和發揮,而為另一部分主張“雅正”、致力于把這種新形式改造成別一種抒情言志詩體的文人所抵制和加以革新。于是自晏殊批評柳永始、中經蘇軾反對門人“學柳七作詞”和李清照譏彈柳永“詞語塵下”,后至南宋詞壇“復雅”思潮的興起,“雅”、“俗”之辨不絕如縷,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圍繞著這條文藝思潮斗爭的主線,陸續產生了不同的詞派,豐富了詞的藝術寶庫。但須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大批出身士大夫的詩人投入詞壇,用士大夫的意識和文學水準去改造、革新和提高詞體,使之在藝術上不斷豐富和發展,產生出不少代表不同時期文藝思潮和水平的新流派,并逐漸把詞這種文體從“小道”、“末技”的地位上解放出來,成為光芒四射的“一代之文學”;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意識的增強,詞漸漸地被引離了它本來很宜于在其中運轉的世俗的軌道,特別是經歷南宋前、中期所謂“復雅”運動之后,詞被填塞滿了文人墨客的士大夫“雅趣”,消減和改變了它原先具有的生機勃勃的市井氣和市民味,最終被引進了士大夫的“象牙之塔”之中,失去了唐五代北宋時形成的市民大眾接受圈子,從而影響縮小,流派發展的張力也逐漸枯竭,不但俗詞的派別銷聲匿跡,而且雅詞的新流派也日益縮小了陣營,至南宋末期,再也沒有“凡有井水飲處”皆傳唱曲子詞的盛況,于是宋詞的發展史也隨著宋王朝的覆滅而宣告而終結。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37~4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揚忠19981998本文從文化學的角度分析了北宋時期詞體創作的風格流派的形成與變化,認為北宋是封建政治經濟從鼎盛走向沒落的時期,也正是中國文學的正統文學與市民文學的盛衰交替的轉變期,這對詞體創作的影響表現為市民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新興都市文化與傳統士大夫文化的矛盾沖突和融合妥協,并推動了一些詞派詞風的產生與消長。市民意識/士大夫意識/都市文化/士大夫文化作者 劉揚忠,男,1946年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郵編 100732)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37~4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揚忠19981998本文從文化學的角度分析了北宋時期詞體創作的風格流派的形成與變化,認為北宋是封建政治經濟從鼎盛走向沒落的時期,也正是中國文學的正統文學與市民文學的盛衰交替的轉變期,這對詞體創作的影響表現為市民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新興都市文化與傳統士大夫文化的矛盾沖突和融合妥協,并推動了一些詞派詞風的產生與消長。市民意識/士大夫意識/都市文化/士大夫文化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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