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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惆悵――追憶齊、秦之變
歷史的惆悵――追憶齊、秦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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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它可以“一匡天下”,獨霸東方,卻未能“一統天下”,橫掃六合;它可以百家爭鳴,卻不能百花齊放;它可以工商并重,但最終還是被農業集團所吞噬。齊國,這個八百年的神奇國度,給了人以太多的遺憾;齊文化,這個超越時代的精神,又給了人以太多的遐想。
回想齊國的立國史與亡國史,從客觀上講,都是托了地理環境的福。齊國之強、齊國之富,自是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土地貧瘠、煮鹽繁盛等等海洋性的影響,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這種富強“匡天下”有余而“統天下”不足。齊國地處山東半島,正是在華北大平原上,偶有山東丘陵起伏成山。這一點對齊國是致命的。首先,這也就注定了齊國在境內“無險可守”。當然,這種“無險可守”是相對的,但是與秦國相比,齊國沒有函谷關,沒有武關,所謂防守的關隘也不過如此。
“無險可守”直接導致了齊國與整個爭霸戰爭的主戰場是一體的,即齊國必須參與到爭霸戰爭;而秦國固守關中,不必出戰;待到山東諸國打疲了,打累了,打得兵損將亡、互相敵視了,也就是秦國收網之日了。另外,齊國本土一旦遭殃,就是一潰千里。如果是在山地或高原,很難想象燕軍如何一口氣打得齊國唯余城有二。因而,從地理位置來講,齊國不具備韜光養晦的條件,賺得多,消耗也大,積蓄下來的機會并不多。
地理位置也造成了齊國與秦國軍事上的差距。齊國收復了東夷族后,主要是與中原諸國作戰,也就是與所謂“文明”的方國作戰。而秦國則不同,秦國的主要對手首先是游牧民族,其次才是關西的方國,它的戰爭觀念更多地融合了西北游牧民的力量。從技術上講,騎兵、弩兵是秦國最大的殺傷力量;而從人體的體質上看,關外秦人儼然比關東人更加彪悍。軍事力量上的差距,是齊國敗給秦國的又一直接原因。后期關東抗秦聯盟的領導權掌握在趙國,不能不說與齊國的軍事硬件落后有關系。
至于主觀原因,齊國在外交上連連敗給秦國,敲響了齊國滅亡的喪鐘;后期齊國的“中立自保”政策更是莫名其妙。然而,說到外交失敗,就不得不提及一個人,這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東帝”齊⊥酢F⊥醯拇砦筇嵩緗崾似牘肭毓淶慕狹浚毓嶸下螄鋁艘壞瑯ㄅǖ姆省
到這里,看似結束了回顧齊國失敗的旅程。然而,這個答案似乎還是不足以讓我們滿足。為什么?因為它只是就齊國與秦國兩個臨時性的歷史政權而言的,這種歷史貌似是必然的,但是仍讓人覺得偶然性很大。
實際上,齊國與秦國的較量,是齊文化與秦文化的較量,更是東夷集團海洋文明與西華集團大陸文明的一場生死較量。以往認為海洋文明是革命力量,大陸文明是保守力量。這只是一種偏見。齊國的革命力量來自海洋,這也是間接的。齊文化是在“因俗簡禮”中形成的,而這種“因俗簡禮”來自于姜太公以及當時山東半島上的萊、夷諸部。至于秦國,過去往往被描述為最革命的國家,它的革命性實際上首先來自游牧民族的破壞性。兩個國家都不同于過去的周。因而,無論是齊國還是秦國誰統一了國家,“天下”都將以一個國家的名義重新得到安排,中國都將發生一場革命。
的確,齊國與秦國這兩支迥異的文明較上了勁。而歷史也對此給出了回應。先來看看歷史的歷史。
在歷史上,東夷海洋集團主要包括:太、少、虞、夏、商、齊、夷;西華大陸集團主要包括:炎帝(包括蚩尤)、黃帝、顓頊、帝嚳、唐、周以及后來的混血種――秦。兩大集團的第一回合,是炎黃大戰后黃帝族東征,而根據考古發現,至顓頊時期東夷少明顯處于遜勢,這一回合東西兩大文明集團基本還保持著平手。至陶唐氏,西華族掌握了北方,東夷族的中央區已經開始接受同化,隨后就發生了東夷族兩大邊緣部族――夏(良渚文化)和商(紅山文化)先后北上南下、中央區(虞)與西華族聯手的事件。夏、商的勝利是東夷集團的一次全面復興,這是第二回合。但是,夏、商的統治是一種“盟主制”,尚不及周朝的“邦聯制”。其松散型也導致了兩國幾盛幾衰,最終敗在了西方周人的手中。周朝的分封制,從根本上改變了“盟主制”,將周禮等西華族的大陸文明意識形態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傳播,魯國的出現,齊國與周的隸屬關系,表明了第三回合東夷集團的劣勢。第四回合,也就是春秋戰國的爭霸戰爭,齊國徹底敗于秦國,全面的斗爭至此結束。中國的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大戰四回合,從整體上講,海洋占了下風。
為什么呢?筆者以為,首先是氣候使然。華北地處溫帶季風區,氣候適合農業發展,農業集團能夠吸收農業人口,壯大后備力量;商業、手工業再發達,仍需要依托農業為后盾。更為深入的原因是,商業資本的膨脹尚未形成產業資本。因為在當時商品經濟本身也不夠發達。這就好像游牧民族在有戰馬組成騎兵前,根本不是農業集團的對手。
其次是管理模式。大陸性文明是一種內斂性文明。它從根本上崇尚的是一種內聚力量,這種內聚力量反映在權力分配上與管理上,就是集權;反映在經濟政策上,就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我們說秦國是一個具有變革力量的新型力量,是來自它游牧民的破壞性;而秦國變革中的保守性正是其大陸文明的本性特征。當然,集權與計劃的管理模式在短期內能夠集中全國上下的一切力量集中“辦大事”,所謂“奮六世之余烈”,亦不過是這種集權體制下的力量集中而已。
東方的齊國,我們現在還不能用近現代的國家來定義它,但至少它還是不同于秦國的。齊國本身就是建立在東夷海洋集團的基礎上的,繼承了其開發性、多元性的“開放進取,兼容并蓄”的文化內涵。反映在管理模式上,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異,適合多角度、多方面的先進的管理模式;反映在思想上,就是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通工商之業”,鼓勵工商業――這是一個最好的苗頭。然而,我們知道,一個市場經濟和開放性社會的發展,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大后方,這個大后方用以整合各種多元、開放的因素,從而使局面繁而有序,雜而不亂。而從長期來看,齊國并不具備這樣一個穩定的大后方。前文提及的地理因素可謂“先天不足”,齊國要想克服這個天生的麻煩,除非統一整個華北;除此之外,齊國在政治還存在“后天畸形”,齊國自身的政治情況往往動蕩不安,桓公之死、田氏代姜等等一系列盛世下的危機正是這一狀況的真實體現。
因而,就管理模式而言,齊國尚不具備長期穩定的整合條件,那么在短期的競爭當中,秦國無疑可以將它的集權管理模式充分地發揚光大,這也進一步縮小了齊國自我整合的腹地,從而使秦國在爭霸戰爭中更加有利。
除此之外,齊國自身海洋性的不徹底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不足以抗衡大陸文明的因素之一。海洋文明最突出的代表莫過于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發展模式是以陸地為依托,爭奪海洋權;即便是羅馬帝國時期,海洋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而齊國則不然,齊國是依托海洋爭奪大陸權。齊國依托海洋,大力發展支柱產業煮鹽業;而由于海岸線的特殊形狀,并沒有繁榮的海上貿易,也就無從談起海洋權的爭奪。齊國是將海洋的財富用到了大陸爭霸戰中,而這也就需要對大陸文明的適應。因此,齊國的海洋性不可能是徹底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它整合了多元性的文化資源,鹿死誰手也有待商榷。
最后,齊國與秦國的戰爭性質也值得一提。海洋性文明在不成熟階段戰勝大陸文明的先例也是有的。最為著名的是希臘波斯戰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戰爭是一場民族戰爭,即希臘民族在戰爭中爆發出了巨大的民族氣節與民族意志。這種民族情懷是大流士失敗的重要原因。而齊國與秦國則不然。二者都在“家、國、天下”的統一體系中。各國志士也不過是為了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夙愿。既然都是在一個“天下”――周(盡管后來周沒了),那么兩個“國”之間的戰爭也就是簡單的爭霸戰爭而已,或者說是內戰。很難想象,內戰中雙方能爆發怎樣的民族情懷呢!
事情還沒有完。秦國統一中國后,齊國以齊文化的形式仍然與秦國對立著。秦國實行“大一統”政策,在思想上實行法家專政路線。值得注意的是,秦國的“焚書坑儒”是一種暴力的思想文化“大一統”政策,是對思想的牽制而非毀滅。秦國在“國家圖書館”中存有大量書籍庫本,實際上是毀于西楚霸王之手的。
盡管如此,齊國遺風仍存。劉邦是對這一遺風的最好詮釋;與之相似的還有楚文化的代表人物――英雄項羽。劉邦、項羽的存在引發了一個問題的思索:秦國這種缺乏彈性的思想“大一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實質性的作用?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豁達大度、包容并蓄的劉邦笑到了最后。這是齊文化在后秦始皇時代最輝煌的一幕。
但是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一個文明大國最頭疼的事務之一就是邊患――來自游牧民族的邊患。在當時,由于人力、物力的極度有限性,解決邊患問題必須依靠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漢武帝的重塑集權政府無疑與他抗擊匈奴的決心有著必然的聯系,否則大漢帝國也極有可能向羅馬帝國一樣全面崩盤。以此為契機,“罷黜百家,獨尊儒書”成為了可能。而漢武帝比秦始皇的高明之處在于建立了太學,從而從軟體制上解決了思想統一的問題。全國上下都自覺不自覺地在教育中接受了儒家獨尊的現實,盡管這種現實排斥其他文化,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文化人,因為其他的文化人會在體制的保證下逐漸融入新的社會現實,而不是被殘暴地“拖出去,斬了!”
至此,齊文化逐漸被弱化,而在魯文化(儒家)的外衣下,秦文化(法家)世紀在實際上還斷章取義地發揮著作用。“大一統”對中國的統一團結是有巨大貢獻的,然而也形成了一些積重難返的弊端。實際上,“大一統”是一種最偷懶的管理。它不必尊重多元化,不用考慮差異性,沒有爭論。所有的標準都一樣,天下的烏鴉要一般黑。如此“一統”,形成了中國兩千年來在龐大組織面前的簡單管理的“奇跡”,而這種簡單管理之所以能夠維持下去,還得益于其空隙的填塞物――官場學。
由此可以說,秦始皇開創了歷史,漢武帝繼承了歷史,但兩個雄才大略的英杰卻又都不約而同地終結了歷史!齊文化鏗鏘書寫的歷史篇章在“大一統”的光環下竟然黯然失色!中國的歷史在齊國滅亡的那一霎那一度走到了盡頭!直到今日,齊國與秦國的故事也仍然沒有結束。我們探索齊、秦之變,在于前朝之反思,在于當世之抉擇,在于明日之規劃。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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