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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
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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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關中士族近處京畿,又受時代精神的薰陶覆育,作者輩出,名作薈萃,在整個唐代文學創作隊伍的構成上,儼然一生力軍。江南士族與山東士族因仕進和科舉,寓居或往來于長安,與關中士人切磋交流,角逐競賽,彬彬乎一時稱盛,使長安長期成為創作活動的中心。學術界對六朝士族與文學的關系多有研究,而對唐代士族尤其是關中士族與文學的因緣關系,卻較少措意。本文從地域與家族的角度審視唐代文學,通過縱向歷時與橫向共時兩條線索,為關中文學世家定位。縱向以考察關中士族與時俱變,隨俗雅化;橫向以比較江南士族、山東士族與關中士族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分歧與融合,并由此來突顯關中文學世家的一些特點。
      一、關中文學世家的形成
  與其他地域的士族發展過程類似,關中士族也并非靜止不動,而是與時代洪流相伴隨,起伏跌宕,變化不息。從東漢滅亡到唐代立國,垂歷四百年,關中士族經過了從崇文到尚武,再由尚武到崇文的環狀發展,但是這種運行并非是再度回到原來的端點,而是歷史機運鼓蕩中的上升,其中“文”的內涵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漢代關中文化的主潮是經史,所以文化士族實即經學世家;而唐代文化的主潮已讓位于文學,所以文化士族實即文學世家。下面即循此思路來勾勒關中士族性質的演生變遷。
    1.由經學世家到武力強宗
  西漢統治者是依靠一大批社會下層成員和武人而成帝業,故其開國功臣不乏亡命無賴,這些人因立功受賞而多成為豪族。初期的豪族具有如下特點:其一,經濟性;其二,區域社會性;其三,武質集團(注: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版,第76頁。)。漢武帝以后,文治思想逐漸為統治者所接受,而士人參政逐漸形成風氣,士人群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亦日顯重要。于是社會上出現了士大夫階層。地方豪族不斷加入士大夫階層,士大夫不斷家族化,最后促成士族的產生。士大夫一詞最早主要是指武人(軍官)而言,后來含義變廣,到東漢時其指義已與士族、大姓、縉紳、豪右、強宗等略同(注: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4頁。),這一名稱指義的演變亦透露出一些新的消息。
  依靠通經而成為經學博士,不僅可以由政府安排弟子承學,傳授學術,而且可以進入官僚機構議政參政,經術與仕進之途被打通。于是由累世經學,變成累世公卿,完成了由地域性的私家學術向中央官僚化的轉變過程。也有因武士而成公卿,又由公卿而向慕儒術,子弟繼世承繩,蛻化而變為經學世家,殊途而同歸。東漢以來,不僅重經學,而且重士人的名節,經明行修之士,成為社會的名星,是所謂的清流、名士,他們不僅自己有望坐致公卿,而且可操縱輿論,品題、薦舉其他士子,故為社會所推重,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階層,這種社會力量對國家組織系統具有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
  關中為周秦舊壤,原本有土著居戶和舊臣遺民。秦漢時期不斷推行的強干弱支政策,使大批六國豪富之家遷入關中,為關中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機,并逐漸融入關中文化的土壤中。如韋玄成、韋賢即從鄒魯遷至關中,后成為三輔著姓。關中人在保有高上氣力風習的同時,亦受時代精神所薰染,出現了許多經史方面的專家,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平當、谷永、朱云、張山拊、鄭寬中等。
  東漢遷都洛陽,儒學中心亦隨之而東移,汝南、潁川兩地人才輩出,為當時文化名人的根據地,孔融曾作《汝潁優劣論》比較兩地士人的優劣異同。但關中士人仍相當突出。《后漢書》卷七九《儒林列傳》收錄有關中士人楊政、宋登、李育,卷八○《文苑列傳》亦收有杜篤、傅毅、蘇順、曹眾等。見于獨傳合傳的則有扶風安陵班氏家族(班彪、班固、班昭),弘農華陰楊氏家族(楊震、楊修),右扶風茂陵馬氏家族(馬融、馬續),馬融之師京兆摯恂、馬融之侄婿趙岐,賈逵、杜林、馮衍、梁鴻、廉范等。延續到西晉,雖然洛陽一帶出現了玄學新思潮,經學正在消解,但關中之士仍能保守漢儒傳統,繼世承繩,如京兆長安的杜預、摯虞,北地泥陽(今陜西耀縣東南)的傅氏家族(傅嘏、傅玄、傅咸)等。這種“由武質而文質,由社會性而政治性,由代表性而官僚性,由區域性而中央化,由經濟性而形而上趨向”(注: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序》。),標志著士族階層的確立和獨化。
  晉室南渡,神州陸沉,玄學新思潮亦被大士族帶往南方,留于北方包括關中的士族仍然講誦經學,傳習不廢,并試圖以此思想資源來匡正北方社會。但是在北方異族面前,不論是抵抗以自保,還是迎合統治者以進入政府系統,強大的經濟、軍事后盾是必不可少的。
  追溯起來,西漢末社會大變動,群雄競起,士族施展其影響者,多非個人孤身,而是舉家從征,故光武帝劉秀亦不重單身之士(注: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268頁。)。 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往往又有能力組織武裝隊伍,因此名士與武裝隊伍的豪帥有時相兼(注:唐長孺《魏晉南北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9頁。)。東晉以下,篡弒相尋,異族交侵,北方士族無論是自保還是進入統治集團,以整個宗族的經濟和武裝來投入,無疑砝碼更重,更有力量。
  西魏北周時期,出自武川系軍事貴族的宇文氏集團承續孝文帝的漢化改革,重視文教,所倚重的蘇綽、盧辯等士人便起到了用儒家思想教化異族的作用。但關中士族絕大多數是以軍謀戰事等武功被西魏北周所接納,如華陰楊氏(楊忠、楊寬)、京兆韋氏(韋孝寬)、河東柳氏(柳慶、柳帶韋)、河東裴氏(裴俠、裴寬)、河東薛氏(薛端、薛善)、武功蘇氏(蘇椿)、京兆杜氏(杜杲)等。征戰攻伐所看重的是武力,賞賜封爵皆敘軍功。
  宇文泰“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因此“軍士多是關西人”,具體方法是令關隴豪右帶鄉兵加入府兵,給帶鄉兵來投的豪右加上都督、帥都督以至大都督的官銜,使其納入府兵系統。“廣募關隴豪右的意義有三:一、要注意‘關隴’二字,它為關隴集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二、把鄉兵轉化為府兵,也就是把掌握在豪右手上的武裝,變成為國家的軍隊;三、擴大了府兵中漢民族的成分,有助于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在軍隊中的實現”(注: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頁。)。而隋唐政權的核心人物, 皆出自具有武勇傳統的關隴集團。北周世宗時還發詔書說:“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周書·明帝紀》)這些漢化的鮮卑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加入到關中士族中,更強化了關中人的武勇傳統。
    2.由武力強宗到文學世家
  唐代統一盛運之再臨,是數百年間的大事,但立國伊始,內外戰爭仍連續不斷,征高麗、攻突厥,故沿北朝之舊,武勇仍然是獲取功名、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徑。太宗時宰相侯君集以材雄武勇著稱,所以《新唐書》卷九四《侯君集傳》謂“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舊唐書》卷六九本傳也有類似的說法。武德九年,唐太宗論功行賞,武將淮南王李神通發牢騷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可見武勇之人瞧不起太宗智囊團的成員,更遑論一般文士了。又據《舊唐書》卷六一《竇威傳》:“威家世勛貴,諸昆弟并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時諸兄并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丘積學成圣,猶狼狽當時,棲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同宗兄弟,因尚武與崇文,導致榮枯迥異,難怪尚武者要揶揄諷刺文士。“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集》卷二《從軍行》),“功名祗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集》卷二《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便是尚武觀念在詩歌中的折射。唐人的基業肇始于關中、隴右和河東,這個區域恰好是西魏建立府兵時的轄區。所以關隴士人響應李唐革命,亦多為武勇之人。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描述李淵率兵入關中時的情景:
  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杰,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余,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剌,咸畏后時。扼腕連@①,爭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于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咸愿前驅,以死自效。
  但是這種尚武習氣逐漸已開始轉變。“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日夕與之言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注:《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胡三省注。但汪@②認為胡注有誤,弘文館所選并非皆東南儒生,亦有山東及關中士人。參見氏著《漢唐史論稿》,第169頁。)!馬上打天下,不能在馬上治天下, 和平統一時期側重文治,也是一般常理。所以太宗貞觀時期開始對戰時偏重武勇進行反撥,強調儒家德治的重要性,他曾多次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六)他命顏師古考訂《五經》,頒行天下,以為定本;又責成孔穎達等人修撰《五經正義》,統一南北各家經學,作為欽定的教科書。政府還規定科舉試經義,并在各地創設學校,講解儒經。京師國學增筑學舍,廣置生員,“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于學。于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卷七)。社會風尚逐漸由重武趨向崇文。
  武則天當政期間,大量從科舉及第尤其是進士科中擢用人才,于是人們紛紛競爭,“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摭言》卷一),但武后柄政以來的崇文,并沒有回歸到東漢時的獨尊儒術,再造經學輝煌,而是偏重于對文學詩賦的強調。故武則天所欲壓制關隴勢力者,實有兩把殺手锏:府兵制的逐漸廢弛,關中的武勇傳統隨之亦黯然失色,這是重文輕武的趨勢。及至天寶以來,“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國無武備矣”(《資治通鑒》卷二一六)。重進士而輕明經亦導致經學的式微和文學的興盛,這是尚文辭而輕經術的趨勢。所以陳寅恪總結說:“故科舉制之崇重與府兵制之破壞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其時代之符合,決非偶然也。”(注:見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頁。)
  科舉制打破了門閥士族制度,使得寒素之士亦可憑借才藝而步入仕途,官僚體系與社會階層因此種開放性而具有流通的孔道,王亞南曾對此有極透徹的分析:“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讓一般所謂‘下品’或‘寒人’,也有上達的展望,而當社會經濟向前發展,文化傳播較為頻繁,有較多人民得到教育機會的場合,更須把封鎖的仕途放得開一些,藉以沖淡官民之間的對立情緒。”(注:見氏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頁。 )科舉制不僅擴大了階級的范圍,而且擴大了地域的范圍,非士族成員、非關隴區域的士人也緣此而可以步入仕途,甚至登上宰輔之位。但若以為科舉進士就是寒素的專利,關中士族隨著關隴集團的被破壞而日漸衰落,則是不符合史實的。
  科舉固然打破了門閥制度銓選人才的僵化政策,但是具備較好文化教養、經濟基礎、圖書條件的士族子弟,在科舉角逐中較寒素仍有許多有利條件。傅璇琮先生指出,一些高門大族及新興的貴族官僚,在科舉取士上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注:氏著《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頁。),田廷柱說士族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有優越的文化條件,士庶在科舉競爭中,士族往往占有優勢,其子弟多以進士、明經入仕(注:氏著《隋唐士族》,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頁。)。毛漢光先生通過大量的數據統計總結說, 以科舉出身者其中69%是士族,13%是小姓,18%是寒素。他還以唐代十八家大士族子孫為相者為例,說明士族子弟大幅度地帶有進士第,表明其找到了保持政治地位的良方,利用科舉制度延續了其政治生命(注: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九篇《唐代士族的進士第》。)。這與杜佑所說因貞觀中秀才科幾乎廢絕,“自是士族所趨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通典》卷一五)是一致的。
  以關中士族而言,唐太宗“秦府十八學士”中出自關隴或其家世與關隴文化有較深關系的人物有杜如晦、李玄通、于志寧、蘇世長、薛元敬、薛收、顏相時、蘇勖等,唐太宗所任命的二十二位宰相之中,握有重權的長孫無忌、杜淹、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楊師道等六位,均來自關中,并且是西魏北周楊隋之勛貴或大臣的后裔。武則天柄政后,破壞府兵制,推行科舉制,引用進士詞科之士,對李唐舊臣及關隴集團核心成員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關中士族并沒有被徹底摧毀,而是與時俱變,由金戈鐵馬的武夫變為羽扇綸巾的文士,繼續在唐代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毛漢光先生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資料的研究顯示,關中郡姓士族中京兆韋氏宰相16人,其中前期(即武則天以前)有8人,中、后期(即睿宗、玄宗以后)有8人;京兆杜氏宰相10人,其中前期有2人,中、后期有8人;弘農楊氏宰相11人,其中前期有5人,中、后期有6人;河東裴氏宰相17人,其中前期5人,中、后期 12人;河東柳氏宰相3人,其中前期1人,中、后期2人;河東薛氏宰相3人,其中前期有1人,中期有2人。毛漢光先生的統計還顯示出,唐前期百年大士族子孫拜相者,純門第與帶進士第比例為77.6%比12.1%,中期百年為46%比34%,后期百年為16.5%比82.3%,說明“政治社會上有力量的人或人群,恒利用制度空隙獲取利益”,“進士第成為大士族振興或延續其家族的重要因素”(注:見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第348頁,362頁,363頁。)。所以, 關中士族與山東高門、江左士族一樣,除了傳統的社會地位以外,還具有悠遠的文化傳統,他們憑借這種優勢,在科舉制時代,仍能獵取世所企羨的進士科,藉以維持門戶,重新獲得業已喪失的政治經濟特權(注: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下面再看田廷柱先生的論述:
  韋氏家族世居關中,在周隋之際尚武風氣很濃,其著名人物如韋孝寬、韋世康等都以軍功至顯。而唐代的韋氏家族則多尚文偃武,有著較好的文化素養,其顯宦人物多以文職著稱。這一風氣的轉變,大概和唐代發展了科舉制有關,同時與國家的相對安定也不無關系。
  裴氏家族有著較好的文化素養。見于史傳的五十多個裴氏人物,從入仕途徑來看,有明文記載的就有八人門蔭入仕,通過明經、進士科舉入仕的有二十八人,占總數的一半。……裴氏的仕宦人物多是文官,從裴氏五眷的宰相出身來看,除裴談、裴行本、裴澈三人兩《唐書》無傳,出身不詳外,有五人以門蔭補官,經明經、進士等科舉入仕的就有九人,占絕對多數, 但卻無一人出身行伍(注:氏著《隋唐士族》, 第100頁,第95頁。)。
  王昌齡《從軍行二首》其一說:“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他由投筆從戎,又回鄉重操舊業,復理翰墨,于開元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年,又應博學宏詞科,改授汜水尉。這一由文向武又由武向文的轉變,頗能代表當時關隴士人的入仕心態。
  根據這些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學者的大體相同的看法,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關中士族入唐以來,尤其是在武則天柄政后,迅速發生蛻化質變,由尚武轉而崇文。換言之,武則天破壞關隴集團后,關中士族并未被徹底打垮,退出歷史舞臺,關隴文化亦未如有些學者所論逐漸衰落(注:參見尚定《走向盛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第100頁。),而是適應現實,與時俱變, 在科舉尤其是進士試中與寒素、山東士族及南方文學士族展開了爭奪競賽,變成了進士詞科階層即文學士族。曾經對中晚唐政壇及文學發生重大影響的“牛李黨爭”,其中李黨固多為山東士人,但牛黨核心人物則幾乎全為關隴士族,且亦多為進士及第或進士帶制科出身(注:筆者另有《從士族郡望看牛李黨爭的分野》一文專門對此論述(待刊)。),這說明由尚武向崇文轉變過程中,關中士族既未消失,也沒有完全落伍,而是仍然活躍于唐代政壇和文場上,為唐代文學的繁榮昌盛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二、唐代關中文學的興盛
  唐代關中文學興旺發達,除因其所處政治文化中心外,江南、山東士人為求仕宦奔走帝都,萃處長安,加盟關中文壇,造成京城文學的一時之盛。另外,關中士族本身亦具有較優秀之文化素養,隨著武則天之后科舉仕進的制度化而與時俱變,由尚武而趨向崇文,在時代主潮的促進下,繼世承繩,人才輩出,除在政壇上叱咤風云外,還涌現出不少實力派作家,馳騁翰墨場。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二:“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唯韓、柳、小杜三家。”三家中有兩家即屬關中士人,足見關中文學是構成整個唐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本節擬從縱向的時序變遷來審視關中文學,以傳統的“四唐說”為框架而略加損益,將關中文學的流變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隋及初唐時期 如果不拘限于朝代更替的話,可以發現由隋到初唐轉折過程中,文學卻有許多一致性。隋代文學主要有三個群體,一是圍繞楊廣的作家群,這一群體大多數是從南朝來,創作傾向上仍沿梁陳之舊。其二是文中子王通講業河汾龍門,形成一個在野的文化學術團體,貞觀政壇的許多重要人物,即出自王通門下(注: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頁。),則這一群體雖在創作方面成就較少,但卻對此后的關中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其三是由北朝入隋的作家群,如重臣楊素、歷仕北齊北周的薛道衡、盧思道、牛弘等。除盧思道外,這一群體多為關隴士人,其作品多剛健質樸,情思亦較濃烈真摯。
  初唐時期關中地域繼續受到南朝文學風氣的影響,注重聲律詞采,但由于關隴文化居于主體地位,所以貞觀詩風呈現出北方化傾向(注:尚定《走向盛唐》,第23頁。)。除太宗李世民外,還有楊師道,他的《隴頭水》與薛道衡的《出塞》有淵源關系,奠定了有唐一代邊塞詩的敘述模式,但比薛詩更真切自然。竇威的《出塞曲》以漢喻唐,寓現實于歷史敘述中。另外如“初唐四杰”之一的楊炯,武功蘇氏家族的蘇瑰、蘇@③父子,其中蘇@③與燕國公張說俱以文章顯名,時號“燕許大手筆”。雍州武功富嘉謨,與吳少微同在晉陽尉任,魏郡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辭著名,時人稱之為“北京三杰”。嘉謨與少微所撰碑頌,以經典為本,崇雅黜浮,渾厚雄邁,時人爭效之,號為“吳富體”(亦稱“富吳體”),“誠繼陳拾遺(子昂)而起之一派,韓、柳不得專美于后也”(注:岑仲勉《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第209頁。)。
  盛唐時期 盛唐時期是整個唐代文學最鼎盛時期,但是關中文學的高潮似乎還沒有真正到來。文學高潮的出現應伴隨著眾多作家的活躍(量)和偉大作家的誕生(質),從這兩個方面衡量,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在整個帝國文學繁榮興盛的時期,關中本土的創作卻顯得有些岑寂,與熱鬧的大環境相比,甚至有些冷落。韋氏家族中的韋述、韋承慶、韋嗣立、韋濟,嚴氏家族的嚴武,蘇氏家族的蘇晉,裴氏家族的裴迪等較為突出。韋濟為逍遙公韋嗣立之子,承慶為嗣立異母兄,皆有文名。其中韋嗣立與王維等多有酬唱,韋濟與杜甫、高shì@④有交往,杜甫困守長安時期的一篇名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就是題贈韋濟的。韋濟作《先德詩》四章,頌父祖功德,辭致高雅,杜甫稱其“詞場繼國風”(《杜詩詳注》卷一《奉寄河南韋尹丈人》)。但是,總的說來,除王昌齡卓然秀出外,此時期的關中士人在地域上雖為主人,在政治上亦多顯達,但從文學成就來看,卻反屈居賓從的地位,如韋嗣立之于王維,韋濟、嚴武之于杜甫,這倒應證了杜甫所總結的規律:“文章憎命達”(《杜詩詳注》卷七《天末懷李白》),現實選擇與歷史選擇往往表現出不一致性,而人們只能從某一方面進入自己的角色。
  但是,初唐時期仍然困擾作家的許多理論問題,如文與質,聲律與風骨等在此時期創作實踐中已獲解決,其他地域的作家萃處京城,其作品為關中士人提供了范本,這些都為關中地域文學高潮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中唐時期 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了劇大災難,關中為帝都,故災禍尤烈,給人們心靈上也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戰亂的陰影一直彌漫到晚唐。當整個唐代文學由大歷時期的低迷艱難行走時,關中文學卻迎來了他最為輝煌的時期。關中士人已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質變過程,在仕進競爭中,關中人不僅適應了以詩賦取士這一游戲規則,而且能純熟地運用掌握這一規則,且能利用規則的不完善處,獲取科舉的成功(注:參見筆者《唐代關中士族與教育》,《西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所以,中唐時期的關中作家多為進士詞科出身,有些還是進士帶制科,或明經、進士帶制科,幾乎包攬了文學競技會上的所有獎牌。
  韋應物可以說是由盛唐向中唐過渡時期的一位重要作家,柳氏家族中的柳芳、柳沖、柳渾、柳宗元、柳公權在此時突然崛起,形成了文壇上的柳家軍,白氏家族中的白居易、白行簡、白敏中亦影響廣遠。另如扶風竇叔向與其五子竇常、竇牟、竇群、竇庠、竇鞏等,還有華陰三楊(楊憑、楊凌、楊準)、杜佑、薛濤等,關中文學的特色于此亦顯露出來,學有本原,文史兼通,關注現實,銳意進取。影響中晚唐政壇文場廣且深的“牛李黨爭”,從士族郡望上說,可以看出牛黨多為關隴士族,而李黨多為山東士族,初唐政壇上相持很久的山東士族與關隴士族的矛盾,又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中晚唐的政壇上。
  尤當注意者,關中士人除了在傳統的詩創作中爭奇斗艷外,還在古文、傳奇、曲子詞的寫作中積極嘗試,為這幾種文體的發展卓有貢獻。如柳冕、柳宗元之于古文運動,白行簡《李娃傳》、李朝威《柳毅傳》之于傳奇的繁榮,韋應物、白居易對新體的曲子詞的染指,反映出關中士人對文學新事物的敏銳,求新納異,勇于創造,這一趨勢在晚唐時期仍在發展。
  晚唐五代時期 當唐帝國進入搖搖欲墜的衰亡時期,文壇上也呈現出一派衰颯景象,落日、晚花、暮秋是詩文中最頻繁的意象。如果在這一時期將杜牧、韓@⑤、韋莊、牛嶠、牛希濟等名字抹掉,晚唐五代文壇將會更加“寂寞沙洲冷”了。富有啟迪意義的是,唐代文學是由關中作家拉開序幕的,又將由杜牧、韓@⑤、韋莊、牛嶠等拉上帷幕。在杜牧身上,可以看出他對南方文學的吸收和改造,這種吸收與西魏北周時關中作家對南朝文學的一味否定或全盤照抄,已截然不同,杜牧作品中既保持關中作家的豪健,又不乏南方文學的清雋,而又能戛然獨造,自成名家。韋莊在詩創作中仍然沿襲傳統的方法,但在詞的創作上則顯示出關中作家吸收新文化的魄力,且在這種新文體的創作中顯示了極大的創造性,與溫庭筠并稱“溫韋”,同溫“香而軟”,nóng@⑥麗細密、嚴妝相對,韋詞具有自然顯豁、淡妝的特點,為西蜀詞壇上一重鎮,對后來的宋詞影響極大。牛希濟作《文章論》抨擊當時的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的風氣,《表章論》亦認為章表應“詞尚簡要,質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提出“愿復師于古,但置于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的主張,在當時是有針砭之功的。雖然這種批評有些簡單化,甚至與其創作實踐自相矛盾,但在娛樂綺艷泛濫成災時,這種功利主義的呼聲,也算是一種抗議。而其與西魏蘇綽功利實用的文學觀至少從話語形式上有某些一致之處。概言之,本時期傳統的文學樣式顯得較為冷落,而新興的曲子詞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五代詞的創作從時間上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從空間上有兩個中心。其中西蜀為前期的中心,南唐為后期的中心。韋莊、牛嶠、牛希濟等關隴作家飄寓西蜀,為這種新文體的發展頗多貢獻,潛轉暗傳,影響廣遠,而花間詞亦成為詞史上的轉捩點。但因北方社會動蕩,淪為戰區,故關中本土作家多已風流云散,關中地域文學也自然趨于衰微沒落,需要另外一次文學的革新來振興。
      三、從比較的視域看關中文學世家
  為了便于立體地考察關中文學士族,準確地為其定位,我們再移形換步,通過不同地域文學士族群體的比較來觀照。
    1.江南士族與關中士族
  江南士族包括吳姓士族和僑姓士族。唐代柳芳《士族論》中說:“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柳芳所論士族是一個歷時概念,雖由南北朝時期而來,但同時是構成隋唐士族的主體部分。其中“僑姓”是指西晉末年為避亂由中原南遷的士族。“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隋書·食貨志》)。“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家)譜”(《北齊書·顏之推傳》)。百姓、百家同義,皆指南遷的大姓望族。“吳姓”則是三國鼎立時東吳境內的土著門閥。依照田余慶先生的觀點:“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東晉時期,前此的孫吳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注: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自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版。)因南朝時已多用寒素掌機要,故南朝的士庶之間、僑姓與吳姓之間經數百年的矛盾斗爭,融合統一,為江南地區的開發拓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迄于唐代,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權早已蕩然無存,但其在文化上仍具許多獨特性。杜佑述江南地域文化時說: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通典》卷一八二)
  “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新唐書·柳沖傳》)。江南士族與關中士族在文學觀上有較大差別,江南重文,關中尚質;江南重聲律綺麗,關中尚風骨凜然;江南重陰柔秀美,關中尚雄深雅健。北周時庾信、王褒流寓關中,受到關中文士的歡迎,庾信似已主盟長安文壇。顯示出關中精神的開放性,質樸的具有包容氣魄的關中文化正是在不斷吸收異質成分的過程中來壯大自己。比較一下北方文學(包括關中作品)在南方的遭遇及其南方作家對北人的倨傲,則暗示出這種優越與自足似同時包含著自我的反動。
  隋唐時期,歷史的旋轉舞臺移到了關中,江南士人背井離鄉,來到長安,其文化素養、詩賦才華亦得到展示。晉王楊廣“好為吳語”,曾先后三幸江都,在他的周圍簇擁著一個作家群體,其中大多是從南朝來,歷仕梁、陳之舊。《隋書·柳@⑦傳》:“(晉)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yáng@⑧等百余人以充學士,而@⑦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篇什,必乞其潤色,然后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⑦作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⑦以后,文體遂變。”柳@⑦本亦為河東望族,屬關中郡姓,但僑遷南方已久,故詩文繁辭麗句,輕艷雕琢。
  初唐時,江南綺靡輕艷詩風仍彌漫在關中,唐太宗本人就寫宮體詩,還曾讓朝臣賡和,虞世南諫阻說:“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太宗說:“朕試卿耳。”其實唐太宗所說不過是一句圓場的話,而虞世南自己也曾是寫宮體詩的老手,“文章婉縟,慕仆射徐陵,陵白以類己,由是知名”(《新唐書·虞世南傳》)。所以魏徵對這種綺靡文風痛加責伐:“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以亡國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荊,此風扇于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隋書·文學傳》)南方士人給長安文壇帶來的綺靡浮艷,固有其可訾議處,魏徵站在儒家教化論的立場上的批評亦有其特定的話語背景,但是南風北漸客觀上也促進了江南文學與關中文學的互相交流,激發京城作家共同探討文學的藝術特征,尤其是以聲律對仗為核心的形式美,使得近體詩得以最后定型。
  至于南朝作家對唐代詩人的積極影響,如鮑照、謝tiǎo@⑨之于李白,何遜、陰鏘、庾信之于杜甫,謝靈運之于王維,陶淵明之于韋應物、柳宗元,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另如蕭穎士、陸象先、賀知章、陸贄、陸鴻漸、顧況、皎然等江南作家對整個唐代文學均有影響。《舊唐書》卷一九○《賀知章傳》:“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上京。”又據《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四《包融詩》下注:“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yǔ@⑩、長洲尉談@(11),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12)匯次其詩,為《丹陽集》者。”但須要指出的是,江南作家在流寓關中影響關中作家的同時,他們自己也受到關隴方土風氣的薰染陶育,而饒有風骨,這顯示出隋唐統一盛運再臨后,南北風氣差別因互補而逐漸縮小。
  從西魏、北周到唐天寶年間主要是江南士人北上關中,但是在安史之亂爆發后,中原再次為兵燹所困,北方士人包括關中士族又重蹈晉人舊轍,紛紛渡江避亂。“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全唐文》卷五二九顧況《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東都序》)。“自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為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全唐文》卷七八三穆員《鮑防碑》)。所以,在大歷時代,大體上形成了兩個創作群體,“一是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那就是錢起、盧綸、韓@(13)等大歷十才子詩人,他們的作品較多地呈獻當時的達官貴人。一是以江東吳越為中心,那就是上文所舉的劉長卿、李嘉yuò@(14)等人,他們的作品大多描寫山水風景”(注: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2頁。)。詩僧皎然曾指出:“大歷中, 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yuò@(14)、朱放,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春,以為己有。”(《詩式》卷四)但是,研究者對京城作家與江南創作群體的劃分并不是以其郡望籍貫,而是就其任職所在地。前者多為供職臺閣的京官,后者則為外遷的地方官(注:見蔣寅《大歷詩人研究》上冊第1章、第2章,中華書局1995年版。),故不易看出望貫與家世對這兩個群體的影響。
  以關中士族而言,安史之亂后,既有留在關中故地并在京城供職的作家,也有因外任、流貶、逃難等原因來到南方的作家。如韋應物曾先后在滁州、江州、蘇州任刺史,柳宗元則先后貶永刺柳,杜牧亦在宣州與揚州任幕僚,又分別出守黃州和湖州。此外,扶風竇叔向家族亦曾客寓東南,竇常《秋月洛陽客舍寄懷十韻》:“幼為逃難者,才省用兵初。去國三苗外,全生四紀余。”褚藏言《竇常傳》:“迨拾遺下世,力養繼親,家無舊產,百口漂寓。”另如弘農華陰楊憑、楊凝、楊凌一支亦曾遷居蘇州。關中文士寓居江南時期影響著江南的文風,柳宗元稱楊氏兄弟“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柳宗元集》卷九《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又稱凌“少以篇什著聲于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柳宗元集》卷二一《楊評事文集后序》)。竇氏家族中,竇叔向與滯留江東的地方官李嘉yuò@(14)、梁肅、皇甫冉、崔峒等詩酒酬唱;竇常隱居廣陵,編皎然等江南文士作品為《南薰集》;竇牟學問于江東,奇文異行聞于京師;竇群被認為江左文雅,無出其右(注:參見筆者《中唐竇叔向家族貫望新證》,《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 )。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間,“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韓昌黎文集》卷七《柳子厚墓志銘》)。與隋及唐初相反,關中士人流寓江南時期,一方面受到江南方土風氣的薰染,另一方面也極大地影響著南方的文壇。這反映出包括關中在內的北方文化整體上仍然高于南方文化。富有戲劇性的變化是,南北朝時是南朝作家流寓北方,影響北方文壇,而安史之亂后,則是流寓南方的北方作家(包括關中作家)影響南方地區的文壇。
    2.山東士族與關中士族
  山東是一個很寬泛的地區概念。戰國、秦漢時期通稱崤山或華山以東為山東,因崤山有函谷關,故山東又稱關東。大致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等地,魏晉、隋唐時期仍舊。山東郡姓是指西晉末年永嘉亂后仍留居于此的世家大族。主要是指以崔、盧、李、鄭、王為代表的五姓。柳芳《氏族論》說:“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資治通鑒》卷一四○記載魏太和年間定族姓時說:“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
  柳芳《氏族論》中還說:“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尚婚姻是就其社會地位的“清”而言,尚冠冕則是就其政治地位的“貴”而言。
  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觀點,山東人實有士族、寒族和胡漢雜糅的“山東豪杰”的區別,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因反對魏晉門第不得不壓制山東士族的聲望與權力,但對山東豪杰則采用聯絡重用的策略,武則天出身山東寒族,所以她通過進士詞科擢用人才,逐漸形成一新興的政治集團,反過來瓦解破壞關隴集團(注:見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杰”》、《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均載《金明館叢稿初編》。)。
  關隴集團的核心人物與山東士族發生過多次沖突。貞觀元年,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即評論高低,引出張行成的一番議論。但就文化意義而言,最重要的莫過于貞觀六年間圍繞著重修《氏族志》而展開的文化沖突,起因則是婚姻問題引出的士族等第之爭(《貞觀政要》卷七)。山東士族講究婚與宦,但宦在隋唐以來已不再按門閥高下論品第了,那么只剩下婚一項作為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的標志了,所以他們以此抗衡政治力量。而政治組織系統對此亦加以限制:
  詔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新唐書·高儉傳》)
  所謂的五姓、七姓、十家,還有四十四子,實際上就是姓、望、房、支的區別。“禁婚家”的規定非但沒有限制山東士族的婚姻交易,反而愈發抬高了他們的身價,唐太宗時的一些宰輔大臣仍然私下與山東士族締婚,關中士族、高宗武后時的宰相薛元超以“不得娶五姓女”為終身三大憾恨之一(《隋唐嘉話》卷中),唐人小說中所述人物的婚配,凡佳偶者亦多為五姓,足見一種觀念并非隨制度的滅亡而迅速衰微,往往要綿延很長時間。
  白居易《崔公墓志銘并序》通過崔玄亮之口說:“自天寶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毛漢光先生已據唐代山東士族及江南士族籍貫遷徙兩京說明士族走向中央化及官僚化的過程(注: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八篇《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史化》。)。山東士族既已將籍貫遷往關中,又不得不通過科舉的孔道進入仕途,則山東士族自矜的清華正不斷喪失,他們用以抗衡政府系統的優越感也不斷被消解。
  影響中晚唐政壇及文場長久且深入的牛李黨爭,是唐代文史研究界的一熱點問題,其中李黨多以為代表山東舊士族,而牛黨所代表為何,諸說紛紜,但從士族郡望差別來考察,牛黨成員多為關隴士族,則牛李兩派的分野,除學人們所指出的外,尚可以從地域家世的角度來考察。
  根據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就唐代藝術家籍貫的地理分布而言,以關內道最多,其次分別是河南道、江南道、河北道及河東道,而關內道又集中在京兆府所在的長安、萬年等縣(注:費省《唐代藝術家籍貫的地理分布》,見《唐史論叢》第4輯,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顯示出文化政治中心和城市與藝術成長的密切關系。但從詩歌創作來說,“唐代著名詩人幾乎有一半出自河南,尤以洛陽、南陽兩地最為集中。河南人對唐詩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注:袁行霈《中國文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
  胡應麟曾以崔氏為例,說明著姓家族在唐代仍有影響。崔氏“能詩之士彌眾,他姓遠弗如也。……初唐之融,盛唐之顥,中唐之峒,晚唐之魯,皆矯矯足當旗鼓。以唐詩人總之,占籍幾十之一,可謂盛矣。他如崔蒞、崔@(15)、崔戰、崔guǎn@(16),群從數十,秉銓列戟,當代所榮,而勛德文章,靡有杰出,吾無取焉。執政玄yī@(17)、yuò@(14)甫差著,自余知溫、彥昭,登公相者十余輩,而浮沉史傳,后世鮮知。總之,未敵《黃鶴樓》一首也”(《詩藪》外編卷三)。
  山東地域范圍遠比關中廣大,河南又為東都所在,唐前期統治者的許多政治活動皆在洛陽舉行,從東漢以來的文化積淀一直優于關中,故如以山東與關中兩大地域相較,其所產生的文學家無論從數量還是成就均要高于關中,這是無庸置疑的。本文只是就這兩個區域內士人家世的文化背景立論,比較異同,以見出關中文學的獨特性,而非為曲成己說,故作抑揚。
  本文的結論是:
  一、關中士族經歷了從經學世家到武力強宗,再由武力強宗到文學世家的演生變遷。其中武則天柄政后,壓制摧抑關隴集團,其核心人物受到嚴重打擊,但關中士族并未被消滅,而是由武質集團蛻變為文學士族;
  二、隋唐五代關中文學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隋及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其中中唐時期是關中文學全面繁榮時期;
  三、從比較的視域來看,關中士族與江南士族、山東士族鼎足而三,在文學觀念、作者隊伍、創作成就等方面互有異同,其異是各自地域文化所致,其同則是因人員的遷徙流動和作品的交流傳播所形成的一種融合狀態,比起南北朝時期,以上三個地域同大于異,且有不斷縮小差別的趨勢。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馬右加鑣右半部
    @②原字為筆上半部下加錢繁體
    @③原字為延右加頁
    @④原字為適的繁體
    @⑤原字為伯左半部右加屋
    @⑥原字為稼左加儂右
    @⑦原字為巧下加言
    @⑧原字為王右加湯右半部
    @⑨原字為月右加兆
    @⑩原字為王右加禹
    @(11)原字為寅右加戈
    @(12)原字為王右加番
    @(13)原字為雄左半部右加羽
    @(14)原字為社的左部右加右
    @(15)原字為王右加繆右半部
    @(16)原字為王右加官
    @(17)原字為社左半部右加韋
  
  
  
文學遺產京35~46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浩19991999李浩,1960年生。1998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現為西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發表過專著《唐詩美學》等。 作者:文學遺產京35~46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浩19991999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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