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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唐宋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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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01年6月5日至9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盛唐研究項目組”、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史”課題組聯合主辦的“唐宋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對外學術交流中心召開。
  會議代表共42人,除中國內地的學者外,還有港臺地區和其他國家的21位知名學者,如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教授、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Bol)教授、日本東京大學的岸本美緒教授、東京都立大學的佐竹靖彥教授、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黃寬重教授等等。開幕式上,北京大學季羨林、周一良先生等發表講話,強調了婦女史研究的意義,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陶晉生教授做了主題報告。
  本次研討會分為8個議題,即(1)文本:性別的表現與解讀;(2)女性書寫:閨訓與篇什;(3)生活:門內與戶外;(4)圖像:風格與風貌;(5)性:身體與文化;(6)宗教:信仰與供奉;(7)性別意識:認同與錯位;(8)變遷:性別與社會。這些議題涉及思想史、藝術史、書寫史、經濟史、醫療史、宗教史等諸多層面,通過論文宣講、專人評議和集體討論,使來自哲學、文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考古學等領域的專家,進行了一系列跨學科或多學科的廣泛學術交流。
  這次會議特點是務實而緊湊,討論氣氛熱烈,席間有不少嚴肅批評的聲音,體現了批評在學術研究中的分量。
  研討會后,與會代表奔赴山西,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學術考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精心安排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密切配合下,代表們從婦女史研究的視角,考察了眾多與女性關系密切的文物古跡。一路上,學者們就古代塑像的性別區分、女扮男裝問題、女子出家后的生活狀況等問題,繼續了研討會上的討論,加深了從文本和圖像所得到的認識,同時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
   二
  這次會議的議題不是籠統地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幾大類,而是參照與會者關注的核心概念與研究角度擬定的較具體的問題。其中,文本的制造、傳播、解讀和制度變遷是報告人和評議人常常提到的話題,而文本之外的視覺,甚至聽覺材料的引入也時時激發出新的問題,讓人反思文本的表現力。以下將分5方面簡單介紹會議的主要內容。
   1.文本的制造及由此產生的對不同文本的辨析問題
  正如伊沛霞教授所說,歷史研究中我們對現狀能夠改變多少往往取決于我們如何呈現那些材料。對于一開始就對主要由男性保存下來的史料持有高度警惕心理的婦女史研究來說,對史料的剖析和不同源流的史料的比較自然就成為顯現功力深淺的一項基本功。伊沛霞的《正史、傳聞與想象:關于開封失陷前后徽宗朝宮廷婦女的資料》正是通過比較正史與《靖康稗史》、《宣和遺事》及《南燼紀聞》等非正統材料,試圖解釋徽宗后宮婦女的數目、徽宗“臨幸”婦女的數目以及關于這些婦女的傳聞等問題,以求通過爬梳文本中摻雜的傳聞和想象,使婦女史研究能對歷史學有所貢獻。
  研究女性與宗教的4篇文章也體現出材料的特質對研究的重要性。嚴耀中(上海師范大學)的《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婦女佛教信仰》嘗試從時間、地域、社會階層等方面揭示墓志記載的信仰佛教的女性的年齡、婚姻、家庭狀況,以及與男性佛教徒、信仰道教的女性對比顯示出來的特征。盡管有些嘗試受材料的局限而不能落實,但是這些問題不僅使人們對唐代婦女佛教信仰的認識更真切,也為將來的努力提供了方向。黃敏枝(臺灣清華大學)的《宋代婦女的另一側面——關于宋代的比丘尼》是又一篇利用各種史料鳥瞰宋代比丘尼總體狀況的論文。她考察了宋代比丘尼的數目、尼戒壇、出家原因、生活方式、臨安和福州兩地的尼寺和比丘尼等問題,點面結合地展示了歷史的多維性,也試圖澄清對女尼的負面印象和宋代女尼實況的距離和關聯。韋聞笛(Wendi Adamek,哥倫比亞大學)的《寶山靈泉寺比丘尼題記研究》、柯素芝(Suzanne Cahill,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自恨羅衣掩詩句”——李冶、盧媚娘、魚玄機詩作中女性的聲音》兩篇文章則分別以特定的地域和人物探討了女性信仰問題。韋聞笛選取難以進入佛教主流話語體系的靈泉寺比丘尼題記為案例,跳出帝國/父系、激進/顛覆的簡單化處理框架,發掘了女性群體在自己的天地里積極的活動,以及她們與三階教的繁榮之間的關系。柯素芝則選取唐代赫赫有名的三位女冠詩人為案例,提出唐詩寫作的規范性和社會儀式性對男女作家起著同樣的束縛作用;而女詩人們不僅是怨婦,還是擁有獨立思考、行動和表現能力的主體。
  與之類似,趙和平(北京理工大學)的《唐代書儀中所見婦人書札》憑借敦煌文獻中保存下來的婦人書札反觀它們對女性書寫的限制,又指出書札中也暴露出婦女廣泛的社會交往,乃至“夫隨妻居”的蛛絲馬跡。黃正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唐代“別宅婦”現象小考》則探討正史記載唐前期別宅婦被禁現象的原因,認為“別宅婦”一詞從正史中消失與其內涵的演變不無關系。
  上述文章既從個體、又從整體上反映出文本的性質對文章性格的塑造,同時也向我們展示出關于女性形象的種種理念。
   2.理念與現實關系的研究
  怎樣彌合理念與現實的差距是解讀文本的又一項重要任務。在《“內外”之際與“秩序”格局:兼談宋代士大夫對于〈周易·家人〉的闡發》一文中,鄧小南(北京大學)重返宋人對經典的闡釋,使“男外女內”問題增添新意,通過發掘文本的功能,使人們對宋代的倫常/正位、家/天下等社會秩序有了新的深入理解。寧欣(北京師范大學)的《唐代婦女的社會經濟活動——以〈太平廣記〉為中心》和鮑家麟(亞利桑那大學)、呂慧慈的《婦人之仁與外事——宋代婦女和社會公共事業》則分別揭示了唐、宋時期婦女在家門內外,特別是外事中的積極活動。寧欣從《太平廣記》所載展示出了唐代大量的女性職業的種類和特點,并指出上層婦女和下層婦女主動和被動地參與經濟活動的現象。鮑家麟、呂慧慈對宋代婦女參與的各種公共事業進行梳理,進而探討女性的德行已經超出“宜其室家”的規范,同時女性豐富的外事活動也體現出她們在家內的權力。
  關于身體文化的三篇文章對文本中的理念與現實的張力也有不同處理方式。李貞德(臺灣史語所)的《唐代的性別與醫療》從生育和健康照顧入手,分析在唐代醫療制度完善化、醫療知識體系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對女性的特殊看法與女性參與的醫療活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其中“女弱”的觀念對女性具有保護和管束的雙重效果。這些觀念又使本來承担醫療事務的女性受挫,規避、退讓之后成為只在有限的空間內能夠獲得肯定的醫療角色。張邦煒(四川師范大學)的《兩宋時期的性問題》承認有關性的科學在宋代繼續發展,同時強調現實中存在大量的縱欲行為,又認為在并行的禁欲、節欲、縱欲觀念中占上風的禁欲觀有其合理性,與縱欲并行不悖。杜芳琴(天津師范大學)的《性事、醫學和情欲中的社會性別——從〈大樂賦〉、〈千金方〉和〈游仙窟〉看唐代上層男性的性觀念與性態度及性事情欲中的性別關系》從語境角度分析三篇文本,勾勒出描述性事的幾種話語:健身、縱欲以及展示才華和滿足情欲,主要強調話語權主導者的理念。
  對待“游仙窟”一類的文學作品,妹尾達彥(日本中央大學)則采取了結合歷史背景分析的方式。在《“才子”與“佳人”——九世紀中國的新的男女認識形成》一文中,他比較了中國與歐洲、日本才子佳人故事的不同,指出源自九世紀的中國戀愛小說是伴隨科舉制度的落實,科舉考生和妓女被描寫成才子和佳人而產生的,因此中國的才子佳人不能像歐、日的貴族男女那樣最終結合,理念與現實的沖突由此折射出來。
   3.文本的傳播和女教問題
  文本的復制與流傳是婦女史研究中長盛不衰的話題。本次會議集結了三篇有關唐代女教著述的論文。高世瑜(《歷史研究》編輯部)的《宋氏姐妹與〈女論語〉論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趨勢》考證了宋氏姐妹的生平及《女論語》的創作和流傳,并比較了《女論語》和《女誡》及其作者宋氏姐妹和班昭,以探討《女論語》在女教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宋氏姐妹的人格特征。黃嫣梨(香港浸會大學)的《〈女論語〉與〈女孝經〉》考察了二書的作者、寫作動機以及篇目和內容,并著重論證二書作者的學養。山崎純一(日本櫻美林大學)的《關于唐代兩部女訓書〈女論語〉、〈女孝經〉的基礎研究》與前兩位不同,認為《女論語》的作者另有其人,并比較了二書的內容和功用。此外,臧健(北京大學)的《宋代家法的特點及對家族中男女性別角色的認定》辨析了宋代家法的含義與特征,從而探討家法對家族中男女兩性各種角色的認定。
  兩篇關于列女傳的文章做出了新的嘗試。劉靜貞(臺灣東吳大學)的《宋本〈列女傳〉的編校及其時代——文本、知識、性別》從對《列女傳》的版本流傳的考證入手,致力于發現作者與讀者的關系和溝通管道,以及知識與知識載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她認為北宋《列女傳》由天子應讀之書轉變為君子應讀之書,而它何以成為女教的經典似乎可以從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節婦烈女和宋代的政治、道德和性別觀念》中尋找答案。柏文莉通過比較北宋和南宋傳記人物的類型,發現彰顯女性的節操并批評男性道德有虧的傳記日益增多,指出寫作婦女傳記的初衷不在于婦女的節行本身,而是為了督促男性學做忠臣孝子。
   4.制度與變遷的研究
  制度與變遷是婦女史研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大澤正昭(日本上智大學)的《“妒婦”、“悍妻”以及“懼內”——唐宋變革期的婚姻與家庭形態的演變》聚焦南北朝至宋的妒婦現象,指出因為婚姻制度的不同,南朝和北朝的妒婦問題性質不同,唐代融合了這兩股潮流,但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和婚姻關系上呈現出不穩定性。唐后期漢民族的婚姻制度復活,經由宋統治階級的推動,妒婦問題被壓縮到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內部。氣賀澤保規(日本明治大學)的《試論隋唐時代皇后的地位——武則天上臺歷史背景的考察》立足后宮制度揭示武則天上臺的歷史背景。他認為受北方少數民族影響,皇后地位不穩定,武則天正是在不斷鞏固自己的地位過程中鉗制后宮乃至皇帝而步入稱帝之路的。柏清韻(Bettine Birge,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財產法:從父系體系的疏離》把婚姻與財產制度聯系起來,進而觀察父系制度的演變。通過比較唐、宋法律,她指出在宋代財產不是更嚴格地由男子繼承并完全保留在男性宗族中,而是被賦予女兒和寡婦繼承或控制,從而進入異姓家庭。李志生(北京大學)的《試談唐代后期婦女貞節的走強趨勢》嘗試從賦役制度和人口政策探討女性貞節觀念的變化趨勢,并認為人口的增減直接影響到貞節政策的松緊,婦女受田與否也牽涉到她們在國家、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受到更嚴厲的貞節觀念的管束。
  此外,佐竹靖彥(日本東京都立大學)的《〈清明上河圖〉為何千男一女》把筆力擴散到由漢至明清的漫長歷史時段中,擇取繪畫、禮儀、戲劇等案例,從男女性別分工和家族制度兩大脈絡說明宋以后形成的近代宗族的構成單位——自立的中型家族的特色,認為這是男外女內主義形成的現實基礎。此文以繪畫材料引出并展開論題,令人思考對于非文本的材料如何解讀的問題。
   5.關于非文本材料的研究
  繪畫、樂舞和考古資料的運用,為本次會議添色不少。羅世平(中央美術學院)的《唐代仕女畫獨立分科的歷史動因透析及其相關問題》分析了唐代仕女畫豐肥nóng@①麗的風格及其與社會時尚的關聯,并指出武則天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推動了仕女畫的流行。姜斐德(Alfreda Murck,北京大學)的《宋朝繪畫中的女性》梳理了宋代以女性為繪畫題材的作品,將它們分為理想化的女性、朱門后的女性、勞動女性、為誡諭而繪的女性和看不見的女性5種類型,其中看不見的女性是指用隱喻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女性。它們描繪出女性的日常生活、關于女性的物質文化和觀念。
  榮新江(北京大學)的《女扮男裝——盛唐婦女的性別意識》著力在繪畫、人物俑等材料中搜討唐代獨具特色的女扮男裝現象,指出這種現象有來自教育、家內戶外的生活、宮廷都市活動、道教佛教影響、個人性格等多方面的成因,不能單純以胡化或是社會的開放解釋。在時尚背后,盛唐時期的女性不是與男性區別并分隔的負面形象,她們可以自由裝扮成流行的異性形象。齊東方(北京大學)的《唐俑與婦女生活》通過對唐代女俑分期、分式、分類的考察,展示了女俑與喪葬制度的關系、有關女性的時尚的變遷、物質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以及女性在禮樂、勞動和社交生活中的面貌。
  張國剛、孫麗瑩(南開大學)的《唐五代女子面妝術及化妝品的原料和來源》對唐、五代女性面妝術、化妝品的原料和來源及面妝術的等級性、地方性、民族性和時代性進行了考察。葛曉音(北京大學)、戶倉英美(日本東京大學)的《唐代女舞〈玉樹后庭花〉及〈霓裳羽衣曲〉之舞容考》由流傳到日本的兩部樂舞追溯它們怎樣被唐代宮廷吸收、改編、演繹和失傳的歷史,從中揭示出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舞容的載體在傳播中的作用等復雜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高彥頤(Dorothy Ko,哥倫比亞大學)的《從唐宋身體文化試論纏足起源》。在關于纏足的文字記載十分匱乏的狀況下,她結合文獻和考古資料,試圖從更大的文化架構——唐代樂舞的演變、坐具的普及、生活空間等——探討纏足起源、審美和身體實踐等問題。
  以上論文關注了唐宋婦女史的各個層面和角度,無論傳統或新鮮的議題、方法都得到了精彩紛呈的表現。
   三
  這次會議的另一特色是,盡管與會者治學的領域不盡集中在唐宋史或婦女史,關注的議題也多種多樣,但他們都從不同角度回應了一些基本問題,廓清了目前唐宋婦女史,乃至婦女史、歷史學的困難和分歧所在,并探討了不同層面的解決方案和未來走向,大會形成了一些共識。
  首先,關于史料的運用,與會者互通有無,并達成了一些共識。如包弼德、岸本美緒都指出我們對待史料要謹慎,對自己解讀文本的能力應保持謙虛的態度。涉及思想史、藝術史、社會史等各個領域的問題也讓人茅塞頓開,激發研究的靈感。如一些被反復征引的古人所做的概括為什么會被提出,向誰宣傳;繪畫中顯示的女性的缺席是社會分工的真實反映,還是在男性的注視下女人被隱藏起來;又如黃寬重質疑,唐代反映貴族生活和宋代反映中下層民眾生活的史料能否直接用于唐、宋的比較。
  其次,關于歷史分期和社會變遷,大會貫徹了打通唐宋的精神,并向唐以前宋以后延展,由于各時期歷史和與會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對唐宋婦女史一些特別現象和事件的動態認識。李華瑞(河北大學)在會上做了題為《宋代婦女地位與宋代社會史研究》的報告,總結了大陸地區近20年的宋代婦女地位研究及其形成的共識,引發了對婦女地位及如何使婦女史研究契合大的歷史背景等問題的爭論。許多與會者認為本次會議的成功之處正在于擺脫了固定的社會發展史的框架、婦女受壓迫史的俗套,提出的議題是可爭議的(problematic)、有個性的(characteristic)。伊沛霞還以自己的實踐建議大家以更多的案例顯示女性的生活、社會性別觀念怎樣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
  第三,本次會議在國內首次嘗試將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結合起來,使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看到二者互相汲取養分、寬廣而可喜的發展前景。與會者中有不少是首次參加關于婦女史的會議,對他們來說,婦女史研究不是放棄自己的研究特長,而是結合自己關切的問題、對已有的材料做一些新的詮釋。劉靜貞還指出,婦女史不是把問題局限在女性或性別的角度上,而是讓歷史學多一個角度,為歷史學提供新的方向和題材。歷史研究的價值在于將一些普遍的現象還原到歷史情境中看,而不是說出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本次研討會自籌備以來就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與支持。代表們一致認為,這次會議是對唐宋婦女史研究主題和方法的一次認真嘗試和突破,是史學界的一次創新,為其他史學領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典范。它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僵化了的王朝斷代分隔,為唐宋史的研究者們提供了接觸和對話的機會,學界長期以來關注的焦點之一唐宋變革說也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本次研討會容納了專門研究婦女史和研究其他專題的不同領域的學者,這種多學科的交叉滲透代表了婦女史研究的前沿,與會者們彼此互補、交流,獲益匪淺。這次會議吸引了不少男性學者參加,改變了以往婦女史會議中女性學者為主體的情況,促使婦女史研究跳出了單一性別的桎梏,成為研究男女兩性互動以及受到男女兩性共同關注的重要領域。會議的論題相當廣泛,把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其他領域的研究放在一起,將小問題與歷史大脈絡聯系起來了。婦女史的研究與其社會歷史大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如何找到一些切實的結合點并且深入、細致地進行分析,會議論文和討論提供了一些成功的范例。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禾加農
歷史研究京183~186D423婦女研究許曼/易素梅20022002許曼,1979年生,研究生;  易素梅,1977年生,研究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100871 作者:歷史研究京183~186D423婦女研究許曼/易素梅20022002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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