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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貞年間翰林學士考論
唐永貞年間翰林學士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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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永貞是唐順宗年號,實際是他讓位于太子時所補立的年號,時為公元805年。這年正月下旬德宗死,子李誦即位,后稱順宗。他即位就病風yīn@②,說話、行動不便,他就重用在東宮時所信用的翰林待詔王叔文,來實際主持朝政。王叔文于二月由待詔升為翰林學士,與同為學士的王pī@①、凌準一起,外廷聯結劉禹錫、柳宗元等有識之士,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歷史上即稱為永貞新政或永貞革新。關于永貞時期的政治措施與王叔文的為人,有些論著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對此還是肯定的。由白壽彝先生担任總主編、史念海先生担任分卷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明確標出“永貞革新”,與其后憲宗時的“元和中興”并列,認為順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等人,在政治上進行了改革(注:《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近一、二十年來,論述永貞新政,以及與之相關的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以及韓愈等著作已經不少,有些還相當深入,如2000年出版的查屏球著《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商務印書館),胡可先著《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出版社),以較新的視角,從南北學風、南北地域的不同來考察永貞新政,很有見識。但現有的論著似忽略一點,即王叔文是翰林學士,他是想發揮唐代翰林學士的特殊職能來進行改革的,那末中唐時翰林學士的發展情況如何;順宗朝的翰林學士有多少人,其政治表現如何;永貞新政行施不過半年,就遭失敗,這與翰林學士的職能、作用有何關系,等等,一般都未論及。
  我于1984年撰成《唐代科舉與文學》后,曾在自序中提到唐代的翰林院與翰林學士,認為翰林學士與唐代科舉進士、明經,以及地方方鎮幕僚,都是研究唐代知識分子生活的重要方面。(注:《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后我為戴偉華先生《唐方鎮幕僚文職考》所作的序中,又說及翰林學士,認為唐代翰林學士是以文采名世的政治型知識分子,他們接近于朝政核心,“寵榮有加,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險境叢生,不時有降職、貶謫,甚至喪生的遭遇。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看看這一類知識分子,幾經奮斗,歷盡艱辛,得以升高位,享殊榮,而一旦敗亡,則喪身破家。”(注: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幕僚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我覺得,永貞時期以王叔文為代表的翰林學士參預政治,在整個唐代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這之前,還沒有一個翰林學士像王叔文那樣直接把握朝政,而且大膽提出措施,要把唐朝中央兵權從宦官手中奪過來,但由此也就遭到徹底的失敗。這是中庸社會文人參預政治而遭致慘敗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例,也是文人生活與政治聯系的一種文化現象。
  為避免重復,本文不擬全面論述永貞一朝的政事,謹就王叔文如何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來參預政事,重點來探討唐代翰林學士究竟能在中樞機構中發揮什么作用,以及所謂參預高層次政治會給文人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二
  王叔文,《舊唐書》卷135、《新唐書》卷168有傳;其事跡又見韓愈《順宗實錄》。比較起來,柳宗元的《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柳宗元集》卷133)、劉禹錫《子劉子自傳》(《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9)所記較為確切。(注:《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柳、劉與王叔文共同參預新政,柳文作于永貞元年六、七月間,(注:據柳宗元所作這篇志文,王叔文之母劉氏卒于貞元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后“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而后又云“是年八月某日,@③于兵曹君之墓”,則此文似作于八月。但憲宗于八月庚子(初四日)即位,壬寅(初六日)即下令貶謫王pī@①、王叔文。柳文不可能作于八月,可能即作于六、七月間,其“八月某日@③于兵曹君之墓”,乃預設之詞。)此時王叔文雖已失勢,但尚未貶謫;劉文作于武宗會昌二年(842),時年七十有一,且距永貞已37年,故對王叔文均不會有所諱避。
  兩《唐書》本傳及《順宗實錄》都說王叔文為越州(今浙江紹興)人。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稱“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所謂北海,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曾言及“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遠祖風”,也就是說這北海人是王叔文自言的,還是唐代借重名門郡望的習俗。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54也說:“此云北海者,舉其族望也。”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記王叔文之父曾應明經舉及第,授任城尉(任城為今山東濟寧)。又云:“今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可能安史之亂起,即歸居山陰,隱居不仕。柳文連其名字也未記,可見王叔文家世確是薄寒的。
  《順宗實錄》稱王叔文“以棋入東宮”(卷五),與王pī@①“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卷一)。劉禹錫《子劉子自傳》也說“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博望苑為漢武帝為其子衛太子所建交接賓客之所(見《漢書》卷63《戾太子劉據傳》及注)。這就是說,王叔文雖門第低微,但卻因善棋得入于太子宮中。又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稱王叔文“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順宗李誦于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柳文說王叔文在太子宮中有十八年,則其入宮當在貞元四年(788)。(注:《柳宗元集》百家注本引孫氏曰,也說“叔文善棋,貞元初,出入東宮,娛侍太子”。)按據柳氏所記,作此文時王叔文為53歲,則當生于玄宗天寶12載(753),其于貞元四年入宮侍侯太子當為36歲,這時太子李誦為28歲。(注:據《舊唐書·順宗紀》,李誦生于肅宗上元二年(761),德宗建中元年(781)正月立為皇太子,時年二十。)
  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建翰林院,設置翰林待詔,也稱翰林供奉。《新唐書·百官志》及唐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李肇《翰林志》都有所記敘。《資治通鑒》卷217天寶十三載正月有所記,比較清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清顧炎武《日知錄》卷24有《翰林》一條,即據兩《唐書》,記唐代歷朝工藝書畫之徒,及僧人、道士、醫官、占星等,均入“翰林待詔”之列,而這些人又稱之為翰林供奉。這就是說,當時翰林院有兩類人,一是屬于文學之士,主要為皇帝起草文書,并陪侍皇帝作詩文唱酬,另一類是書畫琴棋等才藝之士及僧道醫卜等,也屬于宮中陪從的行列。后至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另建學士院,把上述第一類的文士移入學士院,稱翰林學士,“專掌內命”;(注:見《新唐書·百官志》一。)第二類人則仍在翰林院,稱呼未改。在唐代,其社會聲譽和政治待遇,翰林學士是明顯高于翰林待詔或翰林供奉的,但待詔、供奉中仍有出色的人才,如玄宗時著名書法家蔡有鄰、韓擇木,書寫有不少碑文,見宋佚名《寶刻類編》;中唐時書法家唐玄度、韓秀實,見宋陳思《寶刻叢編》;唐玄度還是一位字體專家,于開成時曾據《說文》,勘正古今異體字,覆定九經字樣,見《玉海》卷43。大歷時江南著名詩人張志和,也曾為翰林待詔,顏真卿《張志和碑》記張年輕時受到肅宗的賞識,“令翰林待詔,授左金衛錄事參軍”。(注:《顏魯公文集》卷9。)至于大詩人李白于天寶初在長安入為翰林供奉,已為大家所知。可見翰林待詔、翰林供奉,在唐代與翰林學士一起,應是一個有較高層次的文化群體,我們今天不應以其品位低而仍輕視之。
  由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可知王叔文在李誦的太子宮中時間是相當長的,在這18年中,不只是以棋陪侍太子,還“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也就是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所說的“因間隙得言及時事”。太子李誦是很關心時事的,常與左右議論,但王叔文對此卻很謹慎。如《順宗實錄》、兩《唐書》本傳都記有一事:太子曾有一次與諸待讀談論當時的宮市之弊(即宦官利用專權強占市場之利,詳后),就表示要向皇帝進言,在座諸人都極贊同,獨王叔文不言。事后李誦單獨問王叔文為何不表態,王叔文就說:“皇太子之侍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zhé@④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舊唐書》本傳)王叔文的這段話是很合乎情理的,在德宗當時對朝臣常有猜忌的情況下,這番話尤有識見。王叔文在東宮雖常與太子議及時政,但正如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所說,“如是者積久,眾未之知”,就是說王叔文與太子議及朝政時事,十分謹慎,時間雖久,外界卻并不知。這應當是符合實際的。韓愈在《順宗實錄》中記述此事時,把王叔文訾為“詭橘多計”,應當說是出于嫉視偏見。
  王叔文在此時期也注意交結外面一些有識之士。如他較早就注意結識當時任翰林學士的韋執誼。《舊唐書》卷135《韋執誼傳》:“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第,召入翰林為學士,年才二十余。”又據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璧記》,韋執誼于德宗貞元元年(785)即入為翰林學士。此年翰林學士共8人,年令最高者為歸崇敬,年74,顧少連年45,陸贄年32,其他如吳通微、吳通玄兄弟,吉中孚、張周,當都較陸贄年令為高,而韋執誼則二十歲剛出頭,這是中唐時入翰林學士之年令最輕者。不只如此,韋執誼在入院的第二年,即貞元二年,撰寫《翰林院故事》,把自開元二十六年建院以來的學士姓名都按入院先后記錄下來,這是唐代有關翰林學士第一部系統著作,可見其很有識見。同時,韋執誼也是德宗一朝翰林學士任期最長的一位。據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及岑仲勉《注補》,他于貞元元年入院,貞元十六、七年間因母卒丁憂出院,十九年服闕官吏部郎中,則任翰林學士有十六、七年。
  《舊唐書·韋執誼傳》載韋執誼入充學士后,得到德宗皇帝的信賞,“相與唱和歌詩”,并記:“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據此,則韋執誼在貞元十六、七年丁憂出院前就與王叔文“交甚密”了。正因如此,貞元二十一年(即貞元元年)正月下旬順宗即位,二月韋執誼就因王叔文推薦,任命為宰相,共同行施新政。
  王叔文是很重視翰林學士對朝政的作用的。他在貞元末,德宗將去世前,又設法引進凌準為翰林學士,從而使其成為順宗時新政的參預者之一。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記凌準“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自侍御史充”。又《舊唐書·德宗記》,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東觀察判官凌準為翰林學士。”再過十幾天,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即去世。而至貞元二十年年底,當時在任的翰林學士已有6人,為什么這時又要加進一個呢?這確如《舊唐書》卷135《凌準傳》所載,是“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凌準與王叔文同為浙江人,凌準也家世微薄,(注:《唐書》本傳都未記凌準的籍貫,柳宗元《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柳宗元集》卷10)記其為富春人,“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鄉”。)也是“有舊”的原因。
  這里再補記一事。有些論著說王叔文早年曾在江南作一小吏,引述《通鑒》的一段話及胡三省注為證。按《通鑒》卷236曾記竇群在謁見王叔文時,向其進言:“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⑤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元人胡三省于此處有注:“叔文本蘇州司功,故云然。”按此事《通鑒》所記在永貞元年三月,當時竇群為侍御史,揚言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往見王叔文,說了上面一段話。據此,則所謂“去歲李實怙恩挾貴”,即指貞元二十年,這時李實正在京兆尹任上,確如《順宗實錄》于永貞元年二月貶詞中所譴責的“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因此新政實施后貶其為通州刺史。竇群以李實的下場來諷喻王叔文。不過若以竇群的話,說那時王叔文只不過為江南一吏,則不合事實。按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記順宗即位后,王叔文“由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通鑒》卷236永貞元年二月壬戌也記:“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表面看來,王叔文的確在蘇州做過司功參軍的,實際上則不然,這牽涉到唐代翰林學士、翰林待詔官階設置的情況,似乎為現在有些研究者所忽略。
  唐代的翰林學士,實際上只是一種差遣之職,并非官名。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謂:“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耳。”清人錢大昕講得更清楚:“學士無品秩,但以它官充選”,“學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異》卷44);“亦系差遣,無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則有品,官有遷轉,而供職如故也”(同上卷58)。《石林燕語》卷四還舉家中所藏的唐碑,引錄兩個例子,一是《李藏用碑》,撰者為“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一為《王巨鏞碑》,撰者為“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zhuàn@⑥”,其中“戶部侍郎”、“守中書舍人”都是官名。葉夢得原意為唐代翰林學士的結銜,有時官名在學士之上,有時在學士之下,無定制,但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要帶有官銜,沒有只稱翰林學士的。因為只有帶正式的官銜,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在翰林學士任期內,經過考核,也可以升遷官位。翰林學士如此,翰林待詔、供奉也是如此。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六載《大唐龍角山慶唐觀紀圣之碑》,碑陰有撰者呂向署銜,為“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集賢院學士、翰林院供奉……”,又宋《寶刻類編》卷五載唐玄度所篆的碑記,其名下署為“翰林院待詔、梁王府司馬、沔王友”。其“尚書主客郎中”、“梁王府司馬”都是任翰林待詔時的官銜。可以注意的是,所署也有地方官銜的,如《金石萃編》卷107《閣國公(梁守謙)功德碑》,篆額者為翰林待詔陸邳,其銜為“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又白居易有《侯丕可霍丘縣尉制》,此侯丕原也是翰林待詔,現在則為“可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注:《白居易集箋證》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這就是說,侯邳此時仍在長安宮中任翰林待詔之職,不過給予壽州霍丘縣尉的官銜。白居易在制詞中說得很明白,這是“既寵之以職名,又優之以俸祿”,因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由此可知,王叔文之蘇州司功參軍,即為他任翰林待詔時所帶的官銜,并不是他真的在蘇州任過此官職。蘇州司功,按唐時官階,當屬于中州諸司參軍事,為正八品下(見《舊唐書·職官志》一),品階較低,因此竇群故意以輕視之語,諷其為“江南一吏”。
  三
  順宗即位后,當時任翰林學士的,除王叔文、王pī@①外,還有7人,即鄭yīn@⑦、衛次公,李程、張聿、王涯、李建、凌準。一個時期有九人在學士院,這是自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設置翰林學士以后所未曾有的。由于人數多,政治紛爭加劇,也就造成內部的分化。文人參預政治,在中樞機構中,不單與外延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內廷的宦官集團,會有矛盾,而且必然在內部也有各種是非、利害沖突。順宗之前的德宗朝,陸贄就曾被同院的吳通微、吳通玄兄弟排擠出學士院,過了幾年,吳通玄又因與宰相、李氏宗室有所勾連,加以與陸贄的矛盾,為德宗所忌,就被貶謫而死。(注:見拙作另一文《唐德宗朝翰林學士考論》,載《燕京學報》新第10期,2001年4月。)順宗朝以后,中晚唐時期,翰林學士內部的糾紛還是經常發生的。這也可以說是文人與政治關系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7人中,鄭yīn@⑦與衛次公年資最深,他們二人在德宗貞元八年(792)就已入學士院,至永貞時已有14年,一直沒有出過院。他們最初對永貞新政,尚“守道中立”(《舊唐書·鄭yīn@⑦傳》),并未有明顯的反對,但也并不合作。到后來,則二人“同在內廷,多所匡正”(《舊唐書·衛次公傳》);“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yīn@⑦多所持正”(《新唐書·衛次公傳》)。現在所見到的有關史料,還未發現他們對王叔文等新政措施有哪些具體不同意見,但看來其對立的態度是明顯的。因此永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為了分散王叔文的權勢,又考慮到順宗“疾久不愈”,就策劃建立接班人,這時他們首先考慮的就是聯絡鄭yīn@⑦、衛次公。《通鑒》卷236永貞元年三月載:“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李)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yīn@⑦、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這樣,遂于四月初一正式立順宗子李純為太子。宦官俱文珍等之所以召集鄭yīn@⑦等四人參議此機密之事,當事先即有所選擇。鄭yīn@⑦態度很堅決,說不必事先請示皇上,他只寫“立嫡以長”一紙,待順宗一點頭,就由他起草《立廣陵郡王為皇太子詔》、《冊皇太子赦詔》,以及后來的《順宗傳位皇太子改元詔》等。(注:見《全唐文》卷511。)也正因為如此,憲宗于八月初即位,十二月就任鄭yīn@⑦為相。
  前面提到,鄭yīn@⑦與衛次公于貞元八年起一直充任翰林學士,這牽涉到德宗朝翰林學士的情況,擬再作一些介紹。
  德宗即位之初,是想有所作為的,如施行兩稅法,對河北、淮西藩鎮有所抑制,但由于措施無方,又對朝臣多所猜忌,致使方鎮作亂,兵禍連結,待貞元初政局稍為平靜后,就寵信宦官,重新讓宦官掌握中央軍權,而對外廷的宰相,就一直不信任,不讓宰臣長久在任。據《新唐書·宰相志》,貞元十年至二十年,當時每一宰相的在任期,一般不過二、三年,最長不超過四年,即使在位,也如《唐語林》(卷六)所說,“貞元以后,宰相備位而已”。但與此同時,卻對內廷的翰林學士,采取長期穩定的措施。這里不妨也以貞元十年(794)為例,作一些分析。這年學士共六人:吳通微自建中四年(783)入,已十二年,大約貞元十四年或稍后才卒官。韋綬于貞元七年(791)入,十六年(800)出,共十年。鄭余慶于貞元八年(792)入,貞元十三年(797)出,共六年。韋執誼于貞元元年(785)入,約貞元十六、十七年(800、801)間出,共十六、七年。鄭yīn@⑦、衛次公于貞元八年(792)同時入,一直到順宗即位,還在院內,已十四年。也就是說,貞元十年的六位翰林學士,都比貞元時期任何一位宰相的任期都長。這也使憲宗元和時李肇在《翰林志》中表示這一看法:“貞元末,其任益重,時人謂之內相”。但實際上還是陸贄于貞元三年上疏中所說,翰林學士乃“天子之私人”。(注:見李肇《翰林志》,陸贄集中未見。)也就是德宗出于對外朝宰相的疑忌,于是就倚信于內廷的學士,不像后來憲宗將“軍國樞機,盡歸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注:見《舊唐書》卷15《憲宗紀》末引史臣蔣xì@⑧語。)有一個正常的行政機制。不過德宗朝中期以后翰林學士的處境也是很不正常的,李肇《翰林志》也已注意于此,謂:“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故當時言內職者,榮滯相半。”就是說,德宗讓翰林學士較長期穩定在職位上,但不升官,這確是很奇怪的。如前第一節所說,唐代的翰林學士只是一種差遣,他還必須帶有官銜,來定其品位與薪俸,學士可以在任期內經過一定的考核來升官階的。德宗中期以后的翰林學士卻反常,如鄭yīn@⑦與衛次公,貞元八年初入院時,一個是司勛員外郎,一個是左補闕,一直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時,還是如此,這在外廷三省是絕未有的。但這些學士還是羈于這清譽之職,未提出異議。而且這些學士,表面上雖受到德宗的眷顧,而實則戰戰兢兢,不敢有什么舉動,更未有像陸贄當初在職期間敢直言極諫(當然因此也就受德宗的忌恨而最終被貶遠出)。如顧少連,同時友人杜黃裳為其所作的碑文中,說他在翰林近十二年,“以周密自制”,“以謹審見稱”,“讜言碩畫,人莫得聞”。(注:《全唐文》卷478杜黃掌《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又如與鄭、衛一起共事有九年的韋綬,《舊唐書》本傳說:“綬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因經常畏懼其職而最終得心臟病,不能盡其用,可見一般。韋綬后來以母年老為籍口,請求解職贍養,還使得德宗很不高興。
  鄭yīn@⑦也是如此,“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注:《舊唐書》卷159《鄭yīn@⑦傳》。)他在十三年任期內唯一可記者,為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一件事。據《通鑒》卷235所記,這年六月,德宗任命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軍中尉,竇文場要求任命文書用白麻書寫發布,德宗就命鄭yīn@⑦起草(按規定,白麻詔令是由翰林學士起草的)。鄭yīn@⑦遂向德宗說,依照慣例,封王、命相才能用白麻,現在用來任命中尉,是陛下特以表示對竇文場的寵愛呢?還是以此定為法令呢?德宗覺得有難處,就作罷。應當說,鄭yīn@⑦此舉確是對宦官待遇提高的一種抵制,且其對德宗的答語也表現一定的機智,但并不很強硬,而且也并不因此而影響竇文場等的實力,因此《通鑒》仍云:“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鄭yīn@⑦以及其他翰林學士都未有議論。
  衛次公與鄭yīn@⑦于德宗朝中后期同在翰林,兩《唐書》本傳對衛次公這期間的情況,都無一字提及,可見在這十三年的長時期中他也是默默度過的。
  至于宦官俱文珍謀立太子時召集商議的另外兩位翰林學士,即李程、王涯,他們對當時的新政措施也沒有公開反對的表示。李程是唐朝宗室,他與王涯于貞元二十年九月才入院,《舊唐書》卷167本傳說“順宗即位,為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不確。實際上他在順宗朝及此后憲宗初一直在學士院,至元和三年(808)才出院為隨州刺史。(注:見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新唐書》卷131李程本傳。)李程的仕宦主要在以后,仕途順利,在敬宗時還做過宰相,不過史書稱他“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如戲”,因此“物議輕之”,甚至死后還被謚為“繆”。(注:見《舊唐書》卷167、《新唐書》卷131本傳。)王涯在永貞時也未有什么表態。他于貞元二十年九月自京畿藍田尉入為翰林學士時,劉禹錫還特地作有一詩表示祝賀,其《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云:“廄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注:《劉禹錫集箋證》卷24。)但王涯入充翰林學士后,特別是永貞時期,卻不與劉禹錫、柳宗元等交往,而投向于鄭yīn@⑦等。其仕宦主要在憲宗以后,在憲宗、文宗朝還兩度為相,后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因受李訓、鄭注事牽累為宦官仇士良所殺,且全家抄斬。可見他永貞時雖依附宦官,但最終還是受宦官之禍。
  在幾個翰林學士中,列于王叔文集團的,是凌準。前面第一節曾提及,他于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入學士院,當因與王叔文有舊,而為薦引。《通鑒》卷236永貞元年正月記德宗去世時,“倉猝召翰林學士鄭yīn@⑦、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云:‘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病,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按廣陵王即順宗長子李純——引者),不然,必大亂。’yīn@⑦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此又見兩《唐書》衛次公本傳,但未載于韓愈《順宗實錄》,不知何故,或于宦官不利,后為其所刪。這里突出衛次公之功,但柳宗元另有一說。按凌準于憲宗即位后,也被列入八司馬之列,被貶為連州司馬,第二年(即元和元年)即卒于連州,柳宗元這時也被貶為永州司馬,特為其撰寫志文和悼詩。(注:見《柳宗元集》卷10《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卷43《哭連州凌員外司馬》。)柳宗元在志文中特地述及:“德宗崩,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pī@①,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可見當時對抗宦官、議立順宗,凌準也有獨特之功的。
  另外兩人,張聿、李建,似處于中間狀態。張聿也與李程、王涯同時于貞元二十年九月入院的,李建則稍晚,為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下旬。張聿,兩《唐書》無傳,事跡不詳。他于憲宗元和二年(807)正月才出院,后曾任衢州、湖州刺史。(注:參見岑仲勉《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可見他雖未被俱文珍召入參與謀立太子李純之議,但也未列入王叔文集團而被貶出。李建的情況也有些特殊。他可能與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同于貞元九年登進士第,(注:《全唐文》卷631有呂溫《祭座主故兵部尚書顧公文》,此座主顧公為顧少連,卒于貞元二十年,所列門生有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李逢吉、李建、王播等。按顧少連于貞元九年、十年知貢舉,劉、柳、呂為貞元九年登進士第,王播、李逢吉為貞元十年登進士第,故均可稱門生。唯清徐松《登科記考》卷13于這兩年均未列李建名,則為未考見呂溫文。李建當在貞元九年或十年登第。)有同門之舊。也正因此,柳宗元貶在永州司馬時,元和四年(809),特地寫一復信給李建,(注:《柳宗元集》卷30《與李翰林建書》。)李建此時還在任翰林學士。據柳宗元這封書信,在此之前他曾收到李建的來信,又從劉禹錫的貶所得到李建給劉的信,因此說:“仆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柳、劉當時都是貶謫的罪人,而李建卻能主動給他們寫信,并贈送藥物,在這種世態炎涼的情況下,實為難得。于是柳宗元又說:“仆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可見在柳宗元看來,當時李建在院中,對王叔文等所行新政,并不持反對的態度(當然也不參預)。正因此,柳宗元在信的末尾,特地叮囑,說他也曾有信寫給京中裴塤、蕭fǔ@⑨,足下如要看,可以“求取觀之”,但“相戒不示人”。這時韓愈的摯友崔群也已為翰林學士,柳宗元信中說崔現“在近地”(按“近地”即宮中,指學士院),我不便寫信給他,你或者可“默以此書見之”。由此可見當時翰林學士對接觸人事,是很注意回避的,而柳宗元之能如此寫,也可見他與李建的交情。(按柳宗元此信對研究唐翰林學士,很有參考價值,但卻未引起注意)
  由此可見,永貞年間的九位翰林學士,三個是新政的積極參預者(王叔文、王pī@①、凌準),四個是新政的反對者(鄭yīn@⑦、衛次公、李程、王涯),不過其中李程、王涯只是附和,并無明顯反對的跡象;兩個是中立者(張聿、李建),其中李建對柳宗元、劉禹錫當是暗中同情的。可見雖有文翰清華之譽,文士一旦涉及政事,不免各有所投,這也使永貞新政未能順利進行的一大原因。
  四
  其實,王叔文、王pī@①還是很注意團結當時的翰林學士同仁的。如永貞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壬戌),王叔文由翰林待詔入為翰林學士,同時即以鄭yīn@①由司勛員外郎升為中書舍人。司勛員外郎為從六品上,是鄭yīn@①于貞元八年剛入院時所授的官銜,十余年間一直沒有提升過,至此則遷為正五品上的中書舍人,越了好幾階。同日,衛次公則由左補闕遷為司勛員外郎,賜緋魚袋,左補闕(從七品上)也是衛次公于貞元八年入院時所授的,至此提到從六品上。十三、四年來第一次提升官階,這應當是特殊的眷顧。
  同年三月十七日,李程自監察御史(正八品上)改為水部員外郎(從六品上),張聿自秘書省正字(正九品下)改為左拾遺(從八品上),王涯自藍田縣尉(正九品下)改為左補闕(從七品上),李建由秘書省校書郎(正九品上)改為左拾遺(從八品上),凌準自侍御史(從六品下)改為都官員外郎(從六品上)。二、三月間對翰林學士官階都作了大幅度的普遍提升。
  與此同時,所施行的新政,主要是:(注:據兩《唐書》本紀、《通鑒》,及《順宗實錄》。)
  二月六日,罷翰林院中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韓愈《順宗實錄》說王叔文原也是翰林待詔,現作此舉動,是因為害怕這些同行與他搗亂。韓愈之說出于偏見)
  二月二十一日,譴責京兆尹李實“殘暴掊斂之罪”,遠貶為通州長史。“市井歡呼,皆袖瓦礫庶道伺之,(李)實由間道獲免”。
  二月二十四日,罷宮市、五坊小兒。《通鑒》卷236記此事,把宮市視為“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早在貞元十三年(797),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入京師參見德宗,就議論過此事,要求予以禁止。《舊唐書》卷140《張建封傳》載:“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但當時戶部侍郎蘇弁“希宦者之旨”,說不宜停,于是“上(德宗)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前第一節曾說及,順宗為太子時,左右也曾與他議論過宮市,可見這是貞元中期后有關長安民生的大事。韓愈雖對王叔文有偏見,但也記此,并說因而“人情大悅”。
  二月二十五日,罷鹽鐵使額外獻進。
  三月一日,出宮女三百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召其親屬歸之。《順宗實錄》記云:“百姓相聚,歡呼大喜”。
  三月三日,下詔追還德宗時被貶遠出的名臣,即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余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等返回京城。可惜陸贄、陽城未及聞詔而卒。
  應當說,上述的這些措施都是得人心的,也能為一般朝臣所接受,即使罷宮市影響宦官的額外之利,但對其上層權勢影響還并不大。因此這些新政尚能取得共識。即使對王叔文深有成見的韓愈,在其所著《順宗實錄》中,于三月十七日任王叔文為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還著錄了任命的制文,其中稱王叔文“精識guī@⑩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要道。”這是當時的原始材料,是新政實施過程中至此時朝中的評議。后來柳宗元在永州貶所給京兆尹許孟容的信中,也說他當時與王叔文共事,其宗旨即在于“立仁義,裨教化”,“利安元元為務”。(注:《柳宗元集》卷30《寄許京兆孟容書》。)其意為,當時所行的新政措施,一切都是為了民生。柳宗元這時已遠貶在外,無所顧忌,講的確是實話。
  從當時新政實施的先后過程來看,關鍵時刻是在五月。《順宗實錄》載: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行軍司馬專其事”。這件事引起宦官極大的震動,“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于是立刻下令地方將領,不要把兵權移交給范希朝。范希朝到京西奉天(今陜西乾縣),沒有一個將領來見他。韓泰馬上把這一情況告知王叔文,王叔文也計無所出,只得嘆息:“奈何!奈何!”(注:見《通鑒》卷236。)就在這五月內,宦官俱文珍設法將王叔文移至外廷任戶部侍郎,免去翰林學士之職。王叔文大驚,對人說:“我是要每天到宮里來商議公事的,如果沒有這一職務,我怎么還能來呢!”王pī@①特地為他疏請,但仍未允許,只不過讓他每隔三、五日入院一次,這就與任翰林學士大不一樣了。
  這五月份對永貞新政來說確是一個關鍵時刻。因為如上所說,在此之前,所頒行的措施,并沒有引起大的波動,即使其間有些人事變動的糾紛,也未影響大局。正因為如此,王叔文想進一步推動改革,以謀求有新的突破,乃邁出一大步,以朝中之將范希朝來統馭神策軍。這確是中唐社會的一大改革,如果成功,則宦官集團就失去軍權,唐朝政局出現新變,并如有些史家所論,憲宗也不至于最終為宦官所弒。但從德宗時期積聚下來的局面來看,宦官掌握軍中大權已成定局,憑王叔文等文人集團,根本不可能扭轉這一格局,結果俱文珍等就立即進行根本性的反擊,罷免王叔文的翰林學士之職,把他從內延驅逐出去。我們可以從現有的史料中考見,所謂永貞新政,其施行時期實際只二、三、四月,五月以后再無舉措,也就是從王叔文出院以后,新政即已停止,此后,六月份,王叔文母病重將死,柳宗元雖代為其上表,請求母親病情稍為好轉,“冀微臣駑蹇再效”,(注:《柳宗元集》卷38《為戶部王侍郎陳情表》。)但根本未有回復,這時大權都已在俱文珍等掌有實權的宦官手中。等王叔文之母于六月份內去世,即迫王叔文丁憂,免去一切官職。接著,七月份,迫使順宗下令,讓太子監國;八月初,順宗禪位,太子李純正式稱帝,并立即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pī@①為開州司馬;九月,柳宗元、劉禹錫、凌準等也都貶出,所謂永貞新政,正式宣告破產。
  從上述可以看出,所謂永貞新政,實際上即是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為代表的文人集團與當時握有軍政大權的宦官集團的一場政治斗爭。這一文人集團確有革新的志向,而且如上所述,其最初幾個月的所為,是得人心的,韓愈《順宗實錄》有好幾處特地標出“人情大悅”等字句。劉禹錫在時隔三十余年所作的《子劉子自傳》,也說這時王叔文“其施所為,人不以為當非”。(注:《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9。)關鍵就在奪兵權,這既表現這一時期文人集團很不尋常的抱負,也表現出王叔文等過高估計自己力量的弱點。
  王叔文施行新政,也確有不少毛病,主要是過高估計自己,以為憑翰林學士的地位,一方面在宮中值班,靠近皇帝,并通過順宗左右的所謂牛美人和另一宦官李忠言,可以使順宗信從他們的計議,一方面又與宰相韋執誼(據說也是王叔文向順宗推薦的)聯通,從而控制處廷。實際上,唐代翰林學士的職務,說得好聽一些,只不過當時人所說,乃“zàn@(11)絲綸之密命,參帷幄之謀猷”,(注:《全唐文》卷478杜黃裳《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貞元二十年作。)也就是替皇帝起草重要性文告,為皇帝提供有關朝政的咨詢。這也就是一種中央機要秘書的職能。這算是古代文人參預政治的較高的層次。但文人往往是不自量力的。翰林學士應只不過是一個文人機構,其本身是缺乏政治實力的。在當時,總是由宦官俱文珍等帶頭,一方面聯絡朝臣,使其與內廷的翰林學士割開,一方面又聯結某些方鎮(如當時的川西、荊南、河東),促使他們上表勸告請太子即位。同時,他們又分化翰林學士內部。其實鄭yīn@⑦、衛次公等作為資深學士,雖表面上顯示所謂“守道中立”,實際上仍是依附于宦官集團,現在有些論著把中唐以后的翰林學士政治職能提得太高,認為翰林學士已作為一個單獨實體,與外朝宰相、內廷宦官(樞密使),共同構成新的中樞機構,甚至認為翰林學士之實權已能超出宰相,這種誤解就是由于沒有對唐代翰林學士作具體的考察。永貞時期,王叔文擬發揮翰林學士的特殊作用,積極參預中央重大決策,這是唐代翰林學士的一次突出事件,但很可惜,其最終仍告失敗。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翰林學士史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文本擬還就當時的宰相機構及實際作用,韓愈《順宗實錄》的纂修過程及史實可靠程度,再作一些探討,以便較為全面論永貞新政。限于篇幅,就暫以此結束,待以后有機會再加補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亻加丕
   @②原字疒加音
   @③原字衤加付
   @④原字車的繁體加取
   @⑤原字艸下加太下加皿
   @⑥原字王加彖
   @⑦原字纟加因
   @⑧原字亻加系
   @⑨原字亻加免
   @⑩原字王加(懷字繁體去忄)
   @(11)原字替去日加(貝字繁體)
《中國文化研究》京93~100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傅璇琮20012001唐順宗永貞元年(805),翰林學士王叔文與同為學士的王pī@①、凌準一起,并聯結外廷劉禹錫、柳宗元等有識之士,進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歷史上稱為永貞新政。有關這一歷史事件,近20年來已有不少論著述及,但尚未從唐代翰林學士的特殊職能角度,對此作具體考察。所謂永貞新政,實際上即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為代表的文人集團與當時握有軍政大權的宦官集團的一場政治斗爭。這次新政的實施及最后遭致失敗,既表現出這一時期文人集團極不尋常的政治抱負,也反映出王叔文等過高估計自己力量的弱點。永貞新政/翰林學士/宦官集團/文士參政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93~100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傅璇琮20012001唐順宗永貞元年(805),翰林學士王叔文與同為學士的王pī@①、凌準一起,并聯結外廷劉禹錫、柳宗元等有識之士,進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歷史上稱為永貞新政。有關這一歷史事件,近20年來已有不少論著述及,但尚未從唐代翰林學士的特殊職能角度,對此作具體考察。所謂永貞新政,實際上即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為代表的文人集團與當時握有軍政大權的宦官集團的一場政治斗爭。這次新政的實施及最后遭致失敗,既表現出這一時期文人集團極不尋常的政治抱負,也反映出王叔文等過高估計自己力量的弱點。永貞新政/翰林學士/宦官集團/文士參政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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