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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與高麗的典籍交流
宋與高麗的典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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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麗系我友好鄰邦,“周為箕子之國”,自古與中國關系密切,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影響深廣。
  公元918年,王建創立的高麗王朝統治朝鮮半島凡475年(918-1392)。在此期間,中國歷經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宋(遼、金)、元、至朝朝初年。高麗朝創建伊始,即遣使后梁,隨后不斷與中國歷朝政府通好,使節往來,互獻方物,保持友好關系。
  據不完全統計,自宋太祖建隆三年(高麗朝光宗十三年,962)十月至南宋孝宗隆興二年(毅宗十八年,1164)三月,這203年間,高麗遣使來宋達67次,宋朝正式遣使去高麗也有34次以上。(注:(朝鮮朝)鄭麟趾等《高麗史》卷2《世家》光宗十三年冬十月,至同書卷18,毅宗十八年三月壬寅所載統計,影印本上冊,第61-375頁,韓國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版。(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簡稱《長編》)、(宋)王應麟《玉海》卷154《朝貢·賜予》及《宋會要輯稿》均見各載有關年代。又據(元)脫脫《宋史》卷487《高麗傳》所載統計,自建隆三年十月至宣和七年秋欽宗即位(962-1125),高麗遣使入宋37次,宋遣使高麗14次,點校本(四十),第14036-14049頁。(韓國)金渭顯依《高麗史》所載統計,自建隆三年至靖康元年(962-1126)凡165年間,高麗遣使來宋53次,宋使去高麗32次,見金渭顯《契丹的東北政策》第50頁,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史料所載不一,錄存備考。本文從中韓雙方有關文獻綜合統計。詳見楊渭生:《宋麗關系史研究》,第33-147頁,《宋與高麗關系年表》(962-1279),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通過非正式外交途徑,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顯宗三年,1012),到南宋帝bǐng@①祥興元年(忠烈王四年,1978),這266年中,宋商以民間貿易形式去高麗達130次,人數有5000余人(注:據鄭麟趾《高麗史》卷4~28,影印本上冊,第92-586頁所載統計。按:在這266年中,宋商去高麗130次,4948人。其中北宋期間(1012-1124)96次,3058人;南宋期間(1128-1278)34次,1897人。這是根據記載具體數字累計,沒有具體數字者以1計算(實際人數不止1人),故總數在5000余人以上。詳見楊渭生《宋麗關系史研究》第269-279頁,《宋商至高麗活動一覽表》。)。兩國交往頻繁,經濟、文化交流為其重要方面。
  宋麗之間的文化交流多種多樣,內容廣泛,而典籍(包括印刷術)交流則是其中極重要的內容。中國與朝鮮半島的典籍交流由來已久。據史書記載,隨著漢字傳入朝鮮半島,漢籍就廣為傳播。在高句麗王朝后期,儒家《五經》、《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文選》等典籍,便是高句麗人喜讀之書。(注:(后晉)劉xù@②等《舊唐書》卷199《高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十六),第5320頁。)公元285年,百濟學者(原系中國移民)王仁應征到日本,向應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講授《論語》。表明百濟不僅廣泛吸收漢文化,而且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梁。新羅王朝時期,與唐朝交往更為親善友好,許多新羅留學生、名僧大德云集長安(今西安),有的還在長安譯經館幫助翻譯佛典,有的學成回國,在朝鮮半島傳播文化交流的成果。據考古新報道,唐初中國雕印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在韓國慶州佛國寺發現,即唐與新羅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證。宋與高麗的典籍交流,就是上述文化交流的繼續和發展。宋麗典籍交流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儒家經書及其他諸子百家書籍;二是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三是《大藏經》等佛典交流。
  當時,高麗使節人貢常來求書,宋帝則先后把許多重要典籍贈與高麗。雙方還把書籍當作“貢”、“賜”的一種文化精品來對待。例如:宋太宗端拱二年(成宗八年,989),贈與高麗《大藏經》(即世界上最早雕板的《開寶藏》)一部(注:《宋史》卷487《高麗傳》,點校本(四十),第14039頁。)。太宗淳化元年(成宗九年,990)十二月,高麗使韓彥恭來貢,求印佛經,宋太宗以《藏經》并御制《秘藏詮》、《逍遙詠》、《蓮華心輪》賜之。淳化四年(成宗十二年,993),太宗又同意贈送板本《九經》書(注:王應麟:《玉海》卷154《朝貢·賜予》,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本(四),第2844頁,1987年。《宋史》卷487《高麗傳》記此事于淳化二年(991),點校本(四十),第14040、14042頁。),用敦儒教。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顯宗七年,1016),高麗使郭元辭歸,真宗據其所請,送給《九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歷日、《圣惠方》、御詩、并準錄《國朝登科記》。真宗天禧三年(顯宗十年,1019),高麗入貢,求佛經一藏,真宗從之(注:王應麟:《玉海》卷154《朝貢·賜予》,影印本(四),第2844頁;李燾《長編》卷85《高麗傳》,點校本(七)第1957頁,同書卷94,點校本(七),第2172頁;《宋史》卷487《高麗傳》,點校本(四十),第14044頁。)。真宗乾興元年(顯宗十三年,1022),高麗使返國,宋賜《圣惠方》、陰陽二宅書、《乾興歷》及釋典一藏(注:鄭麟趾:《高麗史》卷4,《世家》顯宗十三年五月丙子條,影印本上冊,第104頁。)。宋哲宗元yòu@③元年(宣宗三年,1086),高麗使林概來賀哲宗即位,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哲宗唯賜《文苑英華》一書(注:《宋史》卷487《高麗傳》,點校本(四十),第14048頁。)。哲宗元符二年(肅宗四年,1099),高麗進奉使尹guān@④等乞賜《太平御覽》等書。哲宗詔曰:“所乞《太平御覽》并《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闕給賜”。隔一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肅宗六年,1101)六月高麗使王xiā@⑤、吳延寵回國,徽宗賜高麗王(太平御覽》1000卷。(注:李燾:《長編》卷505,點校本(三十四),第12041頁。鄭麟趾《高麗史》卷11《世家》肅宗六年六月丙申條,影印本上冊,第234頁。按:據記載,《太平御覽》除賜予外,從商人買去一部。)。
  高麗求書,宋廷除賜予之外,又開放書籍市場,讓高麗使節自購書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間(1023-1031),入宋朝貢的使人就曾往國子監買書(注:(宋)范鎮:《東齋記事》載:“天圣中,新羅人來朝貢,因往國子監市書,是時,直講李畋監書庫,遣畋松子發之類數種”,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畋答以:‘某有官守,不敢當。’復還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于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6頁,1980年版。)。宋神宗熙寧七年(文宗二十八年,1074),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神宗元豐八年《宣宗二年,1085》,高麗使求買《大藏經》一藏,《華嚴經》一部,詔從之(注:李燾:《長編》卷250,點校本(十八),第6085、6100頁;同書卷362,點校本(二十四),第8671頁。)宋哲宗元yòu@③七年(宣宗九年,1092),高麗使來獻(黃帝針經),請市書甚眾。當時的禮部尚書蘇軾上奏,堅持反對賣書給高麗。哲宗仍許買《冊府元龜》以歸(注:《宋史》卷17《哲宗本紀》,點校本(二)第335頁;同書卷487《高麗傳》,點校本(四十),第14048頁。)。后來,宋亡元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忠烈王十五年,1289),高麗儒學提舉安@⑥隨忠烈王及世子王璋(忠宣)赴元,第一次見到朱熹的著作,即全部抄錄回國傳播,這是程朱理學正式傳人高麗之始。安@⑥又遍求《六經》、諸子、史等書帶回高麗(注:鄭麟趾:《高麗史》卷30《世家》忠烈王十五年十一月壬子條,影印本上冊,第622頁。同書卷105《安@⑥傳》,影印本下冊,第322-324頁。)。元仁宗延yòu@③元年(忠肅王元年,1314),元帝一次“賜與”高麗書籍4371冊,共17000卷,都是原宋朝珍藏于秘閣的典籍(注:鄭麟趾:《高麗史》卷34《世家》忠肅王元年七月甲寅條,影印本上冊,第699頁。)。其后,元亡明興。明太祖洪武三年(恭愍王十九年, 1370),又賜高麗《六經》、《四書》、《通鑒》、《漢書》等(注:鄭麟趾:《高麗史》卷42《世家》恭愍王十九年五月甲寅條,影印本上冊,第830頁。)。自宋至明初,高麗通過官方渠道所得這大批典籍珍藏于高麗王朝的國家圖書館秘閣、御書閣,以備參閱。
  宋麗典籍交流,不僅限于官方渠道,高麗朝還通過僧人、留學生和民間貿易搜集購買中國書籍。例如:高麗朝成宗二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五月,博士任老成自宋獻《太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朝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注:鄭麟趾:《高麗史》卷3《世家》成宗二年五月甲子條,影印本上冊,第67-68頁。)。高麗顯宗十八(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八月,宋江南人李文通等去高麗獻書冊(即賣書)579卷。宋元豐八年(宣宗二年,1085),高麗僧統義天人宋求法,返回高麗時就帶去這次求法所得的好多典籍(包括凈源的29種著述)和從宋、遼、日本搜購的內外典籍共4740余卷,后編為《續藏經》。高麗宣宗四年(宋哲宗元yòu@③二年,1087)三月,宋泉州商人徐戩等28人至高麗獻《新注華嚴經》板。高麗明宗二十二年(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八月,宋商又獻《太平御覽》,麗朝厚獎給白金六十斤(注:鄭麟趾:《高麗史》卷5《世家》顯宗十八年八月丁亥條;同書卷10,宣宗四年三月甲戍條;同書卷20,明宗二十二年八月癸亥條。影印本上冊,第110、206、416頁。)。宋建陽人熊禾在《同文書院上梁文》中曾引當時民謠寫道:“兒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形象地描述了宋商販書銷往高麗、日本的情況。入元后,高麗來搜購書籍更不受限制,如上述元仁宗延yòu@③元年(1314)高麗不僅獲得元帝的大批賜書,還專門派人來江南購書籍,雖因船破未達,仍在南京購得經籍18000卷而還(注:鄭麟趾:《高麗史》卷34《世家》忠肅王元年六月庚寅條,影印本上冊,第699頁。)。通過民間貿易把書籍運往高麗或傳入中國的事例很多,不勝枚舉。
  高麗十分重視搜集中國典籍,非但收藏而且學習、傳播和研究。高麗朝素慕華風,尊孔崇儒,上自國王下至閭巷兒童,都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讀本。時謂“海東孔子”的高麗學者崔沖(注:鄭麟趾:《高麗史》卷95《崔沖傳》,影印本下冊,第117-119頁。)首開私人講學之風,他規定的學習內容就是《周禮》等九經,《史記》等三史。歷朝高麗王不乏有賢能好學之土,他們大多注重和研究中國典籍。例如:睿宗(王俁)“置清宴、寶文兩閣,日與文臣講論《六經》,偃武修文,欲以禮樂成俗。”先后命翰林學土等文臣分別講解《尚書·二典》,《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禮記·中庸·投壺》二篇,《書·洪范》,《書·舜典》,《詩·魯頌》,《周易·乾卦》、《易·泰卦》、《詩·云漢》、《禮·月令》等。睿宗還對學士們說他讀了《貞觀政要》,并引唐太宗的話:“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可比德于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藝草鳳凰,何異于桀紂!”睿宗認為“斯言至矣,庶jǐ@⑦景行”,遂命寶文學士注解《政要》以進(注:鄭麟趾:《高麗史》卷14《世家》睿宗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條,同年十二月庚申、壬午、甲申條;十二年正月丁巳條;十三年二月壬戌、辛未條;十六年閏五月辛卯、六月癸巳條。影卯本上冊,第285-286、289、295、298頁。)。仁宗(王楷)又先后命文臣講《易經》、《尚書》、《詩經》、《禮記》等的一些篇章,使文臣們討論問難,并把《孝經》、《論語》分賜給閭巷兒童作閱讀教材。還特意置酒命金富軾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以訓示諸臣。對仁宗本人,高麗史家金富軾評價說:他“自少多才藝,曉音律,善書畫,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注:鄭麟趾:《高麗史》卷16《世家》仁宗十一年五月壬申、戊寅條;十二月辛巳、甲午條;同書卷17,仁宗十七年三月乙巳條;二十四年“史臣贊”。影印本上冊,第333-335、344、352頁。),可謂是研習和精通中國典籍的專家。中,忠宣王王璋(元帝忽必烈的外孫),于元仁宗延yòu@③元年(1314)在元大都(今北京)私邸設“萬卷堂”,與當時中國和高麗的名流學者趙孟fǔ@⑧、李齊賢等會聚其間,命僚屬佐讀《東都事略》,聽到宋名臣學士如富弼、司馬光、蘇軾等人事跡、舉手加額,表示景慕。王璋曾南游江浙,至普陀山而還。由他的隨行人員記錄所歷山川名勝,編成《行錄》一卷。他算不上是個好國王,卻對中國典籍文物與高麗的交流有所貢獻。
  由于王朝提倡,上行下效,攻讀和研究中國典籍蔚然成風。從中國傳入的儒家經典、醫書和佛經等類書籍,已不能滿足當時高麗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同時,隨著書籍的交流,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亦早已傳入高麗,使高麗人學會了雕板印刷術。到南宋時,北宋中期畢shēng@⑨發明的膠泥活字印刷術也傳入高麗,這對高麗以其后朝鮮王朝的書籍印刷事業之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要雕板翻印中國典籍,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即有印刷出版的條件)。所以高麗朝不僅非常重視搜集庋藏中國典籍,而且很重視圖刻中國書籍,或仿照中國雕印本國固有所藏的典籍和新著,并把這些新刊的書籍或藏之秘閣,或分別頒發給某些政府機關,或分賜給臣僚們。例如:高麗靖宗八年(1042)二月,東京副留守崔顥等奉制新刊《兩漢書》、《唐書》以進并“賜爵”。十一年(1045)四月,秘書省進新刊《禮記正義》七十本,《毛詩正義》四十本,命藏一本于御書閣,余賜文臣。此為高麗最早的儒書刻本,比日本所刻《論語》要早二百年(注:鄭麟趾:《高麗史》卷6《世家》靖宗八年己亥條;同書卷7,靖宗十一年四月己酉條。影印本上冊,第134、138頁。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第76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宗十年(1056)八月,西京留守報告說,京內進士、明經等科舉人所用書籍都是傳寫本,字多錯誤。“請分賜秘閣所藏《漢、晉、唐書》、《論語》、《孝經》、子史、諸家文集、醫卜、地理、律算諸書于學院”。文宗“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文宗十二年(1058)九月,忠州牧進新雕《黃帝八十一難經》、《川玉集》、《傷寒論》、《本草括要》、《小兒巢氏病源》、《小兒藥證病源》一十八論(板),張仲卿(景)《五臟論》九十九板。次年(1059)二月,安西都護府都官員外郎異善貞等進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疑獄集》一十一板、《川玉集》一十板;知京山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板、《孫卿子書》九十一板。這些書板,均置秘閣(注:鄭麟趾:《高麗史》卷7《世家》文宗十年八月戊辰條;同書卷8,文宗十二年九月己巳條;十三年二月甲戌條;同年四月庚辰條。影印本上冊,第159、167、168頁。)。高麗朝還先后雕印過三部《大藏經》。高麗新刊書籍,很重視校訂。例如,毅宗五年(1151)六月,命寶文閣學土待制及翰林學士日會精義堂,校《冊府元龜》。明宗二十二年(1192)四月,命吏部尚書鄭國儉、判秘書省事崔詵集書筵諸儒于寶文閣讎校《增續資治通鑒》,“分送州縣雕印以進,分賜侍從儒臣”。同年八月,宋商獻《太平御覽》,又命崔詵校讎訛謬(注:鄭麟趾:《高麗史》卷17《世家》毅宗五年六月壬申條;同書卷20,明宗二十二年四月壬子條,同年八月癸亥條。影印本上冊,第360、416頁。)。又如,后周太祖廣順二年(952),編于福建泉州的《祖堂集》《有關禪宗的傳記集,內有新羅僧人的資料),書在中國佚亡,高麗卻在高宗三十二年(1245)由大藏都監雕印。其中有該都監的藏版三萬八十六板尚存于韓國海印寺藏經閣。我國吉林省圖書館有朝鮮朝隆熙年間京城印刷社據海印寺藏板重印本。
  正是這樣,高麗政府和民間藏書、印書風氣很盛,新雕之書板本講究,校對嚴格,內容較全,錯字較少,所用高麗紙色白如綾,堅韌如帛,質地很好,所印墨色均勻,裝訂結實。向來得到我國和日本等國學者的好評。在高麗這些書籍中,有些是中國早已散佚的古書或異本,很有學術價值。高麗朝不僅保藏和傳播,而且有時還把有關書籍作為“禮品”回贈中國。例如,早在高麗光宗十年(959) ,遣使后周,就送來《別序孝經》1卷,《越王孝經新義》8卷,《皇靈孝經》1卷,《孝經雌雄圖》3卷。其后,高麗僧人入宋也帶來不少宋朝已佚的佛教經疏,如諦觀,帶來《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義天帶來很多華嚴經疏,諸如智儼所撰《搜玄記》、《孔目章》、《無性攝論疏》、《起信論義記》;法藏所撰《探玄記》、《起信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三寶諸章門》;澄觀所撰《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宗密所撰《華嚴綸貫》等(包括《華嚴》三個譯本,以及送給有誠、凈源的一些佛經意疏)等。高麗使臣又先后來獻《黃帝針經》、京氏《周易占》以及足本《說苑》等(注:鄭麟趾:《高麗史》卷2《世家》光宗十年秋季條。影印本上冊,第61頁。參見《宋史》卷487,《高麗傳》哲宗元yòu@③七年條,點校本(四十),第14048頁。)。另外,宋朝官員或有關專業人員往使高麗返國時,也把在高麗的一些書籍帶回來,如高麗文宗時宋醫官馬世安帶回《東觀漢記》等。高麗僧統義天編刻的《續藏經》、金富軾所撰《三國史記》等書籍也先后傳入中國。宋廷對這些異本圖書十分重視,有關人員立即téng@⑩寫存檔,或校對刊印。如《黃帝針經》即令精通醫書三兩員詳加校定出版,頒于天下(注:《宋史》卷17《哲宗本紀》元yòu@③八年正月庚子條,點校本(二)第335頁。)。因高麗藏有許多“好本”書,高麗宣宗七年(宋哲宗元yòu@③五年,1090)七月,高麗戶部尚書李資義等入宋,次年(1091)六月自宋回到高麗卻奏明宋哲宗想要“好本書”,并將當時宋方“館伴”開列的一張“求書目錄”呈上。這書目,在《高麗史·宣宗世家》有詳細記載,為中國文獻所未見,現摘錄如下:
  百篇《尚書》 荀shì@(11)《周易》十卷 《京房易》十卷 鄭康成《周易》九卷 陸績注《周易》十四卷 虞翻注《周易》九卷 《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 謝承《后漢書》一百三十卷 《韓詩》二十二卷 業遵《毛詩》二十卷 呂悅《字林》七卷 《古玉篇》三十卷 《括地志》五百卷 《輿地志》三十卷 《新序》三卷 《說苑》二十卷 劉向《七錄》二十卷 劉歆《七略》七卷 王方慶《園亭草木疏》二十七卷 《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張仲景方》十五卷 《元白唱和詩》一卷 深師方《黃帝針經》九卷 《九墟經》九卷 《小品方》十二卷 陶隱居《效驗方》六卷 《尸子》二十卷 《淮南子》二十一卷 公孫羅《文選》《水經》四十卷 羊祜《老子》二卷 羅什《老子》二卷 鐘會《老子》二卷 阮孝緒《七錄》 孫盛《晉陽秋》三十三卷 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 干寶《晉記》二十二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 魏澹《后魏書》一百卷 魚豢《魏略》 劉fán@(12)《梁典》三十卷 吳均《齊春秋》三十卷 元行沖《魏典》六十卷 沈孫《齊紀》二十卷 《揚雄集》五卷 《班固集》十四卷 《崔@yīn(13)集》十卷 《汲冢紀年》一十四卷 《謝靈運集》二十卷 《顏延年集》四十一卷 《三教珠英》一千卷 孔huàn@(14)《文范》一百卷 《類文》三百七十卷 《文館詞林》一千卷 仲長統《昌言》 社恕《體論》 《諸葛亮集》二十四卷 王羲之《小學篇》一卷 周處《風土紀》一卷 張揖《廣雅》四卷 《管弦志》四卷 王詳撰《音樂志》 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 信都芳撰《樂書》九卷 《古今樂錄》十三卷 公羊《黑守》 十五卷 谷梁《廢疾》三卷 《孝經》劉邵注一卷 《孝經》韋昭注一卷 《鄭志》九卷 《爾雅圖贊》二卷 《三蒼》三卷 《埤蒼》三卷 衛宏《官書》一卷 《通俗文》二卷 《凡將篇》一卷 《在昔篇》一卷 《飛龍篇》一卷 《圣皇章》一卷 《勸學篇》一卷 《晉中興書》八十卷 《古史考》二十五卷 伏侯《十今注》八卷 《三輔黃圖》一卷 《漢宮解詁》三卷 《三輔決錄》七卷 《益都耆舊傳》十四卷 《襄陽耆舊傳》五卷 嵇康《高士傳》三卷 《玄晏春秋》三卷 干寶《搜神記》三十卷 《魏名臣奏》三十一卷 《漢名臣奏》二十九卷 《今書七志》十卷 《世本》四卷 《申子》二卷 《隋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何承天《性苑》 高士廉《氏族志》一百卷 《十三州志》十四卷 《高麗風俗紀》一卷 《高麗志》七卷 《子思子》八卷 《公孫尼子》一卷 《慎子》十卷 《晁氏新書》三卷 《風俗通義》三十卷 《汜勝之書》三卷 《靈憲圖》一卷 《大衍歷》《兵書接要》七卷 《司馬法漢圖》一卷 《桐君藥錄》二卷 《黃帝大素》三十卷 《名醫別錄》三卷 《曹植集》三十卷 《司馬相如集》二卷 桓譚《新論》十卷 《劉琨集》十五卷 《盧堪集》二十一卷 《公山啟事》三卷 《書集》八十卷 應璩《百一詩》八卷 《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 《集林》二十卷 《計然子》十五卷
  以上書目共128種,4993卷。當時宋朝要求“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注:鄭麟趾:《高麗史》卷10《世家》宣宗七年七月癸未條;同卷書,宣宗八年六月丙午條。影印本上冊,第211-213頁。按:這個書目所列各類書籍,與《宋史·藝文志》等書目相較,絕大多數為《宋志》所無,個別書目即使《宋志》著錄,其書名、卷數頗異,說明《高麗史》所載的書單可能更接近于當時的實際(盡管某些書目在今天看來似有訛誤之處),故錄存以備考。又,(朝鮮朝)洪鳳漢等編著《增補文獻備考》卷242《藝文考(一)》,載有此書目,與《高麗史》同。見影印本下冊,第838-839頁,韓國明文堂,1985年版。)高麗朝能送來多少不得而知,但這表明宋麗書籍文化交流之面極廣,高麗在保存中國文化方面有過重大貢獻。早在1700多年前,著名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東夷傳序》中說:“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注:(晉)陳壽《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序》,中華書局點校本(三),第840-841頁。)宋麗典籍交流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不僅如此。宋麗文化交流史上很突出的一點,高麗的雕板印刷技術的發展頗受宋版或遼版的影響。不少高麗刻本,是直接以宋本和遼本鏤刻的,即所謂高麗覆刻宋本或覆刻遼本。高麗印刷工人既學會了中國的雕板技術,又學會北宋畢shēng@⑨發明的膠泥活字及其后的木活字印刷技術,并創造性鑄造金屬活字,主要是銅活字印刷,這比歐洲谷騰堡使用活字印刷約早400年,在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據記載,約在高麗高宗二十一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崔怡用鑄字印成《詳定禮文》50卷28本。這是世界上最早之金屬活字本。高宗二十六年(理宗嘉熙三年,1239)又重雕鑄字本《南明證道歌》,可見原鑄字本早在此年之前。近年新發現高麗忠烈王二十四年(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印造的《清涼答順宗心要法門》,則被稱為現存世界最古的金屬活字本。北京圖書館藏有《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冊,題“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敕雕造”。壬寅歲,即高麗高宗二十九年(理宗淳yòu@③二年,1242),這是高麗第三次雕造《大藏經》的零本。高麗朝書籍印刷事業發達,其雕板和金屬(銅)活字印刷技術,往后朝鮮朝時期又有更大的發展。宋人張端義《貴耳集》稱“高麗多古異書”。但現存高麗本書籍多為朝鮮朝印本,真正高麗朝印本不多(注: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第768、772頁,參見同書附錄一《中國印刷史大事年表》高麗部分。)。根據全國51年單位圖書館(包括臺北故宮博物院等三個館)所藏書統計,現存中國的高麗本書籍((1911年我國辛亥革命以前出版于高麗的古籍有2028種),以版刻類型劃分,主要有:
  刊本1193種。其中,高麗刊本8種(相當于中國的宋刊本3種,元刊本5種);朝鮮王朝刊本596種(相當于中國的明刊本166種,清刊本430種);未注明年代者589種。
  木活字397種。其中,朝鮮王朝活字本220種(相當于中國明活字本19種,清活字本201種》;未注明年代者177種。
  銅活字本86種。其中,朝鮮王朝銅活字本48種(相當于中國明銅活字本10種,清銅活字38種);未注明年代者38種。
  稿抄本288種。其中,朝鮮王朝抄本40種(相當于中國的明抄本3種,清抄本37種);朝鮮王朝(相當于中國的清代時期)稿本2種;未注明年代稿抄本246種(內稿本11種)。
  古印本10種。其中,朝鮮王朝印本2種;未注明年代者8種。鉛印本36種,均為朝鮮王朝鉛印(相當于中國清代)。此外,鐵活字本2種,均為朝鮮王朝鐵活字本(相當于中國清代)。飄活字本1種(《論語集注大全》20卷,北大藏,僅此一種)。
  上列高麗古籍,以史部最多,約占總數38%;集部約占總數28%;子部約占總數19%;經部約占15%。史部書中,以紀傳最多,其次是政書。集部書中,以別集最多,約占一半。子部書中,佛經最多,其次是醫書(注:據黃建國等編撰《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之《前言》第1-3頁,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年。按《綜錄》之附錄,有1911年以后高麗出版物426種;中、日兩國出版物300種。)。這些數字雖不很完全,但足以說明問題。
  朝鮮王朝時期,韓致@(15)所撰《海東繹史》之《藝文志》一至四,載有“本國書目”和“中國書目”,具體反映了宋麗典籍雙向交流的一些情況(注:見《海東繹史》卷42~45,影印本上冊,第687-746頁,下冊第1-14頁,韓國景仁文化社,1973年。),如高麗本《孟子》、《西上雜詠》、《宋開寶通禮》、《宋樂曲譜》、宋本《九經》等。
  韓國現存古籍以《古書目錄》(上下冊)所收錄奎章閣、藏書閣、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編纂委員會等四所圖書館藏書為例,共有73383種,257630冊(注:(韓國)李相殷編著《古書目錄》上冊,《凡例》,保景文化社,1987年版。按:其中屬于高麗時代的古籍足以反映宋麗典籍交流情況的,另作分類統計撰述之。),充分反映中國與韓國自古以來(包括宋麗)典籍交流和印刷術交流的豐富內容及其發展軌跡。
  此外,與宋麗典籍交流有關的還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高麗不僅與宋有典籍交流,而且與遼、金也有佛典、儒書之交流,例如《春秋釋例》等很多典籍就經高麗中轉至遼朝。這在北宋時,便有許多名臣、士大夫(如蘇軾、蘇轍等)在奏札中早已明確指出過。所以,研究十至十三世紀中國與高麗的文化交流(包括典籍),即應包括宋、遼、金與高麗的交流,尚待考索補充。二是宋與高麗自古文化交流頻繁,從典籍方面說,宋朝臣僚士大夫向來十分重視了解高麗的歷史和文化,宋廷派往高麗的使節歸來,一般都寫有記敘高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以至風俗民情的專著或有關專題文獻記錄。據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陳kuí@(16)《中興館閣書目》、王應麟《玉海》石端臨《文獻通考》和元脫脫《宋史·藝文志》等著錄,有22種,卷數可考的15種,145卷。這些書分散著錄于上述書目中,尚未見有完整的一份書目,特錄存如下:《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宋開國前一年南唐如京、章僚使高麗所記)、《海外覃皇澤詩》十九章(太宗時呂yòu@③之使高麗復命獻)、《高麗圖記》(宋球)、《使高麗事纂》二卷(撰人未考,以下凡不明撰人者,同此)、《海東三國通錄》、《高麗行程錄》、《高麗日歷》一卷、《高麗志》七卷、《雞林記》二十卷(吳拭撰)、《雞林志》三十卷(王云撰)、《雞林類事》三卷(孫穆撰)、《高麗錄》(傅墨卿撰)、《高麗日本傳》一卷、《高麗表章》一卷、《高麗圖經》四十卷(徐兢撰)、《奉使高麗記》四卷(徐兢撰按:現存一卷,實即《高麗圖經》中的一部分)、《建炎假道高麗錄》一卷(楊應誠撰)、《高麗入貢儀式條令》三十卷(《玉海》記為“元豐二年錢藻等修《高麗入貢儀式》”)、《奉使高麗敕令格式》一部(《玉海》記為“政和七年修《高麗敕令格式例儀范坐圖》”)、《接送高麗敕令格式》一部、高麗女真排辦式(《宋史·藝文志》云宣和初撰)、《西上雜詠》一卷(按:《郡齋讀書志》卷二著錄《高麗詩》三卷,并注云:元豐中,高麗使崔思齊、李子威等入貢及其后樸寅亮等入宋途中唱和詩)、《奉使語錄》一卷(金富軾撰,《宋史·藝文志》著錄)。
  上列23種(注:以上書目,參見洪鳳漢等編著《增補文獻備考》卷242《藝文考(一)》,影印本下冊,第848-849頁,明文堂,1985年。按:本文上列書目,與《增補文獻備考·藝文考》不完全相同。),除最后2種是高麗使人所撰(據記載,其中也有宋神宗的御制詩及館伴畢仲衍的唱和詩)外,宋人所撰至少有20種(傅墨卿一種,待考),是研究宋麗關系的珍貴資料。可惜,這些書除徐兢《高麗圖經》四十卷文字部分完整保存下來外,其他大多散佚(或尚未被發現),或殘缺不全,尚待進一步挖掘查找。(注:以上詳見楊渭生:《宋麗關系史研究》,第286-299頁,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日下加丙
   @②原字為日加句
   @③原字為礻加右
   @④原字為王加灌去氵
   @⑤原字為蟲加假去亻
   @⑥原字為王加向
   @⑦原字為幾加繁體字
   @⑧原字為兆加頁
   @⑨原字為升的繁體字
   @⑩原字為滕去水加言
   @(11)原字為大左右加百
   @(12)原字為王加番
   @(13)原字為馬加因
   @(14)原字為辶加官
   @(15)原字為大加淵
   @(16)原字為馬的繁體加癸
浙江學刊杭州149~154K23宋遼金元史楊渭生20022002高麗自古與中國關系密切,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影響深廣。典籍交流是文化交流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按時間順序,略述宋朝與高麗朝在三個方面的典籍交流,即儒家經典和其他諸子百家書籍、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大藏經》等佛典交流,以及與典籍有關的印刷交流的豐富內容及其發展軌跡。宋/高麗/黃籍楊渭生,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韓國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杭州 310028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149~154K23宋遼金元史楊渭生20022002高麗自古與中國關系密切,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影響深廣。典籍交流是文化交流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按時間順序,略述宋朝與高麗朝在三個方面的典籍交流,即儒家經典和其他諸子百家書籍、醫藥典籍及有關驗方、《大藏經》等佛典交流,以及與典籍有關的印刷交流的豐富內容及其發展軌跡。宋/高麗/黃籍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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