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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疑古惑經思潮與《詩經》研究  ——兼論朱熹對《詩經》學的貢獻
宋代疑古惑經思潮與《詩經》研究  ——兼論朱熹對《詩經》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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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學可分為三大學派:“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宋學”。這三大學派幾經興衰,各有特點,各有得失。〔(1)〕漢唐以來,“漢學”漸漸失去活力。至宋初,佛、老思想顯得空前活躍,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挑戰,乃至使石介驚呼道:“舉中國而從佛、老。”〔(2)〕以孫復、胡瑗、石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為了維護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打著復古旗號,標榜王權,鼓吹道統,反對佛、道,復興儒學;同時也從理論上批評了當時的浮靡文風,提出文章必須“述國家之安危”、“正一時之得失”、“寫下民之憤嘆”。〔(3)〕這與唐以前依據古注治經的做法顯然不同。他們的言行或呼吁,打破了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沉悶空氣,成為宋代新儒學和詩文革新的先驅者。
   一
  從前人的一些記載和論述可以看出,“慶歷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甫。”〔(4)〕劉敞撰《七經小傳》,多出己意,與漢儒舊說不同;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則以行政手段頒于學官,“視漢儒之學若土梗”。〔(5)〕對以“五經”為代表的漢學體系進行大膽的懷疑,大有另起爐灶之勢。
  蘇軾的《書傳》,“以《胤征》為羿篡位時事,《康王之誥》為失禮,與諸儒說不同”。〔(6)〕朱熹則說:“某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書》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7)〕
  程頤的《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歐陽修撰《易童子問》,辨《系辭》、《文言》、《說卦》以下皆非孔子之言,指責其是非不辨,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本非圣人之言,“其遂以為圣人之作,則又大謬矣。”〔(8)〕
  對“三傳”的懷疑,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安石。他在《答韓求仁書》中云:“至于《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于諸經尤為難知。”〔(9)〕關于《春秋》還涉及王安石的一樁公案:宋周麟之跋孫覺《春秋經解》說王安石“自知不復能出其右(指孫覺《春秋經解》一書),遂詆圣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尹知靖則認為:“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也;廢《春秋》,非其意。”〔(10)〕林希逸則徹底為王安石平冤:“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后來無忌憚者托介甫之言也。”〔(11)〕即便王安石不欲廢《春秋》,但他確實說過:“三傳,既不足信”的話,至少會給別人留下疑慮或采取審慎態度,如朱熹就曾說:“《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辭。”〔(12)〕
  對于《周禮》,歐陽修指出:“《周禮》,其出最后。……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接著在文中對可疑處一一進行考辨。〔(13)〕蘇軾認為:“《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圣王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并作層層辨析求證。〔(14)〕蘇轍更不客氣,他說:“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于《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以下歷舉《周禮》之三不可信,最后說:“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15)〕
  漢儒在為《詩經》作序、傳、箋時,多有穿鑿附會,曲解原文之處。唐以前,說《詩》者皆宗毛、鄭,將其說視為金科玉律。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終于打破了毛、鄭的世襲領地,變死水為活水,使之面貌一新。
  對漢儒《詩經》學進行大膽懷疑和批評的先鋒人物是北宋時期的幾位著名學者,且各有論著。歐陽修在《毛詩本義》中辨析毛、鄭之誤,并闡明己意。如毛、鄭對《周頌·思文》篇中“貽我來牟”的傳、箋,歐陽修認為“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漢儒假托《詩序》為“圣賢之言”,蘇轍則不以為然,提出質疑:“世傳以為出于子夏,余竊疑之。”〔(16)〕并懷疑小序是衛宏所集錄,故在《詩集傳》中只取小序首句,余皆不取,并多有辨駁。此舉不僅震動當時文壇,而且對后世也有影響,如《詩論》的作者程大昌,《詩集傳》的作者朱熹。王安石則另起爐灶,自撰《詩經新義》,“對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17)〕。他們一反漢儒舊說,打破了“自漢以后,說《詩》皆宗毛、鄭”的傳統模式,推動了思辨學風的發展。
  如果說北宋時期歐陽修、蘇軾等在總體上向漢儒《詩經》學體系宣戰,并在部分問題上打開了突破口的話,那么,南宋時期《詩經》研究的革新者,則是重新對《詩經》進行全面地梳理、考證、闡釋和研究,且多有新見。鄭樵認為《詩序》不是圣賢之作,而是“村野妄人所作”。他在《詩辨妄》自序中說:“《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后,學者篤信康成;故此書專行,三家遂廢。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疑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18)〕書中專攻毛、鄭,并采用內證、外證等方法,指出《詩序》中的謬誤,證明《詩序》是偽托圣人的漢儒所為。王質本來對漢儒《詩經》學也是持否定態度的,但他沒有采取直接批評的方法,而是拋開《詩序》,對《詩經》進行重新梳理和銓釋,用了三十年時間,撰寫了《詩總聞》三十卷,“別出新裁”、“自成一家”。〔(19)〕王質撰寫《詩總聞》意在破舊立新,且有一些可取之處,其功不可沒。但他“務造幽深”,書中穿鑿附會,主觀臆斷的地方亦不少,“雖不可訓而終不可廢”。〔(20)〕
  從北宋的歐陽修、蘇轍等,到南宋的鄭樵、王質等,從懷疑《詩序》、廢棄《詩序》,到重新全面解釋《詩經》,已經積累了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但是,要對前人留下的經驗進行總結、完善和提高,既要具備客觀條件,又要有一代大師的出現。理學大師朱熹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詩經》進行了更為深細的探討,所撰《詩集傳》,棄舊序,寫新序,以直求本經的態度,對《詩經》作品逐一進行重新解釋,既維護了他的正統立場,又揭示了詩的真實面目,且能自圓其說。其書影響頗大,正如王應麟所說:“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21)〕至今其中不少成果,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二
  在新說中,朱熹的《詩集傳》影響最大。一方面,他利用《詩經》宣揚理學,適應了當時統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他的考釋疏解,簡明扼要,便于學習。從思維素質看,朱熹具有自我選擇、自我決斷的能力,僅以他對待前人的態度看,也是值得肯定的,他說:“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朱熹治學,向以謹嚴、圓通著稱于世。對待前人成果,既不盲目信從,又不一概排斥,而是反復閱讀比較,獨立思考,多方鑒別,取其合理部分,融以個人見解,生發新義。雖然他的基本觀點與漢儒無本質區別,但他在《詩經》疏解等方面,能把儒家思想“一以貫通”。在字詞注釋方面,簡明扼要,連貫易懂。
  漢唐以來,傳統守舊的經學家,一般都是以求同性思維方式疏解《詩經》,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最多不過是修修補補而已,朱熹則敢于質疑,善于解疑,發現新道理,體現出思維的求異性。
  表現之一就是:前人未曾涉足而他卻能獨辟蹊徑。
  以往的經學家,根本沒有把《詩經》當作文學作品來看。朱熹則不同,他把《詩經》與其它純粹的經學典籍區別開,主張研讀《詩經》還須有一副文學眼光:“圣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于《詩》,則發乎情,不同。”“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易》、《書》,一字皆有理。如《詩》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看《詩》,義理外更好看文章。”“讀《詩》無理會,只看大意。”主張以文學的眼光讀《詩》,不須理會義理。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朱熹在思維方式上與墨守成規的漢學家截然不同。
  就《詩經》研究而論,朱熹確有不盲目因循傳統之處,有著思維的自主性,能獨立思考問題,這就使他的思路得以打開和拓寬,在思考問題上具有一定的變通性,在語言表達上不求古奧艱澀,而是力求通俗流暢;善于通過不斷思維反饋,進行集中綜合,比較鑒別,提煉總結,得出的結論具有獨特性。正如朱熹自道:“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五六分。卻看諸人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他認為讀《詩》“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的,不立一個字”,切忌先入為主,“不須得著意去里面訓解”,“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漢學家往往將《詩經》當作宣揚封建道德倫理思想的工具,排斥《詩經》的文學性,“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提醒后人注意。朱熹一再強調要“平心看詩人之意”,肯定詩歌的抒情功能:“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穿鑿壞了。”一律按“美刺”說來看《詩》,必然會穿鑿附會,曲解詩意,將作品弄得面目全非。朱熹別具慧眼,看出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并無本質區別,都是“感物道情,吟詠情性”。他在《詩集傳·序》中明確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能夠從文學的角度對《詩經》中的《風》詩或愛情詩,作出明確的闡釋,恢復作品的原來面目,這是他研究《詩經》獨到之處,昂昂然如野鶴之立于雞群,不脛而馳!
  表現之二是:敢于推倒常人不敢推倒的權威“寶座”的。要推倒《詩序》的權威地位,不僅需要勇氣,而且要有深厚的學養,否則,不是空喊一陣子,就是實力不足而收效不大。
  朱熹對《詩序》的認識也經歷了信序、疑序、棄序的過程。在當時許多人“皆云《序》不可廢”的情況下要否定《詩序》的話,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的:“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于圣賢也。”朱熹明知會得罪人,但是,為了追求真知,他本著務實求真的態度,果斷決定:廢序言詩。
  朱熹對《大序》和《小序》的態度有所不同:“《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其間亦自有鑿說處。”至于《小序》,在他看來,“全不可信”。他認為“《序》出于漢儒”,并非“圣賢之作”,而是“后世陋儒所作”、“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湊合而成”。《小序》之所以不可信,主要是由于“其《序》與《詩》全不相合”,往往穿鑿附會,主觀臆解,“反亂《詩》本意”,甚至斥之為“胡說亂說”。“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這種做法,“誤后學多矣”:“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為此,他感嘆道:“《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這種情況豈能容忍!因此,要恢復《詩經》原貌,首先必須破除對《詩序》的迷信:“今但信《詩》,不必信《序》。”“不可據《序》作證。”
  為了求真,一切不符合事實的說法和做法都敢于懷疑、否定和修正。即便觸動權威,遭到非議,也不違心屈就。誰對誰錯?都要擺到事實和理性的公堂上予以決斷。這種思維的自主性,有著鮮明的目的性:求真。求真的驅動力是來自本人的學術良心,“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今某說,皆直靠直說”。朱熹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這可以從他的《詩集傳》、《詩序辨妄》、《朱子語類》等有關《詩經》的言論中得到驗證,如對《二南》的看法,朱熹認為“《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談到《關睢》篇,有人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朱熹答曰:“也未見得是。”又說:“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有人又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朱熹答曰:“孟子引經自是不仔細。”對于《詩經》中的愛情詩,朱熹雖以輕蔑的態度稱“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但他不像漢儒解詩多牽強附會,動不動就與政治掛鉤,失去原意,而是把這類詩視為“男女相悅之辭”、“男女相贈答之詞”,“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引班固語)。《搴裳》明明是“男女相咎之辭,卻干忽與突爭國甚事?”“《狡童》詩是《序》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當是男女相怨之詩。”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內容,不過是些“淫亂之詩”而已!甚至說:“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這顯然是針對孔子而發的。他解釋道:“所謂‘思無邪’,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22)〕在具體問題上,即便是“圣賢之言”,如果有不妥之處,朱熹也不一味相從,而是提出不同看法,或作出本人的解釋。但他也不像他的后學王柏那樣走極端,把《詩經》中的三十二篇“淫詩”砍掉,充當扼殺《詩經》愛情詩的“殺手”。
  表現之三是:攻難關,立新說。
  面對許多人沒有攻破的難關,朱熹知難而進,有一種力圖突破舊說、建立新說的創新意識,這是創造性思維的顯著特點之一。就以對“六義”的解釋來說,歷來都沒有較為合理、準確的說法,朱熹多次表示了這種看法:“‘《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這里所說的“先儒”也包括程頤在內,“《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卻又說從別處去。……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卻。”“前輩都理會這個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雖然朱熹是二程學說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但他毫不隱諱地指出程氏在“六義”解說上的不足,批評先儒的不“虛心”、“不仔細”,乃至不著邊際地“說從別處去”。當然,要修正先儒的偏差或錯誤,光有勇氣還不行,還得拿出站得住腳的新成果。這就需要具備創造性思維的素質和深廣的知識積累。所謂創新,在很大程度上與綜合利用前人或他人思維成果是分不開的。朱熹面對何謂“六義”這個難題,抓住不放,在占有詳盡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把握材料的個性特點,從中概括出事物的規律性,并能運用這些規律來解決矛盾或問題。即如他對“六義”的闡釋,就比別人高明得多:“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即音樂的分類。賦比興是表現手法:“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興只是興起”,“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他還指出:“興,比相近,卻不同。”這不同就在于:“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又說:“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而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揭示了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既不違背原意,又說得明白。這與鄭玄的解釋截然不同,他說:賦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是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是“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23)〕難怪朱熹要說“先儒更不曾說得明”白了。然而朱熹并沒有回避這個難題,而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詩經》中的比興下了比較恰當的定義。
  理性思維的發達,是人們擺脫漢儒經學和章句訓詁之學的標志。宋代的《詩經》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算朱熹。他不僅敢于質疑,而且善于解疑,提出新證據、新見解,取得了超越前人或同時代人水平的新成果,將《詩經》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這與他的自主性思維、求異性思維分不開,這種思維方式帶有一定的批判性、探討性、開放性和創造性,與那些具有求同性思維方式的漢學儒者不同。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學《詩經》學最終取得統治地位,使《詩集傳》成為公認的傳本。
  上面我們重點論述了宋代疑古思潮中哲學思想的解放和思維方式的更新,給《詩經》研究帶來的積極影響,以及當時所出現的某些新變化和新成果。筆者是從宋代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主流方面來看這股文化思潮的,并對其意義、作用和功績,給予歷史的評價。至于這股思潮中所出現的一些偏頗和朱熹等人自身出現的矛盾現象,以及后來疑古派逐漸走向反面等情況,因不是本文論述重點,只能點到為止。不當之處,望方家正之。
  注釋:
  (1)周予同在《經學歷史·序言》中說:“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于‘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
  (2)《怪說》。(3)孫復:《答張洞書》。(4)吳曾:《能改齋漫錄》。(5)(10)語載王應麟《困學紀聞》。(6)周予同:《經學歷史·經學變古時代》。(7)《朱子語類》。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為《朱子語類》卷80至卷81。
  (8)(13)《歐陽文忠公全集》。(9)《臨川集》。(11)朱彝尊:《經義考》卷181引。(12)《朱晦庵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后》。(14)《東坡續集》。(15)《欒城集》。(16)《詩集傳》。(17)《宋史·王安石傳》。(18)載馬瑞臨《文獻通考》。(19)(20)《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1)王應麟:《詩序考》。(22)《論語集注》。(23)《周禮注》。
  (本篇系作者參加“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作者殷光熹,云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 楊杰)*
  
  
  
思想戰線昆明41-4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殷光熹19971997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41-4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殷光熹19971997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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