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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學的先驅——石介
宋明理學的先驅——石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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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以來,從印度傳到中國的佛教和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勢力增長很快,在中國思想界占據了優勢地位。而在中國社會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儒家卻影響式微,且呈花果飄零之態。這種情形深深刺激了儒家學者,他們不甘心儒學的這種被動局面。于是便為了適應變化了的時代要求,開始了重建儒學的工作。他們一方面排斥佛老,宣傳儒家道統;另一方面又積極利用佛老思想改造儒家思想。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終于形成了一種影響中國近千年的三教合一的觀念形態,這就是宋明理學。在宋明理學的形成過程中,“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起了開創性的作用。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他曾在家鄉徂徠山下講學,學者由此稱他為“徂徠先生”。石介二十六歲中進士,踏入政界,年四十一歲而卒。石介的著作有《易解》五卷、《易口義》十卷、《唐鑒》六卷、《政范》一卷、《三朝圣政錄》四卷、《徂徠先生集》二十卷。中華書局將現存的石介文章及與其有關的資料,編輯成《徂徠石先生文集》出版。本文即依此探討石介的思想。
      一、力辟佛老、時文的儒家道統思想
  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使中國的土大夫階層發生分化:一部分依靠治詩賦,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界,目的是為了得到高官厚祿;另一部分則遁跡山林,棲心于玄寂,求神拜佛,皈依到佛老門下。前者即一般所稱的入世之士,代表人物如馮道。馮道一生歷四朝,事十君,視喪君亡國為常事,只顧做他的高官。后者可稱出世之士,代表人物如陳摶。陳摶隱跡山林,不關心世事,一心只是求道。無論是入世之士還是出世之士,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對真正的國計民生漠不關心,中國傳統的士人關心百姓疾苦、國家興衰的傳統不見了。這種傳統的喪失,被一些儒家學者認為是佛道侵入的結果。因此,他們便將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佛老。石介也不例外。首先,石介認為世上并無神仙與佛。如果有神仙,秦始皇也不會死了;如果有佛,禮佛最勤的梁武帝也不會餓死了。而現今之所以會出現夷狄之教滿天下的局面,石介認為是百姓的無知與佛老的欺騙。“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游者升天堂,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說:‘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游則長生矣,否則夭死。’”〔1〕“于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2〕其次,石介認為佛老是夷狄之教,與中國的傳統格格不入。 佛教是古印度文化的產物,它體現的是印度的社會生活、國家法制和風俗習慣。它當然與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以家族宗法制度為核心的封建倫理觀念不同。對此,早在佛教傳進之初人們就意識到了。《牟子理惑論》就反映了儒佛在倫理道德上的分歧,這種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出家人斷發紋身與《孝經》所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教訓相違背;二是出家人不娶妻,沒有后代;三是出家人披袈裟,見人不行跪拜起之禮,違背了中國傳統禮儀。石介的排佛,基本上沒有超出這個范圍,只不過他將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看成了夷狄之教。石介將佛老提高到夷夏之辨這一高度,除了中國的反佛傳統外,還有現實的原因。趙宋建國之初的兩位君主太祖、太宗勵精圖治,想恢復漢唐氣象的君主。但到真宗,宋王朝已開始顯露衰敗之象,北方的少數氏族勢力卻越來越大,直接威脅到宋王朝的統治。這就使得士人對民族問題十分敏感。他們一方面搬出華夏大一統的舊訓推動朝庭向北發展,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感到一種威脅,這反過來又促使他們對華夏正統的宣傳。石介的夷夏之辨也確實促進了當時的民族意識。這一點,是考察石介反佛老思想時不可不察的。再次,石介主張采取斷然措施,消滅佛老。他說:“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其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3 〕石介的這種思想也付諸行動。他初到南京,担任學官。當時的知府劉隨既崇儒又禮佛,所以府學的東書庫有儒、道、釋三教畫像。于是石介利用他學官的職權,命令去掉道釋畫像,獨尊儒學。〔4 〕在石介看來,當時出現“為夷者半中國”的可怪現象,除了佛老的侵入這一外部因素外,還有“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這一內部原因。因此,要重振儒學,除了破斥佛老的工作之外,還要注重立的工作,這就是石介對儒家道統的闡揚。
  第一,石介認為,儒家自有一個世代相傳的道統。這就是:“孔了,大圣人也。手取唐、虞、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之道,定以為經,垂以萬世。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5〕這個道即“三才九疇五常之道”〔6〕,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它的具體表現是:“君臣父子皆出于儒也,禮樂刑政皆出于儒也,仁義忠信皆出于儒也。”〔7 〕像這樣宣傳儒家道統的,遠有唐朝的韓愈,近有石介的老師孫復,而石介的道統說則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不同之處,他開始明確地將天地人納入一個受總的原則支配的體系。他說:“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可行也。”〔8 〕又說:“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9〕這就是說,父道、君道、天道是一致的,它們都是受同一法則的支配,只不過表現不同而已。石介的這種思想明顯地不同于宋初三先生的另兩位胡瑗和孫復。他的建立嚴密體系的自覺,無疑是后來程朱理學“性與天道”體系的先驅。
  第二,儒家道統除了體現綱常名教之外,還有一方面的內容,這就是積極入世的精神。積極入世也是中國士大夫的優良傳統,早在《論語》里就有孔子批評隱者的言論。石介認為中國士大夫的這一傳統卻由于兩方面的原因喪失了。一是佛道的消極遁世的出現;二是開科取士將士人的精力吸引到詩賦這種無關國計民生的事上。對于第一方面內容,前文已有論述,不再重復。下面我們著重談一下第二方面的內容。科舉以詩賦取士使得宋朝產生了一種新的文體,即西昆體,石介稱其為時文。石介認為時文“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10〕,于國于民沒有任何實際的益處。因此,石介對這種以楊億為代表的時文大加鞭撻:“昔楊翰林(億)欲以文章為宗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之目,聾天下人之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柯、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柯、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有他。”〔11〕在這里,反映了石介的“文以載道”的思想。石介并不反對為文,只不過文要體現儒家的道統,要體現關心世事的精神,而不能單純為文而文。在石介看來,能夠載道的文只有古文,這是為文的傳統,即文統,文統與道統是一致的。相反,楊藝的西昆體是反對古文的,“故楊翰林少知古道……然以性識浮近,不能以古道自立,好名爭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涂(柳開)、黃州(王禹@①)、漢公(孫何)、謂之(丁謂)輩,度己終莫能出其右,乃棄古文而不為,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后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12〕所以楊藝的西昆體沒有體現道統,相反,倒與佛老一樣,將士人的目光吸引到無益國家百姓之事上。因此,石介以對時代負責的高度責任感,堅決反對這種無病呻吟的文風,倡導務實的文風。他在太學任主講時,曾出題《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讓學生作文。其中有個學生的賦中有:“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封八大之王”的字句,引起石介的感慨:“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聲病偶對之間,探索圣賢之奧義者,百無一二。”〔13〕并由此將那些專以博取功名為目的學生趕出太學,從而形成一股議論朝政、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風氣。石介在太學期間,貫徹新的教學法,引導學生遠離時文,一掃當時的文風,太學士從幾十人迅速增加到幾千人,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力量,直接開啟了以后太學士干預政事的先河。
  總之,石介的排斥佛老和時文,并不在于佛老和時文本身,而是因為它們破壞了儒家的道統。即“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圣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14〕
      二、矯厲時弊的儒家人倫思想
  佛道的興盛,沖擊了儒家的綱常倫理;五代十國的連年戰亂,造成禮樂崩潰,以至于出現了象馮道這樣不知廉恥的“長樂老人”。面對這種士不知恥、民不知禮的乾坤顛倒的社會狀況,宋儒們決心,“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恢復中華的綱常名教。石介在這方面也多有建樹。
  首先,石介作《春秋說》以明君臣之道。《春秋》這部書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據說是孔子刪定。《春秋》最顯著的特點是以用字來顯示褒貶。因此,《春秋》的價值在于它的“微言大義”,即它所寓含的君臣之道。但是,漢唐學者治儒家經典,重點放在名物訓詁上,《春秋》的“微言大義”因而不顯。石介拋棄了漢唐的這種治經方式,采取注重經典義理的方法,并直接開啟了后代以己意解經的大門。他的這一作法,在其著作《易解》時即有表現,到了《春秋說》就更明顯了。石介繼承了他的老師孫復的觀點,主張君臣之道不可侵犯。他的《春秋說》中講:“母弟一也,而或稱之以見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去天以示其非。”又言:“禮有重輕先后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為重而繹為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這里雖然談的是春秋之時的事,但石介卻由此引申開來,說明這種君臣之間的等級觀念是不可侵犯的。每個人都注定只能按其所處的社會地位來確定自己的行動,不能妄作,圣王之制是不能違反的。石介的這種說法,是有為而發的。五代十國,君被臣廢、父被子廢等違背封建統治的現象經常發生。石介提倡《春秋》的尊王,目的即在于防止宋王朝也出現五代那樣的混亂局面,他是要為統治者尋找長治久安之道。當然,石介的這套講法未必符合《春秋》的原義,但他卻開創了一種方法。后來的理學家都通過用理學觀點注釋儒家經典,將那些古典納入到理學的體系中去。這套“舊瓶裝新酒”的方法,是對漢唐經學箋注的反動,是一種新的學術思想方式。
  其次,作《季札論》以明父子兄弟之道。季札是春秋時吳國的公子。吳王壽夢的季子,壽夢要傳位給他,他辭而不受。壽夢只好將王位傳給他的長子諸樊,最后導致亡國。對此,石介稱:“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知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為孝,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為不孝?蓋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弒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后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為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托以子臧,讓于諸樊。噫!季札非茍讓也,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也。”〔15〕在石介看來,季札自己清楚他讓位與兄的后果。由于自己是少子,因此,如果讓王位傳給自己,勢必破壞長子繼承制,從而引發糾紛,最終會導致兄弟殘殺。這樣,兄弟父子之情不再存在,也會給后代開一惡例。所以,石介才不惜矯枉過正,這一點可以說是后來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源頭。
  再次,石介作《師說》以倡師道。師道尊嚴,這是中國的一大傳統。但由于夷狄之教的侵入和時代的變化,致使“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即使有一些士人熱心于拜師,也僅僅是為了學習詩賦,以科舉取功名而已,真正為了學道的士人是不多見的。“古之學者急于求師。孔子,大圣人也,猶學禮于老聃,學官于郯子,學琴于師襄,矧其下者乎!后世恥于求師,學者之大蔽也。”針對這種狀況,他一身作則,拜孫復為師,以嚴格的師道要求自己。史稱:“且石先生學于孫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對客則執杖履侍側,訪故則扶掖步趨,少無怠容,士風為之一變。”〔17〕石介的這種作法,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對孫復的敬重;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通過自己的行為,樹立儒家的禮教。師道尊嚴,作為儒家禮教的重要方面,歷來是受到人們的重視的。儒家的創始人即是以師為業,亞圣孟子也是弟子眾多,被石介推崇備至的韓愈也曾當過老師。天地君親師是一個整體,所以師道的尊嚴與否,反映的是整個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石介的尊師,就是要從實際生活中做起,恢復綱常名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綜上所述,石介以他的《春秋說》、《季札論》和《師說》從君、親、師三個方面完整地論述了儒家的名教思想,也表明了他以維護儒家道統為己任的高度自覺精神。
      三、剛正不阿的儒家人格
  中國社會歷來有剛直不阿、為民請命的正人君子,但也總有一些明哲保身的無恥小人。孔子稱其為鄉愿,這種“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wū@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與入堯舜之道”〔18〕的鄉愿品格在五代發展到了極端。宋初的一些士大夫承五代之遺毒,只顧自己的身家性命,置民族大義與百姓疾苦于不顧。石介對這種鄉愿式的人物深惡痛絕,他以自己的行動回答了社會流俗的挑戰,為廣大的士子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石介,正象他的名字一樣剛直不彎,他的這種精神首先表現在“慶歷圣德頌”一案中。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為了振興國力,掃除時弊,重用主張改革的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將丞相呂夷簡、樞密使夏竦罷免。這使得石介很興奮,認為宋王朝的振興已為期不遠了。于是他仿效韓愈的《元和圣德頌》,作《慶歷圣德頌》一首,贊揚宋仁宗親君子遠小人的英明之舉。他以“眾賢之進,如茅斯拔”比喻范仲淹等人的升遷,以“大奸之去,如距斯脫”比喻夏竦等人的被罷免,措辭十分激烈,褒貶分明。這首賦影響很大,連當時遠在四川眉山只有七歲的蘇東坡都知道。這首賦剛做完,石介的老師孫復就指出這首賦褒貶過于分明,以“子禍始于此矣”作警告。但石介認為大丈夫應正大光明,不能計較個人得夫。事實不幸被孫復言中,這首賦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禍患,并且及于身后。石介死后,重新上臺的夏竦為了將富弼等推下臺,散布石介未死,而是到契丹為富弼送信的謠言,要發棺驗證。只是由于杜衍、呂夷簡等人的力保,才免遭厄運。其次,石介還不顧個人安危,冒死上書,指出皇帝的過失。文中說:“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庭傳言,道路流布。或說圣人好近女色,漸有失德。自七月、八月來,所聞又甚,或言倡優日戲上前,婦人明淫宮內,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晝夜。”〔20〕對于皇帝的私生活,一般是勸諫的禁區。許多士大夫明知皇帝的所作所為不符禮制,但為了保存自己,避免觸怒圣上,一般都保持沉默,渾若不知。與他們相比,石介可謂大智大勇之人了。據載當時滿朝文武,只有石介和滕子京為此上書。后來,仁宗終于找了個借口將他貶謫。再次,石介在太學任直講期間,指斥當時,褒貶忠奸,絲毫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在他的影響下,太學生們逐漸成為一支重要的輿論力量。這引起了朝庭內外的不滿,各種打擊、譏諷紛至沓來。最后石介不容于時,被迫離開京城,不久即去世。石介成了社會流俗的犧牲品。
  石介的所作所為在當時影響很大,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震動。人們稱贊他:“先生獨與孫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自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便爾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攖奸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21〕
  以上我們分別從道統、人倫、人格三方面較全面地論述了石介的思想。我們看到,他的道統思想,一掃隋唐以來華而不實的文風和士人或隱身山林或追求富貴的風氣;他的人倫思想,是宋初思想界對五代以來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標準混亂的深刻反思;他的人格,更是士子們學習的榜樣。他的許多思想,是宋明理學的先河。
  注釋:
  〔1〕《中國論》,《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中華書局1984年7月第1版。(以下注釋除特別注明外則全部出自該書,不另注明。)
  〔2〕同上。
  〔3〕同上。
  〔4〕《去二畫本記》,卷十七。
  〔5〕《怪說下》,卷五。
  〔6〕《怪說中》,同上。
  〔7〕《宗儒名孟生》,卷七。
  〔8〕《青州州學公用記》,卷十九。
  〔9〕《上徐州扈諫議書》,卷十七。
  〔10〕《怪說中》,卷五。
  〔11〕同上。
  〔12〕《祥符詔書記》,卷十九。
  〔13〕《孫明復小集》卷二《上花天書章》,附錄四。
  〔14〕《怪說下》,卷五。
  〔15〕《季札論》,卷十一。
  〔16〕《師說》,附錄一。
  〔17〕《魯兩先生祠記》,侯應瑜(明),附錄三。
  〔18〕《孟子·盡心下》。
  〔19〕《徂徠石先生墓志銘并序》,孫復(宋),附錄二。
  〔20〕《上王樞密書》,附錄一。
  〔21〕《石徂徠集序》,張伯行(清),附錄三。
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33~37B5中國哲學王公偉19981998 作者: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33~37B5中國哲學王公偉19981998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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