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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左傳與左丘明得關系
小議左傳與左丘明得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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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司馬遷

  《左傳》,又名《春秋左氏傳》,《左氏春秋》,作者不確切,相傳為春秋時期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司馬遷這句話似乎更證明了這種說法。但事實是真的如司馬遷所說么?《史記》的記載就一定準確么?其實,司馬遷也不是神,《史記》也同樣會有紕漏,關于《左傳》的記載就是其中的疑點之一。

  雖然從小到大,我們都是按照這種說法在學習,但是,《左傳》的作者恐怕不僅僅是左丘明。其依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左丘明所生活的時代

  據現有資料,左丘明并無明確的生卒年記錄,只是傳言大概與孔子同時。據《論語・公冶長第五》記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里雖然說的是左丘明,實際卻是在說孔子自己。” (《論語正義》)話雖是這么說,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孔子畢竟做過魯國的大司寇,,他自己同時還“化三千,七十二士”,是一個學派的宗師,門生遍天下。據《歷代官制兵制科舉制表釋》記載,“司寇,官名。《周禮》中六官之一,掌刑獄,春秋時各國沿置``````”其權力相當于現在最高法院的審判長。從社會地位來看,官職是《周禮》中傳下來的,孔子能在周文化保留較完整的魯國做到這個位置,自己絕不會是一個下層民眾。這一點,從《論語》中他對待工農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來。在平日里,孔子自己也是自視甚高。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孔子在談論個人品德修養時還要把左丘明拿出來作例子,從而引出自己,而不是直白的說自己如何如何。這足以說明左丘明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會比孔子低,所以這就排除了左丘明生活時代晚于孔子的可能。那么,左丘明會不會早于孔子呢?筆者認為此種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左丘明曾經親見孔子。”(《〈左傳選〉后序》)并且,《左傳》也是為春秋所作的傳,里面記載了孔子的卒年,而《春秋》又相傳是孔子的作品,如果《左傳》是左丘明作的話,那么左丘明的年代就不會早于孔子。即使《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憑《國語》(此書為左丘明所作)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楊伯峻也曾經撰文認為“二人為同一時期的人,左丘明在年紀上應該不小于孔子。”(《春秋左傳注》)綜上所述,筆者也認為左丘明與孔子應該是同一時代的人,前后時間相差不大,同為春秋末期人士。

二、左傳所記載的內容

  《左傳》內容的時間跨度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出入,一般認為是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曾經有學者著文論述過《左傳》的內容,認為《左傳》并沒有寫明“三家分晉與田氏代齊”(王伯虎・《〈左傳〉作者為左丘明辨》)。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左傳》的記述時間并不是截止到哀公二十七年,而是“終于悼公十四年,即公元前四五四年”(《春秋左傳集解》)這就大大的有問題了。
   
  首先,不管是哪一版本的《左傳》,似乎都是在編年史編到哀公二十七年為止,同時里面有大略記載了這一事件以后的一些事件的發生趨勢和內容,比如作者就預知了“三家分晉(公元前四零三年)和田氏代齊(公元前三八六年)”(《〈左傳選〉后序》),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春秋左傳注・哀公二十七年》)這就顯露了三家分晉的明顯痕跡。“悼之四年”的詞語表明《左傳》確實有可能記載到了悼公十四年,那么,以后的幾十年歷史發展的趨勢或者是事業就有可能以比較隱諱的手法寫入哀公這一部分。

  其次,從《左傳》記載內容的分布上來比較,其書“所記晉事最多,魯、楚次之,鄭、齊又次之,衛、宋、周、吳、秦、越、陳各國更次之”(《中國文化大典》)。這是內容上的又一大疑點。左丘明是魯國的史官,對自己國家的文獻應該相當的熟悉,而且魯國沒有理由不保存很多自己國家的史料典籍。魯國又是周的“宗國”,有關周的史料也應該保存下來不少。春秋時各國雖多以爭霸為目標,名義上總還承認周天子,各國即使再不重視這個天子,也不至于會滅周的典籍,在那個思想百家爭鳴的時代,想通過“焚書”來達到思想控制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做的話,不僅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反而會給其他爭霸國以“失道”的口實。

  高士奇在《左傳紀事本末》里也說:“一首王室,尊周也。次魯,重宗國也。次齊、晉重霸統也``````”如果《左傳》著重即在周的話,也還說得過去。可是《左傳》所記載史實最多的偏偏不是“郁郁乎文哉”的周,也不是“宗國”魯國,而是晉。如果說作者是因為“崇霸統”而著重記載晉的話(有關作者的思想后文有專門論述),那也應該先輪到春秋首霸的齊,齊有魚鹽之利,富甲一方,貿易的流通會帶動文化的傳播,而且魯國是齊的鄰國,想查找齊的史料應該不會比查找晉的史料困難,而現在的事實是《左傳》中記載最詳盡的既不是周,也不是魯,更不是齊,而是晉!至于王室周,反而是處在一個很低的地位上,這是什么原因呢?春秋時期晉國不是發生大事最多的國家,為什么記載最多的是晉國的歷史呢?這個問題很值得商榷。

  再次,《左傳》里記載的內容有誤,例如《左傳・隱公五年》里,經曰:“公矢魚于塘。”,專曰:“公將如棠觀魚者``````遂往陳魚而觀之``````”《春秋左傳注》說:“又據他書古本有射魚之事,因謂矢魚為射魚。”“矢魚”是先民們一種捕獵的手段,指的是用箭射魚,后來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這種捕魚方法被廢棄了,但是這個過程被作為一種儀式保存到春秋時期是有可能的,比如驅鬼儀式“大本捅4嫻攪撕捍9識畈壬謔櫓械慕饈褪強尚諾模蹲蟠分邪選笆贛恪苯饈臀塾闥坪蹙褪俏蠼狻H綣蹲蟠芬皇橛勺笄鵜魍瓿桑敲醋魑準鬃擁淖笄鵜鰨誚饈褪肥槭背魷忠晌飾裁床蝗ノ飾士鬃櫻烤退悴晃士鬃櫻瞧淥氖飯倜薔兔揮兄勒獾拿矗吭諑徹庋桓讎ê竦奈幕瘴拢魑桓齬壹兜氖飯伲笄鵜魘怯Ω昧私飧髦治惱碌浼摹

  三、《左傳》包含的思想

  在第一部分中,筆者已經推定了左丘明是春秋時期人。這個時期的魯國還是保留了相當多的周文化的。孔子曾經就感慨道“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左傳選》)“這句話說明孔子做夢都在想恢復周代那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鄭天挺・《左傳選》)在這樣一個尊周尚禮的文化環境下,如果左丘明是一個“叛道者”的話,它會不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史官呢?但是《左傳》一書由很多地方都是“講霸業不講王道,而孟子講王道不講霸業,這完全反映兩個不同時代的思想問題”(《左傳選》)左丘明既然生活在孔子同時,那么他小時候受的教育應該也是比較正統的教育,他和孔子的思想傾向的差異應該也不大才是。雖然孔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是這應該指品德學識上的問題,對住這種可能上升為政治立場的問題,終孔子一生也沒有任何改變。一代圣賢孔丘尚且如此,那么抱著向賢人學習的態度的左丘明就能“與時俱進”么?當時魯國所承認的“賢人”絕不會是鼓吹霸權理論的縱橫家們,因為他們所堅持的思想主張不符合“禮”。在文化思想上相對保守的魯國是不會接受這種價值觀的。雖然《左傳》并不是大段的論述“崇霸統”的思想,但是有好幾處都可以看出端倪。

  很明顯的一處就是《左傳・隱公三年》里的記載,他在記載周王室和鄭國的沖突時說:“故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周鄭交惡”四字明顯是站在一個很可觀的立場上說的,據楊伯峻先生說,春秋時期的史官會在記載史料時加入個人的喜好的。那么,從這四個字里就能看出來做這事把周王室作為一個普通諸侯國來看的,因而才不說什么“鄭叛周,非禮也”之類的話。而這才是一個魯國史官所應該具有的政治立場,像上面左傳的記載似乎不符合當時魯國人的思想傾向。

四、左丘明與《左傳》的聯系

  根據前文提出的的種種疑點,我們大概可以推斷出《左傳》并非是成于左丘明的結論。那么,《左傳》是不是于左丘明沒有什么關系,屬后人假托其名而做的呢?筆者認為可能性也不太大,主要依據有以下幾點。

  首先,我們還是從《左傳》的內容上來入手進行探討,“左傳有時候把相關的幾條經文加以合并,寫為一傳”(《春秋左傳注》)。在后世,《春秋》被奉為經典,再修傳時一般作者未必敢把幾條經文合在一起作解,如果作者在當時有足夠的威望來對經進行分類規劃,那他還用不用托左丘明之名呢?書中又提到了左傳里“有更多的無經之論”,試想,后人對直接史料的接觸不會多于前代,在沒有足夠根據的條件下怎么干給經胡亂加傳?

  其次,《左傳》一書講霸業而不講王道,這一點前文提到過。這句話其實是有兩層意思的,第一層前面提到過了,另一層意思就是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左傳開始寫作的年代(不是成書年代)!

  霸業,這個概念是只在春秋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常見的,到了戰國,一般都是談統一兼并而非爭霸了。這是一個本質問題,是又一次思想上的巨大變化。《左傳》一書既然還承認霸業,即不反對以爭霸為目的的戰爭,那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左傳》的寫作年代是春秋,最晚也不會超過戰國初的幾年時間。“左傳成書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9年即周安王十三年以前”(《春秋左傳注》)。既然成書于這一時間段,那寫作時間可定是比這時間早,再往前追溯,那就是左丘明所生活的大概時期了。作為一個高級史官,在有生之年參與修撰一本史書還是可能的吧?

  綜合各種因素,筆者認為左丘明很可能是參與了左傳的編寫活動的,抑或是與左傳有或多或少的關系。更兼有史學界一直有左傳究竟是與春秋同時寫就還是后于春秋寫就的爭論,因此,左丘明參與《左傳》的編寫是有可能的。但是,根據前文的種種質疑以及對左傳成書時間的推斷,《左傳》又不會是左丘明一個人獨立完成的,應該是他起草了開頭或參與了一部分左傳的寫作,他只是眾多編寫者之一,這樣,《左傳》才可能在他去世之后繼續編寫(根據前文推斷,左轉成書最早也要比左丘明的時代晚60年,左丘明能生活到那個時候的可能性不大)。至于為什么后世都傳言其為左丘明所撰,筆者認為,中國自古就有把一個團體或勢力具象化、個人化的習慣,便于明確目標進行論述。中國共產黨在國內解放戰爭時期就提出過“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這里的“蔣介石”絕不單指蔣中正這個人,這里的“蔣介石”實際上是代表了整個腐敗的國民政府。將它具象化為“蔣介石”有利于團結民眾,明確斗爭目標。同理,古人在講解、傳授《左傳》是也不能將左傳的作者一一列舉,左丘明可能是他們之中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為了方便起見,后人就將“左丘明為《左傳》”這一說法傳諸后世了,而其他的作者,很可能已經不可考。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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