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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吳越文化
漢代的吳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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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12;K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46(2001)01-0038-05
  過去,研究吳越文化,人們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時期,那只是狹義的吳越文化。廣義的吳越文化,應包括古今。作為廣義的吳越文化,漢代是文化轉型的關鍵階段,非著力研究不可。
  先秦時期的吳越文化,雖受華夏文化的深度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夷越文化,是中國諸少數民族文化中最發達的一支。漢代的吳越文化,則是中國主流文化——漢族文化的一個區域型。吳越文化的這一轉型過程,開始于楚威王敗越,劇變于秦皇、漢武時期。這段時期,吳越地區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與中原人先后進入吳越,由于主導人口與基本居民發生變換,使吳越文化的民族性隨之激變。文化轉型的趨向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依次展開的。到西漢中后期,皖南、寧鎮、太湖平原、寧紹平原已基本漢化。到六朝時期,浙江南部地區也由北向南漸次完成漢化。
  一 中原人入主吳越
  公元前222年,秦滅越。次年,秦統一中國,分全國為36郡。吳越地區設會稽與鄣二郡。會稽郡所在吳縣(今蘇州),轄境約當蘇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嶺、牛頭山、天臺山以北和安徽水陽江流域以東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漢時曾擴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猶在,轄境約當蘇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將鄣郡更名為丹陽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各郡縣官員基本上都由中原人担任。中原人南下取代了楚人、越人的統治地位。例如后來的東吳四大姓之一的吳縣陸氏家族,原為中原世族,西漢時陸烈被委任為吳縣令,子孫發展成為“江東大族”。東漢的陸續、陸康、陸績,東吳第三任丞相陸遜及其孫陸機、陸云,皆為吳縣陸氏家族中的名人。
  東漢時山陰名人鄭弘,其祖父本是齊國臨淄望族,漢武帝徙強宗大姓,不準族居,他只得將第三個兒子移居山陰,遂發展成為會稽大姓。
  文化名人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市境),遠祖從軍有功,西漢時封于山陰陽亭(今紹興市境)。
  秦漢以后,越族后裔成為吳越大姓者,恐怕只有顧氏。鄭樵《通志·氏族略二》說:“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氏。’”顧氏有南北二支,根源則一。因為夏代的己姓有南方越人的血統,[1]夏越本同源。吳郡顧氏也是東吳四大姓之一,顧雍在東吳任丞相19年,任職時間最長。其祖先顧綜,東漢明帝時人,曾任御史大夫、尚書令。西晉滅吳后,陸機、陸云與顧雍之孫顧榮同入洛陽,被當時人稱為“三俊”。八王之亂時,二陸身亡,顧榮返吳。晉室南渡后,吳郡顧氏與陸氏是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重要支持者。至南朝四代,吳郡顧氏仍顯赫不衰。
  進入吳越的中原人,除士人、官吏、軍隊外,還有大量下層貧民。如西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漢書·武帝紀》)。據王鳴盛估計,這次遷入會稽郡的關東貧民,約為14萬5千人(《十七史商榷》卷9),以填補越人遷出后留下的空白。
  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都實行“強干弱枝”政策,遷天下豪富強族于京師,關中片面繁榮,東南落后停滯。《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自@①、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西漢末年,群雄并起,基本上以士族大姓為主。余英時長篇論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系》,列有《兩漢之際各地豪杰起事表》[2],共列起事武裝88支,起事地點88處,大多在黃河流域,陜西、河南、山東因經濟發達,大姓林立,所以起事最為頻繁,武裝最為密集。長江流域的武裝起事,自四川、湘北,最東止于安徽廬江與江西南昌(豫章)。淮河流域的武裝起事最南止于臨淮(江蘇盱眙)。會稽郡未占一支。這說明到西漢末年,太湖與錢塘江流域人煙還很稀少,士族勢力薄弱。這種情況,使太湖、錢塘江流域在兩漢之際的戰亂年代,成為中原人士的一個避難處所。
  二 東漢時期的初步發展與進一步漢化
  東漢更始元年(公元23年),任命任延為會稽都尉。《后漢書·循吏列傳·任延》云:“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王充《論衡·自紀篇》記建武十年(公元34年),他八歲就學時,“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會稽教育已頗發達。
  這些都是東漢初年情況。
  到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東漢政府將會稽郡分為吳郡與會稽郡。吳郡治所在吳縣(今蘇州),轄境約當蘇南太湖流域、浙江長興、吳興、天目山以東,建德以下的錢塘江兩岸。會稽郡治所在山陰(今紹興),轄浙江以東之地。太湖、錢塘江流域由一郡分為二郡,說明到東漢時期,這里的人口增加了。
  《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僅嚴助、朱買臣、鄭吉三人,嚴與朱都是太湖平原的吳人,鄭吉是會稽人。《后漢書》為吳越地區人物立傳者,有23人,其中,錢塘江以南有14人,主要集中在山陰、上虞、余姚一線。
  到東漢時期,太湖、錢塘江流域不再是“無千金之家”的荒涼之地。
  從西漢到東漢,吳越地區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漢時期,太湖、錢塘江地區稱會稽郡,有223038戶,1032604人。[3]東漢時期,這里分為吳郡與會稽郡,其中吳郡有164164戶,700782人;會稽郡有123090戶,481196人。[4]兩郡合計共有287254戶,1181978人。經歷200多年的和平發展,只增加64216戶,149374人。戶的增長率是28.3%,人口的增長率是14.5%。這200多年的吳越地區情況與中原地區完全不同,中原遭戰爭嚴重破壞,人口外流;吳越地區和平發展,人口內流。經200多年的和平發展,人口只增長14.5%,除去原有戶口的自然增長數,外來的戶口不會很多。
  查現有東漢資料,沒有發現像西漢武帝元狩四年那樣,由政府組織遷徙中原貧民充實吳越地區的記錄。因為這時中原戶口大減,急需充實。
  上引《后漢書·任延列傳》說:“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這條資料說明,兩漢之際確有中原士人避亂會稽,但待中土安定之后,這些中原士人,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層分子還是要返“還中土”的。留下來的大多是下層人民。因為當時的吳越地區條件尚差,對中原中上層士人缺乏吸引力。
  查東漢時期吳郡與會稽郡的名人大姓,基本上是西漢時期或西漢以前已經住在吳越地區。《后漢書》列傳所列23人,沒有一個是西漢末年避難而來的。
  沒有寫入《后漢書》列傳的富春孫氏,是“孫武之后”,[5]可算是最早進入吳越的華夏家族之一。中原孫氏是春秋時期陳國公子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陳完因內亂逃奔齊國,后改稱田完。陳、田古字通。孫武的祖父田書,因伐莒有功,齊景公賜姓孫氏。孫武帶著《兵書》13篇來到吳國,公元前512年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幫助吳軍破楚入郢。“武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遂為富春孫氏。”[6]
  西漢末年因世亂而進入吳越的北方士人,后又留居吳越而成為南方土著士族者,當然有,但不多。查正史資料,北方士人因避難來吳越,最后留下的,似乎只見一人。《晉書·儒林列傳》記載:“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其先zhì@②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在地方史志中還可以找到一些類似資料,例如,嘉泰《吳興志》卷16以及唐元和年間《吳興丘氏碑》記載:烏程丘氏,本是齊魯世族,丘俊持節安撫江淮,因王莽篡權,遂留江南,居烏程。子孫繁衍,成為吳興郡一大顯族,漢魏六朝出了不少人才。[7]
  總之,太湖、錢塘江地區的種族大換班,到西漢中期已基本完成。東漢時期的戶口增加,文化進步,基本上屬本地區的自然增長與自身發展,主要不是依靠外來人口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涌入,這一點與后來的六朝時期根本不同。
  以上說的是太湖、錢塘江地區。浙江南部地區開發很慢,只在西漢時增設一個回浦縣(今臨海),東漢時增設一個永寧縣(今溫州)。三國時,許靖致曹操書,說自己曾離開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三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三國志·蜀書·許靖傳》)其言可能過甚,不過,會稽郡雖轄有浙南、福建,漢人可能只住在縣治附近,廣大鄉野,尚為越人天下。到永嘉之亂、晉室南渡后,這種情況才基本改觀。
  除浙南以外,還有個“山越”問題。“山越”是江東地區未被政府控制的山野居民的泛稱,其民族成分,越人可能居多,主要聚居于今皖、浙、贛三省交界的山區。秦漢時期,中原漢人入主吳會平原,越人遁入西部山區,沒有對漢人構成威脅。到三國時期,孫吳建都建業(今南京),丹陽郡一帶的山越就成為心腹之患,也是西取荊州的第一塊絆腳石,故勢在必除。孫策時,江東山越較大的割據勢力已全被孫氏所擊潰,剩下的是依山阻險,抵抗孫氏的豪強武裝。孫權加速步伐,“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三國志·吳主傳》),側重在丹陽、豫章、廬陵、會稽、鄱陽諸郡交界一帶。[8]孫策、孫權每鎮撫一地,即建郡縣以治之,并編入軍隊。如討平黟、歙一帶的山越后,分黟、歙之地,以六縣為新都郡,派名將賀齊坐鎮其地。這是浙西、皖南開發史上的大事。
  山越大多是古越人的后裔,兩漢時期就已存在,到東吳時期,因對漢人政權構成威脅,而成為一個突出問題,孫吳政權討平山越,設縣管轄,編入軍隊,使山越迅速漢化。
  三 文化轉型
  人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到西漢中期,太湖、錢塘江流域已基本實現種族大換班,主要居民與主導民族已由漢族取代越族,該地區的文化面貌也就為之大變,即漢文化取代了越文化。
  越文化在考古學文化上的主要標志印紋陶,從此在該地區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樂器勾@③也在該地區悄然隱退,而大量出現于廣州的南越王墓中。“斷發文身”等古越人的習俗也不再見諸載籍。除了這些以外,文化轉型主要還表現于以下四個方面。
  1 漢語代替越語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體現于語言上。先秦時期,長江下游分屬于吳、越二國。公元前473年,越滅吳,長江下游盡歸越國。吳越二國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東夷人,民間語言基本上是古越語。古越語屬古侗臺語,與中原、楚國的華夏語不同。楚國境內也有越人,他們是楚國的少數民族,而在吳越二國,越人是主要民族。
  吳國王室是周族后裔,應該能說華夏語,但入境隨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語特征,應該同時能操古越語。猶滿清皇族入關后,既能說滿話,又學會說漢語。越國王室是夏族后裔,從山東遷來。而夏王室與南方越族本有血緣關系。“先是‘禹為越后’,然后是‘越為禹后’”。[1]
  古越語的人名、地名甚具特色,首字多為勾、姑、無、夫、余、諸等。勾字古屬侯韻,姑、夫、無、余、諸皆屬魚韻。侯韻與魚韻是鄰韻,古可旁轉,通假之例甚多。“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北遷,給中原的夏族注入大量南方古越族成分。夏與越古音都屬魚韻。一世夏王‘禹’、七世夏王‘予’,以及六世夏王少康之少子‘無余’,也屬魚韻字。十一世夏王名‘不降’;后來的越王人名中有‘不壽’、‘不揚’。‘不’也是古越語發音之一。‘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后,得東婁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祀’(《史記·陳杞世家》)。婁是地名,是夏裔居地。婁古侯韻,與勾同部。《春秋經》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卒。’姑容更明顯是古越語人名。”[9]
  由于越國王室與古越族有如此根深蒂固的關系,所以越國王室比吳國王室更富有越文化特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敗越”后,楚人開始自西而東、自北而南進入“故吳地”。楚人給吳越地區帶來最初的華夏語影響。楚語是華夏語的南方方言,后來的吳語,有楚方言基礎,時至現代,吳語與老湘語還有許多共同之處。
  秦代與西漢時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吳越,華夏語成為吳越地區的官方語言,并逐漸深入民間。但古越語在民間仍殘留相當時間。西漢晚期揚雄著《方言》,所記吳越方言主要是侗臺語詞匯。
  吳越地區的華夏語,經東漢至西晉的三四百年演變,形成一種漢語方言:“吳語”。《世說新語·排調》記載:“劉真長(@④)始見王丞相(導),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⑤!’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南齊書·王敬則傳》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
  這些“吳語”皆指當時吳地的漢語方言,與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話略異。但都屬華夏語(漢語),與先秦吳越“夷言”根本不同。
  《左傳》哀公十二年,衛出公被禁于吳,獲釋后,“衛侯歸,效夷言。”西晉杜預注云:“夷言,吳語。”謹按,杜注欠確。《左傳》“夷言”指的是先秦古越語。杜預是西晉人,當時所說的“吳語”,指吳地的漢語方言。古越語(“夷言”)與“吳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兩者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
  《吳越春秋》記載不少所謂吳越時期的詩歌,用的是漢語,文從字順,毫無古越語痕跡。這些詩歌是漢代人創作,好比現代人編古代歷史劇。
  秦漢以后,見于載籍的吳會地區人名,已不見勾踐、夫差、者旨於賜、不壽等古越語痕跡。但是古越語的地名仍保留下來,姑蘇、無錫、蕪湖、句(音勾)容、余杭、於潛、諸暨等,沿用至今。南方的柚子本是古越人栽種的水果,現在,浙江、福建、臺灣以及西南地區的漢人稱柚為“拋”,“拋”是古越語遺存。吳語有古越語的零星遺存,但就整體而言,它已是漢語的方言,而不是古越語的嬗變延續。
  總之,秦漢以后的吳越文化,其民族性發生根本變化,文化的基本形態由越族文化變為漢族文化,語言由越語變為漢語。
  2 由尚武變為崇文
  《漢書·地理志下》說:“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這段話常被人們稱引,說漢代的吳越民風仍與東周一樣,尚武驍悍;并據此認為,直到永嘉之亂,北方士人大量南渡,才一舉改變吳越文化的尚武特點。此說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也與人類學、民族學原理相悖。
  評說吳越文化的特征,應以吳、會平原為準。例如,上引《漢書·地理志》評說先秦的吳越風習,就以身居吳、會平原的“吳、粵之君”為其代表。說漢代的吳越風習,也應以吳、會平原為準,否則就沒有可比性。此其一;其次,在時間段上,應以民族大換班基本完成以后,即西漢中后期、尤其是東漢時期為準。查古代文獻資料,在這樣的時間段與這樣的地理范圍內,很難發現吳越之民還“好勇”如前、“輕死易發”的事實。
  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吳越地區幾乎是唯一的凈土。東漢末年,唯勾章人許昌起事,當年即被孫堅削平。此后,孫堅并沒有在“輕死易發”(?)的故土聚眾割據,而是北上角逐。《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引吳書云:“后雄杰并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試想:“其民”“輕死易發”的地方,怎能一再成為亂世中的“樂土”?
  文獻資料與田野考古表明,吳越地區的冶金業,在春秋戰國時期是以劍等兵哭最為精致,到了漢代,則以銅鏡為代表。西漢的丹陽郡,東漢的吳郡與會稽郡,是全國銅鏡的著名產地,質量居全國前列。劍是兇器,鏡是美容器具,冶金業的代表性產品由劍變為鏡,從一個側面反映吳越文化的特點已由尚武變為崇文。《漢書·地理志》說漢代的吳越之民仍“喜用劍”,而田野考古表明,吳越地區所出的漢代鐵劍并不比別處多,也不比別處精,與東周時期的吳越銅劍根本無法攀比。班固恐怕是“刻舟求劍”,以舊成見窺測新形勢,其言有失據之嫌。
  3 文學與子學
  轉型后的吳越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它與其它地區的漢文化比較,一開始就顯示出自己的特點,下面以西漢的文學與東漢的子學為例,略見其端倪。
  西漢初,見于正史的吳越士人,僅有嚴忌一人。忌本姓莊,《漢書》為避東漢明帝之諱而改為嚴。據《漢書·鄒陽傳》記載,嚴忌與鄒陽、枚乘“皆以文辯著名”。初依吳王劉濞,后來,劉濞與景帝矛盾激化,他們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東漢王逸編撰的《楚辭章句》一書,有嚴忌《哀時命》一篇,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漢代吳越第一篇文學作品。
  漢武帝時,會稽郡有嚴助、朱買臣位列九卿。據《漢書》本傳記載,嚴助與朱買臣都是“吳人”。據《漢書·嚴助傳》云,吳人嚴蔥奇也得武帝“親幸”。
  上述四人,皆長于辭賦。《漢書·藝文志》記載:“莊夫子(嚴忌)賦二十四篇”、“常侍郎莊蔥奇賦十一篇、莊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漢書·地理志》說:“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他們在經學方面成就不顯,《漢書·藝文志》僅記有“《莊助》四篇”,歸為“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
  吳越士人,西漢時期以辭賦見稱于世,東漢時期,則以子學最為所重。
  盧云先生根據東漢時期各地區所出的書籍種數、《后漢書》列傳人數,以及五經博士、三公九卿、從事私家教授者的籍貫分布,這五類數字,制成“東漢時代的文化發達區域”圖。[10]與“豫兗青徐司地區”、“三輔地區”、“巴蜀地區”相比,吳會地區經學書籍所占比例最小,而子學書籍比例特大,占到52%。吳會地區的子學著作不但數量特大,而且質量特高,漢代最重要的子學著作莫過于王充的《論衡》,它就出在吳會地區。
  4 養生與隱逸
  吳越地區遠離國家的政治中心,戰爭較少,又有長江、錢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觀火的好地方。這里土地肥美,氣候宜人,只要家有薄產,可以靜心做你的學問,玩你的藝術與科技。因此,經學不顯,子學發達,文藝與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間吳越文化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在漢代就已顯露出來。這樣的地理環境,也是修身養生、藏匿隱士的理想地方。
  古代最復雜的養生術莫如煉丹術。世界煉丹史上第一部理論著作《周易參同契》就產生于東漢時期會稽上虞人魏伯陽之手。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負盛名的煉丹家兼醫藥學家幾乎全出于吳越地區。
  “光武無寸土,子陵有釣臺”。漢代最著名的拂袖高蹈的大隱士嚴子陵就出在東漢初年的吳越。《后漢書·逸民列傳》記載:“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披羊裘釣澤中。”劉秀三番五次派人把他拉到洛陽,他還是不肯做官。劉秀與他“共臥”,他竟敢把腿壓在皇帝老兄的肚子上。最后,皇帝屈服了,放他回家,“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征,不至。年八十,終于家。”今子陵釣臺距江面約70米,使人有“放長線釣大魚”之感。不過從釣臺仰望,高山插云,俯瞰大江,春水融融。身臨其境,確能喜憂俱忘,寵辱不驚。遙思之陵當年,垂釣處一定貼近江面,一定是后人把釣臺越筑越高。看來,釣臺的確比帝座牢固、永久,富春江更比洛陽城清靜得多,是修身養性的好地方。此后,吳越地區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當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時,這里尤其成為紅塵中的一片綠蔭。這片綠蔭在東漢時就已長成,并不是永嘉之亂以后北方難民從血海中移植過來。
  “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是中國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這使他們失去獨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獨立,必須生活獨立。吳越地區的文人生活獨立的可能性較大,這使他們可能不學或少學直接為“帝王家”服務的經學,而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寫的那樣。《儒林外史》正是產生在吳越地區。從嚴子陵到《儒林外史》,一條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兩千年不絕如縷,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吳越文化的一個特點。
  收稿日期:2000-11-01
《杭州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38~42K21先秦、秦漢史董楚平20012001漢代是吳越文化民族性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于主導人口與基本居民由越人變為漢人,使吳越地區的文化面貌發生激變,此后二千多年吳越地區的文化個性,在漢代已基本形成。漢語代替越語,尚武變為崇文,文藝與科技發達,養生與隱逸盛行等等,是漢代吳越文化的新特點。漢代/吳越文化/文化轉型Han Dynasty/Wu Yue Cultures/changing of cultureWu Yue Cultures in Han DynastyDONG Chu-ping(Archaeolegy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4), China)Han dynasty is the key period when the Wu Yue Cultures have changed their nationality. The cultures of Wu Yue area have totally changed when the major population and the basic residents have changed from Yuenese to Hanese. Since the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llowing 2000 years of Wu Yue area have generally shaped in Han Dynasty.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facts that Han dialect replaces Yue dialect, being civil replaces being military, the arts and scientific technology develop, and keeping in good health and dwelling in seclusion become popular.董楚平(1934-),男,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考古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6 作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38~42K21先秦、秦漢史董楚平20012001漢代是吳越文化民族性轉型的關鍵時期。由于主導人口與基本居民由越人變為漢人,使吳越地區的文化面貌發生激變,此后二千多年吳越地區的文化個性,在漢代已基本形成。漢語代替越語,尚武變為崇文,文藝與科技發達,養生與隱逸盛行等等,是漢代吳越文化的新特點。漢代/吳越文化/文化轉型Han Dynasty/Wu Yue Cultures/changing of culture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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