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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歷史小說與戲曲創作的演化
漢初歷史小說與戲曲創作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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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交替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期,涌現了無數的風云人物,漢初又鞏固或奠定了封建社會的政治、風俗、禮儀制度與倫理、道德、哲學等等方面的文化基礎,對后來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因其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具有戲劇性與傳奇性,引起了民間藝人、文人的極大興趣,自通俗文學興起的唐代之后,小說、戲曲運用這一時代的題材而構制的作品很多。在現存的資料中,存目而佚,或作品仍存的還有相當大的數量。小說有九部,戲曲中的南戲劇目有九部,雜劇劇目有二十八部。從這些作品,我們可以尋繹漢初歷史故事化的演變過程。
   一、唐代俗講:第一次將漢初歷史故事化
  唐代俗講的和尚、藝人,除了將佛教經典改編成通俗的故事外,還將民間傳說、歷史資料編為俗講的內容。世俗的故事中,漢代的占有相當大的份量。其中漢初的有《漢將王陵變》與《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詞文》。我們今以這兩篇變文為例,來看看漢初歷史在唐時是如何故事化的。
  (一)、對簡略的歷史記載加以豐富,使之具有吸引人的情節。《漢書》卷四十《王陵傳》云:“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關于項羽以陵母為人質招降王陵的事極為簡略,讀者看后,有許多事不甚了了。王陵并非主帥,為何項王如此用心?陵先遣使者,遣的是誰?既為囚犯,“伏劍而亡”,劍從何來?等等,俗講藝人則據史書簡略的介紹,展開想象的翅膀,虛構出合乎情理的情節,在史實的框架內加以填補。
  《漢將王陵變》說,在劉項的爭戰中,劉邦屢戰屢敗,被打得落花流水。連劉邦本人都失去了信心,害怕眾叛親離。此時,左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與右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灌嬰,向劉邦提出偷襲楚營的建議。劉邦準許。二將不經旬日之間,到了楚軍扎寨之處,待三更之時,闖入營中。結果,項羽二十萬士兵,都著了刀箭,五萬人當夜身死。項羽大怒,要以軍法將值日將軍鐘離末斬為三段。鐘離末便說能用計捉得王陵,于是帶兵將王陵的老母捉來,要王母修書招降王陵,而王母誓死不從。就在此時,劉邦派人送戰書到楚營,得知王母被囚受辱的情況,急報劉邦。劉邦便派王陵與使者盧綰到楚營救王母。兩人到了楚漢交界處,盧綰先入楚營。王母怕兒來送死,“于霸王面前,口承修書招兒。霸王聞語,龍顏大悅。王母又佯求寶劍,割發送兒為憑。霸王授予寶劍,王母遂自刎。劉邦得知其事后,為王母設立亡牌,“對三百員戰將,四十萬群臣,仰pú@①大設列饌珍饈,祭其王陵忠臣之母,贈一國太夫人。”
  這一較為豐富的情節使歷史生動形象地展現在了我們面前,使我們得知了項羽為什么那樣恨王陵的原因,王陵母又在什么樣的境遇下自殺的等等史書未述的問題。俗講藝人將史傳中的文學素材加以膨化,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使得歷史人物口角親切,如聆謦kài@②;使得歷史場景,細微逼真,一如再現。這樣,聽眾不再覺得歷史是蒼白、遙遠的,而是多姿多彩,可望可及。這也為后世的歷史小說、歷史戲劇開了先河,使后世的藝人們認識到歷史是一座蘊藏著豐富的文學素材的礦藏。古代有的論家鑒于這樣的現象,干脆將史書與小說混為一談。李雨堂《萬花樓楊包狄演義序》說:“書不詳言者,鑒史也;書悉詳而言者,傳奇也。”
  (二)、在對人物褒貶的傾向性態度下,編構人物的言語行為。史書的作者自然也有對歷史人物的好惡態度,但他們為了使史書呈示出一種嚴肅、冷峻、公正的面目,往往將這態度隱含在史實客觀的敘述中。俗講藝人則不然,態度外露,鮮明可見。由《漢將王陵變》與《季布罵陣詞文》來看,唐末是尊劉抑項的,變文歌頌了劉邦的寬厚仁義,批判了項羽的殘暴無道。《漢將王陵變》敘王母被捕后,詳盡地描寫了楚軍與項羽對她的凌辱。那些細節在任何史書上都未記載過,毫無疑問,是俗講藝人頭腦中的產物,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寫,目的很明顯,就是要通過這些內容來表露他們貶項的態度,從而讓聽眾也隨從這樣的態度。
  《季布罵陣詞文》的情節,在《漢書》卷三十七中有記載。然班氏的目的在于肯定解救季布的行為,認為朱家豪俠仗義。而在《季布罵陣詞文》中,朱家救布之行為皆是布設計逼迫的,不是出于主動。當季布對朱解說明自己的真實身份后,朱解渾身戰栗,怕受到滿門抄斬的處罚。季布此時故意用甜言蜜語安慰道:“不要驚狂心草草,大夫定意但安身,見今天下搜尋仆,捉得封官金百斤。……”然當朱解真的令左右拿他送官時,他又出言恐嚇:“大人大似醉昏昏,順命受恩無酌度。合見高皇嚴chì@③文,捉仆之人官萬戶,藏仆之家斬六親。況在君家藏一月,送仆先憂自滅門。”后出計讓朱解為自己獲得赦免令。然在保住了性命后,又要皇帝召見他,封官作宦,真可謂貪得無厭。俗講藝人譏嘲季布的為人也與貶項有關,因為季布是項羽陣營中的人,他的貪生怕死與自私自利只不過是“項羽”性格的延續。
  俗講藝人對漢初歷史人物的態度與宋元時期的說話藝人的態度截然相反,前者尊劉,后者貶劉。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唐末時的俗講,從統治階級正統觀念出發去品評人物,而宋元時期的說話,則從民間的道德去品評人物。現存于敦煌的俗講作品,從其文字的粗劣、情節的梗澀上看,毫無疑問,出自于社會底層的藝人、僧道等,然當時的說話,風氣并不限于寺院,在士大夫階層與宮廷內都有流行,《一枝花話》——李娃的故事,即是由士大夫白行簡等人傳說開的。唐代的宮廷也盛行說話,郭shí@④《高力士外傳》記載道:“上元元年(760)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仗西內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tì@⑤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圣情。”上流社會“說話”中的歷史故事,自然是用正統觀念來觀照歷史人物的。所謂正統觀念,即是承認坐上帝位者,并歌頌他們,而對那些爭奪帝位卻失敗的人則予以貶責。毋庸置疑,這些“說話”的內容與觀點必然給普通的僧人、藝人以極大的影響。二是唐代的俗講畢竟是中國通俗文藝的萌芽,俗講藝人還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創作品格,他們在無所依傍的情況下,只能依賴史書,尤其在對人物的評價上,更為謹慎,一般情況下,唯史書是從。而宋元的說話,完全是一種民間的藝術,上流社會沒有也不可能給予他們任何影響。他們為了獲取市民的青睞,即用民間對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價作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尺度。
  (三)、精心安排故事的結構體制。史書內容的表述基本上都是平鋪直敘,可以明顯地看出,史家們很少用心于結構。然俗講藝人則不同,為了抓住聽眾的注意力,頗費匠心地構制出波瀾起伏、張弛結合的結構。《漢將王陵變》的情節展示可謂一波三折。一開場時,漢軍士氣不振,劉邦坐臥不安。在此情況下,王陵等提出偷營的方案,使局勢出現了曙光。情節在此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王陵襲營成功,楚軍損失嚴重。可這種歡欣的氣氛剛開始,情勢又急轉直下,楚軍抓了王陵的母親,使她受盡了凌辱。然而,就在這無望的時候,王陵來救母,聽眾以為,王陵一定會憑借勇力,救出母親。可誰也沒有料到,王母為了不讓兒子落入敵手,伏劍自殺。而在這悲劇高潮到來之時,情節便嘎然而止。緊湊、曲折,扣人心弦,出人意料。
  《季布罵陣詞文》的結構安排也表現出相當高的藝術性。首先是簡略適宜,布局得當。詞文開卷即寫季布罵陣,對劉邦的出身盡情嘲罵,劉邦羞辱不堪,“撥馬揮鞭而便走,陣似山崩遍野塵”,使劉邦切齒痛恨。但之后的情節迅速跳躍到劉漢取得勝利的時候,“后至五年冬十月,會垓滅楚靜煙塵。……惟有季布鐘離末,始知口是禍之門。不敢顯名于圣代,分頭逃難自藏身。”詞文重點寫季布在通緝的情況下,如何獲得赦免,并又如何被封官的。但是,若沒有罵陣的情節描寫,聽眾就不明白通緝的原因。然又不能過多地寫罵陣的場面,更無須敘述罵陣之后的人物活動,否則,便喧賓奪主與累贅。俗講藝人很懂得結構藝術,分寸把握得恰到好處。其次,采用單線縱貫式的敘事結構方式,使故事內容復雜卻不龐雜,人物較多而不混亂。詞文始終讓故事內容圍繞著季布與劉邦這一主要矛盾進行縱向的發展,讓一切次要矛盾與情節都為推進這主要矛盾服務,且敘事角度又大多在季布這一邊。這種不枝不蔓圍繞著一個主要矛盾、一個主要人物的敘述方式非常適合于“說話”,也非常適合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我國下層聽眾,它對之后的小說結構有著深刻的影響。再次,運用伸縮之法,使情節曲折起伏,生動有致。所謂伸縮,即在情節的發展中,使主人公的意愿時而受到阻礙,時而得到伸張,從而造成情節的波瀾。季布在遍天下圖影捉拿的情況下,喪魂失魄,到處躲藏,“夜則村墅偷餐饌,曉入山林伴獸群。”后逃入舊時朋友周氏家中,得到周氏的庇護,“季布遂藏覆壁內,鬼神難知人不聞。”危險似乎已經過去,然沒有多久,周氏得知朝廷嚴加勘查,怕受牽連,要攆他走路。季布重新陷入絕境。然當聽說捉拿自己的是御史朱解時,頓然又絕處逢生。伸與縮,交錯進行,形成情節的張弛頓挫之勢。
  總之,唐代俗講開了后世通俗藝術重視漢初歷史題材的先河,在藝術表現方式上為后世奠定了基礎。
   二、《前漢平話》:沖破了史書的框架
  宋代說話四家之一的講史,與“小說”同樣受到市民的歡迎。在現存的文獻中,雖然沒有關于北宋時期有講說漢代歷史故事的記載,但據當時講史情況推斷,很可能是有的。南宋則肯定有。《夢粱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條云:“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機山、徐宜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
  講史講的是什么?《古杭夢游錄》云:“謂說前代興廢爭戰之事。”可見,不是將一個朝代的歷史從頭至尾的平鋪直權,而是側重于“興廢爭戰之事”,即突出改朝換代的戰爭時期的故事,今存的宋元講史的腳本證實了這一點。
  宋槧的漢史講本沒有留存下來,今日所見最早的是元代至治(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前漢書平話續集》。既曰《續集》,必有正集。鄭振鐸先生推測那部已經佚去的正集,“其敘事當止于項羽被圍于九里山前,四面楚歌,虞姬自殺;羽奮勇突圍而出,走至烏江,終于自刎而死,年三十一歲敘起。”(引自《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四十八章第五節)正集的內容不外乎秦始皇包舉海內后,暴虐無道,建阿房宮、修驪陵、筑長城,使得民眾勞疲不堪,激起民變。楚漢兩支最強大的起義力量誅滅群雄后,又逐鹿中原,最后劉勝楚敗。
  上引的《夢粱錄》已經說明,宋代講史藝人依據《通鑒》來編排漢唐的歷史故事,因此,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對宋代講史的思想內容有決定性的影響。
  但到了元代就不同了,將《前漢書平話續集》比照《資治通鑒》,內容有許多處不同,在講史藝人的思想傾向的指導下,加入了許多觀點鮮明的評論與情節。《前漢書平話續集》共有三卷,別題“呂后斬韓信”。敘述的是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呂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共二十二年間的故事。該書的特點有五個方面:
  一是改史學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為民間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論是《史記》、《漢書》,還是《資治通鑒》,都批評項羽有勇無謀,不能夠用群策群力,又不仁不義,背約不王沛公于關中,殺懷王等等,說他的失敗咎由自取,非客觀的原因。而評話藝人卻對項羽寄予了極大的同情與贊美,開卷不久,即頌揚其“八德”。普通民眾,不喜歡擺架子、用心算計人的劉邦,而喜歡魯莽但勇敢,無謀卻襟懷坦白的項羽。流傳至今的楚漢相爭的民間傳說仍然表明了老百姓的這一態度,戲曲《霸王別姬》在舞臺上久演不衰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他戰敗的深深同情。
  二是在鮮明的思想傾向性指導下,對歷史的史實作了一些變動。平話藝人對劉邦、呂后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他們不行仁義,忘恩負德,心胸狹窄。如韓信之死。歷史上的韓信確有謀反之心,陳xī@⑥的叛變實際上是他鼓動的。劉邦帶領大軍擊xī@⑥時,韓信不但不隨軍出征,反而在暗地里與陳xī@⑥往來,并且準備“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后因其舍人告密,呂后才與蕭何設計賺韓信入宮,捕殺之。可見,陳xī@⑥之反,謀實出于韓信。即使如此,若沒有欲襲皇后、太子的叛逆行為,還不致于死于呂后之手。
  然《平話》對韓信充滿了同情,將史實作了大量削改。《平話》寫道:當高祖因韓信藏匿鐘離昧而欲捕系信時,有人報知韓信,建議韓信造反。韓信卻說“吾豈不自知,漢王不負我,我豈能負漢乎?”剝奪了軍權,又降王爵為侯爵之后,韓信仍無謀反之心。陳xī@⑥造訪時,是陳xī@⑥首先想到:“吾若退迄番軍,有多少勛業?想楚王有十大滅楚功名,坐家致仕。”當陳xī@⑥說這些鳴不平的話時,韓信還阻止道:“陳xī@⑥休說!”臨別時,又是陳xī@⑥提出:“xī@⑥就與雁門立業,謀奪劉氏江山。”xī@⑥造反是主動的,與信無關系。《平話》又敘述道:“呂后送高皇回來,常思斬韓信之計,中無方便,若高皇征陳xī@⑥回來,必見某過也。呂后終日不悅。”很清楚,斬韓信是呂后既定計劃,不論他謀反與否,皆會殺之。
  由這樣的內容安排來看,藝人們為了塑造出自己喜歡的歷形人物的光輝形象,不惜改變史實。
  三是在史實之外,補充了大量的生活化或神怪性的情節。平話畢竟不是歷史書。如若沒有曲折有趣的故事穿插其中,就不可能吸引聽眾,藝人也不可能獲得一定的經濟效益。于是,藝人發揮了想象力,虛構了許多史實之外的故事,使得平話內容飽滿,富有情趣。如韓信死后,劉邦捕獲蒯通,通能言善辯,不但免于烹刑,竟得“賜金千兩,絹帛一千匹”,“授燕京通判”。然赴任不久,楚國驍將夏廣闖到他家,拔劍責問道:“本主已死,爾卻論功受賞,我特來取你,何計與主公報仇?”蒯通的媽媽勸子不要參與謀反,通不聽,母撞壁而死。后蒯通來到楚國,與孫安等發兵攻漢。敗后,孫安等紛紛自刎而死。蒯通則取六人首級,進獻高祖,復歸舊職。這些情節遠離歷史的真實與生活的真實,反映出藝人毫無政治生活經驗。但是,它們對于市井聽眾來說,卻是有相當趣味的。
  神異性的內容在平話中比比皆是。梁王彭越被斬后,“西京人民盡皆言高祖無道,怒氣沖天,忽降血雨三日,田禾皆死。”梁王死后,肉被烹為羹湯,送與英布,英布正在江中放船,當得知羹為梁王肉時,“急將手指于口內探出食物,吐之江中,盡化為螃蟹”。這樣的神異性內容,出自民間藝人的口吻,與歷史的內容并無格格不入之處,相反,在信鬼神的聽眾看來,妥貼至極,在他們認為,這樣的英雄豪杰應該有著不同于凡人之處。
  四是注重心理描寫。史書很少有心理描寫,冷峻,平淡,客觀,是史學家追求的效果,而小說則需要形象、立體,內容富有激情。因此,小說家會調動多種手法來達到這樣的效果。其中,心理描寫是一常用手法。有的地方心理描寫還很豐富,把人物的內心深處的想法全部呈現了出來,如陳xī@⑥造反的消息傳來后:
  韓信坐家作念:高皇爾乃徐州豐沛人也,畝隴生計,好酒及色。少為亭長,……奉信一人之德,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赦燕收趙,涉西河,虜魏豹……早知你有始無終,且不如楚項羽前提牌執戟,浸圖五載,創的大功,卻坐家致仕。……
  五是對一些史實發揮其想象力,再現當時的畫面。或根據史實的情理,構造出使史實具體化的情節。如寫陳xī@⑥與漢軍決戰的場面,極力鋪張渲染,開了后世小說兩軍對陣之先河,比起干巴巴的史書記載,無疑更具可感性與趣味性。這樣豐富的敘述,將聽眾帶到了馬嘶人吼、刀光劍影的戰場,人們仿佛來到了遙遠的漢初,涌動著滿腔的熱情經歷著歷史的重演,而不再象讀史書那樣始終作為一個旁觀者而冷靜的思索,產生不了沉浸于歷史之中的快感。
  又如逮捕蒯通,《資治通鑒》卷十二云:“上還衡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乃詔齊捕蒯徹”,如何捕獲的?蒯徹作何反應?都沒有說。平話藝人據此史實卻構造出一個花團錦簇的文字來。說漢高祖派隨何到燕京,燕王差人帶隨何至柳管村。蒯徹見到隨何后,裝瘋賣傻,用磚瓦打隨何,口中或念兵書,或笑,后聽說韓信被斬,極度痛苦中露了餡。史實未必如此,但也有可能如此,然不論是真還是假,這樣的敘述使模糊的歷史具有了可感性。
  平話藝人突破歷史框架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治通鑒》等史書對人物的評價,不符合民間的道德標準。即如對韓信、英布、彭越三個人物的評價,司馬光是相當低調的,他對劉邦與韓信的關系論說道:“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后漢追楚至固陵,與信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以繳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意為韓信懷功利之心,驕功矜能,他的被殺,在某種意義上,咎由自取。然民眾認為,作為人,應該知恩圖報,韓信為高祖定三秦,攻克魏、代、趙、齊,最后逼殺項羽于垓下。漢高祖能夠得天下,主要是韓信之功。然而,高祖卻在坐上了帝位之后,先奪了信的齊王之印,改封楚王,又以韓信私藏鐘離末為借口,拘捕韓信,削去兵權,剝王爵為侯爵,這種種做法,實是忘恩負義的行為。于是,民間藝人對漢高祖大張伐撻,將同情全部傾注在韓信身上,甚至有意地改動歷史,將韓信因不滿高祖而慫恿人造反的事實亦掩去不提。
   三、元代戲曲: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楚漢相爭的歷史題材的戲劇劇目,在戲曲剛剛興起的宋雜劇、金院本中就有了一定的數量。宋雜劇有《霸王中和樂》、《霸王劍器》、《諸宮調霸王》及《入廟霸王兒》。金院本有《范增霸王》、《悲怨霸王》、《散楚霸王》、《三官霸王》等等。可惜劇本皆已不存,我們不知這些雜劇、院本的內容有哪些。宋元南戲中的漢初故事戲劇也占有相當大的份量,然也都佚失,留存至今天的不過是四種元雜劇劇本,它們分別是《張子房圮橋進履》、《蕭何月下追韓信》、《漢高祖濯足氣英布》、《隨何賺風魔蒯通》。
  許多劇本雖然只留存一些劇目名稱,但我們由這些劇名能夠大概地了解到宋元時期民眾對漢初歷史故事的興趣點與他們對歷史人物的褒貶態度。在36個宋元南戲與元雜劇中,寫漢高祖發跡變泰的有6個,寫韓信從乞丐到將軍,再到被殺故事的有13個,寫呂后篡權奪國,殺死大臣故事的有7個。三個人物的故事就幾占四分之三。劇本雖然出于書會才人之手,由藝人搬到舞臺上,但它們反映了民間的思想傾向與審美情趣。漢高祖劉邦、韓信出身低微,卻在天下大亂中,乘時而起,一做了皇帝,一做了大元師。這在民間,尤其是在經濟蕭條,生活極度貧困的元代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極令人羨慕的,他們覺得自己現在的處境與未發跡的劉邦、韓信一樣,他們多么希望自己窮困不堪、受人凌辱的狀況也能象劉、韓那樣,得到徹底的改變,在命運之光的照耀下,也一樣的出人頭地,出將入相。他們把興趣點放在這兩個人身上,無疑表現了他們心底的渴望,或者說從劉、韓二人命運的變化上,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寫韓信被殺與呂后篡權,實際上是對痛苦時代的一種評價。宋元時代,漢族人飽受外民族侵略、奴役,其根本原因,是宋代的求和派打擊抗戰派,抗戰將領岳飛被殺就是最突出的典型。正是由于岳飛等人被殺被打擊,使我們淪陷的河山不能光復,國力一天天萎弱,最后全民族都做了亡國奴。民眾痛定思痛,惋惜良將被殺,而對殺死良將者則充滿了憤慨之情。于是,表現韓信被呂后冤殺的劇目《呂太后@⑦韓信》、《呂太后使計斬韓信》等便被大量地搬到了舞臺上。
  今存之四部劇本,讓我們看到了時代在漢初歷史上深深的烙印,看到了元代知識分子渴望張揚才能的心態。
  在元代社會里,蒙古統治者對文人極為不重視,不同職業的人因其政治、經濟地位的差別而在客觀上被分成了十等。儒的地位僅比乞丐高一等,《鄭所南集》與謝枋得的《疊山集》二書都有這方面的記載。在歷史上,人們一向對讀書人都是很尊重的,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俗語。可是在元代,卻如此地作踐他們。不實施科舉制度,杜絕了他們的進身之階;讓他們斯文掃地,無任何體面可言。在這樣的境遇下,知識分子心理極度不平衡,他們為自己受到統治階級不公正的待遇而氣憤,為沒有遇到識馬的伯樂而抱憾,他們渴望滿腹的才華有顯露的機會。當然,有時也因命運不濟到了絕望的程度,故意用想象中的超脫紅塵的情景來獲得自慰。
  英布勇猛無敵,又兵多將廣,然叛楚降漢后,劉邦不但不出寨迎接,好生款待,竟然坐在床上,讓兩個宮女洗腳。(《漢高皇濯足氣英布》)韓信雖然熟讀萬卷兵書,能將百萬之眾,卻在投戎之后好長時間內無人賞識。楚國不委以重任,劉邦鄙其出身,使得韓信仰天長嘆:“尋思我枉把孫吳韜略學,天讓我不發跡直等到老。一回家怨天公直恁困英豪,嘆良金美玉何人曉,恨高山流水知音少。”(《蕭何月下追韓信》第一折)不論是英布,還是韓信,其形象中都有元代窮途末路的知識分子的影子,雜劇中的有些唱詞實在是元代讀書人才有的口吻:“我若生在春秋那時,英雄志登時宣召,憑著滿腹才調,非咱心傲。論勇啊,那里說卞莊強;論武啊,也不數廉頗會;論文啊,怎肯讓子產高;論智啊,我敢和伍子胥臨潼斗寶。”(同上)這分明是借他人之酒杯以澆胸中之塊壘。
  書會才人對楚漢相爭中出身低微者與知識分子的作用常常大肆渲染。韓信一旦拜了元帥后,南征北戰,無敵不克,最后兵圍項王于垓下,逼使他別姬自刎。與霸王決戰前的布署,可謂舉重若輕,指揮鎮定,“臣教子房散了楚軍,周勃領著漢兵,臣教酈商引鐵騎八方四面相隨趁,臣教王陵作先鋒九里山前明排著陣,臣教灌嬰圍合后十面埋伏暗擺著軍,……”。不僅韓信是這樣,張良、蒯通、隨何莫不是才高八斗。張良不僅能“運籌于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還敢于深入虎穴,孤身到西洛,里應外合,活捉了申陽、陸賈。雜劇作家表現歷史人物過人的聰明才智,實際上,是在曲折地夸耀自己的本領,以達到頌揚為這一時代輕視的知識分子。
  在現實中無法得到的地位與榮耀,雜劇作家便通過構造歷史人物的美好結局來得到補償。因此,在現存的這四部劇中,所歌頌的人物在劇末都有美好的結局。自然,這些榮譽與地位對于元代知識分子來說,僅是瑰麗的夢而已。
  漢初的歷史劇打上了元代印記,還表現在有些劇本中流露了退出紅塵的思想。元代的知識分子不能入仕,終生窮蹙自不必說,就是躋身于官宦行列者,也常有“道不行”的痛苦。現實,沒有出路,然而又不能擺脫;未來,更無法把握,卻又難以釋然。所以,他們在對功名的向往中,又因現實和理想都失去了光彩,而有時會生出許多絕望的情緒來。于是,說出一些看破紅塵的話,認為功名利祿,只不過是天上浮云;拜將封侯之人,到頭來也不過一póu@⑧黃土。在《隨何賺風魔蒯通》劇中,劇作者借張良的口表達了一代知識分子心中的情緒:“我從今見盈虛,識乘除,總不如隱山林,棄鐘鼎,倒可也無榮辱。早拜辭龍樓鳳閣,只守著我這蝸廬。我甘心兒追四皓,回首也嘆三閭。”(第一折)當然,這種情緒只是無路出仕的憤激的表現罷了。如果有象蕭何那樣的熱心舉薦者,自己也決不會退避三舍,或雖然受到象英布那樣的凌辱,但一旦受到皇恩的澤被,也一樣的執笏于階下。
  從情節與人物性格的角度來觀照,這幾部漢初故事劇,都沒有多少值得肯定之處。在情節內容上,或許是出于戲曲抒情性與滑稽風格的需要,所有劇的內容更象“戲”,而不象生活。如《賺蒯通》,韓信不聽蒯通勸阻,堅持入朝,蒯通便當著韓信的面化紙錢,奠水飯,以此送行。如此戲弄王侯,在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再說人物,無論是張良、蕭何,還是韓信、英布,形象皆顯得蒼白無力。英布在投降劉漢的過程中,如同木偶,聽從隨何的任意擺布。劉邦濯足見他時,他居然會絕望得要自殺。這無疑不是生活中叱咤風云的將軍,而是作者頭腦中臆造的庸人。可以這樣說,元雜劇中的漢初歷史劇,就故事的藝術性來說,在整個漢初歷史故事的演化中,少有裨益。
   四、《西漢演義》:歷史小說的精品
  明代后期,書林中不斷有人編印兩漢的演義小說,然其內容與藝術皆成就不高。到了萬歷四十年(1612),鐘山居士甄偉編印了他的作品《西漢通俗演義》,其編印的緣由在書序中作了詳細的介紹,序云:
  閑居無聊,偶閱《西漢》卷,見其間多牽強附會,支離鄙俚,未足以發明楚漢故事,遂因略以致詳,考史以廣義;越歲,編次成書。言雖俗而不失其正,義雖淺而不乖于理。詔表辭賦,模仿漢作;詩文論斷,隨題取義。使劉項之強弱,楚漢之興亡,一展卷而盡在目中。此通俗演義所由作也。
  然考察其作品,其成就遠不止發明楚漢故事,揭示史書所蘊之意,以及替古人作詔表奏章等等,思想之博大深刻,技巧之嫻熟新奇,語言之流利典雅,在古代之演義小說中,實屬上乘之作。具體的說,其特點有三個方面:
  (一)、作者以冷峻的歷史眼光,審視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歷史生活本來和現實生活一樣豐富復雜、多彩多姿。歷史人物本來也和現時的你我他一樣,充滿了精神的與物質的欲望,與種種客觀因素制約著主觀欲望所帶來的困惑與苦惱。然而,當歷史遠去時,留給人們的卻僅是幾件驚天動地磨滅不了的大事件,歷史人物也只剩下了平面單一的性格特征。而一些演義小說的作者,步趨于史書之后,僅是按史來復述情節,和按照史書對歷史人物個性的勾勒,來描畫人物形象,成了史書的“描紅”。而且,他們在編寫時,還喜歡用簡單的愛憎態度給故事與人物涂上標志性的色彩。結果,歷史生活、歷史人物都失去了它們應有的豐富性與客觀性。《西漢演義》的作者甄偉不是這樣,他用不帶傾向性的平正的眼光,冷峻地審視每一個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通過他的描繪,盡力使歷史生活與歷史人物還原為原生的狀態,讓讀者各自通過他所描繪的歷史畫卷作出見仁見智的判斷。
  劉邦曾三次削去韓信的兵權,后世許多人站在韓信一邊,認為劉邦精于權術,對韓信只是利用,而不信任。然甄偉的看法不是這樣,雖然他對韓信卓越的軍事才能常有溢美之辭,對劉邦善用權術待人也常有批評,但他不用線型的思維方法作簡略的歸納,而是尋繹其中的邏輯關系。劉邦陣營中功高權重者并非僅是韓信一人,文臣中有蕭何、張良、陳平等等,武將中還有樊噲、王陵、夏侯嬰等等,為什么劉邦獨對韓信懷疑與忌恨呢?作者雖然沒有明說,但細讀了有關故事后,就會發現他用形象的手法對其中的原因作了揭示:劉邦固然心胸狹窄,但韓信本身也有可議之處。韓信的叛楚投漢,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投機,他的心中并無除暴安民、建立統一大業的理想,他依附劉邦,也決非受劉邦人格力量的感召,他的目的僅是在秦末大亂的時代舞臺上,發揮自己的軍事才能,建立不朽的功勛,改變沒落的貴族家庭地位與受胯下之辱的個人處境,若項羽能夠重用他,也筑壇拜將,他決不會再跋山涉水到漢中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打下了三秦之后,劉邦的兵馬達到了五六十萬之眾,這時劉邦提出乘勝進兵,與楚決戰的方針,韓信未予響應,倒建議休整兵馬。于是,劉邦削其兵權,改拜魏王豹為大將,與項羽大戰。結果,漢兵折損三十余萬,睢水為之不流。有人據此戰役的結果來證明韓信不出兵的策略是正確的,進而得出韓信不乘勝進兵與個人動機毫無關系。這種依據不足為憑,說明不了問題,因為指揮者畢竟不是韓信,而是言過其實、眾將不服的魏王豹。在小說作者看來,韓信停兵不發,當是對漢王未封賞而生有怨意。在他被拜將之時,就曾向劉邦作了按功封賞的暗示,他在劉邦面前批評項羽道:“見人慈愛恭敬,言語嘔嘔,人有疾病,輒涕泣分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wán@⑨劉敝,忍不能予。”而他的攻克三秦之戰,奠定了滅楚的基礎,劉邦卻只字不提封爵之事,豈不比項羽更甚。
  “馳趙壁奪印”,是削奪兵權的第二幕戲。明的理由是“營陣欠嚴,關防不密”,實為劉邦兵困滎陽,韓信卻不發一兵援救。其不救的原因,是韓信虜魏王,擒夏悅,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名聞海內,威振天下,卻又不得封賞,豈又能不怨?就劉邦而言,明知韓信南征北戰之目的在于封爵,卻又吝嗇不給,使其生怨。知其有怨,懼其生變,于是削其兵權。之后,韓信功勛累積,卻無寸累之封,他實在等不及了,便在下齊之后,請賜以假王之號。劉邦雖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之下,封他為齊王,但他對韓信的疑忌更加重了。于是,在全國一統之后,劉邦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改封韓信為楚王,將他與軍隊徹底分離。
  由上述可見,小說作者在敘述歷史事件與描寫人物形象時,沒有帶著同情或批判的態度,使小說的內容充斥著主觀的歷史見解,而是盡可能地再現歷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揭示事件之間的內部的邏輯關系。
  (二)、探索出政治集團興盛衰亡的原因,具有警世的作用。楚漢相爭,初始時楚強漢弱,最終卻漢勝楚亡。作者將他探索到的原因用不經意的手法隱含在故事的敘述中,其原因約有三點:
  一是劉邦寬厚待人,而項羽殺戮無度。小說寫劉邦每至一地,總是告誡部屬,要安撫百姓,不妄取民間一物。對于投降者,賜予爵祿;對于被虜者,大多不殺。入咸陽后,秋毫不傷,市肆不移,封府庫,鎖宮門,還屯灞上,與諸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罪量情輕重處之,悉除去秦苛法。”故而,對于百姓來說,如日照陰霾,旱逢甘霖。項羽就不是這樣了,入咸陽前后,坑秦降卒,殺死子嬰,掘盜皇陵,燒毀阿房,徙殺懷王。更令人發指的是,為逼迫王陵投降,竟押陵母為人質,架劍于頸,百般折磨,逼使陵母自殺。
  不過,若僅是這樣的對比描述,也并不比其它歷史小說高明。小說家不動聲色地使讀者領會到:無論是劉邦還是項羽,其做法并無本質上的差異,都是為了取得政權。前者是收買人心,后者是懾服人心。但客觀上,作為一種手段的廣行仁義,對老百姓還是有好處的。故而,得到了群眾的擁護,使形勢發生了由弱轉強的變化。
  二是劉邦廣攬人才,又善于駕馭人才,而項羽輕視人才,且嫉才疑才。酈食其是一無名書生,只因有人推薦,劉邦便力致于麾下;張良有經天緯地之才,他就設計從韓國借出,拜為軍師;對于韓信,雖然起初也嫌其出身寒微,及一旦確認他有扶漢滅楚之帥才后,便齋戒三日,筑壇拜將;陳平投降之后,因受賄而受到眾將的非議,劉邦了解了情況后,非但沒有逐出,反而更加寵用。由于廣攬人才的態度,使得項羽陣營中的許多人都倒戈而降。劉邦不光招攬人才,還能夠充分發揮人才的聰明才智。運籌謀劃之時,采納文士意見:攻城略地,則放手讓將軍行事。而項羽則不是這樣了,他自認為自己力能扛鼎,無敵于天下,目空一切,烹殺韓生,堵塞了進賢之路;逐走亞父,失去了運籌謀劃之人。
  三是劉邦權力高度集中,而項羽權力則過度分散。項羽自封為霸王后,分封了許多諸侯。這些人各有軍隊,各自為政。項羽的國家實質上是一種邦聯制的結構松散的封建國家。一旦有事,形不成一種強大的軍事力量,結果,被劉邦各個擊破。劉邦則不同,兵出漢中之后,他將各種武裝力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將軍稍有尾大不掉的跡象,即削其兵權。
  (三)、用時間作為故事敘述的線索,突出重大的歷史事件,使得事多而不蕪,人眾而不雜,形成一種嚴謹的結構。如卷三第二十七至二十九回,寫張良在楚營中發現了帥才韓信,力勸他叛楚歸漢。到了第三十回以后,則轉到敘述韓信逃出楚營,跋山涉水往漢中及蕭何舉薦他做大將軍的故事了,張良游說諸侯叛楚的事則置于幕臺。這以后,政治舞臺上最風流的人物應數韓信,于是,就讓他盡情地演出一幕幕氣壯山河的英雄劇。待一個段落結束后,又演述張良調陸賈、賺申陽、降魏豹的故事,韓信則暫時隱入了幕后……。就這樣,一個又一個故事,一個又一個人物,按照時間先后的順序,或間隔,或交叉,組合成了風云激蕩的時代畫卷。
  又,書中的每一個故事,都有起承轉合的結構。如韓信拜將的故事,張良勸其投漢為“起”,韓信過關斬將,走陳倉,殺樵夫為“承”,劉邦嫌其出身寒微,不加重用為“轉”,后蕭何追韓信,筑壇拜將為“合”。每一個故事因其結構完整,故而都是獨立的單元,這樣做的效果是,每一個歷史故事都能在讀者的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漢初歷史經小說、戲曲的演化,逐步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內容由簡單變得豐富,形式由粗樸變得精湛,人物性格則由單一變得復雜。而這樣的變化與我們通俗文學藝術水平的發展是相一致的。甄偉的《西漢演義》,應該說是這一歷史題材創作的最高峰,它的成功,毫無疑問,是建立在眾多歷史演義小說家藝術探索的基礎之上的。
   作者單位:江蘇教育學院 責任編輯:張蕊青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酉加甫
   @②原定亥加欠
   @③原字束加力
   @④原字氵加是
   @⑤原字艸加雉
   @⑥原字豕右加希
   @⑦原字扌加朵
   @⑧原字扌加不
   @⑨原字元加刂
  
  
  
明清小說研究南京97-10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朱恒夫19971997 作者:明清小說研究南京97-10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朱恒夫19971997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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