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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
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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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本文所說的“漢文學史”,指的是以漢字撰寫文學的歷史,也就是歷史上漢文化圈地區的文學史,除了中國,其范圍還包括當時的朝鮮、日本、琉球、越南等國家和地區。突破國家和地區的限制,以更為廣闊的眼光來審視漢文化的發展和變遷,是近年來學術界不斷呼吁的課題。這將在我們面前拓開一個全新的視野,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即試圖以漢文學整體為背景,討論其在不同地區勢力消長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  
  從整體上研究漢文學史,人們首先會注意到中國文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文學之間的關系,但同時也應注意周邊不同國家和地區文學之間的關系,并進而審視漢文學在相同或不同時空間的展開。一般而言,周邊國家對中國文學的普遍認同是其常態,但周邊國家之間對彼此文學的看法就不能一概而論。同時,這種看法的改變也會對中國文學的評價產生連鎖反應。
  漢文化圈范圍內的文學交流,可謂由來已久。唐代詩人與在華外國人士多有詩文贈答,這早已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而此下的使臣往來,每多唱酬,也是史不絕書。宋代有《高麗詩》、《西上雜詠》,乃高麗使臣與宋代君臣的唱和詩。至明代使臣出使朝鮮,形成“詩賦外交”,而有《皇華集》之編印。至于在周邊國家之間,雖有語言障礙,卻不妨詩文酬答。麗末鮮初的權近(1352—1409)在《送日本釋大有還國》中云:“情懷每向詩篇寫,言語須憑象譯通。”(《陽村集》卷二)江戶時代石川貞《呈朝鮮國副使書記元玄川》云:“不愁相值方言異,清興熟時揮彩毫。”(《星槎余響》卷上)即指出漢詩對于各自語言的超越。特別是明代《皇華集》的編印與流傳,形成了漢文化地區外交場合中的典范,已不限于中國使臣之出使外邦。正如中村榮孝指出:“在外交場合以漢詩唱酬筆談,乃中國文化圈的同文諸國間習慣化的國際禮儀。”①而朝鮮通信使與日本文人間的唱酬,其淵源雖可遠溯春秋列國之賦詩言志,但其心中的樣板則是《皇華集》。
  朝鮮王朝建立以后,以“事大交鄰”為基本國策,其原則是事大以精誠,交鄰以信義,所以向明、清王朝派遣朝天使或燕行使,而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所謂“通信”,一指傳通音信,一指敦睦信義。“通信使”原是朝鮮王朝派往日本使臣的稱呼之一,前后多有變化。自仁祖十三年(1635)以后恢復此稱,遂成定名。在德川幕府時代,朝鮮從宣祖四十年(1607)到純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十二次外交使團,學術界也往往統稱為“通信使”。關于朝鮮通信使及其與日本文人的唱和筆談,韓國和日本學術界已經有了一些先行研究,為后人的繼續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朝鮮通信使團是一個龐大的組成,人數一般在四百多。主要人員有正使、副使、從事官(原名書狀官,以上總稱三使)、制述官(原名讀祝官)、書記、寫字官、畫員、醫員以及軍官、譯官等。而負責文字應酬的主要是制述官和書記(共三名)。申維翰(1681—1752)《海槎東游錄》卷一云:“倭人文字之癖,晚近益盛,艷慕成風。呼以學士大人,乞詩求文,填街塞門。所以接應彼人言語,宣耀我國文華者,必責于制述官。是其事繁而責大。”(《青泉集續集》卷三)因此朝鮮方面每次都會派出富有倚馬之才的文士担當此任。此外,三使書記的人選也同樣須是文采斐然。而日本方面也會派出一些文學之士來接應,在彼此唱和之間,展示本國的漢文化水平,同時也在較量高低。所以,雖然出席的人數或有多少,卻足以充當國家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唱和雙方內心對彼此文學的評價,也就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對兩國文學水平的評價,其變化也就透露出文學風氣的轉移和創作水平的升降。
  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通過甲申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朝鮮英祖四十年,日本寶歷十四年、明和元年)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筆談活動,考察其在漢文學史上的意義。從漢文學史的發展來看,這一年的唱和筆談具有歷史性的轉折,似為前賢所忽略,有待發覆闡微。
  二 甲申行唱酬筆談之特征
  此行朝鮮通信使以趙J2S424.jpg(1719—1777,號濟谷)為正使,李仁培(號吉庵)為副使,金相翊(號弦庵)為從事官。掌管文事的有制述官南玉(號秋月),書記成大中(1732—1812,號龍淵)、元重舉(1719—1790,號玄川)、金仁謙(1707—1772,號退石)。他們于英祖三十九年癸未(1763)十月初六離開釜山,至次年甲申(1764)正月二十日抵達大坂城,二月十六日入江戶(今東京),三月十一日自江戶返程,四月初五回到大坂城,五月初六離開大坂,六月二十二日回到釜山。此行文獻眾多,正使趙J2S424.jpg有《海槎日記》,制述官南玉有《日觀記》,正使書記成大中有《日本錄》,副使書記元重舉有《乘槎錄》、《和國志》,從事官書記金仁謙有《日東壯游歌》(諺文),譯官吳大齡有《癸未使行日記》,軍官閔惠洙有《槎錄》等。從唱和筆談來看,此行之特點首先在于參與的人數和唱酬筆談的數量都頗為驚人,因此遺留下的文獻也很多。
  元重舉《書那波孝卿東游卷后》云:“筑之東,武之西,三四月之間,揖讓一千余人,酬唱二千余篇。”②壹岐島在筑前之東,江戶在武藏之西,這概括了朝鮮通信使在日路途。而趙J2S424.jpg《海槎日記·筵話》載此行歸國后向國王英祖復命時的對話云:
  上曰:“南玉得名云矣,何者多作乎?”對曰:“四人所作之數略同矣。”上曰:“南玉作幾篇乎?”玉對曰:“作千余首矣。”上曰:“壯矣。汝得彼人詩來乎?”對曰:“彼人先作,然后和之。故彼作果為持來矣。”趙J2S424.jpg曰:“彼人之詩大抵無圓成之篇,無足可觀也。”……上曰:“成大中何如?”對曰:“非常矣。元重舉、金仁謙亦作千余首矣。……”上曰:“南玉比洪世泰、申維翰何如?”對曰:“詩與文皆有所長,而倉促所作,皆能善成矣。”上曰:“彼以謂朝鮮人文武才皆難以云乎哉?”對曰:“然矣。”(《海行總載》四)
  按照這樣推算,制述官加上三書記,在日所作唱酬詩總數約在四千余首。洪世泰(1653—1725)擅長詩筆,器宇軒昂。肅宗八年(1682)以副使稗將的身份赴日,“蠻人持彩箋縑乞求詩墨……公倚馬揮掃,驟若風雨,詩思騰逸,筆亦遒妙,得者皆藏弆以為寶。傾慕喧噪,至戶繪其像焉”(鄭來僑《墓志銘》,《柳下集》附錄),為朝鮮國贏得榮譽。申維翰為肅宗四十五年通信使團制述官,文名甚高,在日本與諸人唱酬,有筆掃千軍之概。著《海游錄》及《海游聞見雜錄》,為人所重。英祖以此二人與南玉相比,亦顯示出對此行“文戰”的關注。而趙J2S424.jpg對日本人詩“大抵無圓成之篇,無足可觀也”的評價,以及對英祖“彼以謂朝鮮人文武才皆難以云乎哉”之問的肯定答復,可能更多是為了投君王之所好,未必是客觀之論。
  通信使此行一路唱和,不僅人員和作品數量眾多,而且也結識了一批日本的英髦之士,南玉、成大中、元重舉等人對之皆印象深刻。瀧長愷《長門癸甲問槎》記錄與南玉的問答云:
  鶴臺:諸君東行浪華、江都及其他處處,藻客髦士抱藝求見者定多矣,才學風流可與語者有幾人乎?
  秋月:江戶諸彥中,井太室、木蓬萊,仆輩尤所拳拳者。……浪華木弘恭之風流,合離之才華,平安那波師曾之博學,釋竺常之雅義,尾張州源正卿之偉才,岡田宜生之詞律,二子之師源云之豐望,皆仆輩所與傾倒。而那波與之同往江都,情好尤密。足下若與從容,當知仆輩此言非阿好之比,幸為致意。③
  大典禪師《萍遇錄》卷下錄成大中《復蕉中禪師》云:
  仆入貴境以來,接韻士文儒多矣,而于筑州得龜井魯,于長門州得瀧彌八,于備前州得井潛,于攝津州得木弘恭、福尚修、合離,于平安城得那波師曾,于尾張得源云、岡田宜生、源正卿,于江戶得澀井平、木貞貫,而最后得蕉中師。
  元重舉《和國志》地卷“詩文之人”條云:
  以今行所見詩文言之,在江戶則柴邦彥文氣頗健,而但其為人清淺諞僻;其次岡明倫也。在名護屋則岡田宜生、源正卿年少夙成,俱受業于源云;云溫厚,有老成之風。西京則岡白駒、播摩清絢、芥煥,號為“西京三杰”,而實不知(案:疑為“如”)其名。大坂則永富鳳似優,而合離次之;木弘恭以詩畫標致,開蒹葭堂,以交四方游學之人,而但地太微、名太盛,恐不能自容也。備前州則井潛、近藤篤,俱以江戶游學,辟為記室。潛贍敏,篤沉靜。長門州則龍長凱、草安世,而凱頗老成,且有人譽;安世稍清秀。筑前州龜井魯,年少有逸才,亦聲名太早,恐不能見容也。……余于唱酬之席,如得可語之人,則輒曰:“天道自北而南久矣,觀貴國人聰明秀敏,此誠文化可興之日。”
  以上舉到的人物,在江戶有澀井平(1720—1788,號太室)、木貞貫(1715—1765,號蓬萊山人)、柴邦彥(1724—1807,號栗山);在浪華有木村弘恭(1736—1802,號蒹葭堂)、合離(1727—1803,號斗南)、福原尚修(1735—1768,號石室)、永富風(1732—1766,號獨嘯庵);在平安有那波師曾(1727—1789,號魯堂)、釋大典(1719—1801,號蕉中)、岡白駒(1692—1767,號龍洲)、清田絢(1719—1785,號儋叟)、芥川煥(1710—1785,號養軒);在尾張有源正卿(1737—1802,號滄洲)、岡田宜生(1737—1799,號新川)、源云(1696—1783,號君山);在筑州有龜井魯(1742—1814,號南溟);在長門有瀧長愷(1709—1773,號鶴臺)、草安世(號大麓);在備前有井上潛(1730—1819,號四明)、近藤篤(號西涯)。從地域來講,他們從東到西,分布在今日的自福岡到東京之間;從年齡來看,多數人在三四十歲,都是當時在儒學和文學上頗有造詣者,多有著述傳世。
  朝鮮通信使對日本文人予以如此大規模的好評,可謂空前。這成為此行唱酬筆談中最突出的特征。即便如正使趙J2S424.jpg對日本的學術和文學頗有苛評,但也還是有這樣的基本認定:
  蓋聞長崎島通船之后,中國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漸趨文翰,比戊辰酬唱頗勝云。戊辰為英祖二十四年(1748),即十六年前。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明確將此行酬唱與上一次作比較,從而得出“頗勝”的結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行通信使對日本詩文的評價,既是一種直接的印象,也是在與以往的對比中得出的。此行出發時,趙J2S424.jpg曾攜帶歷來的使行日記,其《海槎日記》十月初六記載:
  前后信使,毋論使臣員役,多有日記者。洪尚書啟禧廣加搜集,名以《海行總載》,徐副學命膺翻謄之,題以《息波錄》,合為六十一編,以為行中考閱之資。……余固未及詳覽,而概見之。(《海行總載》④四)
  而“行中考閱”諸家日記,也不是正使的專利,他人亦得以瀏覽。例如在成大中的《日本錄》中,既有《青泉海游錄鈔》,包括“文學”、“理學”、“禪家”等條目;《槎上記》又提及仁祖十四年(1636)副使金世濂(東溟)的《海槎錄》。可以確定地說,朝鮮通信使此行對日本詩文的評價與過去迥異,是在對比中產生的。我們不妨也對此略作回顧。
  早期的日本行紀對于其文學皆不著一字,直到宣祖二十三年(1590)副使金誠一(1538—1593)的《海槎錄》卷二《贈寫字官李海龍并序》中,提及宣祖臨行之教曰:“聞倭僧頗識字,琉球使者亦嘗往來云。爾等若與之相值,有唱酬等事,則書法亦不宜示拙也。”于是有寫字官李海龍同行,到日本后大受追捧,“求者云集,館門如市”。金誠一感嘆道:“當初海龍之行也,國人皆以家雞視之,豈料其見貴異邦至于此耶?”這里流露出的當然也是在文化上對日本的藐視。自光海君九年(1617)正使吳允謙的《東槎錄》開始,出現了朝鮮使臣與日本僧人的詩文酬唱紀錄。但朝鮮方面往往流露出不屑之意,有時甚至對日本首唱拒不應和。文人之作,也同樣受到輕視。孝宗六年(1655)從事官南龍翼(1628—1692)《聞見別錄》“文字”條載:
  僧徒外稱為文士者,必刺發,或稱法印,而實非僧人也。所謂行文頗勝,而猶昧蹊徑。詩則尤甚無形,多有強造語。寫字則無非鳥足。皆學《洪武正韻》,而字體輕弱橫斜,不成模樣。畫則最勝,無讓于我國。(《海行總載》三)
  又“人物”條列“古來文士二十人”,自大友皇子至藤斂夫;又列“稱為文士者八人”。林道春是日本太學頭之始,日本人稱許他“最為我國之儒宗也”(石川丈山《與朝鮮國權學士菊軒筆語》,《新編覆醬續集》卷十六),南龍翼與他也有詩歌唱和,而在南氏眼中,林氏詩作亦不過爾爾。在朝鮮通信使臣日記以及各種唱和筆談文獻中,需要厘清官樣文、應酬語和由衷言的區別。比如仁祖十四年(1636)吏文學官權侙(菊軒)與日本詩仙堂主石川丈山(1583—1672)的筆談,權評石川之作“意圓而語新,法古而格清”,許以“貴邦詩家之正宗”,時而說其詩“真與大歷諸家互為頡頏”,時而又推為“日東之李杜”(《與朝鮮國權學士菊軒筆語》),顯然屬于隨口敷衍的恭維之詞。不過,隨著日本詩文水平的提高,即便是才華杰出之士出使日本,也被提醒不可掉以輕心。申維翰于肅宗四十五年(1719)以制述官身份赴日,行前拜訪昆侖居士:
  公時以病閣筆研,出架上《白石詩草》一卷示余曰:“此乃辛卯使臣所得來日東源玙之作也,語多卑弱,差有聲響。君今與此人相對,可以褊師敵之。然余意日東地廣,聞其山水爽麗,必有才高而眼廣者,不與使館酬唱之席,而得君一二文字雌黃之,有如葵丘之盟,不無一二心背者,則是可畏已,君勿謂培J2S425.jpg無松柏而忽之。即千篇萬什,驟如風雨,可使巨鹿諸侯惴恐,不可使一孟獲心服。”(《青泉集續集》卷三)
  申氏此行,雖然也遇二三可其心之人,但對日本文學的總體評價仍然不高,所謂“使之為歌行律語,則平仄多乖,趣味全喪,為我國三尺童子所聞而笑者”;“人人自謂欲學唐音,而無一句畫虎于古人”;“與余對坐酬唱者,率多粗疏遁塞,語無倫序”(《青泉集續集》卷八),等等。即使考慮到申氏的恃才傲物,有時不免有過激之言,但當時日本的詩文在整體上還不能入其眼,恐怕也是事實。可見,甲申年朝鮮通信使對日本詩文現狀的評論,實為一重大轉折。即由此前的基本否定轉變為基本肯定,由此前對個別人的欣賞轉變為對群體的稱贊,由對自身文明程度的驕傲轉變為對自身的反省。當然,從歷時性的角度看,這一重大轉折的發生也是其來有漸的。
  朝鮮學人的印象與日本詩人對詩史的回顧也是可以相互印證的。廣瀨淡窗(1782—1856)在《論詩贈小關長卿中島子玉》中這樣敘述:
  昔當室町氏,禮樂屬禪緇。江都開昭運,數公建堂基。氣初除蔬筍,舌漸滌侏J2S426.jpg。猶是螺蛤味,難比宗廟犧。正、享多大家,森森列鼓旗。優游兩漢域,出入三唐籬。……(《遠思樓詩鈔》卷上)
  可知正德(1711—1716)以前的詩尚有五山僧侶文學之余習,在荻生徂徠(1666—1728)的倡導下,強調古文辭,特別推崇明代的李攀龍,形成“萱園學派”或稱“古文辭學派”,“遂使家有滄溟之集,人抱弇洲之書”(俞樾《東瀛詩選序》)。不僅在詩風上受其影響,文風遂而興盛,而且在“高自夸許”的精神氣度方面也得其仿佛⑤。這在日本文人對朝鮮詩文的評價上也能有所反映。
  概括地說,在甲申年(1764)以前,日本對朝鮮的詩文書畫,皆以一種仰慕的態度追捧之唯恐不及。以近五十年前的申維翰所記為例,其《海游聞見雜錄》卷上《風俗》載:
  日本人求得我國詩文者,勿論貴賤賢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貨之如珠玉。即舁人、廝卒目不知書者,得朝鮮楷草數字,皆以手攢頂而謝。所謂文士,或不遠千里而來待于站館。一宿之間,或費紙數百幅。求詩而不得,則雖半行筆談,珍感無已。蓋其人生長于精華之地,素知文字之可貴。而與中華絕遠,生不見衣冠盛儀,居常仰慕朝鮮。故其大官、貴游則得我人筆語為夸耀之資,書生則為聲名之路,下賤則為觀瞻之地。書贈之后,必押圖章以為真跡。每過名州巨府,應接不暇。(《青泉集續集》卷七)
  這種狀況是舉國皆然,不分貴賤,亦無區域差別,已成為一種“風俗”。他們視朝鮮為“小華”,是先進文明的代表,這在稱呼上也有所反映。朝鮮人語及日本,往往呼“倭”稱“蠻”,而日本人卻以“唐人”尊之。申維翰曾記錄他與雨森東(芳洲)的問答云:
  余又問:“貴國人呼我曰‘唐人’,題我人筆帖曰‘唐人筆跡’,亦何意?”東曰:“國令則使稱客人,或稱朝鮮人。而日本大小民俗,自古謂貴國文物與中華同,故指以唐人,是慕之也。”(《青泉集續集卷八)
  到了甲申年,固然仍有延續以往的情形在,而其變化之處則是驚心動魄的。例如,撰于甲申春三月的山根清《長門癸甲問槎序》云:
  余及覯韓使四修聘也,閱其所唱酬者,辛卯幕中李東郭超乘矣,爾后此行南秋月、成龍淵亦為巨擘焉。然而皆操其土風,蘇、黃末派之雄耳。如夫筆語者,應酬敏捷,頗似得縱橫自由者也。是其生平之所業,習慣如天性,而唯是應務而已,何有文章之可觀。蓋韓土取士之法,一因明制,廷試專用濂、閩之經義,主張性理,以遺禮樂。故文唯主達意,而修辭之道廢矣,宜乎弗能知古文辭之妙,而列作者之林也。此邦昌明敦龐之化,有若物夫子勃興,唱復古之業,五六十年來,多士炳蔚,文者修秦、漢已上,詩亦不下開、天。吾藩之設校也,先得其教者也。觀辛卯以來唱酬集梓行于世可見矣,矧乎此行以鶴臺氏之業蒞焉。與彼曷爭晉、楚之盟,吾小兒輩亦從行,如執旗鼓而周旋,則報淝水之捷,亦何難焉。雖然,韓使修聘,固大賓也……唯恐違國家柔遠人之意也,以故柔其色,孫其言,而不相抗,從容乎揖讓于一堂上,固君子無所爭,亦可以見昌明敦龐之代而已矣。(《古事類苑·外交部》十一《朝鮮四》)
  對朝鮮詩文的如此評論,亦可謂得未曾有。山根清曾四次遇見朝鮮通信使,當為正德元年辛卯(1711)、享保四年己亥(1719)、寬延元年戊辰(1748)和寶歷十四年甲申(亦即明和元年,1764),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這五六十年來的變化,從而得出了一番全新的見解:第一,就歷次朝鮮使臣在唱酬中的表現而言,能夠得到肯定的首推李礥(東郭),其次是南玉(秋月)和成大中(龍淵)。其余皆碌碌輩。而即便如上述三人,也不免“操其土風,蘇、黃末派之雄耳”之譏。第二,朝鮮文人在唱酬筆談間唯一擅長的是“應酬敏捷”,但這主要得之于平日的訓練,“習慣如天性”而已,卻無“文章之可觀”。第三,朝鮮以科舉取士,惟重濂洛性理之學,其文章不識修辭之道,不知古文辭之妙,故其人亦不得“列作者之林”。第四,日本自物徂徠提倡古文辭,人才輩出,文學秦漢,詩效盛唐,在“辛卯以來唱酬集”中已可見日本詩文主盟的地位。第五,因為朝鮮通信使是國家之“大賓”,所以盡管日方在文學上已占有優勢,但也依然要秉承“君子無所爭”之訓。這樣的評論,一改以往之仰慕步趨,完全是足以分庭抗禮甚至是居高臨下的語氣和姿態。然而這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同年五月奧田元繼跋其所輯《兩好余話》云:
  余詳察朝鮮人作為文章,固不為韓、柳、歐、蘇,又不為李、王,實有方土俗習。而一守其師承,不復少變矣。固陋之甚,閱古今筆話可知也。今茲甲申聘使同行四百八十有余人,其中筆翰如流,語言立成,間有奇妙可評者,唯秋月一學士而已,龍淵猶可謂具品也。其他則元、金二書記,良醫(案:指李佐國慕庵)、醫員(案:指南斗旻丹崖、成灝尚庵)之屬,雖稍構短辭作筆語,然遲澀鈍拙,為秋月、龍淵之下遠矣。又云我(案:即李彥瑱)者雜言數條,伊人逸才英發,學士之言固不罔矣。余與夫徒所討論方俗同異或文變詩話,隨得輯錄,尚唱酬之詩若干首,悉具別集。然要之共無用亦無足觀者。唯以異國異音而同文之妙無意不通為奇會,則此冊亦幸不可棄矣。
  奧田元繼是那波師曾的弟弟,《兩好余話》是他在通信使一行從江戶返回到浪華(大坂)時,與南玉、成大中、李彥瑱(1740—1766)等人筆談酬唱的記錄。他的印象是:第一,朝鮮人的文章不學唐宋八大家,也不學李攀龍、王世貞,所以有“方土俗習”。而這些恰恰是當時日本人習文的入門讀物⑥。第二,朝鮮人的文章固陋而缺乏變化。第三,此行文才可稱道者僅南玉和成大中,其他人不免“遲澀鈍拙”。第四,總體而言,這些筆談酬唱“無用亦無足觀者”,僅僅是因為“異國異音而同文之妙無意不通”的“奇會”,此書尚有其存在價值。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山根和奧田的評論也是在歷觀數十年來日鮮雙方唱酬筆談的基礎上提出的,所謂“觀辛卯以來唱酬集梓行于世可見矣”,“閱古今筆話可知也”。日方將與朝鮮使臣的唱酬筆談刊行于世,是在17世紀中葉以后,特別是從天和二年(1682)開始,其刊印者不僅數量多,而且速度快。將這些“文戰”的記錄公之于世,也許隱隱地表達了這樣一番意思,即日本的文學水平與朝鮮已堪對話,并具有應戰乃至分庭抗禮的能力。所以,到甲申年山根和奧田提出上述意見,形成一個大轉折,這也是從自身的不斷進步中獲得的信心。
  日本文壇從正德(1711—1716)、享保(1716—1736)至明和(1764—1772)、安永(1772—1781),大致是在李攀龍、王世貞的詩風籠罩之下。廣瀨淡窗《論詩》指出:
  獨怪正、享時,唐宋分天淵。……卻使王、李舌,謾握生死權。……一詩孕千句,千詩出一肝。(《梅墩詩鈔初編》卷二)
  時人仿效李攀龍,號稱“字字擬唐人,句句同唐人,自以為得唐正鵠”(山田宗俊《作詩志彀序》),而就其本質言,惟模擬是務,所得也僅僅是明詩體格。其風氣之發生根本變化,是在安永末、天明初,由山本北山(1752—1812)振臂一呼,展開對李攀龍及其偽唐詩的追隨者的批判。甲申年恰值寶歷(1751—1764)、明和之際,正是王、李詩風甚囂塵上的時候,日本文人持此為衡,自然就會對朝鮮詩文感到不滿甚至產生輕視。上文所錄山根、奧田的兩段話,無一例外地都批評朝鮮詩文“不為王、李”,“弗能知古文辭之妙”,其背景正在于此。然而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某些先覺者,此時重新提倡宋學,在與朝鮮通信使的唱酬筆談中,又得到了進一步鼓舞。其代表人物就是那波師曾(魯堂)。琴臺東條《先哲叢談后編》卷八“那波魯堂”載:
  明和甲申歲,韓使來聘,魯堂與其學士南秋月唱和賓館。又請阿波侯從其東行,相與到江戶,屢詣旅舍筆語。秋月喜魯堂精于理學,稱為“日東儒學第一人”。魯堂以旅笥中所攜《劍南詩鈔》一帙贈之,秋月固喜陸務觀詩,因賦一律謝之。
  現在保存下來的《韓人筆談》,就是魯堂與南秋月、成龍淵、元玄川等人的筆語記錄,其中頗涉明人詩風和日本當代詩壇。略舉如下:
  詩格
  中華詩格,唐后屢變。明人浮靡,固亦可厭,敝邦人往往有學之者。而中華今復宗香山髯蘇,間取義山西昆用之。余頗愛之。詩唯宜鍛字煉句而后入格而已。其以眼前江頭論之,蓋回護飾陋也。(魯堂)詩論正矣。然徒效西昆,組織纖濃,反失大雅之本意,不如且熟看三唐、草堂,傍取香山、劍南,是近體之指南。(秋月)
  明人詩
  明人詩如大聲而語,此成學士之語。雨芳洲謂,其咀嚼則無味之謂而已。如何?(魯堂)成學士何歲來此?(龍淵)辛卯歲。(魯堂)成嘯軒學士,仆之從祖也。一生用功于詩,其定論仆之家世守之矣。(龍淵)⑦
  朝鮮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朝的詩風,從總體上看是兼采唐音宋調,其標志之一就是正祖親自編纂了杜甫、陸游的詩選(《杜律分韻》、《陸律分韻》、《杜陸千選》)。南玉的一番意見,“熟看三唐、草堂,傍取香山、劍南,是近體之指南”,反映的也是唐宋兼顧的審美思想。至于謂“明人詩如大聲而語”,其實并不是出于己亥歲(1719)副使書記成夢良(嘯軒),而是辛卯歲(1711)制述官李礥(東郭)。成大中對于明人之作無好感,認為其意淺而無味⑧,這個觀念與上述意見還是一致的。元重舉也發表過類似的觀感,他在指出日本文壇多效李、王諸子后云:
  大凡明無文章,又無理學。拋擲明代文章,做文做詩,有何不可哉?(李德懋《觀讀日記》,《青莊館全書》卷六)
  這些人的意見,對于那波魯堂而言,無疑是一個強烈的支撐和鼓舞,從而更加堅定其信念。在《問槎余響序》中,他把這一點表現得透徹淋漓:
  歲甲申有韓國聘使……其為詩也,翻窠換臼,不剿不襲;橫心所出,筆受腕運;變態觸發,唯其所適。……嗚虖!世方貴嘉、隆之偽體,乞腐嚇鼠,爛熟溢目。余所以特喜諸學士者,以其新也。……蓋詩新者,歲月之后,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稿,墨斗而煙,無論工不工,即使人思其笑語,思其志意。腐則才離筆研,即已陳茤,將從何處尋其生靈耶?詩道貴新賤腐,為此也。
  將當時日本詩壇的模擬之作斥為“偽體”,顯然是后來“偽唐詩”說的先驅。魯堂當時“專唱性理說,以排擊古學以(為)己任,遂以是名于當世”(《先哲叢談后編》卷八)。所以,從日本漢文學史的發展來看,此后二十年山本北山等人對追隨李攀龍之詩風的批判,導致天明朝以下的文學風尚轉向宋詩,其淵源實可推溯至甲申年那波師曾等人與朝鮮通信使的唱酬筆談。此亦常為文學史家所忽略,故揭示于此。
  文明的進步往往是整體性的,甲申朝鮮通信使不僅對日本的詩文有高度評價,對其書畫篆刻收藏也投以驚異的目光。如中村三實、平鱗(1732—1796)、木弘恭、福原修等人,都曾為南玉等人篆刻私印。成大中《槎上記》五月十五日載:
  日本人雅善圖章,所謂一刀萬像者名于天下。而今行所見,則三實為最,江戶平鱗、西京長公勛次之,浪華木弘恭、福尚修又其次也。
  又有韓天壽(1727—1795)者,字大年,多蓄中國古碑法書,名其齋曰“醉晉齋”。此外,如木弘恭之藏書,平鱗之蓄金石,收藏之富之精,皆引起朝鮮通信使的驚詫。而平鱗所贈《嶧山碑》拓本,由成大中攜歸朝鮮,后為金正喜(1786—1856)所得,復以之贈送給翁方綱,翁為賦長詩《秦嶧山碑舊本》,成為東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⑨。
  總之,甲申年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筆談具有明顯的特征,雙方對彼此文學的評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數十年來的總體趨勢上看,這一變化是在朝鮮方面對日本詩文水平的逐步肯定,以及日本方面對本國漢學日益提高之自覺的雙重作用下產生的結果,從而使得1764年成為漢文學史上富有重大意義的歷史關捩。
  三甲申行在朝鮮文壇之反響
  成大中、元重舉等人結束使命,回到朝鮮,此行對日本的印象和觀感尚縈繞心頭,不能自已。元重舉將此行日本人的贈答之作帶回朝鮮,又撰寫了《和國志》及《乘槎錄》二書;成大中則口陳筆撰,稱道日本人及其文學。這直接導致了朝鮮第一部日本詩選的編輯,孕育了朝鮮文壇對日本詩文的第一次高度評價。
  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日本詩選,就是由李書九(1754—1825)、柳得恭(1749—1807)、樸齊家(1750—1805)、李德懋(1741—1793)等人參與編纂的《日東詩選》,又名《蜻蛉國詩選》。據柳得恭《日東詩選序》云:
  日本在東海中,去中國萬里,最近于我。……風俗儇利,多淫技巧匠,而獨不能工詩。歲癸未,前任長興庫奉事元玄川重舉膺是選(案:指書記之職)。……玄川翁雅篤厚,喜談程朱之學,彼中益重之,必稱老先生。其能文之士,率多醫官、釋流,而合離、井潛、那波斯曾、富野義胤、岡田氏兄弟,尤為杰然,皆與之深相交。及其歸后,姜山居士抄其《海航日記》中贈別詩六十七首,名曰《日東詩選》,屬予為之序。其詩高者仿真三唐,下者翱翔王、李,一洗侏J2S426.jpg之音,有足多者。按日本之始通中國,在后漢建武中,而后……輒為中國所擯,絕不與通,文物因之晼晚。編次屬國詩者,置之安南、占城之下,訖不能自奮。比聞長崎海舶往來杭浙,國人稍解藏書,學為書畫,庶幾彬彬焉。三代之時,國小不能自達于上國者,附于大國曰附庸,今以此集流布廣遠,為采風者所取,則我東諸君子之所不敢辭。(《泠齋集》卷七)
  綜合上述言論,乃謂日本自來“獨不能工詩”,近年由于長崎與中國交通,大量書籍傳入,使其國人“解藏書,學為書畫”。元重舉于癸未年(1763)赴日,歸后將日本文人的贈別詩編為二冊,李書九(姜山居士)從中抄出六十七首為《日東詩選》⑩。其詩已非昔日之比,“高者仿真三唐,下者翱翔王、李”。而在柳得恭看來,編纂此書的另一個意義,是要讓中國人了解日本的詩文水平,不再將他們置于安南、占城之下,并以春秋時小國附庸大國以進于上國之例,把這項工作當作朝鮮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可見,《日東詩選》的底本實出于元重舉甲申行所攜歸之贈別詩,參與編選之事者,實不止李書九一人。在李德懋致成大中的信中,就有“昨日柳、樸二寮果來書局,日本人詩略加抄選”(《青莊館全書》卷十六)云云,當指柳得恭和樸齊家。又《清脾錄》卷四《蜻蛉國詩選》云:“柳惠風《巾衍外集》載《蜻蛉國詩選》……余又抄載若干首,摘若干句。”補抄了合離等人的七首詩和守屋元泰等人的六聯句。所以,首部日本詩選的編成,屢經李書九、柳得恭、樸齊家、李德懋之手,而這四人就是朝鮮文學史上所稱的“后四家”,是當時文壇上的杰出代表。
  在柳得恭看來,日本人詩文水平所發生的變化在當時尚未為中國人所知,故編輯屬國之詩,日本往往在安南、占城之下。而他已認識到日本詩文水平的今非昔比,所以在其編纂的當代詩選《并世集》(此書編于正祖二十年丙辰,1796)中,首先錄中國,其次是日本、安南、琉球,根據的就是他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其卷二所收日本詩人及作品如下:
  1.木弘恭《題兼葭堂雅集圖》;2.合離《題蒹葭堂雅集圖》;3.岡田宜生《席止(上)賦贈玄川元公》;4.岡田惟周《奉別元玄川》;5.富野義胤《晚過興津》;6.那波師曾《早行偶興》;7.草安世《懷元玄川》;8.源叔《奉送玄川元公》;9.岡明倫《奉送玄川元公》;10.田吉記《送別玄川詞伯》
  以上十首詩來源有三,其一是《日東詩選》(亦即《蜻蛉國詩選》),分別是3、8、9、10,其二是李德懋補抄《蜻蛉國詩選》,分別是4、5、6、7,其三是成大中所攜歸的《蒹葭雅集圖》,分別是1、2。柳得恭在木弘恭(世肅)名下有一段附記云:
  世肅構蒹葭堂于浪華之渚,貯圖史,與越后片猷字孝秩、平安那波斯曾字孝卿、合離字麗玉、浪華福常修字承明、岡元鳳字公翼、葛張字子琴、淡海僧竺常、伊勢僧凈王相唱酬。甲申通信,時成龍淵舟過浪華,世肅見之托契,臨別寫《蒹葭雅集圖》以贈之,筆意淡沲,學元人。(《并世集》卷二)
  《并世集》所選兩首與蒹葭堂有關的詩,當是直接從該圖中抄錄下來。可知此書的日本部分,凝聚著柳得恭等人文學團體的意見,也都與成大中、元重舉的甲申之行有關。
  成大中對其在日本所獲之《蒹葭雅集圖》是頗為珍視的,《青城集》中有《詠蒹葭雅集圖》詩。這種珍視不僅在于書畫本身的價值,而且還蘊含著兩國文人之間的友誼。李德懋《耳目口心書》四載:
  木弘恭字世肅,日本大坂賈人也,家住浪華江上,賣酒致產,日招佳客賦詩。購書三萬卷,一歲所費數千余金。以故自筑縣至江戶數千余里,士無賢不肖,皆稱世肅。又附商舶得中華士子詩數篇,以懸其楣。構蒹葭堂于江濱,與竺常、凈王、合離、福尚修、葛張、罡元鳳、片猷之徒作雅集于堂上。甲申歲,成大中士執之入日本也,請世肅作雅集圖,世肅手寫,諸人皆以詩書軸,竺常作序以予之。竺常,釋也,深曉典故,性又深沉,有古人風。凈王,常徒也,清楚可愛。合離亦奇才。(《青莊館全書》卷五十二)
  又錄竺常之序云:
  乃今會朝鮮諸公之東至也,如世肅者,皆執謁館中,諸公則悅世肅如舊相識。及其將返,龍淵成公請使世肅作《蒹葭雅集圖》,同社者各題其末曰:赍歸以為萬里顏面云爾。嗚呼!成公之心與夫寘身蒹葭之堂者,豈有異哉?則世肅之交一鄉一國以至四海固矣。……余也文非其道,然亦辱成公之視猶世肅也,其感于異域萬里之交,不能無郁乎內而著乎外也。(《青莊館全書》卷五十二)
  在元重舉、成大中等人的影響下,李德懋在其詩話隨筆中首次對日本詩文作出較高的評價。
  關于李德懋的日本觀察及評騭,已有學者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11)。本文著重就其對日本詩文的評價繼作探索。
  李德懋本人并未去過日本,他對于日本文學的印象受到元重舉、成大中的很大影響。就其與元重舉的關系而言,他們之間屬于姻親,《清脾錄》卷三《功懋詩》云:“(元)若虛名有鎮,玄川之子,余之妹婿也。”(《青莊館全書》卷三十四)故其《挽元玄川》詩云:“赍咨仍痛哭,不獨為姻親。”(《青莊館全書》卷十二)元氏癸未(1763)年赴日本,李德懋以詩相贈。元氏歸國后,他們也常常互相酬唱論詩,其中自然會講到日本詩文。《觀讀日記》甲申(1764)十月癸未載:
  余近與遜庵元丈談文章升降,遜庵曰:“余新游日本來,其文士方力觀《白雪樓》諸子文集,靡然成風,文章往往肖之。大凡明無文章,又無理學,拋擲明代文章,做文做詩,有何不可哉?”(《青莊館全書》卷六)
  李德懋顯然接受了這種觀察,《清脾錄》卷一《日本蘭亭集》云:
  《蘭亭集》,日本人詩也,命詞奇健,骎骎于《雪樓》之余響。……門人杵筑山維熊子祥著《墓志》曰:“……自物夫子倡古文辭,彬彬作者,不可枚舉,而擅詩名于海內者,特先生與南郭服先生二人焉耳。于詩專門,初沿唐人體,后刻意于鱗而能得其體。”……癸未歲,元玄川之入日本也,與彌八筆談,嘗稱博學謹厚,風儀可觀云。(《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二)
  《蘭亭集》作者是高野惟馨,而“《雪樓》之余響”,就是元氏所謂“其文士方力觀《白雪樓》諸子文集”,“文章往往肖之”的意思,實即指明代李攀龍的影響,這與元玄川的意見一脈相承。李有《白雪樓詩集》,《墓志》中說高野“刻意于鱗而能得其體”,也是同樣的意思。又《蒹葭堂》云:
  善乎元玄川之言曰:“日本之人,故多聰明英秀,傾倒心肝,炯照襟懷。詩文筆語,皆可貴而不可棄也。我國之人,夷而忽之,每驟看而好訾毀。”余嘗有感于斯言,而得異國之文字,未嘗不拳拳愛之,不啻如朋友之會心者焉。(《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二)元重舉最為人重視的著作是《和國志》,其中有對日本文學及文人的評論,這些大都被李德懋所接受。例如,《清脾錄》卷二《倭詩之始》多本于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卷十六“藝能篇”與《和國志》(李引作《和國記》)地卷的“文字之始”和“詩文之人”等條。李德懋評論日本早期詩作云:
  樸澹高真,不冶之礦,不琢之璞。元玄川曰:“氣機初斡之際,穿開昏蒙,透露微萌。”(《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二)
  此言亦見于“詩文之人”條。李德懋又有《蜻蛉國志》,其《藝文》有云:大抵日本之人,聰明夙慧。四五歲能操毫,十余歲咸能作詩。(《青莊館全書》卷六十四)
  這同樣見于《和國志》。可見元重舉對李德懋日本觀的影響甚大。
  甲申年成大中的日本之行也同樣給李德懋的文學評論帶來很大影響。成大中初識李德懋之名,就是癸未出使時讀到其贈送元重舉的詩并序,“光芒射人,不可狎視。驚問其誰制,則乃懋官也。及歸,即就之”(成大中《李懋官哀辭》,《青城集》卷十)。李德懋任奎章閣檢書官時,成大中為秘書,曾一起監拓正祖御定之《八子百選》。一度又前后比鄰而居,“朝夕過從,若形影之相隨,一日不見,曠若三秋”(同上)。成大中雖年長德懋九歲,但欽佩其學問,故經常討論學術文章,并互相批評。所以,他對于日本的觀感和印象也給李德懋很多刺激。
  從來朝鮮人對日本人的觀感,若以一字而蔽之,則曰“詐”,李德懋也不例外。他在《奉贈書記遜庵元丈重舉隨副使之日本》中寫道:“島俗多狙詐,外面待朝鮮。揖讓升降際,忠信當勉旃。”(《青莊館全書》卷二)希望元玄川到日本后,在揖讓之際能勉之以忠信。但自甲申通信使歸來后,受其影響,李德懋的觀念也發生了轉變。例如,成大中《書金養虛杭士帖》云:
  吾嘗觀日本,其人亦重交游,尚信誓。臨當送別,涕泣汍瀾,經宿不能去。孰謂日本人狡哉?愧我不如也。(《青城集》卷八)
  又《書東槎軸后》云:
  吾蓋以文采勝也。……然彼中文學,非昔日之比,安知無從旁竊笑者耶?(《青城集》卷八)元重舉《和國志》地卷“詩文之人”條云:
  混竅日鑿,而長崎之書遂通見。今家家讀書,人人操筆,差過十數年,則恐不可鄙夷而忽之也。……雖謂之海中文明之鄉,不為過矣。
  李德懋《清脾錄》卷一《蒹葭堂》云:
  歲甲申,成龍淵大中之入日本也,請世肅作《雅集圖》。世肅手寫橫綃為一軸,諸君皆記詩于軸尾。書與畫皆蕭閑逸品。……嗟呼!朝鮮之俗狹陋而多忌諱,文明之化,可謂久矣。而風流文雅,反遜于日本。無挾自驕,凌侮異國,余甚悲之。(《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二)
  其態度的根本性轉折,無疑是受到了成大中等人甲申之行的影響。
  甲申通信使之行,對日本詩文高度評價,對日本人物由衷贊賞,從而影響到朝鮮文壇對日本文學的整體改觀(12)。第一部日本詩選由此應運而生,文學評論界也一改過去對日本詩文不屑齒及的態度,出現了整體性的高度評價。雖然此前的通信使對日本文學也偶有贊美,但或為應酬語,或僅限于個別,因而未能在朝鮮文壇引起回響。所以,從使行之言轉化為文壇認識,其關鍵性的轉折也是在1764年。
  不僅是日本文學,李德懋對于朝鮮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評論,也有與甲申通信使相關之處。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對女性詩文的關注。
  朝鮮人對女性的文學創作向來不提倡,間或有之,亦不甚關注。在此之前的洪萬宗(1643—1725),其《小華詩評》卷下云:
  我東女子不事文學,雖有英姿,止治紡績,故婦人之詩罕傳。
  與李德懋同時代的洪大容(1731—1783),在英祖四十一年(1765)赴中國,在北京與潘庭筠(蘭公)、嚴誠等人見面筆談云:
  蘭公曰:“東方婦人有能詩乎?”余曰:“我國婦人,惟以諺文通訊,未嘗使之讀書。況詩非婦人之所宜,雖或有之,內而不出。”蘭公曰:“中國亦少,而或有之,仰之若慶星景云。”……余曰:“君子好逑,琴瑟和鳴,樂則樂矣,比之慶星景云,則過矣。”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篈之妹,以能詩入于中國詩選。”余曰:“女紅之余,傍通書史,服習女誡,行修閨范,是乃婦女事。若修飾文藻,以詩得名,終非正道耳。”(《湛軒書》外集卷二)
  這里提到的景樊堂,即許蘭雪軒(1563—1589),她的詩在中國非常流行,但朝鮮人似并不以此自喜。反之,當柳如是揭發《蘭雪軒詩集》中多陰襲中國人詩句,朝鮮文人卻津津樂道。其心理背景,恐怕與壓抑女性的詩文創作有關。以洪大容這樣對北學、西學都深感興趣的人物,尚且認為女性“以詩得名,終非正道”,遑論他人?然而在元重舉的《和國志》地卷中,卻觀察到日本“女子之能詩能書者甚眾,殆若唐人之詩外無余事”,又列舉“人君詩文自天武天皇始,釋氏詩自智藏始,女子詩自大伴姬始”,這些話,都被李德懋原封不動地搬進其《蜻蛉國志·藝文》中。很可能是在日本“女子能詩”的刺激下,李德懋也特別留意起朝鮮、中國和安南的女性作品。
  首先是對女性作品的評論,如《清脾錄》中有七則與女性創作相關的條目,涉及到士大夫家室、妓女以及中國女性的詩歌及書法之作,其評價用語亦多屬正面。如評金高城副室李氏詩“多有警句”,評福娘詩“婉韶堪選”,評云江小室李玉峰“能大書,東國所罕”,評中國三閨人詩“甚雅正”,評妓女一枝紅“能詩,撓筆支頤,斯須而成”,等等。而在“芝峰詩播遠國”條中,他也忽然岔出一筆,評論起安南的閨秀詩。在朝鮮文學史上,對女性詩歌創作如此的關懷,是有些異乎尋常的。而結合李德懋的交游,這又是不難理解的。
  其次是對于洪大容言行的糾正。《清脾錄》卷三《潘秋席》謂其“妻湘夫人亦工詩,有《舊月樓詩集》,幾欲出示,湛軒莊士也,不喜談詩,次以婦人能詩為不必佳,遂憮然而止”(《青莊館全書》卷三十四)。而李德懋則致書潘庭筠曰:
  前因湛軒聞先生賢閣湘夫人有《舊月樓集》,閨庭之內,載唱載和,真稀世之樂事。詩品與桐城方夫人、會稽徐昭華何如也?似有刊本,愿賜一通,留為永寶。(《青莊館全書》卷十九)
  又潘庭筠與洪大容筆談女性能詩時,曾舉到朝鮮的景樊堂詩,洪大容義正詞嚴地說:“此婦人詩則高矣,其德行遠不及其詩。”而李德懋對此評論道:
  嘗聞景樊非自號,乃浮薄人侵譏語也。湛軒亦未之辯耶?中國書分許景樊、蘭雪軒為二人,其誣亦已甚矣。蘭公若編詩話,載湛軒此語,豈非不幸之甚者乎?且其詩為錢受之、柳如是指摘瑕颣,無所不至,亦薄命也。(《青莊館全書》卷六十三)
  對洪大容頗為不滿,而對蘭雪軒卻抱有同情。
  第三,積極搜羅女性作品。《清脾錄》卷三《高麗閨人詩只一首》,其內容與技巧皆不足論,但因為是僅有的高麗女性詩而獲登載,顯然有保存文獻的意識。李德懋在正祖二年(1778)入燕,與樸齊家往琉璃廠抄書目,“只抄我國之稀有及絕無者”(《入燕記》下,《青莊館全書》卷六十七),除了通常的經史子集外,還特別留意禁書以及女性創作,其中就有《名媛詩鈔》和《名媛詩歸》。
  李德懋在當時雖官階較低,但在文壇上的影響很大,去世后由正祖特賜錢印制《雅亭遺稿》,“進獻七件,家藏八件,諸處分傳一百四十二件”(李光葵《先考積城縣監府君年譜下》,《青莊館全書》卷七十一),可謂文人之殊榮。他的《蜻蛉國志》,柳得恭曾勸人“讀之以知海外諸國之情狀”(《蜻蛉國志序》,《泠齋集》卷七)。他的《清脾錄》則流傳于中國,李調元為之刻入《續函海》中;又傳入日本,引起文壇上的反響。所以,他和他的文學同好,以其鮮明的理論主張,在當時的知識文化界刮起“北學風”,其勢力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四 甲申行唱酬筆談之文學史意義
  一個時代文學觀念的形成乃至流行,總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我想僅就甲申唱酬筆談影響及朝鮮、日本漢文學史上某些觀念的演變繼作申論,這也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揭示其文學史意義。
  就朝鮮方面而言,此時有了一個較為普遍的認識,即日本文明之進步,與大量中國書籍之輸入長崎有著密切關系。元重舉《和國志》地卷“詩文之人”條云:
  其后混竅日鑿,而長崎之書遂通見。
  李德懋《蜻蛉國志·藝文》云:
  近者江南書籍,輻輳于長崎,家家讀書,人人操觚,夷風漸變。(《青莊館全書》卷六十四)又《天涯知交書·筆談》云:
  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書畫、書籍、藥材,輻輳于長崎,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肅,藏秘書三萬卷,且多交中國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國之可比。(《青莊館全書》卷六十三)柳得恭《古蕓堂筆記》卷五“我書傳于倭”條云:
  倭子慧竅日開,非復舊時之倭。蓋緣長崎海舶委輸江南書籍故也。這種看法已成為趨勢,稍后的金正喜(1786—1856)《雜識》云:
  今見東都人筱四本廉文字三篇,一洗弇陋僻謬之習,詞采煥發,又不用滄溟文格,雖中國作手,無以加之。噫!長崎之舶,日與中國呼吸相注,絲銅貿遷尚屬第二,天下書籍無不海輸山運。(《阮堂全集》卷八)
  又李尚迪(1803—1865)《讀〈蔫錄〉》云:
  近來中國書籍,一脫梓手,云輸商舶。東都西京之間,人文蔚然,愈往而愈興者,賴有此一路耳。(《恩誦堂集續集·文》卷二)
  如果說,日本能夠由“蠻俗化為圣學”(李德懋《盎葉記》五“日本文獻”,《青莊館全書》卷五十八),是由于大量吸收了清朝的文章和學術,那么,朝鮮是否依然能夠以“小華”自居,而以“夷狄”視清呢?以往所堅持的華夷觀是否又有改變的必要呢?誠然,李德懋等人在當時是屬于強調“北學”的,但這種觀念卻是后起的。英祖三十五年(1759),十九歲的李德懋曾與漂流到朝鮮康津縣的福建人黃森問答,發出了如下的感嘆:
  顧今六合之內,渾為戎夷,薙發左衽,無一干凈地。獨我東尚禮義而冠帶之,于今覺幸生東國也。(《青莊館全書》卷三)
  而當他目睹日本文明之進步,就不僅不再以“蠻”視之,同時也很容易聯想到不能以“虜”視清。他在甲申年七月所寫的《瑣雅》中說:
  今清之文章,李漁笠翁為翹楚,而五六十年前人也。日本文章,物徂徠茂卿為巨擘,而專尚王元美、李于鱗,閃爍倏幻,時有可觀。(《青莊館全書》卷五)
  便是將清朝文章與日本文章相提并論。顯然,李德懋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從而改變了過去的認識,成為那個時代的先覺者之一。在其與趙衍龜的信中說:
  東國人無挾自恃,動必曰“中國無人”,何其眼孔之如豆也?(《青莊館全書》卷十九)又云:
  世俗所見,只坐無挾自恃,妄生大論,終歸自欺欺人之地。只知中州之陸沉,不知中州之士多有明明白白的一顆好珠藏在袋皮子。只獨自喃喃曰“虜人”、“夷人”,何其自少乃爾。其為不虜不夷之人,行識見識果如中州人也乎不也?(同上)
  樸齊家《北學議》外編《北學辨》指出:
  下士見五谷則問中國之有無;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謂中國無理學。果如是,則中國遂無一士,而吾所謂可學之存者無幾矣。……夫載籍極博,理義無窮。故不讀中國之書者,自劃也;謂天下盡胡也者,誣人也。
  而成大中在正祖十四年(1790)《送徐侍郎浩修以副價之燕序》中說:
  夫集天下之禮樂而折衷之,是之謂大成。如其可采,夷亦進之。……況彼中土,實三代禮樂之墟也,故器遺制,猶有可征。書籍則宋、明之舊也,測候則湯、利之余也。若其兵刑田郭之制,簡勁易守。建酋之所以并諸夏也,取彼之長,攻吾之短,不害為自強之術也,在吾人博采而慎擇之耳。(《青城集》卷五)
  盡管此處仍然以“酋”呼清,但核心思想是要“博采而慎擇”,不可“自劃”。從整體上看,這是“華夷觀”的改變。以文學來說,是就要虛心向清朝學習。可以說,朝鮮人是先認識了日本文學的價值,從中受到刺激而反思,然后才認識到清朝文學的價值。李德懋《寒竹堂涉筆》上指出:
  至若昭代則人文漸開,間有英才,雖無入學之規,年年陸行,文士時入,而但無心悅之苦,誠如夢如睡,真成白癡。無所得而空來,所以反遜于新羅之勤實也。大抵東國文教,較中國每退計數百年后始少進。東國始初之所嗜,即中國衰晚之所厭也。(《青莊館全書》卷六十八)要改變這種現狀,就是要“心悅”中州文學,不能概以“胡人”而藐視之。李德懋在正祖元年(1777)致李調元的信中說:
  不佞樗櫟賤品,瓦礫下才,只是秉性適直,愛人信古。只自恨口不飲江河漢洛之水,足不蹈吳蜀齊魯之地,枯死海邦,有誰知之?每誦亭林先生“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四”,未嘗不泫然流涕也。(《青莊館全書》卷十九)
  這與十多年前以“幸生東國”而自慰的觀念相比,相去如霄壤。李書九云:
  東國人心粗眼窄,類不能知詩,而至于清,則不問其人之賢否、詩之高下,動輒以“胡人”二字抹殺之。……如貽上(王士禛)者,至今猶不識其為何狀人也。……余酷嗜貽上詩,嘗以為非徒有明三百年無此正聲,求諸宋元,亦罕厥儔。(《清脾錄》卷三引,《青莊館全書》卷三十四)將清人作品凌駕于明人之上,這在朝鮮真是破天荒的議論。因為要特別關注當代文學,柳得恭《并世集》遂應運而生。其序云:
  言詩而不求諸中國,是猶思鱸魚而不之松江,須金橘而不泛洞庭,未知其可也。……讀陳其年《篋衍集》、沈歸愚《國朝詩別裁》,益覺中土人文之盛,而獨未知不先不后與我同時者為何人也。十數年來,同志數子,莫不涉馬訾踔遼野而游乎燕中,所與游者,皆二南十三國之地之人。……言詩而不求諸中國,惡乎可哉?輒錄其唱酬篇章及因風寄聲流傳海外者,手自點定為二卷。
  此書編于正祖二十年(1796),言詩必“求諸中國”,已成為他堅定的信念。從文壇趨勢來看,這種認識也愈來愈普遍,且愈來愈強化。如洪奭周(1774—1842)云:
  近世我國文人如丁洌水、金秋史輩最稱博學,其外亦無多人。然向余入燕,訪見太學貢生諸人,與之談論書史,皆隨問應答,輪筆遞寫。……是不過遠方赴舉,失第未還,旅食京師之無名小生也,而以余觀之,無非丁洌水、金秋史也。我國人才學,其能當中州人三四分乎?(《智水拈筆》)
  又徐有素《燕行錄》(寫于純祖二十三年,1823)卷二“文學筆翰”云:
  中國人非惟天姿穎悟,聞見極博,且有積工一生從事于文學。……其規模工程,決非我國之文所可跂及也。遠省舉人之來留候選者,作小說鬻于市肆,即不過稗官鄙俚之作,而其運意排鋪之法,操縱短長之手,亦非我國能文之士所可能也。
  至此,朝鮮人對清朝文章學術的看法,亦可謂徹底改觀。而要追溯這種改觀的起因,則不得忽略甲申年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酬唱筆談活動。衡論其文學史意義,此可謂其一。
  其次,與第一點相聯系的,由于日本文學的迅速成長,在朝鮮人眼中已成為不可忽略的存在;進而反省自身對于清朝文學的認識,從而又是一番改觀,形成了漢文學圈整體視野的雛形。比如柳琴曾編李德懋、柳得恭、樸齊家、李書九四家詩為《韓客巾衍集》,并于英祖五十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攜帶入燕,請李調元、潘庭筠撰序評點。其后,柳得恭編《巾衍外集》,李德懋為之補充,其內容分別是中國和日本詩:
  湛軒編陸(飛)、嚴(誠)、潘(庭筠)三公筆談、書尺為《會友錄》,又于錄中抄鐵橋(嚴誠)語及詩若干首,使余校勘,藏于家。柳惠風又輯三人詩為《巾衍外集》。(《清脾錄》卷二,《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三)
  筱飲齋(陸飛)詩一卷一百三十八首,柳泠庵選五十一首為《巾衍外集》,余又抄若干首。(《清脾錄》卷一,《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二)
  柳惠風《巾衍外集》載《蜻蛉國詩選》。……余又抄載若干首,摘若干句。(《清脾錄》卷四,《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五)
  內外結合,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漢文學圈。柳氏又編輯《并世集》,其書以酬唱詩為主,既錄中國詩,又錄日本、安南和琉球之作,其視野顯然是整體性的。又李德懋《清脾錄》卷四《芝峰詩播遠國》云:
  萬歷丁酉,李芝峰睟光朝京,逢安南使臣唱和。……芝峰又逢琉球使臣,芝峰撰《贈答錄》,跋其尾曰:“琉球國使臣蔡堅、馬成驥并從人十七人,皆襲天朝冠服,狀貌言語,略與倭同。愿得所制詩文,以為寶玩,故略構以贈。而堅等短于屬文,不足與酬和耳。”(《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李德懋在指出芝峰之作“播遠國”,以至于安南文理侯鄭剿“以朱圈批”,“儒生人人抄寫誦之”的同時,也載錄了安南使臣馮克寬及琉球使臣蔡堅、馬成驥等人詩,并評論道:
  馮克寬詩固圓熟贍富,而蔡、馬詩亦真實。鐘(惺)、譚(元春)見之,應圈字眼而評曰:“靈厚”。(同上)
  作為明代竟陵派的文學觀念,鐘惺(1574—1625)等人主張“詩為清物”(《簡遠堂近詩序》,《隱秀軒集》卷十七),強調詩的“靈”與“厚”(《與高孩之觀察》,《隱秀軒集》卷二十八)。詩而至能“靈”且“厚”,可謂“無余事矣”。李德懋以“靈厚”評蔡、馬之作,與李睟光的評價似有天壤之別。其揄揚雖或不免過分,但其視野卻是開放的。李德懋把李睟光比作“東國之升庵”,把李書九比作“東國漁洋”,又留意朝鮮、中國和安南的女性詩歌,在在體現出以漢文學圈整體為背景的思考路徑。在二百多年前的朝鮮,他們已有這樣的胸懷和眼光,是值得我們贊賞并加以發揚光大的。
  集中體現李德懋文學思想的是《清脾錄》一書。此書初稿完成后不久,就由他本人在正祖二年(1778)帶到中國,遍示祝德麟、唐樂宇、潘庭筠等人,最后由李調元為之刊刻于《函海》和《續函海》中(13)。不僅如此,李調元在其《雨村詩話》中還加以引用,因而其書在中國頗有名氣。中國人對于周邊國家和地區文學的關注,雖說由來已久,但在文學批評中予以正面評價,卻頗為罕見。《雨村詩話》多有對安南、琉球、朝鮮人詩的評論,可能也受到《清脾錄》的刺激。
  就日本方面而言,在其平安時代的文學史上,文人間就有了“斗詩”活動,且認為這是日本文人的創造性活動。本來,文人間的詩歌唱酬,就是既交流情感又彼此較量的“文戰”,而在兩國之間文人的唱酬中,這種試比高下的因素往往更為加強。石川丈山在寬永十五年戊寅(1638)所寫的《與朝鮮國權學士菊軒筆語跋》中云:
  寬永十三年丙子十一月,朝鮮國貢獻,三官使……來朝……歲丁丑正月中旬還京師,館于本國寺,余為試其才識行而往候焉。其徒有中直大夫詩學教授權學士者,出而與余臆對矣。……余此行也,不設難問,啻記取會次之風雅,以為文戰之征矣。(《新編覆醬續集》卷六)
  判定“文戰”之勝負,往往是以速度來決定。朝鮮方面派出的人員,就特別挑選那些具備倚馬之才的文人充當制述官或書記,以應付此類場面。權侙(菊軒)給人留下的印象是:
  學士雄贍博識,詞才敏速,文不加點,詩不停筆,辯論如流,吾邦之騷人墨客,誰獲當其詞鋒哉?(《覆醬集》卷上)
  日本的漢文學史上,堪稱第一捷才的當數祗園南海(1676—1751),十八歲時曾有一夜百首的創作記錄。肅宗三十七年辛卯(正德元年,1711)朝鮮通信使制述官李礥(東郭)為其詩集作序,嘆賞其才,又贈詩稱他為“詩仙”,南海則將彼此的唱酬詩編為《賓館縞纻集》。不過此后的日本人記載中,竟然出現在臨別之際,“南海仗劍立賦《贈別二十四章》以寄之,東郭逡巡,不能和一詩,大慚恨而去。相傳東郭至釜山海,嘔血猝死”(14)的故事,其產生背景就是日本人希望自己在酬唱之際能夠以速度戰勝對方。既然無此可能,不妨向壁虛構,以求心理滿足。甲午年朝鮮通信使之行,盡管亦有捷才隨行,且贏得榮譽,但面對日本詩文水平的迅速提升,有識之士也會有所反省。那波師曾云:
  時蘊嘗謂余曰:“貴邦人競進不已,不得不用行云流水法,中夜思之,愧汗沾背。”士執亦曰:“草卒屬篇,雖使李、杜當此,未必能盡作《清平三疊》、《秋興八首》。”益知其所蓄有淵源矣。(《問槎余響序》)
  上文所引山根清、奧田元繼對此行朝鮮通信使酬唱筆談的議論,惟一覺得其尚有優勢的方面,就在“應酬敏捷”,“筆翰如流,語言立成”。朝鮮通信使再度赴日,已是純祖十一年(文化八年,1811)。松崎復《接鮮暗語》卷上記林衡對朝鮮使臣語云:
  兩國相交業已二百年,各宇靖寧,得與諸公遇于一堂上,真是太平樂事也。從前縞纻相贈,動輒強辨夸辭,更相爭競,恐非君子相待之道。
  又云:
  舊時貴價入境,所在小有詞藝者,雜然而前,布鼓嘈嘈,一概以拙速相抗。如此陋習,識者固已哂之。然今廢之,又何用敘情?
  朝鮮正使金履喬回答道:
  盛教拙速相抗,識者哂之,果是知言。況文章不系遲速乎,往復足以敘情。(以上均見《古事類苑·外交部》十一《朝鮮四》)
  “巧遲不如拙速”原來是中國兵法上的話,用到詩文酬唱上,顯然也是“文戰”用語,早為中國有識者所譏(15)。日方提及以往的“強辨夸辭,更相爭競”、“一概以拙速相抗”乃為“陋習”云云,首先浮現在心中的應該是最近一次的情形。審其語氣,雖較山根、奧田更為從容,骨子里卻更為高傲。如將朝鮮使團中的文章之士視作“小有詞藝者”,而“拙速”二字,也只能屬于速度快的一方。從整體趨勢來看,日本文壇對朝鮮文學的貶低更甚,這可以說是一個基本動向。
  上文已述李德懋《清脾錄》中對日本詩文的肯定性意見,此書完成不久便傳入日本,西島長孫(1780—1 852)在二十歲前后所寫《敝帚詩話附錄》(16)中加以引述并評論道:
  觀此二節,則韓人之神伏于本邦可謂至矣。如高蘭亭、葛子琴易易耳,若使一見當今諸英髦,又應嘆息絕倒。
  不止在文學方面自傲,日本人在藝術方面也不再對朝鮮那么恭敬了。純祖十一年辛未朝鮮通信使之行,在對馬島接應他們的有古賀精里(1750—1817)、草場偑川、以酊庵長老等。茲舉古賀的三段文字為例,《題岡本豐軸韓客唱和詩帖》云:
  豐洲以計屬供辦韓客于對島,偶有以其詩什示彼者,嘆賞不已,懇求相見,而法不可。因寄數首,獲豐洲和章而去。韓客乞和詩,實為僅事。事傳播遠近,操觚之士多欽仰其詩名。(《精里三集·文稿》卷二)
  朝鮮人對岡本豐洲的詩“嘆賞不已”,乃至首倡“乞和”,這樣的殊榮致使國人“多仰其詩名”。此為文學。又《題爾信畫》云:
  向余赴對,與韓客接也,丹邱草場生從行。生有文才,傍善繪事,韓客爭求,陸續寄紙絹。發帆之前,至累日廢他事應副之。是時爾信隨聘使來,余偶得其畫,示之生。生云:“韓畫無法,不足觀矣。”(《精里三集·文稿》卷四)
  以往是日本人爭求朝鮮人畫,現在是朝鮮人爭求日本人畫。更有甚者,在日本人的眼中,“韓畫無法,不足觀矣”。此為繪畫。又《題韓人皮生帖》云:
  蓋彼中書法,從前為松雪(案:指趙孟J2S427.jpg)優孟,使人厭惡。辛未來者,正副使則襲故態,而制述以下,則往往步趨玄宰(案:指董其昌)。清國主多模仿玄宰,韓業為其屬國,納歲貢,字畫亦不免效顰也邪?(《精里三集·文稿》卷五)
  以往日本人那么熱衷追求朝鮮人書法,得片紙寸楮皆以為寶,而現在的評價是“使人厭惡”。即便模擬董其昌字,亦不免“纖佻有習氣”。此為書法。從總體上看,日本人之看待朝鮮的文學藝術,漸由仰視、平視乃至俯視了。
  與此同時,就是日本文壇對中國文學的批評,有時幾乎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此前日本人學習寫詩,根據他們的普遍認識,訣竅就是要多讀詩話,這當然主要指讀中國詩話。以此為背景,導致了江戶時期大量中國詩話的傳入與翻刻(17),并激發了日本人寫作詩話的熱情。而在此時,就出現了對中國詩話的全面批判之著。古賀精里之子古賀侗庵(1788—1847),在文化十一年(1814)撰寫了《非詩話》,對中國歷代詩話作了高調門的叱責:
  詩話之名昉于宋,而其所由來尚矣。濫觴于六朝,盛于唐,蔓于宋,蕪于明,清無譏焉。其嵬說謬論,難一一縷指。(《侗庵非詩話》卷一)
  撇開其個人因素不論,這種批判與當時日本文壇的大勢是一致的。他們擁有的愈來愈強的自信心和優越感,使他們在評論中國和朝鮮的文學藝術之際,有時顯得非常尖刻。雖然這還是在自家門內說話,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話是他們真實觀念的自然流露。
  五結語
  本文的基本結論如下:
  1.甲申1764年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唱酬筆談活動是漢文學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2.這個轉折點表現在朝鮮方面,是使臣對日本文壇整體的全新認識和高度評價;在日本方面,則是對朝鮮詩文開始流露出貶抑之情。
  3.通信使將其對日本文壇的印象和評價帶回朝鮮,從而在朝鮮文壇引起反響,不僅改變了他們對日本文學和人物的態度,而且影響到對本國文學及中國文學關注點的轉移。
  4.甲申唱酬筆談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它促使朝鮮人從日本文明的進步中轉變了其對清朝文章學術的認識,并刺激他們形成了漢文學圈整體視野的雛形;而日本文人也從自身文學的不斷進步中獲得自信心和優越感,對朝鮮乃至中國文學日漸輕視。
  對于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期東亞文化的走向,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即一方面是朝鮮學術與清朝文化的日益接近,而另一方面,是日本開始對中國、朝鮮的逐步輕視,強調日本中心主義,以東洋之英國自負,主張“脫亞入歐”(18)。本文討論漢文學史上的1764年,似乎也可以從一個方面加強以上的判斷。因此,就其在漢文化圈內的影響和意義而言,1764年不僅是漢文學史上,更是漢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標志。
  注釋:
  ①《朝鮮の日本通信使と大坂》,《日鮮關系史の研究》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版。
  ②原件藏那波利貞家,那波孝卿(師曾)為其五世祖,此據那波利貞《明和元年の朝鮮國修好通信使団の渡來と我國の學者文人との翰墨上に于ける応酬唱和の一例に就きて》引,文載日本《朝鮮學報》第四十二輯,朝鮮學會,1967年1月。
  ③此書為李元植家藏本,未見,引自其《朝鮮通信使》,首爾:民音社,1991年版,第220頁。
  ④案:關于今本《海行總載》的編者及篇目問題,學術界通常采用日本學者中村榮孝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今本的編者是成大中,其篇目少于趙氏《海槎日記》所列舉者,是因為在活版印刷時已散佚的緣故(見《國史大辭典》第三卷“かい二ぅそぅさい海行總載”條)。我以為值得商榷,據元重舉《和國志》人卷“我朝通信”條云:“右通信條只錄送使年月與事之梗概,便略而不詳者,蓋各家《日錄》皆有該載,而寒井徐公命膺一皆謄書為《海門(行)總載》卷,而濟庵趙公J2S424.jpg方欲刪繁就要,編為一統卷帙。余且俟其成焉,姑存其大略如此耳。”可知今本《海行總載》的編者為趙J2S424.jpg,而篇目的多寡,則出于趙氏的“刪繁就要”。而今本的最后完成,將趙J2S424.jpg之《海槎日記》作為壓卷,則或出于成大中之手。
  ⑤與當時的文壇主流相比,荻生徂徠顯得非常“另類”,對朝鮮文人及文學非但全無敬意,還常常語含譏諷、嗤之以鼻。其《與江若水》第四書中云:“三韓獷悍,見稱于隋史,而不能與吾猿面王(案:指豐臣秀吉)爭勝也。后來乃欲以文勝之,則輒拔八道之萃,從聘使東來。……去年來,一國人如狂,吾不知其何為而然也。晁卿之雄,與謫仙、摩詰相頡頏,距未千歲,乃至憚此輩(案:指朝鮮通信使),為何其衰也,使人嘆息泣下。”(《徂徠集》卷二十六)即為明顯一例。此則材料承日本京都大學平田昌司教授提示,謹致謝忱!
  ⑥申維翰《海游聞見雜錄》卷下《文學》:“日本為文者,皆以《八大家文鈔》讀習專尚,故見其長書寫情,則或有理贍而辭暢者。詩則人人自謂欲學唐音,而無一句畫虎于古人。”
  ⑦轉引自那波利貞《明和元年の朝鮮國修好通信使団の渡來と我國の學者文人との翰墨上に于ける応酬唱和の一例に就きて》,第32—33頁。
  ⑧李德懋《耳目口心書》四錄成大中語:“大明人諸文集觀之則無味,以其意淺故也。”(《青莊館全書》卷五十一)
  ⑨參見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歸東篇”第四章第四節,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版。
  ⑩李德懋《清脾錄》卷四《蜻蛉國詩選》引用柳序,作“及其歸也,抄其日本文士贈別詩,編為二冊,李姜山從而選之為六十七首,名曰《蜻蛉國詩選》(原注:日本地形似蜻蛉,故自稱蜻蛉國)”。依此說,則乃元氏先編為二冊,李書九復選其六十七首而成其書。李德懋與元氏為姻親,且其文出于柳氏之后,當是有據而改。茲從之。
  (11)參見《朝鮮実學者の見た近世日本》第二章第三節“李德懋の日本觀”,東京:べりかん社,2001年版。
  (12)河宇鳳先生認為,李德懋對于日本文章學術的看法,在同時代人物中屬于例外,因而值得注目(見《朝鮮実學者の見た近世日本》,第216頁),并舉出甲申年通信正使趙J2S424.jpg《海槎日記》中對日本學術文章的酷評作對比(見第231頁)。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李德懋的日本觀,既受到元、成等人的影響,也代表了當時的新趨勢,不是什么孤明先發,亦非孤掌難鳴。他們所形成的一個輿論氛圍,在當時具有較大影響。而趙J2S424.jpg對日本文章學術的酷評,恰恰僅是一種特殊語境中的官樣文章,反而是缺乏代表性的。
  (13)參見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二十一“《清脾錄》大小刻本辨證說”。首爾:東國文化社,1959年版。
  (14)西山拙齋《閑窗瑣言》。原文為日語,此撮譯其大意。
  (15)李東陽《麓堂詩話》云:“‘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為副急者道。若為后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跡可指摘哉?”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下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
  (16)《敝帚詩話附錄》之附語云:“右附錄十數則,是不系(疑當作“佞”)少作,近日所漫著也。”又其《敝帚詩話跋》云:“余幼學詩,好讀近人詩,遂有所論著。裒輯作編,名曰《敝帚詩話》,實在廿歲左右也。”可知此書寫在1800年前后,與林衡語正可互相印證。
  (17)參見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第五章“清代詩話東傳日本之時間及數量”,中華書局,2007年版。
  (18)參見《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余論”。

文學遺產京114~13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伯偉20082008
漢文學/朝鮮通信使/唱酬筆談/1764年
1764年朝鮮通信使在日本的唱酬筆談活動是漢文學史上的一個轉捩點。表現在朝鮮方面,是使臣對日本文壇整體的全新認識和高度評價,在日本方面,則是對朝鮮詩文的貶抑。通信使將其對日本文壇的印象和評價帶回朝鮮,從而在朝鮮文壇引起反響,不僅改變了他們對日本文學和人物的態度,而且影響到對本國文學及中國文學關注點的轉移。1764年朝日間的唱酬筆談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它促使朝鮮人從日本文明的進步中轉變了其對清代文章學術的認識,并刺激他們形成了漢文學圈整體視野的雛形。而日本文人也從自身的不斷進步中獲得自信心和優越感,對朝鮮乃至中國的文學日漸輕視。
作者:文學遺產京114~13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伯偉20082008
漢文學/朝鮮通信使/唱酬筆談/1764年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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