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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時的臥龍先生
生不逢時的臥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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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滄海一滴水

  諸葛亮高居隆中時,“每常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諸葛亮,字孔明,世稱臥龍先生,常以管仲樂毅之才自居,自信自己之才文比管仲,武及樂毅,當時的人聽了,都以為他狂妄自大,人人都不以為然呢。

  后人評論諸葛亮,大都認為他的才能是及不上他崇拜的兩位前輩的。原因可能歸結于諸葛亮失敗,而管仲、樂毅卻成功了。尤其在軍事才能方面,除了受到《三國演義》影響的人外,幾乎所有人都會認為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是不值一提的,認為他的戰績遠遠及不上樂毅呢。這些人標準是以成敗定英雄。我覺得這種看法很片面,沒有結合當時實際客觀地分析。我個人的看法是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絕不在樂毅之下。聽了我這樣說的人可能會問,你一定是受了《三國演義》的毒害吧。是不是這樣,且聽我細細道來。

  當年,樂毅以弱小之燕下強齊七十二城,幾乎就滅了齊國,創造了戰爭史的一大奇跡。按當時的說法是,燕國是千乘之國,齊卻是萬乘之國,擁有霸國的基業,兩國的實力差距不可以道里計。三國時期,蜀國各方面都落后,論經濟物資、人口、人才都相當缺乏,實力是遠遠及不上魏國的。這是燕蜀的背景,兩者有共同之處。

  燕和蜀都敢于橫挑強鄰,但兩者結果卻大相徑庭。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結果?燕為什么取得了成功,蜀又為什么會失敗了?后人多認為是樂毅軍事才能高,諸葛亮軍事才能低為理由,所以成敗不同。誰知這種說法既犯了因果倒置的錯誤,不加證明地武斷兩者的軍事才能,以成敗論英雄,論高低;又犯了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簡單地將戰爭的成敗歸結到個人身上。這都顯然是錯誤的。其實,樂毅之所以成功,并不僅僅歸功于他個人的軍事才能,他的成功還得之于客觀條件的幫助呢,諸葛亮的失敗卻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什么客觀條件呢?天時地利人和。

  一、地理位置上。燕國所在位置相當于后世所謂的幽云十六州,是扼守北方的咽喉要地,易守也易攻,當年北宋軍事上屢戰屢敗就吃在這個虧上,進攻上寸步難行。遼兵和金兵卻可以憑些優勢對中原長驅直入。燕國憑借此地理優勢輕易地進入齊國境內。反觀蜀國,“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易守攻也難,出了漢中往北越走地勢越高,仍然是山勢險峻,不利于進攻的開展。所謂六出祁山,見到的還是山。它的進攻目標長安本來就是一個四面環山,險阻重重之地――漢唐兩朝建都于此,看中它的正是關中之固啊――想跨過一道道的障礙,從漢中平安地到達長安,恐怕真是極為艱難的事。這樣的地方,對于運送糧草供應前方是一件極為艱難困苦的事。

  二、敵方陣營方面。齊國雖然有霸王的基業,經濟和軍事實力雄厚,但是政治和外交上陷于孤立境地。當時的齊王是一個狂妄自大又殘暴的君主,對內施行暴政,激起人民的憤怒,弄得齊國分崩離析;對外妄自尊大,失信于天下,激起了其它諸侯國對它的憎惡。齊國這種狀況,雖有霸業的基礎,但與一個弱國又在何區別?與齊國相比,曹魏政權則有如泰山穩定。自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以來,士族集團已得到了滿足,由原來抗拒中央變為擁護中央了,國內呈現出安定團結的景象。所以這時候的曹魏政權是相當穩定的。

  三、國外形勢方面。燕國夾在齊國和趙國之間,平時攻打若要攻打齊國,當然懼怕趙國抄襲它后路了,所以即使攻打齊國也只能點到即止,是不敢拼血本甚至深入齊國境內的。但樂毅這次進攻齊國的形勢不同,趙國以及魏、楚、韓三國都積極支持燕國攻打失信殘暴的齊國的,并且派了軍隊支援燕國呢。于是再無后顧之憂的燕國傾全國之力全力地攻打齊國了。而齊國方面則陷入勢孤無援的境地。我們再看看蜀國,你在攻打魏國吧,后面那個老奸巨猾的孫權可不是善男信女,正在虎視眈眈呢,一見形勢不對,你這邊螳螂捕蟬,難保他不會黃雀在后。所謂的孫劉聯盟不過是權宜之計而已,孫權是不吃這一套的。這點諸葛亮當然清楚了。所以攻打魏國真是進退兩難啊。

  四、國內形勢方面。燕國立國數百年,基業穩固,人心穩定,無國內動亂之憂,更何況支持樂毅攻打齊國的齊昭王是一個英明之主呢,不但有駕馭全國的能力,還給予樂毅充分的支持,包括充分的軍事指揮權、后勤補給等。至于蜀國,各種利益集團在鬧矛盾呢,政局很不穩定,劉禪那等貨色不要說給諸葛亮支持,不添亂已經是幫忙了。面對不穩固的國內形勢,諸葛亮能完全放心北伐嗎!

  以上分析,樂毅得之天時、地利以及人和,并依賴他杰出的軍事指揮才能,故能克敵制勝,下強齊七十二城。相比之下,天時地利人和,諸葛亮一條都沾不著:曹魏穩固,孫權虎視眈眈,此為不得天時;益州為進取之地,此為不得地利;“益州疲弊”(出師表)國內不穩定,此為不得人和,有此三不得,雖有通天本領也飛不出莽莽叢山,即使十個樂毅也無濟于事。

  一個人的成功,并不能簡單地依靠他的才能,還需要時機。并且這時機必須被你緊緊地抓住。時機沒來,你怎樣努力都將徒勞無功;但時機來到,你卻錯失時機,也注定你不能成功。

  既知注定失敗,為什么諸葛亮還要堅持北伐呢?是他沒有缺乏先見嗎?不是的,關于這點,諸葛亮心如雪亮。他在《后出師表》坦言各種因素都很不利于北伐,北伐簡直就是白費氣力,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當初,在隆中論天下時,諸葛亮就斷言,北伐成功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據荊益,二是天下有變,三是分荊益兩路北伐。現在一個條件都沒有,試問又怎會成功呢!既然這樣,為什么還要六伐中原,強與天抗衡呢?答案是為了延長蜀國的壽命。蜀國是一個比較動亂的國家,利益集團的斗爭很激烈,他們抗拒中央政府統治。為了穩定局勢,諸葛亮施行了嚴厲的法律制度,在蜀國內推行法治。但是對于一個弱小而不穩定的國家來說,這些還是不足夠的。如果任由它茍且偷安,國內矛盾更易激發,這無疑是自取滅亡。所以發動戰爭就成了轉移矛盾、振作圖強、延長國祚的重要手段了。

  既不可能取得勝利,又要量力地北伐,決定了諸葛亮在北伐過程中只能適可而止,量力而為,謹慎作戰。稍有一點差池,對于弱小的蜀國來說都是致命的打擊。諸葛亮一生惟謹慎,實在沒有選擇的余地。所以當年魏延的“子午谷奇謀”對于蜀國的命運來說實在不是一個好主意。實質上子午谷奇謀諸葛亮不可能沒有想過,但它操作十分復雜,需要很多條件配合才能襲取長安。退一步來說,即使你能攻破長安,據有長安以西。但是它與漢中之間隔著重重的崇山峻嶺,很不便于支援。前方是敵人的合力瘋狂的反擊,后方是老奸巨猾的孫權可能乘虛而入。

  經以上分析,諸葛亮的北伐只能點到即止,不能放手拼搏。否則,在不具備客觀的優勢條件下逆天而行,后果只會更慘。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一心忠于蜀國的諸葛亮只能在祁山一帶苦苦掙扎。雖然如此,諸葛亮還是在多次北伐中取得了驕人的戰績。六出祁山,玩弄敵軍主帥于股掌之間,殺王雙和張合,威震天下。而且,大家請注意,這些戰績之所以不能擴大,多是因為糧草不繼而半途而廢的。這不能怪諸葛亮,是客觀條件造成的。至于街亭之失,我只想說,一個杰出的將帥不可能沒有一點小失誤,只要不是致命的,便不能堅決否定他。事實上街亭之失并沒有讓蜀軍遭受重挫。數次北伐,數次都能全身而退,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創造出了非常不錯的戰績。

  所以諸葛亮的北伐與其說是進攻,倒不如說是一種防守。諸葛亮數次“防守”,讓弱小而不安定的蜀國延長了三十多年的壽命,可謂守得出色。

  結論是,得“天助”的樂毅攻的凌厲,而無“天助”的諸葛亮也守得出色,兩個都是杰出的將帥。但是比起樂毅,諸葛亮又多了一項本事,就是他的政治才能。后人評論諸葛亮的政治才能,多有贊美之詞,認為他與管仲可以比得一比。事實是這樣嗎?我的看法是,與管仲相比,諸葛亮還差一截。

  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第一霸,靠的是什么?答案是適應時勢、順應民心,實是求是。在當時的歷史階段,管仲不會盲目推行郡縣制度,而是實行過渡性的中央集權制,兼顧舊貴族與新貴族利益;不會廢天子而王天下,而是“尊王攘夷”,撈取政治資本;不會全盤否定周禮,而是改革周禮,實現禮法共治;不推行重農抑商政策,而是既重農又重商,適應齊國當地實際。根據客觀條件因時因地因人推行治國策略。

  相比管仲的做法,諸葛亮是有些脫離實際的。當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調和了士族利益集團的矛盾,孫權那邊也與士族集團進行了妥協時,諸葛亮卻堅持與強大的士族集團作斗爭,采取嚴厲的懲罚和鎮壓措施打壓士族地主,全面推行法治,走法家庶族路線,試圖建立庶族地主政權。這樣做,實際上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弄得蜀國內部動蕩不安。這樣的法治,雖然照顧了寒族的利益,但卻忽視了(顯然是有意地忽視的)勢大氣粗的士族地主的利益。歷史證明,當時是一個士族政權的年代,庶族法治是不受歡迎的歷史怪物。

  可能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權制是諸葛亮的一個政治理想吧,他對士族地主集團興風作浪,威脅中央政權的現狀很不滿意,諸葛亮獨掌大局,為改變這一現狀作不懈的努力。但是,這種理想始終不切合當時實際,努其努力也歸于白費,客觀上他的法治也損害了蜀國政權的穩定。
為了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而執著,注定了諸葛亮悲劇的政治人生。

  當時士族地主集團已成氣候,庶族地主卻仍然未有足夠的力量與士族地主抗衡。但是,諸葛亮的法治卻拉開了庶族地主集團與士族地主集團斗爭的序幕。其后,符堅和王猛作了第二次嘗試;魏孝文帝也作了相似的努力;可惜都半途而廢,也像諸葛亮的法治一樣如曇花一現,歸于失敗。直到楊堅的改革才來得比較徹底,建立隋朝后,從經濟上推行均田制,政治上創立三省制,中央集權得到加強。遂將偏于東南一隅最后一個腐朽的士族地主政權陳朝滅掉,至此,士族地主集團受到嚴重打擊。以后推行科舉制度,從文化上打破士族地主控制社會文化輿論的局面,至唐朝時庶族地主政權正式確立,諸葛亮的庶族地主政權理想在300多年后才得以最終實現。

  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權的庶族地主政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諸葛亮推行法治,從另一側面也可以說明他是一個具有高瞻遠矚、長遠眼光的政治天才。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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