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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了晉文公的霸主地位---城濮之戰
確立了晉文公的霸主地位---城濮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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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先下手為強,后動手遭殃”。在軍事上,“先發制人”也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早在《左傳》中便有“先人有奪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強調“兵貴先”、“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張爭取作戰中的先機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后發制人”也是軍事斗爭的重要手段,它與“先發制人”之間存在著辯證的統一。其實質便是積極防御,即以防御為手段,以反攻為目的的攻勢防御,它常常成為較弱一方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春秋時期的晉楚城濮之戰,就是歷史上這方面的典型戰例之一。


  城濮之戰發生于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時期晉、楚兩國為爭奪中原霸權而進行的第一次戰略決戰。在這場戰爭中,楚軍在實力上占有優勢,但是由于晉軍善于“伐謀”、“伐交”,并在戰役指導上采取了正確的揚長避短、后發制人的方針,從而最終擊敗了不可一世的楚軍,“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時期,大國爭霸,最先崛起的是東方的齊國。齊桓公死后,齊國內亂不已,霸業遂告中衰。這時,位于長江中游地區的楚國乘機向黃河流域擴展勢力,并在泓水之戰中挫敗宋襄公圖霸的企圖,將自己的勢力范圍發展到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控制了鄭、蔡、衛、宋、魯等眾多中小國家。


  正當楚國勢力急劇向北發展的時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帶的晉國也興盛了起來。公元636年,長期流亡在外的晉公子重耳歷盡艱辛,終于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他執政后,對內修明政治,任賢使能,發展經濟,崇儉省用,整軍經武;對外高舉“尊王”旗幟,爭取與國,從而逐步具備了爭奪中原霸權的強大實力。


  晉國的壯大崛起,引起了楚國的嚴重不安。兩國之間的矛盾因此日趨尖銳。而圍繞對宋國的控制權,終于導致了這一沖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魯國因和曹、衛兩國結盟,幾度遭到齊國的進攻,便向楚國請求援助。而泓水之戰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國,這時看到晉文公即位后晉國實力日增,也就轉而依附晉國。楚國為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優勢地位,便出兵攻打齊、宋,并想借此來扼制晉國勢力的東進和南下。而晉國也不甘心長期局促于黃河以北一帶,于是便利用這一機會,以救宋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領楚、鄭、陳、蔡多國聯軍進攻宋國,圍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馬公孫固到晉國求救。晉國大夫先軫認為這正是“報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機,力主晉文公出兵。但是,當時晉、宋之間隔著曹、衛兩國,勞師遠征,有側背遇敵的危險;況且楚軍實力強大,正面交鋒也無必勝把握。正當晉文公為此躊躇猶豫之際,狐偃進而向晉文公提出建議:先攻打曹、衛兩國,調動楚軍北上,以解救宋國,這樣就堅定了晉文公出兵的決心。戰略方針確定后,晉國君臣隨即進行了戰前準備,將原來的兩個軍擴編為上中下三個軍,并任命了一批比較優秀的貴族官吏出任各軍的將領。


  準備就緒后,晉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統率大軍渡過黃河,進攻衛國,很快占領了整個衛地。接著,晉軍又向曹國發起了攻擊,三月間,攻克了曹國都城陶丘(今山東定陶),俘虜了曹國國君曹共公。


  晉軍攻打曹、衛兩國,原來的意圖是想引誘楚軍北上,然而楚軍卻不為所動,依然全力圍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國又派門尹般向晉告急求援。這就使得晉文公感到進退為難:如不出兵馳援,則宋國力不能支,一定會降楚絕晉,損害自己稱霸中原的計劃;但若出兵馳援,則原定誘使楚軍于曹、衛之地決戰的戰略意圖便將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遠離本土情況下與楚軍交戰恐難以取勝。為此,晉文公再度召集大臣進行商議。先軫仔細分析了形勢,建議讓宋國表面上同晉國疏遠,然后由宋國出面,送一份厚禮給齊、秦兩國,由他們去請求楚軍撤兵。同時晉國把曹、衛的一部分土地贈送給宋國,以堅定宋國抗楚的決心。楚國同曹、衛本來是結盟的,如今看到曹、衛的土地為宋所占,必定會拒絕齊、秦的勸解。齊、秦既接受了宋國的厚禮,這時便會抱怨楚國不聽勸解,從而同晉國站在一起,出兵與楚國作戰。晉文公對此計頗為贊賞,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絕了齊、秦的調停,而齊、秦見楚國不給自己面子,也大為惱怒,便出兵助晉。齊、秦都是當時的大國,他們放棄中立立場,使得晉、楚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楚成王看到晉、齊、秦三大國結成聯盟,形勢明顯不利于己。就主動把楚軍撤退到楚國的申地(今河南南陽),并命令戍守Y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離齊國,要求令尹子玉將楚軍主力撤出宋國,避免與晉軍沖突。他告誡子玉,晉文公非等閑人物,不可小覷,凡事要量力而行,適可而止,知難而退。


  但是子玉卻驕傲自負,根本聽不進楚成王的勸告,仍堅決要求楚成王允許他與晉軍決戰,以消彌有關他指揮無能的流言,并請求楚成王增調兵力。楚成王優柔寡斷,同意了子玉的決戰請求,希冀他僥幸取勝;但是又不肯給子玉增拔充足的決戰兵力,只派了西廣、東宮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這部分援兵后,更加堅定了他同晉軍作戰的決心。為了尋找決戰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晉軍提出了一個“休戰”的條件:晉軍撤出曹、衛,讓曹、衛復國,楚軍則解除對宋都的圍困,撤離宋國。子玉這一招不懷好意,實際上是要讓晉國放棄爭霸中原、號令諸侯的努力。但晉文公棋高一著,采納了先軫更為高明的對策:一方面將計就計,以曹、衛同楚國絕交為前提條件,私下答應讓曹、衛復國。另外扣留了楚國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來尋戰。子玉眼見使者被扣,曹、衛叛己附晉,果然惱羞成怒,倚仗楚、陳、蔡聯軍兵力的優勢,氣勢洶洶地撲向晉軍,尋求戰略決戰。晉文公見楚軍向曹都陶丘逼近,為了避開楚軍的鋒芒,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誘敵深入,后發制人,遂下令部隊主動“退避三舍”,撤到預定的戰場――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帶。


  晉軍的“退避三舍”,實際上是晉文公謀略勝敵的重要一著妙棋,它在政治上爭得了主動――“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贏得了輿論上的同情。在軍事上造就了優勢――便于同齊、秦等盟國軍隊會合,集中兵力;激發晉軍將士力戰的情緒;先據戰地,以逸待勞等等。從而為晉軍后發制人,奪取決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晉軍的主動后撤,楚軍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蹺,主張持重待機,停止追擊。然而剛愎自用的子玉卻認為這正是聚殲晉軍,奪回曹、衛的大好時機,揮兵跟蹤追至城濮。


  晉軍在城濮駐扎下來,齊、秦、宋諸國的軍隊也陸續抵達和晉軍會合。晉文公檢閱了部隊,認為士氣高昂、戰備充分,可以同楚軍一戰。楚軍方面,決戰的準備也在積極進行之中,子玉將楚軍和陳、蔡兩國軍隊分成中、左、右三軍。中軍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揮;右翼軍由陳、蔡軍隊組成,戰斗力薄弱,由楚將子上統率;左翼軍也是楚軍,由子西指揮。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區上空戰云彌漫,晉楚兩軍在這里展開了一場戰車大會戰。在決戰中,晉軍針對楚中軍較強、左右兩翼薄弱的部署態勢,以及楚軍統帥子玉驕傲輕敵、不諳虛實的弱點,采取了先擊其翼側,再攻其中軍的作戰方針,有的放矢發動進攻。晉下軍佐將胥臣把駕車的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軍中戰斗力最差的右軍――陳、蔡軍猛攻。陳、蔡軍遭到這一突然而奇異的打擊,頓時驚慌失措,一觸即潰。楚右翼就這樣迅速就殲了。


  接著晉軍又采用“示形動敵”,誘敵出擊,爾后分割聚殲的戰法對付楚的左軍。晉軍上軍主將狐毛,故意在車上豎起兩面大旗,引車后撤,裝扮出退卻的樣子。同時,晉下軍主將欒枝也在陣后用戰車拖曳樹枝,飛揚起地面的塵土,假裝后面的晉軍也在撤退,以引誘楚軍出擊。子玉不知是計,下令左翼軍追擊。晉中軍主將先軫、佐將S臻見楚軍中了圈套,盲目出擊。便立即指揮最精銳的中軍橫擊楚左軍。晉上軍主將狐毛、佐將狐偃也乘機回軍夾攻。楚左翼遭此打擊,退路被切斷,完全陷入了重圍,很快也被消滅了。子玉此時見其左、右兩軍均已失敗,大勢盡去,不得已下令中軍迅速脫離戰場,才得以保全中軍。楚軍戰敗后,向西南撤退到連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殺。城濮之戰就此以晉軍獲得決定性勝利而告結束。


  城濮之戰后,晉文公在踐土(今河南鄭州西北)朝覲周王,會盟諸侯,向周王獻楚國俘虜四馬兵車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晉文公為侯伯。晉國終于實現了“取威定霸”的政治、軍事目標。


  城濮之戰初期,晉軍兵力劣于對手,又渡過黃河在外線作戰,處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晉文公能夠善察戰機,虛心采取先軫等人的正確建議,選擇鄰近晉國的曹、衛這兩個楚之與國為突破口,先勝弱敵,取得以后作戰的前進基地。隨后又運用高明的謀略爭取齊、秦兩大國與自己結成統一戰線,爭取了戰爭的主動權。當城濮決戰之時,敢于貫徹后發制人的作戰方針,主動“退避三舍”,避開楚軍的鋒芒,以爭取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主動,誘敵冒險深入,伺機決戰。同時與齊、秦、宋各國軍隊會合,集中起相對優勢的兵力;并針對敵人的作戰部署,乘隙蹈虛,靈活地選擇主攻方向,先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予敵各個擊破,從而獲得了這場戰略決戰的輝煌勝利。


  反觀楚軍方面,則是君臣不睦,將驕兵惰,君主昏庸無能,主帥狂妄輕敵,既不知妥善爭取與國,又不能隨機多謀善斷。加上作戰部署上的失宜,軍情判斷上的錯誤,臨戰指揮上的笨拙,終于導致了戰爭的失敗,將自己在爭霸中原中的優勢地位拱手讓人,給后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教訓。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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