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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審美文化生態論綱
秦漢審美文化生態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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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審美文化生態的內涵
  “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語“Oicos”,含有“住所”、“區位”、 “環境”諸意。后來一些生物學家用之研究生物體居住條件、物種構成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系,遂成為一種生態學說,即有機體與環境關系的學說。所謂文化生態系統,是指影響文化產生、發展的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經濟體制、社會組織及價值觀念等變量構成的完整體系。文化生態系統不只重視自然生態,而且重視社會生態,不只重視環境對文化的作用,而且重視文化與各種變量的共存關系,與19世紀簡單的文化進化論和環境決定論有重要區別。我們借用文化生態學的文化生態概念和方法主要是出于以下考慮。第一,更強調環境作用的有機整體性,注重從整體的觀點研究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比那種孤立地考慮某一或某些環境因素的觀點有很大優越性。第二,尋求用各種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解釋不同歷史階段和區域文化特征的形成發展。第三,改變過去那種兩張皮式的環境描述,更注意突出環境與審美的聯系,從而突出審美文化研究的獨特性。
  一定的審美文化總是在一定環境中產生、發展、演變的。所謂審美文化生態,指的就是審美文化賴以生成、發展、變化的環境總和或有機完整系統。它以與審美文化關系的遠近,由遠及近大體包括自然環境、科學技術、經濟體制、社會組織、價值觀念(包括哲學、宗教、道德、風俗等觀念形態的精神文化)等等直接或間接與審美文化生成發展有聯系的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
  審美文化是一個紛紜復雜的文化形態或層面,它與環境之間,有著極為復雜多樣的關系。正如恩格斯在考察社會時所說的,“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有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1](P359) 審美文化同樣具有這樣的特征。它的產生與發展,總是與多種環境因素交織在一起。各種環境因素對它的影響,作用大小也因時因地因具體作品不同。但有一點是應予肯定的,這就是,各種環境因素總是構成一種合力對文藝產生影響。恩格斯曾經十分贊賞并精確地解釋了這樣一種生物規律:“一個有機生物的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總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息息相關,哪怕在表面上和這些形態似乎沒有任何聯系。”[2](P376) 這種規律被達爾文稱為“生長相關律”。據此,馬克思曾在論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時曾說:如果把拉斐爾同列奧納多·達·芬奇和提威安諾(提香)比較一下,就會發現,“拉斐爾的藝術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當時在佛羅倫薩影響下形成的羅馬繁榮有關,而列奧納多的作品則受到佛羅倫薩的環境的影響很深。……和其他任何一個藝術家一樣,拉斐爾也受到他以前的藝術所達到的技術成就、社會組織、當地的分工以及與當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國的分工等條件的制約”[3](P459)。無疑,不同的社會環境造就了與其相適應的藝術家,而藝術家卻不是受到僅此一種影響,社會各種環境因素形成的“合力”對藝術家發生著不同程度和層次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對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創作也進行過類似的整體環境分析。他們認為:“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2](P261—262) 在意大利、德國、西班牙、荷蘭等國家,繪畫、雕刻、造形藝術的明星群體,相繼崛起,光彩奪目。之所以如此,恩格斯指出,地中海沿岸一條狹長的地帶,現在是一片緊密相連的文明地區,使以意大利及其文化為首的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上的相互影響成為可能;“新發明的涌現,東方各民族、首先是阿拉伯人的各種發明的傳入,當代的地理大發現和與之俱來的海上交通和商業的大發展,以及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4](P432),不僅“給藝術發展提供了大好時機”,而且使文藝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顯而易見,審美文化生態研究的任務,就是把審美文化放到特定時代的環境總體之中,在與相關的社會文化的各個子系統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中予以觀察,盡力把握審美文化與其生存環境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從而眾星拱月地揭示出,特定時代的審美文化是在怎樣的審美文化環境中產生、發展、演變的,為準確、全面地揭示特定時代審美文化的審美理想和基本特色,全面分析審美文化的本體內容,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礎。
  二、秦漢審美文化生態的主旋律和大趨勢:“大一統”
  秦漢大勢、秦漢審美文化生態區別于先秦(春秋戰國)的最大不同、最大特點、最重要的變化,一言以蔽之,曰“大一統”。關于何謂大一統,目前學術界眾說紛紜。我們認為:“大一統”包含著本衍、內外、表里多種含義。其本義即深層含義是推崇、尊崇一統,即為政治統治尋求形而上的合法性依據;它的外在、表層衍生義的核心是“王者無外”、“尊王”,即充分肯定天子、皇帝作為天下共主的至上地位和權力,對全國實行一統化統治,建立起一個地域寬廣、民族眾多、天子專制、中央集權的一統帝國(九州同風,華夷共貫)。在這個意義上,一統與統一、一致、融合的意思是很相似的。
  秦漢社會大勢,雖經三次大的農民起義,可謂一波三折,但總的來說,就是走向大一統,鞏固大一統,發展大一統和大一統走向衰微。秦漢思想領域城頭變幻大王旗,由秦尊奉法家,至漢初崇尚“黃老”,到漢武“獨尊儒術”,再到東漢中后期莊老抬頭異端思想和批判思潮的興起,都與大一統有著本質的必然的聯系。
  秦漢審美文化也不例外。大一統構成了秦漢審美文化生態不同于其他歷史時期,尤其是不同于春秋戰國的主要生態環境特點。秦漢審美文化生態的構成因素和秦漢審美文化的發展變化,也只有在大一統的統攝下,才能起到相應的作用,得到恰切的說明。
  就大一統與秦漢審美文化生態構成因素的關系來看,秦漢審美文化生態的各個因素,都受大一統的統攝和制約。沒有大一統的四海一家,異域同邦,地大物博,根本就談不到自然環境對秦漢氣魄的影響。沒有大一統,也就沒有諸子思想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沒有大一統,天地人大一統大和諧宇宙圖式也就缺少形成的歷史前提和社會基礎。沒有大一統,就不會造成士的使命和命運的重大變化。沒有大一統,就沒有當時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就更沒有深沉雄大,開拓進取的精神風貌。
  就大一統與秦漢審美文化的關系來說,大一統也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大一統對漢代散文內容和形式的影響就是明顯的一例。大一統格局對漢代散文內容有重要的影響。漢代的大一統格局,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秦代大一統局面的延續。秦漢開創的大一統的局面,是空前偉大的事業,是自西周以后經數百年才實現的而且遠比西周更加幅員遼闊和權力更加集中的統一。把這么遼闊的疆域、眾多的人口、強大的國力集中統一起來,加以先秦寬厚深邃的文化積淀,便使人產生了一種移山填海,氣吞宇宙的氣魄,在散文上,便體現出一種議論恢宏、博大精深的特點,如賈誼《過秦論》雖是說的秦朝,但自有一種綜核古今、通觀宇內的胸懷,讀之猶如“黃河水之天上來”,體現出漢初朝廷文人高屋建瓴的境界和大一統樂觀、自豪的時代精神。
  西漢前期,由于繼秦之后重歸統一,如何鞏固這個統一,就成為漢初散文家所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和所要表達的一個重要內容,所以這時的名篇名著,大多是總結亡秦經驗,為新的統一提供思想與策略。到西漢中期,大一統的局面日益興盛,藩國逐漸解析消亡,地域文學的人材都向中央流動,當時的國都長安匯集了各方的精英,文化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這時散文的內容與漢初有所不同。它與空前強大的國勢相副稱,歌頌和表現國家的繁榮強盛,構筑大一統的文化體系。其氣度極為恢宏,形式上出現許多鴻篇巨制,涌現出了如董仲舒、司馬遷、司馬相如那樣的大家巨匠。西漢后期,情況有所不同,自元帝以來,純行儒術,士重師傳,習章句之學;文尚摹擬,有從容之風,淡化了功利性和開創性,而漸開災異迷信之端。越到末期,阿諛歌頌之文越多,隨著大一統統治的危機,散文創作也陷入低谷。東漢前期,雖仍然處在大一統格局之下,但局面卻不如西漢前期、中期那么穩固,皇權也不如西漢中期那么集中。此時沒有大的戰爭、激烈的內部斗爭和非常的措施,一切顯得比較平穩。東漢散文總體上便表現出一種典雅富麗、雍容和平的氣度。東漢后期,社會動蕩,皇權旁落,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他們在朝野遍布爪牙,魚肉百姓,殘害善良,甚至以自己的利益決定皇帝人選,嚴重危及到漢朝的統治。針對這種社會現實,于是產生了社會批判思潮。大批散文以憤激的感情、尖銳的言辭來抨擊邪惡,抨擊黑暗勢力。東漢末期,尤其在董卓入京破壞之后,大一統局面分崩離析,皇室搖蕩,人民離亂,于是散文內容又一變而為憂國憂民,感懷傷時,成為“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亂世之文了。由此觀之,兩漢散文的內容,深受大一統局面變遷的影響,其發展變化是與兩漢興衰緊密相關的。
  大一統格局對漢代散文形式亦有重要影響。在中國歷史上,秦漢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其散文氣魄和規模也遠過前代。劉熙載《藝概·文概》說:“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磅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而阮元則說:“大漢文章,炳然與三代同風。”(《經室三集》卷二《與友人論古文書》。)如果說西漢文章無體不備還有點勉強的話,東漢卻可以當之無愧。《后漢書》為文體立傳,凡有著述者,皆于后一一注明。僅從《后漢書·文苑傳》所記載來看,古代各種文體幾乎已是應有盡有。
  兩漢散文文體豐富,且既有宏偉的長篇,也有寥寥數語的短制。文化的發展促進了文體的發展與創制,而文體的發展又反過來推動了散文內容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繁榮。無體不備的散文各種形式適應了大一統社會的需要,也體現了漢人旺盛的開拓性與創造力。最令人嘆服的是那些代表兩漢盛世氣象和大漢氣魄的鴻文巨制。西漢司馬遷立志要“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史記》創造了紀傳體例,網羅三千年史實于一編,旁貫書、志、諸子百家,洋洋灑灑五十萬言,確是前無古人。繼《史記》之后,東漢班固又寫出了《漢書》,首開斷代紀傳體例。這兩本史學著作氣魄宏偉,結構森嚴,敘述得法,成為兩漢文學的壓卷之作,以后兩千年封建朝廷正史體例,皆不能出其范圍,充分證明了這兩本史書的體例價值。此外,《鹽鐵論》、《淮南子》、《論衡》、《新語》、《春秋繁露》、《新論》、《潛夫論》、《漢紀》、《東觀漢記》、《風俗通義》等等,都是漢代內容充實、體制宏大的作品,體現了漢人“大一統”的氣魄和胸懷[5](P826—829)。
  三、秦漢審美文化生態的多元構成
  (一)自然環境的浸潤陶染
  自然環境是構成特定時代審美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秦漢與先秦自然環境的不同,對審美文化特點的形成,起了“潤物細無聲”的重要作用。
  先秦時代諸國林立,各地方都偏于一隅。雖然春秋戰國時期,寒士游俠也有機會游走諸國,但畢竟行動不便,尤其是缺少那種海內一家的強烈感受,缺少那種地大物博的豪邁情懷。因此,當時自然環境對審美文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了各地域的地方色彩。例如楚辭想象瑰麗、熱情奔放、驚彩絕艷,就明顯地打著南方楚地自然環境的印記。劉勰在論及屈原楚辭的時候,就明確提出了屈原作品得“江山之助”的看法。
  秦漢大一統后,過去分屬諸國的領土,歸入了一個統一的版圖。海內一統,天下一家,可謂疆域遼闊,地大物博。這就打破了以前狹隘的地域觀念,更有利于開闊眼界,拓展胸襟,激發人們積極探索,開拓進取的情懷。在客觀上為形成包括宇宙的磅礴氣勢,縱橫天下的壯志豪情,提供了客觀自然條件。我們在枚乘《七發》的“觀濤”,在《淮南子》面向廣大世界的進取激情中,都可以看到自然環境因素的沾溉。最典型的莫過于新的自然環境條件對司馬遷創作《史記》所產生的舉足輕重的影響。其《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他還奉命出使過西南,并多次從武帝出游,足跡遍及祖國各地。他欣賞到了祖國山河的壯麗景色,考察了許多古戰場及名勝古跡,收集了大量民間傳說、歷史軼聞,深入體驗了人的實際生活,了解了民風、民俗、民情。顯而易見,海內一統的自然環境對司馬遷《史記》的地蘊海涵、氣勢磅礴的審美風格的形成起了潛移默化的陶染作用,其流風所及,成為后世文人提高自身的一種模式:“壯游”。擴而大之,自然環境的多元合一,也為形成深沉雄大、壯麗輝煌的時代審美文化特點提供了“江山之助”。
  關于自然環境對審美的作用,辯證法大師黑格爾曾說過一段頗為辯證的話:“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6](P123) 同理,秦漢地域大一統,確實對形成時代雄麗的審美風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個地域大一統決不能單獨產生秦漢審美文化,對秦漢審美文化影響更大的還有諸多不可忽視的因素。
  (二)科學技術的驕人成就
  秦漢時代是中國古代大一統文化的第一個鼎盛期。傳統的科學技術如農業、醫學、天文歷法、數學等自然科學和鑄鐵、造紙等生產技術,在這400年間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獨特的體系。不僅較之戰國時代有重大發展,而且居于當時世界的前列。秦漢時代的地理學、水利工程、耕作技術以及絲織、漆器等制造業也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今天,我們站在秦漢人留下的多種令人贊嘆稱賞的珍貴文物面前,那充滿了世俗情趣的彩粉陶俑,那顯示著力量和氣勢的石雕,那工藝精巧的錯金銅博山爐和那企圖保持尸體不朽的金縷玉衣,那舉世聞名的漢鏡,光澤如新的漆器,以及那大量歷史廢墟、帝王陵墓、貴族墓葬中琳瑯滿目的器物,都與當時的科技水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足以引發無盡的歷史懷想。
  (三)空前統一的民族與國家
  秦漢輝煌燦爛的文化成就,是在空前統一的民族與國家的基礎上取得的。早在先秦時代,作為漢民族前身的華夏族,在其漫長的發展中即經歷了起源、形成和發展的幾個階段。到了戰國時期,內遷至中原的各族已經與諸夏融合,而海岱江淮間的東夷、淮夷與吳越也都先后與華夏融為一體。戰國七雄兼并,從華夏民族史看,乃是華夏民族的兼并與統一。戰國時代雖已實現了華夏大認同,形成了穩定的民族共同體,但是地域差異仍很明顯,許慎《說文解字·敘》說:“戰國時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服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即說明了當時經過民族大遷徒達于大融合的華夏民族,仍存在著地區差異。
  秦滅六國,創建了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在華夏民族已形成了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前提下實現了大一統,漢繼秦,成為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形成的開端期。在國家統一的歷史條件下,華夏不僅發展成為統一的民族,而且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中國主體的地位,在爾后統一多民族中國的繼續發展中,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凝聚核心。由于漢代的歷史影響深遠所至,人們便將華夏族稱改為漢人族稱。
  漢人的分布地域在秦漢時代實現了完全統一。漢族共同的經濟生活,在秦漢時代得到了很大發展。具體表現在小農經濟的定型化,度量衡與貨幣的統一,公共水利的興修,官修道路網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形成等重要方面。秦漢時期實現了漢文字的統一并逐漸規范化,這是漢族已形成為統一民族的一個重要的標志。中央集權君主制,使官制、律令、田制等都進一步體系化,不僅成為漢人社會的基本的國家制度,而且發展為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國家制度。到漢代,以漢人郡縣地區為主干,民族地區為邊疆的地理觀念已確定。社會法典化的思想在漢民族中形成。它是漢民族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因而也是處于一定歷史階段上漢民族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秦始皇曾試圖以法家思想統一全國,漢初曾盛行黃老學說,漢武帝時期,適應國家大一統的需要,漢武帝促進了統治思想的法典化,推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確立了儒家學說的統治地位。這種社會法典化思想的形成,不僅對漢人社會歷史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民族宗教在秦漢時代已形成。先秦尊天敬祖的宗教觀念,在漢代仍廣為流傳,祭天與祀祖,為最重大的宗教禮儀活動。作為民族宗教的道教,在漢代正式形成,佛教亦在此期間由印度通過西域傳入中土,對漢民族和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習俗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記》的出現是漢民族形成、民族歷史意識成熟的產物。《史記》不僅把對民族的來源歸結為同出黃帝的統一譜系,而且是從黃帝一直敘述到漢武帝的通史。
  秦漢時代民族大認同和疆域的擴大,引起了人們對傳統的“內中華,外戎狄”種族觀念的突破與更新。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也盛況空前,中華民族在秦漢時代達到了空前的融合與發展[5](P4—10)。
  (四)多元多重的文化整合
  秦漢時代在空前統一的民族國家和大一統政治格局建立的基礎上,進行了包括諸子之學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民族文化的整合和中外文化的整合等等多元多重內容的文化整合,從而在文化上結束了戰國以來諸子紛爭,道術為天下裂,地域文化并峙、不同民族文化對立的局面。在中華民族內部,形成了兼融統一,多元整合的大一統文化,在對異域文化的吸納融合上也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諸子之學的整合。秦漢文化帶有明顯的綜合、創造特色。盡管從先秦學派承傳上漢代很多思想家都有學術淵源,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注重融合貫通,博采眾家之長,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賈誼、劉安、司馬談、司馬遷等都體現了這一特色;即使董仲舒,也是于儒家之外,吸納了陰陽、道、法等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這一特色仍很明顯:嚴遵、劉向、揚雄、班固、王符、王充等都不同程度地注重并吸收諸子之學。漢代的確顯示出整合的創造,在開辟中國古代社會大一統的思想文化道路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
  歷來都以經學概括漢代的政治思想,把經學視為漢代學術思想的特色,這是不十分確切的,甚至是皮相的。經學固然因為成為官方統治思想而躍居重要地位,但在漢代,“從開始到終結,在經學之外都存在著豐富多彩的學術思想,表現出與經學迥異的思想風貌,其中有些成就還是劃時代的,有些是頗有重要價值的。”[6](P5) 就是經學本身,也不能簡單化評價,而應置其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 給予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確切地說,漢代的思想乃是多元中的整合,而究其主流,又是儒道思想的融通,是以儒道互補為基礎,以儒為主干,吸納諸家進行的整合中的創造。
  地域文化的整合。秦漢多元整合的大一統文化的形成,一方面表現在以儒道為主干整合百家之學上,另一方面又表現在地域文化特別是南北文化的整合、南北文化進一步的交流上。
  先秦時代,地域文化豐富多彩,風格各異,互相影響,交相輝映。但戰國中后期,這些地域文化隨統一大勢向著整合的方向演進。從總體上看,異彩紛呈的地域文化可大略分為以中原文化為基干的北系和以荊楚文化為主體的南系。如果說北方中原文化是“黃河文化”的話,那么,以荊楚文化為代表的南方文化則可以說是“長江文化”。從華夏文明形成的歷史看,“黃河文化”奠基溢彩于前,“長江文化”則揚波輝煌于后;從基本性質和主導傾向看,體現中原理性精神的北方“黃河文化”更側重于“儒”;體現荊楚神話藝術傳統的南方“長江文化”則更側重于“道”。在秦漢這個文化整合、匯通的偉大時代,在整合百家思想上確立了儒道互絀與互補的格局;在匯通地域文化上完成了由“江河匯流”而實現的中原理性精神與南方神話藝術傳統的比翼齊飛。儒與道,“江與河”(即南北),理性與藝術,歷史與神話,它們從不同的層面或側面體現了漢代所形成的多元整合的文化機制。在這種文化機制中,代表北方文化的儒家思想與代表南方文化的道家思想的相絀與互補,深入到文化藝術的各個方面,不僅兩漢時代各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體現了儒、道絀補的主潮,而且文學與藝術,詩歌與繪畫,也都在與儒、道相關的北方理性精神與南方神話藝術傳統的整合中發展,一方面是現實世界的世俗生活、倫理教化及其體現的各種形象,另一方面則是充滿了幻想的神話世界及其體現的斑斕圖景,二者并行不悖地混合在漢人的意識觀念和藝術世界中。秦漢時代,無論是學術還是藝術,都體現了兼容、整合的特點。戰國時代打破了古代文化的沉寂,思想上進入了一個“沖突期”,秦漢時代則在文化上進入了“融合期”,經過戰國到秦漢的沖突、融合,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真正完成了整合。秦漢時代多元整合的大一統文化,不僅顯示了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同時體現了中國文化價值的基本取向。[5](P21—24)
  中外文化的整合。開拓進取、閎闊包容的時代精神作用于中華文化共同體內部,激發了文化藝術的全面繁榮,作用于共同體外部的廣闊世界,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相互融通。秦漢時代,中華文化從東、南、西三個方向與外部世界展開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廣泛交流。在這一雙向運動過程中,中華文化初步確立了自己在世界文化系統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也多方吸收了外部文化的寶貴營養,激發了自身肌體的蓬勃生機。
  (五)開放進取的精神風貌
  一定歷史時期人們的精神風貌,是該時期人們社會生活的折光,是人們深層社會心理的外在流露,它們構成了一定歷史時期精神氣候的主要內容,是審美文化生態的重要方面。
  秦漢主要處在我國奴隸制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統治階級基本上還是一個勇于開拓,頗有作為的階級。因此秦漢人的精神風貌,總起來看是開放閎闊、積極進取、剛健篤實的,其中有許多反映秦漢人的精神特質,反映“中國的脊梁”的東西。這里主要從建功立業的大丈夫氣魄,任俠尚武的剛烈風氣,真率沖動的豪放性情,維護自尊的人格特點,講氣節重信義的倫理情操和開放松弛的兩性關系諸方面勾勒出秦漢精神風貌的大體輪廓。這種勾勒,只是秦漢時代人們精神風貌的一幅簡略的、靜態的平面圖畫。實際上,從縱向看,秦漢人的精神風貌并非一以貫之,而是隨社會大趨勢的發展變化,大體經歷了由雄放粗豪到溫儉精細,由任俠尚武到崇儒重文的歷史變化。但這種變化在四百余年的歷史長河里畢竟是微乎奇微的,秦漢在總體上仍然是一個完整的文化時代,有著相似的精神風貌和精神特質。這種精神風貌和精神特質不僅為秦漢文化提供了成長壯大的精神氛圍或精神氣候,而且為其獨特風貌奠定了價值論和心理學的雄厚基礎。
  (六)陰陽五行的宇宙觀或思維模式
  秦漢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多種文化百川歸海,整合會通的時代。它進行了先秦諸子文化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和中外文化的整合等多重文化的整合,形成了天地人大一統大和諧的思想文化體系。這種早在春秋戰國就已開始的走向大一統的新的思想融合,在宇宙論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管子》、《莊子》中的氣的思想,《老子》、《莊子》中的道的思想,《周易》中的陰陽思想,《尚書·洪范》和鄒衍的五行思想,通過《呂氏春秋》,經過《淮南子》,到《春秋繁露》,氣、陰陽、五行、十端,終于融合成一個統一的宇宙理論。整個宇宙可以從整體上把握為一,又可以從基質上把握為二(陰陽),還可以把握為四(四時、四象)、五(五行),擴展為八(八卦)、為十(十端),衍展為六十四(六十四卦),為萬物,構成了一個有秩序、邏輯、層次又可伸縮、加減、互通、互動的整體。這特別明顯地在五行層次上透露出來。依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對應順序,色有青赤黃白黑,味有酸苦甘辛咸,音有角徵宮商羽,季節有春夏長夏秋冬,方位有東南中西北,位置有左上中右下,情有怒喜思憂恐,內臟有肝心脾肺腎,道德有仁禮信義智,神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帝有太皋哦炎帝黃帝少皋顓頊……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張宇宙的相互聯系網絡圖。它既有豎直向上的種類事物(天文、地理、時間、空間、顏色、聲音、氣味、人體、道德、鬼神等等)的分門別類的聯系,又有橫向跨越事物分類而從根本性質(五行)上的交通,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構成了生理與心理的相通,情感與道德的互滲,色、聲、味的趨同,自然與社會的互動,時空的合一,抽象與具體的互轉,人與鬼神帝的同質,一句話,天人的互通互感。特別要強調的是這個宇宙體系,不純是一個自然界的體系,而是把社會、政治、道德、法律、文藝融入其中的天人互動體系。在《史記·天官書》和《黃帝內經》里,我們還可以看到氣、陰陽、八卦、萬物在天文和人體中詳盡的展開。
  漢代的這種氣、陰陽、五行、八卦、萬物互感互動的宇宙圖式既為漢代藝術容納萬有的特點提供了哲學基礎,又為其大氣磅礴奠定了內在邏輯構架[8](P28—29)。
  (七)“大一統”下士的使命和命運
  士在先秦時代崛起后,就在政治與文化這兩方面扮演了雙重的角色:他們既是支撐著古代官僚制度的骨干力量,“學而優則仕”,成為官僚的后備軍,同時,又在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分工中担負了精神文化包括審美文化的創造與傳播的主要任務,所以中國審美文化與士的關系極為密切。
  秦漢大一統時代,士階層已成為與政權建設和文化選擇密切相關的力量,為專制君主所特別重視。由秦漢開始的適應于大一統政治局面而形成的官僚制的政治結構和文官行政制度,為士階層在政治和文化上發揮其作用提供了現實條件,但秦王朝統治時間短暫,實行極端專制主義,“以吏為師”,專任法術之學,打擊甚至坑殺非議執政的儒士,未能有效地行使文官行政制度,以維護大一統的統治。而漢代統治階級則有效地行使了文官行政制度,重視士在政權建設和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兩漢士人是在天下一統、國家強大、君臣之序分明的形勢下從事政治、文化活動的。一方面,他們的視野和胸懷比前人更開闊,在思考的眼光和任重道遠的志向上,在功業的追求上和堅忍不拔的毅力上,已大大超過了先秦士人。統一強盛的帝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激發士人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因而,他們自然會情不自禁地述頌那個給他們提供了建功立業舞臺的大一統時代;但是另一方面,皇權專制政治與帝王馭士之術,又極大地壓抑了士的個性,限制了他們才能的發揮。就在士人通經致仕得到恩遇的同時,卻被奪去了他們往昔的自由與風采而成為秩序井然的大一統政治中的一種工具。特別是,在專制皇權政治中,不僅君主個人的素質對士的遇與不遇、進退出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政治中的多種因素直接影響著士人的命運。因而,“悲士不遇”作為渴望建功立業的另一種情緒和聲音,不僅鳴響于漢家盛世,使董仲舒、司馬遷等人均抒發了這種“莫隨世而輪轉”、“慎志行之無聞”的悲憤,而且,東方朔、揚雄、班固等更以自嘲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大一統時代士的兩難命運,其中東方朔的《答客難》揭示了戰國士人與漢代士人處于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蘇秦張儀之輩之所以“身處尊位”,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得士者強,失士者亡”的諸侯爭霸的時代,其才干有充分施展的機會;而在天下一統,諸侯懾服的漢代,一切都秩序化了,都在高度集權而又法典化了的軌道上運轉,逸出這個軌道,就會大禍臨頭,在這種情況下,士的個人作用自然難以發揮。而且專制的皇權政治,秩序分明的社會,使帝王具有無限的權力,士與帝王的關系,如東方朔在《答客難》中所說:“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云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后?”武帝時代主父偃由重用到被殺,司馬遷因李陵之禍下獄慘遭宮刑,都是顯例。專制皇權政治中士人的這種命運,使一些人產生了“隱退自保”的心理,東漢張衡的《歸田賦》,更向往懷慕山林田園的幽趣,以逸情林澤表現對政治的回避。由建功立業的豪情,到“悲士不遇”的感喟,再到退隱不仕的人生選擇,這反映了皇權政治中士人依違兩難的處境。總之,中國古代大一統社會中士與政權的關系,是在秦漢時代奠定的,秦漢士人既有建功立業的用世求仕之志,又有避禍全身的出世棲隱之想。仕與隱的結合,是士人常規的心理意念,反映了這一階層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基本特征。中國古代士大夫的那種儒道互補的人生觀,亦由秦漢士人的政治文化踐履而奠定[5] (P39—43)。
  收稿日期:2006—07—16
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58~64B7美學周均平20072007
秦漢/審美文化生態/大一統/多元構成
審美文化生態是指審美文化賴以生成、發展、變化的環境總和或有機完整系統。它的研究任務是深入把握審美文化與其生存環境本質的、必然的聯系,為準確揭示特定時代審美文化的審美理想和基本特征、全面分析審美文化的本體內容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秦漢審美文化生態的主旋律和大趨勢是“大一統”。其主要構成包括自然環境的浸潤陶染、科學技術的驕人成就、空前統一的民族與國家、多元多重的文化整合、開放進取的精神風貌、陰陽五行的宇宙觀和思維模式、“大一統”下士的使命和命運等多元因素。
作者: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58~64B7美學周均平20072007
秦漢/審美文化生態/大一統/多元構成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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