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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集“三不朽”于一身的典型
管仲:集“三不朽”于一身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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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不朽。”愚以為,在先秦眾多思想家中,能夠全面實現此“三不朽”者,唯管仲一人而已。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云水翻騰、風雷激蕩的大變革時代,在思想領域里也呈現出諸子爭鳴、百家蜂起的繁榮局面。這樣一個時代,確實為形形色色的“士”提供了脫穎而出、嶄露頭角的廣闊舞臺。但仔細比較一下,則不難發現,此一時期的諸子百家多為布衣之士,他們筆下縱有千言,手中卻無寸柄,因而也就無力貫徹自己的政治、經濟主張,無從檢驗自己理論的正確與否,更沒有機會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這兩個人例外。管仲和商鞅不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職,手握重權,因而就有貫徹自己的主張、躬親實踐自己的理論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從實踐的結果看,二人均獲得極大的成功。史載: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史記・李斯列傳》),使“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卷三),為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如果再進行一番比較,商鞅雖然事業上成功了,但從個人角度看他又是失敗者(最后被保守勢力車裂而死);而管仲則不然,他在位的時間長達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說是先秦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遺產也仍有借鑒意義。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別強調建立一套嚴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級官吏的辦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許多篇章都討論到這個問題。管仲主張,在官吏的任命與管理上,要“以勞受祿”、“受祿不過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罚”。他還激烈地批評以下三種不良現象:“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他認為這三種現象都是國家的大患、動亂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須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此外,他還總結出一套對于各級官員實行獎懲的具體辦法。

  在經濟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他還說過一句傳頌千古的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兩千多年來,這句名言曾經被中國歷代進步的思想家反復傳誦不絕,也被歷史上一切開明的政治家奉為圭臬之論。在古代,人們還無法掌握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但管子的這句名言卻與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若合符節。如何實現“富民”的目標呢?管子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最重要。因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辟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在古代,農業生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歷來為一切有為的統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視,管子與其他絕大多數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僅重視農業生產,同時也十分重視工商業。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管子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見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從政之前,曾經營商業多年,因而積累了豐富的感性知識和實踐經驗;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臺不是地處偏辟的西部內陸地區(例如商鞅),而是面臨大海、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齊魯大地。遼闊浩瀚的大海拓展了這位思想家的胸懷和眼光,豐富的實踐經驗更熔鑄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會政策方面,管仲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如何調節呢?他的辦法是“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如何奪富予貧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費稅;限制富人進入某些行業,以免與民爭利;間接運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財物等。同時,對貧者要“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此外,管子在對外貿易、貨幣和價格、糧食等許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論述,這些論述集中在《管子・輕重》篇里,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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