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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如夢―中唐向晚唐的嬗變
繁華如夢―中唐向晚唐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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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華事散逐香塵
  霓裳羽衣舞不再翩然如蝶,廣運潭的水面不再漕船如梭,甚至連漁陽的鼙鼓也悄然無聲了……盛唐的繁華仿佛已經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德宗龍馭上賓時的慘淡愁云和“永貞內禪”的曖昧氣氛還在大明宮的雕欄玉砌間繚繞縈回。誰能預知,在年輕的憲宗皇帝統治下,帝國將往何處去?
  如果說順宗的病痛和“二王八司馬”資望上的欠缺使帝國政治中樞的兩大核心因素:皇帝與文官集團,無法實現良性互動,導致永貞革新的失敗,那么順宗的兒子唐憲宗所領導的元和時代沒有這樣的缺陷。作為一名強有力的君主,憲宗具有駕馭文官的高超手腕。無論是元和對策案還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黨爭的行為都遭到了彈壓。單純就個案而言,憲宗的處理未必公正;但著眼全局,我們發現,朝廷主要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許不無偏袒但確實非常重要的保護,敵對黨派很難利用他們執政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失誤促成他們的垮臺;憲宗也從未忘記敲打結黨的高級官僚們,可官僚間有限度的對立又被他有意識地維持著:他用裴和李絳牽制李吉甫;當他發覺權德輿、李藩不能對同僚有所制約時便果斷地罷免他們;宦官吐突承璀被他用來對付文官;文官們將矛頭集中到吐突承璀身上時,他又通貶黜后者安撫朝野。總之,憲宗能夠很好地協調文官集團,而又遇上了一個名臣輩出的時代:杜黃裳“達于權變”,裴“器局峻整”,李絳“明察思深”,武元衡“重慎端謹”,權德輿“孝悌力學”,李藩“修身慎行”,李吉甫精明干練,而裴度更是可以同郭子儀相提并論的國家柱石……人才濟濟的文官集團,加上一位馭下有方又能調動他們力量的皇帝,組建起很強大的政治中樞。
  平定藩鎮的條件已經具備了。
  在解決了劍南、夏綏和鎮海等實力較弱的藩鎮后,憲宗將矛頭指向了頑固的淮西、強大的平盧和河北。戰局一度十分吃緊,河北、淮西兩線作戰的困境使憲宗不得不暫時向成德妥協。平盧節度使李師道甚至派人騷擾東都洛陽,刺殺宰相武元衡。但田弘正領導魏博歸附朝廷打破了河朔三鎮互為奧援、對抗朝廷的局面。盧龍和成德因此承受了莫大壓力。田弘正的效命徹底地改變了憲宗的戰略被動。十四年里,由蜀而夏,由鎮海到澤潞,由風雪蔡州城到對淄青犁庭掃穴,那些曾經囂張一時的藩鎮歙肩俯首,匍匐在朝廷腳下。這就是“元和中興”,一個至少在形式上重新完成統一的時代。同時,拒絕回鶻請婚和吐蕃人對王師收復河湟的憂心還暗示著,雄心勃勃的憲宗正將目光從淮西、從河朔收回,徐徐投向廣袤無垠的西北。那里有肥馬長草,有磧日瀚海,有貞觀遺風、開元霸業在等他去追尋……
  紫陌紅塵拂面來,王朝完全有理由期待又一次繁華似錦。
  但是,危機的萌芽也在元和十五年春的繁華底里潛滋暗長。譚忠曾說過:“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使,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為謀以夸服臣下。”憲宗是嘗試著借助獨立于官僚機構和派系外的私人屬員,比如吐突承璀進行征討,嘗試用降服河北的帝業來能使文官們平定西蜀、東吳的相業黯然失色。這種立場對文官們所極力維護的政治運作框架構成了威脅,招致他們的反感。曾經良好的君臣關系在元和后期趨于緊張。在戰略目標、在宰相人選、在對待方士態度上,分歧明顯且雙方都負有過錯:勝利使憲宗更加驕傲和專橫,而文官領袖裴度的口氣同樣表明他有居功自矜的傾向。在削藩戰爭連續告捷,外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憲宗的家庭內部卻因為儲位之爭而出現致命危機。
  皇三子李宥,也就是日后的唐穆宗憑借優越的母系背景獲得了文官集團壓倒性的支持。似乎是在文官的壓力下,憲宗才勉強同意立李宥為嗣。可他又拒絕冊立李宥的生母郭氏為后。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聯名三上奏表也沒有改變他的想法。也許是李宥的無能帶累生母郭氏(著者注:郭子儀的孫女)無法正位中宮――那樣憲宗就必須服從“嫡子繼承制”,失去另選太子的可能;抑或是郭氏強盛的外家使憲宗怕自己身后會重現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讓李宥承繼大統?究竟出于何種考慮,現在我們說不清了。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當他們發覺憲宗可能要作出對他們不利的抉擇,從而將他們的命運引向不測的境地時,妻子背叛了丈夫,兒子背叛了父親。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憲宗遇弒。
  當被憲宗遠遠地貶黜到邊地的劉禹錫數年后再一次回到長安,他看到的,是桃花凈盡菜花開,是繁華散去后的百丈紅塵。 二、流水無情草自春
  唐穆宗和春天似乎有著不解的緣分。
  父親的死亡使元和十五年的春天蒼白而寒冷。穆宗是頂著這早春的料峭寒氣走向他憧憬已久的帝位的。但這也許不是一個屬于他的位置。連《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說:“大致可以這樣說,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繼其父憲宗即位,九世紀朋黨之爭或可和緩得多,或者甚至會使中國人不知朋黨為何物。”人們通常認為,中唐黨爭的根苗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終元和一朝,沒有爆發大規模黨爭。這不能不歸功于憲宗的手段。可穆宗是沒有憲宗或宣宗那樣的能力來平衡文職官僚集團日趨激烈的派性斗爭的。
  長慶元年,也是一個春天,他沒能阻止一次牽涉眾多高官和望族的貢舉舞弊案演化為歷史上最著名的黨爭。平心而論,穆宗對貢舉舞弊案的處置沒有什么明顯的失誤:接受朝臣控訴、咨詢翰林學士、舉行還算公正的復試以確定責任、最后罷黜瀆職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穆宗為人所詬病的,不在于個別舉措的失當,而在于表面的中規中矩下掩藏著對事態發展的無能為力。結果,官僚們“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著者注:長慶貢舉案)紛紛排陷,垂四十年。”
  在元和朝我們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職官僚集團在被馴服后表現出高度的智慧與效率;藩鎮勢力面對長安咄咄逼人的進取態勢相應地萎縮了。元和宮變后到長慶二年春的兩年時間內,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反向過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繼任者的昏暗;文職官僚集團的派性斗爭因缺乏制約而失控,導致長安喪失智慧與效率;長安權力的癱瘓也就意味著河朔三鎮的重新崛起。
  河朔三鎮不同于帝國其他州郡之處,不僅僅在于中央統治力嵌入程度很低,還在于無論經濟基礎、權力結構,還是文化心態它們都已經胡化了――“山東奧壤,悉化戎墟”。長安不僅要將自己的權力之手重新伸入河朔,更是一元化帝國的全面重建。前者只不過是后者的最初步驟。元和年間的征戰完成了這個步驟,更艱難的后續步驟憲宗還沒有來得及著手。穆宗的朝廷肯定誤以為他們不過是在做掃尾工作。長慶元年二月,宰相蕭a、段文昌建議削兵。在藩鎮屈服于憲宗武力的情況下,確實需要一項從根本上削弱藩鎮的政治方案;府藏告罄的長安也必須逐漸擺脫軍費劇增的困境。但削兵是被當成孤立簡單的一項政策加以推行的:強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從;如何消除節度使們的抵觸情緒;如何安撫囂張的牙軍……長安竟一無長策。被強行散去的軍卒轉身遁入山林,落草為寇;還沒有被裁撤的在發現自己對朝廷恭順卻反被無情地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后,從內心疏遠和敵視起長安來了。最終,朝廷接二連三的錯誤導致河朔復叛:
  盧龍節度使劉總辭官時曾建議將這個強藩一分為三,同時將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有影響且又非常跋扈的將領送到長安。他隔離驕兵悍將以消弭隱患于無形,同時也希望朝廷能禮遇這些邊將,拉近藩鎮武人和長安的心理距離。但是,朝廷沒有領會劉總的意圖,基本保留了盧龍領地,又在冷落朱克融后輕率地放虎歸山。當接任盧龍節度使的張弘靖不能照顧該地域胡化的特殊性從而招致嘩變時,朱克融取代了他。成德的反叛則與穆宗下詔各鎮藩帥對調有關。這本是為了避免節度使長期盤踞地方而坐大的明智之舉,可愚蠢之處在于朝廷把魏博節度田弘正派到了成德。在憲宗討伐成德時,田弘正是絕對的主力,和成德結下了不解之仇。僅元和十一年南宮之役,成德就有二千多人陣亡。現在,他卻被朝廷拋棄在如狼似虎的仇人中間。殺害田弘正的王庭湊強迫監軍上疏請封。惱羞成怒的朝廷斷然拒絕了他。隨即,各路大軍奉旨從四面向成德集結。陰云密布的天空中筆直升起的狼煙宣告一個值得懷念的年代正式終結了。
  魏博和盧龍、成德本來就是三位一體的。在盧龍和成德相繼作亂后,魏博動搖了。史憲誠逼死田弘正的兒子田布,取代田氏成為魏博的統治者。地方上的反叛如同瘟疫一般四下里蔓延開來,連河朔以外的武寧、浙西、宣武和昭義也感染了。朝廷必須要屈辱地妥協了,因為它沒有能力同時與河朔三鎮作戰。元和中興已到夢醒時分。
  長慶二年早春的一天,史憲誠春風得意地接任了魏博節度使;仲春里的某日,昭義節度使劉悟突然囚禁監軍;還是那年春,王庭湊得到了旌節,而響應朝廷號召去對抗他的牛元翼卻不得不在暮春三月拋棄家眷只身突圍;與此同時,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瘋狂劫掠著汴河的春水里的進奉船和商旅;暮春時節,他驅逐了節度使崔群;幾天后,朱克融、王庭湊加檢校工部尚書銜……這是長慶二年的春天,這就是春天里上演的悲劇。
  不久以后,穆宗中風墜馬,在病榻上消磨掉自己的最后兩年時光。病入膏肓的他大概已經真切地感受到歲月如無情流水,終將他的生命和希望,都一點一點地帶走。那是長慶四年正月壬申。
   ――又是一年春來早
三、日暮東風啼怨鳥
  唐穆宗的過早下世是他的兒子唐敬宗不得不在一個對官僚制帝國和宮廷政治都還懵懵懂懂的年紀就開始了自己的帝王生涯。連《舊唐書》也認為“彼狡童兮,夫何足議”。兩年的短暫時光就象是長慶一朝的自然延續,問題都是老問題,只不過程度更嚴重罷了:文官集團的傾軋更加赤裸裸地展開;藩鎮更加跋扈;甚至市井,也嘲弄起朝廷來了――長安染坊的染工張韶竟然荒唐地聚眾闖宮,將敬宗攆得倉皇逃竄……這是一個可笑和可悲的年代,落日下的長安暮色四闔。
  這個少年最終死于暮色掩護下的一次謀殺。宦官劉克明懷疑自己與董淑妃偷情的丑事被敬宗發現,于是鋌而走險,在一次唐宮夜宴的時候對皇帝下了毒手。
  文官與宦官共同擁立唐文宗即位。他是敬宗的二弟,卻比敬宗更懂得負起責任。文宗在深陷牛李黨爭的文官集團中尋找著自己可以信賴的勢力。于是,文官精英們紛紛從天南海北回到了長安――牛李二黨的參雜并進構成了那個時代政治的一大景觀。
  對比長慶元年,無論是李德裕還是牛僧儒、李宗閔,牛李兩黨黨魁的根坻都更加難以撼動了。資歷和經驗,再加上多年苦心經營,使他們成為人們必須仰望的人物。隨著黨魁們相繼成為宰相,更多的中高層文官身不由己地將自己的命運與李黨或牛黨結合在一起,板結成堅固的一塊。文官集團派系日益穩固。即使按李德裕自己的估計,朝士中結為朋黨的也達三分之一。更何況,李德裕口中的朋黨當然僅僅是指牛黨而已。從悉怛謀事件到楊虞卿、鄭覃等人的人事變動,兩黨以硬碰硬,將自己最冷最嶙峋的一面呈現給對方。在整個太和朝,李德裕、李宗閔們雙峰對峙,使文宗無法依靠他本來應該依靠的文職官僚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政治資源來實現復興的政治理想。除了頹然哀嘆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外,李涵還能如何?他開始更多地依靠權術去控制他的文官集團;他變得日益相信陰謀的力量,相信那些更加不值得相信的人:一個是翼城人鄭注,一個是流人李訓。
  他們是小人物,他們更是小人!因此他們沒有道德上的禁忌,急于事功又不講究程序。連續放逐三位宰相使他們聲震天下;隨后利用宦官派系矛盾,借刀殺人,在短時間內將高層宦官相當徹底地清洗一遍。可是,當他們在“甘露之變”中試圖動用武力最后解決宦官時卻失敗了。被陰謀激怒了的宦官率領神策軍對文官們進行了瘋狂屠殺。在元和宮變中漠然地充當看客的文官們現在驚恐萬分地發現:在憲宗被弒十五年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終于落到了他們自己頭上。
  《資治通鑒》所謂“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似乎值得商榷,宦官們在隨后的會昌和大中兩朝還要先后受制于李德裕和宣宗。但是,宦官們參政制度化的趨勢將繼續下去:一個以樞密院和中書門下政事堂、翰林學士院為中心的新決策框架穩定下來;護軍中尉開始列席延英會議;宣徽院及鴻臚禮賓使、如京使、翰林使、學士使、x門使和武德使等內諸司使已然建立起上下統屬的職官系統,分割原本屬于省、寺的權力。甘露之變并未成為宦官公開專政的開始。但是,將會有很長時間人們不會再象文宗那樣,考慮以非常手段解決宦官問題了。
  作為鄭注、李訓的同謀,文宗僥幸保住了他的性命和帝位。可是,生不如死的苦痛和無窮盡的哀傷將伴隨他度過最后五年。
  接替文宗的是穆宗的另一個兒子唐武宗。經歷了文宗時代諸派參雜并進的擾攘后,王朝對一個堅強中樞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武宗為自己選擇強有力的合作者――李德裕。他給予李黨以最大限度的信賴。所以,會昌一朝是李黨秉政,對帝國的命運全面負責的五年。
  作為歷史上最能干的宰相之一,李德裕上任伊始就顯示出卓越的才干。當十余萬回鶻部眾在黠嘎斯部落的驅逐下涌入陰山之南時,帝國面臨著嚴峻的形勢。李德裕一方面試圖使回鶻重返斡耳朵八里,另一方面從容不迫地著手規劃即將到來的戰爭。會昌三年春,隨著回鶻大軍逼近振武,最后決戰已經無可避免。河東、振武、盧龍大軍與天德軍、內地奉命馳援諸部及契、沙陀、吐谷渾騎兵在朝廷的協調下破回鶻于殺胡山。很久沒有這樣的勝利了;在勝利以外,殺胡山之役還別有一種鼓舞人心的東西:正如我們所見,長安正重新變得穩妥、有效率,并且十分堅強。在對王朝來說更加利害攸關的藩鎮問題上,這種變化有立竿見影的表現。會昌元年九月癸巳,盧龍兵變。幽州局勢風云冠蓯保畹略D托牡刈鞅諫瞎郟埠詈鮮實娜宋錆褪被3⒄鉸孕醞涎硬喚霰苊飭碩淌奔淠諏涓蚊霓限危沂狗虻慕烀僑鮮兜劍好揮兄醒氳惱餃蚊塹耐持謂蛉狽戲《υ詬叨炔晃榷ㄗ刺L裙車惱胖儻淇刂樸鬧鶯笏忱氐玫攪順ぐ駁娜峽傘W魑乇ǎ胖儻浜退持蝸碌穆嗟背な奔淅鐫諉鴰傖健⒚鴟鸕戎疃轡侍饃細璩ぐ裁腫閼涔蟮鬧С幀5繃躔∈醞及言舐罕涑捎忠桓隹梢允老牧斕厥保畹略9銑鍪鄭址ピ舐骸>土穎比蛞脖歡逼鵠戳恕3⑷〉昧碩苑虻淖詈笠淮問だ
  會昌五年武宗駕崩,使李德裕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支持。五年里,朝政“皆獨決于李德裕,他相無預焉”。他親自承旨草詔,使號稱“內相”的翰林學士淪為服筆札之役的風塵俗吏。李德裕毫不留情地打壓牛黨;冒著可能招致普遍抵觸的危險指派柳仲郢精簡地方官吏;連內廷也感受到來自李德裕的壓力了:樞密使出納王言的作用被削弱;監軍的權力也小了;宦官的領袖仇士良甚至被迫休致;李德裕還想解除宦官的兵權、財權,但他終究沒能改變宦官對神策軍和內庫的把持――那是宦官勢力的命脈,是他們必須全力以赴捍衛的。李德裕甚至插手刪改《憲宗實錄》,影響皇后的冊立……正是在手中權力無限制地擴大的同時,他使自己的政治空間逼仄到了極點。他的反對派們宦官們選擇仇視武宗的皇叔李忱入繼大位,廟號宣宗。宦官要借他之手打擊李德裕。表面上看,李忱登基是李德裕罷相的原因,其實因果關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議地柩前即位不過是宦官扳倒李德裕所采取的一個關鍵步驟――一代賢相萬里投荒,被謫貶到崖州,謫貶到天南的煙瘴蠻溪。那里,離長安很遠很遠,暮色里的啼鳥如果想回來,都有半年的路程……  四、落花猶似墜樓人
  唐宣宗是憲宗的十三子。父親遇弒時他還是個孩子,一個被認為很愚鈍的孩子。由于生母與憲宗元配郭氏有隙,他的前半生是在歧視和迫害中度過的。傳說他曾為躲避武宗的毒手而出家云游,浪跡天涯。也許這只是個傳說。但由于宮廷檔案毀于晚唐戰火,從宣宗開始,我們沒有實錄作為歷史的敘述依據了,而關于宣宗的傳說又特別多。我懷疑,這是宣宗有意所為,一個在三個侄兒之后不合長幼之序地繼位的皇帝要用神奇的傳說為自己的統治加上一道光環。那些傳說由他親自告訴寵臣令狐,由后者的子侄寫進《貞陵遺事》。他刻意地仿效憲宗,甚至是太宗,以至于被稱為“小太宗”;他用一切機會顯示自己對元和一朝深切的懷念:父親曾任用過的權貴,現在他們的子弟很多被不次超擢,他們在南衙北司的身影,喚起了人們對三十年前一段崢嶸歲月的回憶,暗示著大中朝對那個時代的傳承。
  當然,這還不夠。他追究元和宮變中的罪人們,追究穆宗的罪過以否定他和他的三個兒子得位的正統性。甚至不惜將郭氏逼上絕路,讓她幾乎要用墜樓的方式來祭奠流水落花般逝去的往昔。
  正如《劍橋中國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個清算和評估過去的時代”。經過會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兩次清算,李黨被肅清了;牛黨也變成一個內涵和外延都不很明晰的歷史名詞。宣宗收回大權使中唐黨爭失去爭奪的目標,很快地煙銷云散。閹寺盤根錯節的勢力雖然沒有被連根鏟除,但宣宗借清算元和逆黨之機對其大加清洗。在整個大中朝,權閹們直接干預朝政比較少見。籠絡文官、清洗文官和宦官,以及神化自己――宣宗在長安確立起天子無可爭議的權威,唐朝歷史上的最后一次。
  也許,兒時所受到過的歧視使宣宗異乎尋常地重視自己的形象。也許,得位不正,還有身世復雜,使他極度自卑也極度自尊。自卑和自尊,在對待臣下時卻外化為刻薄和猜忌,連深渥圣眷的令狐也要在宣宗不信任的睨視下汗濕重衣。刻薄和刻薄后面隱藏的偏見被宣宗自己概括為一句話:“外庭不可與謀。”親耳聆聽這話的只有翰林學士韋澳。無怪乎他會大有深意地對宰相周墀說:愿相公無權。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為一個偉大的復興計劃去利用文職官僚集團,拋棄手中剩下的權力確實是宰輔們的明智選擇。沒有共事者的宣宗自然只能讓手中的權力耗散在對腰帶的關注、對言語的揣摩、對詩句的考察上,耗散在對那么多的細節的追求和追究上面。長安的文官們在宣宗苛求細節的眼光中慢慢地摒棄了三十年黨爭中養成的冒失習氣,越來越無所作為。
  王夫之“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說法也許過分了,但“聰察明斷”表象下隱藏的悲劇性固執確實是于事無補。安史之亂后,東南財賦與西北武力相結合給王朝以新的生機。現在,這種結合行將告終了。以大中九年浙東軍亂為序幕,嶺南叛亂、湖南叛亂、江西叛亂、宣州叛亂……唐朝,一株把根系深深植入東南肥美的水土,卻在西北向天探出最高一枝的參天大樹。現在他的根系已經開始腐爛了。這也就意味著落花,乃至落葉的時分終于要到來了。
  讓我們在落花中回想五十年來的恩怨是非吧:從永貞革新到元和中興,從文宗、武宗到宣宗……從來不曾有過一個王朝,在一步一步走向黃昏的時候,幾番振作,幾番掙扎,只希望能再現那曾經有過不會再有的繁華。憲宗不在了,殺死他的宦官、兒子,以及兒子的兒子,也不在了。就是那個從東宮就開始陪伴他一生卻又最終拋棄他的女人,也只能孤零零地走上高高的勤政務本樓……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壬辰或者癸巳日,當人們推開咸寧殿虛掩的門,發現宣宗頭朝東邊永遠地睡著了。也許不是,是幾起幾落后的如夢初醒。
2013-09-10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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