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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對華夏文明的破壞更甚
蒙元對華夏文明的破壞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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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lading

我發現不少人很痛恨滿清,卻對歷史上其他北方異族政權不甚痛恨,不少人還往往拿歷史上的蒙古人來比較,以證明自己之所以痛恨滿清,是因為滿清比歷史上的蒙古政權陰險,惡毒,蒙古人性格粗野卻不陰險,所以他們只是殺了漢人卻沒能扭曲漢人的“靈魂”,而滿清則不然,滿清用屠刀逼迫漢人剃發留辮子、逼迫漢人該穿滿 人服裝,并長期實施殘酷的文字獄,所以滿清才奴役了漢民族的精神,扭曲了漢民族的“靈魂”,等等。

  其實,蒙古統治時期,蒙古統治者不但在肉體上殘酷地奴役漢人,在精神上對漢人的奴役也是很殘酷,也是很巧妙的,其手段之殘酷巧妙,其後果之嚴重,與女真、滿 人的政權相比,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時間隔得久了,大多數漢人淡忘了而已。

  心理學證明,一個人或者集團,若長期處于被歧視的狀態,就會產生一種認同這種歧視,敬畏乃至崇拜歧視自己的人們或集團,因此就想努力擺脫這種受歧視的狀態,就想同 化到歧視者中,成為歧視者集團的一員。這點,從美國二戰結束為止、世界各地移民紛紛主動同 化到WASP(白人安格魯薩克遜新教徒的英文字母縮寫,主要是指自十七世紀起移住到美國的英格蘭殖民集團的子孫和日耳曼系北歐人)中去的歷史,以及如今WASP雖只占總人口的一半,但美國社會仍然是以 WASP為主流社會的現實可以得到證明;也能從盡管原本有各色各樣的民族甚至種族,如今卻是“單一民族”的日本的歷史得到證明;甚至能從二戰期間,一些猶太人為了擺脫被歧視而積極協助的事實得到證明;甚至還能從現在不少旅日國人不愿意教子女說漢語、甚至認為日語才是其子女的“母語”得到證明;也能從不少旅日朝鮮人(特別是韓國籍的)主動使用日本姓氏,隱蔽自己是朝鮮人身份,而在對少 數 民族比較寬容的中國的朝鮮人卻毫無顧忌地使用朝鮮姓氏、朝鮮語、弘揚朝鮮文化,一部分人甚至還敢公然歧視漢人,公然鼓吹“朝鮮民族主義”這兩個極端事實得到證明,盡管旅日朝鮮人和中國的“朝鮮族”大都是在二戰前日本統治期間從朝鮮半島同時遷移到日本和中國東北。

  蒙元統治時期,由于蒙古統治者采取蒙古人至上、極端歧視漢人的政策,所以不少漢人便主動向蒙古人同 化了。

  例如,蒙古統治者雖然沒有像滿清用屠刀逼迫漢人留辮子、改穿滿 人服裝那樣,用屠刀逼迫漢人留蒙古式辮子、穿蒙古式服裝的做法,但卻采取種種措施大力推廣蒙古語和他們當時使用的文字八斯巴字。例如在各地設立蒙古語學校,教授八斯巴文字。并用利益和官爵引誘漢人學習蒙古文,只要漢人學習他們的語言和文字,就可以免除“一身差役”,甚至還“約量授以官職”,即可以讓這些漢人做官,漢人因而就能擺脫被歧視的狀態。于是,學講蒙古語、學用蒙古文字便成了當時漢人的 “入仕之捷徑”,而在漢人中蔚然成風!

  又比如,只要漢人講蒙古話,取蒙古姓,也能當官,所以不少漢人都取了蒙古姓或其他胡姓。例如,忽必烈之後,唯一當上宰相(左丞相)的漢人賀惟一,因蒙元政府有規定“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元史・列傳第27》),即只有蒙古姓的人才能當御史大夫,所以,賀惟一是在得到蒙元賜姓“拓跋”,改名“太平”後,才得以當御史大夫,繼而升為宰相。

  也正因為蒙古人極端歧視漢人,所以不少漢人不但剃發留蒙古式辮子,連服飾都主動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
  
  這里有必要談談當時的漢語在蒙古統治下受到的摧殘。由于蒙古統治者的長期歧視性的高壓統治和強行推行蒙語直譯文體的政策,漢人的口語也發生了變化,其口語詞匯和語法結構帶有明顯的漢蒙混合語色彩:
  口語詞匯,常常采用俗詞意譯外族語的詞來代替漢語中的固有詞,如“肚皮”表示“賄賂”,“先生”代替“道士”,“根腳”表示“官員出身”等等。

  口語語法,也因混有蒙古語語法而變得亂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漢又非漢。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語語法,句末常用“有”來表示動詞現在時的時態,或用作系詞“是”,如“這店里賣毛施布的高麗客人李舍有麼?”;“黃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黃半生的有”。還有用詞尾加“每/們”表示復數。如:“我們”、“你們”就成了“我每”、“你每”;又如用“那的”表示“他”,“這的每”或“那的每”表示“他們”;還在否定句中將否定詞置于句末等。當時的漢語中也大量使用“里”“根底”“上頭” “行”等來對譯當時的蒙古語中的變格形式。元末用作高麗人學習漢語用的“教科書”《老乞大》(大概是老契丹的意思)有這樣的句子:“我這高麗言語,只是高麗地面里行的”,“我是高麗人,漢兒地面里不慣行”,“每日和漢兒學生每一處學文書來的上頭,些少理會的有”,“官人們文書分付管酒的署官根底”,“你誰根底學文書來?”,“他漢兒言語說不得的,因此上不敢說語”,“咱弟兄們和順的上頭”,“我漢兒言語不理會的”。

  《老乞大》把這種語言稱作“漢兒言語”。“漢兒”是蒙古統治者對北方漢人以及前金國治下的、已經漢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等民族的統稱。

  蒙元時期的這種“漢兒漢語”,即便是今日的我們,恐怕也不敢相信它們曾是漢人用過的語言。

  若沒有漢人不畏***、前赴後繼地發動推翻蒙元統治的大起義;若蒙元統治的時間再長些;若明成祖推翻蒙元政權後,不清除漢語中的這種異族成分,那我們今日使用的現代漢語恐怕就不能再說是古代漢語的繼承和發展;不能再說漢語是世界上最具有悠久歷史而又最富于穩固性的語言之一;不能再說“現代漢語的基礎語法與古代漢語的基礎語法大致相同,基本詞匯也是古今相承,兩者具有高度的穩固性,幾千年來都沒有多大變化”(《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所編的《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也不能說“古今漢語,一脈相承。”(《古今漢語詞典》前言);當然也不能說 “漢語普通話和各種漢語方言都是由古代漢語發展而來的,它們之間有明顯的對應規律”(《語言文字及其應用研究系列叢書》編委會編撰的《音韻學基礎教程》)了。
  
  就漢民族的語言受摧殘的程度來說,蒙元統治時期是遠甚于滿清統治時期的。滿清統治者對文化思想控制異常嚴厲,一般學者多被迫從事與現實無關的古書整理和考證工作,所以,漢語語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學者也大都比較保守,所以在編輯用于正音的漢語字典和漢語韻書時盡量保留古漢語成分。例如由陳廷敬等30人集體編纂,歷時五年,於1716年成書的作為“正音”用的“官書”《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聲系統和分尖團音,倒是十四世紀蒙元統治時期,由南方人(江西)周德清“以中原為則,面又取四海同音”編撰的《中原音韻》,就沒有納入入聲,所以不少人據此認為入聲系統已在當時的中原漢語中消失。又例如由李光地、王蘭生等人奉旨編撰,於1724年完成的“官方”所修“正音”規范《音韻闡微》也繼承了分尖團并保留入聲系統等傳統漢語的語音系統(該韻書共收錄16000多個漢字,在每個韻部字下都注明該韻部與《廣韻》以來漢語韻書而不是滿語韻書的韻部關系)。再比如鴉片戰爭後,由被認為旗人(民族屬性不詳)的莎彝尊編撰的《正音切韻指掌》,其目的就是“特為習正音者作也”,即該書是專門教人說官話的工具書。該書的“正音”,當然也保持了尖團分立和入聲音。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若失去了自己的語言,那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靈魂。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民族靈魂的摧殘絕不亞于滿清。
 
  蒙元政權因是人口少數的部族政權,為了更穩固地統治中國,就必須要分化其統治下的人們,為此制定了嚴格的等級待遇制度以離間漢人。具體做法是,把來自中亞、西亞等地的外國人,即“色目人”定為準統治階層的二等人,把本屬同一民族的漢人分成兩個不同的被統治等級,即把舊金國內的漢人定為第三等人,把舊南宋內的漢人定為最底層的第四等人。兩者不但等級不同,名稱也不同,前者稱之為“漢人”,後者稱之為“南人”。這種不同的等級,從刑法的適用,到作為官僚、軍人的錄取和提拔,都帶有明確的、實質性的差別。蒙元統治者讓“漢人”地位高過“南人”,讓這樣就能起到阻礙南北漢族聯合起來對抗蒙元異族政權的作用了。事實上,蒙元這種“分而治之”的離間政策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雖然南北漢人都反感蒙元異族統治,但在反感的程度上兩者有很大差別。若蒙元稍微重視一下中國民眾的民生而不是一味榨取勒索以至于有“富在塞北、窮在江南”之說,那麼它很可能像蒙古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的政權一樣,能夠維持較長的統治。若真是這樣,那麼,南北漢族說不定就真的成了兩個在民族特性、文化、習俗、心理特征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的不同民族了。

  蒙元政權內部的不停的內訌以及對漢人的殘酷統治,不但極大地破壞了北方經濟和文化,使南北經濟和文化有了較大差別,其南北分治、分化漢族的政策在南北漢族之間造成的裂痕也沒有隨之覆滅而彌合。如今南北漢人之間之所以存在著鴻溝和隔閡,跟自五胡亂華起,歷史上有過多次異族對北方和中原的入侵和占領,導致南北長期分裂是分不開的,更與蒙元政權長期實施刻意分化南北漢族的政策有密切關系。換言之,歷史上的異族政權、特別是蒙元政權是造成南北漢人之間的鴻溝和隔閡的罪魁禍首。

  蒙古人的統治方式有點類似突厥系的奧斯曼帝國對巴爾干地區的統治。奧斯曼帝國為了穩固其統治,也制定過離間被其統治的民族的政策。例如只要放棄基 督 教改信伊-斯蘭教,就能得到稅金等方面的優待。這一政策的結果使不少南部斯拉夫人、特別是地主階層的人們就改信伊 斯 蘭教,成了今日巴爾干地區穆-斯林民族的祖先。這些改宗者,不但和其他南部南 斯 拉 夫人不再是同族人,還兵戎相見。也就是說,奧斯曼帝國的區別統治政策,成功地起到了離間當地民眾的作用,為原本為同一民族的人們後來變成相互仇恨相互廝殺的敵對民族。

  在蒙古統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統治下,一部分漢人、特別是大多數讀書人的出身階層,即地主階級,成了蒙古統治者的奴 才,心甘情愿地為其效勞。因為蒙元統治者只對如何榨取中國感興趣,對公共事業既不熱心。幾十年統治下來,作為中國經濟支撐的水利設施、道路、運河變得支離破碎,洪水、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瘟疫頻發,中國經濟陷入了崩潰狀態。人民流離失所,饑饉、災荒、瘟疫奪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就連明太祖,在十七歲時,其父母、大哥等親人因饑餓和疾病而接二連三地死去,只剩下他和二哥,二哥只好外出討飯,他進了寺廟,從此兄弟沒能再相見,也就是說朱元璋成了孤兒。不堪忍受異族統治的漢人們紛紛起來 ***。可大多數地主和讀書階層不但不支持、不參加,不領導推翻異族統治的運動,反而站在蒙元統治者一邊,組 織“義兵”和“鄉勇”鎮壓漢人大眾起義。就連後來成為明太祖智囊的劉基、宋濂、陶安等有名望、又有教養的文人,起初也是反對推翻蒙元政權的。大地主劉基是蒙元至順年間中舉的進士。當方國珍起兵反元時,劉基居然向蒙元政府進言討伐方國珍,還親自組 織了鄉勇。可他沒有料到,愚蠢的蒙元政府不但不采納他的建議,反而奪走了他組 織起來的軍隊,他只好隱居起來。隱居期間,竟作詩把沒有得到蒙元重視的自己比作愛國卻不被楚王接納的屈原。劉基還把反元的漢人們稱作盜賊、妖軍。因為農民大都向地主階級租用田地,又崇拜能識字讀書的讀書人,所以,這些地主階級和讀書人在農村的影響力相當大,要想成大事業,沒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行的。朱元璋不顧面子,派人以禮招納劉基等人,都被拒絕。幸好朱元璋沒有氣餒,再三邀請劉基他們,他們才勉勉強強地到了應天府(南京)。朱元璋為之大喜,專門為這些“大儒”建了住宅,取名為“禮賢館”。但中國其他地方,仍有不少地主、讀書人繼續支持蒙元,繼續組 織鄉勇鎮壓反元力量。就是在明朝建立,并攻下蒙元首都大都(北京)後,西北,甚至部分中原地區,仍有擁護蒙元的漢人或加入蒙古人的軍隊、或自己組 織“鄉勇”支持蒙元,負隅頑抗,其勢力還大到能數度進行大規模反攻的程度,例如組 織鄉勇,積極鎮壓中原反元勢力的李思奇、孔興以及張良弼兄弟就是這樣的漢人,而那個改成了蒙古姓“擴廓帖木兒”的王保保還是蒙古殘余勢力中的“中流砥柱”、明朝的大患。王保保直到死都拒絕明太祖的招降,一直緊跟蒙元,與明朝為敵。
 
  反觀滿清,盡管沒有向蒙元那樣公然歧視漢人,還假惺惺地編撰四庫全書和官修漢語字典,定期舉行科舉,培養了一大批奴 才,可它覆滅時,卻沒有幾個奴 才、更沒有幾個漢人出來挽救它,當然也沒有出現王保保式的漢人為它而跟中華-民 國作戰。漢人的語言也沒有變成像上面提到的漢蒙混合語那樣的漢滿混合語。

  所以,盡管蒙古統治時間不如滿清長,但它對漢人精神的摧殘卻是相當嚴重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辮發,禁胡姓,胡服和胡語,可還是不能徹底清除蒙古人的影響,之後不得不反復頒布該指令,才總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惡劣影響。例如,雖然明朝政府有意識地清除漢語中的外來成分,但上面提到的“漢兒言語”,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絕跡的。

  由于明朝政府的努力,所以蒙古人基本上沒有留下多少東西,但有一點,還是留到了今日。那就是貪婪好利自私缺乏正義感。蒙古統治使漢人失去了從前那種注重精神修養,講究精神文明,崇尚正義節氣的性格,使不少漢人變得貪利、自私、不講節氣。歷史上的胡人,如司馬遷、班固等人指出的“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他們對精神不理解當然也不會重視,只要覺得對自己沒有用的,就不在乎,甚至廢掉,而對自己有用的,就不顧一切、不擇手段地據為己有。例如他們覺得種田不如養馬,就想把中原變成養馬場,覺得漢人是個累贅,沒有用處就想全部殺掉,但一聽說可以讓漢人種田為蒙古人納稅納糧、為蒙古人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便利,就改變主意了;誰有本事從漢人那里榨取到更多財富,就讓誰當官,例如,忽必烈雖被捧為“開國圣主”,也照樣專用那些能為蒙古政權榨取財富的惡霸。開始是用回人阿合馬,繼而用盧世榮,又用桑哥,個個都是狠毒的吸血蟲。為了榨取漢人更多財富,還規定凡是納粟獲功者可以當小官,而且只限于鄉間無賴,結果天下風氣日益惡化,貪 污腐 敗日益猖獗,升官就能發財被看成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明太祖推翻蒙元後,為了消除蒙元的惡劣影響,為了整頓官僚隊伍而不得不用重典治國,不得不用各種方清除蒙元遺留下來的諸如擅權枉法,貪贓受賄,蠹政害民的惡劣風氣以保證各級政府官員廉潔和高效率工作。可人們一旦沾上了這種惡習,如同吸鴉片一樣,一般很難改變,所以朱元璋之後,特別是明朝中期之後,貪 污腐 敗唯利是圖不講道德信義的風氣便又開始蔓延起來。
  
  所以,我們不能為了證明滿清的邪惡而抬高蒙元或其他歷史上奴役過漢人的異族政權。這些歷史上的異族政權,其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對漢人,都曾犯下過滔天罪行。當然,正確認識歷史不是為了宣揚仇恨而是為了吸取歷史教訓。我們應該正確區分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不能把歷史問題當成現實問題而痛恨現在中國的某些民族。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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