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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孫中山的輿論意識
論孫中山的輿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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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輿論之旅——孫中山的輿論活動
  考察孫中山一生的足跡,人生之路大致有二:一是行動之旅,從醫人到醫國;二是輿論之旅,從勵志到覺民。這是他人生的兩個樂章,不同時期此消彼長,而二者的結合形式則是后者服從于前者。
  1891年3 月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創辦了一個勵志修身的團體——“教友少年會”,這是他創辦的第一個社團。同年,他撰寫了《教友少年會紀事》,投寄上海的《中西教會報》,由此踏上了人生的輿論之旅。他在概述創辦該會的緣由時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有善機以透,掖良法以奮興,安望其固守而毋替也哉。”他發表此文,一方面是將其活動“以告同道”,另一方面希望各地“同道”“仿而行之”。由此看來,孫中山早在校園活動中就將組織與宣傳聯系在一起,這說明他對報刊的社會功能已有初步的體認。
  興中會的成立標志著孫中山人生道路上從醫人到醫國、從勵志到覺民的轉折點。次年成立香港興中會。為使“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其章程將“設報館以開風氣”、“聯智愚為一心”列為要務。其間孫中山主要靠分發反清小冊子制造革命輿論。
  在變法維新期間,執輿論之牛耳的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憑借《時務報》等,刮起了一股維新風潮。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廣州起義及孫中山倫敦蒙難造成的影響。梁啟超流亡日本后,復辦《清議報》,為維新思潮推波助瀾。梁儼然成為旅日華僑崇拜的精神領袖。國人“咸予維新”,革命何從談起。孫中山后來也不無感慨地回憶道:“此五年(1895~1900)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1]
  為抵消改良派的影響,改變國人的心智議論,1899年他派陳少白到港建立興中會的輿論機關。次年1月《中國日報》在港公開出版。 該報序文署名“敦煌韜晦子”,這顯然是筆名。從序文作者講述自己的身世看,很可能出自孫中山之手。
  在談到辦報緣由時,序文指出:“報主人見眾人之皆醉而欲醒之……因思風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報紙,故欲藉此一報,大聲疾呼,發聾振聵,俾中國之人盡知中國之可興。”這里揭示了報章能“感格人心”的社會功能。該報的宗旨就是要覺民:“開中國人之風氣識力,祛中國人之萎靡頹唐,增中國人興奮之熱心,破中國人拘泥之舊習,而欲使中國維新之機勃然以興,莫之能御也。”
  1903年后,改良派與革命派在政見、地盤、籌款等方面成對立之勢,而輿論之爭尤為激烈,亦最為關鍵。在這場大論戰中,1903—1905年孫中山作了一次環球輿論之旅。他除指揮《中國日報》等回擊改良派外,還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對改良派的輿論攻勢:
  一、印發革命書刊。1903年秋馮自由受命募資合印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和鄒容的《革命軍》10萬冊,分寄海外各處。1903年9 月他攜此書親赴檀香山,重建革命組織。“其功效真不可勝量。”[2] 1904年5月他在舊金山托《中西日報》印刷《革命軍》1.1萬冊,分贈美洲僑胞。[3]二、改組報館,鞏固輿論陣地。 孫中山到檀島后即改組《檀山新報》,以為革命宣傳陣地。1904年5 月在舊金山改組了美洲致公堂的機關報《大同日報》,使之成為革命宣傳機樞。三、親自撰文,反擊改良派。1903年12月他在檀島以筆政乏人,親自撰文,與保皇黨大開筆戰,發表了著名的《敬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書》。文章言簡義備,閱者無不為之心動。四、用英文著述,在國際上制造有利于中國革命的輿論。1904年8月他在美國著《支那問題真解》,刊于《北美評論》, 后出單行本。該文揭露清廷的腐敗,論證中國革命的必然性。五、頻繁發表演說。孫中山在檀島大戲院發表三次演說,聽眾數千人,盛況空前。據當地報紙載:“先生身著白麻衣服,頭上短發……其言論舉動,顯出有感化人群之力。”[4]他到美洲大陸后繼續“苦戰”, “已到過五六處,俱稱得手。今擬通游美地有華人之處,次第掃之,大約三四個月后當可就功。”[5]
  1905年7月孫中山取道歐洲、南洋回到日本, 完成了一次環球輿論之旅。故地重游,他興奮地發現風物依舊,人心大變。“艱難困苦之時代”已一去不復返,輿論之效初顯神威,革命風潮由“初盛”而“一日千丈”。孫中山遂不失時機,成立同盟會。為加強輿論攻勢,他派馮自由主持香港《中國日報》,同時決定創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由孫中山口授的《民報》發刊詞,公開打出三民主義的旗號,號召黨人為實行這一理想而奮斗。
  同盟會成立后,革命“已漸由言論而達于實行”。隨著革命重心的轉移,孫中山大部分時間在南洋,將主要精力放在籌餉購械、建立革命組織和策動武裝起義上。
  綜觀孫中山辛亥前十年的革命活動,他領導、發動的十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建立的革命組織也面臨內外的挑戰。然而,他從事的輿論工作卻是杰出而成功的。革命輿論的形成為武昌起義及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誠如他在民初所言:“自武漢發難不數月而共和政治出見于亞東大陸,論者推原功首,咸以為數年來言論提倡之力,固矣![6]
  民國初建,中國進入了“建設時代”。他說:“當革命時代,報界鼓吹不可少,當建設時代,報界鼓吹更不可少。”[7]在此期間, 演說、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宣言、通電等是他制造輿論的重要方式。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正式辭去臨時大總統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到處宣傳尚未實現的民生主義(此時他認為民族、民權主義已經實現)。在那一年剩下的8個月內,他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發表演說計83 次,答記者問22次(據《孫中山全集》和《孫中山集外集》統計)。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典型的輿論之旅。如果說1903~190 年的輿論之旅以革命為主題,此次則以建設為主題。
  作為民國的締造者,他本想一展宏愿,繼續他的行動與輿論之旅,實現他繪就的共和藍圖,但“宋案”發生,孫中山仿佛如夢初醒,其活動方式似乎又回到了辛亥前:流亡、籌款、購械等。1913年4月26 日孫中山發表《致各省議會政團報館電》,呼吁“嚴究主名,同伸公憤”。“宋案”真相大白后,輿論同聲譴責“宋案”的主謀趙秉鈞。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趙氏不得不引咎辭職。以輿論彈劾國務總理,并最終迫使其下臺,在民國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就近因言之,這與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報刊所制造的討袁輿論有密切的關系;就遠因而言,則與他長期致力于宣傳民主共和及司法獨立密不可分。
  袁世凱為對南方用兵,非法向英、法等五國銀行團進行大借款,繼而帝制活動又粉墨登場。為此,孫中山在政治、軍事、輿論等各條戰線進行了不懈的抗爭,但結果均事與愿違,根源何在?
      二、行易知難——輿論意識的哲學基礎
  行動與輿論、行與知,是孫中山人生的兩個樂章,在他的生命之旅程中如車之兩輪。正如他講到武昌起義成功的緣由時所言:“此次民國成立,輿論之勢力與軍隊之勢力相輔而行。”[8] 但民初坎坷的旅途促使他重新掂量行與知的份量,反思行與知的關系。
  實踐出真知,哲學思想的形成非朝夕而致。孫中山是在1919年所著的《孫文學說》中明確提出“行易知難”的,但這種意識的萌芽可追溯到武昌起義前。1905年他在《民報》發刊詞中就不自覺地顯露其端倪:“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于吾群……其理想輸灌于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隨著革命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9] 辛亥前革命黨人的輿論活動及其效果孫中山視為“行易知難”的正面例證。
  民初討袁失敗,孫中山認為一方面由于多數人的認識未真。“顧其基礎尚未堅固,多數人之認識未真,乃有奸人乘機簸弄,遂使民國者,一切形式機關制度,傾覆掃蕩,而專制帝國幾乎復活。”[10]另一方面是由于一般黨人把他的主義、政策視為理想難行。他認為理想是很難的,但理想是事實之母。胡漢民認為這是孫中山重視宣傳“行易知難”的動因[11]。其后,他為捍衛共和而進行的護國、護法運動等均告失敗,他為共和理想、建設藍圖而發出的吶喊,應者寥寥。1918年5 月他不得不辭去大元帥職。次年春,他暫時脫離政治生活,在上海靜心反思這樣一個問題:“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12]“建設之革命失敗”,這不正是“行易知難”的反面例證嗎?
  知與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對重要范疇。古代哲人多強調“知易行難”,“數千年來深中于中國人之心,已成牢不可破”[13]。它幾乎成為一種思維定式,并支配國人的行為。
  孫中山從哲學層面反思知行關系,提出了一反中國古代哲學中“知易行難”的命題——“行易知難”,其本意并非是在理論上建立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或認識論,而是要變革國人的知行觀。孫中山“行易知難”學說包括下面幾點:從本源上講,行先知后;從難易上講,知比行難;從目的上講,知是為了行。來指導新聞宣傳工作,作為他輿論意識的哲學基礎。是孫中山從哲學層面強調“知”的重要性的目的之一。
  就個體而言,“知”是一個認識過程,由接觸到接受,再到認同;但就整個社會而言,“知”實是特定社會輿論形成的過程。個體由不知到知,往往不是主動或孤立地完成。沒有傳播媒介的介入,能“知”者只是極少數先知先覺。先知先覺應充當傳播者,后知后覺是受傳者,而報刊則是由“傳”到“受”之間的媒介。這才是孫中山知行學說的歷史價值之所在。
  《孫文學說》有深奧的學理,但他不圖作艱深的哲學玄想,讓其學說作學院的經典,而是要將學理大眾化(他舉出飲食、用錢、作文、造船等十事為例),將讀者定位在平民百姓上,其文風和內容就反映了他強烈的傳播意識。
  “行易知難”這一命題的確立,使孫中山的輿論意識變得更加理性成熟,輿論活動更加積極主動,輿論導向也更加集中明確。1919年8月1日他指派胡漢民在滬創辦《建設》雜志,并親撰發刊詞,闡明其宗旨:“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孫中山還將《實業計劃》在該刊上連載,目的是要使萬眾“知”其計劃,繼而付之于“行”。
  “五四”是中國輿論大放異彩的時期,孫中山為自己的理想在新文化運動中得到響應而倍受鼓舞。1919年6 月他在答一讀者的來信中說:著《孫文學說》的目的,“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上之謬誤,使之有所覺悟。”[14]這場運動也使他再一次看到“知”的功效,這似乎是在驗證他的“行易知難”說。1920年1月他興奮地致書海外黨人、近年來, “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極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于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他還強調“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為“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蘗,樹立新思想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孫中山又令黨人創辦了《建設》雜志和《星期評論》,“大聲疾呼,功效顯著”。[15]
  孫中山看到了“知”的功效,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充滿信心。1924年他從百忙中抽時間在廣州不遺余力地系統宣講新三民主義,無疑也是受到“行易知難”這一哲學思想的支配。
      三、喚起民眾——孫中山輿論意識的特征
  孫中山的一生為了革命事業而忘我地超負荷地工作,他不可能像梁啟超等人那樣“專以宣傳為業”,并寫出許多有關輿論的專文。但如前所述,孫中山一生都非常重視輿論工作。綜觀他的言論與行動,一生都將喚起民眾投身于中國革命和建設作為輿論工作的目標和歸宿。其輿論意識的具體特征可概括如下:
  一、輿論宣傳是革命運動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孫中山認為,革命工作千頭萬緒,其犖犖要者有三:立黨、宣傳、起義。晚年他在總結中國革命的歷程時說:“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于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于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后有建設,于是有起義。”[16]三者在理論上展示了革命運動的內在邏輯。對輿論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作如此明確的界定,孫中山是中國第一人。
  二、政論報刊不應只被動地反應現實,更應宣傳革命理想,這是他一貫堅持的宣傳方略。孫中山認為“理想是事實之母”,理想又高于“事實”,革命家辦報刊不能只反映“事實”,還要宣傳“理想”。同盟會時期,他反對狹隘的“排滿”口號,高舉三民主義的大旗。1913年孫中山明確指出:“報紙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種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雖有不正當之輿論淆惑是非,而報館記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傾向于此正確之真理,雖有其他言論,亦與之同化。”他希望,報界在建設事業中仍當抱定真理,“出全力以赴之”。[17]報刊宣傳應宣傳理想、捍衛真理,用理想和真理來引導國民,這反映了一偉大政治家在輿論意識方面的遠見卓識。而“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雖嘴上也講“宗旨高而定”,但筆下卻“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后相矛盾”。[18]“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19]
  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他所奉行的輿論工作的基本原則。孫中山早在反清斗爭時期,就將“禁制吾人之言論自由”列為清廷的十大罪狀之一。《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時報紙風起云涌,蔚為大觀。1912年3 月臨時政府內務部頒布了《民國暫行報律》,規定“流言煽惑,關于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坐以應得之罪”。該律公布后,全國報界俱進會致電孫中山,表示“報界全體萬難承認”。3月9日他令內務部取消該律:“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該部所布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后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政,復見于今。”[20]當然,言論自由并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放言無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此等自由及權利”。[21]此論看來也要比梁啟超所講的報館“能吐一切,能納一切”[22]的新聞自由觀更勝一籌。
  四、制造有利于中國革命的“世界輿論”是他一生輿論活動獨特而重要的內容。孫中山革命活動的足跡由境外而境內,由沿海而內地。這不僅與維新派的行動路徑迥異,而且勸導的對象不只限于海內外華人,還有外人。早在1896年,他就用英文著《倫敦被難記》,揭露清廷的罪惡,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孫中山周游列國,所到之處一面拜訪政界要人,爭取外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支持;一面向報界發表談話,答記者問,用英文著述,宣傳革命主張。1920年他還號召海外國民黨人“直接參加于世界輿論,將吾黨之精神義蘊,宣達于外,以邀世界對于吾黨之信仰”[23]。他還敦促海外黨人籌辦英文雜志和印刷機關。(當然,他在制造世界輿論時,對外國政客不乏有幻想之處。)康梁等雖長期以海外為基地,但因不諳外人,更重要的是缺少孫中山這種政治領袖的戰略眼光,在制造“世界輿論”方面無法與孫中山比肩。
  五、推動政治變革、學術進步和社會改革是他理想中的“新聞事業之本旨”。“輿論為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為輿論之母。”[24]1923年11月孫中山為一本新聞學著作所作的序文集中闡述了對記者職責的看法:“新聞事業非易事也,而為新聞記者者,尤非易事。社會之嫉視、個人之勞苦,固無論矣。即事業之難以進行,職務之難以活動,又豈他人所能洞悉哉!”他注意到記者在歐美所負職責極重:“非惟政治之發動,足以導其機;學術之進境,足以救其偏;風俗之隳敗,足以匡其失;即社會之改革,人心之糾正,亦唯記者是賴。”反觀中國,記者任重道遠。“吾國今日,外逼于強權之壓境,內則因奸邪之橫行,國事蜩螗,民生涂炭,只可藉以一嘆呻吟者,舍新聞記者外,更屬諸誰何?”他還強調中國記者自身素養亟待提高。“試觀各地之所謂訪員者,或稱有聞必錄,徒為風影之談;或竟閉門造車,肆作架空之語。及至真相暴露,則又如風牛馬之不相及。于此,欲求新聞記載之有價值,不亦南轅北轍乎?究其原,末明新聞事業之本旨而已!”[25]
  六、黨報的宗旨須隨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而轉移,黨報記者不能背離黨的宗旨,這是他對黨報的要求。清亡民興,孫中山認為“報紙在專制時代,則利用攻擊,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報紙在共和時代,則不利攻擊,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26]二次革命爆發后,他又要求黨報將鼓動討袁置于首位。1914年5 月他對《國民雜志》的宣傳宗旨作了重要指示:目前本黨宣傳方針是推倒袁世凱,“至于黨義宣傳,可暫從緩,因為國賊未除,什么主義都行不通”[27]。孫中山還要求黨報應“輿論歸一”。武昌起義后,章太炎等人在報上公然提出“革命事起,革命黨消”的口號,他批評這于同盟會所持之主義“瞢之”,號召黨員應“戮力同心”。1924年8月1日《廣州民國日報》在刊登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同時,刊出“少談主義”一文,宣揚胡適的主張。孫中山閱后異常憤怒,當日作出批示,怒斥記者“無常識”。為嚴肅黨報紀律,他令將該記者革除。
  1924年11月19日下午,孫中山在上海寓所舉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他著重闡述了和平統一的政治主張,而要達到這一目的,第一步“就要靠報界諸君鼓吹,來指導民眾。”“諸君都是先覺先知,應該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后覺。盡自己的能力為國民的向導。”[28]
  最后,借用孫中山《國事遺囑》中的話概括其對輿論的認識:必須喚起民眾!
新聞與傳播研究京86~91G6新聞學閭小波19981998孫中山雖不是一個職業的新聞從業人員,但在一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與新聞媒介一直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無疑這是受到其輿論意識的主導。本文分三部分。首先,簡要概述了孫中山一生內容豐富的輿論活動及輿論活動在其政治生涯中的地位與作用;其次,分析了其輿論活動的哲學基礎,即“知難行易”說的形成,及對其輿論實踐的指導意義;最后,歸納出孫中山輿論意識的六個特征。(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歷史學博士,教授) 作者:新聞與傳播研究京86~91G6新聞學閭小波19981998孫中山雖不是一個職業的新聞從業人員,但在一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與新聞媒介一直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無疑這是受到其輿論意識的主導。本文分三部分。首先,簡要概述了孫中山一生內容豐富的輿論活動及輿論活動在其政治生涯中的地位與作用;其次,分析了其輿論活動的哲學基礎,即“知難行易”說的形成,及對其輿論實踐的指導意義;最后,歸納出孫中山輿論意識的六個特征。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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