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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宋琬詩歌的淵源流變
論宋琬詩歌的淵源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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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275(2006)04-0014-05
  宋琬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他成長在明末教育文化發達的山東沿海地區,其所屬的宋氏家族是當地的書香仕宦之家。從小浸淫在這種環境中,交往之人多為吟詩作賦的讀書人;成年之后宋琬或因戰亂,或因做官,或被放廢,輾轉于南北,與各地的詩人學者也多有酬唱往來,廣泛交游對其詩學淵源和詩歌創作的變化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宋琬學詩從明前后七子入手,推崇盛唐,提倡復古。他在《周釜山詩序》中說:“明詩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為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鱗、王元美為之冠。余嘗以為‘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 ‘后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宋琬認為前、后七子時期是明詩的兩次興盛繁榮,七子的成就足以與唐詩正宗陳子昂、王維、孟浩然等人相媲美。他對“取材也博,立格也嚴,自貞觀、大歷以后之詩落落然不屑以為”的詩歌持稱贊的態度,認為“夫詩之有初、盛、中、晚也,猶《風》、《雅》之有正、變也”[1](P43《安雅堂文集·趙雍客詩序》),并對反對人為劃定詩歌分期、提倡宋元詩的錢謙益及其追隨者表示不滿,認為他們的詩歌不符合容與典要的審美標準,其做法只會導致天下無詩的局面。
  晚明由復社、幾社領導的第三次文學復古的目的是矯公安竟陵之弊,同時也與當時危機重重的社會狀況有關。對竟陵派詩歌,錢謙益曾責其為“鬼趣”、“詩妖”,為亡國之音。在朱明王朝大廈即將倒塌的背景下,向往唐朝清明廣大的氣象格調的詩人們背負著責任心與使命感重新回到古代,以尋找解決現實與文學危機的途徑。而公安竟陵在文學革新上的失敗及明代空疏不學弊端的加深促進了復古主義的興起。
  宋琬早期學習七子、尊崇盛唐、提倡復古的詩學思想也包含著時代局勢和文學規律影響的因素,而這種影響具體是通過其家族文化和交游結社體現出來的。
  明清時期,山東是文學創作最繁榮的地區之一,不但名家輩出,如名列“前七子”的邊貢、戲曲家李開先、“后七子”的領袖李攀龍,而且出現了很多延續幾代的文化家族,如新城王氏、萊陽宋氏等。到清代初年,山東文學之繁盛躍居全國之冠,清初詩人六大家中的“三北”——王士禛、宋琬、趙執信均出自山東,而王士禛更是以其在詩界享有的無比崇高的威望,成為主盟詩壇幾十年的一代宗師。商盤論詩云:“縱橫齊粵各爭雄,分道揚鑣士論公。畢竟新城作盟主,嶺南原不及山東。”正是說明了清初山東文學之盛。
  文學的繁榮與經濟、教育是分不開的,經濟、教育的發達是文學興盛的必需條件。在明代,隨著海運的發展,山東沿海地區的經濟逐漸繁盛起來。到了明末,登、萊地區成為教育、文化發達地區,萊陽成為文學創作最繁榮、詩人作家和名士顯宦最集中的地區之一。明末萊陽有七大家族,宋氏家族為“邑中右族”①,不但世代官宦,而且書香傳家,人文蔚起,宋琬及其兄璠、璜,族兄玫、琮等俱有文名,一時“萊陽文章為山東之冠”②。吳梅村形容當時的情況曰:“當萬歷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苶……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畯儒,后先輩望,翕然金舂而玉應也。三齊科第,大都一姓為多,因而涉巍資、躋貴仕者,珪重組襲,何其盛哉!”[2](P1152《宋玉叔詩文集序》)
  宋氏家族為延續幾代的文化家族,宋琬的六世祖宋黻為明代萊陽的第一個進士,曾祖、祖父俱為廩膳生,父親宋應亨更為出類拔萃,他于宋琬出生的第二年考中舉人,又于天啟五年與族侄宋玫同中進士,宋琬仲兄宋璜亦是明朝進士。世代書香門第環境為宋琬的成長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父兄科舉求仕的道路為其人生提供了范例,宋琬自然繼承名家余緒,走上了讀書仕進的道路。
  宋琬自幼聰慧過人,“負雋才,著聲譽”③,“少能詩,有才名”④。王熙在《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志銘》中說“公名家子弟,生抱異質,與仲兄兵部主事璜自相師友,蜚聲振藻,比美二難焉”,兄弟之間在文章學業和詩歌創作上的切磋與競爭成為提高詩歌技藝的動力。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環境和優質的早年教育為宋琬成為一代名詩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明末清初萊陽有兩大宋氏家族,即宋琬一支和宋玫一支,這兩個家族無血緣關系,卻有著密切的聯系。明末,宋玫一支的宋氏也涌現了許多詩人作家,成就突出的有宋繼澄、宋玫、宋琮、宋璉等人,其中尤以宋玫最受推崇。
  宋玫與琬父宋應亨為同年進士,后同在京師為官,以詩文名世。宋琬青少年時期曾隨父在京師游學,宋玫其時在京為官給諫,琬與宋玫多有交接,在詩歌創作上受宋玫影響是可想而知的。吳梅村著《宋玉叔詩文集序》說:“玉叔天才俊上,接聞父兄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宋玫)之存,骎骎乎欲連鑣而競爽。”由此可以想見宋琬與宋玫兄弟兩人共同探討詩藝,并駕齊驅地在詩歌創作道路上前進的情景。
  宋玫詩歌在易代之際的戰亂中散佚,流傳下來的很少,從僅存的幾首來看,玫詩具有唐詩風調。吳梅村認為,宋玫詩主要學杜甫,愛蒼渾之氣,他又憶及宋玫嘗自云:“僉憲公(玫父宋繼登)夢李北地(夢陽)生其家而得九青”[2](P608《書宋九青逸事》)。李夢陽是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主張詩歌宗法盛唐。而為宋玫起名的王象春也以李夢陽為楷模,因而宋玫曾受到過李夢陽的影響是很自然的。宋琬早期學詩從前后七子入手,應與宋玫這種詩學傾向的影響有一定關系。宋繼澄、宋琮和宋璉也都有詩存世,從總體而言,他們的詩歌大都有唐詩的痕跡。浸淫于整個萊陽的復古詩風中,宋琬的詩歌傾向就難免不隨時風的方向而變化發展了。
  除了兩支宋家族,姜氏亦是明末萊陽的六大家族之一,他們與宋氏來往頗多。姜埰與其弟姜垓,子姜實節,侄子姜寓節均有詩名,宋琬之女即嫁給了姜實節,而且姜垓與宋琬同年出生,一起長大。宋姜兩家關系密切,成員間常有詩歌贈答,宋琬作《長歌寄懷姜如須》:“甲寅之歲汝降初,我生汝后七月余。竹馬春風事游戲,雞犬暮歸同一閭。君家黃門早射策,盛年謁帝承明廬。……是時兩姓雁行敵,絳華朱萼相扶淑。”描述了與姜垓從小一起讀書嬉戲、長大后姜家兄弟早年取得功名、宋姜兩家作為萊陽的兩大家族互相扶持的情形。
  家族和地域文化對宋琬詩學淵源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這種作用還要結合明末清初興盛一時的結社運動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
  明代文人社事興盛,以晚明為最。晚明文人結社蔚然成風,其中最有名,影響最大的社團是復社。崇禎二年,張溥以天下為己任,于吳江召開“復社”成立大會——尹山大會,合南北各地文社為一社,標志著復社的成立。復社的宗旨為“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⑤,明確提出成立復社的目的是“興復古學”。
  在明末結社風氣如此繁盛的情形下,趙士喆在萊陽成立山左大社,與復社相呼應。而萊陽的另一個社團組織“萊陽邑社”也被張溥收入旗下,合入復社。復社成立的初衷是鑒于八股取士的弊端造成學子的空疏不學風氣,提倡興復古學,使學風落實。在復社的倡議和領導下,復古主義思潮在明末又一次達到了高峰。復古風氣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就是主張學習明前后七子,推崇盛唐,要求作詩有格調。
  萊陽邑社和山左大社作為復社的成員,既在組織上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根據復社的旗幟方向來指導行動。明代文人結社的目的之一是制舉業和切磋詩文技巧,這種學術性能從文人結社出現便存在著。雖然邑社和大社在一定程度上也屬于“主張”的結合,參與朝政清議,大社領袖宋繼澄甚至被目為“漢之黨錮”,但其結社的情況正如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述:“蓋社之始,始于一鄉,繼而一國,繼而暨于天下。各立一名,以自標榜,或數千人,或數百人,或課材藝于一堂,或征詩文于千里。齊年者砥節勵行,后起者觀型取法。一卷之書,家弦戶誦;一師之學,燈續薪傳。”社集的主要內容依然是或課才藝,研習八股;或征詩文,吟詩做賦,前輩傳授,后學繼承,做學問上的交流研討。宋琬少負異才,“自十八九時,即以詩賦古文詞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學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⑥其文學技藝的提高和增進也是與文社集會活動分不開的。大社的成員都是文人士子,有詩名者不在少數,宋繼澄父子、宋玫、宋璜、姜埰、姜垓均為其成員,處于這種社集環境中,不同的文學觀點和主張得到頻繁的交流與融合,社集成員在耳濡目染中容易形成大方向一致的文學觀念。
  在“興復古學”的口號下,詩歌領域重新掀起了學習明前后七子的趨勢,這種思潮以幾社為代表,影響了眾多文社的詩歌創作傾向。宋繼澄、宋玫等人的詩歌具有唐詩的痕跡,是與當時的文學思潮和詩學風尚相呼應的。宋琬詩歌學習前后七子,宗杜甫,追求盛唐格調的傾向應該形成于這一階段,也說明了其早期詩學祈尚與家族地域大文化環境和社集成員浸染熏陶是密切相關的。
  家族文化的發達和社集的繁盛為宋琬的詩歌創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隨父兄在外宦游的機會更是給了宋琬與其他詩人交往酬唱、拓寬視野以求詩藝精進的機會。崇禎四年,宋琬以省親為名游學國子監,期間常隨父宋應亨及族兄宋玫在京參加一些文人雅士的宴飲聚會。這對初出家鄉的宋琬是新奇的,各種新鮮事務和思想既開闊了其視野,也對青少年時期宋琬的頭腦產生沖撞和震撼。加之當年為全國會試之年,復社領袖張溥和吳偉業均在這次科考中試,亦有許多其他復社成員登科高中,經過這次科考,復社名聲大振,盛況空前。而且這一年復社主將、榮登榜眼的吳偉業與宋琬父親宋應亨有過交往,吳偉業《宋玉叔詩文集序》說自己:“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于邸舍。”即使宋琬當時沒有親眼見到過吳梅村,從父親那里肯定能聆聽到這些盛事的實況。這些經歷和見聞對他的思想和生活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崇禎八年,宋琬舉茂才于京師,貢于太學。期間,他曾與王崇簡、卓珂月等人交往,卓珂月為復社中人,擅長戲曲和詩歌創作,王崇簡亦有文名,他們做詩、填詞、從事文學活動,酬唱贈答無虛日。在京師游學幾年,是宋琬前期詩歌祈尚和創作風格形成并穩定的關鍵時期,視野的開闊、見識的增長都為詩歌創作成就取得偉大成就提供了有利條件。而此后隨兄在浙江的生活則使其有機會了解江南文風,跨地域進行文化交流。
  崇禎十三年宋琬仲兄宋璜被任命為杭州推官,時年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清兵多次入關,南下侵掠到了山東。在北方社會局勢混亂的情況下,宋琬隨兄到達杭州。明清時期的浙江為文化重鎮,南方的人文風尚使宋琬進一步了解到南北文學的差異,有利于突破地域界限,取長補短,提高詩歌創作水平。宋琬在江南“日尋英儒,酌酒倡和,長歌短賦,舂容寂寥,他文皆厖蔚炳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2](P1153《宋玉叔詩文集序》)既結交了大量詩友,又促進了詩藝的精進。
  入清后,宋琬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并出為清朝的官吏。在京為官期間,宋琬的詩文創作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他和施閏章與張文光、趙賓、嚴沆、丁澎、陳祚明結社,詩酒唱和,人稱“燕臺七子”。這個詩社的宗旨,和陳子龍“擬立燕臺之社,以繼七子之跡”(《壬申文選凡例》)是一樣的,都在于效法明前后七子的做法,宗法盛唐,延續明代詩歌的復古風尚。而且“燕臺七子”中的丁澎,本身就是西泠派的作家,西泠派與陳子龍領導的云間派一樣都是提倡詩歌復古,規模盛唐的。此外,丁澎還編纂了一部《燕臺七子詩刻》,以選本的形式把它固定成一個詩歌集團。
  “燕臺七子”社的成員有著基本相同的詩歌創作道路,他們希企追慕古人,振興復古詩風的愿望是強烈的,而頻繁的酬唱交往又進一步促進了詩歌創作水平的提高和詩學觀的交流融合。詩人們在后來的作品中還經常提起當時的盛況,如宋琬的《施愚山至杭,嚴灝亭招集皋園,漫成一首》:“憶昔盛壇坫,吾徒滿京邑。絕響嗣黃初,風雨筆端集。”施閏章《同宋荔裳集嚴灝亭皋園》:“疇昔在京洛,七子相追尋。惓惓古人意,慷慨揚清音。”追憶了清初“燕臺七子”詩酒唱和的興盛場面,表明了作詩宗旨與創作風格。
  任京官期間,除了與施閏章等人結“燕臺七子”社,提倡復古詩文外,宋琬還曾與李雯、宋征輿等人有過一段縱歌狂飲、酬唱贈答的往來,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在所難免,與“云間三子”中兩位的交往客觀上促使宋琬的詩歌創作在復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宋琬在《祭直方副憲文》中描述了在京師與宋征輿交往的情景:“望衡接宇,杯酒相于,晨趨君邸,夕造吾廬,抗言今昔,高論起予。文宗西漢,詩法黃初。灞橋雪霽,春郊魚余,看花蕭寺,并轡徐徐。分題命韻,酬倡無虛。”宋征輿為幾社名流,“云間三子”之一,《國朝詩人征略》卷一:“征輿為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瞻見長”,他熱衷于文學復古,創作了大量的擬古之作,“文宗西漢,詩法黃初”的復古主義思想代表了宋征輿與宋琬共同的詩文創作淵源與傾向。順治年間宋琬效仿前后七子的詩歌創作風格已基本成形,他的詩學思想與云間派是有一定淵源的。宋琬與宋征輿在文學風尚上的意氣相投也是他們多年相得甚歡、酬唱贈答不斷的文化心理因素。
  李雯亦是名列“云間三子”的著名詩人,順治三年宋琬曾與他有過短暫的相聚,這一年宋琬曾作《重晤李舒章二首》,說明他們此前就已經認識,順治三年在京師的相見為重聚。《重晤》詩中有“競傳河朔陳琳檄,誰念江南庾信哀?”的句子,委婉指出仕清為李雯的真正悲哀所在,道出了李雯的悲苦心境,拉近了兩人的心理距離,堪稱知己。
  宋琬為宋征璧詩所作《尚木兄詩序》則反映了云間派及宋征璧矯正公安竟陵,轉變詩風方面的成就,對他們表示了充分肯定。他說:“三十年來海內言文章者必歸云間,方是時陳、夏、李諸君子實主齋盟而皆以予兄尚木為質的,復有子建、直方為之羽翼,于是詩學大昌,一洗公安、竟陵之弊,而復見黃初、建安、開元、大歷之風,所謂云間幾社者,皆朋友倡和,雞鳴風雨之作,何其盛也。”[1](P18《安雅堂文集·尚木兄詩序》)對云間派的肯定與揄揚也在客觀上體現了宋琬的詩歌祈尚是接近云間派的。
  清初詩壇上與宋琬交往的還有王崇簡、王熙父子和鄧旭等文學名士,鄧旭“多文藝,重氣節,交游名士甚廣”⑦,王熙在甲申國難之時就與宋琬師友往來,后來為參加科考兩人又一起于報國寺讀書。在京科考期間他們酬答互贈無虛日,“賢豪知名之士往來交錯,耳濡目染”[1](P32《安雅堂文集·紀行詩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琬的文學創作。
  順治初年,宋琬充分施展才華,創作了大量詩歌,開始在詩壇上名聲鵲起,所謂“標格意氣,文采風流,并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爭先睹之為快。”(同注6)宋琬的詩歌創作達到了第一個高峰。
  這一階段宋琬效仿七子,追慕盛唐的詩學宗旨業已形成,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其詩歌呈現出比較穩定的風格特征。宋琬的詩學淵源主要從明前后七子來,認同“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其詩歌創作也呈現出擬古的痕跡和近似七子的風貌,如其《送傅介侯督餉寧夏二首》之一:“賀蘭西望郁嵯峨,使者乘春攬轡過。三輔征輪何日盡?二陵風雨至今多。邊城楊柳樓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君到坐傳青海箭,不妨草檄倚琱戈。”就被沈德潛評為“七子遺響,尤近滄溟。”
  這種復古風貌的形成與宋琬的交游與結社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不管是詩壇前輩的傳授指點還是同齡詩友的切磋都在客觀上促使了宋琬詩學觀的形成和鞏固發展。
  復古思潮經過晚明以陳子龍為代表的云間派的發展壯大后,達到了它的第三次興盛。但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和復古派成員自身觀念的改變,其聲勢逐漸小了。很多崇尚復古的詩人學者都擺脫了復古的圈子,開始了全新的創作。
  宋琬的詩學觀也發生了變化,他跳出效仿前后七子,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藩籬,把師法的對象擴展到中唐甚至晚唐詩。如其《初秋即事》:“瘦骨秋來強自支,愁中喜讀晚唐詩。孤燈寂寂階蟲寢,秋雨秋風總不知。”不但明確表達了作者對晚唐詩歌的喜愛,而且這首詩本身就極似晚唐詩。如果把這首詩歌與孟郊的“幽幽草根蟲,生意與我微”,“孤骨夜難臥,吟蟲相唧唧。老泣無涕演,秋露為滴瀝”比較,就會發現他們運用的詩歌意象驚人的相似,不但有“秋蟲”、“秋露”(秋雨)的凄冷意象,還用了“瘦骨”、“孤骨”這樣冷峻的詞語。“吟苦”是孟郊的詩歌的特色,“螢飛露濕吟草蟲”是晚唐孟郊、賈島詩歌的主要內容,宋琬的這首詩亦是借初秋的清冷景物抒發愁苦的心境,詩歌內容、風貌都與晚唐詩歌極其相似。
  把詩歌宗法的范圍擴展到整個唐代之后,宋琬的詩學宗尚推及到宋詩特別是南宋的陸游,其“高人最愛孔巢父,佳句驚看陸放翁”[1](P580《安雅堂未刻稿·讀劍南集》)表達了對陸游詩歌的喜愛和推崇之情。而其直接模范陸游詩歌的如其《舟中病齒,效陸放翁體三首》之三:“少年編貝慕東方,馬齒誰知有短長。逝矣難留如脫兔,忽然相失似亡羊。命非蔡澤生何益?健比張蒼老不妨。黃獨青精真耐久,芋魁新軟更須嘗。”這組詩歌寫詩人在旅途中牙齒病壞的感受,是對平凡生活中詩意的發掘、品味與表現。從形式來看,此詩整齊工巧,用典貼切,與陸游對詩歌“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的要求相一致。詩歌清空一氣,平易曉暢,明白如話。古人姓名也運用的“典切混成”⑧。難怪朱克敬《儒林瑣記》說宋琬“詩才俊麗,佳者頗似陸游”。
  宋琬在詩歌創作道路上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以至于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云:“萊陽荔裳初年心儀王、李,時論以七子目之,信然。中年所作諸體,大非曩制,澹遠清新,揆之古人,無所不合,真豪杰也。”王士禛也說宋琬“浙江后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時闖杜、韓之奧”。連清初“純乎宋派”的詩人吳之振也極力贊賞宋琬的詩歌,其《黃葉村莊詩集》卷二《讀宋荔裳觀察安雅堂集題贈》云:“安雅堂中一卷詩,風流蘊藉是吾師。驅除王李聱牙句,摒當鐘譚啽囈詞。”而且宋琬的詩歌還被吳之振收入《八家詩選》,進一步肯定了它并非“世所謂唐詩也”。吳之振的這種態度更說明了宋琬的詩歌已經脫離了前后七子復古主義的藩籬,師法范圍從盛唐到大半個唐詩再擴大到宋詩這樣詩風的成功轉變。
  在詩論方面,宋琬開始認識到竟陵派和復古派均有流弊,“學公安、竟陵者,如厭粱肉而就藜藿,其病為儇佻輕易、呻吟羸瘵;學濟南歷下者,如惡絺絡而襲狐貂,其病為支離臃腫,輪菌液滿。”[1](P32《紀行詩序》),這表明宋琬對于各種詩學習尚具有了較全面的認識,不再盲目追求盛唐格調。而且他還在《紀行詩序》中說“夫習尚之移人,雖中材或有不免,而以獻乃能孤立行意,蹉踔于波靡之際,非士之卓然自立者乎?”極力稱贊羅以獻的“卓然自立”,表達了詩歌創作要自出性情的取向。
  宋琬詩歌淵源為什么有這樣的轉變呢?這還要結合詩歌思潮的變化和宋琬的人生經歷及其師友交往來看待。
  葉燮曾經指出:“明之季,凡稱詩者咸尊盛唐,及國初而一變:詘唐而尊宋。”⑨對于明末的詩派流弊和詩風演變紀昀說得更詳細:“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橫逸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云間變以繁縟,如涂涂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宋。”⑩順治四年之后,明末的復古主義主將“云間三子”只剩宋征輿一人,而宋征輿的興趣主要在古文而不是詩歌方面。婁東詩派的吳梅村領導的“婁東十子”也是尊崇唐音的,但吳梅村的創作不墨守盛唐,而是出入于白、陸,特別是學習元、白的“長慶體”,創造了長篇歌行“梅村體”。雖然宗唐的詩論在整個清代都不絕如縷,但唐詩已經不復被尊為正宗,而是與宋詩各擅其美。清初的許多宗宋派詩人,如黃宗羲、錢謙益、吳之振等在詩歌理論和創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聲勢足以與宗唐派相抗衡。
  再者,隨著時代風尚變化和復古流弊的顯現,許多宗唐的詩人也認識到七子之膚廓,擴大師法范圍,把學習對象擴展到了宋代。以國朝六大家為例,王士禛、朱彝尊、宋琬都是走過了這條道路的,他們從專宗盛唐的圈子里跳出來,“踢破三唐,駕軼兩宋”(11),王士禛詩“兼取南、北宋,元、明諸家”,開浙派之先的朱彝尊詩歌“初學唐人,蓋即承西泠十子之風而益光大之,晚歲悉力以趨山谷,開查、厲之先”。而且學力深厚者一般都能兼收并蓄,在詩歌創作上冶唐宋于一爐進而自成一體。楊際昌《國朝詩話》評價宋琬詩歌曰:“陶冶唐宋,自抒性情,成昭代雅音”,這種說法是切中肯綮的。
  詩歌思潮和人文風尚的演變對宋琬的滲透和熏陶是他詩歌淵源變化的因素之一,但對其詩歌觀念和創作影響更大的還是其豐富而坎坷的人生經歷和詩友間的交往酬唱。
  宋琬一生兩次入獄,特別是后一次從浙江按察史任上滿門逮系京師,在獄時間超過兩年,獄中遭遇之慘,心靈創傷之痛都對宋琬的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一次入獄是因“文字余孽”為逆仆所陷,至于第二次入獄的原因,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宋琬被族侄誣告與于七密謀反清,宋琬詩作及各種史料也都是這樣記載的。但近年有某些學者考證,宋琬族侄宋一柄是得到了宋琬與于七來往的書信才上京告狀的,宋琬實質上是間接參加了反清活動的。雖然考證并不充分,但其猜測還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如果這種說法可靠,那么宋琬的兩次入獄都與文字有擺脫不了的干系。康熙二年出獄后,宋琬經歷了放廢八年的流寓生涯。在江南的幾年里,宋琬在詩歌創作方面表現得更加謹慎,他懷著一種避禍的心理,盡量讓詩歌內容遠離社會現實。作為在野的士大夫,宋琬對于清明廣大和容與典要詩歌格調的追求減弱,詩歌題材中表現個人情趣和心緒的成分增多了,這種變化趨勢也促使詩學祈尚發生轉變。康熙年間,宗宋派在詩壇上的聲勢和影響已經足以和宗唐派相抗衡。而宗宋派主將們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地區,他們領導江南士風文風的方向并進而在全國范圍產生影響。宋琬流寓江南八年,浸染在這種大環境中并與宗宋派詩人的密切接觸都使其難免受習尚的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詩學觀念。
  此外,師友間的詩文往來對宋琬的詩學淵源的變化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明清之際文壇上的一代宗師錢謙益曾兩次為宋琬的詩文集作序,在《宋玉叔安雅堂集序》中,錢謙益歷敘自身創作道路和前后七子的復古流弊,啟迪宋琬,并稱贊宋琬之詩,期其“自信”以“單出獨數,卓立于今古”。錢謙益是反對復古,倡導宋詩運動的關鍵人物。他為宋琬詩文集作序并以自身的經驗教訓對其啟發指導,使宋琬得風氣之先,脫離復古而轉益多師,從而取得了更高的文學成就。
  宋琬在江南期間還與宋葷、朱彝尊、王士祿等人詩酒唱和,以上提到朱彝尊等人作詩都能夠熔鑄唐宋,朱彝尊曾游浙江宋琬幕,與宋琬關系密切;宋葷作詩“初接王、李之余波,后守三唐之成法,于古人精意毫未窺見”,乃“闌入宋人畛域”,與宋琬走過的道路基本是相同的。詩友間的酌酒倡和是宋琬在詩歌上轉變觀念,追求更高藝術成就的催化劑。在主客觀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宋琬的詩風更加傾向于宋詩,王士禛認為他“浙江后詩歌頗似放翁”也顯示了宋琬詩歌由宗唐到祖宋的變化趨勢。
  宋琬詩學淵源的變化發展和詩歌創作的精進主要靠其勤于著述和對詩歌更高境界的自覺追求,但從客觀意義上講,明末清初這一時期詩學思潮的演變及師友的相互交往切磋也給予他以指導和前進的力量。研究宋琬的詩歌淵源流變決不能忽略當時的文化環境因素及其交游結社活動。
  [收稿日期]2006-06-06
  注釋:
  ①語見王景曾《宋琬墓志銘》,轉引自宋磊等《宋琬墓志考》,萊陽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3期。
  ②語見王熙《宋琬墓志銘》,《碑傳集》(清)錢儀吉編,臺北:明文書局影印,1985年。
  ③語見《萊陽縣志·藝文》,民國二十年編印,卷三。
  ④語見《清史稿·宋琬本傳》,趙爾巽主編,中華書局,1977年版,卷484。
  ⑤語見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見《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十三輯,181頁。
  ⑥語見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順治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74頁。
  ⑦語見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三。
  ⑧語見張維屏《聽松廬詩話》,轉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順治朝卷》第1674頁。
  ⑨語見《三徑草序》,《已畦文集》卷九。
  ⑩語見謝張鋌《賭棋山莊筆記·稗販雜錄一·紀張論文語》。
  (11)語見伍涵芬《說詩樂趣》,轉引自《清詩紀事·順治朝卷》第1672頁。
廈門教育學院學報14~1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高蓮蓮20072007
清代詩歌研究/宋琬/詩歌淵源/詩學觀/交游
宋琬是清朝初年的著名詩人,創作領域涉及詩、文、詞、曲、賦,尤以詩勝,在詩壇上與施閏章齊名,被王士禛譽為“南施北宋”。作為清初的“國朝六大家”之一,其詩風的演變規律不但取決于自身的文學修養和藝術追求,而且與當時的詩學思潮和文化風尚密切相關。早期宗唐復古的觀念得于地域家族文化和社集活動的影響較多,而人生閱歷的豐富,廣泛的交游,詩界風尚的演變和前輩的導引對宋琬中年之后熔鑄唐宋的詩學觀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宋琬詩學淵源流變和交游結社活動也透露出明末清初詩風變化的一些信息。
作者:廈門教育學院學報14~18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高蓮蓮20072007
清代詩歌研究/宋琬/詩歌淵源/詩學觀/交游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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