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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正并存 解讀明朝歷史的一個奇特現象
邪正并存 解讀明朝歷史的一個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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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中葉以后,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歷史現象:壞事與好事,落后與先進,陰暗與光明,共處于一體。何以會是這樣?

  近來,隨著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的熱播和《明朝的那些事兒》等書的走紅,明史又一次成為大眾關注的話題。確實,明朝歷史錯綜復雜、撲朔迷離,不僅給后人提供了想象玩味的巨大空間,也給歷史學家留下了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明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這一時期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大的亮點,是經濟形態開始變化,新舊思想激烈碰撞。明中葉以后,以成化、弘治之際為界始,至崇禎明亡,前后約兩個世紀,是這種變化的重要轉折階段,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

  歷朝歷代各種問題,多由政治與經濟引起。按照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如果國家政治腐敗,經濟發展勢必受到嚴重影響,或者前進步伐明顯減速,或者停滯不前,以至急劇倒退。而在明中葉以后,人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情景,在這個轉折變動中,出現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歷史現象:當時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走勢,是政治日趨腐敗,經濟則不斷發展。壞事與好事,落后與先進,陰暗與光明,共處于一體。何以會是這樣?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個題目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是明史研究中一個關乎全局的重大課題,確實需要認真加以研究。解讀這種“奇特”現象,可以進一步從社會深層了解明中葉以后政治、經濟變動的大勢,及其互動關系。尤其有助于擴展經濟史研究的視野和思路,從中認識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客觀規律。

  不是說明代以前各個封建王朝,在其中后期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并存現象。事實上,從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誕生開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為止,在一千五百多年漫長的歷史長河巨浪中,每個王朝的中葉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政治日趨腐敗的問題,而經濟則絕大多數有所發展,有時甚至是色彩紛呈,千姿百態。但都沒有像明中葉以后那樣,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方面出現新因素的萌芽。

現象掃描

  明太祖朱元璋當國重視法制,立法鋤強扶弱,吏治清明,績多可紀。可是,“中葉以后,士大夫趨權附勢,相習成風。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明自正統以來,國勢浸弱”。國勢強弱與否,政治是個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權問題。政權由人掌握,政策由人執行,治國以人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懶,臣有邪正,而且都處于動態變化之中。明中葉以后,所謂政治日趨腐敗,最突出的是國家權力運作偏離法制軌道,沒有依法正常行使:皇帝時常不理國務,全無勤政愛民精神,官員往往瀆職,或者隨意濫用職權,貪污受賄,魚肉百姓,以“權力”為立身處世之工具,并將其變為個人財富。其主要表現有:

  第一,皇帝庸懶,宦官擅權。是時,皇帝多宮生內長,缺乏實政經驗,尤其是倦怠國務。于是宦官勢力乘機而起,廠衛凌駕法律,甚至左右高層決策,把持軍國大計。

  憲宗(成化)不問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見過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處置。因此,人們“只知道有汪太監,不知道還有皇帝”;

  孝宗(弘治),號稱“中興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實,“中興”舉措,大多半途而廢;

  武宗(正德)天性厭煩國事,耽樂嬉游。他居“天位”,宦官劉瑾攬大權。時人戲稱:朝廷有兩個皇帝,一個“坐皇帝”、“朱皇帝”,另一個是“立皇帝”、“劉皇帝”。劉瑾被誅,其黨張永等人照樣受到重用;

  世宗(嘉靖)初政,尚有所為。后來長期深居西內,“一心玄修”,夢想長生不死;

  穆宗(隆慶)則從未見過大臣;

  神宗(萬歷),初行新政,業績可嘉。爾后二三十年“萬事不理”,“唯貨是聞”,只顧自己,不管國家機構近乎癱瘓,閣、部、院行政效率跌到最低點;

  光宗(泰昌),“一月天子”;

  熹宗(天啟)置國家最高利益于不顧,成天擺弄斧鋸,大權聽由魏忠賢總理。時人譏曰:都城內外,但知“有魏忠賢,而不知有皇上”。宦官之禍,至此而極。

  思宗(崇禎)剛愎自用,反復無常,在位十七年,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書十七人;兵部尚書十四人,被誅者七人。大勢已去,國運終止。

  不是說上述諸帝個個都一無是處,毫無一點正面作用,但是總的說來形象不佳,都有腐敗行為。

  第二,皇族矛盾與君臣紛爭,相互交織,愈演愈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國事。皇族的矛盾必然引發政治混亂。皇帝這個大家族對于局外人來說,永遠是一個變幻莫測的神秘世界,時而歡聲笑語,時而怒目相視,時而風平浪靜,時而刀光劍影。從武宗時安化王和寧王起兵反叛,到嘉靖“大禮儀”和嚴嵩當政,從萬歷“國本之爭”、“礦稅使之爭”、福王莊田之爭,到“三案”構爭,為禍益熾,國無寧日。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皇帝、宦官和內閣三者的復雜關系和斗爭也是引起當時政局動蕩和政治腐敗的主要根源。

  第三,法制弛廢,吏治敗壞,社會矛盾激化。

  明太祖朱元璋當國重視法制,立法鋤強扶弱,吏治清明,績多可紀。史有“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之說。可是,“中葉以后,士大夫趨權附勢,相習成風。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從成化朝開始,皇帝帶頭掠奪國民財富,各類莊田遍郡縣,官紳地主亦大肆兼并土地,賦日重,役日增,民益困,人心背離,敗局已成。

  第四,派系林立、黨爭加劇。

  廷臣黨爭,歷代皆然。明代亦早已存在,但前后有不同。洪武迄成、弘,門戶未開,公心猶在。正、嘉之時,“漸多以意氣用事”。進入隆慶,大臣相軋,門戶已開,到萬歷三十九年和四十五年兩次京官考核,群臣水火之爭已無以復加,寧可坐視國敗民亡,也不破除門戶之角立。宣黨、昆黨、楚黨、齊黨、浙黨競以攻擊“東林”為能事,“東林黨爭”幾無休日。

  第五,政治腐敗,引起民族矛盾加深,社會階級矛盾激化,最終導致明王朝在滿洲貴族軍隊的打擊下,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進軍聲中滅亡。

  明中葉以后,與政治日趨腐敗同時并存的,是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所謂“經濟發展”,涵蓋兩層意思:主要是指從發展走向看,在“重農抑商”國策發生根本動搖的時候,大批農民從農業生產領域轉移出來,從工、從商;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民離開農村,成為城鎮居民;思想觀念更新,工商業得到空前發展;農業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商業性農業迅速發展。在這種新形勢下,在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過程中,孕育著不同于傳統經濟(農業經濟)的新的經濟因素(以往有稱之為“資本主義生產萌芽”,近年來有稱之為“市場經濟萌芽”,或“現代化因素”)。

  同時從全國各地各個生產部門看,呈現出全面發展的新態勢。具體表現有:

  糧食生產持續發展。尤其是湖廣、四川等地開始規模開發,逐漸成為新的商品糧基地,由“蘇湖熟,天下足”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商業性農業獲得了空前大好的發展機遇。棉、桑、麻廣為種植,甘薯和煙草的引進和廣泛推廣,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其中,江南地區商業性農業發展最快,經濟最為繁榮。

  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個體農民的農家手工業,主要是棉、絲紡織業,已經開始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從作為農業的補充而逐步走向市場,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獨立的生產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長。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成為人們發家致富的主要門路。

  新型工商業市鎮迅速發展。由于農業與手工業的日益分離,農民和農產品更加依賴市場,城鄉經貿交流渠道進一步拓寬,各地以市場營銷為主體的市場網絡,開始初步形成。商人隊伍更為壯大,長途販運已經甚為普遍,內地與邊區全國性的商品大流通日趨活躍。而最具有時代色彩的,是江南蘇、松、杭、嘉、湖、常、鎮等地,不同于以往政治、軍事性質的,以農副產品生產、加工為重點的專業化的工商業市鎮,大批拔地而起與迅速發展,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

  特色經濟區域開始初步形成。蘇、松、嘉、湖等地以棉、桑業為特色,珠江地區以外貿、蔗糖、果品、花卉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為特色。黃淮流域和“九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都步上了新臺階。

  金融貨幣事業進一步發展,白銀生產與使用擴大,貨幣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另外,隨著“海禁”的部分解除,對外交流與貿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貿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這種情況在東南沿海地區,最令人注目。

原因分析

  最值得提出的是,封建國家對江南這塊財源重地,實行特殊的保護、傾斜政策。例如,自始至終不準在此地建立王府、設置皇莊等各類莊田;比較下大力氣整頓江南地區的吏治,地方要員多擇才堪重任之臣。

  明中葉以后,政治腐敗與經濟發展同時并存,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種政治、經濟現象的出現,是新舊政治、經濟勢力矛盾沖突運動的歷史產物,是社會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

  明代初期,封建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醫治戰爭創傷,與民休養生息,恢復社會經濟。與此同步進行的,是在政治上全面改革官制,強化皇權,確立君主極權統治。這種政治體制,在明初的特殊環境中,對于經濟恢復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明初的經濟恢復無疑也為中葉以后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

  明中葉以后,在政治腐敗的社會風氣下,經濟之所以能夠不斷發展,既有國內原因,也有國際環境方面的原因。

  沒有長期大規模的戰爭與災害的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有綜合性的自然環境、地理條件,有人為的作用,等等。“民以食為天”。由于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進行各種發明創新的前提。因此,它必須保持連續性,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相對的穩定性。古代衣食主要依靠農業。古代經濟主體是農業經濟,土地和人口是維持農業生產的兩個基本要素,是構成農業經濟的兩大支柱,是國家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在中國古代各個時段,社會經濟在其自身內部都蘊含著發展的動力。如果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或大范圍的自然災害,或者其他強大破壞力的抑制和阻礙,經濟都必將自發地一步一步向著更高的水平前進。明代從中葉以后,雖然有農民起義的某種沖擊,有“南倭”、“北虜”的侵擾,有其他原因引發的戰爭,也有災荒和疫病,但都限于局部地區,或是短時期的,沒有造成土地大量荒蕪和人民大量死亡,這是保證明中葉以后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和基石。而自開國以后所展開的移民墾荒、軍隊屯田、興修水利交通、開發邊區等所奠定的物質基礎,不僅對于鞏固國家政權起著重大作用,而且也保證了經濟的持續發展不至于因為政治的日趨腐敗而突然中斷其進程。

  經濟重心江南的強力帶動。在各個國家(或地區)之內,經濟發展總是不平衡,有些地區比較富裕,有些地區比較貧窮。這是各國的共性。只要國家實行有效的政策,保護先進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可以帶動落后地區,最后逐步促進全國經濟的共同發展。有明一代經濟重地在江南,它是當時國家經濟的大“后方”,軍國費用的主要依靠。明初洪、永時期,建都南京,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同處一地,朝廷可以就近監控江南的政治、經濟。各種臨時性的雜役派發自然比較多。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遷都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從此遠離經濟重心,雖然南糧北運的任務加大,成為江南重役之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但在另一方面,“雜泛”應有所減少。南京作為留都,雖然設有同樣一套國家機構,但多閑職,實權操之于北京朝廷。由于距離遠等原因,北京中央政府對江南政治、經濟的直接控制相對松動。在漕糧實行軍運,尤其是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南直、浙江等處四百萬石稅糧折銀征收以后,農民獲得了較多的自由支配時間,少誤農時。這些都有利于江南農、工、商各行各業的發展。最值得提出的是,封建國家從一開始,就運用中央集權的強大力量,對江南這塊財源重地,實行特殊的保護、傾斜政策。例如,自始至終不準在此地建立王府、設置皇莊等各類莊田,從而不存在管莊官校嚴重擾民的問題;比較下大力氣整頓江南地區的吏治,地方要員多擇才堪重任之臣;格外重視江南地區的基礎設施問題(如水利、交通等);蠲免田租、賦役政策等很多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改革運動,也都是首先從江南地區發動起來的。此外,除“倭寇”侵擾和嘉靖抗倭戰爭以外,北方蒙古貴族的進犯、中葉以后的幾次戰爭,多發生在經濟發展滯后的邊境地區,減少了對江南的直接壓力和威脅。就連明末那場農民大起義,在全國經濟最富庶的蘇、松、嘉、湖地區,也沒有留下起義軍的足跡。直到明亡,這塊繁華的土地才受到滿洲貴族鐵騎的蹂躪。

  經濟、政治改革產生的推動作用。明代各種勢力斗爭形勢復雜,交鋒激烈。一方面,直到明亡之日仍存在相當強大、鞏固的保守勢力。另一方面,革新勢力也在不斷發展壯大之中。由國初洪武朝開始減輕官田重租,經宣德、正統年間江南巡撫周忱進一步推行以均田均糧為核心的賦役改革,始終沒有停止。到弘治、嘉靖、萬歷初年的政治、經濟綜合改革,歷時約一個半世紀。其間多少有識之士,從憂國憂民之心出發,為實現富國強兵之目的,不斷探索變革生產關系、發展社會經濟的良方妙藥。他們提出建議、主持設計、并付諸實踐。這些改革措施,涉及到經濟和政治兩大方面,范圍極為廣泛。政治改革,使國家及其運作具有某些自我調節機制,從而保持一定的活力。這類改革也有助于喚起一部分人的憂患意識,提高行政效率,多少抑制、減少了政治腐敗現象。重頭戲是經濟改革,它以不虧國計、不損民生的賦役改革為中心,兼及工、商業。賦役改革,松懈了人身依附關系,減輕了農民的一些負担,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能夠保持較大的旺力和發展勢頭。工商業發展更新了人們的“本末”觀念,重農而不輕商,“工商皆本”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商業意識大為增強,商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這也是明代社會的一個突出變化。無論是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雖然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觸動封建制度的根本。但作為兩者合力的結果,畢竟有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生產產銷基本由農民自主,戶口管制相對松動。其一,明王朝的行政管理體制,雖然是高度集中、絕對專制,但是明中葉以后,由于地方(總)督、(巡)撫制度的建立,部分權力下移,地方的權力由此有所加強,地方自主性有所發展。加上當時科學技術極其落后,交通和通訊工具簡陋,朝廷對基層的控制,不可能十分嚴密,這些都為各地農、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寬松的環境和較大的空間。特別是由于當時是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國家對農民生產計劃、措施的具體操作,以及產品的銷售,不可能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也不受高層斗爭形勢的影響。農民基本上可以視效益高低,因地制宜,隨意種植,或種糧,或棉麻,或煙草,或蔗糖,或果蔬花卉。總之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市場的需要,進行生產經營。其二,明初戶口管制極為嚴厲,人民外出必須有通行證(“路引”)。明中葉以后,時過境遷,情況改變,人口流動日益難以控制。正是由于這兩方面的原因,所以明中葉以后才有可能出現農村人口大流動、商業性農業和商業貿易大發展的生動局面。當時無論是地主,還是農民、手工業者、商人,都進入商品市場。所以,有人說“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里就有了萌芽。”有人認為,這種萌芽至少在明代中葉就已經出現了。它的出現,是當時中國經濟“最具時代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

機遇的喪失

  從世界大環境考察。當中國歷史翻到明代中葉以后的時候,也正好是世界歷史發生大變動的年代。其趨勢是,資本主義正在逐漸取代封建主義。這縷人類前進的曙光首先出現在歐洲。從明代正、嘉年間(即公元十六世紀中葉)起,歐洲葡萄牙等國殖民主義者和商人陸續進入中國,企圖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商品市場納入他們的軌道。隨后歐洲傳教士紛紛東來,中西文化發生碰撞和交流。從此以后,作為當時世界大國的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已經同整個國際形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且同歐洲一些先進國家一樣,開始處于社會轉型的微妙時刻。這時,明王朝已逐漸喪失自我調節能力,成為各種封建落后勢力的代表、進步勢力的阻礙。世界潮流和中國社會的新變化,都決定了傳統封建政治必將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而這時經濟發展的方向則恰恰相反,與封建腐敗政治處于逆向的軌道上。從國際大環境說,即將迅速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有利于加快中國地主制經濟形態的瓦解。在國內,它的發展方向是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新勢力,并力圖利用封建王朝政治危機加深的空隙,爭取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得到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直到十七世紀,中國的經濟總量仍占世界經濟的1/3”。只是由于封建主義舊勢力“還相當頑強”,而新因素自身的力量又非常嫩弱,不能穩步地發展下去,才導致明中葉以后的經濟發展,最終還是未能如同歐洲那樣邁進資本主義的門檻。

(林金樹研究員在香港大學的演講)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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