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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1894年間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的影響——上海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分析
1886-1894年間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的影響——上海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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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8587(2001)-03-0072-11
  上海格致書院是晚清最具特色的書院,同時也是晚清傳播西學,特別是近代科學技術的重要基地。由于有西學大師傅蘭雅、新學領袖徐壽和王韜等人執教授業,格致書院成為晚清學風的領導者;又由于有自強運動領袖李鴻章等人鼎力支持和積極參與,格致書院成為當時有識之士展示學識與才華、表達“治國平天下”宏圖大略的論壇。因之,格致書院成為晚清最具影響的學術與時務研究機構。課藝是格致書院最重要的活動。其中格致類課藝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間的影響,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影響所及知識分子的范圍、他們所掌握的具體科學內容、他們對近代科學規范(對象、方法與體系)的認識及由此而產生的智力興趣轉移等等。以往的研究著述也曾涉及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但并無專門系統的分析,更未能就上述幾個方面闡述近代科學的影響。本文試做此努力。
  一、格致書院課藝及格致類概況
  晚清格致書院課藝的開設有著強烈的歷史繼承性和時代特色。這集中體現在它所賴以產生的學術傳統和時代思潮上。
  梁啟超在評價中國學術史時曾講道:“其在我國,自秦以后,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頁。)可見,考證學確為清代學術主流。嚴格意義上的“考證學”系指清代學術運動全盛期的“正統派”。其代表人物是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及其子王引之等。他們自稱其學術為“樸學”。清代學術運動啟蒙期顧炎武、胡渭和閻若璩等所提倡的實學即是樸學之淵源,而學術蛻分期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所提倡的今文經學便是其承繼者。(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第3-6頁。)
  清代樸學之所以能夠倡興有其學術、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注:楊東純:《中國學術史講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287-289頁。)樸學全盛之時,正統派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已淡漠啟蒙派“經世致用”之觀念和“經世之務”之實踐。(注:梁啟超曾有言:“啟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正統派則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第4頁。)但“經世致用”觀念并未完全泯滅。鴉片戰后,經世思想再度在士人間興起,特別是肩負國家重任之士大夫更以“經世強國”為己任,遂展開“自強運動”。1840-1894年間,正是樸學昌盛且“經世致用”思想重生并伴隨自強運動的開展而逐步形成廣泛影響的時期。格致書院課藝就是在這一學術傳統與時代思潮背景下設置的。
  1876年,格致書院開院。中西雙方、官民兩層合作。其辦院宗旨是:“立此書院,原意是欲中國士商深悉西國人事,彼此更敦和好。”(注:光緒元年九月(1875年10月)《上海格致書院第一次記錄》,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31-737頁。該內容在第731頁。)開始由中國西學先驅徐壽任監院,負責日常院務。1884年,徐壽去世。次年,王韜出任格致書院監院,為加強推廣西學的力度、擴大書院影響,決定開設課藝。
  格致書院課藝有兩大特點:一是推廣西學。課藝中所有學術問題都圍繞西學展開,而其中很大部分則關乎近代科學技術。二是集納百家學說。四方飽學之士、政績卓著的官紳紛紛來此命題并鑒定課卷;而來于國內各地的莘莘學子則在課卷中各抒己見,討論時人最關心的學術與現實問題。因此,格致書院課藝實即一個最時髦的學術與時務大論壇。格致書院課藝分為春夏秋冬四季的季課和春秋加開的特課。季課由熱心科學和時務的官紳或教習出題,考生答卷,始于1886年,止于1894年。特課由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命題,始于1889年,止于1893年。每次課藝的出眾答卷均加以獎勵。
  監院王韜對每次課藝的題目和優秀答卷都作了詳細整理,每年刊刻一次,共編印成《格致書院課藝》十五冊。(注: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3頁。據熊月之考證,1886-1894年共九年間的格致書院課藝都曾刊刻。筆者也曾見北京大學所藏1890年(光緒壬寅年)《格致書院課藝》兩冊,為1890年石印本,不署印者,大概為格致書院所印。另外,北京大學收藏有1898年(光緒戊戌年)上海富強齋書局仿足本重校石印本,共十三冊。據該書前所附富強齋主人識《分類格致書院課藝序》,該書是對王韜所刊1886-1893(光緒丙戌至癸巳)年間課藝匯編八編的分類整理;整理中不作刪減。)
  格致書院課藝在晚清具有廣泛的影響。這是由其“中西合辦,官民合作”的獨特風格決定的。格致書院由于有傅蘭雅等西學大師以及徐壽、王韜等新學領袖執教授業,大大吸引了追逐思想與學術潮流之學人的關注。再加以李鴻章等自強運動領袖的鼎力支持,甚至親臨命題評卷,結果使熱心時務之學人趨之若騖。身為山長的王韜曾不無自負地說:“合肥李傅相謂,上海格致書院諸生課卷,經本閣爵大臣細加評閱,其中不乏究心實學、議論中肯者,殊堪嘉獎。以是遠近名流碩彥,聞風興起,彬彬稱盛,可見鼓舞人才,其權之自上。”(注:《格致書院課藝》己丑卷上,王韜序,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第750頁。)上海富強齋主人于1898年重印《格致書院課藝》時也有言:“今人設中西學堂,以課士者遍天下矣,而人才之杰出真如滬上格致書院……其建院最先,故其得人才亦最盛。其間名篇巨著,美不勝收。王君亦即取前列諸生,刊有成編,為多士觀摩之助。”(注:富強齋主人:《分類格致書院課藝序》,《格致書院課藝》上海富強齋仿足本重校石印本,光緒戊戌年(1898年)仲春,第1冊。(以下除特別說明以外,所引均為該版本。)可見當時學人紛紛效法格致書院課藝。1894年以后出版的各種風行海內的經世文編幾乎都收錄了一定數量的格致書院課藝。(注: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儲桂山:《皇朝經世文新編補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商絳雪齋書局石印本。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慎記書莊石印本。)
  格致類課藝是關于格致的討論。
  “格致”即“格物致知”。1889年春,蔣同寅答李鴻章題的課卷獲格致書院特課超等第一名。他開篇即以朱熹語訓“格物致知”一詞,提出“惟朱子之訓物為事物,訓格為至,訓知為識,訓致為推極,最為確詁。”(注:蔣同寅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8a頁。)“格物致知”就是“至物推識”,也就是“體察事物以求得對它的認識”。此訓詁當是晚清學者對“格物致知”的一般認識。
  “格物致知”源出于《大學》。程、朱將之與《易經》的“窮理盡性”嫁接,提出“格物窮理”的認識論。其實質就是通過對外在事物的探求來認識“理”,即“天道”。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而其后的王守仁則提出“格物正心”,試圖“求一理于內心”,導向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格物窮理”與“格物正心”,一個求理于外物,一個求理于內心。二者在認識論上恰好互補,也因此形成格物致知的雙輪車。由于其認識趨向的不同,導致二者在認識對象和認識成果上的不同。前者關注外在事物與現象,也就是“物”,形成“博物學”;后者關注倫理道德,形成“心性之學”。明代高攀龍就曾指出:“學必由格物而入”,并且格物的對象不僅包括人倫道德而且還應包括廣闊的自然,鳶飛魚躍、一草一木都在格物之列。(注:高攀龍:《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高子遺書》,四庫明人文集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466-467頁。)但無論是博物學還是心學,其最終的落腳點還是探求自然事物與人事背后的形而上的理念與規律,即“道”,也就是“義理”。“義理”與作為事物現象間聯系的“物理”形成對立統一的關系。
  明清學者幾乎都卷入了“格物致知”的討論。但是,在明代關于人倫道德的討論遠遠多于對自然外物的探求,王守仁之心學遠強于博物學。明末,傳教士將西方自然哲學傳入中國。徐光啟等將之與中國的博物學對等,由此開始以“格致”指稱自然哲學。此后,這種用法便沿襲下來。應該說,直至17世紀歐洲科學革命之前,中西格致學,即中國的博物學與西方的自然哲學在研究對象與內容及所形成的知識形態上并無很大差別。然而,17世紀歐洲發生科學革命,近代科學由自然哲學中分化出來,逐步形成學科體系。1840年以后,近代科學大規模地傳入中國。中國學者自然地沿用“格致”一詞來指稱這一由自然哲學分化而來的知識體系。此時的“格致學”就成了近代科學最早的中文名稱。但此時的中西格致學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
  格致類是格致書院課藝的重要組成部分。格致書院課藝共開設46次,考題92道。表1是關于課藝的命題分類統計。其中33題討論富強治術,占總命題數的36%;24題關于格致,占總數的26%;二者合計共57題,幾乎占總數的62%。這一命題情況反映了時代的主題,即“自強”。而自強的途徑就是“師夷長技”。所以,作為命題人的中國官紳在提倡富強治術之時,強調對西方“格致”的學習。另外有一些題目討論政治、軍事防務、教育與人才、法律和宗教等。這些內容在整個課藝中比重較少,且都與時務相關。
  表2是格致類課藝一覽表。從該表可見:
  1)關于格致概說的命題有5道,多于物理、化學、天文歷算、測量、地學、醫學和氣象等等分科的命題數量;同時,刊出的關于格致概說的課卷也比關于其它分科內容的課卷數量多。2)關于格致概說的討論由課藝開設的第二年,即1887年,延續至最后一年,1894年。幾乎持續課藝整個歷史過程。
  以上兩種情況說明,1886-1894年間,晚清學界仍處于引入西方學理階段,近代科學各分支學科的詳細內容還沒有為中國學者完全掌握,還不能進行深入具體的研究。中國學者對近代科學的掌握與研討還處于一種總體把握、領會其精神實質、探討其規范的階段。
  3)5道格致概說命題中有4道關于中西比較,另外15道分科命題中有11道涉及到中西比較。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西學中源”說作祟(注:江曉原:《試論清代“西學中源”說》,《自然科學史研究》7卷(1988年),第2期。),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出:晚清學者已經深刻認識到西方近代科學與中國傳統格致學有著內在聯系,同時也有著深刻的差別。正是這一認識促使晚清學者不斷地進行中西比較。在比較中理解近代科學知識,同時也領悟了近代科學的精神實質與規范。其結果是學者逐步放棄傳統格致學,即博物學,將智力興趣轉向近代科學,也就是由時人所說的“義理之格致”轉到“物理之格致”。這一轉變是晚清學風的重大變革。
  二、對格致類課藝參與人情況的分析
  由對格致類課藝參與人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從一個方面了解到近代科學在晚清的影響范圍。
  表3列出格致類課藝命題人8名,對此表的分析可見以下三點:
  1)命題人為朝廷重臣與地方大員。南、北洋大臣競相就“西方格致學”(即近代科學)命題,并詳細評閱考生課卷,以敦促學子學習近代科學。特別是李鴻章,1889-1893連續五年春季特課,次次就格致學命題,總數達9題。由此可見其對近代科學的推崇。
  2)此8人因功名成就而身居朝廷要職,代表了處于晚清統治集團上層的知識分子。此8人熱心近代科學,表達了處于統治集團內部的知識分子的智力傾向。他們由“義理之格致”轉向“物理之格致”。
  3)參與格致書院課藝時,此8人正在江浙兩省、山東的登萊青三州、直隸、上海和天津等地主政。而這些地區恰好是晚清經濟與文化最為發達、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這就顯示出近代科學的傳播與社會進步的互動:近代科學的傳播推動了社會進步,反之,社會進步又促使知識分子傾向于近代科學。
  表4列出在格致類課藝中獲獎且課卷被刊出考生,共36人。就此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個基本結論:
  1)據熊月之統計《格致書院課藝》共刊出92人的課卷(注: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391頁。),而據本表統計,僅格致類課卷被刊出者就有36人,占課卷被刊出者總數的40%。這反映出晚清學人對近代科學的熱衷。
  2)36人中來于江蘇者10人,來于浙江者9人,來于安徽、廣東、湖南、上海者各2人,來于福建、山東各1人,另有7人籍貫不詳。這反映出江浙兩省歷來為文化發達大省,學人如云,且能夠領學風之先,而安徽、廣東、湖南、上海、福建、山東等省份緊隨其后。這說明:晚清之時,近代科學已經廣泛流傳于中國主要省份的廣大地區,為學人所學習、討論。
  3)36人中除3人身份不詳、1人為格致書院學生、1人為候補縣丞以外,其余31人均為各府州縣官學的生員,占總數的90%。這反映出近代科學已經滲透到晚清官方教育體系之中;近代科學成為官學生必作的功課,“物理之格致”成為其逐學術風潮的基本功夫。1876年,京師同文館始設近代科學課程。大致在此前后,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也開始設近代科學課程。各地官學隨后加以效仿。因此,1890年代,官學中講習近代科學已是常事。
  4)36人中有10名貢生,占總數的28%。這反映出:在晚清學制改革的10年以前,科甲正途出身之士子就已熱衷于近代科學;他們不再囿于舊有的“義理之格致”,而將智力興趣轉移到“物理之格致”。這也反映出晚清學制改革之因在10年以前就已萌芽并發展。學制改革并非僅僅出于統治集團的強制命令,而是學術大勢所趨。
  三、對格致類課藝中科學內容的分析
  格致類課藝不但討論了西學格致即近代科學的規范(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而且討論了各分支學科的具體內容。這些體現于考生課卷及命題鑒定人的評議之中。(注:參見《格致書院課藝》,“格致類”、“測算類”、“化學類”、“疆域類”、“外洋類”、“醫學類”和“西學類”等類別的課卷。)現將課卷中所討論的分支學科內容刊列如下:
  1)物理:
  聲波;聲波在不同介質中的傳播速度,如在0℃空氣中為1090尺/秒;聲波在金屬介質中的傳播速度與溫度的關系;聲波速度的測定方法;音頻及其測定方法。
  光波;光速,如在空氣中為192000英里/秒;光的反射和折射及折射率的測定;各種透鏡;紅光與紫光的波長;光強度的測量。
  熱傳導;熱輻射與測量;熱吸收;熱反射;比熱;電能向熱能的轉化及其測量;溫度計。
  電荷;正負電性;電荷量與測量方法;電荷通過導體的速度,如鐵,為20000英里/秒;電磁波。
  拋物運動。
  物態變化:固態與液態;晶體形狀:四面體、六面體、八面體、十二面體、六棱柱等。
  2)化學:
  部分元素的譯名、性質和一些應用。當時所知的元素是(注:元素名稱后括號內的字是當時所用的名稱。“磅”到底指何種元素,還有待考證。):非金屬元素:氧(養)、氫(輕)、氮(淡)、氟(弗)、氯(綠)、碳(炭)、磷(lín@①)、碘(@②)、硫、溴、鈽(@③)、磅、矽、硒;金屬元素:鍶(@④)、銣、鋰、鉀、鈉、鎂、鎳(@⑤)、鈣、鋇、鋁、鈦、鉺、鏑、銀、鎘(錯)、鐵、鋯、釷、鈷(@⑥)、鋱、錳、銅、錫、鉛、鋅、釩、鈾、汞、鉑、鈀、銥、釕、鉻(@⑦)、鉍(@⑧)。
  金屬單質的熔點及導電性。
  3)天文歷算:
  渾天說與蓋天說;以月離測經度方法;西方歷法傳入中國史。
  4)測量:
  平面三角學與弧面三角學計算以及在測量中的運用;測繪的基本要素。
  5)地理:
  上海地理狀況;帕米爾高原地理概況;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和南極洲及其附近大陸、島嶼和海峽的地理狀況。
  6)氣象:
  月球運動引起潮汐的學說;風速儀和風向儀。
  7)醫學:
  西醫外科學與扁鵲外科醫術的比較;西醫學史概論;食物、環境與人身的關系。
  上述七項是刊出的格致類課卷所反映的近代科學內容。盡管這些課卷僅是全部課卷中的一小部分,但作為其中最優秀者,它們集中反映了當時學者所掌握的近代科學知識。因此,可以認為上述七項內容大體上反映了晚清知識分子掌握近代科學的情況。對這七項內容的分析可見:
  1)1886-1894年間,中國仍處于引進近代科學階段,科學名詞的漢譯仍是學者致力解決的重大問題。部分化學元素的名稱漢譯集中體現了這一點。雖然當時已確定“以形聲字創制漢譯名稱”這一原則,但具體譯名仍存在問題,譯名仍在不斷改進。如當時以“養”、“輕”、“淡”等表示“氧”、“氫”、“氮”三種元素。這三個名稱后來都發生了變化。
  2)1840年以后,近代科學開始被介紹到中國來。但直到1894年,近代科學的各分支學科還只是被概要地引進中國,其中具體深刻的內容只被部分介紹進來,學科體系遠未完備。晚清學者只掌握各學科的部分基本知識。既未掌握全部基礎,就更談不上在此基礎之上的獨立研究與發展。晚清學者熱衷于近代科學,積極引進、學習近代科學,這使他們的知識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也使他們的智力興趣發生根本性的轉移。
  四、對課藝“中西格致異同”討論的分析
  1840年以后,近代科學大規模地傳入中國。“中西格致異同”成為晚清學術的重要論題。在學習與討論中,晚清學者逐步認識了近代科學規范(即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體系),并由此發生智力興趣由博物學向近代科學的轉移,即時人所說的由“義理之格致”到“物理之格致”。這一智力興趣的轉移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研究對象由“義理”轉為“物理”,即不再局限于對形而上的理念和規律的探討,而轉向對事物現象間聯系的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排斥思辨,推崇經驗主義的實證方法;最后,在對研究成果的認同上,放棄龐雜的博物學,轉向分科化、體系化的近代科學。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中許多關于“中西格致異同”的論題與答卷反映著上述智力興趣的轉移。下邊分別加以論述。
  首先是研究對象的轉變。
  1889年春特課,北洋大臣李鴻章命題:“《大學》格致之說自鄭康成以下,無慮數十家,與近今西學有偶合否?”蔣同寅、王佐才、朱澄敘、鐘天緯四人答卷獲超等獎勵。四位考生的答卷無一例外,都強調中國格致重“義理”,西方格致重“物理”。
  鐘天緯答卷:“格致之學,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余韻;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為多。此中西之所有分也。”(注:鐘天緯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2a頁。)因儒學傳統推崇“天人合一”觀念,作為“義理之格致”對象的“道”的主體內容便是人倫道德。這一點在王佐才的答卷中給出了補充說明。他說:“(儒家所謂之格致)乃義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國重道輕藝,凡綱常法度、禮樂教化,無不闡發精微,不留余韻,雖圣人復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誠有相形見絀者。”(注:王佐才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8b頁。)此處“相形見絀”就是與西學格致比較而言。
  又蔣同寅答卷中有言:“然或謂西學講格致,又類于煩瑣者,不知其加密求精,切于日用,頗有近于先民作述之意。”(注:蔣同寅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8a頁。)此處“先民作述”當指孔子作《大學》。蔣同寅在這里發揮樸學專長,引征先師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既然西學的“物理之格致”符合孔子原意,那就是后學之人應當提倡并專攻的。他對西學格致的這一評論反映出晚清學者開始將研究焦點由“義理”轉向“物理”。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轉變。
  朱澄敘答李鴻章題卷中使用大量篇幅論述了中西格致方法的不同:“蓋先儒意主窮理,非泛然逐物而格之。西學則舉萬物之形質,糾察其底里,明辨其異同,且更以調和交感之法加于物,分之而得其純一之體質,合之而得其變化之因由,幾欲盡天地萬物而一一格之焉。先儒格致功夫,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即事物,致知功夫即在此處。其所以必先格物者,蓋即一物之理,以通萬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以窮天下之理。是致知必先格物也。西學格致如論水,知為養氣、輕氣合而成;論火,知為養氣、炭氣合而成;論木,知必有養、輕、炭三氣合而成。是早知養氣、輕氣、炭氣各具一質,而后能究其所以相合,故格物必先致知。”(注:朱澄敘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0a-10b頁。“養氣”、“輕氣”、“炭氣”即分別是“氧氣”、“氫氣”和“碳”。當時還沒有確定這三種化學物質的中文名稱。)
  在這里,他舉出了中西格致方法的兩大差別:第一、中學格致“非泛然逐物而格之”;西學格致“盡天地萬物而一一格之”。第二、中學格致“致知必先格物”,“即一物之理,以通萬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以窮天下之理”。此即認識論之不完全歸納法。這種方法要求從有限上升至無限,依賴于抽象的思辨能力。在研究對象樣本過少的情況下,往往流于空洞,而得不到真實有效的認識。西學格致“格物必先致知”,“以調和交感之法加于物,分之而得其純一體質,合之而得其變化之因由”。此處“調和交感之法”顯然就是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分析綜合方法。分析,即將認識對象分解為部分;綜合,即在對部分取得正確認識之后,再通過綜合回到整體,取得對認識對象整體的認識。綜合的前提是對部分已具有認識,所以,“格物必先致知”。但是分析與綜合都離不開演繹與歸納,關于事物的認識最終來于歸納。歸納中所取樣本越多則所得認識越準確,所以,“盡天地萬物而一一格之”。當然,真正的“盡天地萬物而一一格之”是作不到的,但這是認識的基本趨向。
  中西格致方法的第三項差別就在于:西學格致有培根(注:朱澄敘與當時的學者都譯為“貝根”。)的“歸納——演繹——經驗檢驗”之方法論原則,而中學格致則無。朱澄敘對此有明確闡述:“(貝根)又云格物之學由萬物中謹慎匯選,先融化于智慧之心而包涵之,去渣滓以存精液,更試驗其所行之事,而強識之,辨虛誣而歸真實。”(注:朱澄敘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0b頁。)在這里最重要的是他明確認識到經驗檢驗原則,即“試驗其所行之事,而強識之,辨虛誣而歸真實”。這是近代科學方法的根本所在。朱澄敘對培根的經驗主義方法論非常熟悉,他接下來歷數培根名著《新工具》(注:朱澄敘譯作《格致新理》。)之內容,并說培根“爰是設立二法,曰心機料理,曰天地闡義,一以輔助格致之學,一以研究萬物之理”(注:朱澄敘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0b頁。)。實際上,前者即演繹法,后者即歸納法。他接著又說:“未幾,有名鈕敦者出,而相繼加增測量之法,指出彗星之道。”(注:朱澄敘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1a頁。“鈕敦”今譯為“牛頓”。)可見,他對牛頓在經驗科學研究中采用數學方法也有相當了解。雖然,培根的《新工具》和牛頓的著作在當時還未譯為中文,但其學說已在晚清學者中間流傳。(注:1858年王韜與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譯《重學淺說》,并由墨海書館出版。1890年,王韜又將之收入《西學輯存六種》。此書中介紹了牛頓學說。《新工具》的最早中文譯本由關琪桐翻譯,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36年出版。到底是何種著作在晚清時傳播培根學說,還有待考證。)
  了解并推崇培根學說者并非朱澄敘一人,該卷之眉批也表達出此意。批注言:“貝根括清摧陷,闡古法而生新奇,因名其書曰新器。其作‘工欲善事必先利器’之器解,蓋曰窮理新法云。”按課藝慣例,該批注當出于命題即鑒定人之手。(注:朱澄敘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1a頁。按格致書院慣例,課藝命題人與答卷鑒定人為同一人。該題由李鴻章命題并鑒定。)
  晚清學者轉向經驗主義方法論并非偶然。他們均推崇近代西方格致學(即近代科學)為“實益格致之學”,認為此學說“大旨必須藉實在證據,方可推闡其理,不可先發虛妄之論,而指物以實之”(注:王佐才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0a頁。)。西學格致方法在精神上本與樸學之“實事求是”相一致。(注:梁啟超說:“(樸學)其治學根本之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第4頁。)只不過樸學在“故紙堆”中找證據,而西方格致學就事物本身找證據。因此,學者們自然由“實事求是”推進到經驗主義實證方法,并認為后者即是前者的發展。因此,晚清學者研究方法的轉向大大得益于清代樸學之建樹。
  最后是對研究成果認同上的轉變。
  蔣同寅、王佐才、朱澄敘和鐘天緯四人的答卷無一例外都對中國傳統之博物學與西方近代科學作了一番比較。在比較之后,四位考生不約而同對分科化、體系化的西方近代科學大加褒獎,并號召中國學者加以學習。
  朱澄敘答卷中有言:“泰西好學之士皆知講求實益格致之學,日增月盛,有若天文質學、地學、動物學、金石學、電學、化學、天氣學、光學、植物學、醫學、算學、幾何原本學、身體學、身理學、重學、流質重學,莫不加密求精且與日用,頗得先民作述之意。”又言:“圣朝文明之盛,甲于天下。今賴重譯之力,得以旁通,翻譯成書,擷萬國之精英,紹先圣之著作,海內之士聞風鼓舞,悉力研求,同文同軌之體,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注:朱澄敘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11a頁、12a頁。)
  又蔣同寅答卷中說:“迨中國乾隆時,英人貝根者出,始盡翻前說,一以講實理、考據事物為準。于是,若算學、若化學、若聲學、若光學、若電學、若地學、若水學、若形學、若重學、若醫學,莫不綱舉目張,條分縷晰。”(注:蔣同寅答卷,《格致書院課藝》第3冊,8a頁。)
  從晚清學者關于“中西格致異同”的闡述中,可見他們已拋棄龐雜之博物學,而轉向分科化、體系化之近代科學。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1886-1894年間,近代科學已在晚清知識分子中廣泛傳播,并引起其知識結構與智力興趣的巨大轉變。知識分子拋棄龐雜之博物學而轉向分科化、體系化之近代科學,實即晚清學風的一大變革。自此以后,知識分子日益鉆研近代科學,終于推動了1904年的學制改革。此后,近代科學成為晚清各級學校講授的主要內容,優秀學生被選派歐美留學。經過10多年的努力,在中國始有一批知識分子以近代科學為學術研究的中心,遂產生了近代中國科學家的分化。
  附表:
  表1 格致書院課藝命題分類統計表
  附圖K31k02.JPG
  說明:本表依據《格致書院課藝》、熊月之所作《格致書院課藝一覽表》和王爾敏所作《上海格致書院特課季課題稱表》編成。王爾敏表收入1886-1893(光緒丙戌至癸巳)年間課藝77題,熊月之表又收入1894(光緒甲午)年課藝15題,合計92題。《格致書院課藝》富強齋本收入1886-1893(光緒丙戌至癸巳)年間課藝74題,比王爾敏的統計少3題。參見:《格致書院課藝》富強齋本,第1冊“分類目錄”;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373-385頁;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致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56-68頁。
  表2 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一覽表
  附圖K31k03.JPG
  附圖K31k04.JPG
  說明:1)本表依據《格致書院課藝》、熊月之所作《格致書院課藝一覽表》和王爾敏所作《上海格致書院特課季課題稱表》編成。參見:《格致書院課藝》富強齋本,第1冊“分類目錄”;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373-385頁;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致略》,第56-68頁。2)本表收入1886-1894(光緒丙戌至癸巳)九年間全部格致類課藝。
  表3 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命題人一覽表
  附圖K31k05.JPG
  說明:1)本表依據《格致書院課藝》、熊月之所作《格致書院課藝命題人一覽表》和王爾敏所作《上海格致書院特課季課題稱表》編成。參見:《格致書院課藝》富強齋本;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385-386頁;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致略》,第56-68頁。2)表中所列“命題時間”、“命題次數”和“題數”僅針對格致類課藝而言。這8位命題人還出過其他類課藝命題。3)格致書院課藝的全部命題人是18名,命題46次,共92題。本表只反映格致類課藝情況。
  表4 格致書院格致類課藝獲獎人名錄
  附圖K31k06.JPG
  說明:1)本表依據《格致書院課藝》富強齋本編成,并參考了熊月之所編《格致書院課藝超等、特等、一等獲獎者部分名單》和王爾敏所編《上海格致書院特課與季課歷年優獎課生表》。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第387-391頁;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致略》,第69-72頁。2)本表僅收錄1886-1893(光緒丙戌至癸巳)年間在“格致類”課藝中獲獎且課卷被刊出者。“獲獎次數”指所錄者在格致類課藝中的獲獎次數。其中多人在其他類課藝中也曾獲獎。據熊月之統計,格致書院課藝共獎勵1878人次,刊出92人的課卷。
  [收稿日期]2000-10-15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火加(鱗去魚)
   @②原字火加典
   @③原字石加布
   @④原字钅加悉
   @⑤原字钅加息
   @⑥原字钅加谷
   @⑦原字钅加(逵去辶)
   @⑧原字钅加米
《清史研究》京72~82K3中國近代史尚智叢200120011886-1894年間的格致書院課藝是晚清杰出知識分子學術活動的典范。其中格致類課藝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本文就格致類課藝的參與人、具體科學內容和“中西格致異同”討論三項內容進行分析,揭示出: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具有廣泛影響;晚清學者掌握部分科學內容;他們對近代科學規范(對象、方法與體系)已有深刻認識,并由此發生智力興趣轉移。其智力興趣由龐雜的博物學轉向分科化、系統化的近代科學,為中國近代科學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礎。晚清知識分子/近代科學的影響/格致類/上海格致書院課藝本文的寫作得到了China-Portugal Center for History of Swece的資助,謹致謝意。The Impact of Modern Science o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from 1886 to 1894:A Case Study on the Natural Science Section of the Essay Contests of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The essay contests of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 were models for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from 1886 to 1894.The natural sciences section of the essay contests revealed the impact of modern science on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est,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s,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modern science".The author concludes:1)modern science influenced a variety of late Qing intellectuals;2)these intellectuals had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modern science;3)they had gradually learned the norms of modern science(its subject,research methods,and style of expression).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ir scholarly focus had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to modern science.尚智叢(1967-),男,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北京 100871 作者:《清史研究》京72~82K3中國近代史尚智叢200120011886-1894年間的格致書院課藝是晚清杰出知識分子學術活動的典范。其中格致類課藝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本文就格致類課藝的參與人、具體科學內容和“中西格致異同”討論三項內容進行分析,揭示出:近代科學在晚清知識分子中具有廣泛影響;晚清學者掌握部分科學內容;他們對近代科學規范(對象、方法與體系)已有深刻認識,并由此發生智力興趣轉移。其智力興趣由龐雜的博物學轉向分科化、系統化的近代科學,為中國近代科學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礎。晚清知識分子/近代科學的影響/格致類/上海格致書院課藝本文的寫作得到了China-Portugal Center for History of Swece的資助,謹致謝意。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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