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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國經濟史研究述評    2003年中國經濟史研究總論述評
2003年中國經濟史研究述評    2003年中國經濟史研究總論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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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方法 史學理論方法仍是2003年學界關注的熱點,史學理論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為國內史學工作者所認識。《歷史研究》編輯部、《史學理論研究》編輯部、《學海》編輯部分別就“新世紀的中國史學”、“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歷史理論與歷史學家”等議題組織筆談,多視角探討史學理論方法研究、史學理論方法與相關學科理論方法相互借鑒和融匯、史學理論方法與中國史學的發展等問題(見歷史研究1、史學理論研究2、3、學海1)。
    中國近代史學是在西方理論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如何看待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經典,是當今史學研究難以回避的問題。汪征魯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所以具有真理性與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則與精神,及物質的統一性、發展演化的辯證性、人的主體性。其關于人類社會發展演化的模式徹底貫徹了上述原則,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與架構上的立體型、兼容性與張力。在新世紀,唯物史觀仍是人類的主流思潮之一(唯物史觀的歷史命運/歷史研究2)。張立達《評蔣大椿和吳英、龐卓恒圍繞唯物史觀的理論爭鳴》(史學月刊3)指出爭論雙方都以人類實踐為中心看待唯物史觀,所不同的是龐強調物質生產實踐的基礎性,蔣注重把握人類實踐的總體性;合理的態度應是兼顧抽象與具體,開展歷史觀與歷史學的對話以及吸收跨學科的理論,建構中介層次的社會理論,并以此作為唯物史觀新的生長點。郭小凌《論唯物史觀及其歷史命運》(史學理論研究1)認為唯物史觀的核心理論或基本原理只有一條,即人類歷史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所制約的合乎規律的過程。沈長云主張《在歷史研究中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同上),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認識歷史問題的最尖銳的武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指堅持它的基本原理,而賦予唯物史觀過多含義,把本來不屬于它范疇的東西當作基本原理去宣傳的教條主義,反倒有礙于馬克思主義的健康發展。何曉明探討《唯物史觀視野中的歷史必然性問題》(史學月刊8),指出歷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觀理論體系的核心問題之一,有本體論與認識論依據,是人類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理論武器,在未來預測中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徐浩認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史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給近代中國史學理論注入新質思想,但我國中觀史學理論創新的匱乏已成為制約新世紀中國史學理論發展的“瓶頸”。俞金堯也主張歷史學要不斷創新,理論創新是其主要內容之一(史學理論研究2)。馬敏結合評價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一書,思考如何實現中國史學典范的轉移。認為李著的創新不在于引進新方法或刻意標新立異,而主要是研究視角的調整與思維方式的更新,或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經典理論的再認識。這對我們如何更加重視自身歷史經驗的獨特價值和特殊性,建立中國史學研究的新典范,有深刻的啟迪性(據之于實情:建立中國史學新典范的若干啟示/歷史研究1)。張曙光《試論現代歷史觀念的演變與問題》(學習與探索6)指出:以進步主義為思想旨趣的現代歷史觀念產生于西方并逐步在世界獲得主導地位。但這一觀念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普世主義的道義與西方中心的強權之間的矛盾,并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上世紀初迄今,進步主義的歷史觀念在世界范圍內受到現實與理論兩方面的挑戰,在西方呈衰落之勢。現代歷史觀念的演變要求對歷史與現代的關系作出新的闡釋。
    口述史學是20世紀中期以來逐漸盛行的史學研究方法。它源于美國,其方法是以訪談形式收集資料,并對資料進行研究。鄔倩肯定口述史學在深入探索歷史真實中的地位,指出口述史學在新的理論和視角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歷史課題的重新詮釋和解讀(口述歷史與歷史重建/學術月刊6)。陳獻光著重對口述史學中記憶與詮釋兩個問題作理論探討,以期引起人們對口述史學理論的關注(口述史二題:記憶與詮釋/史學月刊7)。張廣智認為:口述史學具有生動性、廣泛性、民主性的特點,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史學,即由大眾直接參與而又為大眾建構歷史的史學,是對傳統史學的反叛(“把歷史交還給人民”/學術研究9)。趙世瑜則認為:現代實證史學把傳說與歷史對立起來,后現代史學又將二者對接起來。其實,口頭傳說與歷史文獻是歷史記憶的不同表達方式,從歷史考據到現代實證史學,再到后現代史學,人們始終關注史料,只是對如何了解事實有著不同看法;這不僅表現為學術史的斷裂,也顯示一以貫之的思想鏈(中國社會科學2)。陳春聲、陳樹良在實踐中探討鄉村故事與社區歷史的建構的關系,指出鄉村社會格局和鄉民生活方式是歷史積淀的結果,而鄉村故事則可視為鄉民的“歷史記憶”,對我們理解鄉村生活具有獨特的意義;但在強調重視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同時,研究者必須保持一種自覺,即在“口述資料”中發現的歷史未必比官修史書更接近“事實真相”,研究者的責任在于通過對百姓歷史記憶的解讀,理解鄉村歷史的事實或內在脈絡(歷史研究5)。朱小田以某江南鄉村廟會為個案,解讀民間記憶方式,詮釋社群關系的成長(史學理論研究4)。
    比較研究方法已為眾多學者所熟悉和運用,但如何確定研究對象的可比性或評價標準,諸學者見仁見智,不盡相同。吳承明回顧以往的比較研究,重點評說近年西方學者中西比較研究方法的特點。認為比較研究一般有兩方面:一是比較雙方的人口、資源、生產水平、消費水平和生活狀況,比哪方更富;一是制度性比較,比哪方更先進。這種比較的困難在于中西文化和價值觀不同,沒有共同的評價標準和綜合指標。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以GDP衡量,雖是客觀標準,但18世紀前的GDP無法精確計算;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濟的局限》則在比較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1、通過比較主體與客體的轉換創立了新的歷史觀;2、以經濟發展動力為比較研究的綜合指標;彭慕蘭《大分流》采用王國斌的方法,又在比較研究中加入市場指標(西方史學界關于中西比較研究的新思維/中國經濟史研究3)。
    多學科研究的相互交叉與融匯是近年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勢。一些學者探討了歷史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朱鳳瀚《論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歷史研究1)認為,現代考古學雖日益發展為利用多學科方法與手段進行綜合研究的學科,但其主要與終極目的仍在于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應歸入廣義歷史學;主張建立考古學與利用文獻進行研究的狹義歷史學的結合點,并培養兼有兩種學科造詣的人才。蘇基朗認為:以歷史上的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不可避免地需要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及理論方法。而歷史學與經濟學的學術標準不同,前者常用的舉證方法對后者而言會覺得沒有足夠的闡釋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者慣用的推理方法對前者而言又好像證據不足或見林不見樹。要達到融匯相關學科的不同標準有兩條可能的取徑:一是同時滿足全部學科的標準,一是寫歷史時滿足歷史學科的標準,論經濟事實時合乎經濟學的要求(中國經濟史的空間與制度:宋元閩南個案的啟示/歷史研究1)。劉志偉指出土地墾殖、宗族發展、戶籍制度的演變等,既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主要課題,又是人類學的范疇。盡管社會經濟史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出發點、視角、研究方法有諸多差異,但基本關懷一致,其研究展現了地域社會文化結構的動態過程。他認為近年人類學家注意到社會和文化結構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為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對話開辟了更寬廣的舞臺。強調在與人類學的對話中,社會經濟史研究既可擴大研究課題,更應改變研究的范式(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1)。王子今認為人類史以及與人類生存有關的自然史都是歷史研究的基本課題。20世紀學界對生態史的關注是史學進步的體現之一。但生態史學的進步有待于若干理論問題的解決,譬如“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作用,生態條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等等,需要新的理論說明(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歷史研究1)。《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期發表了邁克爾·威廉斯的署名文章,介紹、討論環境史研究的各種模式和議程,以及與歷史地理的關系。
    社會形態理論是史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郭沂提出社會形態可分為社會經濟形態、關系形態、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四個自下而上的層面。一般意義的社會形態與歷史分期為社會政治形態及其演變階段,而社會經濟、關系、意識形態則通過社會政治形態影響以致決定社會基礎面貌。據此,中國自有文明以來經歷了圣權、王權、霸權、皇權、民權時代五種社會形態和相應的五個發展階段(中國社會形態的四個層面及其歷史分期/文史哲6)。
    史學研究是研究主體與客體的有機結合過程。于沛討論史學主體意識與主體的創造性問題,認為歷史觀念的進步、歷史學思想的發展和史學理論的創新,離不開歷史認識主體意識的提高和加強。歷史認識不是、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地再現歷史,機械地重構歷史。歷史認識的過程,是歷史認識主體依據一定的史學理論方法論進行積極的“創造”的過程。“創造”的目的是使主體認識的結果更加接近客觀的歷史本質,更加符合歷史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性(歷史認識:主體認識和主體的創造性/歷史研究1)。弗蘭克·安克斯密特《為歷史主觀性而辯》(學術研究3)認為歷史主觀性的真正問題不是倫理與政治標準的引入造成對史實的歪曲,相反,歷史實在與歷史學家的倫理或政治價值經常非常接近,以致無法區分。倫理和政治標準與史學家的主題的天然、密切關系,有助于史學家理解過去。張耕華《論歷史學的用途及其濫用和誤用》(史學理論研究3)指出:史學本應是公益性事業,但自史學研究成為一種職業,史學就開始發生異化,各種濫用和誤用層出不窮。呼吁歷史學者應自覺承當合理運用歷史的責任和使命。
    史學史研究 盛邦和、何愛國反對用時代、階級或方法論劃分史學流派,提出以近代中國社會三大矛盾(新舊、內外、上下矛盾)引發三大思潮(民主、民族、社會主義思潮)進而引發三大史學思潮、形成三大史學流派為史學流派劃分方法,將中國現代史學分為批判主義史學、民族主義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三大流派(中國現代史學流派及其形成的社會原因/史學理論研究4)。尚小明《論浮田和民史學通論與梁啟超新史學思想的關系》(史學月刊5)認為梁啟超的史學理論主要從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中有選擇地移植而來,基本沒有創見,將其視為中國新史學理論的創立者不準確;但梁在移植中結合中國舊史弊病有所演繹,因此在新史學發展史中有無人能取代的地位。宋學勤作《梁啟超魯濱遜“新史學”思想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認為二者的史學思想雖有差異,但在時代的感召下產生“共振效應”,二人都力圖以進化論的觀點研究歷史,并重視史學的垂訓作用。張妍妍則認為,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雖借鑒了國外新的史學理論,但探其源流,仍有傳統經世思維根源,新史學后期還出現了向傳統的回歸(論新史學中的傳統因素/學習與探索6)。黃靜禹闡釋《禹貢派與食貨派的學術關聯》(學海3),認為顧頡剛與陶希圣二人有共同的學術主張,都重視史料的搜集整理;禹貢派和食貨派之間保持學術往來,有合作也有競爭。這種學術關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30年代中國史學發展的特點及走向,是一代學人對中國史學發展做出的相同思考。周云發表《學衡派史學思想述論》(社會科學輯刊6),指出學衡派將人的活動視為歷史的主要內容,強調史學研究應發現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主張將歷史事實放入歷史環境中,作“了解之同情”。另外,《中國史研究》第2期主辦了“紀念侯外廬先生誕辰100周年”專欄,盧鐘輝、劉寶才、陳祖武等學者從不同側面評述侯先生對中國史學的貢獻。王秀青著文稱贊范文瀾成功運用史學比較方法(學術研究11);徐曉旭、朱丹彤《論傅斯年的“史學便是史料學”》(人文雜志4),對傅的史學思想作了評論。
    謝維揚檢討以往中國古史研究,提出《二十一世紀中國古史研究面對的主要問題》(歷史研究1),指出中國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問題上建立公認的解釋的基礎,為此新世紀的古史研究需要有突破性進展:1)在現代研究的水準上尋求建立真正合理和科學的古史史料學基本理論;2)尋求建立成熟的解釋性工作的基礎和提高其水準;3)實現合理的跨學科研究并建立合理的規范。陳爭平認為近年經濟史研究的多樣化發展日趨明顯,主張在多樣化的發展中重視貫通古今的專題史研究,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在多樣化發展中注重歷史連續性/中國經濟史研究3)。
    傳統經濟的發展與評價 《中國經濟史研究》第1期發表一組“傳統經濟再評價筆談”,討論了傳統經濟發展水平及傳統經濟再評價引發的理論問題等等(詳見2002年中國經濟史研究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張家炎發表《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中國經濟史研究2),介紹2002年6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組織的關于中國傳統經濟研討會的內容,并對黃宗智內卷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發表評論,認為這場爭論不僅是不同理解間的爭論,更是不同研究學風間的較量。彭慕蘭以《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歷史研究4)為題,回應黃宗智對《大分流》的批評。文章對江南農業和紡織業的勞動生產率及勞動者收入提出新的估計,并與同時期的英格蘭進行比較,用以證明《大分流》的觀點。文章綜合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對現代早期歐洲工作模式及時間利用方面變化的研究和對日本德川時期的研究,力圖將近世江南放在符合全球歷史的背景中,“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根本不同的當代世界的標準”。
    徐旺生在《論中國傳統農業的“效率空間”及相關問題》(中國農史2002、4)中提出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即是“效率空間”的概念,并從農業起源方式、生活方式和繼承制度等三個方面,論證中國傳統農業不存在效率空間,是一種“效率”較高但是沒有“效率空間”的農業類型,而西方古代農業是一種“效率”較低但是有“效率空間”的農業類型。楊師群從土地收益權、處置權諸方面論證中國傳統社會自耕農的國家佃農性質,并在與西歐中世紀農民產權比較的基礎上,探討中西法律傳統對社會發展的不同影響(中國傳統社會自耕農產權問題的考察/學術月刊8)。趙岡依據清代河北獲鹿縣編審冊資料探討《中國傳統社會地權分配的周期波動》(中國經濟史研究3),指出地權分配在康熙年至乾隆初年呈逐漸集中之勢,乾隆中葉后漸趨分散,前后形成周期波動。這種波動由土地市場變動及諸子分家繼承制共同形成,不同于俄國恰亞諾夫式周期。黃志繁試圖揭示《地域社會變革與租佃關系》(中國社會科學6)間的關聯,指出16世紀以來贛南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流民與土著頻繁激烈的租佃斗爭實際是地域社會變遷的表現和結果;18世紀后,流民最終獲得永佃權,開始定居和“土著”化,贛南抗租風潮漸趨平息。趙岡認為中國的地主沒有主導力。從農地零細化、找價之慣行及永佃制之發展與普及看,地主是在逐漸邊緣化(試論地主的主導力/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韓茂莉探討了各歷史時期草原民族的游牧方式(中國經濟史研究4)。
    趙德馨《論商興國興》(中國經濟史研究3)將中國商業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依次考察它的興衰與國家興衰的關系,發現商業興衰路徑與國家興衰路徑呈平行狀,商業興衰先于國家興衰。吳海鷹《論回族歷史上的商貿經濟活動及其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3)對商貿活動的基本情況、動力機制和作用進行初步探討。曾昭璇等《論中國古代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6),認為廣州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和海岸城市,徐聞、泉州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成為外貿港,但即便是徐聞、泉州興盛時,廣州外貿也并未消失,只是退居次要地位。賴瓊指出徐聞港、雷州港是歷史時期雷州半島的兩個主要港口,前者在秦漢之后被后者取而代之,二者的興衰受港口所在地經濟開發、交通狀況及國家政治、軍事、外貿政策的制約(歷史時期雷州半島主要港口興衰原因探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畢道村、肖翠松《論中西封建時代城鄉關系的不同性質》(人文雜志1)認為由于中西方封建社會土地權和貨幣權關系截然相反,致使二者城鄉經濟關系大相徑庭:西歐以商品經濟關系為主、租賦貢納關系為輔,中國則以租賦貢納為主,商品交換為輔。王明德、陳愛平提出中國古代都城的變遷與中華民族的融合密切相關,民族遷徙帶來都城轉移,都城轉移又促進民族的融合(中國古代都城的變遷與中華民族的融合/社會科學輯刊1)。程民生作《中國古代北方役重問題研究》(文史哲6),認為:1、中國古代北方地區賦役并重,唐宋以來尤以勞役沉重為特色,是歷史形成的地域分工;2、政治中心所在、各種社會活動和工程眾多、軍事重心及黃河河患頻繁是北方役重的主要原因;3、役重嚴重影響了北方社會經濟的發展,成為經濟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徐曉望針對學術界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的質疑指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有其合理內核,這就是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明清時期廣泛存在的資本主義企業,在工業化因素的推動下,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的輕工業發達、重工業落后的經濟構成,其實與明清時期便已經形成的傳統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合理內核與中國近代化問題/學術研究1)。劉秋根與科大衛商榷《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與資金市場的幾個問題》(文史哲3),指出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方式或生產組織,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視與之相關的“資本流通”暨資金市場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討,也要對生產方式本身繼續進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沒有經歷特許設立的歷史階段,故而中國的營利性商業社團(合伙乃至公司)雖在古代有了區別于股東個人的團體性,某些類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類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還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國15—18世紀的資金市場(金融信用)相對于同時期西歐一些國家,表現出票據化、社會化進展遲滯的特點,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進展緩慢,但它畢竟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經濟的發展。江太新對判斷資本主義萌芽的標準、資本主義萌芽發生及發展道路、“萌芽”發展又不發展的原因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兩三事/中國經濟史研究3)。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6期發表了布雷特·辛斯基的《氣候變遷和中國歷史》,該文聯系東亞、歐洲和北美的氣候變遷及其影響,論述中國各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和歷史發展的關系,認為從新石器時代至清朝,中國氣候溫暖期與寒冷期的周期性變化過程,是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兩種生態環境較量與整合的過程;氣候是中國北方政治命運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龔勝生指出:2000多年前江漢-洞庭湖平原是一個完整的濕地生態系統,在人類活動影響下,其濕地空間逐漸由平原邊緣向腹地萎縮,水陸交錯型濕地之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早于水體型濕地之生物多樣性的破壞,而耕地轉化是濕地空間萎縮和濕地生物多樣性損失的主因(江漢——洞庭湖平原濕地的歷史變遷與可持續利用/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2·6)。李并成運用正史及漢簡、敦煌文書、西夏文書、明清方志等資料,參以實地調查,探討河西走廊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綠洲沙漠化的歷史過程(張掖“黑水國”古綠洲沙漠化之調查研究、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考/分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4)。
    鄭顯文作《中國古代關于商品買賣的法律文書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指出中國古代關于商品買賣的管理十分嚴格,民間進行重要商品交易時,通常要制作法律文書,并對歷代土地、人口、牲畜買賣文書形式作了具體分析。林文勛告誡讀者不可將中國古代的專賣制度與重農抑商政策混為一談,否定政府在實施專賣制度的同時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因為二者的實施動機、理論基礎與實際應用不同,且長期并行不悖(思想戰線3)。孫文學認為,歷代《食貨志》所記述的是國家經濟活動的理論與實踐,可見“食貨”不是一般意義的社會經濟概念,也不是國家財政經濟的統稱,而有其特定含義(食貨:中國封建社會的財政詮釋/社會科學季刊5)。鄒禮洪追溯《早期的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社會科學研究3),認為1889年李鴻章奉命勘察山東黃河,特聘比利時工程師盧法爾為監工,盧擬定《辦河新法》,首次明確提出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思想。
    近代化或現代化 許蘇民指出:在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開端的“沖擊-反應”論西方模式與“侵略-革命”論的蘇聯模式占據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際為開端、強調中華民族歷史創造活動之主體性的“早期啟蒙”模式則長期受到冷落。他汲取海內外學術界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啟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試圖確立中國近代化之路的“內發原生”模式,將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明萬歷九年(1581年)確定為中國近代史之開端。并認為,這一突破不僅將改變中國近代史的敘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領域占統治地位的“一元擴散”的西方話語模式,確立現代性因素“多元發生”的新觀念(“內發原生”模式: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實為明萬歷九年/河北學刊2)。謝廬明在翻檢方志、族譜資料并進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尋贛南農村市場非正式制度與近代社會變遷間的關系,認為贛南鄉村墟市從建立到運作都打上宗族、宗教、風俗習慣等非正式制度烙印,體現典型客家傳統社會結構的雙層架構特點。在近代社會變遷中,墟市非正式制度有的被淘汰或受限制,有的則演變或延伸,閉塞而頑固的非正式制度是制約鄉村市場近代化的重要因素(贛南農村市場中的非正式制度與近代社會變遷/史學月刊2)。田毅鵬認為:中國傳統“自我中心”的對外觀念妨礙國人對世界的理性認識,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啟動產生巨大的滯阻效應(中國傳統對外觀念對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史學集刊1)。張淑珍對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延誤進行了分析(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延誤及其歷史分析/學習與探索6)。
    另外,吳江考察美國西部開發與中國西部開發的歷史過程,指出二者的開發背景與開發模式不同,對今天的西部開發有借鑒意義(中美西部開發的對比與啟示/中國經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10~114F7經濟史劉蘭兮20042004經濟全球化盡管是與資本主義相伴發展的歷史進程,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最終結果不可能是“西方化”、“美國化”。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全球經濟市場化。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國家是多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加入這一進程的目的是利用市場經濟,為本國經濟發展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而不是就范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性必須在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指導下,作出制度性的分析,從而得出社會主義將是經濟全球化的最終歸宿,使社會主義者理直氣壯地堅持歡迎經濟全球化、順應經濟全球化、最大限度地利用經濟全球化的觀點。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03年重點課題“中國經濟史前沿追蹤”的階段成果。課題負責人魏明孔,課題組成員劉蘭兮、高超群、董志凱等。高啟杰承毅 廈門大學南洋研Economic Globalization:Studies 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GUAN Li-xin 1,QU Hai-dong 2
  (1.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China;
  2.NortheastAsia Research Institute Jin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23,China)劉蘭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100836 作者: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10~114F7經濟史劉蘭兮20042004經濟全球化盡管是與資本主義相伴發展的歷史進程,目前西方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美國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最終結果不可能是“西方化”、“美國化”。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全球經濟市場化。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國家是多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加入這一進程的目的是利用市場經濟,為本國經濟發展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而不是就范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性必須在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指導下,作出制度性的分析,從而得出社會主義將是經濟全球化的最終歸宿,使社會主義者理直氣壯地堅持歡迎經濟全球化、順應經濟全球化、最大限度地利用經濟全球化的觀點。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03年重點課題“中國經濟史前沿追蹤”的階段成果。課題負責人魏明孔,課題組成員劉蘭兮、高超群、董志凱等。高啟杰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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