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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述評
2006年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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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國內學術刊物上已發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初步檢索到400多篇。擇其要點,其內容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政策、財政、稅收、金融和銀行 周育民考訂了清代厘金的創始;徐毅分析了江蘇厘金制度的起源與推廣等問題。① 清末鴉片禁政導致鴉片稅厘大量縮減,清廷被迫決定以實行印花稅來抵補,但最終缺乏成效,地方苛捐雜稅以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矛盾是不可忽視的原因。② 還有文章討論了晚清軍費政策的演變問題。③ 萬立明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庫制度經歷了一個由不統一到統一、由委托代理國庫制到銀行存款制這一復雜的嬗變過程。④ 尹紅群以省縣財政關系為中心分析了1941年國民黨政府的國家財政系統改制問題。⑤ 鄭會欣認為抗戰前“統制經濟”學說的討論及其實踐為抗戰爆發后政府及時將平時經濟體制改變為戰時經濟體制,并全面實施統制經濟奠定了基礎。⑥ 任新平探討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糧食儲備制度的變遷。⑦ 楊軍認為海關外籍稅務司制度確立后,在管理上引進了西方先進的行政管理制度。李虎還敘述了近代海關的洋員錄用制度;李軍則分析了晚清煙臺東海關稅收及其結構。⑧ 王志軍認為英美煙公司與舊中國歷屆政府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協定煙稅”的事實,中國民族卷煙業備受打擊。⑨ 汪敬虞通過對鴉片戰后10年間銀貴錢賤影響下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的探討,認為影響中國白銀匯價短期波動的直接因素是中國對外貿易的收支狀況,而中國白銀匯價長期變動的最后根據是國際金銀市場的供需狀況;鴉片戰后10年間,西方國家用以平衡其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走私進口的鴉片。⑩ 賀水金認為銀本位制時代中國匯率變動分為前后兩個時期:1931年以前為金銀比價變動,匯率變動的總趨勢是金貴銀賤;1931年后演變為銀與金、銀與各國紙幣兌換率雙重匯率,二者走勢并不完全趨同。(11) 李玉梳理了晚清昭信股票的發行過程;石寶友研究了梁士詒與民國三、四年公債的關系。(12) 通過對舊式金融組織的分析能看到,錢會在近代徽州的宗族和商業社會中發揮著融資與救助的雙重功能;錢業習慣法成為公認的規范市場秩序的有機環節;買辦與錢莊相結合,促使了傳統的錢莊向近代金融機構的轉化。(13) 北洋政府時期“中央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反映了該時期民間資本與政府利益的互動過程。(14) 近代中國“銀險一體化”有兩種主要形式:銀行直接投資保險業和銀行代理保險公司業務。(15) 陳禮茂分析了國民黨政府時期中國通商、四明和中國實業三行的改組;(16) 張曉輝探討了民族金融資本中的華南財團;程霖、韓麗娟分析了國民政府時期農業金融制度建設的四種模式;鄒曉昇論述了中國農民銀行角色和職能的演變。(17) 此外,巫云仙論述了匯豐銀行與近代中國的貿易融資和國際匯兌的關系。(18) 朱蔭貴研究了1918—1937年的中國證券市場,認為這期間存在的證券市場不是淪于“信交風潮”那樣的投機,就是成為政府解決財政困難的“財政市場”。這種種情況,固然是因當時中國社會環境和傳統商業習慣等多種因素造成,但也證明這時的中國證券市場還是一個幼稚和畸形的市場。此外,抗戰時期的上海中國股票推進會起到了引導和推動社會資源重組和改變的作用。(19)
  商業、市場和工商經濟團體 國內商業貿易和市場方面,樊如森認為民國時期西北地區的市場體系,是在區內和區外貿易都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以三級市場和四個區域性市場網絡為依托而逐步構建起來的。(20) 齊大之從市場環境、商人群體、營銷風格、消費形態與品牌意識五個方面論述近代北京商業的特點。(21) 閆永增論述了近代唐山商業的興起與發展。(22) 徐潔考察了清末民初吉林西部蒙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23) 張崇旺探析了清末民初淮河流域自開商埠問題;沈世培認為安徽江淮地區集市貿易在晚清和民國時期都有一定的發展,形成了以蕪湖為中心的長江流域系統和以蚌埠為中心的淮河流域系統。(24) 戴國芳分析了近代蕪湖米市興衰的原因及其影響;(25) 戴迎華考察了近代鎮江米市移師蕪湖的歷史。(26) 田炯權分別研究了清末民國時期湖北、湖南的米谷市場和商品流通。(27) 游海華等人探討了清末至民國時期贛閩粵邊區市場網絡的傳承與嬗變以及1934—1937年贛南閩西地區市場與商業的復蘇。(28) 鄭會欣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復興商業公司的經營活動為中心,考察了戰時國民政府推行統制經濟政策的得失以及國營公司所承担的作用。(29) 此外,李一翔分析了近代上海勞動力市場的功能。(30) 佘振文分析了分利集團對近代湖南災荒時期糧食價格的影響;王玉茹對以天津、上海和廣州為代表的3個地區的城市批發物價指數加權平均,推算出中國近代城市批發物價指數;劉蘭兮對廈門15種重要商品批發物價指數作了編制與辨析。(31)
  關于對外貿易和國外市場,于新娟分析了甲午戰前50年中國棉織品進口貿易的整體態勢;(32) 周建明詳細考察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德貿易條件及價格變動趨勢,以及30年代中德之間的技術貿易,認為中德貿易個別貿易條件中出口貿易條件有利于中國的成份居多,而進口貿易條件卻不利于中國;近代中國的國家支柱企業有相當部份是在中德技術貿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量的技術貿易使中國重工業的發展對德國的工業技術有著較大的依賴性。(33) 衣長春討論了咸豐末年俄商赴京貿易之爭;(34) 王世才、王秀華總結了近現代吉林省與俄羅斯的邊境貿易及其特點。(35) 張博以遼河航運為中心,考察了營口開埠與晚清東北商路的變動問題。(36) 陳海龍、沈月紅探析了近代浙江的洋油進口問題。(37) 劉興豪考察了1912—1937年湖南的對外貿易。(38) 黃江泉認為南洋市場的開拓對近代中國工業化的影響既有積極面,也滋生了一些負面因素。(39) 毛立坤考察了晚清時期香港與兩廣的貿易關系,并進一步分析了兩廣地區、西南地區、閩浙臺地區、上海及長江流域、環渤海地區與香港之間貿易關系的演進,及其發展變化的具體表現形式。(40) 張小欣探討了20世紀30年代廣州華商通過煉制土制煤油與外商爭奪廣州煤油市場,最終失敗的過程。(41) 此外,苑煥喬論述了清末政府向南非輸出勞務問題。(42)
  工商經濟團體方面,朱英認為商會領導群體身兼各種功名虛銜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現,部分商會領導人兼有買辦身份也不是導致商會在反帝愛國運動中軟弱妥協的決定性因素,商會領導群體以經濟實力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朱英還探討了清末民初天津傳統行會向近代同業公會演變過程中的一種新型過渡性同業組織——工商同業研究所。(43) 劉紅娟介紹了近代商會商事公斷處的職能和作用。(44) 張靜以山東濰縣幫商人為例,探討了近代鄉村商人階層的崛起及其社會經濟影響;王仲以蘇州商會為例,分析了民國時期商會自身的現代化。(45) 鄭衛榮論述了清末南潯紳商群體崛起的歷史;(46) 馮筱才探討了民初上海商人團體與各界錯綜復雜的關系;(47) 王玉茹、張瑋認為近代上海綢緞商人組織是一種人為創生的私人秩序,在一定時段內對規范綢業市場發揮著重要作用(48)。侯宣杰、宋美云都以天津商會為個案,分別研究了清末商會對城市糧食管理的作用、非政府組織參與城市公共環境整治等問題。(49) 魏國棟還論述了天津商會在推動收回膠濟鐵路中的作用。(50) 黃濱認為近代廣西城鎮的各個商幫中,粵港商幫系統具有無可爭議的主干地位。(51) 侯宣杰利用原始檔案研究了近代廣西工商同業公會的發展概況及其在推進城鎮市場經濟發育上的作用。(52) 陳煒初步探討了近代以來廣西城鎮以同鄉會和商會為主體商人組織的發展數量、規模及其對城鎮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53) 霍新賓認為省港罷工中的“工商聯合”呈現出穩固、持久的特點,這是由“愛國”與“私利”的雙重動因造成的。(54) 魏文享探討了商人團體與抗戰時期國統區經濟統制的關系,認為國民政府對于私營工商業的經濟統制并非通過直接行政控制來實現的,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團體等民間性組織資源來推進的。(55)
  工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和企業制度 工業方面,福建船政局、清末首善工藝廠、漢冶萍公司等問題仍然受到關注。(56) 趙志龍通過對檔案文獻資料的爬梳整理,并結合前人的研究和田野調查,對1880年代至今百余年來高陽紡織業的變遷歷程給出了連續性的描述。(57) 馬俊亞以工業化對土布業的影響為中心,分析了江蘇近代農家經濟結構的地區性演變,并認為這體現了工業與農業的和諧發展及地區性資源的優化配置,這種發展模式對傳統的自然經濟解構理論及西方學者的農家經濟理論與區域發展模式構成了挑戰。(58) 何新易論述了大生一廠的投資范圍、結構及其關系;張進研究了金融信用與大生集團興衰的關系,指出近代金融業的“存迫討”,導致張謇及大生因信用過度膨脹而陷入全面危機。(59) 施正康認為近代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在棉紡業的自救中起到了個別廠商無法替代的工商團體作用。(60) 梁華認為在近代中國的機制棉紡織市場上,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民族資本的關系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22年以前,二者呈現繁榮與共存的局面;1922年以后,競爭加劇,民族資本最終被嚴重擠出,市場供求關系的改變才是根由。(61) 陸興龍分析了1930年前后上海棉花價格變動及對棉紡業的影響,認為美國政府維護美棉國際價格的政策,將上海市場的棉花價格推向歷史高位,使華商紗廠普遍陷入了經營困境;日商在華紡織業則利用華商紗廠經營上的壓力,將日本棉紗大幅度地壓價競銷,導致中國棉紡業經歷了長達六七年的經營危機,從而轉換了日商與華商之間棉紡力量的對比。(62) 金志煥認為戰后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成立是為了籌措內戰經費及補充國庫的傳統觀點并不全面,戰后紡織工業的起落與國民政府的棉業政策有密切關系。(63) 此外,張朔人分析了20世紀20年代民族資本在水泥業的整合,認為業內的競爭與聯合是相互交織的。(64) 肖自力論述了抗戰以前廣東與贛南鎢業開發的關系。(65) 手工業方面,王翔認為甲午戰爭后中國傳統手工業的演化有不同路徑。(66) 馬俊亞發現20世紀前期長江中下游地區手工業的興盛與來自傳統金融界的強大支持密切相關。(67) 馬俊亞還深入研究了兩淮鹽業中的集團博弈與利益分配問題。(68) 彭南生認為近代鄉村手工業中廣泛存在的欺詐行為是造成中國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衰變的重要因素。(69)
  交通運輸方面,胡中允分析了近代中國遲遲未加入萬國郵聯的種種原因。易偉新論述了晚清的郵權統一政策。李重華以原四川省為例分析了清末民國時期的基層郵政。(70) 余曉峰考察了1913—1934年四川的公路建設以及抗戰時期四川的公路建設。(71) 王先明、熊亞平以1905—1937年間華北若干重要市鎮為例,通過考察鐵路與其工商業發展、人口增長及街市擴展等方面的關聯作用,闡明鐵路對華北內陸傳統工商業市鎮發展及華北區域社會近代化進程的重要影響。(72) 還有論文論述了平(京)綏鐵路對農產品商品化和大同城市近代化進程的影響;津浦、隴海鐵路的修建對徐州近代經濟的積極影響;隴海鐵路對咸陽城市化的影響等。(73) 近代企業制度方面,李志英認為近代中國股份公司制度的產生,與外商在華股份公司的最初發展有關。(74) 朱蔭貴以資金運行為中心考察了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的特點,如企業需要向政府報效、分配中實行“官利”制、面向社會直接吸收儲蓄和企業內部資金的調撥等等。(75) 杜恂誠認為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無限責任的企業制度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76) 高新偉、高丹探討了近代公司的少數股東自我保護機制、“內部人控制”和監察人制度等問題。(77) 張秀莉研究了上海外商企業中的華人董事群體。(78) 李玉論述了北洋政府時期股份公司的股票制度。(79) 此外,海外華僑對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受到重視。(80)
  農業、農村社會、水利和災害救治 衣保中分析了近代東北地區以富農、經營地主和農墾公司經營的農場為代表的“大農”規模經營。(81) 楊軍民探討了20世紀30年代西北邊疆地區農村社會問題的表現及形成原因。(82) 謝麗發現,民國時期新疆和闐地區的過度墾荒對農業生產具有負面影響。(83) 郭謙、王克霞分析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農家收支狀況及其影響。(84) 李自典研究了清末民初華北農民的市場意識。(85) 王建革認為近代華北役畜的減少并沒有使小農經濟全面崩潰,小農以更艱苦的生活適應了這種變化。(86) 王翔以長三角地區蠶絲生產為中心考察了近代農家兼業經濟的演化,認為農家兼業經濟是一種能夠發揮小生產方式的生產能力,從而也能增強其生存能力的經濟模式。(87) 常慶欣、劉明松考察了民國時期江漢平原的人地關系與糧食產量、糧食市場價格波動以及社會風險與社會保障制度,認為當地農戶形成了一種風險規避基礎上的基本需求最大化行為取向,并形成了獨特的農業生產行為和非農行為特征。(88) 陳禮軍論述了近代桂東南禮俗支出對鄉村家庭經濟的影響。(89) 陳煒探析了商人與近代廣西民族地區農家經濟的衍變問題。(90) 王德慶對清后期陜南地區民間的押租、轉租、永佃等租佃習慣作了初步的探討。(91) 王先明、牛文琴認為20世紀前期山西鄉村社會的雇傭關系是一種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網型構造。(92) 黃敏、慈鴻飛等考察了近代江南地區城居地主對農村經濟所作出的投資和積極影響;還對民國時期江南地區的永佃制進行了實證研究。(93) 俞乃華考察了清至民國時期徽州無契土地房屋所有權的認定方式。(94) 莫宏偉考察了蘇南土地改革前的農村雇傭關系。(95) 賈貴浩認為1912—1937年河南租佃制度的特點主要表現為谷租開始占主導地位,租佃關系多以直租立約為主,租期縮短,地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隱性剝削加重。(96) 張君卓認為1927—1937年的田賦制度改革并不徹底,加劇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97) 李德英通過對民國時期成都平原土地轉租問題的探討,揭示近代農村復雜的租佃關系,以及在租佃關系中國家法律與民間習慣的沖突與補充。(98) 虞和平認為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改造農村的一些思想認識和具體做法顯示了一種比較系統的具有一定現代化意義的農村建設模式。(99) 徐秀麗認為鄉村建設運動不僅是農村落后破敗的現實促成的,也是知識界對農村重要性自覺體認的產物。(100) 趙泉民、張書廷等從不同側面研究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村合作運動。(101) 環境、水利問題,近年來成為研究的熱點。胡英澤認為明清以來北方鄉村水井在建構社區空間、規定社會秩序、管理社區人口、營造公共空間、影響村際關系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102) 田東奎認為水利碑刻記錄了水權運作的細節及規律,有助于探討近代水權糾紛的解決等問題。(103) 鈔曉鴻分析了關中中部的渠堰灌溉及水利社會,認為地權的相對分散也會出現共同體內部權利與義務的脫離。(104) 卞建寧以龍洞-涇惠渠灌區為例研究了民國時期關中地區水利制度的繼承與革新問題。(105) 韓茂莉分別考察了近代山陜地區的水權保障系統和基層水利管理體系,認為水權保障系統形成以渠系、村落為基點的地緣水權圈以及以家族為中心的血緣水權圈,以渠長為核心的基層管理體系包融了鄉村社會的諸多層面,其中鄉紳、大戶結成具有渠長人選資格的水權控制圈在水利管理中起著重要作用。(106) 秦泗陽、常云昆對中華民國時期黃河流域的水權制度給與了較高的評價。(107) 吳春梅分析了民國時期各種治淮方略,認為張謇、費禮門、導淮委員會提出的治淮方略分別代表了紳商、外國工程師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對治淮問題的認識與思考,各有側重,又相互借鑒。(108) 王衛平論述了光緒二年蘇北的賑災活動。(109) 任云蘭探討了近代華北災荒的救濟問題,認為國家與社會有時合作,有時沖突。天津商會發揮了積極作用。(110) 王成興認為民國時期華洋義賑會對淮河流域災害的救治頗有成效。(111) 此外,西北地區、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災害問題也受到關注。(112) 任云蘭以天津為例探析了近代城市貧民階層及其救濟問題。(113) 謝忠強分析了民初上海慈善事業興盛的原因。(114) 趙寶愛、楊旻論述了濟南商會的慈善公益活動。(115)
  區域、城鎮經濟和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 任放論述了近代市鎮研究的方法論問題。(116) 張利民以近代城市為例,探索了市場發展與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系。(117) 吳松弟回顧了民國時期市的出現和擴展的過程。(118) 姚永超認為近代東北沿海自西至東的港口開埠和各港口腹地日益卷入大規模的商品貿易,東北內部遵循“樞紐-網絡”即“港口-交通路線-腹地”結構發生新的區域特性變化。(119) 范立君等人認為清末民初東三省移民推動了近代城鎮的興起;以“山地”著稱的奉天東部在東北城市化初步發展階段具有遲發且快速躍起的特點。(120) 張鐵江認為19世紀末猶太人對哈爾濱的經濟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121) 唐巧天等人從中國現代化空間進程的角度研究了上海的作用,認為沿海沿江口岸城市率先得到發展并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樣板和基地。此后,這種新興生產力主要沿著重要的交通路線向廣大的內陸地區擴展,由此構成中國現代化的空間進程。在這一過程中,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及其各自的腹地互為作用,而腹地的發展又受到歷史基礎、地理環境以及與口岸城市和主要交通路線遠近的影響,由此導致各地現代化速度和水平的差距。(122) 朱婷還以近代上海為例考察了制度環境與城市綜合競爭力問題。(123) 陳文彬分析了上海特別市公用局成立以后,關于公用事業管理方式的一場官商之爭。(124) 杜恂誠認為近代上海房地產價格呈長期上漲趨勢,國內外資金在上海的匯聚狀況密切相關。另外,傳統社會房地產交易中低效率的找貼風俗也發生改變,這是受了上海開埠后租界道契交易高效率的影響,也體現了工商業發展和私有產權明晰的需要。(125) 水海剛以閩江流域為例提出,腹地經濟也會影響口岸貿易,進而影響港口城市發展。(126) 吳俊范認為長期以國內區域市場為主要貿易范圍的中原地區,在進入近代以后,逐步發展起了以沿海和國際市場的進出口貿易為導向的近代外向型經濟。(127) 方書生以嶺南港埠與其腹地的地域系統為中心,討論了開港以來傳統經濟地域的細分以及晚清經濟區的塑造過程,重新評價了近代區域塑造的動力、方式與意義。(128) 黃濱、張斌分析了廣東商人與近代廣西城鎮私營金融行業的關系。(129) 侯宣杰通過地方志書揭示了近代廣西城鎮商業經濟的地域特征。(130) 劉愛新分析了近代城鎮經紀業與廣西民族經濟融合的關系。(131) 肖良武研究了近代貴州金融制度變遷與金融市場,還分析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貴州的糧食市場和商品糧數量。(132) 關于抗戰時期的經濟,莫長勝、田明等分別研究了抗戰時期廣西蔗糖業的損失和山西的金融財政損失。(133) 李建國探討了中國的特礦運輸。(134) 樊瑛華研究了國統區的農產品對外貿易。(135) 鄭起東積極評價了大后方的農業改良。(136) 李爽研究了國民政府的難民移墾政策。(137) 周春英論述了西部農村金融業的發展。(138) 黃沛麗分析了貴陽工業資本的特征及成因以及商業資本畸形擴張的危害。(139) 李在全以平教會為中心,考察了抗戰時期四川的鄉村建設運動。(140) 曹必宏考察了抗戰時期由康藏知名人士組織成立的康藏貿易公司對支援抗戰的積極作用。(141) 郭靜、崔存嶺認為抗戰時期江西農業的產出為支持抗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42) 吳景平、何旭艷認為抗戰時期的上海華商信托業只是充當了上海市面富余資金牟取暴利的一個載體。(143) 此外,姜良芹以礦產投資為例研究了戰時日本在華直接投資。(144) 李淑娟分析了日偽統治時期“糧食出荷”政策對東北農民生活的影響。(145) 王士花研究了華北淪陷區糧食的生產與流通。(146) 潘敏研究了江蘇日偽政權賦稅的征收。(147)
  注釋:
  ①周育民:《關于清代厘金創始的考訂》,《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徐毅:《晚清江蘇厘金制度的起源與推廣實態考——以1853—1865年為背景》,《歷史檔案》2006年第3期;《從“專濟餉糈”到“妥辦善后”——同治時期江蘇省厘金政策述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劉增合:《清末禁煙時期的印花稅》,《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③申學鋒:《晚清軍費政策的演變》,《學術研究》2006年第5期。
  ④萬立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庫制度的演進》,《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⑤尹紅群:《略論1941年國民政府國家財政系統改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⑥鄭會欣:《戰前“統制經濟”學說的討論及其實踐》,《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⑦任新平:《近代中國糧食儲備制度的變遷》,《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⑧楊軍:《外籍稅務司制度下晚清海關行政管理體制的確立》,《湘潭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李虎:《中國近代海關的洋員錄用制度(1854—1911年)》,《歷史教學》2006年第1期;李軍:《晚清煙臺東海關稅收及其結構分析(1861—1911)》,《魯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⑨王志軍:《論英美煙公司與舊中國的“協定煙稅”》,《許昌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⑩汪敬虞:《關于鴉片戰后10年間銀貴錢賤影響下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的商榷》,《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1)賀水金:《論近代中國銀本位制下的匯率變動》,《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12)李玉:《晚清昭信股票發行過程論略》,《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石寶友:《梁士詒與民初公債——民三、民四公債研究》,《黃山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13)胡中生:《錢會與近代徽州社會》,《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杜恂誠:《近代上海錢業習慣法初探》,《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易繼蒼:《買辦與上海錢莊的近代轉型》,《貴州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14)徐琳:《北洋政府時期“中央銀行”的商業化經營》,《上海經濟研究》2006年第3期。
  (15)羅艷:《近代中國的“銀險一體化”與華商保險業》,《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16)陳禮茂:《救濟與控制:中國通商、四明和中國實業三行的改組》,《安徽史學》2006年第2期。
  (17)張曉輝:《略論近代中國民族金融資本中的華南財團》,《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程霖、韓麗娟:《論國民政府時期關于農業金融制度建設的四種模式》,《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鄒曉昇:《試論中國農民銀行角色和職能的演變》,《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8)巫云仙:《論匯豐銀行與近代中國的貿易融資和國際匯兌》,《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19)朱蔭貴:《1918—1937年的中國證券市場》,《復旦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2期;《抗戰時期的上海中國股票推進會》,《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0)樊如森:《民國時期西北地區市場體系的構建》,《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1)齊大之:《論近代北京商業的特點》,《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22)閆永增:《試論近代唐山商業的興起與發展》,《江蘇商論》2006年第2期。
  (23)徐潔:《清末民初吉林西部蒙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歷史檔案》2006年第3期。
  (24)張崇旺:《清末民初淮河流域自開商埠探析》,《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沈世培:《試論近代安徽江淮地區集市貿易的變遷》,《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25)戴國芳:《近代蕪湖米市興衰的原因及其影響》,《長江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年第5期。
  (26)戴迎華:《近代鎮江米市移師蕪湖的歷史考察》,《江海學刊》2006年第3期。
  (27)[韓國]田炯權:《清末民國時期湖北的米谷市場和商品流通》,《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清末民國時期湖南的米谷市場和商品流通》,《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8)游海華:《清末至民國時期贛閩粵邊區市場網絡的傳承與嬗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游海華、曾亞農:《1934—1937年贛南閩西地區市場與商業復蘇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9)鄭會欣:《統制經濟與國營貿易——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復興商業公司的經營活動》,《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0)李一翔:《近代上海勞動力市場的功能分析》,《上海經濟研究》2006年第1期。
  (31)佘振文:《分利集團對近代湖南災荒時期糧食價格的影響》(上),《懷化學院學報》2006年第11期;王玉茹:《城市批發物價變動與近代中國經濟增長》,《山西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劉蘭兮:《廈門15種重要商品批發物價指數的編制與辨析(1929—1935)》,《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2)于新娟:《甲午戰前五十年中國棉織品進口貿易的整體態勢》,《北方論叢》2006年第2期。
  (33)周建明:《20世紀20至30年代的中德貿易條件及價格變動趨勢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技術貿易》,《深圳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34)衣長春:《咸豐末年俄商赴京貿易之爭》,《歷史檔案》2006年第2期。
  (35)王世才、王秀華:《近現代吉林省與俄羅斯的邊境貿易及其特點》,《東北史地》2006年第4期。
  (36)張博:《營口開埠與晚清東北商路:以遼河航運為中心的考察》,《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1期。
  (37)陳海龍、沈月紅:《近代浙江洋油進口探析》,《寧波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38)劉興豪:《1912—1937年湖南對外貿易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9)黃江泉:《對南洋市場的開拓與近代中國工業化》,《五邑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0)毛立坤:《晚清時期香港與兩廣的貿易關系》,《安徽史學》2006年第4期;《晚清時期中外貿易的個案分析——以香港轉口貿易為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1期。
  (41)張小欣:《華洋之爭與抗戰前的廣州煤油市場》,《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42)苑煥喬:《清末政府向南非輸出勞務述論》,《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3)朱英:《關于近代中國商會領導群體幾個問題的再探討》,《江漢論壇》2006年第8期;《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業研究所初探》,《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44)劉紅娟:《近代中國商會商事公斷處職能研究的啟示》,《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3期。
  (45)張靜:《近代鄉村商人階層的崛起及其社會經濟影響:以濰縣幫商人為例》,《中國農史》2006年第1期;王仲:《民國時期商會自身的現代化(1927—1937)——以蘇州商會為例》,《蘇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6)鄭衛榮:《清末南潯紳商群體崛起的歷史再現》,《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
  (47)馮筱才:《名實·政治·人事——關于民初上海商人團體史研究的幾點思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48)王玉茹、張瑋:《弱勢政府條件下的信息載體:近代上海綢緞商人組織》,《財經研究》2006年第6期。
  (49)侯宣杰:《清末商會與城市糧食管理:以天津商會為個案研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宋美云:《論城市公共環境整治與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以近代天津商會為例》,《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50)魏國棟:《天津商會與膠濟鐵路的收回》,《云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51)黃濱:《近代廣西城鎮的商幫比較——粵港商經濟對廣西輻射研究之一》,《廣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52)侯宣杰:《工商同業公會與近代廣西城鎮市場經濟的發育——基于原始檔案之實證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53)陳煒:《商人組織與近代西南民族地區城鎮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廣西為釋例》,《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54)霍新賓:《在“愛國”與“私利”之間:國民革命時期一例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工商關系》,《安徽史學》2006年第5期。
  (55)魏文享:《商人團體與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經濟統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56)鄭劍順、吳靜:《晚清對外開放與福建船政局的興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王娟:《清末首善工藝廠初探》,《歷史檔案》2006年第1期;李海濤、自在:《李維格與漢冶萍公司述論》,《蘇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57)趙志龍:《高陽紡織業的變遷軌跡:1880—2005》,《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58)馬俊亞:《工業化與土布業:江蘇近代農家經濟結構的地區性演變》,《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
  (59)何新易:《大生一廠的投資范圍、結構及其關系》,《南通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張進:《金融信用與大生集團興衰關系探略》,《揚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60)施正康:《近代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與棉紡業的自救》,《上海經濟研究》2006年第5期。
  (61)梁華:《近代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與民族資本的競爭:對機制棉紡織市場的供求分析》,《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
  (62)陸興龍:《1930年前后上海棉花價格變動及對棉紡業之影響》,《江漢論壇》2006年第12期。
  (63)[韓國]金志煥:《國營與民營之間的取舍:戰后國民政府的棉業政策與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成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4)張朔人:《20世紀20年代民族資本在水泥業的整合》,《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65)肖自力:《抗戰以前廣東與贛南鎢業的開發》,《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66)王翔:《甲午戰爭后中國傳統手工業演化的不同路徑》,《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67)馬俊亞:《20世紀前期長江中下游地區傳統金融與鄉村手工業的關系》,《江漢論壇》2006年第10期。
  (68)馬俊亞:《兩淮鹽業中的集團博弈與利益分配(1700—1932):國家機器的自利化》,《江海學刊》2006年第4期;《淮北鹽業中的集團博弈與利益分配(1700—1932)——商人集團的尋租活動》,《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69)彭南生:《欺詐行為與近代鄉村手工業經濟的衰變》,《江漢論壇》2006年第10期。
  (70)胡中允:《近代中國遲遲未加入萬國郵聯的原因探析》;易偉新:《晚清的郵權統一政策述論》,《重慶郵電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李重華:《清末民國時期的基層郵政——以原四川省為例》,《重慶郵電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71)余曉峰:《論民國時期(1913—1934年)四川的公路建設》,《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抗戰時期四川公路建設述論》,《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9期。
  (72)熊亞平:《鐵路與華北內陸傳統工商業市鎮的興衰(1905—1937)》,《河北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王先明、熊亞平:《鐵路與華北內陸新興市鎮的發展(1905—1937)》,《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73)楊文生:《平綏鐵路與農產品商品化》,《中國農史》2006年第3期;李麗娜:《京綏鐵路與大同城市近代化進程:1914—1937》,《山西師大學報》2006年第4期;李雁:《津浦、隴海鐵路的修建對徐州近代經濟的影響》,《徐州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王靜:《民國時期隴海鐵路對咸陽城市化的影響》,《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74)李志英:《外商在華股份公司的最初發展——關于近代中國股份公司制度起源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75)朱蔭貴:《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的特點:以資金運行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76)杜恂誠:《近代中國無限責任企業的歷史地位》,《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77)高新偉、高丹:《略論近代公司少數股東的自我保護機制》,《蘭州學刊》2006年第4期;高新偉:《試論近代公司的“內部人控制”》,《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近代公司監察人的職能及評析》,《石家莊經濟學院》2006年第4期。
  (78)張秀莉:《上海外商企業中的華董研究(1895—1927)》,《史林》2006年第6期。
  (79)李玉:《北洋政府時期股份公司的股票制度綜論》,《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80)黃美緣:《清末和民國時期華僑在廈門的投資》,《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向軍:《簡論晚清華僑資本家的產業革命精神》,《蘭州學刊》2006年第2期;《簡論華僑參與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生產經營條件》,《蘭州學刊》2006年第6期。
  (81)衣保中:《論近代東北地區的“大農”規模經濟》,《中國農史》2006年第2期。
  (82)楊軍民:《20世紀30年代西北邊疆地區的農村問題——以〈中國的西北角〉和〈西北考察日記〉為中心的考察》,《蘭州學刊》2006年第7期。
  (83)謝麗:《民國時期新疆和闐地區糧食減產與農業墾荒研究》,《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84)郭謙、王克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農家收支狀況及其影響》,《山東經濟》2006年第6期。
  (85)李自典:《清末民初華北農民市場意識研究》,《史學月刊》2006年第12期。
  (86)王建革:《役畜與近代華北鄉村社會》,《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2期。
  (87)王翔:《近代農家兼業經濟的演化——以長三角地區蠶絲生產為中心的考察》,《財經論叢》2006年第6期。
  (88)常慶欣、劉明松:《民國時期江漢平原農戶經濟行為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9)陳禮軍:《近代桂東南禮俗支出與鄉村家庭經濟》,《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6年第1期。
  (90)陳煒:《商人與近代廣西民族地區農家經濟的衍變》,《古今農業》2006年第4期。
  (91)王德慶:《清后期陜南地區的租佃習慣研究》,《陜西理工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92)王先明、牛文琴:《二十世紀前期的山西鄉村雇工》,《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
  (93)黃敏、慈鴻飛:《城居地主與近代江南農村經濟》,《中國農史》2006年第3期;慈鴻飛:《民國江南永佃制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94)俞乃華:《清至民國時期徽州無契土地房屋所有權認定考略》,《安徽史學》2006年第3期。
  (95)莫宏偉:《蘇南土地改革前農村雇傭關系的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6)賈貴浩:《論1912—1937年河南租佃制度的特點》,《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97)張君卓:《1927—1937年華北田賦征收體制與農民負担》,《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98)李德英:《民國時期成都平原土地轉租問題探討》,《史林》2006年第3期。
  (99)虞和平:《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農村改造模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00)徐秀麗:《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安徽史學》2006年第4期。
  (101)趙泉民:《政府意志: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村合作運動價值取向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合作社對鄉村借貸關系影響分析——以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鄉村信用社為中心》,《江海學刊》2006年第5期;趙泉民、忻平:《資金構成與合作社的“異化”——基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考察》,《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張書廷:《關于抗戰前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的幾個問題》,《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102)胡英澤:《水井與北方鄉村社會——基于山西、陜西、河南省部分地區鄉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03)田東奎:《水利碑刻與中國近代水權糾紛解決》,《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104)鈔曉鴻:《灌溉、環境與水利共同體——基于清代關中中部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105)卞建寧:《民國時期關中地區水利制度的繼承與革新:以龍洞-涇惠渠灌區為例進行研究》,《古今農業》2006年第2期。
  (106)韓茂莉:《近代山陜地區地理環境與水權保障系統》,《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近代山陜地區基層水利管理體系探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07)秦泗陽、常云昆:《中華民國時期黃河流域水權制度述評》,《水利研究》2006年第4期。
  (108)吳春梅:《多維視野下的治淮方略及其啟示:以張謇、費禮門、治淮委員會的方略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09)王衛平:《光緒二年蘇北賑災與江南士紳——兼論近代義賑的開始》,《歷史檔案》2006年第1期。
  (110)任云蘭:《論華北災荒期間天津商會的賑濟活動(1903—1936)——兼論近代慈善救濟事業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史學月刊》2006年第4期;《民國時期華北災荒與天津糧食市場(1912—1936)》,《中國農史》2006年第2期。
  (111)王成興:《民國時期華洋義賑會淮河流域災害救治述論》,《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
  (112)朱滸:《地方系譜向國家場域的蔓延——1900—1901年的陜西旱災與義賑》,《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溫艷:《民國時期西北地區災禍因素探析》,《陜西理工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蘇新留:《略論民國時期河南水旱災害及其對鄉村地權轉移的影響》,《社會科學》2006年第11期;陳麗萍:《近代兩湖地區災荒流民問題的政府調控》,《湘潭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113)任云蘭:《近代城市貧民階層及其救濟探析——以天津為例》,《史林》2006年第2期。
  (114)謝忠強:《民初滬上慈善事業興盛原因初探》,《船山學刊》2006年第4期。
  (115)趙寶愛、楊旻:《濟南商會的慈善公益活動述論(1905—1937)》,《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116)任放:《近代市鎮研究的方法論》,《清華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17)張利民:《市場發展與中國經濟的現代化——以近代城市為例》,《理論與現代化》2006年第2期。
  (118)吳松弟:《市的興起與近代中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云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119)姚永超:《開港貿易、腹地縱深與新“東北”區域的塑造(1861—1931)》,《浙江學刊》2006年第5期。
  (120)范立君、黃秉紅:《清末民初東三省移民與近代城鎮的興起》,《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譚玉秀、范立君:《從市場發育等角度對近代東北城市化的分析:以奉天東部為例》,《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2期。
  (121)張鐵江:《論猶太人在哈爾濱近代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黑龍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122)唐巧天:《中國近代外貿埠際轉運史上的上海與天津(1866—1919)》,《史林》2006年第1期;《論晚清上海作為全國外貿中心的影響力(1864—1904)——以外貿埠際轉運為視角》,《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期;戴鞍鋼:《港口;聯結近代上海與長江流域的樞紐》;王列輝:《港口城市與區域發展——上海、寧波兩港比較的視野》;吳松弟:《通商口岸與近代的城市和區域發展——從港口-腹地的角度》;唐巧天:《上海埠際貿易與近代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鄭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123)朱婷:《制度環境與城市綜合競爭力之考察:以近代上海為例》,《上海經濟研究》2006年第9期。
  (124)陳文彬:《民營公用事業:“監理”還是“監督”?——關于近代上海公用事業管理方式的一場官商之爭(1927—1937)》,《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25)杜恂誠:《收入、游資與近代上海房地產價格》,《財經研究》2006年第9期;《從找貼風俗的改變看近代上海房地產交易效率的提高》,《上海經濟研究》2006年第11期。
  (126)水海剛:《近代口岸與腹地經濟關系新探:以閩江流域為例》,《廈門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27)吳俊范:《近代中原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及其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1期。
  (128)方書生:《口岸開放與晚清經濟區的形成——嶺南經驗以及全國尺度》,《云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129)黃濱、張斌:《廣東商人與近代廣西城鎮私營金融行業》,《廣西地方志》2006年第3期。
  (130)侯宣杰:《近代廣西城鎮商業經濟的地域特征——基于地方志書的考察》,《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8期。
  (131)劉愛新:《近代城鎮經紀業與廣西民族經濟融合》,《學術論壇》2006年第5期。
  (132)肖良武:《近代貴州金融制度變遷與金融網絡的建立》,《貴州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近代貴州金融制度變遷與金融市場研究》,《貴陽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20世紀二三十年代貴州糧食市場和商品糧食數量分析》,《中國農史》2006年第4期。
  (133)莫長勝、唐咸明:《抗戰時期廣西蔗糖業損失初探》,《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田明:《抗戰期間山西的金融財政損失》,《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5期。
  (134)李建國:《抗戰時期中國特礦運輸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135)樊瑛華:《抗戰時期國統區的農產品對外貿易研究》,《人文雜志》2006年第3期。
  (136)鄭起東:《抗戰時期大后方的農業改良》,《古今農業》2006年第1期。
  (137)李爽:《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難民移墾政策研究》,《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38)周春英:《抗戰時期西部農村金融業發展述評》,《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139)黃沛麗:《抗戰時期貴陽工業資本的特征及成因:兼論商業資本畸形擴張的危害》,《貴陽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140)李在全:《國難中的鄉村事業:抗戰時期四川的鄉村建設運動——以平教會為中心的考察》,《天府新論》2006年第2期。
  (141)曹必宏:《抗日戰爭時期的康藏貿易公司》,《中國藏學》2006年第3期。
  (142)郭靜、崔存嶺:《抗日戰爭時期江西農業探析》,《古今農業》2006年第2期。
  (143)吳景平、何旭艷:《抗戰時期的上海華商信托業》,《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1期。
  (144)姜良芹:《試論戰時日本在華直接投資——以礦產投資為例》,《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145)李淑娟:《日偽統治時期“糧食出荷”政策對東北農民生活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5期。
  (146)王士花:《華北淪陷區糧食的生產與流通》,《史學月刊》2006年第11期。
  (147)潘敏:《江蘇日偽政權賦稅征收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中國經濟史研究157—163,174K3中國近代史徐衛國20072007
徐衛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00836
作者:中國經濟史研究157—163,174K3中國近代史徐衛國20072007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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