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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
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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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中國近代史著作雖然很多(注:據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歷史傳記考古地理》(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1930-1939年間以“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世史”或“中國近百年史”為題的著作就有25種。),但大體上可歸結為兩種話語系統。一種是把中國近代史視為中國在西方沖擊之下不斷調整自身,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這種話語,我們姑且稱之為“近代化話語”,它可以陳恭祿(注:陳恭祿,江蘇丹徒人。1900年生,1921年考入金陵大學化學系,不久轉入歷史系,并在美籍教授貝德士的輔導下開始搜集中外資料,研究并準備撰寫中國近代史。1926年畢業后任教于南京明德中學。之后他受聘于金陵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后在南京大學任教,1966年10月逝世。)所著《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另一種把中國近代史視為西方殖民勢力不斷入侵中國,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及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過程。這種話語我們姑且稱之為“革命話語”,它可以李鼎聲(注:李鼎聲,原名循鉞、圣悅,又名平心,江西南昌人。1907年生,1925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并運用于社會學研究。1927年1月肄業離校,赴浙江第六師范學校任教,同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轉赴上海從事宣傳工作及其他中共地下工作。1952年后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歷史系教授。1966年6月去世。1985年華東師范大學將其大部分著作收集起來,出版了《平心文集》。)所著《中國近代史》為代表。這兩本書幾乎是同時出現的(注:陳著《中國近代史》始寫于1928年,至1934年初全書完稿,1934年5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不久即再版,并被列為大學叢書之一。下文所依據的是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李著《中國近代史》寫于1933年,同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至1941年10月發行第9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光明書局所有存書悉被日軍禁黜焚毀,抗戰勝利后,始重行付梓,版式如前。下文所依據的是光明書局1949年7月勝利第7版。),但在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觀點、理論預設及敘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下面我們就以這兩本著作為中心,對這兩種話語中的一些基本理論和觀點做一比較,解釋其所以如是的原因,并追溯其各自的西方思想淵源。
   一、關于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與歷史主題
  在1928-1933年間,中國思想界曾發生過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直接引發這場討論的原因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破裂及大革命的失敗,這一政局上的大變動使人們生出清算過去以決定未來發展方向的要求。參加這場論戰的,有馬克思主義者,有托陳取消派,還有所謂“新生命派”。這場論爭所關涉的問題也極復雜,由當時的中國說到帝國主義入侵前的中國,再說到中國封建制的歷史,又由封建制說到奴隸制,再說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對這些問題,各派的看法大相徑庭,甚至互相對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后,中國就逐漸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經濟就其主要的勢力及其發展方向來說,乃是個保有強大封建關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的途中,這可以說中國一方面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使全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方向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著強有力的封建關系”(注:潘東周:《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高軍編:《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頁。)。托陳取消派認為,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之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銀行、工廠、鐵路、電線、輪船、電燈、電話等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都應有盡有,已經形成了官僚買辦的資本主義,到了歐戰前后,更進入了民族的大工業資本時代,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及貨幣經濟,連窮鄉僻壤都達到了。自然經濟已掃蕩殆盡……至于城市、鄉村各種落后的現象,乃是生產停滯,農村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后國共有的現象,也并不是封建的產物。”(注:陳獨秀等:《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90頁。)因為封建勢力在經過了大革命之后,已“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中,變成殘余勢力之殘余”(注:《陳獨秀關于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78頁。)。以陶希圣為代表的“新生命派”則認為,近代中國不是封建社會,因為封建制度在春秋時已經崩壞;近代中國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中國政府仍是地主官僚政府,“所以中國是封建制度崩壞以后資本主義發達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農民的勢力關系為社會主要構造的社會”。(注:陶希圣:《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頁。)或者說,“中國社會是金融商業資本之下的地主階級支配的社會,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會。”(注:陶希圣:《中國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上,第115頁。)這三種不同的觀點代表了三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因為如果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實行土地革命;如果中國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的力量就是無產階級而對象是資產階級,中國土地革命就沒有基礎;而如果中國社會是一個所謂“士大夫社會”,則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革命思想就不適合于中國。
  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都產生于社會性質論戰時期,無疑都受到了這次論戰的影響。陳恭祿的看法與陶希圣的觀點相似。他認為進入近代以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雖然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如故。政治上依然沿襲兩千多年來的專制政體,“君權逐漸發達,至清無以復加”。經濟上以農立國,“工業未脫家庭工藝之情狀,商業則為小資本家之販運”(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657、686頁。)。思想上由于士大夫頑固墨守,仍未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社會構成上,家族為社會基本,士為最貴,其次為農,農下為工,工下為商。因此,近代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傳統社會”,其在論及近代中國政治情狀及時人心態時說:
  中國政體自秦統一以來,相沿二千余年,未有劇烈之變更,歷朝官制雖有損益,或名稱不同,而實質上并無根本重要之改革。及至近代,國際上之關系日密,政府辦理之事業增多,先進國家為謀公共利益之計,而大擴張政府之職權。中國處于十九世紀,環境雖異于前,而中央官制仍本于前代之組織,其職權之分配,多由于遺傳與習慣,常無理智之根據,官吏之責任,嘗〔常〕不專一。其仿自外國者,概歸總理衙門辦理,衙門兼管海關電報等事業,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趨勢,不能比較列國之制度,辯〔辨〕別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燾出使英國,記言途中情狀,有所主張,書竟毀版,返國后廢而家居。曾國藩、左宗棠等以為仿造外國之機炮輪船,訓練軍隊,力即足以自強。慈禧太后則持中國政教遠非外國所及之說。更自地方政府而言,制度復雜,階級繁多,官官相管,而親民之官常少,效率減低,行政上徒多困難,其當根本改組,實無疑義。(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575-576頁。)
  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論斷則反映了共產黨人的基本觀點,即認為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喪失了大量主權,變成了列強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列強的入侵又破壞了中國舊有的生產關系,導致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但是中國資本主義受著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始終不能獨立發展,不能變更舊有的生產關系,這又導致中國成為一個半封建的國家,他說:
  從鴉片戰爭后,中國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現了巨大的轉變。然而,我們卻不要因此誤會,以為中國在鴉片戰爭后,就漸次成了資本主義的國家。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只是展開了國際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榨取與掠奪,只是加深了中國民族的奴隸狀況,舊有的農業經濟雖是為國際資本的鐵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卻沒有支配著全國民經濟,這就是說,中國社會的舊的剝削制度并沒有從此失勢。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是局部地興起來了,而它并沒有占著絕對的優勢,并且是受著國際資本的桎梏與奴役的。所以中國的近代史完全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論,后者是一部資本主義的發達史,而前者卻是一部中國民族淪為半殖民地及國民經濟受著帝國主義破壞的歷史。(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3-4頁。)
  對中國社會性質的不同理解,就是對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的不同理解,同時也是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不同主張。共產黨人把近代中國社會理解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中隱含的一個觀點是: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統一的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李鼎聲說:“我們研究中國史的主要任務,乃是要考察中國社會在全人類歷史之一般的進展過程中特有的發展路線,同時要解釋中國歷史上許多重大事變——如民族的分合斗爭,社會形態的轉變、交替,各階級的分化戰斗,各種文化制度與意識形態的遞嬗變化等等——發生的原因與其結果,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影響,只有這樣,中國史才能成為人類一般歷史的一個支流,才能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民族的內在變化與外在關系,而變成我們一種有用的智識工具。”(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2頁。)
  與他們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不同認識相聯系,陳恭祿與李鼎聲對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陳恭祿認為中國近代史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政治、經濟、觀念上的“近代化”為主題。他說:“及至近代,實用科學大有進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趨便利,國際上之關系,以商業政治之促進,大為密切。外來之影響,乃為造成中國現狀基本勢力之一。中國以悠久之歷史,傾向于保守;領袖之思想,民眾之觀念,均其極端之表現。政治家不能認識其所處之新環境,而能斷然有適當之處置。列強或欲適用西法于中國,或謀商業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勢力,或存兼并領土之野心,而中國本于固有之心理與慣例,應付新時代之問題,莫不失敗。中西沖突遂為近代中國史上之大事。”(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自序》,第1頁。)由此出發,他認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就是要使讀者“明了現時中國國際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變,外交上之趨勢,社會上之不安,經濟之狀況,人口之問題;認識其交相影響之結果,分析其造成經過之事跡,討論其成功或失敗之原因,辨別事后之得失利弊”。故其取材,偏重于“制度之劇變,生活情狀之改易”。(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自序》,第2頁。)
  李鼎聲認為,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史,中國近代史的主題就是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就是“革命”。他說,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得整個的國民經濟屈服于國際資本的鐵蹄之下,而日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創痕。結果是國內的社會階級因此起了分化,受著帝國主義驅策維護舊的生產關系的階級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剝削制度的階級站在另一條戰線上,這樣就激起了巨大的社會斗爭,由對立發展所引起的突變——革命,結局是要否定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舊生產關系,這便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變化。”(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7-8頁。)由此出發,他認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就是要說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所引起的重大變化,中國民族的殖民地化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階級之分化與革命斗爭的發展起落。”(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頁。)故其取材,“偏重于富于歷史意義之事實,如農民之戰斗,民眾之反帝運動,勞工之政治斗爭,帝國主義之對立與陰謀”。而這些,恰恰是陳著中國近代史所疏略的。(注:試舉一例說明之。關于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在長達60萬字的陳著近代史中,只是一筆帶過,并稱那只是時人的一種“夸張”和“自慰”。見陳著《中國近代史》第67頁。而在李鼎聲所著的不足20萬字的《中國近代史》中,對此事件的過程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并稱“這是中國民眾最初的自發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同時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階級是懼怕民眾的反帝運動而甘愿作帝國主義的奴隸的”。見李著《中國近代史》第20頁。)
   二、對中國近代史事與人物的不同解說
  陳恭祿、李鼎聲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與歷史主題的不同理解貫穿于兩本近代史書中,具體表現在對近代史事與人物的評價上,“是否有利于近代化”或“是否有利于革命”是他們評判近代史事與人物的兩個不同價值標準。
  關于鴉片戰爭。陳恭祿、李鼎聲兩人的《中國近代史》,均以鴉片戰爭為開端,但所依據者不同。陳恭祿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由于受地理的影響,少與外國接觸,加之周邊國家文化又多不如我國,中國乃以天朝自尊,輕視外國,直到鴉片戰爭后,“于迭次敗辱之下,國際關系根本改變,思想學術、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教育莫不受外影響,其事跡迥異于前古”,故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之開端。(注:陳恭祿:《近代中國史史料評論》,《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3號,1934年,第523頁。陳恭祿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出版的20余種中國近代史著作大都以鴉片戰爭為起點。)李鼎聲則稱,之所以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因為鴉片戰爭“是中國開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浪濤所襲擊,引起社會內部變化的一個重大關鍵,從鴉片戰爭后,中國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徑,在國民經濟上,階級陣營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現了巨大的轉變”(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3頁。)。對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與后果,兩人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陳恭祿認為,中英之間的沖突起于誤會,英國的要求是通商與平等往來,而“北京政府不知國際關系之變遷,本于輕視外人之心理,囿于舊檔成案”,拒絕與英方平等往來,是故“戰禍之促成,自中國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識之幼稚”。戰禍既起,林則徐“由于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而琦善則“洞悉英夷船堅炮利,而中國炮為舊炮,不足防守,主張撫議”,“其見解實高于時人”。戰爭的結果,中國大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失敗之原因,“由于不知英國之情狀,海陸軍之實力,而自信太深”。就其影響而言,中國雖然喪失了部分主權,但“五口開放之后,貿易之機會大增,外商教士之來華者日多”。“交通益便,而中國之閉關政策根本上不能存生矣”。(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第45、57、54、61、63、74、89頁。)李鼎聲認為,鴉片戰爭是歐洲資本主義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必然結果,“當時歐洲資本主義雖然以輸出商品為主,尚未發達到今日以資本輸出為主的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然商品生產已膨展到要求掠奪和競爭殖民地與市場的廣大范圍,這是毫無疑義的。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得最早的英國在這時期自然成了東方諸國最主要的掠奪者。”戰爭爆發之時,林則徐在廣東防守甚嚴,“又繕修戰備”,使英軍無機可乘,轉而北上,進逼北京,清廷乃詔琦善署兩廣總督,罷林則徐職,“琦善至粵,盡反林則徐所為,撤守備,遣壯丁,并允償英人鴉片七百萬元”。后清廷再戰,也未能扭轉敗局,被迫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的結果,不僅使各國資產階級得以自由地用鴉片來毒害中國的人民,而且更進一層保障了他們對于中國的經濟的政治的掠奪的合法,擴大了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網。從此時起,國際資產階級得以利用大工業與商業來壓倒中國土著的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及家庭工業。而中國農村由于外國商品的流入,與由此而加強的商人資本利貸資本的活躍,遂更加劇其破壞與衰落的程度。同時由于帝國主義對中國政府的苛索——巨大的賠償等——又更加緊了統治階級對于平民的剝削,這樣當然使中國國民經濟陷于萬劫不復的境地。”(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3、18、19、24頁。)
  關于太平天國運動。陳恭祿認為,太平天國爆發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敗,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眾生計困難;三是由于會匪之流行,社會之不安。太平軍初興之時,“其軍中多為愍不畏死之無賴,鋌而走險之貧民,乘勢附從之會匪”,其性質“殆無異于流寇也”。定都天京之后,頒行《天朝田畝制度》,“其受田之計劃,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農之意,一方面則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惟其事過于理想,難于實現,“其難于實現之原因,則為中國耕種之地屬于農民,其田多或不足二十畝,大地主之田,則多受之于勤儉耐勞之父祖。政府收為國有,給予代價,則時無法償還〔付〕,奪而取之,則非事理之平。分受田地之先,對于國內田畝、人口,須有精查之調查與統計,而時實不可得。”就其思想而言,敬拜上帝,對于中國文化“摧殘破壞,不遺余力”。整個來看,太平天國攻擾17省,歷時17年始行消滅,“除人民流離、死亡而外,別無有意識之結果”。(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第150、143、178、144、150、218頁。)李鼎聲認為,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是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結果。“由于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引起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中國官僚、商人由榨取農民手工業者所得的浩大的財富之積累,本可以轉化為產業資本,向著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著,但由于陳腐的生產關系之桎梏,資本主義的生產無法伸展起來,于是大量的財富積累除了供官僚、富豪的揮霍享樂外,一部分投入于土地中,形成巨大的土地集中運動”,“這樣當然要求一個推翻陳腐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了”。之所以說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資產階級性的革命運動,是因為“太平天國雖然以打倒滿清政府恢復漢人的自由與獨立為主要口號,但成為革命運動的骨干的貧農群眾主要地是要求解決土地問題,而事實上不廢除封建的土地關系,是無法推翻基于此種土地關系上的滿清政權的。自太平天國成立以后,為貧農手工業者所組成的太平軍極力地破壞舊的土地關系——如焚毀地契借據等,這種土地革命運動,特別在太平軍占領武漢和南京以后更是擴大著,尤其是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所頒行的《天朝田畝制度》已經確立了明確的土地制度,這種土地制度是以廢除土地的私有關系為基礎的。”此外,“太平天國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如禁止買賣婚姻、納妾蓄婢、禁止纏足、男女同等考試等等),廢除了奴隸制度,取消了歷來黑暗的刑法制度,其他如以新歷代替舊歷,禁絕鴉片,所有這些都是說明太平天國革命是帶著濃重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但是,由于在客觀方面,“地主、豪紳、商人、貴族之結合反攻與帝國主義之援助反太平軍”,在主觀方面,“太平天國缺乏強有力之領導階級,不能使革命深入于廣大之群眾間,聯系全國革命力量,撲滅反革命的中心勢力”,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47、48、65、68、58頁。)
  關于洋務運動(注:李恭祿和李鼎聲兩人均未在其著作中使用“洋務運動”一詞,這里只是為了表述上的方便而借用這一名詞,用以指同光年間的這一段歷史。)。陳恭祿用了兩章的篇幅來論述同光時期的歷史,他認為所謂中興時期的政治,毫無進步。他說:“國內于大亂死亡之后……正宜研究外國政治之情形,海陸軍之實力,工商業之進步,而可有所比較,取其所長,矯正固有之弱點。不幸朝廷上無富于經驗剛毅果決之皇帝,強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與建設也。”加之太后臨朝,任用非人。奕xīn@①雖有遠見,但為“避太后之忌,韜晦自立,對于朝議,不敢別持異同”。世鐸和奕kuāng@②“二人識見庸陋,備員充位,對于軍國大計,一無建樹,唯求維持現狀而已”。疆吏方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均負時望,但“曾左對外之知識幼稚,無比較中西政治優劣之觀念”。“李鴻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郭嵩燾之地位不及三人,但“其見解遠出時人之上”。不過四人都礙于言官之詆毀,無所作為。至于外交,由于“總理衙門主辦外交之大臣知識淺陋”,皇帝“懷疑列強之心理迄未改變,親王大臣時以復仇為言,總署對于外使之要求,非萬不得已,不肯讓步,其已允許者,仍欲避免”,是故對外交涉,著著失敗。最后他總結說,“自內亂平后,藩屬次第喪失,列強在華之勢力漸盛,朝廷初以中興為言,后則淡視遭遇之事變,仍無改革。其所謂明知洋務之大臣,深信中國政教,遠非西人之所能及,學其機械足矣。其頑固者且斥其用夷變夏焉。人民于亂離之后,其視政府毫無密切之關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禍患之先,從未事前預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時,始乃救濟,人民受其實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禍亂之主因也。國中禍亂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計困難,秘密社會之橫行無忌所致。”(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第222、231、240、242、253、327頁。)李鼎聲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也用了兩章的篇幅來論述這一段歷史,但對中興時期內政方面的變革,如總理衙門的設立、機器局船政局招商局之成立、留學生之派遣等無一言及,而是專門論述同光年間中國與日英俄法的交涉,詳細說明了日并琉球、俄占伊犁、法奪安南及英侵緬甸的歷史。他認為,自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以來,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之環攻愈演愈烈,“由于海外商業資本的活躍,英法等國已逐漸開始了資本的原始蓄積,國內資產階級的蓄積的欲望亦就日益亢進。對于殖民地與海外市場的需要就成為歐洲資產階級勢力日益澎大之主要契機了。”(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04頁。)顯然李鼎聲有意回避了同光年間內政方面的變革,而刻意突出了這一時期的外患,這與他對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的理解是一致的。
  關于戊戌變法。陳恭祿認為,“變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醞釀已久,其倡言者多為國內覺悟之優秀分子,而欲富強中國者也。”變法的中心人物是康有為,在他的推動下,光緒帝決心變法。自6月11日詔定國是至9月20日政變發生,發布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詔書,所有的改革舉措,“均切中國之積弊”,然而“康、梁諸人皆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時之政治實狀”,“求治太急”,結果失敗。總的來看,“變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殘夭折,此清室所以覆亡也”。(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485、468、486頁。)李鼎聲認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入侵是戊戌變法的總背景,因為帝國主義的入侵,也帶動了國內資本主義的勃興,這樣“漸次使資產階級的意識反映到社會政治方面來”。特別是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后,“一般具有接近資產階級意識的新官僚覺悟到沒有新的良好政治做基礎,單靠軍事上的新建設還是不足恃的,于是戊戌改革的軒然大波就此展開了”。但是變法遭到了清廷內部以慈禧太后為中心的舊黨的反對,“他們忌妒新黨的得勢,唯恐自己的地位為新黨取而代之”,于是發動政變,將變法運動撲滅下去了。“戊戌改革運動的失敗,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廣大的群眾斗爭做基礎,康有為等雖能揭出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而因為僅依傍一手無寸柄的德宗做后援,這當然敵不過基礎雄厚的反動勢力。”“戊戌革新運動是已失敗了,然它在歷史上的意義甚為重大,它作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驅,中國輸入西洋文化的運動亦以此為啟蒙時代,而國內的階級分化也由此日漸明顯起來了。”(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54、156、161-162頁。)
  關于義和團運動。陳恭祿認為,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本為白蓮教之支流”,“時方興辦團練,乃以義和團稱之”。義和團運動,“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動……造成于頑固雪恥之大臣。其人不知國際上之形勢,缺少辨別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惡外人,而力無如之何,仇視外人之心理,蘊郁日深,其報復之心愈毒。”由于其“心中存有恨惡之成見,而于不知不覺之中,袒護匪徒,甚者欲借其力,以殺外人漢奸而雪國恥”,終至激成戰端。其時太后之所恃而與八國聯軍作戰者,一為神祗,一為義民。“神祗虛渺……義民不過動于情感,或唯利是圖之愚民耳。”失敗固在意料之中,所可惜者,“中國于兵敗屈服之際,而朝廷尚未徹底覺悟”。(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501、557頁。)李鼎聲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北方農民、貧民自發的反帝斗爭”,其爆發的原因是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從中國割去一塊肥肉,以擴大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想用武力鎮服中國的反帝斗爭,以遂其自由侵略之愿,而觳觫于帝國主義的暴力前的滿清政府又沒有能力反抗列強的侵略。是因為如此,中國飽受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痛苦的民眾才燃起反對帝國主義的忿火,才爆發殘酷的‘野蠻的’大暴動。”然而“因為它一開始便不能將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國內的封建統治運動聯系成一個有機的斗爭,同時因為它是以流氓無產階級做中堅,不能担負起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這樣就一面為國內的統治階級丑惡地利用糟踏,一方面給帝國主義的炮火殘酷地消滅下去了。然而盡管義和團暴動是充分地表現出流氓無產階級烏合之眾的散漫幼稚諸弱點,它始終不失為一個偉大的群眾的反帝斗爭。”(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66-167、165頁。)
  關于辛亥革命。陳恭祿認為革命源于清廷政治上的腐敗,青年之士“以為中國于數敗之后,國勢危急,而政府之腐敗如故,尚無領袖指導之人才,又不肯于根本著手,切實改革”,于是力謀推翻政府。1911年四川鐵路之爭,清廷獨斷專行,“終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機會”,結果武昌一呼,四方響應,而政府應付革命,又“無一定堅決之方略”,“全受環境之支配”,最終滅亡。總之,“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醞釀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厭士大夫望治之心”。就其影響而言,革命雖以改革政治為目的,“所可惜者,重要問題之解決,本于協妥調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凱之贊同革命,動于權利自私之心理,其北洋軍隊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軍權,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鏟除,袁氏成功,出于詭謀陰計,政治道德之卑劣,影響于國家者至巨。民國以來,國內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紛擾尚未終止原因之一也。尤有進者,革命共和本為政治上之名辭,其真價值在其代表實際以及人民所享之幸福為斷”,“破壞原為革命過程中不易避免之事,其價值則在事后之建設,否則可謂失敗”。(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593、607、619、626-627頁。)李鼎聲認為辛亥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盟會的綱領規定,它要實現民族獨立,保障民權,解決土地問題,這表明“當時同盟會是具有進步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革命的根源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幼稚的民族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處處占優越的條件之下,自然縛住了手足,屈服在帝國主義的面前的滿清政府,只是幫助帝國主義來縊殺國內的工商業,作了國際資產階級掠奪農村的向導,擴大了農民與手工業的貧困化范圍,這樣就使國內的生產力受到了強大的阻礙與打擊,此等生產力不能容納過剩的勞動人口,更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競爭,于是加劇了社會內部的矛盾。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的革命就這樣勃發了。”關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李鼎聲說:“辛亥革命雖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它卻沒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清帝退位以后,仍是在五色旗之下掩蓋著反動的封建勢力,革命漸漸為反革命的幽靈所摧殘所縊殺了。這一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沒有發動全國資產階級與農民徹底反封建勢力的斗爭,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這一斗爭,而惟憑藉軍事的力量來擊退反革命勢力,造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現象。這種軍事投機預伏了封建軍閥囂張的因子。第二,辛亥革命沒有解決當時最主要的經濟問題——土地問題,即是沒有執行土地革命的任務,封建的榨取基礎依然無恙的存在著,而廣大的農民的生活沒有得到絲毫保障,這就預伏了日后封建軍閥殘酷的榨取的張本。第三,正是因為單純的軍事投機成為辛亥革命唯一的戰略,使革命不能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去,這樣就使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仍然占著優勢,凌越革命的勢力。例如北洋軍隊的主力并沒有以革命去消滅,而且與革命軍成對抗的形勢,滿清皇室與皇族甚至仍然保有其盤踞舊都的地位,一切的官僚軍閥仍然參加新的政權。第四,辛亥革命沒有執行反帝國主義的任務,革命政權不能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瓦解其在華的統治勢力,這就使帝國主義得以利用封建勢力來反攻及消滅革命。總之,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半殖民地消滅帝國主義及其奴役封建階級、貴族、地主、豪紳、官僚的歷史使命,沒有建立起與反革命斗爭的革命獨裁政權,這是一個流產的資產階級革命。”(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18、212、208、218-219頁。)。
  關于五四運動。陳恭祿認為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是山東交涉的失敗。他說:“山東交涉歸于失敗,我國代表稱其原因,一為日本與英法諸國訂有密約,一為七年(一九一八)中日濟順高徐鐵路借款之照會,關于山東有欣然同意之語。主持鐵路借款者,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也,三人有親日派之稱,言者斥為‘賣國’。”“風潮既起,通商大城之學生,聞風起應,或集隊游行,或四出演講,或檢查日貨,而皆廢學。政府或捕囚首要,兵警或與之沖突,北京南京各有其例。商人迫于大義,表同情于學生,起而罷市,抵制日貨,工人罷工。”他認為“學生用為意氣所動,其思想雖全出于愛國,而究偏于簡單,輕視將來事業之預備”。但“就運動本身而言,知識界人對于國家之觀念根本改變,認識國內之積弊,社會上之問題,介紹西方之學術制度,文體趨于簡易,蓋有相當之成績與影響”。(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763頁。)李鼎聲認為,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覺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他強調指出,這一運動是當時民族資本微弱發展的反映。“在世界大戰中,中國民族工業乘戰爭正酣之時,得到一度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民族資產階級——除買辦資產階級而外,希望排除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獨占與割據,希望實現中國的工商業自立,同時希望刷新中國的政治,所以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也日益顯著起來,五四運動正是在此種覺醒的狀態之下勃發起來的。”他又說:“實際上,在五四運動中站在前線的戰士主要的還是一批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當時勞動階級的勢力尚未抬頭,所以在運動中未曾起主要的領導作用——這種領導作用在二七運動后才日益顯著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顯然受到西洋——特別是美國新文化與新思潮運動的影響。四年間的世界血戰使過敏的小資產階級不能承認文化與經濟的發達對于國家地位之重要。他們對于日本的橫蠻掠奪不能再容忍了,對于親日賣國的北京政府表示不能再寬容了,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就這樣掀起來了。”但是由于“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畢竟沒有徹底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決心,他們更沒有力量領導這一運動,使之轉變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他們反帝的對象只是一個日本……五四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上不能不承認流產了。”盡管如此,李鼎聲認為五四運動意義重大,它“不僅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大劃期,而且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大捩轉。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亦以五四為啟蒙時代,所謂文學革命之開展、科學思想之進展、反禮教的運動之發端、婦女解放運動之出現,所有這些不論在形式上、內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帶有資產階級的啟蒙性質的。然社會主義的啟蒙運動亦以此時期為出發點,這又奠定了勞動階級的文化之礎石。總之,五四運動是一個文化運動的分金爐,所有各種金屬性質的文化思潮都投入這烘爐的烈火中,結果是分化出來了,中國的文化之轉變斗爭由此開始了。”(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41-243頁。此時李鼎聲對五四運動的理解與1939年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解釋有較大出入。1939年后,李放棄了他原來的認識,而采納了毛澤東的觀點。)
  以上我們對比了陳、李兩人在一系列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可以看到,陳恭祿從“近代化”角度看待這一系列歷史事件,因而對西方勢力的入侵及其后果多有肯定,而對國內民眾運動和革命活動多有批評。李鼎聲從“革命”角度看待這些歷史,則對帝國主義的入侵加以批判,而對國內的民眾運動及反清活動非常同情。
   三、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
  陳著《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寫到1932年,李著《中國近代史》的下限則是1933年,這個時間也就是他們寫完中國近代史的那一年。把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之后的歷史貫通起來,全部納入“近代史”的范疇,這是30年代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著作的共同特點。當時的史家認為“五四”前后的中國歷史并無本質的不同。陳恭祿從“近代化”的角度看五四,并不認為它是中國近代歷史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甚至覺得學生的行動從長遠看是不利于中國的近代化的。正因為如此,陳恭祿并未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設專章或專節論述,只是在第17篇“民國以來的內政外交(續前)”中用了兩個自然段的篇幅稍帶論述了一下。顯然他并不認為這一運動有重大的意義。(注:1938年出版的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是“近代化話語”的另一典型文本,蔣在該書中對五四運動甚至只字未提,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民主知識分子”對五四運動的看法。)李鼎聲從“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認為五四運動只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民族覺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它未能“轉變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只有1925-1927年的大革命才可以稱得上是繼辛亥革命之后“半殖民地的中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41、264頁。)因此李鼎聲也未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設專章,而只是在第15章中專辟了一節論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重要性是1939年后才凸顯出來的。是年毛澤東首次系統表述了他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他說:“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注:毛澤東:《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頁。)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由此確立,五四運動從此也成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
  “五四”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就對內而言,是國、共兩黨兩條道路的斗爭,就對外而言,則是中、日矛盾日趨尖銳。陳恭祿和李鼎聲在各自的《中國近代史》中表現出很強的“中國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又反過來影響到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評價及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他們通過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和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來表達他們對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形成一種怎樣的社會這一問題的看法。只不過他們各自所關心的“中國問題”不一樣,所得結論也完全不同。
  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處處體現出了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談到了中國人口的嚴重狀況(注:陳恭祿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多次談到人口問題。他說:“人口增加,為吾國之一重要問題,歷史上之擾亂大殺,多由于此”(第248頁);“人口增加,而生產事業未有進步,為社會不安之根本原因”(第831頁);“人口已成中國現時嚴重之大問題,瞻望前途,更為危險”(第832頁);“中國一切社會問題,多由于人口之增加超過生產事業之發達”(第837頁),等等。),談到了家族制度的后果(注:中國的家族制度自黑格爾以來不斷受到西方學者的批評,到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也猛烈批判家族制度。吳虞認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陳獨秀認為家族制度為東方文明之特征,“東洋民族社會中各種卑劣不法殘酷衰微之象”,皆與此有關(《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頁)。此后,對家族制度的批判有增無減,但到30年代,對家族制度的批判在內容上發生了變化,以前的批判重點在家族制度違背人性,此后的批判重點在家族制度影響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張蔭麟稱家族制度是中國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礙物。“在中國生存斗爭當中,我們應當趕快舍棄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國族中心的道德”(《張蔭麟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頁)。陳恭祿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對家族制度的批判也集中于家族制度在政治上的不良影響。他說,在中國,“家族制裁之力,遠過于政治權力,幼年時期,無論何事決于父母,中年分家自立門戶,負有家室子女之累,扶助族人親友之誼。人生一世,不受家族影響,自由決定取舍者,為事無幾,自由人之在中國,蓋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響,則家族之觀念太重,國家之觀念太輕,得意之時,不問是非,專為一家一族一地設想也”(第702頁)。),但談論得最多、批評得最多的是政治的分裂狀態及士大夫的盲目排外和唱高調,也就是內政和外交的問題。關于內政,陳恭祿認為,中國政治上的問題,一是中央無權,地方權重;二是政府與人民無關,因此,“今日政治上之急務,首在中央權力達于各省,統一方法無論武力統一,或獨裁專制,茍勢力達于各省,任何代價之下,固遠勝于武人割據,互相猜忌,擁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則開放政權,許民參政。蓋民眾與政治無關,雖由于政治上之遺傳,而武人政客劣紳假造民意,阻撓民治之發展,政府且無善意扶持擁護之決心,實其失敗之最大原因。”(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802-803頁。)他認為,如果中國不統一,則各項建設事業無法進行,中國的近代化就無從談起,而如果沒有一個公認的領袖,則統一終不可能,“政治未上軌道,地方武人干政,所有計劃直為空談”(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801頁。)。與強調政治統一相適應,他對蘇俄(蘇聯)在中國的活動極為不滿。他說:“俄國對華之外交,傾向于利用時機,對于北方議定協定,對于南方予以援助,陰謀相尚,煽助內亂,違反協定之精神。對于列強,則本于打倒帝國主義之思想,力謀驅逐其勢力出于中國……蘇俄政策則欲造成中國革命,共產黨掌握政權,而乃不擇手段,反而引起紛擾。”(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767-768頁。)陳同時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也持批評態度,認為“共產黨操縱工會農民協會,顧除破壞而外,多無工作,其人蓋多不能明了中國之情狀,經濟之問題,工人之生活,農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專制而已”(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776頁。)。因此他希望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采取嚴厲措施。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給我們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叛亂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嚴,猶能維持境內之粗安,禍亂既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習慣,遂至群盜蜂起。當局者茍或不嚴辦理,則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將倍蓰于前也。”(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第218頁。)
  外交問題同樣是陳恭祿關注的重點。陳恭祿寫作《中國近代史》時,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外交問題就是對日問題,也就是與日本戰還是和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陳恭祿認為中日兩國實力懸殊,因而主張與日本妥協,盡量避免戰爭,反對一切與日作戰的“高調”。對于“九一八”事變以來出現國土大片淪喪的局面,他認為這是由中日兩國的實力決定的,“中日戰斗力相較,中國實難戰勝,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決非一人一事之咎”(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794頁。)。聯系到他對清季外交的議論,我們就可以看出“主和”是他的一貫主張。他認為清季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居于領袖地位的士大夫愚昧無知、盲目排外。他說:“中國自訂南京條約以來……于此五十余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徹底覺悟,多恃夷夏之說,嚴防外人,從不虛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會情形、經濟狀況,而比較其與中國異同之點,審察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講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當時之務,仍信中國固有之政教,遠非外國之所能及,胸中橫有成見,自難明了國內政治上社會上之積弊,其昏庸傲慢,妨礙新事業之進行,乃為中國貧弱、外交失敗之一主因。”他又說:“當斯時也,士大夫之胸襟偏狹,對外知識幼稚,而古今形勢不同,環境大異,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從不訪知敵國之實力,高倡戰議,失敗屈辱之后,仍不覺悟,虛驕如前,列強乘其戰勝之威,多所要求,中國損失,一次過于一次。”(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第435-436、654頁。)類似的對士大夫的批評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隨處可見。(注:陳恭祿在其《中國近代史》中的第245、270、305、322、350、370、382、435、437、568、573、593、626、654、656、668、703、800頁等處都嚴厲批評了士大夫的愚昧和排外,至于籠統批評時人外交知識幼稚、處置失當的文字則更多。)很可注意的是,“唱高調”一詞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反復使用,如他在談到道、咸時期外交失敗的原因時說:
  (士大夫)好作大言,攻擊他人。其言類多不負責任之高調,未嘗親歷其境,不知當局者所處之地位,感受之困難,解決方法決定之經過,所根據之材料,常非確實之報告,以之立論,則遠去事實……吾人應有之態度,則當平心靜氣,審查事實,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補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獵取高名,徒以意氣用事,逞其私見,而反有害于國也。每于外交嚴重之時,不問國中軍隊之戰斗力,不明強敵之海陸軍,囂然一辭,主持戰議,乃多造成大禍。(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第245頁。)
  陳恭祿對“高調”的批評與他對主和派的評價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認為琦善在鴉片戰爭時與英簽訂《虎門條約》,“其見解實高于時人,且迫于形勢,固無奈何”。郭嵩燾在英法聯軍之戰中主張議和,“其見解遠出時人之上”。甲午之戰,“李鴻章之主和,原為國家利益”。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中,袁世凱“衡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注:陳恭祿:《中國近代史》,第63、242、372、737頁。)在陳恭祿看來,中國在國力尚未強大的情形下,應致力于建設,盡量避免戰爭,盡可能地融入到國際社會中去,他說這是中國近代史給我們的又一教訓。
  對士大夫的虛驕誤國的批判,自清季末年以來就不斷有人提出過。曾國藩、郭嵩燾、陳寶箴都曾在不同的場合對士大夫提出過批評。這樣的批評,在30年代引起了主流知識分子的共鳴。胡適、丁文江、蔣廷黻等人在《獨立評論》上反復撰文,反對在對日問題上“唱高調”,主張中國應利用一切國際關系來緩和當前的危急,中國應盡可能地融入到國際社會中去,在國際生活中尋求出路。同樣,我們在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中也看到了類似的主張和言論。顯然陳恭祿的觀點繼承了近代以來批評士大夫的思想傳統,又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在問題的提出與政治動機上與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明顯不同。李鼎聲認為,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近代以來中國的基本問題有兩個,一是封建土地關系問題,二是民族獨立問題,中國人民的根本任務就是反帝反封。反帝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爭取民族的獨立;反封就是要打倒封建的土地關系,實行土地革命,爭取農民的解放。能否堅決執行反帝反封的政策,成了他評判近代史事成敗得失的基本標準。李鼎聲認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為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改變了舊式的農村經濟組織和土地關系,“深入農村的商業資本之活躍使土地集中過程日益迅速膨脹起來,這種土地集中運動由于官僚制度的發達更加普及和擴大,貴族、官僚、商業資本主義與高利貸者在當時已成了事實上的大地主,這樣就使廣大的農民日益走入無地化的過程中”(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45頁。)。他還指出,中國的土地關系是建立在租佃制度上的,許多農民完全靠租佃地主的土地維持他們的生活。自耕農在一天一天地減少,土地的所有權集中到地主階級的手中,舊時獨立耕種的土地關系不復存在,因此“土地問題已經變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要徹底地解決它,當然只有實行土地革命——根本改變土地關系”。“中國的農民階級應聯合工人階級以暴動的手段去破壞舊的土地制度”。(注:李鼎聲:《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平心文集》第1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頁。)
  李鼎聲在農村問題和土地問題上的看法與陳翰笙和錢俊瑞是一致的。陳翰笙認為,外國擴張,尤其是在經濟危機開始之后,打破了中國舊的經濟平衡,使中國很快落入殖民地狀態,從而導致中國農業出現破產化趨勢。因此,“救國的關鍵在于解決農業經濟各問題”(注:陳翰笙:《中國農民担負的賦稅》,《陳翰笙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而農業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間的矛盾,正是現代中國土地問題的核心”(注: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陳翰笙文集》,第72頁。)。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租佃制度上,“賦役制、強役制、工償制或雇工制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可是決不占農村生產關系的主要地位”(注:陳翰笙:《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系》(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農村經濟參考資料之一),上海,1930年。)。中國的地主也與外國的不同,他們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們是地主,同時也是商人、高利貸者、行政官吏,“同時,許多商人、政客也可以變為地主”(注: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陳翰笙文集》,第60頁。)。這是陳翰笙在30年代對中國農村問題與土地問題的基本看法。錢俊瑞在1929至1930年間參加了陳翰笙領導的農村調查工作,他的許多觀點也受了陳翰笙的影響。錢俊瑞指出:“在中國,封建的關系還是農村中支配的生產關系,而帝國主義之侵入,并沒有成為撕破這種關系的杠桿,反之,它卻使它在更新的形態上重復生產起來。”(注:錢俊瑞:《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錢俊瑞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頁。)他認為中國農村經濟陷入了破產的危機,“中國現存的土地關系,卻是此種危機底最主要的主觀條件,同時這種危機又加深了中國土地問題底深刻,因此,目下土地問題底解決已屬急不容緩”(注:錢俊瑞:《中國現階段的土地問題》,《錢俊瑞選集》,第243頁。)。而要解決土地問題,只有實行土地革命。李鼎聲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吸收了陳翰笙、錢俊瑞等人的觀點,并加以發揮,所以當他寫完了《中國近代史》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感謝陳、錢諸人。(注:李鼎聲說:“本書編輯之初,蒙陳翰笙、錢俊瑞、趙挹píng@③諸兄多方贊助,或假以參考資料,或賜以正確教言,糾謬校訛,惠益良多,書成之余,謹布謝忱。”見李著《中國近代史》“編輯凡例”附言。)
  李鼎聲認為,除了土地問題外,中國的問題就是民族獨立問題,也就是反帝問題。在對日問題上,他嚴厲批評了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認為它是國土淪喪的主要原因。(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98、303頁。)他強調,中國的出路就是奮起抵抗,“中國決不能于發動民族的革命戰爭而外,希望完全靠帝國主義的沖突而得到解放”(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49頁。)。甲午戰后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還遼”,巴黎和會上英美諸國與日本的矛盾及“九一八”事變后國際聯盟調查團所謂共管滿洲的計劃,只是暴露了帝國主義希圖共同宰割中國的猙獰面目。(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48頁。)他進而指出,反帝與反封是聯系在一起的,換言之,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是統一的。他說,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勢力與國內封建勢力相互勾結,共同阻礙中國的發展。反帝運動必須與反封結合起來,否則就不能担負起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那種認為中國的革命只要反對帝國主義,而用不著從事內部的反封建勢力革命斗爭的主張是極端錯誤的。(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0頁。)
  以上就是陳恭祿、李鼎聲各自在其《中國近代史》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及如何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這兩種不同的認識和主張反映了30年代中國兩種知識分子——所謂民主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不同的學術觀點和政治取向。
   四、兩種話語的思想淵源
  以上對比了兩種話語的基本理論和主張,現在我們就來追溯一下這兩種話語的西方思想淵源。
  綜合前文,陳恭祿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基本看法是:(1)中國的制度與2000年前的制度相比,沒有根本改變;(2)這種制度與西方的制度根本不同;(3)中國在采用西方制度方面困難重重。把中國社會視為與西方社會根本不同的一種社會,并且這種社會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這是自黑格爾以來西方思想界對中國的基本認識。黑格爾一反西方在啟蒙運動時期對中國的贊美,認為“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沒有]人格,因為他們在里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系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的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注:〔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7頁。)此后,關于中國社會便出現了各種說法,如“東方社會”、“東方專制主義”、“治水社會”、“水利社會”、“傳統社會”等等,停滯、封閉、落后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1930-1931年間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史家陶內(R.H.Tawney)受太平洋國際學會及國聯的委托,對中國進行調查。在他隨后發表的調查報告中,關于中國社會,他的結論仍然是一種類似于黑格爾的聲音。他說:“一直到昨日為止,中國是在中國自己的軌道上行動,既未影響西洋,也未受西洋的影響。一部分因為中國之長期孤立,一部分因為中國自己的文明基礎異常安定,另一部分是由于西洋在十九世紀繼承了科學和技術的新財產之結果,所以,中國最近的歷史之景色顯得縮短了。當西洋還不知道那些根本的生活技術的時候,中國已經精通了某些根本的生活技術。當西洋用木犁耕作的時候,中國的農民已經用鐵犁耕作,而當西洋已經用鋼犁耕作的時候,他們還是繼續用鐵犁耕作——中國,好象這種情形一個樣,早已把經濟制度和社會組織之一種型式達于一種高的水平線了,可是不會感悟到去改良它或是去革除它之需要。”(注:〔英〕陶內著,陶振譽編譯:《中國之農業與工業》,正中書局1937年印行,第1頁。)
  陶內的觀點,代表了30年代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這種自黑格爾以來的傳統認識,也影響到了西方史家關于中國的歷史敘述。從馬士(H.B.Morse)到費正清,都把中國社會視為停滯、落后的“傳統社會”,有待于西方的“沖擊”與改變。西方關于中國社會的這種認識及西方史家的著作又影響到中國史家的歷史敘述。就陳恭祿而言,他的《中國近代史》有關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描述,一方面是受了當時社會性質論戰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受了西方思想界的影響,其中馬士和陶內對他的影響較大。他在書中接受了馬士關于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估計和構架,而材料主要來自陶內。在該書的“結論”一章中,陳恭祿引用了陶內調查報告中有關工業、土地、人口、資源、教育等方面的統計材料,來證明中國社會的“停滯”狀況。
  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同樣如此。西方對此問題的提出也可以追溯到黑格爾。進入20世紀后,特別是共和制度的試驗在中國一再遭到挫折之后,“中國問題”成了世人共同關心的話題。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實地考察中國的基礎上,撰寫了一部關于中國問題的書,書名就叫《中國問題》。他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是:(1)建立一個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國人支持下發展工業;(3)普及教育。(注:〔英〕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此后,“中國問題”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1929-1930年間,胡適、潘光旦等人就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中國問題,內容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人口、家庭等等。(注:潘光旦:《引言》,胡適等著《中國問題》,上海新月書店1932年版。)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因東三省問題的發生而更加關注其背后的中國問題。1931年11月在上海舉行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會議,其中心議題就是“中國問題”。陶內的調查報告《中國之農業與工業》,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問題的一般認識。陶內認為,中國的問題很多,如人口過多,“現有的資源不足以資養這種人口”;家族觀念太重,“它使個人的生計變為家族全體的問題,使個人的收入變為家族全體的財產,因而削減了經濟刺激的力量”。此外還有“殘缺的交通、資本的缺乏、政治的動搖”,以及“幾乎不息的內亂,沒有中央一令而全國遵行的政府,農村的貧窮,依舊而遲遲不變的社會環境,通貨(currency)和匯兌上的障礙,金融運輸商業的關鍵由外國人統制。在本國有限的礦產資源之內,有很大的部分由外國公司去開采,并且其出產的一部分又被運往外國去做外國制造工業的基礎等等。”他建議中國迅速改善交通狀況,“這種需要之迫切,怎么說也不夸張”。同時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創造一個新國家”。(注:〔英〕陶內:《中國之農業與工業》,第131、13、167、113、211頁。)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要以南京的國民黨政府為中心,以蔣介石為領袖,這種看法,得到了當時主流派知識分子的認同。
  陳恭祿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題來建構他的中國近代史話語體系。這套中國近代史話語,就其語源來說,主要來自馬士的三卷本《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Chinese Empire)一書。馬士在他的這本著作中,以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及接受“西化”的程度為標準來劃分中國近代史的時期。他把中國近代史分為中外沖突時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中國屈從時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及中國被制服時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1894-1912),由此初步奠定了西方史學界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沖擊—反應”的“近代化敘述模式”。陳恭祿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模式來解釋中國近代史的。不僅如此,在一些具體歷史問題的解釋上,陳恭祿也受到了馬士的影響。例如,馬士認為,鴉片戰爭“并不是為了維持鴉片貿易而進行的斗爭,它不過是一個持續了二十年,并且要決定東方和西方之間應有的國際關系和商務關系的斗爭的開端”。在這一事件中,琦善、伊里布和耆英“曾表現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預測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漢人同僚既曾盲目地主戰于當初,又實行交戰而不妥協于最后”。(注:〔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286、358頁。)可以看出,陳恭祿的看法與馬士的看法基本一致。陳本人在1956年曾說,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一書,是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的“思想淵源”。(注:陳恭祿:《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評》,《教學與研究匯刊》,1956年。)
  其實馬士的影響并不限于陳恭祿一個人,當時主流知識分子都是認同馬士的觀點的。1934年馬士去世時,有人撰文稱馬士“對于中國所發的言論,并沒有錯誤的地方,并且我們應當把它拿來作座右銘”(注:郭斌佳:《紀念馬丁與摩斯二先生》,《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2號,1934年。)。可見馬士在中國知識界影響之大。有的學者認為,馬士之后,無論是西方學者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還是“中國過去的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馬士的基礎上,“做了局部的補充”。(注:邵循正:《〈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中譯本序言》,《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頁。)蔣廷黻可以說是另一個典型例子。他的《中國近代史》作為“近代化話語”的另一典型文本,同樣深受馬士的影響。在蔣廷黻看來,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歐化史,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近代化的歷史,也就是中華民族接受歐洲文化的歷史。他說,“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注: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3頁。)由此出發,蔣廷黻從接受歐洲文化是否自覺,歐化的程度是否徹底來評價近代中國的人和事。另一方面,蔣廷黻同樣認為中國近代史以中西關系為中心,在他看來,近代中國內政方面的變革是對外交失敗的一種回應。他的《中國近代史》通篇貫穿著一個中心問題:中國是何時,又是如何對西方的沖擊做出回應的。雖然蔣廷黻在許多場合都批評過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一書,并且渴望能超過馬士的“藍皮書歷史”,“建構一個中國立場上的歷史體系”(注:〔美〕費正清:《費正清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頁。),但實際上,在關于中國近代史的體系架構、敘事方式和解釋思路上,蔣廷黻完全接受了馬士的觀點。(注:參見拙文《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二題》,《復旦學報》2001年第2期。)
  如果說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話語主要源自馬士的“中國對外關系”體系,那么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話語則主要源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中國革命史”體系。
  一般認為,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把中國近代社會正式定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的決議上,但是在此前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文件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已多次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注:有的學者認為,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來概括中國社會性質的是蔡和森,時間是1926年。見陶季邑《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1923年中共三大的決議案兩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國”的表達方式。1925年蘇共及共產國際內部爆發了關于中國問題的爭論。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為代表的少數派認為,中國已變成為商業資本社會。拉狄克說:“中國的土地講不到封建的特征,而是商業經濟的土地占優勢,商人占優勢”,在中國“封建形式雖然存在,但終不能隱蔽現在的事實,這事實是說明利用那些形式剝削農民的階級,不是封建時代的地主,而產生于資產階級、商人及官僚的地主”。“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個問題在政治上的意義是:因地主出身于資產階級,而與商人及工業主發生密切關系,他本身或者在工業有股份,同時也投資于農村而成為地主。因此,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幫助農民反對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并資產階級無解放農民之可能。”(注:〔蘇〕拉狄克著,克仁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海新宇宙書店1929年版,第249、252頁。)而以斯大林、布哈林為代表的多數派則認為,中國仍為封建社會。斯大林指出,在中國,“如果在許多區域里,地主和豪紳奪取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如果在經濟、行政和司法上,地主們據有實際的政權,如果許多省份里到現在還有買賣婦女和兒童的事實——那末就應該承認,在這個中世紀局面中占統治的力量,是取特別形式而與商業資本相結合的封建殘余”。他強調,否認這種封建殘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錯誤”。(注:《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1927年5月13日),《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7、850頁。)他又說:“共產國際立場底出發點是,中國農村中封建殘余,及基于這種殘余的全部上層建筑物,若督軍、若省長、若張作霖這類軍閥等等——都是產生且擴大現在中國土地革命的基礎……唯其是封建殘余及其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筑物,是中國基本的壓迫形式,所以現在中國發生著偉大的(按自身力量及其發展)土地革命。”(注:斯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1927年5月),《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第863頁。)可見共產國際內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歧本質上是關于中國革命性質與任務的分歧。這種分歧反映到中共黨內就是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彭述之等人與中央的分歧。
  當李鼎聲寫作《中國近代史》時,陳獨秀等人的觀點已在黨內受到嚴厲批判,李在其《中國近代史》中也很自覺地批判了陳獨秀等人的觀點。他說:“我們研究近代中國史上的歷次革命運動時,在機械論者,就只能看見這是兩種相反的勢力之斗爭,他們卻不能指出每一次的革命是包含于社會內部的矛盾發展之結果。在中國的舊社會生產關系下面產生了階級的對立,這種對立之發展結果是產生革命,而遲早要否定舊的生產關系,這是為機械論者所最易忽略的。機械論在另一方面自然會抹煞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與戰斗。機械論者以為中國是溶解于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封建的生產關系不復存在了,因此中國的革命只要反對資本主義,而用不著從事內部的反封建勢力的革命斗爭。中國的革命在世界革命沒有完成之前,是不能單獨勝利的。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決地反對反辯證的機械論的方法與觀點。”(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0頁。)顯然,李鼎聲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觀點,與共產國際內部及中共黨內對這一問題的爭論有關。
  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主要受了兩本書的影響。一是拉狄克的《中國革命運動史》,另一本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8-1929年間編印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教材《中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革命運動史》。拉狄克的《中國革命運動史》被認為是“世界歷史學家開始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歷史的第一本書”(注:斯偉:“序言”,見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該書始寫于1926年春,完成于1927年初夏,其時正是蘇聯和共產國際內部對于中國革命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拉狄克在書中系統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歷史、中國革命及中國國家性質的看法。1929年該書被譯成中文在上海正式出版。李鼎聲在寫作《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顯然參照了這一譯本。他在文中多次引用過拉氏的論點,特別是他關于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二章的論述,與拉狄克的相關論述基本一致。例如關于戊戌變法,拉狄克認為,“這段極深刻的慘史,很有許多地方可以同俄國十二月黨的暴動事件相參照……不過在實事上無論是十二月黨或康有為派都不是從資產階級內出來的,都是還沒有資產階級發展的可能的。現在中國的改革者與革命者,應視康有為派這次改革運動為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驅。”(注: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180頁。)李鼎聲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寫道,“有人將康有為等的改革運動比之于俄國十二月黨(Decablist)十九世紀初端(一八二五年)的事變,這是頗相似的。十二月黨是以抱有進步思想的貴族將校為中心的,其所要求的是廢除封建的舊制、解放農奴、取消專制,而新黨亦是主張改革舊的政治制度,興辦新的經濟文化建設的,其中堅分子多為進步的新官僚。十二月黨暴動的失敗和康黨的變法失敗亦有好些相似點,不過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的情況與十九世紀初葉的俄國不相同罷了。”“戊戌革新運動是已失敗了,然它在歷史上的意義甚為重大,它作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驅。”(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62頁。)又如關于義和團運動,拉狄克認為,義和團運動的根源,“就是基于資本主義之侵入,引起中國的生活情形破壞,(引起)中(國)的民眾憤懣而來”。“這次農民運動(義和團),決不是暴徒土匪的運動,而是舊中國衰敗的結果,是以后中國革命的先兆,雖是他們被滿洲政府利用了,可是他還是表示舊中國崩壞的一個伏流的波浪。”(注: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182-183、198-199頁。)李鼎聲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寫道,“雖然拉氏在分析中國革命的著述中有許多錯誤,但關于義和團事件的評論卻不失為正確”。隨后他逐字轉引了上引拉狄克評價義和團的話,又說,“拉氏認為義和團暴動是和俄國的反猶太人運動一樣的,俄皇政府利用農民反對農村資本家的情緒來反對屠殺猶太人,以轉移他們反政府的目標,這種運動是反動的;同樣滿清政府利用農民與貧民的仇洋情緒來反對屠殺外國人,以消滅他們革命的意識,這種運動亦是反動的。”(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184頁。拉狄克的原話是這樣說的:“還有幾句話,關于義和團事變的根本價值,他有很多的地方,像俄國革命史上有[的]各種現象,如猶太人之屠殺褚巴妥夫派,沙皇因為所發生的民眾運動,有反對他的可能,常常用這種方法,想把這種運動拿到自己手里。”見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第197頁。)從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拉狄克對李鼎聲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不過,李鼎聲并沒有完全接受拉狄克的觀點。他對拉狄克的接受僅限于拉狄克對帝國主義入侵后引起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變動的分析及對一些具體事件的評價上。李對拉狄克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是持批評態度的。這一點我們在前面也已指出過。所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還有另一個語源,這就是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編寫的《中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革命運動史》。這本書是拉狄克被解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職務后,由米夫担任校長期間學生所使用的教材。(注:1927年5月3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學生談話,公開點名批評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就被解除了中山大學校長職務,離開了中山大學。此前拉狄克在該校講授中國革命運動史,1928年中山大學沒印的這套《中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革命運動史》教材,究竟出自誰的手筆,尚待考證,但就其觀點來看,已與拉狄克的主張有較大出入。)書中自然較多地反映了斯大林、米夫等人的觀點,特別是在有關農民土地問題及農民政權問題上,一反以前拉狄克的看法。拉狄克認為,近代中國社會已是商業資本社會,中國農村中的農民斗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殘余,不如說是反對資產階級。斯大林則認為,中國鄉村中的確存在商業資本,“可是這種原始積累形式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與封建性的及地主統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商業資本借用封建制度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中世紀的方法……拉狄克同志底錯誤,就是沒有了解這種特別形式,沒有了解中國鄉村中商人資本與封建殘余統治間這種結合,同時保留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拉狄克否認中國鄉村中有封建殘余存在,“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錯誤,如果在中國沒有封建殘余,或者是這些殘余在中國鄉村中沒有嚴重意義,那么,中國土地革命就沒有基礎了,也就談不上土地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上的一個主要任務了”。(注:《斯大林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1927年5月13日),《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第850頁。)
  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編寫的中國革命運動史教材對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意義做了充分的肯定,這最鮮明地體現在對太平天國的有關論述上。該書認為,太平天國爆發的經濟原因,一是農民破產和土地財產的集中,二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外流。就其性質而言,“它里邊是蘊藏著資產階級德謨克納西革命的成分(就是消滅封建的土地關系,取消農奴,推翻舊的官僚,造成德謨克納西的政治制度等等),它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暴風雷雨的先聲”。但是由于“中國商業資產階級幾百年來和封建制度在經濟上一直不斷地相互勾結著,構成一支聯盟的隊伍,同時外國的資本家正想把中國作為輸出商品的市場,強奪中國而不想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業”,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失敗。至于太平天國運動的意義,它說:“太平天國最重〔偉〕大的事業,就是它的土地政策。他們在中國實行土地革命,這是此〔次〕革命最大的優點,他們消滅地主私有的土地,焚毀借約與田契,將土地分給農民。革命的領導者窮秀才們,沒有法子解決最困難的官僚問題,貧農群眾在這次革命運動中留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們要求土地。是的,窮秀才們自己也想分點土地,因此太平革命雖有許多守舊的弱點,究其實還是帶有進步性的,它推翻了中國經濟上的封建制,太平天國的偉大的歷史意義也就在此。”(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運動史》第2章(“太平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學1928年(本段引文引自中山大學同一套教材的另一中文譯本,因此書名略有不同),第5、35頁。)
  如果我們把這種觀點與李鼎聲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的相關論述作一對比,就會發現李鼎聲同樣強調革命前的土地集中化過程及資本的向外流動;同樣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次土地革命;同樣認為當時“全國的商業資產階級都和土地的剝削關系結下了不解之緣,地主(包括豪紳)、高利貸者與商業資本家在農村構成了剝削貧農、中農與手工業者的三位一體”(注: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44頁。)。這并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要來自共產國際,李鼎聲即使沒有讀過中山大學的教材,他對其中的觀點也應該是熟悉的。
  總之,以陳恭祿和李鼎聲為代表的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淵源,一種源自歐美,另一種則來自蘇聯。
  以上我們對比了陳恭祿和李鼎聲兩種《中國近代史》的不同之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是多么深地介入到現實政治之中,或者被現實政治所介入。如果我們離開3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當時國、共兩黨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離開當時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兩種中國近代史,無法理解為什么對同一段歷史卻有如此不同的兩種認識。歷史從來就是懷抱著一種實際目的敘述出來的,史學家們在敘述歷史時,往往顧念到了現在和未來。這使我們很容易想起克羅齊的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陳恭祿、李鼎聲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的中國近代史話語,其后的命運各不相同。在1949年以前,陳恭祿所代表的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在“學院”中居于主導地位,而李鼎聲所代表的革命話語則處于邊緣地位。1949年以后,李鼎聲所代表的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而陳恭祿的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了。他們之間正好發生了“角色換位”。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張從“近代化”的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文和著作又不斷涌現,與30年代的近代化話語相比,現今涌現出來的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著作有新的特點,但其基本思路沒有改變。從30年代到現在,7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始終未能擺脫“革命”與“近代化”兩種話語模式,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讠加斤
   @②原字為匡加力
   @③原字為蘋的繁體
近代史研究京111~149K3中國近代史歐陽軍喜2002200220世紀30年代存在兩種不同的中國近代史話語,一種是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另一種是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這兩種話語在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觀點、理論預設及敘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具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淵源。中國近代史/近代化/革命/陳恭祿/李鼎聲歐陽軍喜,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084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111~149K3中國近代史歐陽軍喜2002200220世紀30年代存在兩種不同的中國近代史話語,一種是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另一種是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這兩種話語在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觀點、理論預設及敘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具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淵源。中國近代史/近代化/革命/陳恭祿/李鼎聲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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