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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
20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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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439(2001)01-0096-08
  20世紀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展示自己輝煌的世紀。100年來,作家文學的創作有了很大發展,新民主主義時期,產生了老舍、沈從文、端木@①良、蕭乾等一批少數民族著名作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家文學有了很大的發展。到90年代,原來沒有作家文學的大多數少數民族都填補了空白,都有了自己的書面創作隊伍,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據統計,到1998年底,全國從事各種少數民族文學的會員總數達到5000多人,為新中國建立前的100多倍。蒙古、滿、回、壯、藏、維吾爾、彝、朝鮮、白、侗、苗、哈薩克、納西、土家、布依、哈尼等眾多民族還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其中,李@②、瑪拉沁夫、烏·白辛、穆青、韋其麟、霍達、張承志、益西單增、祖農·哈迪爾、吉狄馬加等等,都是全國著名的作家。民族作家的作品燦如繁星,在中華文苑里閃耀著迷人的光彩,使中華文學更加輝煌。
  創作的繁榮牽動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研究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創作的繁榮。我們把20世紀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分為萌發期(1901-1949年)和發展期(1950-2000年),兩個階段很不平衡,有很大的差別。
  一、民族文學研究的萌發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綿延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搬開了絆腳石。“五四”運動沖破了傳統陳舊意識的禁錮,引入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國的各門科學一時勃興,新的史學、文化學、語言學、文藝學、哲學、邏輯學等競相興起,顯示出新思想、新思維的沖擊力度。文藝學面貌一新,王國維、梁啟超、魯迅、胡適等大師樹起了文藝理論的新旗幟,使文藝界從作品風格到研究的思維方式煥然一新。梁啟超在西方科學精神的啟示下,注重文藝的理性與系統的分析,注重概念的嚴格定義,其邏輯推理和趨于精確化的研究,對文藝理論有重大影響。他在《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綱〉》中特別強調:“凡學問上一種研究對象,往往容得許多方面的觀察,而且非從各方面觀察,不能得其全相。”這種整體研究和全方位探索的理論,即使今日也依然顯出光采。國學大師王國維研究的觸角,甚至達到《越人歌》的細部。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使民間文學走進了大學的殿堂。魯迅的“杭育杭育派”使人們對文學的起源及功能有了一種全新的概念。在這些大師的倡導聲中,中國文學史開始了零的突破,這就是1904年在香港出版的霍依仙的《中國文學史通論》。在此之前,即19世紀的80-90年代,先是日本人末松謙澄出版的第一部《支那古文學略史》(1882年),及后日本人又出了幾部,英國人A·H·Giles也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史》。據統計,自1882年到1949年的67年中,先后出版了(包括重版)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文學要略等各種史論434部。然而在這樣多的著述中,遺憾的是難尋少數民族文學的蹤跡,名為中國文學史,實為漢文學史或漢文學史論。在這些著作中,只有1938年出版的陳遵統的《中國民族文學講話》、1943年出版的梁乙真《中國民族文學史》和1940年出版的盧冀野《民族詩歌論集》提到民族和民族文學,但含義不可能與今天少數民族文學等同。[1]新近喬默主編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介紹的1200種文學論著中都沒有這幾本書,可見其影響不大。總的來說,這時期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觀念模糊,概念空缺。
  按梁啟超的理論,任何事物首先必須有概念,有定義,概念的定義必須是嚴格的。那么,要研究少數民族文學,首先就得知道它的概念的定義是什么。遺憾的是,由于歷史的局限,當時還不可能產生“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1903年,梁啟超引入瑞士——德國法學家J·K·布倫奇利的“民族”(nation)一詞。孫中山則將中華與民族結合起來,“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2],稱之為中華民族,并堅信“中華民族為一偉大之民族,必能完成偉大的事業。”[3]中華民族遂成為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總稱。這一稱呼體現了孫中山“務與之平等處于中國之內”的進步主張,同時也符合我國各民族血肉相連的民族關系實際。故而受到歡迎,沿用至今。不過當時對民族的定義比較模糊,直到“五四”運動后引入斯大林1913年關于民族的定義,概念才比較確定。定義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4]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和主張幫助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為消除歷史上封建統治階級的民族歧視壓迫政策下產生的對各兄弟民族的侮辱性稱謂,鑒于漢族以外各族人口較少,中國共產黨遂采用“少數民族”一詞來稱呼漢族以外的中國境內各民族。但由于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歧視;由于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問題的正確主張還得不到國統區的認可;由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推翻三座大山,實現階級和民族的解放,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還來不及落實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發展這些任務。加上當時民族底細不清,如中國除漢族以外還有多少個民族,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包括其文學)有何特征,當時無法界定。因此,人們的民族觀念模糊,少數民族文學這樣的概念也就暫付闕如,這就必然大大限制了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和探究。
  (二)大部空白,少數提及。
  對少數民族的研究既然處于上述狀況,這就決定了眾多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總論、各體文學總論、斷代文學研究、理論研究、美學研究、文論研究是以歷代的漢文學現象為對象的,民族文學研究基本是空白。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當時影響較大的一部書,“作者自漢代文學談起,討論了漢至唐白話文學發展演進的軌跡,強調了民間文學特別是漢魏樂府民歌在我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響。”[5]作者認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以民間文學為主體的白話文學才是富有生氣的文學,強調了民間文學的功能及其對作家文學的影響,這些見解在當時是比較進步的,但作者所說的民間文學只是漢族民間文學,不包括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者選取的材料下限到白居易,可對同時代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提到的秦漢時代壯族祖先有名的“灰姑娘”型故事卻視而不見。唐以后1000年,德國人的“灰姑娘”名滿天下,并在20世紀80年代到廣西尋找“灰姑娘”的根,他們承認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是段氏在其著作中記載的故事。[6]
  同年出版的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講稿》在談南北朝文學時,作者只闡述南朝的宋文學、齊梁文學、陳文學,而把可能涉及到少數民族作家的北朝繞過去了。1943年陜西出版的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共96章,每章都有理論的闡述,又有典型的實例,陸侃如在序言中評價:這本書“不但可作初治文學者入門之資,亦可供專家參考之需。這無疑的將是文學研究者必備的書籍。”但本書理論分析僅以漢文學作品為依據,未涉及到少數民族文學。只能是漢文學研究者入門之資,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無涉。類似這樣的著作甚多,直到20世紀50年代也未改變,所以何其芳說:“直到現在為止,所有的中國文學史實際上不過是中國漢語言文學史,不過是漢族文學再加上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出的文學的歷史。這就是說,都是名實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較完全地反映我國多民族的文學成就和文學發展的情況的。”[7]
  至于聞名世界的《格薩爾王傳》、《瑪納斯》、《江格爾》三大史詩以及眾多以民族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在各種中國文學史中幾無蹤跡。《格薩爾王傳》早被法國著名東方學家石泰安贊為“亞洲各民族民間文藝的寶庫”,專門作了評介。《瑪納斯》100多年前就在國外刊布,從19世紀起,俄國學者瓦里漢諾夫、拉德洛夫及吉爾吉斯共和國學者就不斷開始搜集、記錄、翻譯和刊布,在法國、英國、土耳其等國家引起眾多學者的重視和研究。但我國本世紀上半葉的幾百部史論,都沒有其蹤跡。
  翻開1910年武林謀新室出版的抄傳本《中國文學史》(1904、1906年曾兩次以講義印行),此書觀念陳舊,將小說、戲曲、曲藝排斥在文學史之外,當然更不可能涉及民族文學,卻認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只是為反對“元時儒教幾亡”之說,提到“耶律楚材以契丹人業儒”,并以《元史·列女傳》來證明“治化所及者深矣”。
  1918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為當時代表作。第三編有北朝(北魏、北齊、北周)文學;第四編設遼金文學、元文學及戲曲、小說之大盛2章;第五編5章為清代文學。在這些章節中,提到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及作品,作了一些分析,比抄本進了一步。
  1932年神州國光社出版的王易《詞曲史》,設有“金諸詞家”,分析了一些少數民族作家的漢文作品。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游國恩《楚辭概論》,在論述楚辭與楚地民歌的關系時,提到了《越人歌》,認為楚辭與此歌及當地民俗、音樂、地理關系密切。楚地民俗、民歌、山水是楚辭的搖籃。不過,當時還沒有人論證《越人歌》與壯侗語諸民族的關系。《五十年來中國文學》系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出版的胡適文學史論,論述1872-1922年間中國文學史研究概況。其中認為,這期間影響最大的并非梁啟超文章或翻譯小說,而是白話小說。其中提到了滿族作家文康(燕北旗人)的《兒女英雄傳》(《兒女英雄傳評話》),認為其與《七俠五義》等代表了北方的平民文學,是供民間娛樂的作品。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這時期的文學史、文學史論基本忽視民族文學,許多少數民族作家的名篇及民族民間文學珍品,基本被置于眾多學者的視野之外。個別史論偶爾論及,也是少而零碎,給人大海孤帆之感,曠野一花之慨,可見當時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意識之淡薄。
  (三)慧眼識珠,幾株獨秀。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詩歌長期壟斷中國文壇。隋唐傳奇,宋元戲曲,明清小說,向不為人所重。民間文學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少數民族文學當然就更被人冷落了。然而就有那么一批專家學者,慧眼識珠,被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那奇異的色彩和獨特的內涵所吸引,在眾皆漠視中獨有所鐘。近代戲曲研究的開山者王國維,對于抄本《中國文學史》中痛詆重視小說、戲曲為“其識見污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的說法頗不以為然,毅然作《宋元戲曲史》這部總結性的巨著,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在談到元雜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時,他寫道:“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為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作者把遼金與唐宋相提并論,是一種進步的文學觀和民族觀,他看到了遼金文學對元雜劇形成的重大影響。作者對南戲與北雜劇特點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得出“北劇悲壯沉雄,南戲清柔曲折”的結論。他還對《越人歌》作了精辟的論證,雖然對榜yì@③越人的身份說法偏頗,但有不少獨到的見解。
  1940年9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李方桂《龍州土語》一書;1970年秋,臺北又出版了他對1935年在廣西收集到的天保(今天等、德保一帶)壯族民歌的分析論文《天保土歌——附音系》。前篇分導論、故事及歌、字匯三個部分,作者用國際音標記錄了一共16段故事及民歌,逐字注漢字,又譯為漢文和英文,加上2000條字匯,用以構擬出龍州壯語的音系,開創了用壯族民間文學研究語言之先河。后一篇長文不僅通過天保壯歌研究了民歌格式及韻律,而且保存了古壯字原文,并與臺語支(壯侗語族)各族民歌作對比,揭示這些民歌的規律,同時構擬出天保壯語音系。這些嚴謹的研究,迄今仍經常為世界各國研究臺語(壯侗語族)所使用。這是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價值的一次擴展,意義重大,為他1977年在夏威夷出版的《臺語比較手冊》奠定了基礎。該手冊通過民間文學將云南剝隘壯話、龍州壯話與泰國泰語比較,研究原始臺語,是本世紀以來研究侗臺(壯侗)語族的重要著作。
  聞一多先生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偏愛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聞一多與“湘黔滇旅行團”徒步經湘西前往西南聯大,他由馬學良先生作助手,一路采風問俗,收集少數民族山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馬學良先生在《記聞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風二三事》中回憶道:“這里山川秀麗,而人民卻一貧如洗,終年靠粗米、苞谷、野菜、鹽水度日,但即使這樣艱難、熱情淳樸的兄弟民族還要千方百計地切一盤姜絲,或者煮一碗豌豆來款待我們。”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聞一多與馬學良搜集了許多寶貴的苗族民間文學材料。后來他用這些調查得來的材料與史料相印證,撰寫了《伏羲考》、《龍鳳》、《說魚》、《端午考》、《什么是九歌》、《“九歌”古歌舞劇懸解》[8]等眾多精采的學術論文。在《伏羲考》中,聞一多一口氣引用25條洪水神話傳說資料,其中20條是苗、瑤、彝(倮@④)等民族民間文學作品。文后附表列出了苗、瑤、侗、彝、傈僳、高山、壯(儂)等眾多民族49個作品,足見作者對民族民間文學的重視和深入探討。
  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鐘敬文等對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進行了發掘,并較深入地進行了研究。以《粵風》為例,1918~1927年,以北京大學為中心興起了收集刊載民歌的運動,1922年創辦了《歌謠》周刊,這期間顧頡剛和胡懷琛關注和評價了《粵風》。1927-1930年,中山大學創辦了《民俗》周刊,其上刊登了眾多壯、瑤、苗、毛南、彝等各族民歌。這期間鐘敬文正在嶺南大學,成了創辦的主力。他把《粵風》中的粵歌和瑤歌重加標點和注釋,由顧頡剛介紹給北京的樸社出版。之后,他又與嶺南大學附中國文教員劉乾初翻譯liáng@⑤歌和僮歌(均為壯歌)為無韻新詩,以《liáng@⑤僮情歌》之名于1927年夏作為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叢書之一在廣州刊行。廣州一時成了民俗和民間文學的中心。1930~1937年抗戰前夕,閩、浙、川、蘇(江蘇)等省民俗學會或分會紛紛成立,會刊蜂起,刊載了大量民間故事、傳說和民歌,其中有不少少數民族作品。這期間,顧頡剛、鐘敬文、王鞠侯、容肇祖、樂嗣炳、葉德均、黃芝剛都先后就《粵風》發表文章,形成了一次《粵風》研究的高潮,并帶動了對粵歌、苗歌、客家歌及其它民族民歌的研究,專門研究文章日益增多,漸引起國人對少數民族民歌的關注。惜抗戰爆發,研究降溫以至中斷。這期間,廣西還編輯出版了少數民族民歌集《廣西特種部族歌謠集》。
  關于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研究,主要是評論和探討《紅樓夢》。不過當時一般作家都把《紅樓夢》當作漢文學研究,極少提到滿族。但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卻從當時的中國社會和滿族的上層生活來研究,多有高見。作者認為,《紅樓夢》乃“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文中考證影射雖不一一中的,但稱“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認為“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這部書的索隱大多牽強,被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批評為“未免近于穿鑿”,但作者從漢族、滿族上層切入來研究封建末世,卻是個正確的方向。
  其它受到關注的有老舍、沈從文、納蘭性德等人的作品。納蘭性德被譽為“國初第一詞人”。[9]王國維給了他很高的評價:“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1936年上海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茅盾《作家論》,所評論9位作家中包括了沈從文。其中蘇雪林的《沈從文論》認為,沈氏題材的重要來源是湘西少數民族尤其苗族的生活,他詳細地描繪了邊城的風土人情,描寫苗族的生活富于浪漫色彩,有一種濃重的令人感到陌生而神秘的地方色彩。蘇文中把少數民族說成是“野蠻人”,留下了那個時代歧視少數民族的印記,實不可取。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劉西謂《咀華集》中,給沈從文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在《邊城》中能把丑惡的材料提煉成無瑕的玉石。對蕭乾《籬下集》的評價較高,認為他從《道旁》中走出兒童世界,把人們帶到了人生大道,雖為童心未泯者呼吁,卻充滿了時代孤獨者的沉思。對蕭乾的浪漫主義文采多有贊譽。
  以上探索雖然顯得稀少而零碎,遠未能勾畫出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全貌,尤其對以民族文字創作的作品均未涉及,這是當時條件限制的必然結果。但這些研究和論述不乏精采之處,對于人們認識少數民族作家作品有著先導的作用,功不可沒。
  總體而言,1949年前,民族文學不被重視是一個明顯的事實。長期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錮了人們的思維,產生了種種偏見,使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學遭到冷遇,從而也使中華文學及中華文學研究成了一種殘缺的“一花獨秀”。這種狀況在當時是不可改變的,因為民族壓迫歧視本是階級壓迫的延伸。只有新中國誕生,才有可能改變這種狀態。不過,萌發狀態的研究,也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一是通過少數學者的研究和介紹,引起了國人的注意,意識到了漢文學之外還存在一個少數民族文學的汪洋。再就是這些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為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提供了諸多的啟示,奠定了一些基礎。同時也培養了一些人才,使我們在開國之初開展少數民族文學的搜集、整理、翻譯和研究時,就有一些民族文學事業的學術帶頭人,通過他們很快培養出新的專家群體,開創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
  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發展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50年,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期。新中國一建立,少數民族文學工作就提到了日程上來,并把它作為新文化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50-6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不僅納入國家規劃,而且有了相應的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研究工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世紀末的最后幾年,達到了相應的高度和深度,產生了一批質量較高的著作。民族文學的研究實際已成為一種事業。50年來,民族文學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50至60年代的奠基期。其中50年代初為建立民間文學研究會,開設民間文學課程,開始大規模搜集、整理、翻譯民間文學作品初始期。50年代末到“文革”之前為開始編寫單一民族文學史時期。第二階段為“文革”時期的停滯期。除了中央民族學院等一些民族院校復課后語文系相關語文專業講一些民間文學外,其它工作都停止了。部分人員被批斗,資料散失。第三個階段為80至90年代的發展期。其中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為建立機構,恢復業務,繼續編寫單一民族文學史的恢復期;80年代中期至今為編寫綜合的民族文學史論專著,開辦民族文學本科班,開展民族文學與漢文學關系研究的發展期和深化期。總之,5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都達到初步的繁榮。研究工作和人才培養的成就主要是:
  (一)機構設置和學科建設成就。
  1.機構設置。1950年3月,剛成立半年的新中國百廢待舉,黨和政府即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郭沫若任第一屆理事長。各省區也建立了分會(臺灣暫缺)。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國民間文學、藝術,增進對人民的文學藝術遺產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發揚它的優秀部分,批判和拋棄它的落后部分,使之有助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80年代后期,該會更名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各民族地區分會担負培養和團結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工作者,組織領導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翻譯、研究的任務。
  1979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為國家一級學會。隨后又相繼成立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中國少數民族比較文學研究會和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等群眾性學術團體,部分省區還建立了相應分支機構。在它們的組織和帶領下,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形成了有組織、有領導的群體優勢。
  同年9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宣告成立。該所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系統地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和現狀,以促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從此,中國有了專門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最高研究機構,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一塊里程碑。它與各省區、各高校的眾多研究機構、學術團體一起,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系統和網絡。
  2.學科建設。新中國成立5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建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低到高,為培養少數民族文學相關人才做出了很大貢獻。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烏蘭夫為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前身)院長,標志著少數民族最高學府的誕生。其后不久即開辦了藏語班,這是后來語文系的起點,也是民族文學學科的生長點。
  1951年6月17日中央民族學院正式開學后,在馬學良教授主持下,立即開辦了維吾爾、彝、納西、苗、瑤、壯、布依等10個語言班,有的班次開始講授民間文學。
  1952年語文系成立,至50年代末,一共開設了20多個民族語文班,培養短訓、大專、本科三個層次人才,各班都開設了民族民間文學課,少數班還講授作家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正式成為大學課程。
  60年代,語文系改為語言文學系,漢文學及民族文學課得到加強。1964年,該系的漢語言文學教研室升格為漢語系(今中文系),其課程結構及培養目標與一般中文系有所區別,兼有培養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和創作人才的任務。
  1978年,中央民族學院建立了藏緬語言文學、壯侗語言文學、苗瑤語言文學、蒙古語言文學、突厥語言文學、其它語言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7個碩士點,從此可以單獨培養少數民族文學碩士生,標志著民族文學學科的正式確立,培養的人才規格也上了一個新臺階。
  1980年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文學藝術研究所成立,語文系同時成立了少數民族文學教研室,有了專門的教學和研究機構。
  1981年,藏緬語言文學博士點誕生,從此少數民族文學有了博士生。
  1987年6個語言文學碩士點和1個博士點合為一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士點和博士點。范圍擴大到55個少數民族的文學,在原則上55個少數民族只要有博士生、碩士生導師,均可招生。
  1993年中央民族學院升格為中央民族大學,次年春掛牌后成立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其下設有民族文學系,我國第一個民族文學系誕生。隨后建立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民族文學學科學歷達到了國家學歷的制高點。
  鑒于語言與文學關系密切,2000年8月語言系與文學系合并為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任務不變。
  從80年代初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也先后建立了碩士點和博士點。與此同時,中南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及各省區民族學院、民族地區其它高等院校,凡建立了相應碩士點和博士點的,也都在培養少數民族文學的碩士生和博士生。
  民族文學學科的建設是一項破天荒的事業,它所培養的人才,有的成為研究民族文學的專家教授,有的成為刊物編輯,有的成為作家詩人,有的成為翻譯家,人才經濟,成績很大。
  (二)搜集、整理、翻譯成就。
  50年代,國家處于經濟恢復時期,政府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毅然撥出專款組織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搜集工作。當時提出的方針是:“全面搜集,重點整理”。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族民間文學工作,由五個“方面軍”組成:
  1.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及各省區分會,這是主力和組織者。各縣(旗)文化館、鄉(社)文化站組織力量配合。調查組深入民族地區邊遠村寨,不顧虎嘯狼嚎和毒蛇橫路,尋訪民間歌手、歌師、歌王、故事家、畢摩、阿肯等藝人,用國際音標、民族文字或漢文記錄民間口頭作品,搜集拓片、手抄本、孤本、殘本、異文、碑文,獲得了大量的極其寶貴的材料。工作持續到1958年達到高潮。此后3年困難時期中斷,60年代中期前有所恢復。
  2.語言調查組。始于1950年,當時中央派出4個民族訪問團,成員中配有語言工作者和語言學家。1951年,中央正式組建民族語言調查組赴10多個民族中調查。1955年又增加了一批。主要任務是為民族識別做準備。1956年為改革和創造民族文字,中央民委和中科院又組織了由700多人組成的7個語言調查工作隊,分赴全國民族地區調查。由于不少語言材料來自文學作品,各調查隊都帶回了一批文學材料,可作語言、文學兩用。
  3.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隊。1956年由中央民委(國家民委前身)組織,分為內蒙古、廣西、新疆、西藏、云南、貴州、四川、廣東等8個組。1958年增加到16個組。成員最多時達到1000多人,加上地方各級工作人員達到2000多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基本奠定了今天的55個民族格局。各調查隊于1964年寫出資料340多種,2900多萬字,檔案及文獻摘錄100多種,1500多萬字,其中包括相當一批文學材料。
  4.實習隊。中央民族大學和地方民族學院以及民族地區相關院校的語文系、中文系的實習隊,都有記錄、搜集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任務。以中央民族大學而言,每次實習都帶回材料,積累幾十年,數量可觀。
  5.專門調查組。如《格薩爾》組、《瑪納斯》組、《阿詩瑪》組、《創世紀》組、《劉三姐》組、《壯族文學史》組,等等。搜集了大批相關文學資料。如《瑪納斯》50年代就開始零星搜集。1961年大規模搜集時,中央民族學院柯爾克孜語班學生大都是其中主力(其中多數人后來終生從事《瑪納斯》搜集、翻譯和研究)。30多年過去,該史詩8部20多萬行已全部記錄完畢,加異文資料總數達60多萬行,為世界上最完備的《瑪納斯》資料。《格薩爾》的搜集幾乎動員了幾個省區的相關力量,至今收到的資料達200多萬行。
  上述工作在“文革”中中斷,80年代再次掀起高潮。1981年,中共中央責成國務院成立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并于當年9月下發文件,并批轉了國家民委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起草的國家民委文件:《關于搶救整理少數民族古籍的指示》。古籍搜集整理再掀熱潮。
  整理、翻譯工作成績巨大,資料本幾如汗牛充棟,推廣本很多,其中三大史詩已出版了多種民族文字版本。僅《格薩爾》已錄制藝人演唱磁帶2200盤,出版藏文版書47部。其它如《阿詩瑪》(彝)、《創世紀》(納西)、《娥并與桑絡》(傣)、《布洛陀經詩》(壯)、《指路經》(彝)、《苗族古歌》(苗)、《密洛陀》(瑤)、《古謝經》(布依)等等一大批成果,都已在國內外產生影響。過去世界聞名的史詩如《伊利亞特》24卷15693行;《奧德賽》24卷12000行;《羅摩衍那》7卷4000頌(雙行詩)48000行;《摩訶婆羅多》共18篇107000頌,214000行,它們和《格薩爾》的100多萬行相比,無法望其項背。世界最長的民間長詩在中國,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截至90年代末,已出版的民族民間文學各種本子已達數千種之多。由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于1984年共同發出的《關于編篡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的通知》,目的在于將歷年搜集到的材料整理面世。卷數最少的《中國諺語集成》為31卷,每卷150萬字左右,總計達4000多萬字,其中少數民族文學材料在相關民族地區各種卷本中占有相當的比例,成績巨大,可見一斑。
  這樣大規模的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搜集整理,只有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實現。這一史無前例的事業,閃耀著新中國民族政策的光輝。國際友人對此羨慕不已。
  (三)理論探索成就。
  50年來,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在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宏觀研究、方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作家及作品研究。涉及到作家的族屬鑒別、年表、代表作、時代背景、作品風格等方面。其中首先遇到北方部分作家雙重族籍和相當一部分南方作家族籍不明問題,必須通過實地調查、文獻參照,包括姓氏、家譜、傳記、祀祠、作品內容風格等多方面對比參證,才能確定。例如,《壯族文學史》就通過這種艱難的考證,從廣西古代眾多作家中篩選出100多位詩人。
  對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時代背景、作品內容、風格、藝術手法研究之外,在民族特色上做了許多開掘,成果甚豐。民間文學作品探索取得許多突破,例如為了編寫民族文學史,首先遇到的障礙便是作品的族屬和斷代問題。各方專家作了艱難的考證,取得了許多重大進展。如《格薩爾》流傳在藏、蒙古、土、撒拉、保安等六七個民族中,歷史上對其族屬有所爭論,通過對其內容、形式、流傳地區、人物活動區域、歷史事件等作綜合考證,斷定其為藏族史詩。作品研究成果太多,在此無法贅舉。1991年,廣西出版了7本“廣西少數民族文學評論叢書”,收入了幾百篇主要是“文革”后發表的精采文章,洋洋大觀。但這在民族文學評論中不過是很少的一部分。近期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出版了《瑪納斯論》、《格薩爾論》、《江格爾論》、《南方史論論》、《江格爾與蒙古族宗教文化》等中國史詩研究叢書的五部近200萬字,其集團優勢初步構建了中國詩學理論框架,被鐘敬文先生譽為建立“中國史詩理論霸氣”的奠基之作。總之。成果之豐碩是建國前無法比擬的。
  2.方法研究。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方法,幾十年來先后引入文藝學方法、民族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社會學方法、分析心理學方法、儀典學方法、地理學(勞蘭學派)方法、符號學方法、民間散文作品AT分類法、原型批評法以及現代派、超現代派的若干方法等等,實踐表明,這些方法都各有自己的角度和優點,也各有自己的局限。例如榮格的原型批評法認為,“集體無意識”融會了一個民族有史以來的經驗和情感,是民族意識之根,[10]這個理論十分深刻。但他認為集體無意識在神話中所表現的原型,乃遺傳于大腦皮層,并可以在夢中得到驗證,這就明顯地籠罩著黑格爾“絕對理念”的陰影。由此人們認為,引來的理論必須結合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實際,消化吸收。創造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必須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理論的基礎之上。以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翻譯、保管方法而言,經過幾十年實踐已形成了我們自己的一套理論和方法。比如搜集口頭作品第一環節是記錄,馬學良認為首先要懂民族語言(調查組至少有1人),“能直接聽說民族語言照錄原句,當然是最理想的。”倘不能,“應同兼通漢語和本族語言的人協作,逐詞逐句地譯記”。“忠實地記錄詞句固然重要,正確詳細地評注,更屬必要。”[11]否則所得材料過后無法破譯,幾同廢紙。這些都是幾十年實踐的心血結晶。關于資料本,80年代以來基本做法是原文一字不易,每一行有國際音標注音(有拼音文字同時轉寫、漢文對譯、漢文意譯和注解,有的還加題解,作品傳播時機和場景等,這種本子有很高的價值。切忌任意刪削或添加。翻譯整理本和創作本必須嚴加區別。這些實踐經驗十分寶貴,已形成一種指導方針。
  3.關系研究。包括不同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學關系、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文學關系、少數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主要是周邊國家文學)之間關系三個層次,而以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文學關系為主。作為中華文學主體的漢文學,長期以來一直在文學思潮、文學思想、文學樣式、題材、主題、藝術手法、作家風格等方面,多層次、多棱面地持續影響少數民族文學,這是已經在眾多著作和論文中肯定了的。而近年研究的前沿則是少數民族文學對漢文學的影響,這同樣是廣泛和深刻的。影響的背景在于民族的交往、遷徙和融合,也包括文人的流謫和軍旅的戌邊。影響面包括題材、主題、風格甚至語言和文學樣式。屈原的《九歌》受長江中游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化的影響。就是典型的例子。壯族歌仙劉三姐的民歌及其相關傳說,影響面達到廣西各地、云南、貴州、湖南、廣東、海南島、江西、香港和臺灣,國外達到越南北部,形成了廣闊的劉三姐故事圈和劉三姐民歌風格圈。在國內受影響的民族主要是漢族,此外還有瑤、苗、仫佬、毛南、布依、侗等少數民族,這是一個顯例。
  4.宏觀研究。始于80年代的宏觀研究,是將55個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的,主要包括少數民族文學的定義、性質和范圍;民族文學的產生及宗教在其中的作用;文學形式、結構和內容;文學的特點和功能;少數民族文學在中華文學大廈中的地位等,都已取得了相應的成果。在這里就不贅述。
  5.多重價值的開掘。
  從民族學、文化學、語言學、歷史學、民族關系學等多角度來開掘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已取得許多成果。民族的淵源、遷徙、分化、組合、融合等,都從文學中得到了印證和啟示。瑤族的“飄洋過海”傳說,印證了其祖先南渡洞庭湖的史實;沿彝族《指路經》中引導逝者之靈回祖先發祥地的路,可隱約窺見當年氐羌人自青藏高原南遷的路線。
  語言學中的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詞匯學、語法學、語音學、方言學等,都離不開文學作品。產生于公元前528年的《越人歌》,用現代壯語仍能大體讀通,說明壯語及壯侗語族確與古代越語有淵源關系。
  南方許多少數民族的洪水神話中,劫難過后孑遺兄妹倆勉強成婚繁衍人類,這兄妹便是漢族三皇五帝之一、昆侖神話系統中重要神祗伏羲和補天女神女媧。從歷史學角度看,這反映了各族先民確曾經過血緣婚階段。從民族關系看,反映了南方各族祖先與華夏的密切關系。
  文化學的角度已經突破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作者或作品的文化背景。《多重選擇的世界》一書指出:“民族的傳統文化,情有獨鐘地將自己的全部營養,賦予本民族出身的作家”,而作家們也“紛紛以民族文化產兒的固有身份,在文學的天地間活動開來。”[12]反過來說,作家只有以民族文化為沃土,才能創作出有特色的、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第二個層次是作品內容本身的文化內涵,它所反映的縱向和橫向文化系統的深刻程度和準確程度,藉以研究一個民族的生存條件和文化創作。第三個層次是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核層次,即民族深層心理結構,通常稱之為民族心理素質。
  (四)民族文學史編撰成就。
  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撰是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始于1958年7月17日,當時中宣部召集來京參加“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有關省區代表、北京有關單位專家及領導開座談會,會上決定啟動這一工程。幾十年來,此項工作已上三個臺階。
  1.編寫單一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階段。1958年座談會之后,蒙古、回、藏、壯、維吾爾等民族的文學史編寫工作開始啟動。但一開始便遇到困難,首先是僅有民間文學的民族能否寫史?如何寫?寫文學史如何分階段?是按朝代、按社會發展史,還是按文學運動?但無論怎么分,都首先遇到絕大部分民族文學作品無年代可考、無作者可稽的困擾。經過反復探討,專家們發現,雖然民間文學作品容易發生變異,但就大多數作品而言,其產生時的時代烙印總會以某種形態積淀在作品的核心部分,起碼產生的社會階段是可以斷定的,再加上歷史事件、文獻、文物等相對照,大部分作品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這些理論研究成果,大都反映在已經出版的文學史或文學概論里。截至1999年來,已經有壯、蒙古、藏、滿、回、朝鮮、侗、布依、傣、仫佬、毛南、黎、京、水、仡佬、彝、白、納西、哈尼、拉yòu@⑥、布朗、羌、土家、苗、瑤、土、哈薩克、維吾爾、烏孜別克、鄂倫春、赫哲、東鄉、保安、塔吉克、珞巴、普米、阿昌、基諾、傈僳、佤、達斡爾、德昂等40多個民族的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編撰完成,其中絕大多數已經面世,少數在出版中。有的民族還出版了多種,故總計多達80多種,不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業已大部完成,編外任務還出版了幾十種。這一突破性成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民族政策的光輝。
  2.綜合性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階段。從80年代中期開始,編寫綜合性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順理成章地提上日程,這是編寫單一民族文學史工作的延伸和擴展。但這一步比上一步要艱難得多,首先是55個民族的文學作品非常多,要熟悉它們談何容易。其次是各民族歷史進程差別很大,有的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產生階級分化,有的直到1949年仍處于氏族公社末期。無論如何安排時序,都難以切齊,這給編寫工作帶來很大障礙。然而事在人為,經過專家們的艱苦探索,終于取得突破性進展。其成果標志是《中國當代民族文學簡史》(1984)、《中國當代民族文學史稿》(1986)、《中國當代民族文學概觀》(1986)、《中國民族民間文學》(1987)、《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1989)、《中國少數民族文學》(1991)、《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1992)、《中國現代少數民族文學概論》(1992)、《中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史》(1993)、《少數民族文學》(1994)、《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1997)、《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概論》(1997)、《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1998)。取得這些成果是極不容易的,這是少數民族文學的專家學者獻給世紀末的厚禮。雖然其中大部分著作仍按民族、按作家分析,未能渾然一體,但都比單一民族文學史前進了一大步,并使人們看到了少數民族文學作為整體存在的客觀依據。其中綜合性很強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都是填補空白的著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二版增加了現當代文學一編,業已面世。
  3.中華文學史編撰階段。90年代,進入了中華文學史編撰階段,其成果標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的文學巨著《中華文學通史》。全書10卷,550多萬字,1997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如前所述,本書出版之前的100年,國內外出版的各種版本中國文學史雖然多達千種,但基本上是漢文學史或中國漢語文學史。這其中雖然主要因素是思想障礙,但民族文學作品翻譯很少,漢族地區難以看到精品,加上研究工作少而零碎,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所以何其芳認為只有“編寫出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史或文學概況,在這樣的基礎上再來編寫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的面貌將為之一變。”[7]周揚1961年4月10日在少數民族文學史討論會上也指出:所有我國少數民族,都是祖國大家庭的成員,對祖國的發展繁榮,都是有貢獻的,寫文學史不寫少數民族是不公正的!大學里講歷史,講文學史,要講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學史,否則就是不完整的。他們的講話尖銳而中肯地指出了過去中國文學史編寫中的缺憾,其中有資料問題、研究問題,但思想障礙是主要的。在他們講話的幾十年之后,我們才有了一部《中華文學通史》,這除了諸多困難因素,還是思想上不夠重視使然。但我們畢竟終于有了一部,有了突破,這是獻給21世紀的一份厚禮。
  《中華文學通史》共281章,其中少數民族文學專門章節54章,占19%。從布局看,兩頭小中間大,呈橄欖形。這部著作從效果看雖然將漢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共處于一書,但不平衡,有游離之感,不能渾然一體,但重要的是,它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標志著真正的中國文學史提到日程。歷史總會給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更為完整的中華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在21世紀將會出現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
  以上我們對本世紀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做了較為全面的回顧,10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無論是創作或研究,都遇到了最好的時機。在前50年的黎明前黑暗中,它已露出曙光;后50年新中國建立,少數民族人民獲得了民族平等權利,在神州大地沸騰生活的激發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達到初步的繁榮,研究工作也碩果累累。借用清代壯族詩人黃體元的一首詩來形容:“平林烘遍樹千章,yán@⑦雪都消向霽光。最愛春容如畫處,滿園花影曝新陽。”
  第一,10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結構從以民間文學為主到以作家文學為主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至2000年,55個少數民族都有了作家文學。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內容的廣泛性和時代感及其功能的擴展,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體裁的完備和影視文學的興起,使民族文學的運作機制和滲透面完全不同于歷史的狀態。作家文學的發展推動了文學研究,文學研究促進了作家文學的發展。
  第二,民族文學的命運發生了轉折。20世紀的后50年,由于對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翻譯、研究的發展,民族文學已從它流動的崇山峻嶺、瀚海莽原、雪山森林中走向全國,有的已走向世界。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價值得到了開掘。少數民族文學豐富的內涵和精采的藝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從而使之在中華文學大廈中占有應有的重要地位。
  第三,對民族文學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前50年由于當時歷史的局限,研究的層次很淺,范圍有限,甚至連“少數民族文學”這樣的概念都還沒有產生。后50年起了根本的變化,建立了相關的機構;建立了民族文學學科,培養了一大批專家學者;有了專門的刊物,眾多全國性刊物、報紙、電臺、電視臺,民族地區的報刊、電臺、電視臺,都為民族文學作品及研究文章提供了陣地。眾多出版社積極扶助民族文學,出版了數量巨大的作品集、長篇小說、長詩、史詩、論文集、評論集和專著。研究面涉及到民族文學的文化、宗教、社會、哲學觀,以及傳承人、類型、審美、象征等等眾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探索觸角已從表層逐步進入到深層,從單面到多層次、多棱面。
  第四,隨著研究成果的問世,研討會、評獎會、創作筆會、作家班、出訪交流等等活動,如侗族文學學會年會、壯族作家促進會、《格薩爾》小組活動、《福樂智慧》學術講座會等等頻繁地進行,使少數民族文學的共性和一體感日益顯著,并引起了國外的廣泛注意。美國以印地安那大學為基地的“蒙古學會”,蒙古族文學多年來一直是其研究和介紹的對象;世界性的藏學研究,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藏族文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正在出英壯漢對照的壯族經詩。總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精品正在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
  但是,在展示100年成果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存在的差距。作家文學總體上還比較薄弱,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還難以和漢族文學相比,產生全國影響的作家和作品還不多。研究工作存在著民族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深度、廣度和力度都不夠,要使全國更多的人了解少數民族文學,并使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中占有相應的地位和分量,與漢文學融為一體,還要付出許多艱苦的勞動。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20世紀100年的研究成果是輝煌的,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展望21世紀,我們有理由相信,21世紀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將會達到全面繁榮,產生一批全國知名的作家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作品;民族民間文學這一富礦將會得到充分開發,翻譯整理,并從中取材創作出更多的像《劉三姐》那樣具有持久藝術魅力的作品。對民族文學的綜合的宏觀研究與微觀探索相得益彰,民族文學園地的繁花將吸引更多學者的目光。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乃是春,讓我們預祝民族文學園地鮮花滿園。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96~1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梁庭望20012001本文用翔實的材料宏觀地系統地考察了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產生、發展、繁榮的歷程。文章認為,10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結構從以民間文學為主到以作家文學為主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后50年,建立了民族文學學科,培養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對民族文學的研究從無到有,從零碎到系統,從淺顯到深入,從單一到多層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因此,20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是輝煌的,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民間文學/作家文學the 20th century/the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the literature by professional writers/national folk literatureStudies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in China of the 20th CenturyLIANG Ting-wang(University Office Central University of Ethnic Communities,Beijing 100081 China)The article,based on full and accurate materials,surveys the studies into the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in China of the 20th century,from its engendering,developing to its flourishing.It is argued that in the latest hundred years,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has greatly developed from folk literature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fessional writers,tha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of national literature,and that the best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 of China is becoming part of the commonwealthofmankind.Thestudiesofthenationmal minority literature in China of the 20th century have obtained brilliantachievementsandendedupwith a satisfactory full stop.梁庭望(1937-),男(壯族),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山縣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 校辦,北京 100081 作者:《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96~1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梁庭望20012001本文用翔實的材料宏觀地系統地考察了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產生、發展、繁榮的歷程。文章認為,100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結構從以民間文學為主到以作家文學為主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后50年,建立了民族文學學科,培養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對民族文學的研究從無到有,從零碎到系統,從淺顯到深入,從單一到多層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因此,20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是輝煌的,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20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民間文學/作家文學the 20th century/the national minority literature/the literature by professional writers/national folk literature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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