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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圖書館學研究方向與重點
21世紀初圖書館學研究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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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門學科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研究方向與重點是什么,這一問題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需要,這是一種外在拉力;二是由學科本身的性質和任務所決定的價值目標,這是一種內在推力。社會需要與自身價值目標的交匯處,便是這門學科在這一歷史時期研究的當采點。一門學科的研究方向與重點的形成,決不是人為的臆斷或猜想的結果,而是學科發展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必然所致。基于這種認識,本文把21世紀初圖書館學研究方向與重點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1 知識化:內涵深化方向
  圖書館學本來就是以知識為對象的科學。能夠組織知識和提供知識是圖書館“與生俱來”的兩大歷史使命與價值目標,這是圖書館發展史已證明的不爭的事實;研究知識組織與知識服務的理論與方法,以指導圖書館實踐,是圖書館學的主要使命與價值目標,這是圖書館科學史已證明的毋庸置疑的事實。因此,B.C.Brookes早就指出過:“圖書館學者和情報學者的實際工作可以歸結為收集和組織‘世界3’(即客觀知識)的記錄,以資利用。”[1]臺灣著名圖書館學家顧敏先生也指出,“圖書館學基本上是一種研究知識成長的學問,不同時代的圖書館,融合了各種不同因素的研究,但其總目標則在于知識的成長,……圖書館學門永恒不變的宗旨當是促進知識成長,提供知識服務”[2]。《認知的陰陽》一書的作者瑪麗林·蓋爾·瑪森指出,“圖書館的許多業務,收集、整理、保存文獻,都是為使知識——不是圖書館而是知識,便于查找”[3]。可以說,圖書館學是以知識為對象,以研究知識組織和知識服務的理論與方法為主要內容,以實現知識的效用(即推動人類認識發展)為目標的科學[4]。
  然而,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由于主要受技術手段的限制,圖書館學研究一直只能在文獻層次上開展研究,而不能深入到文獻內部直接面對知識開展研究。基于這種狀況,有人把圖書館學劃歸到文獻學范疇之中[5],并不無道理。這種狀況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文獻可以代替知識,而是因為人們還沒有找到知識的直接表達方式,一旦著手研究知識時,不得不退卻到文獻層次上,用文獻間接地表示知識[6]。當然,用文獻間接地表示知識,其目標仍然是知識組織,如文獻分類法用人類的公共知識體系中的學科分野來組織知識[7],但因其組織單元定格在文獻層次上,所以其結果只能提供文獻單元信息(文獻線索),而不是文獻內含的知識信息。由此,人們稱圖書館學為“書皮學”、內涵不深、難稱真正學科等等責難,自然受之難免。
  其實,人們早就注意到了圖書館學缺乏知識內涵的局限性,從而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深化知識組織的設想,如B.C.Brookes的“認知地圖”思想、S.K.Sen的“情報基因”思想、Dowkins的“思想基因”思想、劉植蕙的“知識基因”思想等。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多媒體技術等的發展和應用,以及HTML、XML、元數據等標記語言的日臻完善,已使這些設想逐步成為現實。在知識服務方面,由于數據倉庫、知識挖掘、知識發現、語義檢索、智能代理、智能搜索引擎、信息推送等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應用,已使圖書館能夠實現從文獻提供向知識提供的轉變。在網絡平臺上,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知識信息的表達與組織從物理層次的文獻單元向認知層次的知識單元或情報單元轉換,已成為新世紀圖書館學必須面對并重點研究的主攻方向。這就是圖書館學的知識化趨勢。這一趨勢,標志著圖書館學研究將突破以往的文獻單元瓶頸而向知識單元的深化,從而使圖書館學真正成為以知識為對象、以“知識”為核心概念的科學[8]。
  在當前,圖書館學的知識化研究,應主要圍繞知識組織和知識服務這兩大問題開展微觀深化研究(即當前研究的重點)。
    1.1 知識組織的基本原則是[9]
  (1)組織的和檢出的是知識本身、知識片段或知識單元(概念、知識基因、空白點等);
  (2)揭示各類相關知識的有機聯系,提供知識集成體或智能體;
  (3)知識組織方法應具有立體網狀結構;
  (4)知識載體實現多媒體化。
  在當前,知識組織研究的主要內容應包括:
  (1)圖書館傳統知識組織方法的改造研究。即將現行文獻組織方法(如分類法、主題法等)中的線性平面結構改造成非線性立體網狀結構,以適應知識單元及其關聯的網狀標識。
  (2)知識組織的一般方法研究(即除圖書館專門知識組織方法之外的一般性知識組織方法研究)。如知識表示方法、知識重組方法、知識聚類方法、知識存檢方法、知識布局方法、知識編輯方法、知識評價方法、知識監控方法等[10]。知識組織的一般方法研究不僅要包括顯性知識的組織方法研究,還應包括隱性知識的組織方法研究。目前,知識管理研究已把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組織管理研究包含在其中,且以隱性知識的組織管理研究為重點,而圖書館學情報學則一直以顯性知識的組織管理研究為重點。這說明圖書館學是知識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圖書館學和知識管理應在知識組織研究中相互給予支持。
  (3)元數據研究。為了能夠對網上知識信息進行組織和控制,必須加強元數據研究,這將有利于形成自動化、高質量的網絡搜索引擎,有利于網上信息的存取和檢索[11]。
  (4)知識組織的語言學研究[12]。包括語法學研究、語義學研究和語用學研究,重點是研究自然語言標引與檢索問題,目的是為了提高檢索語言中標引語言與用戶需求表達語言之間的一致性,從而提高檢索效率。
  (5)知識組織手段的自動化、智能化技術研究。如自動標引、自動文摘、智能搜索引擎、知識庫管理系統、數據倉庫、文本挖掘、知識發現等智能體軟件的開發與應用。這些研究內容也就是當前數字圖書館研究的重點。
  (6)知識組織論研究。即把知識組織理論與方法當作一門學科來研究,以揭示知識組織活動的規律[13]。其核心內容大體包括:知識組織的概念范疇研究,如知識的概念與結構、知識組織與情報組織、知識組織與文獻組織、知識組織與信息組織、知識組織與知識管理、知識組織與知識服務等[14-15];知識組織的原理與方法研究;知識組織活動的組織管理研究等。
    1.2 知識服務理論與方法的深化研究
  知識服務的基本原則是[16]:
  (1)提供基于分析、基于內容的服務,而不只是提供文獻線索;
  (2)以解決問題為服務目標;
  (3)既能提供公眾性服務,又能提供個性化服務;
  (4)既能提供離線(off line)服務,又能提供在線(on line)服務;
  (5)具有提供動態集成服務的能力。
  在當前,知識服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應包括:
  (1)網絡環境下的基于分析、基于內容的圖書館參考咨詢服務研究;
  (2)網絡環境下的知識挖掘、知識集成服務研究;
  (3)利用數據倉庫技術支持決策研究;
  (4)面向用戶的智能代理、信息推送等技術服務研究;
  (5)網絡環境下的知識導航服務研究;
  (6)網絡環境下用戶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培訓服務研究;
  (7)網絡環境下知識服務組織管理研究;等等。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本文所稱的“知識化”中,已包含了“智能化”、“技術化”的內容。需要指出的是,現在不少人認為“數字化”或“數字圖書館”是圖書館學研究的重要方向。我們不這么認為。因為從概念的外延上看,“數字化”或“數字圖書館”是“智能化”或“智能化圖書館”的特稱,其外延隸屬于“智能化”或“智能化圖書館”的范疇;再從概念的內涵上看,“數字化”的目的是為了在技術上更好地實現計算機的智能化信息處理,即為了更好地實現知識信息的智能化組織與服務,它屬于手段范疇,而“知識化”則是目的范疇。所以,我們按照“手段服務于目的”的原則,把“數字化”、“數字圖書館”的研究內容放置于“知識化”研究范圍之中。
      2 人文化:理念重建方向
  圖書館是文化的存在。人文屬性是圖書館“與生俱來”的本質規定,弘揚人文精神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必須體現的基本理念與根本使命。因此,自圖書館學誕生以來,一直以人文傳統為其理論特征。
  然而,自“二戰”以來,情報技術與科學的迅猛發展給圖書館學以強大的技術影響,使圖書館學的人文傳統被消退下來而代之以一浪高過一浪的技術傳統的鼎盛局面[17]。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其具體表現是:①在學術研究上,技術研究遠遠多于人文研究,技術研究熱情遠遠大于人文研究熱情,技術研究成果遠遠多于人文研究成果,技術研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人文研究似乎成了“配角”;②在學術觀點上,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堅持“技術=前途”的“技術決定論”思想[18];③在價值觀上,以硬件建設的規模與數量作為衡量圖書館發展的主要指標,而用戶是否滿意、人文環境建設是否到位等“人文指標”則居于次要地位;④在研究范式上,機構范式和系統范式的主導地位未得到改變,而“認知觀”、“意義建構論”、“領域分析”等體現人文精神的研究范式尚未得到普遍認可和實施,等等。
  值得欣慰的是,在圖書館學研究隊伍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技術偏執狂的代言人。一些有識之士早就注意到了在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堅持和弘揚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如J.H.Shera早就告誡人們“圖書館事業主要還是一個人文主義的事業。……我們要提醒自己記住,圖書館學始于人文主義”[19]。曾經是技術偏執狂的F.W.lancaster也指出,當前圖書館發展的最大問題是“非人性化”[20]。英國某大學圖書館館長F.J.Friend指出,“我們不需要新的使命。……對圖書館員來說技術本身并不是目的”[21]。韓國圖書館學家李炳穆教授也指出,“我們要牢記一點,圖書館技術歸根到底是為達到圖書館的使命和目的服務的一種手段。由于技術的威力太大,往往會導致將目的和手段混為一談的錯誤傾向”[22]。我國的盧泰宏先生認為,“強調人文傳統成為圖書館學理論的一個基本點”[23]。程煥文先生論述過人文圖書館學研究的重要性[24]。張炎烈先生認為,人文圖書館學的提出“將對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具有創世紀的意義”[25]。徐引篪和霍國慶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它的最終和最高目標是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26]。吳Xī@①先生指出,“圖書館的本質是人文的,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它都不是什么科技產物。……提倡圖書館的人文精神,研究圖書館的人文地位,才更合乎圖書館的本來意義”[27]。朱曉華女士在《現代圖書館與傳統人文精神》一文中論述了人文精神在現代圖書館中的意義、價值及實現途徑[28]。尤其重要的是,一些人已經注意到在數字圖書館建設中也要重視人文問題。如范并思先生指出,“數字圖書館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網絡世界中搞好信息服務時必須借助圖書館的人文精神與服務傳統才能真正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超越數字圖書館的純技術研究,而在社會圖書館發展的宏觀環境中考察數字圖書館問題,就不難理解數字圖書館的非技術方面”[29]。周全女士還對數字圖書館建設中的非技術因素作過專文論述[30]。我國圖書館學情報學核心期刊《圖書情報工作》,在2002年還開辟了“圖書館人文與科學管理”專題欄目,等等。這一切都說明,圖書館學的人文研究已受到越來越多人們的重視,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傳統已開始恢復,圖書館學研究的人文化趨勢已悄然形成。
  必須指出的是,強調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傳統或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決不等于否定圖書館技術研究的重要性。很難想象,沒有技術支持的圖書館事業如何發展。圖書館學中的人文傳統與技術傳統之間本無孰是孰非的區別,但當兩者之間出現一重一輕的局面時,就會導致圖書館學理論大廈的傾斜與實踐活動的非理性狀況。這顯然是人們所不希望的。從哲學角度看,科學研究中的人文傳統與技術傳統之間的一致是相對的,而不一致是絕對的。科學史上,經驗論與理性論之間的斗爭、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不協調的“斯諾命題”(因英國物理學家C.P.斯諾提出而得名)[31],就證明了這一點。但兩者之間又決不是“不可通約”(incommensurable)的關系,而是可處于融合狀態的關系,其實現途徑就是兩者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32]。其實,人文傳統與技術傳統的分野是一種理念取向的分野。我們今天提倡圖書館學研究的人文化取向,是一種理念的重建努力,即在人文傳統與技術傳統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的前提下,走出“斯諾命題”的藩籬,走向融合,走向協調。而當前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加強圖書館學的人文研究,使其與技術研究協調平衡發展,以此保持圖書館學研究的理性走向。我們的目標是:“有高度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與有現代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的結合”[33]。如何在人文傳統與技術傳統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技術地圖說”,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有益的思維參照:技術就像一張地圖,它可以告訴你某一個地方怎么走,但是它并不能告訴你應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是價值觀的任務,只有價值觀給出這個目標和方向之后,技術才能指出如何或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地[34]。
  在今后一段時間里,對以下問題的探索和研究可能成為圖書館學人文化研究的重點:
  (1)圖書館人文屬性的本體論證明,即對圖書館人文屬性的實證研究。
  (2)圖書館人文精神(即人文傳統、人文理念)的內涵說明。
  (3)圖書館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整合機制及其表現形式論證。
  (4)圖書館人文管理(或稱人性化管理)的內涵、原則、形式及實現途徑探索。
  (5)圖書館人性化服務的內容、形式、特征及其組織方法探索。
  (6)圖書館技術研發與應用中的非技術因素(亦即人文因素)研究。
  (7)人文圖書館學整體理論研究,等等。
      3 尋找“X”:范式建構之路
  科學哲學原理告訴我們,是否形成有比較完整的、極具解釋力的理論范式,是一門學科成熟與否的重要標志。T.Kuhn認為,范式(paradigm)是“公認的科學成就,在某一段時間內,它們對于科學共同體而言,是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與解答的范例”。一般認為,所謂范式,是指在一門學科中,人們(科學共同體)普遍認可和接受的、能夠解釋學科對象的普遍現象、能夠統攝或統領學科概念群的理論信念或規范。臺灣的賴鼎銘先生在《資訊研究的典范變遷》一文中列出了范式的以下功用[35]:是一個學科成熟的象征;是研究傳統延續的條件;使研究詳細而深入;平息爭論、建立研究的自信心;可以用來區分不同的科學社群或區分某一科學領域的不同發展階段。學科范式具有穩定性特征,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它又具有“時效性”特征。學科范式不等于學科真理,但學科范式能夠體現人們探尋學科真理的思想歷程。
  圖書館學,自從它邁出學科之履起,就從未間斷自身范式的探尋征程。美國學者F.米克沙(Francis L.Miksa)認為,在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存在兩大范式,即機構范式和信息運動范式[36]。信息運動范式又可分為系統導向范式、N.Belkin的知識非常態狀態(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ASK)范式和B.Dervin的意義建構論(sense-making theory)范式[37]。知識非常態狀態范式和意義建構論范式又合稱為認知觀范式。
    3.1 機構范式
  這一范式起源于20世紀20~3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研究。他們把圖書館視為一種社會機構,認為圖書館是一個“界定明確、獨一無二”的以“記錄知識”傳播社會文化的機構。盡管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們以機構范式為基礎提出過一些在當時看來是先進的思想(如謝拉的“社會認識論”、巴特勒的“閱讀論”),但終因在以下一些問題上未能給人以信服的解釋,機構范式的地位逐漸被削弱下來:
  (1)既然圖書館是以文獻知識(即“記錄知識”)作為其“作用量子”,那么,在文獻學之外還有必要再創立圖書館學么?
  (2)把圖書館這樣一種社會機構作為一門學科的對象,肯定合乎學科創建規律么?
  (3)把圖書館視為最重要的文化傳播機構,是否夸大其辭?
  (4)圖書館的功能只限于文獻閱讀么?等等。
    3.2 系統范式
  這一范式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通信理論的引入。其基本思想是把圖書情報系統當作人類的信息傳播系統,即把圖書情報系統當作文獻信息運動的“信道”裝置,而用戶則被當作“信宿”環節。這一范式的基本信念是認為可以把信息的運動視作“信源→信道→信宿”的物理過程。根據這一范式,可以把圖書情報系統視為消除或降低信息不確定性的“負熵”裝置[38]。系統范式為用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加上突變論被稱為“六論”)等先進思想解釋和改造圖書情報系統提供了一種方法論途徑。但是,系統范式的以下一些缺點,引起了人們的“不滿”:
  (1)通信模式無法解釋信息的語義內容,也無法切分和測量語義信息;
  (2)系統觀仍過分強調了圖書情報系統的機構特征,而忽視了用戶因素;
  (3)系統觀要求用戶適應系統,這有背于圖書情報系統為用戶服務的宗旨,等等。
    3.3 認知觀范式
  機構范式和系統范式的共同缺點是,都注重圖書情報系統的機構性質而忽視用戶因素。于是,以注重用戶因素為特征的認知觀便應運而生。之所以稱其為“認知觀”,顯然是因為它以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為思想背景來闡釋圖書情報學問題。認知觀的主要代表人物有B.C.Brookes、M.D.May、N. J.Belkin、P.Ingwersen、B.Dervin等。其中,Belkin的知識非常態狀態理論(ASK)和Dervin的意義建構論對認知觀的體系化意義非凡。
  ASK理論認為,圖書館學情報學關心的核心問題應該是“促進信息生產者與信息使用者之間需求信息的有效溝通”,用戶之所以有信息需求,是因為用戶認識到自己存在著知識的非常態以致于無法面對某種問題與情境,而用戶一般又無法精確描述這種非常態[39]。Belkin所說的“知識非常態狀態”概念的涵義很接近于Ingwersen說的“問題空間”概念。Ingwersen認為,當一個人無法解決一個問題,或者無法完成一項任務時,就形成了一個問題空間,此時個體自身的知識和認知無法滿足問題空間,必須通過思考以及與外部世界的交互來獲取足夠的信息[40]。Belkin認為,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應主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41]:①人類認知傳播系統中的信息;②信息與信息生產者之間的關系;③信息與用戶之間的關系;④所需要的信息;⑤信息的效用和信息傳遞的效用。
  Derwin的意義建構論特別關注用戶的信息利用問題。所謂“意義建構”,可以理解為“允許個人構建和設計自身時空運動的內部(即認知的)和外部(即程序上的)行為”。查詢、處理、創造和利用信息就是核心的意義建構活動。意義建構理論的核心假設包括[42]:①信息使用是一種建構,而不是一種傳遞;②應該從用戶而不是從觀察者的角度認識信息的使用;③信息使用應被視為一種過程,而不是一種恒定的狀態。
  毋庸置疑,認知觀的出現是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發展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重大事情。從系統觀到認知觀的轉變,是圖書館學情報學范式的一次哥白尼式轉換,因為這一轉變意味著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重點從系統的設計和開發,轉向用戶的認知結構和信息利用機制方面,其實質是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視域從物向人的根本性轉變[43]。
  盡管認知觀促成了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研究的重大進步,但它所依據的“認知”概念畢竟只是一種個體人的心理結構或內心世界,而個體人的心理結構或內心世界并不能完全反映人類信息行為的所有過程和事實。由此決定了認知觀的下列失范[44]:
  (1)認知觀的視域限于個體的內心世界,而未包括社會這一維度;
  (2)認知觀雖然注意到了系統的人文方面,但只注意心理因素是不夠的;
  (3)認知觀雖然認真強調了用戶的重要性,但由此滑向個體主義則不免失之偏頗,等等。
    3.4 探尋新范式
  認知觀范式的個體主義局限性,自然促使人們去尋找基于集體主義或社會維度的新范式。領域分析(domain-analysis)范式和闡釋學(Hermeneutics)范式的出現,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如果說認知觀范式是20世紀80年代心理學與圖書館學情報學結合的產物,那么領域分析范式和闡釋學范式則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學與圖書館學情報學結合的產物。
  領域分析范式的特點是,以集體主義方法論關注社會環境下的用戶信息需求,認為用戶的信息搜尋行為是隨專業領域而變化的,不同的專業領域應該采取不同的信息搜尋策略,所以,按領域分析和研究用戶的信息行為,才是正確的范式定位。此范式明確指出,圖書館學情報學應被認為是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認知科學[45]。
  闡釋學范式的特點是,用文本(text)闡釋原理解釋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充分肯定讀者的主體地位,把讀者的文本解讀過程置于一定的“情景”(contexts)之中考察,即認為文本解讀過程是受主體的社會角色、傳統觀念、期待視野、經驗格局等因素影響的過程,而不是純粹的個人內心活動,由此避開了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局限。闡釋學范式對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的意義在于:必須關注用戶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和接受過程,必須關注圖書情報系統的設計和服務是否有利于用戶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和接受,充分尊重和保障讀者的理解和闡釋的權力[46]。
  領域分析范式和闡釋學范式,目前被認為是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中的新范式。這兩種新范式是否比以往的范式更具解釋力,其前景如何,目前尚難定論。
    3.5 還有別的范式嗎?
  一門學科在其發展過程中,往往出現多種范式。每種范式都代表著一種理論主張、一種價值取向。多種范式之間有的是相繼否定關系,有的則是互補、兼容、并存的關系,孰是孰非,不能一概而論。
  一門學科是否形成有較為穩定的、普遍認可的范式理論,是判定這門學科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以往圖書館學經常受到“是一門科學嗎”的質問,與圖書館學尚未形成尚未總結整理出科學的范式理論不無關系。那么,上述幾種范式都不能成為足以使圖書館學成為“科學”的范式基礎嗎?還有別的“更好的”范式嗎?如果有,應該是什么呢?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去深入探索。
  從目前人們對上述業已存在的幾種范式的較為平淡的反映看,人們似乎還在等待著新的范式的面世。我們把這種期待中的新的圖書館學范式暫且稱為“X”。這“X”等于什么,這一問題應該成為以后圖書館學研究的重點課題。
圖書館L長沙22~27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蔣永福/王明霞20032003論述21世紀初圖書館學研究的方向與重點。認為知識化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內涵深化方向,人文化是圖書館學研究的理念重建方向,范式研究是學科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圖書館學/研究方向The Orientation and Emphasis of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21st Century  Jiang Yongfu Wang Mingxia  (Mudanjiang Library,Heilongjiang Province)Stating the orientation and emphasis of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21st century. It’s thought that knowledge tendency is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humanized tendency is the redirection of the idea of the research.The research of paradigm is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蔣永福,王明霞,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圖書館 牡丹江 157000  蔣永福,男,1961年生,副館長,副研究館員,發文100余篇。王明霞,女,1968年生,館員。 作者:圖書館L長沙22~27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蔣永福/王明霞20032003論述21世紀初圖書館學研究的方向與重點。認為知識化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內涵深化方向,人文化是圖書館學研究的理念重建方向,范式研究是學科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圖書館學/研究方向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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