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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中印關系:印度的根本戰略關切及其邏輯起點
21世紀的中印關系:印度的根本戰略關切及其邏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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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國際政治思想界的一個經常性的問題是:在全球惟一超級強國美國之外,可能的新興強國中哪一個將最先成為世界強國?毋庸諱言,主要歸因于中國作為洲際大國的規模條件和改革開放,中國被相當廣泛地認為是21世紀新的世界強國的頭號候選者,至少現在和可以明確預見的未來是如此。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頗有影響力、政治上成熟、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上升的地區核心國家,印度因其一以貫之的大國抱負及曾經有過的不結盟運動領導者的經歷,使人們不再質疑印度的世紀性崛起。
  具體到中印關系上,對印度來說,最具根本性的戰略關切顯然與上述問題緊密相關。而且關鍵不僅僅是有些學者或政界人士担憂中印之間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大國競爭態勢,還因為國務家們和國際政治理論界有意識無意識地認為,世界頭等強國地位是一項極其稀有的寶貴財富,歷史上往往只有少數一兩個國家能抓住機遇乘勢占據這種地位,進而引領甚至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和方向。而那些在競爭中不幸落敗的國家,往往會招致更大的體系壓力甚或有挫敗感,并將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喪失這種機遇,從而不得不繼續屈居于二流國家地位甚或更慘。正是這種理論假設,使得世界強國競爭具有無情的非此即彼的特性,并多少得到了歷史的佐證。基于上述假設不難看出,就中印兩國而言,根本的戰略關切在于對世界大國地位的追求,以及與這種大國地位追求相伴隨的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實力較量與戰略警覺。為此,本文并不細究中印關系的發展演進脈絡和其間的重大外交事態,而是主要側重于從印度方面來考察21世紀的中印關系,重點闡釋在印度的世紀性戰略追求中中國因素的重要地位,以及在致力于中印之間的“穩定的平衡”過程中,印度的主流中國形象及其相應的政策主張,進而指出印度的現實主義對華政策與其大眾輿論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強調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新的戰略自信已經并將繼續成為印度對華政策新的邏輯起點,而正是這一根本變化,決定著新世紀里中印兩國將能夠為克服相互關系中的種種困難尋找到可行的解決辦法,使和平與合作成為中印關系的主流。
  一、新世紀印度的根本戰略追求及其中國因素
  顯然,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始終未失大國抱負。無論是獨立前國大黨領袖尼赫魯發出的要做“有聲有色的大國”的豪言壯語,①還是充滿民族主義激情的印度人民黨領袖鼓吹要成為21世紀的“超級大國”,抑或是現政府大力宣揚的“印度世紀”,無不揭示了印度的世紀夢想:力爭成為世界強國的頭號候選國。應當承認,獨立后的印度盡管滿懷大國理想,并力圖在國際政治斗爭中按照大國的方式行事,但印度始終沒能得到其他大國對其大國地位的認可。可以說,在冷戰背景下,印度的對華政策根本上講是基于地緣政治考量,也就是安全追求。尼赫魯曾指出:“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偉大的國家,第一次面對面地隔著一條長長的邊界,而且是一個尚在爭論中的邊界。如果我們是朋友,即使是那樣,我們還是有一個存在爭論的、危險的邊界;如果我們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1959年12月9日,尼赫魯在議會上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表示了對“中國威脅”的強烈担心:“即使我們百分之百地同他們友好,事情仍然是這樣: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我們的邊境上,這種情況本身改變了整個局勢。”②所以不難看出,冷戰時期及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邊界安全問題始終是中印關系中的一個根本問題,盡管在這一問題上雙方不斷取得漸進式的進展。
  當然,與邊界安全問題緊密關聯但卻更加影響深遠的是,印度出于長遠的戰略考慮,不接受在與中國的實力對比中處于不平衡的狀態。在論及中印關系時,印度著名國務家迪克西特曾告誡說:“我們必須記住,最大的現實是中印之間的不對稱。相對于印度來說,中國更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使印度警覺到,中印關系完全不是基于相互尊重。(對華關系的)目的應是營造一種穩定的氛圍,以改變上述不平衡,以及減輕中國政策中的這部分內容,這就是印度政策和戰略的關注點。”③印度著名防務問題分析家蘇布拉馬尼亞姆也直言不諱地說:“如果你(印度)擁有能夠威懾中國的核武器和導彈,并且能夠加強經濟實力和擴大同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這就是同越來越強大的中國抗衡的一個途徑。”④
  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成了印度大國地位的參照底線,因為中印兩國實在太相像了。但是,與中國頻繁地被提及相比,“印度戰略家對人們還沒有足夠重視印度感到既氣憤又窘迫”⑤。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也曾抱怨說:“每一個印度人,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他鄉,始終相信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不明白為什么世界沒有認識到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⑥
  在對其他大國感到不滿的同時,印度很自然地也對中國感到些許嫉妒甚至怨恨。蘇布拉馬尼亞姆就指出:“如果歷史是未來的指針,那么便可以認為競爭源于它們致力于恢復它們各自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力(在歐洲國家到來之前這種地位和影響力在亞洲是壓倒性的)的強烈愿望,以及中國決心(多數原因是印度自己造成的)拒不承認印度應擁有與其規模、人口、軍事實力、經濟潛力和文明成就相一致的世界地位。”⑦所以,與中國進行不言自明的實力競賽,從而確保中印之間的力量均勢,便成為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一種面向未來的歷史使命。其中,在印度看來,1998年的核試驗至少是改變了與中國之間的力量不對稱,恢復了亞太地區的力量平衡,特別是因蘇聯從亞洲抽身而導致的有利于中國的亞洲力量對比局面得到了修正。所以,印度相信,在21世紀的亞太新安全秩序中,印度將能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更多的尊重,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對此,尼赫魯大學的一位學者指出:“如果說1962年的戰爭是中印關系中的一個分水嶺,意味著兩國關系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及改變了次大陸的權勢結構,那么,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則是第二個巨大的轉折點,產生了幾乎同樣的效果。”⑧正因為如此,曾出任印度人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的亞什萬特·辛哈才會有下述自信:印度的對華政策不是基于畏懼中國的強大,也不是基于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妒忌。⑨換言之,它基于新的勢力均衡這一現實。
  毫無疑問,在印度看來,首要的追求便是中印之間的所謂“穩定的平衡”。但印度同時也認識到,“印度的崛起不僅有賴于印度的行動,而且有賴于世界其他國家對此進展的反應,以及今后幾十年的客觀環境。”⑩
  二、印度四種主流中國形象及其政策選擇
  一國關于另一國形象的認識,除了取決于歷史交往過程中的觀念互動與觀念建構外,還基于現實利益碰撞和未來構想。在長期的歷史交往中,印度對中國的態度極為復雜:“懷疑、神往、震驚、團結、競爭、友好、焦慮、恐懼、憤怒、畏懼、敬重、輕視,而首要的是迷惑不解。”(11)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印關系的起起伏伏直接影響著印度的中國觀。正如一項研究所指出的,“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既重要又微妙的因素是,一代人如何評價給本國造成心靈創傷的近期重大歷史事件。”其中,戰敗是一國最痛苦的經歷。(12)顯然,在最近時期的中印關系上,印度既有中印是兄弟的友好記憶,更多的則是1962年戰敗的恥辱。正是在歷史和現實的交錯過程中,在愛恨情仇的驅動下,在當代印度,形成了一位印度學者所說的四種主流中國形象:(13)
  第一,視中國為印度古時的朋友和現今的盟友。這一認識包括三個方面:首先,這一認識主要基于反殖民主義和反西方的歷史經歷,要求改變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現狀,建立更加人性和正義的世界秩序。其次,這種認識對未來中國在國際體系及鄰國中的作用持一種相當溫和的觀點,認為沒有來自中國的真正的威脅。再次,便是認為中國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將發揮一種穩定作用,認為中國的權勢大體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顛覆和進攻性的。
  第二,視中國為印度學習的榜樣。這又包括:視中國為近乎理想化的共產主義國家和社會;贊賞中國敢于抵制西方的壓力,冷靜地做出相關的決策;認為中國正崛起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軍事和經濟大國,其行為方式值得印度學習和效仿。
  第三,視中國為不可預測的對手和潛在的競爭者。這一觀點在印度軍隊中獲得了相當廣泛的支持,同時持這一立場的還有一些戰略分析人士,如印度學者J. M.馬立克(J. Mohan Malik)。他說:“中國亞洲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阻止一個同等的競爭對手的崛起。一個真正的亞洲對手將挑戰中國作為亞太地區‘中央王國’的地位……這就是為什么這么多年來北京要推行一項遏制印度的政策,以及通過代理人戰爭包圍印度。”(14)還有的印度學者認為,印度政府外交政策最顯著的特色就是試圖打破那種將印度的眼界局限于南亞的思想傾向。顯然,這種努力并不為其他幾個世界大國所容忍,它們錯誤地認為,像印度這樣一個覺醒的巨人必將對其利益構成威脅。在這些對印度滿腹懷疑的國家中,中國名列榜首。(15)
  第四,視中國為不可理解和過于詭秘。在印度,大多數公眾輿論持這種看法。其中,積極的一方面是視中國為一個富饒神秘的國度,而消極的部分則是視中國為一個搞陰謀詭計的國家。蘇布拉馬尼亞姆指出,隨著中國在21世紀崛起成為一個全球大國,印度作為中國的鄰國,注定要受到因中國崛起而帶來的巨大變革的影響。中國用以對付印度的可能正是孫子教導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中國將核導彈技術轉讓給巴基斯坦,它也就能監控印度,從而也就沒有必要去威脅印度了。中國可能繼續與印度友好,但同時通過維持印巴核平衡來遏制印度。中國的野心是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主要霸權國家。據此,中國視印度為一個可以被巴基斯坦牽制的地區國家。這正是高深莫測的中國對印度的挑戰——一種并非殘酷的軍事威脅。(16)
  從根本上講,21世紀中國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印度自己也無法給出定論。正是由于觀念上的巨大分歧,導致印度的中國政策的一個根本問題:即使是在今天,在與中國接觸的目標上仍沒有明顯的共識,國內戰略界也沒能提出一個清晰的解決辦法。結果,盡管對華政策受實用主義指導,卻仍然是兩方面的折中,即經常散布“中國威脅論”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設想與中國進行合作的尼赫魯式的傳統主義者之間的折中。“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多數是在軍隊和戰略研究界,以及與西藏運動有著緊密聯系的部分政黨人物。這部分人急切地希望與美國結盟來反對中國。而合作論者主要是理性的中國問題學者、前外交官和一些左翼政黨人士。他們認為中印兩國都是帝國主義的犧牲品,深受冷戰之害,主張應在冷戰背景下認識1962年的戰爭,認為兩國之間盡管有突出的領土爭端,但仍可以發展互利合作關系。(17)
  印度前政府部長、人民黨主席蘇布拉曼尼安·斯瓦米也認為:“今天,印度的中國觀自相矛盾。一方面認為她是一個具有侵略和擴張主義性質的威脅,另一個極端則認為中國是一個姐妹性質的古老文明。”(18)所以,斯瓦米認為,一個有效的對華政策首先要求建立全國共識:自1962年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印度該怎樣界定與中國的復雜的利益關系。(19)盡管對中國的認識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甚至是根本對立的認識,但普遍認為中國對印度來說至關重要。(20)中國為什么對印度特別重要呢?一位印度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因為1962年與中國的邊界戰爭造成的心理創傷成為印度自信的一大障礙,并一直延續至今。可見,印度的國民情緒和普遍的對華大眾輿論,在今天仍然塑造著印度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價值取向,而這恰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三、現實主義的對華政策取向及其關鍵點
  美國著名南亞問題專家斯蒂芬·科恩曾寫道,“印度獨立(分治)50多年來,一直在這樣兩種前途之間掙扎著:或者崛起成為大國,或者由于分裂而崩潰。”顯然,在追求上述第一種前途——崛起成為大國——的過程中,印度的戰略表現至少招致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即認為體現出了過于濃厚的理想主義或比較理性的現實主義。
  實際上,印度并不乏現實主義思想傳統。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輔大臣考底利耶,(21)就因主張在對外關系中遵循欺騙法則(Kutaniti,the law of crookedness),即非倫理方式而聞名于世。盡管當今印度政界人士很少宣揚考底利耶的思想主張,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現實主義傳統在印度的重要性有任何降低。主要是因為考底利耶成了欺騙法則的同義語,故此幾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關問題上公開提及他的名諱。(22)一位研究者甚至這樣認為,“除了甘地之外,印度所有著名領導人都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魯也不例外,他只不過是根據其政府的和平共處實踐來重新建構考底利耶的傳統罷了。(23)
  具體到中印關系,印度的對華政策無疑是基于堅定的現實主義,盡管其國內有著不同的中國觀和相應的政策選擇。但也應該看到,有著深厚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并不意味著就能自然地催生出一項理性的現實主義政策,究其原因,在于大眾政治時代輿論對決策的干擾和影響。
  在論及外交決策時,一位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家曾指出:“在國際事務中,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似乎是:公眾的聲音既沒有影響力,也往往是錯誤的。”(24)但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際上,自19世紀末以來,人類社會就已進入大眾政治時代。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里,大眾在國家事務中擁有重大的發言權,國家能否推行理智的國家政策與輿論息息相關。(25)盡管如此,普通大眾不僅沒有足夠的時間考慮國家事務,而且他們對于重要的國際問題的觀點往往來自“早晨同咖啡一起匆忙吞下的報紙頭條”。更為嚴重的是,在生活的絕大多數時候,人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驗證他們的觀念,結果往往不假思索地贊成報紙上的那些觀點。由此而來的是大眾觀念可能導致最大的危險:由于輿論的干擾,特別是由于決策者有意錯誤操縱輿論并深陷輿論的泥潭之中,導致當事實最清楚不過時,決策卻是最錯誤和最具災難性的。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即一國內部激進的集體情緒使人們對各自的性命攸關的利益視而不見,并招致嚴重的后果。這在1962年的尼赫魯政府對華政策上就有典型的表現。
  盡管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的國家意志,(26)盡管人類社會已經進入21世紀,但1962年邊界戰爭的陰影仍然籠罩著相當一部分印度公眾,所謂“中國威脅論”還不時沖擊中印雙邊關系。可以想見,在這樣的輿論氛圍和敵對心態的作用下,印度政府怎么可能根據時代的變化和新的戰略目標來理性地推行一項現實主義的對華政策呢?換言之,印度對華現實主義政策取向首先必須重視并解決好國內的輿論問題,特別是要正確審視和評判1962年的邊界戰爭及中印邊界爭端。所以,1998年6月,在印度聯邦院發表講話時,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就特別強調指出:“印度人民必須確實感到與中國的友好關系將是促進和平與穩定的一大要素,將有助于增強我們的安全”,盡管他也呼吁中國方面應當注意印度在邊界和巴基斯坦防務問題上的沉重感情。(27)
  正是意識到輿論對中印關系健康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印度政府開始注意引導大眾。例如,在瓦杰帕伊政府時期,印度官方就鼓勵當年的官員、退休將領和知情人士,在邊界問題上大膽發表不同于昔日官方的言論,允許出版論述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的學術著作,默許雜志發表以批評尼赫魯錯誤對華政策著稱的英國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的一系列文章。在2002年10月中印邊界戰爭40周年之際,印度最大的網站rediff.com特地就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問題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大討論,并特地邀請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外國學者和前官員參與。這種引導輿論的做法,非正式地為中國正了名,也為印度政府推進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國內輿論氛圍。(28)
  實際上,在新世紀甚至更早些時候,在中印關系問題上,印度正確引導國內輿論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是因為:第一,為發展與印度的新型關系,中國的南亞政策出現了印度學者所說的三個方面的變化:首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更加“平衡”;其次,視克什米爾問題為印巴之間必須用非武力方式加以解決的雙邊問題;再次,在印巴沖突中保持“中立”。(29)第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印關系已經成功地實現了三個方面的超越,即成功地超越了冷戰,成功地超越了印度核試驗危機,成功地超越了邊界爭端,不使之影響雙邊關系的全面發展。第三,雙方致力于互信機制建設的努力取得積極進展。繼1993年9月7日兩國簽署了意義深遠的《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之后,1996年又簽署了《中印兩國政府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2003年6月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第四,經濟合作與依存度不斷加深。盡管中印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競爭,兩國經貿總量也遠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但正如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專家阿爾卡·阿查里雅所說:“競爭必然會出現,尤其是因為我們面對同樣的市場,尋求同樣的技術和能源資源。不過,為什么說中國也是印度最重要的潛在伙伴,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果不與中國合作,你就可能因能源問題發生沖突。如果在美國市場不達成某種協議,那么兩國在那里就可能產生矛盾。我們都太大,不能同時在同一地區爭奪相同的東西。”(30)
  四、戰略自信——中印關系新的邏輯起點
  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在與來訪的印度總理拉·甘地的談話中論述了中印發展起來的偉大意義。他說:“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他還強調指出:“中印兩國如果發展起來了,那就可以說我們對人類做出了貢獻。也正是在這個偉大目標下,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改善相互之間的關系,加強相互之間的合作。中印兩國尤其應該這樣做。”(31)這里,鄧小平充分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戰略自信。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印度方面的戰略信心卻顯然不足。這方面最典型的表現當數印度前外長J.N.迪克西特下述一連串發人深省的提問:“(中印兩國)能否避免競爭的潛流和處于萌芽狀態的懷疑,建立起持久的、積極穩定的雙邊關系?中國是否會鼓勵支持在其南部邊陲出現一個強大的印度?印度是否能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在戰略上主導印度洋地區的東南亞?”(32)
  顯然,印度需要的不僅僅是實力基礎,是力量平衡,更需要的是戰略自信心。
  2003年1月27日,印度外長在第五屆亞洲安全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亞洲安全與中國》的著名演講。他指出,有些分析家認為印中之間將有一場爭奪亞洲霸權的戰斗,他們談論印中之間由于勢力范圍的重疊和兩國決心要成為世界大國而發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徹底揭穿這些理論。這位外長還充滿信心地說,印度不會追求、也不會制定基于兩國沖突不可避免的政策。他特別強調指出:“我向在座的各位保證,印度對待與中國的關系的態度是向前看的,并且持樂觀態度。印度的政策不是基于畏懼中國的強大,也不是基于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嫉妒。她是基于印度必然走向繁榮和中國必然走向繁榮和強大的信念。因此,為了雙方的利益,兩國不僅要學習共存,而且要學習解決分歧并建立共同點,這才是合乎邏輯和合理的。”(33)在這里,印度似乎重新找回了鄧小平所論說過的兩國關系的邏輯起點,雖然時間晚了15年。
  毫無疑問,不僅印度需要用這種新的邏輯來看待中國和新世紀的中印關系,而且國際社會也需要像鄧小平所強調的那樣,從亞洲崛起的高度去觀察中印兩國的崛起。這方面,新加坡交通部長林雙吉就做出了呼應:“在新世紀,更重要的不僅是中印崛起,還有整個亞洲的崛起。同樣重要的是,亞洲崛起不會導致惟我獨尊的亞洲或太平洋世紀,而是產生一個動態進程和全球化的亞洲共同體,從而通過貿易和投資網絡推動世界其他地區經濟增長。”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說得好,世界上有足夠的空間供中印兩國共同發展,中國的崛起正在為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提供難得的機遇,中國應該成為印度的伙伴而不是對手。正是基于這種戰略遠見和新的邏輯,2005年中印兩國確立了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可以說,和平與合作將成為新世紀中印關系的主流。
  注釋:
  ①[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齊文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頁。
  ②《國際問題譯叢》1959年第22期,第11頁。
  ③J. N. Dixit,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01, p. 248.
  ④路透社新德里1997年7月6日電。
  ⑤[美]斯蒂芬·科恩著:《大象和孔雀——解讀印度大戰略》,劉滿貴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
  ⑥[印]瓦杰帕伊:《未來印度—建設一個印度世紀》,載印度駐華大使館《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⑦K. Subrahmanyam, "Understanding China: Sun Tzu and Shakti", The Times of India, June 5, 1998, p. 7.
  ⑧Alka Acharya, "India—China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Surjit Mansingh,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 p. 190.
  ⑨Inaugural Address by Mr. Yashwant Sinha,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 New Delhi, February 4, 2003.
  ⑩[印]亞什萬特·辛哈:《地緣政治:成為世界強國的條件》,載印度駐華大使館《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11)Amitabh Mattoo, "Imaging China", in Kanti Bajpai and Amitabh Mattoo, eds., 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2000, p. 14.
  (12)[美]羅伯特·A.帕斯特編:《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云》,胡利平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
  (13)Amitabh Mattoo, "Imaging China", in Bajpai and Mattoo, eds., 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 pp. 13-25.
  (14)J. Mohan Malik, "India Goes Nuclear: Relations, Benefits, Costs and Implications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0, August 1998, pp. 194-195.
  (15)M. L. Sondhi and Prakash Nanda, Vajpayee's Foreign Policy: Daring the Irreversible,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1999, p. 98.
  (16)轉引自Sondhi and Nanda, Vajpayee's Foreign Policy, pp. 143-144.
  (17)Wahegura Pal Singh Sidhu, Jing-dong Yuan,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p. 114-151.
  (18)Subramaniam Swamy, India' s China Perspectives, New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2001, p. Ⅶ.
  (19)Swamy, India's China Perspectives, p. 143.
  (20)Suriji Mansingh, "Why China Matters to India", in Mansingh,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59.
  (21)本節有關考底利耶地緣政治思想和策略主張的論述均源自Kautilya, The Arthasastra, edited, rearrang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L. N. Rangarajan,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2.特別見Part X: "Foreign Policy" and Part Xl: "Defence and War", pp. 541-579.另外還可參見Giri Deshingkar, "Strategic Thinking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 Kautilya and Sunzi", and V. R. Ragavan, "Arthashastra and Sunzi Bingfa", in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357-366;晉劼:《〈政事論〉思想與策略》,載《南亞研究》1986年第4期。
  (22)Imtiaz Ahmed,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India's Role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3, p. 223.
  (23)Ahmed,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p. 217-218.
  (24)[英]愛德華·卡爾著:《二十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秦亞青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頁。
  (25)Norman Angell, The Public Mind—Its Disorder and Its Exploitation, London: Noel Douglas, 1926, p. 15.
  (26)《〈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中國政府網,2005年12月22日。www.gov.cn
  (27)關于中巴關系特別是雙方的防務合作關系,中國外長唐家璇指出,中國和巴基斯坦享有包括軍火貿易關系的主權國家間的正常關系,它符合國際法和國際規范。它們之間的關系就像印度享有的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印度外長辛格2001年12月在議會說:“我們已與中國討論了有關中國幫助巴基斯坦的導彈發展計劃問題。中國堅持說它與巴基斯坦的軍事合作遵從了現有的不擴散國際體制。”見Prakash Nanda, Rediscovering Asia: Evolution of India' s Look-East Policy, New Delhi : Lance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3, p.414.
  (28)這方面的論述主要引自王宏緯、朱曉軍:《印度對華政策轉變的背景淺析》,中國與南亞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昆明,2003年9月23日至24日。
  (29)Bharant Karnad, Nuclear Weapons & Indian Security: The Realist Foundations of Strategy, London: Macmillan, 2002, p. 544.
  (30)麥馬克、亨利·朱:《印中關系解凍》,原載《洛杉磯時報》2006年8月25日,轉引自新華社《參考消息》,2006年9月12日。
  (3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頁。
  (32)Dixit,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 p.219.
  (33)Inaugural Address by Mr. Yashwant Singh, 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南亞研究京3~8D6中國外交宋德星20082008
在新的實力基礎上的印度現實主義對華政策取得成功的關鍵,便在于正確引導印度的對華大眾輿論,以及建立在戰略自信基礎上的新的對華政策邏輯。而正是這一根本變化,決定著新世紀里中印兩國能為克服相互關系中的種種困難而找到可行的解決辦法,使和平與合作成為兩國關系的主流。
作者:南亞研究京3~8D6中國外交宋德星20082008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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