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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5”臺灣新文學運動與文學發展之概觀
“1920—1945”臺灣新文學運動與文學發展之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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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所謂臺灣文學,簡單地說來,就是中國人在臺灣這個美麗海島上創造和發展起來的文學。根據已經挖掘到的歷史資料,它應始于明鄭時期(即明朝永歷年間鄭成功治理臺灣時期),中間經歷清朝時期,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一直到今天,約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自從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航海者在北進途中,發現并占領了這座蔥籠蒼翠的島嶼,并冠之以“美麗島”(ILHA Formosa)的名字之后,臺灣這個富饒的寶島在很長的時間里都處于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主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爭奪和統治之下。特別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之后,腐敗的滿清政府把它割讓給日本之日起,更使它被殘暴地奴役和蹂躪了達五十年之久。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這個島嶼上的中國人,從一開始便高舉民族解放的大旗,演出過一幕又一幕反殖民、反壓迫、反剝削、反奴役的悲愴而壯烈的活劇。在這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臺灣文學,也始終沒有脫離過其母體文學(中國文學)的哺育和影響,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國文學的性質和特點,它是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極其寶貴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隨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臺灣地區的新文化運動也拉開了序幕。其實,它也是以抗日民族解放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其斗爭目標就是反殖、反帝、反封建,推翻日本殖民統治,使臺灣早日回歸祖國,并革新臺灣地區的社會文化結構,盡快地進入現代化的完美社會。當時,在日本學習的臺灣留學生,受到國內“五四”運動和世界民族解放思潮的影響,組織“啟發會”(后擴大并更名為“臺灣新民會”),創辦《臺灣青年》雜志,和島內的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共同開展起一場以反日為目的的民族和文化啟蒙運動,曠日持久的新文學運動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二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雖然落后于中國大陸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好幾年,但它也像“五四”新文學運動一樣,發端于提倡白話文,提倡新文學和反對舊文學。1920年9月, 《臺灣青年》在它的創刊號上分別發表了陳祈的《文學職務》、甘文芳的《實社會與文學》和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等三篇提倡新文學的文章;1923年元月號的《臺灣》雜志又同時發表了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和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他們自覺地把文字的改革、提倡白話文引申到反對日本殖民者的奴化和同化教育、推進臺灣本島的社會文化進步和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上來了,“把自覺的努力來改造這個黑暗的社會,變成一個光輝的社會,才叫做美麗的島,這豈不是我們的天職嗎?”(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1923年,《臺灣民報》的同仁們在臺南成立了“白話文研究會”,嘗試解決寫作語言的問題。與此同時,新舊文學的論爭也勃然開展起來。提倡新文學的人,指斥臺灣的舊文學是“沒有情感,沒有思想的文學”(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1925年1月1日《臺灣民報》三卷一號),是“如富加裝飾之木偶,雖有濃麗之外觀,而無靈魂腦筋,是為死文學”,是“未盡啟發文化,振興職務”之失職的文學(陳祈:《文學與職務》,1920年9 月《臺灣青年》創刊號)。他們痛擊舊詩人“拿文學來做游戲”,“把這神圣的藝術,降格于實用品之下,或拿來沾名釣譽,或拿來做迎合勢利之器具”;“臺灣一般文士都戀著壟中骷髏,情愿做個守墓之犬,在那里守著幾百年前的古典主義之墓”(張我軍:《糟糕的文學界》,1924年11月21日《臺灣民報》2卷24號)。在這場論戰中, 曾在大陸接受過“五四”文學革命戰斗洗禮的張我軍態度最為激烈,他把臺灣舊文學貶斥為“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因而它“已有從根本上掃除刷清的必要了”(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1925年1月11 日《臺灣民報》3卷2號)。所以,我們可以說,二十年代興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絕不是簡單地等同于白話文運動,新舊文學的論爭也絕不僅僅是在使用語言上白話文與文言的論爭,而是在臺灣島內政治、經濟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直接影響下,文學的功能、價值和任務的根本的變革,因而有著深刻的歷史與現實的戰斗品格。
      三
  也和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戰斗作用的《新青年》雜志極其相似,1920年9月創刊的《臺灣青年》(1922年4月改名為《臺灣》)和1923年4 月以漢文版增刊發行的《臺灣民報》半月刊(后來相繼改為旬刊、周刊,1927年8月1日終以報紙的形式由日本遷回臺灣),在當時都是十分關注臺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改革與發展的綜合性刊物。《臺灣青年》發刊伊始,便立場顯明地高揚“討厭黑暗,追慕光明”,“反對橫暴,服從正義”(1920年9月16 日《臺灣青年》創刊號《卷頭語》,原為日文)。臺灣的新文學運動就是由它拉開序幕,在臺灣掀起的白話文運動,也是首先由它發韌。繼之而起的《臺灣民報》表現得更為激進,一開始便宣布該刊“專用平易的漢文,滿載民眾的知識,宗旨不外乎是啟發我島的文化,掀起同胞的民氣,以謀臺灣的幸福”(1923年4月15日《臺灣民報》創刊詞), 幾乎在整個臺灣新文學運動當中,它始終堅定不移地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宣傳和介紹大陸和世界的先進文學思潮,陸續開辟《文藝》、《評論》、《詩》和《小說》等專欄, 為刊登和評介新文學作品不斷提供發表的園地。 以張我軍(1902.10.7—1955.11.3)為代表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旗手和勇士們,也大都以《臺灣民報》為陣地,向臺灣舊文學發起一次次摧枯拉朽般的凌厲攻擊,為臺灣新文學的建立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以賴和(1894.4.25—1943.1.31)和楊逵(1905.10.18—1985.3.12 )等為代表的臺灣新文學作家,其代表作也大都發表在《臺灣民報》,因而才有臺灣新文學的蓬勃興起。所以,《臺灣青年》及其以后的《臺灣》和《臺灣民報》在催生、哺育臺灣新文學誕生和成長上應當是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的。
      四
  由于日本的殖民統治,二十年代及其以后很長一個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一直存在著漢語和日語同時并用的現象。如一向被看作臺灣新文學運動起步象征的白話小說,便是追風(謝春生)用日語寫成的《她往何處去》(《臺灣》1922年7月號)。不久以后, 無知和柳裳君(謝星樓)分別寫成的漢語小說《神秘的自制島》(《臺灣》1923年3 月號)和《犬羊禍》(《臺灣》1923年7 月號)共同開啟了臺灣新文學創作的大門。在北京學習的張我軍,以“一郎”為筆名,在1924年5月21 日出版的《臺灣民報》旬刊2卷8號上發表了《沉寂》和《對月狂歌》等二首漢語白話詩,便是臺灣新文學史上首次出現的新體白話詩了。作者把這兩首詩和他在《北京晨報·副刊》等報刊上發表的新詩編成抒情詩集《亂都之戀》,于1925年12月28日在臺北自費發行,也成為臺灣新文學史上第一部新詩集。1926年1月, 賴和的首篇小說《斗鬧熱》發表于《臺灣民報》第86期上,成為臺灣新文學史上用漢語寫成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一個月以后,他又在同樣的刊物上發表了他的代表作《一桿秤子》,顯示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實績,得到新文學倡導者們極高的評價,正如臺灣著名作家楊守愚(1905.3.9—1959.4.8)所說,“這時候,第一個把白話文的真正價值具體地提示到大眾之前的,便是懶云(賴和)的白話文文學作品”(守愚:《小說與懶云》,1943年4月《臺灣文學》3卷2 期)。 賴和的這兩篇小說和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 《忘不了的過年》 (1927年1月)、《不如意的過年》(1928年1月)和《蛇先生》(1930年1月)等,為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奠立了雄厚的基石, 因而贏得了“臺灣新文學之父”的榮譽。這一時期出現的新文學作品,比較著名的還有陳虛谷(1896—1965.9.25)的《無處伸冤》、楊云萍(1906.10.17 —)的《光臨》、《弟兄》、《黃昏的蔗園》和張我軍的《買彩票》等。
  在此期間,還出現了從鄉土主義出發的“臺灣話文”運動。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黃石輝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年 8月16日起,《伍人報》9至11期)和郭秋生的《建立臺灣白話文一提案》(1931 年7月7日起,《臺灣新聞》連載33回)。黃石輝在文章中認為,“用臺灣話做文,用臺灣話做詩,用臺灣話做小說,用臺灣話做歌謠,描寫臺灣的事物”的鄉土文學,是臺灣文學建設的目標。郭秋生則認為,臺灣的問題,在于臺灣人是現代知識的絕緣者,普遍得了文盲癥,要醫治文盲癥,就要通過民間認同的文學——歌謠、民間歌曲(所謂俗歌),把文學(歌謠)歸還給吃苦的眾兄弟,因此,他極力主張“臺灣話文”(即臺灣話文學),并把文學作品蔓延到賣菜兄弟、看牛兄弟的生活中去。1932年1月《南音》雜志創刊以后,不但設立了《臺灣話文討論欄》,還開辟了《臺灣話文嘗試欄》,而且在此之前已有用臺灣方言創作的文學作品,如懶云的《斗鬧熱》、一村的《他發財了》和孤峰的《流氓》等。
      五
  研究臺灣新文學的專家學者普通認為,二十年代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萌發期,三十年代則是臺灣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和成熟期,此時,《南音》、《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等以文學為主體的文藝刊物相繼出現,作品繁榮,作家輩出。楊逵的《送報夫》、呂赫若(1914—1951)的《牛車》、楊華(1906—1936)的《薄命》、龍瑛宗(1911.8.25 —)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王詩瑯(1908. 2. 26 —1984.11.6)、蔡秋桐(1900,農歷4月18日?)、楊守愚、陳虛谷、張文環(1909—1978.2.12)、張慶堂(生年不詳)、林越峰(1909, 農歷6月9日?)、朱點人(1903—1949)、翁鬧(1908—1939)、巫永福(1913.3.1—)、王昶雄(1916—)等作家的許多優秀作品都出現在這個時期。楊逵的代表作《送報夫》,經賴和推薦刊登在《臺灣民報》改版后的《臺灣新民報》上,只發表了前篇就遭日本殖民當局的查禁,但兩年后的1934年,全文卻入選東京的大型刊物《文學評論》第二獎,使臺灣新文學作品首次出現于日本文壇,后來又被著名的文學理論家胡風譯成中文,收錄在《山靈——朝鮮、臺灣短篇小說集》和《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1936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廣泛流傳在抗日時期的祖國大陸和南洋等地,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入侵中國,并在臺灣島內加緊推行“皇民化運動”,把殖民統治的魔爪從政治、經濟一直延伸到臺灣人民的思想意識、民俗習慣及家庭生活里去;這年的4月1日,他們更下令廢止漢文書店,報刊禁用漢文,成立“皇民文學奉公會”,向臺灣新文學運動實施嚴密的管制、擠壓、懷柔和分化瓦解等極其殘酷和狡猾的反動政策,許多刊物被迫停刊,一些作家不得不轉向或出走他鄉,風聲鶴唳,危機四伏,使臺灣新文學運動承受巨大的壓迫和災難,幾乎陷入舉步維艱的地步。但是臺灣廣大的新文學工作者并沒有被這極端險惡的環境所壓垮,而是采取了更加隱蔽和迂徊曲折的斗爭方式,百折不撓地繼續推行新文學運動,文學創作的主題更趨多樣化。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時間里,不但已卓有成就的楊逵、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王白淵、邱淳等著名作家又有新的發展,而且又有吳濁流、賴明弘、吳漫沙、陳火泉、楊千鶴、吳贏濤、陳千武等一代新秀昂然崛起。1936年就發表過《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及《回歸自然》等重要作品的吳濁流,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發動“珍珠港事件”及其侵略戰爭進入極其慘烈的階段,冒著被告發、逮捕和犧牲的巨大危險,轉入地下,歷時兩年,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寫成、戰后才能出版的煌煌巨著《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太明》),以卓越的文學手法,備述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臺灣青年苦悶彷徨的悲苦命運,他的行為代表了臺灣的新文學工作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堅貞不屈的反抗精神和中華兒女卓然不群的愛國情操與民族氣節,繼承和發揚了臺灣新文學運動頑強戰斗的光榮傳統,強烈地震撼了臺灣人民的心靈,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為臺灣文學矗立起一座巍峨的巔峰,從而奠定了作者在臺灣新文學發展史上重要的地位。在其后他又發表過《無花果》、《臺灣連翹》等長篇優秀小說,被稱為“臺灣新文學巨人”。
      六
  文學工作者的廣泛組織文學團體和發行機關刊物,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又一特色。只是這一特色在運動剛剛興起的二十年代還不十分明顯,當時主要有: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組織的泛文化團體“啟發會”和擴大后的“臺灣新民會”,并由他們發行的機關刊物《臺灣青年》及其后來改名的《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當運動發展到三十年代的時候,這個特色便顯得十分突出,如1933年3 月成立于東京的“臺灣藝術研究會”,機關雜志為《福爾摩沙》;1933年10月成立于臺北的“臺灣文藝協會 ”, 機關雜志為《先發部隊》和《第一線》;1934年9月成立于臺中的“臺灣文藝聯盟”, 機關雜志為《臺灣文藝》;1941年5月張文環組織的“啟文社”,并發行《臺灣文學》。 這里不可忽視的還有1925年著名作家楊云萍和江夢筆以“器人云萍”的個人名義創辦的臺灣第一本白話文雜志《人人》和1935年12月8 日由賴和等多位作家參加,實際上由楊逵、葉陶夫婦主持創刊的《臺灣新文學》。特別是《臺灣新文學》,雖然只發行了不到兩年,到1937年6 月蘆溝橋事變前夕即被迫停刊,但它卻辦出了自己的特點和風格,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作出的貢獻也是非常突出的,高爾基逝世之后,它在1936 年5月的第1卷第8號刊出《高爾基特輯》;魯迅去世的時候,它也發表了《悼魯迅》的重要文章;為了大力推進中文創作,1936年12月的第1 卷第10號又組織了《漢文創作特輯》,但因有礙“皇民化運動”,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查禁。楊逵的《水牛》、張文環的《豬的生產》、呂赫若的《未來記》和《逃亡的漢子》、吳濁流的《泥沼中的金鯉魚》和《返歸自然》、翁鬧的《羅漢腳》和《黎明前的戀愛故事》、賴明弘的《夏》、張慶堂的《年關》、朱點人的《脫穎》和王錦江(即王詩瑯)的《十字路》等優秀作品都發表在這個刊物上。在日本殖民者的嚴密控制和重壓下,無論是這些社團還是它們創辦的刊物,所遭遇的重重困難是不難想象的,正如施學習在回憶“臺灣藝術研究會”時說的那樣,他們“沒有基金,所需經費,全仰靠同仁的慷慨捐助及會費的湊齊來維持”。此外他們還要和新文學運動中的逆流進行艱巨和曲折的抗爭,如受殖民當局間接和直接控制的“詩人協會”、“文藝協會”、“臺灣文藝家協會”及其機關刊物《文藝臺灣》、《皇民文學奉公會》和由它發行的《臺灣文藝》等,他們鼓吹臺灣文學是日本(本土)文學的延伸和附庸的“外地文學”,亦即“殖民地文學”,并妄圖把臺灣文學變成宣傳和鼓吹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發動的侵略戰爭的御用工具。張文環出面組織的“啟文社”和發行的《臺灣文學》,就是和這股逆流對抗的產物。
      七
  縱觀起自二十年代,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重新回歸祖國懷抱的二十多年間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及臺灣新文學發展的軌跡,大致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徹底的反殖、反帝、爭取民族解放的戰斗精神。自從“甲午海戰”以后,日本帝國主義者占領我國神圣的領土臺灣寶島長達五十多年的漫長歲月里,英勇的臺灣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反抗日本統治者、爭取民族解放的不屈斗爭,本世紀初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就有北埔事件(1907年)、林杞埔事件(1910年)、苗栗事件(1913年)和被日冠逮捕和殺害達數千人的西來庵事件(1915年)。1930年又發生過震撼日本朝野的臺灣原住民“霧社事件”。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爭中誕生和發展起來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因其所具有的深受日本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便天然地具有最強烈的反殖、反帝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抗爭精神,并成為臺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也可稱為文化上的反日啟蒙運動。許多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同時也是抗日民族解放斗爭的勇士,他們之所以發起并從事新文學運動,大都抱著通過文學活動啟迪民智、喚醒民眾,鼓舞民族自信心,激發廣大臺灣人民的愛國激情和民族意識,起而改變這黑暗統治的強烈的使命感。他們“把自覺的努力來改造這個黑暗的社會,變做一個光輝的社會”作為自己的“天職”(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專用平易的漢文,滿載民眾的知識,宗旨不外乎是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民氣,以謀臺灣的幸福”(1923年4月15 日《臺灣民報》創刊詞)。被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為此目的奮斗到最后一息。被譽為“壓不扁的玫瑰花”的楊逵,更是在日本殖民者的牢籠進出過多次,表現了百折不回的反抗精神,因而成了臺灣新文學戰線上的“不朽的老兵”。“薄命詩人”楊華,在日本的監獄里寫下了抗議殖民者野蠻暴行的詩篇《黑潮集》,剛滿三十歲即被日本殖民者迫害自殺。而吳濁流在抗日斗爭最艱苦的時期,冒著生命的危險,以“地下斗爭”的方式堅持完成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光輝巨著《亞細亞的孤兒》,不啻為和日本統治者一次直接的頑強搏斗……。所以,許多臺灣新文學的研究史家都把臺灣新文學叫做“抗議文學”或“抗爭文學”,把臺灣新文學運動史說成是一部反抗運動史,不是沒有道理的。作家們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創作實踐中,也忠實地繼承和發揚了積極反抗的戰斗精神,揭露和抨擊日本統治者對臺灣人民在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人性的摧殘及臺灣人民的抗議斗爭,特別是揭露和反抗作為殖民統治者的基礎和工具的日本警察對臺灣人民的凌辱和強暴幾乎成了許多作家共同的創作主題。被稱為臺灣新文學奠基之作的白話小說《一桿秤子》(賴和)和《不如意的過年》(賴和)、《無處伸冤》(陳虛谷)、《光臨》(楊云萍)等都是表現這一主題的優秀作品。
  第二,反對封建的剝削制度和倫理道德,爭取民主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人道主義精神。在那苦難的年代,廣大的臺灣人民在承受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同時,還承受著另一座大山——封建剝削制度和倫理道德的重壓。在這一方面,封建主義扮演了殖民主義忠實的同盟軍的角色。所以,揭露和反抗封建制度的殘酷剝削,表現勞苦大眾在這種雙重壓迫下的苦難人生便成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另一重大主題。由于當時的臺灣和大陸內部一樣,仍處于保守和落后的農業社會,臺灣民眾百分之八十為農民,而且幾乎是沒有土地的佃農,所以農民是受苦受難最為深重的階級;同時,作家們大部分也都來自農村或生活于農村,因而關注農村和農民的生活和命運,描寫他們的悲慘境遇,表現他們的反抗和斗爭便成為其重要的使命,而且也寫出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說,表現農民的文學便成了臺灣新文學的主潮。賴和的《善訟人的故事》和《豐作》、呂赫若的《牛車》和《財子壽》、劍濤的《阿牛的苦難》、楊云萍的《黃昏的蔗園》、張文環的《夜猿》等,都是表現農村和農民題材的杰作,就連以暴露日本警察的強暴為主題的《一桿枰子》和表現一個被擠壓在社會底層的弱者的掙扎和反抗的《送報夫》也深刻地反映了農民被剝奪了土地后的悲慘遭遇。這些小說大都表現了在“生人無路,死人無土,牧羊無埔,耕牛無草”(賴和:《善訟人的故事》)和“沒有做人的條件”的苦境下,災難深重的農民們“背著陰影,默默地死去”(張文環:《夜猿》)的人間悲劇,廣大作者無不對他們抱著人道主義的深深的悲憫和同情,或以善良的理想主義給他們指出一線光明的前景,甚至呼喚他們走上反抗的道路。
  在愚昧、保守的封建制度下,婦女們成為人們更多的關懷和憐憫的對象,并成為文學作品中經常描繪的被壓迫與被凌辱的典型。被人們稱為臺灣新文學運動“起步象征”的小說《她往何處去》和《神秘的自制島》就是抨擊封建婚姻制度的。王詩瑯的《老婊頭》(1936年7 月《臺灣新文學》)表現在罪惡的養妓陋習下臺灣婦女無以為女的困苦境況。《出走的前一夜》(瘦鶴,1927年)、《一個女人的證錄》和《不知道的幸福》等也是反對封建禮教和頌揚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除此之外,還有張文環的反落后反傳統的《論語與雞》,呂赫若的批判封建家庭的破敗和腐朽、反對封建迷信的《合家平安》和《風水》等。
  第三,積極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二十年代興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由于其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和統治的歷史背景,以及受到大陸“五四”文學革命和西歐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一開始便選擇了積極的戰斗的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而且成了以后廣大文學工作者始終堅持的優良傳統。
  當臺灣新文學運動處于萌芽狀態時,甘文芳就發表了《實社會與文學》,初次引進歐美的寫實主義文學,并試圖開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道路。三年之后,直接受到過“五四”文學革命戰斗洗禮的張我軍,便向臺灣舊文學發起猛烈的攻擊,指斥臺灣的舊詩人“拿文學來作游戲”,“或拿來作迎合勢利之器具”,因而,稱臺灣舊文學為應該拆除的“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同時大力介紹了胡適的“八不主義”和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在理論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所宣傳的這些“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革命綱領,對臺灣新文學運動帶來的深刻影響,除了在語言上應該使用白話文以外,便是:臺灣新文學應反映臺灣人民的現實生活,而且應該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們,基于用文學“教育民眾,啟迪民眾”的強烈使命感,在反對“縱情山水,閑話家常”的有閑文學的同時,更提出了“為人生而藝術”的“人生藝術主義”。1924年器人云萍(楊云萍)創辦的《人人雜志·發刊詞》便明確地指出:“人生的定義是享有地球的物,以助生活,延長生命,人生的義務是以藝術作地球的物,盡人生造務進化的工課,所謂人生藝術主義。”還進而提出“勞動藝術”和“藝術民主化”的口號。后來的《先發部隊》等刊物,又一再號召文學要走入民間,走入群眾,做臺灣的木鐸,為臺灣寫春秋。這些文學主張都無異給臺灣新文學規定了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理論根據和具體內容。
  臺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們就是遵循著這一條創作道路奮然前行并作出了巨大成就的。如他們從一起步就確定了以表現貧苦無助、受壓迫最深的勞動人民為主干的社會寫實品格。賴和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斗鬧熱》開了臺灣新文學現實主義的先河,而一年后發表的《一桿秤子》,以其思想的深廣和技巧的純熟,成為臺灣新文學現實主義創作的奠基之作。楊逵寫于1932年的《送報夫》,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臺灣的奴役和統治,以及臺灣民眾所受的災難和痛苦,更超越了民族主義的立場,把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對立關系視為階級的對立關系,認為“日本的勞動者反對壓迫臺灣人,糟蹋臺灣人”,“日本工人也反對日本政府壓迫臺灣人,糟蹋臺灣人。使臺灣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權的人”,使小說無論在思想性和典型性上都達到了更高的境界,因而得到魯迅的熱情贊揚和著名的文學理論家胡風很高的評價,胡風說:“向來沒有作品深刻地刻劃從1895年的臺灣割讓以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的原住民,以及中國民眾受到怎樣的痛苦。《送報夫》正是控告這生涯的實際狀況的第一篇文藝作品。”(《弱小民族小說選·序》)。
  第四,濃郁的臺灣地域特色。由于地域、歷史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原因,臺灣和大陸很久就有著很多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差異。長期以來,日本殖民統治者又在臺灣島上實行野蠻的民族隔離政策,推行“皇民化運動”,毀滅中國文化,疏離臺灣和大陸人民的感情交流和生活接觸,久而久之,在臺灣人民的社會生活和民俗民情中便形成了越來越多不同于大陸的地方特色;加之,在1930年前后掀起的“臺灣話文運動”中,黃石輝、郭秋生等人從鄉土主義出發,提倡“用臺灣話做文,用臺灣話做詩,用臺灣話做小說,用臺灣話做歌謠,描寫臺灣的事物”的鄉土文學,這就是影響了不少臺灣新文學作家帶著強烈的臺灣鄉土意識,采用別有情趣的臺灣方言,忠實地反映了臺灣同胞在殖民統治下的苦難生活和頑強的斗爭,同時也多姿多彩地描繪了古樸淳厚的臺灣社會的民俗民情和柔和旖旎的寶島風光,以極其濃郁的鄉土氣息,無比誘人的地方特色,形成了我國獨樹一幟的地域文學,擴展了我國新文學的領域,豐富了我國新文學的內容,實在是對中國新文學的重大貢獻。
  第五,文學語言的多樣性。由于臺灣特殊的地域特色和日本帝國主義對它長達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強迫推行日語運動,禁止報刊使用中文,影響所及,便使臺灣新文學使用的語言呈現中文、日文和臺灣方言雜存的多樣化現象,因而那時的臺灣新文學作家中,便同時存在著中文作家、日文作家、中日文具佳以及中文普通話(白話)兼用臺灣方言的多種現象。賴和、陳虛谷、楊守愚等采用白話兼用臺灣方言進行創作;張我軍、楊云萍、廖漢臣、林克夫、王詩瑯、林越峰、賴照弘、朱點人等則主張使用純粹的“北京官話”(即漢語普通話)寫作,反對使用“臺灣話文”(即臺灣方言)。使用日文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龍瑛宗、呂赫若、吳濁流、邱淳@①等。然而,他們的日文作品,從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和寫作方法上都繼承了“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傳統,且和大陸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家基本一致,具有深刻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臺灣新文學史上最為優秀的作品《送報夫》、《牛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亞細亞的孤兒》等起初都是用日文寫成、爾后才翻譯成中文的,這些擁有強烈的反日情結和濃厚的民族意識的優秀之作,構成臺灣新文學的重要內容,并為臺灣新文學增輝不少,所以稱它們為臺灣新文學代表作是毫無愧色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海的左半部右加光
  
  
  
中國文化研究京117~1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武柏索20002000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影響和指導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具有和“五四”新文學運動基本相同的內容、性質和特點,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新文學以其鮮明的反殖、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的批判現實主義內容、文學語言的多樣性、濃郁的地域特色,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新文學/《臺灣民報》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117~1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武柏索20002000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影響和指導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具有和“五四”新文學運動基本相同的內容、性質和特點,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新文學以其鮮明的反殖、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的批判現實主義內容、文學語言的多樣性、濃郁的地域特色,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新文學/《臺灣民報》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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