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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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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也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隨著我們與這個年份漸行漸遠,歷史的塵埃慢慢落定,圍繞這個年份所發生的眾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由來、經過、后果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興趣,1949年,逐漸成為我國史學工作者關注的一個焦點。2000年新年前后,海峽兩岸幾乎同時召開了以此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正是這一學術關懷的集中體現。
  由中國史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香港中華萬年網有限公司協辦的“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于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1月3日在北京昌平小湯山九華山莊隆重舉行,出席會議學者80多人,分別來自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葡萄牙等國和中國大陸及臺灣、香港地區;提交會議論文45篇,內容涉及1949年前后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思想文化、人物等各個方面。盡管這次會議的會期安排十分獨特,但并未因此影響與會學者尋求歷史真相的熱情,會議始終充盈著嚴肅認真、坦率真誠、積極活躍的良好氣氛,是一次學術含量極高的會議。在回顧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中度過的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將在與會者各自的人生經歷中留下深刻的記憶。
  下面就提交會議的論文作一綜述。
      (一)
  1949年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它又是一個結果。僅僅4年之前,在萬眾尚沉浸于抗日戰爭勝利的歡呼聲中之時,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已經尖銳地擺到各種政治力量的面前。經過4 年的政治談判和軍事拚搏,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勝者緣何勝?敗者因何敗?這恐怕既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也是后來的研究者最為關心的問題。
  從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方面說,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就已經顯露出腐化、墮落、無能、分裂等種種頹象,不僅引起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人以及駐華外交人員的批評,也引起了體制內的批判與自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員的《派系、代際沖突與體制內的自省》一文,以1944—1947年國民黨黨政革新運動為視點,考察了當時置身體制之內的國民黨人面對政權崩潰前的頹局,是如何自我認知和自我肆應的。文章指出,倡導和發起黨政革新運動者,是一批既不滿國民黨現狀、又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少壯中委和中層干部,他們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到沮喪和痛憤,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并要求從黨政軍各方面展開全盤革新。然而,革新派雖以反派系主義相號召,自己卻陷于黨同伐異的泥淖中;他們要求黨內民主的動機中,亦隱含著少壯派要求分享更大權力的代際沖突的因素;而他們提出的革新措施和進行的體制內自省,更具有明顯的限度,即他們認為國民黨的主義仍是中國最好的主義,其他各黨各派的政綱皆未能超越三民主義的范圍,國民黨的腐化,是因為沒有力行其主義,他們所要求的民主是黨內民主,而不是向黨外開放的民主,不是向人民開放的民主,他們所憤慨的是像政學系那樣的官僚政客占居高位,他們并不懷疑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黨治體制有什么缺陷;加之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對這場自發的黨政革新運動顯然未予以足夠的支持和同情,因此,這場運動持續的時間不長,也沒有取得多少具體的和實質性的成果也就不難理解了。
  臺北《近代中國》雜志總編輯邵銘煌先生對抗戰勝利前后國民黨的相關政策和舉措則給予了相當正面的評價。他提交的論文《為抗戰勝利而綢繆: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與時代意義》,根據原始會議檔案,敘述了1945年5 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六全大會的詳細經過,認為六全大會的召開,是國民黨為爭取抗戰最后勝利,謀戰后國家復興所作的未雨綢繆,也是為了適應新時代來臨所作的自我蛻化,具有不容忽視的時代意義:展現貫徹民主憲政的決心與行動;力求民生主義之實施;關懷臺灣人民的心聲;扶植女權政策;誠心化解與中共關系;興辦黨營生產事業,鞏固黨的經濟基礎。文章同時指出,這次會議也反映出國民黨內派系紛爭的嚴重情形。可見無處不在的派系斗爭已成為國民黨難以治愈的一大痼疾。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山田辰雄教授的《國民黨政權的垮臺與蔣介石的政治領導》一文,探討了國民黨政權垮臺與蔣介石的政治領導之間的關系。他指出,蔣介石的政治領導并非國民黨敗北的全部原因,然而,如果考慮到他所處的領導地位和國民黨的權力體制,則蔣介石政治領導應負的責任是很大的;同時,他所進行的政治領導又反映出國民黨存在的問題。論文分析了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政治領導的特征,指出那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的獨裁領導,是第三世界權威主義體制的一種形態。作者將這種政治領導稱為“代行主義”,即精英集團代表人民設定改革目標,并為實現其目標而培養人民的參政意識,動員人民,但是對于人民自發參政卻缺乏制度上的保證這樣一種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產生這種政治領導特征的重要因素在于:第一,中國的政黨政治結構。近代中國不存在政黨之間競爭權力的共同的政治框架,各個政黨擁有各自的統治地區和軍隊并相互進行斗爭,因此,如果一個政黨掌握了權力,就會在全國實行獨裁統治,在排除其他政黨之后,推行主張自上而下領導的代行主義體制。第二,訓政時期的理論。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中,存在著有可能使自上而下的領導、黨的獨裁、代行主義體制正當化的因素。這些因素是由蔣介石從孫中山那里繼承下來的,而且,對于訓政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的解釋,蔣介石比孫中山更傾向于中央集權和獨裁。第三,作為軍人的蔣介石的立場。蔣介石以軍事力量為基礎開始在國民黨內得勢,這決定了他在對待與群眾關系時的政治領導方式的特征,這種獨裁傾向最終導致國民黨和蔣介石在中國社會中的孤立,而這種傾向又因與中共長期的激烈斗爭而更加強烈。第四,作為蔣介石思考方式的“自強”邏輯。蔣在自己內心里追求的是“力量”或“強大”,這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實質性的。他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自身的修養和紀律。領導人的高尚人格應該感化一般人民,而作為其前提,有必要保護自己作為領導人的地位。因此,蔣介石尤其重視保持軍事力量,對于反對勢力的挑戰則敢于付諸武力。這是一種修養與武力相結合的德治主義。那么,為什么這樣一種“代行主義”的政治體制會最終導致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呢?權威主義體制的存續和發展,必須以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安定、對外民族主義和對內統一等有目共睹的“實際成績”為基礎,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由于在對外方面將主要力量傾注于同中共的斗爭以及與日本之戰爭,因而沒能做出“實際成績”。
  那么,當時共產黨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韓國漢城大學名譽教授閔斗基的《“勝利”前后的集權與分權論》一文從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角度論述了抗戰結束后中共的政治選擇。他指出,中國自秦朝至清代,一直存在著作為一種理想的政治體制,分權的封建制與集權的郡縣制孰優孰劣的爭議,進入民國以后,這一爭議的形態轉化成為中央政府為有力地控制地方省而采用的集權體制即單一制與省以自立為基礎的聯邦制(或聯省自治制)之間的政爭。之所以出現集權與分權之間的長期爭論,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政治地域遼闊,中央政府在統合各地政治的、社會的特殊性上存在著不少的難題;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問題變相地折射著解決以此特殊性為基礎的各個時代政治勢力間的政治利害與沖突問題之艱巨。中共自創始以來,從其所向往的政治體制的特性出發,一直基本上支持集權論排斥分權論,并在獲得政權之后,構筑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強有力的集權體制。然而,中共卻在抗日戰爭結束后一度積極主張過分權論。在重慶談判和1946年的政協會議上,中共均要求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成立由各黨派參與的民主的聯合政府、承認中共解放區的民選政府以及軍隊。這一均權主張得到了除國民黨外的其他黨派的一致支持,在政協會議上,反集權論成為一個時代性的共識,中共統治區域的合法生存也從而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但在是年3 月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國民黨內的“革新派”對政協決議提出了正面的挑戰,蔣介石雖對“革新派”不滿,但還是與之妥協,同意變更政協決定的憲法修改原則。這一問題,最終成為中共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指出,正如民國初期,主張分權制的反袁勢力與主張聯省自治運動的一群知識分子及部分軍閥,是根據現實政治的利害關系,為適應某種特定狀況而主張實行分權制那樣,中共也是在當時特定的狀況(政治上生存之必要)之下,在一段時期主張實行分權制的。
  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丁則勤教授則討論了中共在奪取政權過程中的一個策略性轉變。在題為《論40年代后期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變》的論文中,丁教授指出: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如何盡可能平穩地占領和接管城市,并將工作重心逐漸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緊迫任務。由于中共長期處于農村環境,主要來自農民的人民軍隊和地方干部中,有一些人往往以農村小生產者的觀點或游擊戰爭的觀點去看待城市和城市工作,以致出現了一些違反黨的城市政策與工商業政策的情況,如進城以后亂搬物資,或者把在農村搞土改時的經驗搬用到城市,用批斗地主的辦法批斗資本家,以及自發地到城市捉拿逃亡地主等。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制訂了工作重心轉移的戰略決策,制定了切合實際的城市政策和策略,并決定了接管城市的步驟和組織形式,訓練了大批干部,為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作了充分的準備。
  除了由國共兩黨代表的兩種前途之外,在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中國歷史的走向是否存在著另外的可能性?歷史雖然不能假設,然而歷史現象的無限豐富性給研究者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員的論文《乍暖還寒:1946年早春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頓挫》,以1946年初的政協會議和國共兩黨關系為中心,考察了當時的政治局勢和政治發展的可能性方向。他指出,政協通過的諸項決議為中國打開了民主化進程的門戶,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但政協為中國實行西方式民主提供的可能性不過是當時國內外特殊環境下的產物,戰后初期國內人心望治,國際冷戰將起未起,造就了政協也造就了此一民主化進程的西方式內容。正因為如此,這種民主更符合民盟等中間黨派的政治立場,而與國民黨由訓政而憲政的理論格格不入,也與中共由新民主主義而社會主義的理論有相當距離,因此缺乏在中國生存的現實環境。國共兩黨對于政協各有想法,各取所需,中國最具實力的兩大黨的態度不能不影響政協決議的實際效力。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而言,引進西方民主制度的想法與實踐不絕如縷,但中國從來就缺少養育這種制度的思想土壤與現實環境。政協前后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頓挫,使國共合作、共建民主中國的理想落空,中國的命運只能交由戰爭決定了。
  1946年的政治協商會議雖未實現預期的目標,但政協會議的形式卻從此保留了下來,并在迄今為止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周淑真教授的《民主黨派與新政協運動》一文,對1948年6 月始于香港,至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人民團體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新中國的新政協運動作了考察,重點分析了各民主黨派關于建立新的國家政權的政治主張和參加新政協運動心路歷程的轉變,闡釋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各政黨的政治定位和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形成。中國地質大學王燕曉、陳明顯教授的《1949年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則分析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現實條件、組織基礎和思想政治基礎,探討了政協會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及此后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二)
  提交這次討論會的論文中,有關外交問題的有14篇,占總數的31%,外交或中外關系問題成為本次會議最為集中的議題。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過程的撲朔迷離和錯綜復雜既給歷史學家留下了施展才華的巨大空間,又引發了他們的無窮興趣;另一方面,隨著相關檔案的陸續解密和國內學者閱讀國外檔案途徑的開拓,舊題新解和探討新問題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形成的雅爾塔格局的實質是美蘇在歐洲和遠東劃分勢力范圍,共同主宰世界,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后受此格局的影響甚大。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王真教授的《雅爾塔格局與新中國的歷史走向》一文對此進行了探討。作者指出,雅爾塔格局對戰后世界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制約。中國革命曾受雅爾塔格局的影響。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革命突破雅爾塔格局的結果,但新中國成立初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格局的制約。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就是中蘇關系因素。這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具體表現為促使新中國制定“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同蘇聯以條約形式結盟,在經濟建設模式上中國對蘇聯的模仿等。徹底擺脫雅爾塔格局的束縛,是校正新中國后來歷史走向的一個重要前提。新中國擺脫雅爾塔格局的束縛,最初是從外交方面開始的,這就是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開始向廣泛的不結盟方向發展。在政治上堅持和捍衛國家主權,堅決反對大國干涉和強權政治。而最集中的體現,則是突破蘇聯模式,選擇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雅爾塔格局是影響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因素;反過來,雅爾塔格局的最終解體也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
  雅爾塔格局不僅是影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建設事業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響戰后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復旦大學歷史系石源華教授的論文《論戰后國民政府的周邊外交政策》分別考察了國民政府對日本、蘇聯、新獨立國家、原有亞洲獨立國家這四種類型的周邊國家的不同外交政策。他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中國國民政府實施周邊外交政策的內外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體系崩潰;亞洲出現了一批新獨立國家;美蘇對峙成為支配遠東格局的主要因素;中國國內矛盾再次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此背景下展開的國民政府周邊外交政策立足于國內的國共內爭,在政治上屈從于雅爾塔體系,在全球戰略上追隨美國政府,尤其在美蘇矛盾尖銳化后,更是成為美國冷戰政策的附庸。當局盡管在主觀上也想支持和幫助周邊新獨立國家而提升自身在亞洲國家中的地位,但在實際施策時卻盡力避免軍事力量的分散,能不出兵者盡量不出兵,能避免沖突者盡力避免沖突,能撤兵者盡量及時撤兵,以至失去了駐兵日本、懲處戰爭罪犯、索取戰爭賠償等有利時機,放棄了收復香港、爭取琉球獨立等有可能實現的外交目標,未能盡到支持印度支那和朝鮮人民早日獨立的國際義務,對于戰后亞洲鄰國出現的排華風潮雖進行了若干交涉,卻顯得蒼白無力,沒有盡到保護僑胞的政府責任。戰后國民政府的周邊外交政策是在戰后美蘇冷戰和中國國共戰爭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同時又是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發展的結果。這些政策的實施及其結果,對于新中國周邊環境的形成和亞洲政策的制訂具有深刻的影響。
  對戰后中國影響最大、在中國內爭中卷入最深的國家是美國和蘇聯,因此,這一階段中美、中蘇關系的研究歷來為學界所關注,研究比較充分,大概也正因如此,提交此次會議的這方面論文反而不多。關于1949前后的中美關系,只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牛軍研究員的《論馬歇爾調處時期國共兩黨的對美政策》一文。該文指出,馬歇爾使華在中國學術界是一個討論得相當多的題目,但相對于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研究,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共兩黨對美國的態度和政策等等方面,研究仍顯相當薄弱。因此,作者集中探討了馬歇爾調處對這一時期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對美政策的影響,包括國共兩黨如何估計美國在國共斗爭中的作用、它們的最初政策目標、兩黨對美政策的調整,以及它們最終是否達到了各自的目的。作者的結論是:第一,國共兩黨的對美政策都有其成功之處。國民黨對美政策的目標就是要在反對中共的斗爭中得到美國的支持和援助,而美國最終確實未能從中國內戰中脫出身來;中共對美政策的目標有比較復雜的變化過程,即從最初利用美國調處來制止國民黨發動內戰和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轉變到全面內戰爆發后防范美國直接的軍事干涉和阻止美國援助國民黨政府,這兩個目標至少都部分地達到了。第二,國共兩黨的對美政策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也是精心考慮的產物,而非對美國政策調整的簡單反應。也就是說,除了美國的政策和行動的影響外,國共兩黨的對美政策都還取決于兩黨領導人對國際形勢和美蘇關系的估計,以及他們對國共力量對比和兩黨斗爭的發展趨勢的看法。第三,從國共兩黨對美政策的制定、執行、調整和結果看,可以說戰后美國對中國政治局勢的影響是有力的,但也是相當有限的。美國從介入國共斗爭之日起,便被國共兩黨根據各自的需要不斷加以利用。馬歇爾退出調處時,他沒能阻止中國爆發內戰,也沒能得到國共雙方的好感。
  有關1949年前中蘇關系的有兩篇論文,其一對于一個早有“定性”的歷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考察了尚較少引起關注的1949之前的兩國經濟關系。
  由南開大學歷史系江沛副教授和該校馬列學院紀亞光講師合撰的《1946年2月反蘇運動述評》指出,1946年2月11日,蘇、美、英三國秘密簽訂的《雅爾塔協定》正式披露,在全國各地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蘇運動。這場運動以青年學生的大游行為主體,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短時間內遍及大半個中國。作者在系統闡述1946年2月反蘇運動發生、發展過程的基礎上,對其性質提出了新的看法。其結論為:這場反蘇運動發生于錯綜復雜的國內外政治背景下,由以學生為主體的各界民眾基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自發而為,愛國護權自始至終是運動的主旋律。這場運動在客觀上促使國民政府通過外交努力加速蘇聯從東北地區撤軍。從運動主流來看,這是一場維護民族尊嚴、捍衛領土主權的正義運動。運動中出現了少數反對中共的標語、口號,是在東北問題極為復雜、特殊的形勢下產生的,有的系國民黨特務所為;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的事件,有確鑿證據證明也是特務所為,與學生無涉。這些與運動主旋律不協調的言行,不應該影響到對1946年2 月整個反蘇運動愛國護權性質的判斷。
  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沈志華研究員的論文《建國前夕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則涉及了中蘇同盟起源研究中較少受到關注的領域。作者建構了1948—1949年中蘇經濟關系的基本歷史框架:蘇聯對中共的經濟援助是從與中共東北地方政權的貿易往來開始的,這一貿易關系解決了戰爭供給、民眾生活、穩定物價和發展生產等一系列問題,為東北地區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奠定了基礎;包括大連、旅順和金縣在內的蘇聯軍管區不僅成為中共與國民黨軍作戰時的部隊休整基地和庇護所,而且實際上也成為中共支援前方作戰的重要軍需物資供應基地,為解決遼東半島的居民生活問題和鞏固地方政權,蘇聯軍事當局向中共移交了若干工廠,并在蘇聯外貿組織的幫助下成立了4個蘇中合營公司; 而新中國建立前夕蘇聯對中共經濟援助的最大項目應屬幫助東北民主政權修復東北鐵路網的工程,這保證了人民解放軍的迅速調動,對東北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一時期,雙方還就蘇聯向中國派遣大量經濟技術專家等問題達成了協議。但是,在友好相處的基調上,雙方在涉及中長鐵路產權和開發東北資源等方面存在著矛盾。大體說來,建國前夕的中蘇經濟關系是單向性的,是援助方與受援方的關系,這一點毋庸諱言;同樣無可置疑的是,在這種簡單的經濟關系中,隱含著一種可能導致雙方利害沖突的磨擦,而這正是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必須予以解決的核心問題。總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建國前夕中共與蘇聯的經濟關系即是建國初期乃至50年代中蘇經濟關系的縮影,同時也構成了中蘇之間軍事和政治同盟的經濟基礎。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權力格局,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極大震撼。是否承認事實上已經誕生的新中國?在國際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立即宣布承認新中國,并很快建立了外交關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采取了孤立新中國的政策。但在西方國家中,由于各自的利益及內政外交方面存在著種種差別,對待新中國的態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這次討論會上,有幾篇論文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尤其對當時的第二號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的立場有較多的討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馮仲平研究員的《1949年前后的英國對華政策》一文,利用英方檔案資料,對英國此一時期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作了分析。英國出于其在華和在香港的特殊利益的考慮,在新中國成立三個月后,即做出了承認新中國的決定,并積極謀求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由于英國是當時西方陣營中的重要國家,并同美國保持著十分密切的“特殊關系”,英國的這一舉動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并帶動了其他一些國家起而效之。作者指出,應該看到,1949年前后的英國對華政策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英國對新中國持敵視的態度,另一方面,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它又采取了較為務實的政策。英國對華政策的這種兩面性是由英國自身的根本利益所決定的。作者并指出,關于英美在對待新中國問題上存在的分歧,似不宜過分夸大。因為英國承認新中國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做出的決定,并事先得到了美國的諒解;同時,維護英美“特殊關系”是戰后英國外交政策的基石,英對華政策是以不損害英美關系為前提的。總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冷戰在全球范圍內的逐步升級,特別是由于中美關系的不斷惡化,新中國同西方國家建立和發展關系的空間越來越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研究員提交會議的論文題為《試述建國初年英國對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政策演變》,他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英國曾為促使聯合國接納新中國作過努力并投過贊成票,這是一個被許多史家所忽視的問題。在東西方冷戰的大背景下,處于中國和美國夾縫中的英國,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投票政策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演變過程。在最初的棄權方針受到中方批評之后,英國開始改變其消極的等待觀望政策,曾游說一些安理會國家支持中國,但未獲成功。1950年6月, 英國政府做出了無條件投票支持中國的決定。但因美國的強烈反對和朝鮮戰爭的爆發,英改投贊成票的計劃兩度中止。但朝鮮戰爭的爆發并非如一些論者所說,使英國對華政策立轉消極。相反,圍繞著如何解決朝鮮沖突,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被更加突顯出來。經過種種考慮之后,英國終于在當年9 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投出了對新中國的贊成票。但此后不久,隨著中國軍隊卷入朝鮮戰爭,英國投票政策又出現倒退。從英國投票政策的演變過程不難看出,英國之所以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系受各方面因素影響,如促成中英建交、保護英國在華利益、顧慮香港安全及東南亞穩定、考慮亞洲國家的要求以及期待中蘇分裂局面的出現等。然而,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作為西方陣營主要一員的英國,當時在經濟復興和國防保護方面都嚴重依賴于美國,這使它不能全然無視美國的立場。英國是在夾縫之中艱難地拓展其活動空間,這就是英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進退徘徊的基本原因。
  南京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時殷弘教授則比較強調英國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分歧面,他將英國和印度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國問題上最重要的“第三種勢力”來加以考察。他在《英國、印度與美國對華政策(1949—1950)》一文中指出,1949年至1950年間,美國政府開始推行孤立、削弱和遏制新中國的政策,而這種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和取得預期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英國和印度是否給予協作。英、印兩國是當時中國問題上最重要的“第三種勢力”,是美國政府努力爭取與之一致的主要對象。然而,英、印兩國盡管同新中國有種種磨擦和對立,并且在許多方面需要美國的支持、援助或諒解,但它們分別采取了與美國的意愿和要求大相徑庭的對華政策,包括承認新中國,堅持較正常的對華貿易和反對縱容對中國大陸的海上封鎖,拒絕阻撓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反對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后就臺灣問題進行武裝干涉,并主張以美國改變反華態勢來促成朝鮮沖突的和平解決。由美國外交檔案文件顯示的英、印與美國之間的這些重大歧異,構成了中國革命勝利后美國在亞太地區遭到的第一場大挫折,甚或可以認為構成了西方集團逐漸走向渙散和中立主義登上戰后國際政治舞臺的起點。
  英國對新中國采取較有彈性的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是顧慮到遠東殖民地香港的安全與前景,與其面臨同樣情況的西方國家是管治著澳門的葡萄牙,但葡萄牙政府卻采取了十分強硬的反華排華立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黃慶華副研究員撰寫了《薩拉查政府與承認新中國問題》,他指出:葡萄牙薩拉查獨裁政府為了繼續占據澳門、維持對澳門的統治地位,在自身不具備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抗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最初試圖聯合英國,共同防御共產黨軍隊奪取澳門和香港,希望在守衛澳門方面得到英國的軍事援助。薩拉查政府的建議和請求遭到英國政府的拒絕之后,開始死心塌地投靠美國,希望通過在反對共產主義、孤立中國共產黨、不承認新中國方面與美國保持一致立場,借助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達到繼續占據澳門的目的。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一些葡萄牙在華代表,包括澳門總督,曾經極力奉勸本國政府放棄對外援的依賴,斷絕同國民黨的一切聯系,盡早從法律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最終通過外交談判的方式,拖延或避免中國共產黨可能以武力收回澳門的問題。然而,因為這些建議和意見與葡萄牙對美政策不相符合,更違背美國的對華政策,所以沒有為始終追隨美國的薩拉查獨裁政府所接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葡萄牙的對華政策一直為美國對華政策所左右。
  雖然中國與葡萄牙直到1979年才建立外交關系,但澳門并沒有被武力收回,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在澳門保持著良好的非正式政治互動。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費茂時(Moises  SilvaFernandes)副研究員的《1949年至1968 年葡中關系的演變與澳門問題》一文根據葡萄牙、加拿大、美國的有關檔案梳理了這一過程。他指出,1949年中國革命以后,中葡關系和澳門問題經歷了重大的變遷。北京和里斯本之間沒有正常外交關系的狀況持續了30年,但澳門葡萄牙當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代表卻達成了某種妥協以保護各自的利益。這種利益對于中國大陸而言,是其在澳門的政治、貿易、經濟和金融利益;對于葡萄牙而言,是保留了其帝國的虛幻統一。該文還分析了這一背景如何型塑了雙方特殊關系的發展以及它是如何作用于1952年澳門—中山邊界沖突、1955年取消葡萄牙入澳400周年紀念活動、1962 年澳葡當局取締在澳門進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活動、1965年駐澳臺灣領事館關閉、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中葡關系和澳門問題的沖擊的。
  由于上述國家與中國利益和關系的貼近,它們對新中國的態度令人矚目。相形之下,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也許沒有那么引人注目,然而,考察40年代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在此基礎上探討其為何遲遲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既能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能增加外交史研究的豐富性,同樣具有相當的意義。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黃宇和教授的《1940年代的澳中關系》并不限于對40年代澳中關系的敘述,而追溯了從起始到1949年的整個澳中關系史。到1949年為止,澳大利亞白人政權對中國的看法,可以歸納為兩個極端,要么極端仇視,要么極度同情。仇視始于19世紀中葉,當時澳大利亞發現黃金,大量華工涌進澳大利亞掘金,引起白人的恐慌與仇視,后來更發展成為暴動與仇殺。同情則始于1937年,由于日本慘無人道的殘害,引起了澳大利亞人對華人的無限同情,并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抗日。但這種對華的同情與支持,最初局限于平民百姓,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卻為了本國的戰略安全而討好日本。1940年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結成軸心國后,澳大利亞政府才改變政策,在重慶設立了公使館。1949年,當人民解放軍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英國害怕中共挾強渡長江得勝之余威,揮軍直搗香港,決定增兵香港,曾經電詢各屬地,探聽它們派兵增援香港的可能性,澳大利亞政府最后堅決拒絕派遣任何部隊到香港,而且勸英國政府早日與中共對話,甚至承認其政權。同年7月,當美國政府建議對中共全面禁運時,澳大利亞雖同意不把軍需物資賣給中共,卻反對全面禁運。然而,當英國政府準備承認新中國時,澳大利亞的工黨政府已經改變了過去的立場,反而拒絕承認新中國。這是由其國內政治需要決定的。原來澳大利亞將于1949年12月舉行大選,選期越近,反對黨針對澳大利亞人“恐共病”的宣傳就越厲害。如果工黨政府在此時承認新中國,無異政治自殺。大選的結果,工黨還是下臺了。以強勁的反共宣傳攻勢而上臺的自由黨和國家黨兩黨聯盟執政后,自然不忙承認新中國。以后每次大選,該聯盟都運用這張反共皇牌而取勝。直到1972年,世界局勢已經根本變化,澳大利亞本土的“恐共病”也稍為消退,工黨重新上臺,澳大利亞才終于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說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與否問題上中國是被動一方的話,那么,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與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關系上,中國則處在相當主動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奎松研究員的《毛澤東與印度支那戰爭》一文,從毛澤東有關思想的發展變化及其內在根據切入,探討了這一時期中國與印度支那諸國的關系。在冷戰期間,美國為阻止共產黨勢力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擴展,先是幫助法國,繼而自己介入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內部沖突,從而導致了一系列戰爭,即印度支那戰爭,并斷斷續續地從50年代持續到70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鄰中國南疆,美國又長期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中國不能不把美國對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擴張視為對自己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因此,積極支持印度支那各國共產黨人,甚至積極爭取東南亞各國民族主義政權,不可避免地成為它抗拒美國威脅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奪取了中國以后,特別是在以意識形態為分野的冷戰期間,中國對印支戰爭的態度,如同它的整個外交政策一樣,不能不受到毛澤東日趨激進的革命思想的影響,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礎上發生的中蘇分歧的嚴重干擾。由于在不同時期對國家安全的重視程度和對意識形態的重視程度各不相同,結果就導致了中國在對印支戰爭問題上的政策時左時右,有時甚至前后矛盾。
      (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改天換地”,這一點,在經濟方面的表現莫過于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十分重視農民運動,有著領導土地改革的長期經驗。在該黨領導土改的歷史上,曾因客觀環境的變化和主觀認識的差異,對相關政策作過多次調整。甘肅慶陽師專閻慶生副教授和黃正林講師的《論陜甘寧邊區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立法》考察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土地政策的演變過程。這一時期,隨著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陜甘寧邊區的土地政策經歷了減租減息、征購地主土地和土地改革的演化過程,最終在陜甘寧邊區的老解放區消滅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每次土地政策的演化過程中,陜甘寧邊區政府都有相應的土地法規出臺,內容涉及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土地登記管理、土地司法等方面,已經相當完整。這些法規為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土地政策在邊區的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其他根據地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法規的確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國共兩黨激烈對抗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占領區域積極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對農民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為政治、軍事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因此,中共的土地改革對國民黨政權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并激起了一定的回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員對此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他在《抗戰后國民黨對中共土改政策的回應》一文中指出:抗戰勝利前后,國共矛盾加劇,中共加緊推行減租減息政策,動員農民,以與國民黨對抗。國民黨本身有自己的土地改革綱領,但極少付諸實施。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國民黨為與中共爭奪農民的支持,也企圖推行自己的土地政策,但國民黨的基層政權與地主階級的聯系十分密切,它缺乏必要的組織手段去貫徹執行。與此同時,中共在國民黨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變減租減息政策為有條件地執行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這樣,內戰爆發后,國民黨就不能不面對土地關系變動的現實。國民黨上層在理論上也認識到土地政策對國共雙方的利害關系,所以,它一方面企圖在“綏靖區”(即國民黨軍隊占領的原中共控制區)調和地主和農民的利益關系,一方面草擬比較徹底的和平土改政策。但是,國民黨既不能直接動員農民,又沒有其他社會力量和財政力量可以動員來執行它的和平土改政策,它在事實上仍不能不在與中共的軍事對抗中向地主階級傾斜。盡管中共在土改政策上的失誤,曾一度給予國民黨表現自己政策的機會,但國民黨在地主和農民的利益問題上猶豫不定,結果,國民黨社會動員政策的失敗,導致了最后的敗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徐秀麗副研究員則從一個側面考察了中共土改政策中對富農政策的演變以及由此折射出來的有關政治經濟信息。她的論文題為《1950年代中國大陸土地改革中的富農政策》,文章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中,富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階層。一方面,由于富農有一定程度的剝削,尤其是其出租土地部分屬于封建剝削,而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之一就是消滅封建剝削,因此,富農實際上經常成為革命的對象;另一方面,富農是農民的一部分,其主要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工經營,因此,它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民主革命所要加以保護的對象。這決定了共產黨土改政策中對富農政策的多變性、搖擺性,以及理論認知和實際運作在某種程度上的背離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早已明確,在民主革命階段需要保存富農經濟,但在解放前的土地改革中,對富農土地財產基本采取沒收平分的政策。這主要是由當時的戰爭環境決定的。1949年后,在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中,對富農的政策進行了若干調整,經過民主決策,保存了富農自耕和雇人耕種部分土地而基本沒收了出租土地。這一政策調整過程充分顯示了新生的共和國政權朝氣蓬勃、政通人和的興旺景象。但是,此后歷史的發展與原來的理論設想發生了重大的背離,富農經濟只保存了很短的一個時期。脫離生產力標準、盲目追求所有制一大二公的中國農村,發展嚴重受阻。
  盡管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但與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等領域相比,經濟發展的連續性更為顯著,我們很難用某一個年份來給經濟過程分段。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董志凱研究員分析了新中國經濟對傳統的革命與繼承雙重關系。她在《舊中國遺產與50年代經濟發展的四個特征》中指出:舊中國留下的,是一個封建生產關系占據支配地位的廣大農村與帝國主義、官僚資本操縱經濟命脈的城市相結合的貧窮落后的經濟體系。其顯著特點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結構畸形,資本總量偏枯與官僚資本相對集中并存,城鄉之間與區域之間發展極不平衡。在50年代前葉,我國的經濟建設實施了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優先發展重工業、區域協調布局與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爭取外援的發展戰略,基本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取得了驕人的業績。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后,對國情和歷史部分地作了片面的認識和解釋,導致“大躍進”、“人民公社”等脫離中國實際的方針政策,使發展的道路出現了曲折。歷史的經驗證明,正確對待歷史和國情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1949年前后的歷史不能截然分開,還表現在若干經濟變動是在一個較長的時段內完成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李培德博士的論文《1949年前后南遷香港的中國銀行家——以陳光甫為例》討論了金融資本家在政治劇變的當口所作的反應。陳光甫是20世紀中國最成功的銀行家之一,也是民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商業領袖,他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較具規模的現代儲蓄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該文主要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及手稿圖書館收藏的陳光甫私人文件和口述歷史訪問記錄,探討了陳光甫于1949年前后中國出現巨變時期的心路歷程和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撤離中國大陸、南遷香港的部署,以及香港對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整個撤資過程和成功地向美國申請解凍封鎖資產方面所扮演的十分重要的角色。對陳光甫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個案研究表明,對于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中國資本家抱持不同的態度,或積極支持,或消極回避,但過程錯綜復雜,很難截然分開,而且此一過程在1949年前即已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因此,1949年前后所發生的巨變,并不容易以某一孤立的年份作為歷史轉折期的分水嶺。
  提交本次會議的有關經濟史方面的論文中,河北大學歷史系李金錚副教授討論了一個研究者較少涉及的問題,他的論文題為《論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農民借貸的停滯與緩解措施》, 主要觀點是:1938 —1949年間,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普遍出現了農民借貸活動的停滯現象,私人借貸活動陷入僵局,農民的生產生活因此受到影響。其主要原因在于借貸資金大量流失,私人借貸機構紛紛倒閉,減息、廢除封建舊債政策的實行與反封建剝削擴大化,地主富農經濟地位下降,資金窖藏之風更為盛行,土改過程中財富大量消耗,政府、銀行貸款利息過低甚至成為救濟等。為緩解農民借貸困難,中共采取了幾個方面的措施:減息之后必須還本付息;在禁止高利貸的前提下,允許私人借貸利率自由議定;由各級政府發起和開展私人之間的“互借”運動;政府、銀行辦理低利貸款;建立和發展合作社等。上述措施對緩解農民借貸停滯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距離解決還相差較遠,以致有人提出仍可適當地利用高利貸的現存價值。作者并指出,對于根據地、解放區借貸關系的研究,可為現實的民間借貸關系的合理化提供借鑒。
      (四)
  提交本次討論會的論文,上述政治、外交、經濟三方面的論題比較集中,此外,有的文章涉及歷史人物、社會、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1946年7月發生在昆明的“李聞慘案”, 被人們認為是爆發全面內戰的一個信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聞黎明研究員《聞一多被刺事件的歷史考察》一文,敘述了聞一多的生平和思想傾向,把聞一多被刺案放在當時的歷史場景中揭示對此加以研究的重要意義。他指出:聞一多少年時代進入清華學校,畢業后赴美留學,其一生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是著名的詩人和學者。一個自由主義者僅僅由于抨擊國民黨專制統治就遭到暗殺,這對轉型時期中間階層不能不產生深刻影響,聞案發生后,中間階層從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對此進行觀察思考,結果促使他們不同程度地離國民黨統治中心越來越遠。同時,“李聞慘案”發生后,美國社會出現了停止對華援助的輿論,這對馬歇爾調停形成了巨大壓力;而社會輿論的一致譴責,嚴重削弱了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形象。總之,對聞案的考察,有助于對中間階層轉變軌跡的把握,而失去中間階層的支持,勢必削弱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國民黨之所以喪失大陸政權,這正是一個重要原因。
  中山大學歷史系趙立彬博士探討了三四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文化發展道路的選擇。他在《全盤西化思潮的命運與新文化路向的確立——以1940年代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全盤西化思潮是文化激進主義的最極端和最脆弱的表現形態。它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它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已使其發展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盡管全盤西化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陳序經在40年代一方面連篇累牘通過文化論戰來提升全盤西化論的影響,一方面對全盤西化論進行了理論總結以形成全盤西化論的理論體系,但都無法挽回這一思潮的頹勢。與此同時,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逐漸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對中國文化出路的成熟的根本主張,成為中國的文化主流和新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從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堅決摒棄了全盤西化論,從而為中國文化的向前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近藤邦康教授則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研究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所產生的影響。他的《毛澤東的思想和1949年的中國》用“主體的理想主義”(戰略上以一當十)和“方法的現實主義”(戰術上以十當一)這個框架,來解釋貫通革命和建設兩個階段的毛澤東思想。他認為,毛澤東早期的思想里已經樹立了“主體的理想主義”內容,他領導蘇維埃革命、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在這一過程中,他把“主體的理想主義”和“方法的現實主義”很好地結合起來了。1949年后,毛澤東在建設方面也沒有失掉力圖結合兩者的根本態度,但有時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失去平衡。在覺察困難、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又逐漸地恢復現實主義。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謝國興研究員在《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1949年前后的臺灣士紳經驗》一文中,考察了“臺獨”思想的歷史淵源。他以臺灣臺南的一個辛姓家族為例,先扼要地敘述辛氏父子從清末到日治以迄臺灣光復時期,如何成為地方士紳的歷程,并從他們的原鄉(福建同安)記憶、生活習慣、政治經歷等角度,分析臺灣人在日本及國民黨兩個不同時代與性質的政權統治下,對本土文化與國家認同如何調適與轉變。作者認為,目前年紀在80歲左右的臺灣籍士紳,在1945年至1949年間,正是他們完成高等教育不久,進入社會開始工作的時代,他們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權威體制、臺灣解嚴后的民主三個階段,早年的生活、教育及1949年前后的政治、社會經歷,形塑了他們的主要歷史記憶,也影響了他們的國家認同觀念。本文所舉的辛氏家族,在臺灣地方士紳中相當具有代表性,從中可以看出1949年前后臺灣地區的政治社會經驗,在1949年以后國民黨長期戒嚴的體制下,成為一種潛伏的歷史記憶,到了80年代之后,因政治環境的變遷、兩岸關系的發展,成為臺灣本土意識高漲以及影響臺灣人國家認同主張的歷史根源。
  正如會議閉幕式上有學者所指出的,“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會期只有3天,與會學者普遍感到言猶未盡,意更未盡, 但以此為契機,對1949年前后中國歷史的研究一定會迅速蓬勃展開。從提交這次會議的論文看,討論政治、經濟、外交的比較多,而對社會、思想、文化、教育、習俗等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即使在討論較多的問題上,也還有許多空白,如經濟方面,對土改的關注較集中,而對城市經濟制度的改造和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對商業、交通、金融等方面的研究還很欠缺。作為20世紀一個關鍵性的年代,1949年發生的事情必將越來越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可以預期,圍繞這個年代所進行的史學研究也將很快結出豐碩的成果。
  
  
  
近代史研究京266~289K4中國現代史徐秀麗20002000作者徐秀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 100006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266~289K4中國現代史徐秀麗20002000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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