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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述評
“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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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2月9—11日,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了“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學術研討會。出席的海內外語文學者約70人,分別來自中國內地、港、澳、臺地區、新加坡、美國和澳大利亞。有66篇論文在會上宣讀,討論涉及路向探索、語文政策、語文規范、繁簡漢字、語文教學、港式中文等等。
      路向探索
  關于1997年后香港中國語文的發展路向是這次研討的重點。
  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許嘉璐第一個發言,講題是“中國語言文字的現狀和對策——兼論1997年后的香港語文”,他在論及香港語文時指出,首先必需明確兩點:第一,現在香港的語文政策應該由香港政府來研究和制訂,1997年以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擁有高度的自治權,香港的語文政策將由特區政府來作出決策,中央政府及其行政職能部門,不會按內地語言文字方面的法律法規來要求香港。第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必須保持其英語的優勢,并不斷提高其公民的英語水平,這是保持香港的持續穩定和繁榮的條件之一;同時,粵語作為最通行的日常語言的地位,也將一如既往。這兩點是今后考慮香港語文問題的前提。許教授并且鄭重聲言,此次與會他只是作為一個語文學者談個人的看法。然而,他所提出的這兩條原則,無疑是很切實際的,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意見。
  臺灣語文文學會會長曹逢甫以《臺灣的國語教育與母語教育》為題發表講話。他詳盡地綜述了臺灣50年來推行國語的情況及所取得的成績,但認為并不等于國語運動就那么十全十美,在取得成功的同時,臺島的國語教育帶著太重的排他性,“由于錯誤的政策以及諸多不當的行政措施,國語在臺灣推行了四、五十年之后,臺灣大部分的本土族群都面臨語言人口以及文化流失的命運。”近幾年臺灣母語教育的興起,看來跟幾十年來大力推行國語時所采取的方式欠妥不無關系。臺灣的經驗對香港無疑有參考、借鑒的作用。英國殖民統治者一百多年來一直推行著以英語作為香港官方語言的政策,但并沒有對幾百萬香港居民使用的語言交際工具作過任何限制或政策性引導,因而作為香港居民母語的粵方言,始終能夠處于社會交際的主導語言地位,以粵方言為載體的地域性傳統文化,也得以作為華夏文化的一部分在香港綿延不斷。我國的民族共同語——普通話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近十多年來在香港居民的語言交際中也逐漸發揮作用,從而使香港的社會語言形成了“三語”并用的多元格局。這一獨特的現象,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美國夏威夷大學李英哲教授的論文題目是《1997香港語言使用模式探索》。李教授認為任何社會對語言的選擇,都始于幾種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而終于哪些因素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語言選擇的最基本因素是族群認同,其次是經濟力量,同一社會如有不同族群時,則有時選擇多數族群,有時選擇原居民的語言,而有時幾種族群語言并用。經濟因素有時也促成幾種語言的使用。比如香港在國際貿易上使用英語,在地區性工商業中則使用粵語。”李教授指出,當前世界各地族群意識抬頭,社會走向開放多元,資訊高速公路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社會走向了雙/多語的道路,新加坡、香港便是例子。 他估計香港長期以來使用的英語——粵語雙語教育到97主權回歸以后有可能仍然延續,在這一雙語模式的基礎上會加入普通話。隨著普通話地位的提升,也有可能在中小學成為中文科甚至其他科目的教學語言,而粵語的使用在校內校外就有明顯的變化;再一種情況,就是實施粵語和普通話雙語在教育中并存,而英語則改為中學以后再學,但這樣會降低香港人的英語能力,不利于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城市的能力。
  廣東中國語言學會會長詹伯慧則以《對香港語言問題的幾點思考》為題發言。他認為,長期以來這個多元化實際上只是二元化,即英語與漢語粵方言并用。除了不到1 %的外籍人士使用英語作為生活交際用語外,絕大多數的港人都認同粵方言作為香港社會公共交際用語,粵方言被視為本地的“母語”,始終在語言生活中處于主導地位。香港華人跟新加坡華人的歷史地理背景不一樣,新加坡華人使用的各種方言,沒有一種可能象粵方言在香港那樣成為華人間的公共交際工具,因此,只能推廣超乎各漢語方言之上的普通話——“華語”作為華人的共同交際語言。自從近十多年來普通話在香港的通行率日漸提高以后,香港的語言格局出現了所謂“三語社會”的情況,也有人說是“三語二文”社會。“三語”指的就是粵方言、普通話和英語,“二文”指的是書面上的中文和英文。基于對香港語言現狀的分析,詹教授提出今后香港語言工作的取向,有幾項工作是當務之急:①籌備設立專司語言文字工作的職能機構,類似內地的“語委”,規劃、管理并引導全社會的語言行為,制定切實可行的語文政策,明確粵方言、普通話和英語三語的社會功能和應用范圍;②加強粵方言研究,解決粵方言應用中的問題;③結合語文(國文)的教學,加強普通話的推廣工作,使普通話在各級學校中生根,更廣泛地進入千家萬戶。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會長姚德懷從中文和英文在應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入手,以《“英文為準”與“中文為準”》為題發表了他的見解。他認為,長期以來香港社會重英文輕中文,70年代以來,雖然中文也成了法定文字,但許多文件上卻注明“有歧義時以英文本為準”,實際上重英輕中本質未變,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寫著將來香港社會“用中文,也可用英文”,但要扭轉重英文輕中文的現象,卻牽涉到一系列語言使用中的復雜問題。例如歷法、度量衡、學術名詞、中英對譯等等都在中英文使用中存在著混亂,有的問題還相當棘手。倘若要實現“中文為準”的話,首先必須采取積極的步驟,對中、英文對譯的問題作一番認真的研究,建立一種特殊的詞庫,逐一解決一詞多義,一詞多名、譯名混亂等問題,有了這樣一項基本語文建設做基礎,才有可能扎扎實實地實現“中文為準”。為此,他呼吁建立“考今學”,在上述中、英文應用中存在的問題未能妥善解決之前,他主張在中文中夾用英文,只要用得適當,也無可厚非。
      語文政策的構想
  著文論述未來語文政策的學者有來自北京的侯精一、李樂毅,來自新加坡的周清海,來自湖南的李永明,來自南京的凌德祥,以及幾位香港學者如田小琳、王培光、藺蓀、王晉光等。他們有的對香港語文政策的設計,97以后與內地的接軌,以至普通話在香港語言社會中的地位等等提出了具體的構想和積極的建議;有的就如何制定,如何貫徹實施語文政策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香港大學田小琳和香港城市大學藺蓀的論文,就都比較全面論述語文政策的問題,題目都是《論1997后香港的語文政策》。田女士從社會背景出發,在回顧香港歷史上形成的“雙文三語”情況以后,提出“我們在研討香港的中國語文政策時,既要面對香港百多年來形成的‘雙文三語’現實,也要考慮一國兩制的既定政策”。她認為97回歸后香港中國語文政策主要涉及中文和英文、普通話和粵方言、簡體字和繁體字三個問題。就中文與英文問題而言,必然要改英文第一為中文第一,這是歷史和現實對香港人的特殊要求。在中英文之外,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也應該歡迎其他語種,如日語、法語、西班牙語等。至于普通話和粵方言,她認為首先要認同普通話為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而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目前通行的主要方言粵方言會繼續保持其作為交際語的地位。建議普通話、粵語、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給學校校長和老師以選擇的自由。藺先生在論述97回歸后香港的語言政策時,提出了八項指導原則:民主性、多元性、普遍性、交際性、實用性、互惠性、階段性和靈活性,并就這八項指導性原則的好處和涉及的問題一一進行闡述。他贊成香港推行雙語雙方言政策,日后應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各司其職。中文不僅是對內溝通的需要,也是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工具,地位必然不斷加強,而英語有助于吸收世界文化,又是香港對外經濟開放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雙語均衡發展應是長期不斷的目標。他還認為“普通話和方言,應視不同的語言場合和交際對象而自由使用。語言政策應針對的問題,只是在于怎樣幫助港人更好更安心地學好雙語·雙方言。至于教學語言,他認為幼稚園小學應以母語教學為主,中學階段則以普通話為主,到了大學階段,只要英語教學對頭,則可視其教員的國籍和科目的內容,基本上粵語、普通話、英語都應一視同仁。他還認為:“語言政策分教學和日用兩方面,教學宜緊,日用宜寬,按步就班,自然順暢。”《中國語文》雜志社主編侯精一在題為《論97后普通話在香港的地位》的發言中專門論述普通話在香港的問題。他從目前“普通話在香港是弱勢”的現實出發,就教學語言和官方語言兩個層面分析,預料1997年政權的交接將會給香港推廣普通話帶來難得的良機,“面對21世紀,普通話將以其自身的價值,在香港的多語社會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完成時代所賦予的使命。”面對新的形勢,必須積極提倡普通話在教學、傳媒、官方活動等方面的應用,特別是教學語言方面的應用,并圍繞普通話的前景問題作一些專題調查研究。來自湖南省的學者李永明以《1997香港語文應與內地接軌》為題,提出香港主權回歸以后,“作為特別行政區,經濟模式可以‘特’,甚至政治制度也可以‘特’,但語言文字最好就不要‘特’,因為‘特’就不便于交流。”他認為1997年后香港語文為了與內地接軌,應采取新加坡模式,即大力推廣普通話,采用漢語拼音方案和簡化漢字。”這種主張,可算是“全盤接軌”、“香港語文內地化”的典型代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周清海在《語言的應用和語言計劃》的論文中介紹、分析了新加坡語言教育、語言計劃推行的經驗后指出:“三十多年實行雙語教育的結果,解決了新加坡的語言問題。新加坡人民都接受雙語教育,但英語作為現代化、行政的語言,卻不免帶來文化上強烈的影響,而母語作為傳遞文化和傳統的語言,卻因為程度太低而不能勝任。新加坡華人目前面對的是如何保留自己文化的問題,他提出:語言政策的制定,不只應從教育上去考慮,更重要的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去考慮。1997年以后香港的語言計劃,要根據社會語言應用的情況和語言的發展來擬定。從香港特殊的社會需要出發,“二文三語”制將會繼續保持,英語將繼續保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粵語作為教學語言和一般社交語言也會繼續保持,不過,在教育上,為了華文應用的需要,普及普通話也非積極進行不可。南京大學凌德祥先生對今后香港語文生活將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發表看法,他認為“語文生活一般不可在一朝一夕通過突變來實現變革的,即使制定了新的語文政策,人們的語文生活的變化也得需要經過一定的過渡階段”。他預言香港今后雙語生活的變化將是中文作為官方語文,必然會在報刊、官方文書以及廣播、電影、電視、教育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但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仍會把英語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交際工具。至于雙方(多方言)生活的變化,則是“作為全國通用的漢語普通話,今后將會在教育及廣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傳媒中廣泛運用,并作為引導性標準語在香港人中廣為提倡,普通話最終將在香港實現通用化”。“同時,香港方言也會與其他地域方言一樣會繼續在香港民間通行。”他還談到香港中國語文規范化問題,他認為“香港語文規范化應該是順應與引導并存,對不同的語文變異成分應區別對待,不要過早決斷,應讓其參與自由的競爭,在交際中自由發展,約定俗成。”
      “港式中文”、“繁簡漢字”……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學者還就一些具體語文問題進行了討論。有的對香港語文應用中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進行剖析,有的則從比較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等不同的角度出發,透過現象看到了引人注目的理論內涵。例如在這次研討會上學者們專就聽謂“港式中文”問題遞交的論文就有十多篇,約占總論文數的1/4, 提出這方面論文的人絕大多數都對香港的中文應用有較深的了解,所選用的語料也大都是港人在社會生活中習慣使用、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例如香港大學于君明的《“港式中文”形成的原因及后果》,澳大利亞學者黎揚蓮妮和香港理工大學湯志祥合寫的《香港商業廣告語句的創意與特色》、華東師范大學邵敬敏的《香港報紙用語的層次等級及其對策》香港大學鐘嶺崇、鄭文亮合寫的《香港流行連環圖的語言學考察》、香港大學鄭彥龍的《從香港中文使用的委婉語和委婉手段論委婉語研究的方向》、香港城市大學吳尚智的《1997與香港中文公函》、香港城市大學陳月紅的《粵方言與香港中文書面語的詞匯》、香港中文大學曾志雄的《香港中國語文的夾縫現象》、香港城市大學何添的《過渡期的香港法律中文文本的語言》,香港浸會大學朱耀偉的《后殖民香港中文的省思》等等,都是從語言應用實際中來,富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論文,并且大都接觸到要不要規范,如何進行規范的問題。與會學者在討論中大都認為對待香港語文應用中反映出來的種種特殊現象,一定要多加引導而少加指責。作為語言專業人士,務必充分尊重、理解“港式中文”的特色,實事求是地靈活對待“港式中文”中出現的種種現象,可保留的保留,該更動的更動,做到取舍合理,令600萬香港同胞放心、滿意。 關于漢字是用“繁”還是取“簡”的問題,多年來在港、澳、臺和海外華人中常有議論,但此次研討會中專就這一問題撰寫的論文只有4篇、香港中文大學張雙慶、萬波合寫的《香港人可接受的簡體字》,統計分析了120 名香港大專學生填寫的關于簡化字的問卷,這些學生都是在香港生長,在香港受教育的。調查的結果顯示出簡化字的認讀率為65 %, 而簡化字的使用率為34%,比例是相當高的。作者認為根據這一問卷調查,可以因勢利導,有系統地在中小學中講授簡化字,同時保留以繁體字為主的文字制度,兩種文字一齊學習,隨個人的喜愛或視不同的用途選擇所用的字體。這實際上是既肯定簡體字在香港之可接受性,又照顧到習慣的用法,無異于掌握簡體字的基礎上實行“繁簡由之”的原則。香港城市大學梁家榮、吳錦龍合寫的《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對簡化字之態度及認識》,調查了該校198位學生,結果顯示出97%受調查者認可1997 年以后會有更多的機會閱讀和書寫簡化字,而對于1997年以后對待繁簡體字的政策方針問題,有49%被調查者認為主要使用繁體字而輔以能閱讀簡化字,42%受調查者認為應同樣能閱讀和書寫繁簡體字。從中可見,港人在短期內要全面改變書寫閱讀習慣,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調查者中,約占2/3的人認為有學習簡化字的必要,同意在大學課程中應教授簡化字。
  在繁簡字的選擇上還有另一種意見。臺灣師范大學陳新雄的《簡與繁——香港的抉擇》、臺灣中山大學孔仲溫《一國兩字》都認為香港以采用繁體字為宜,既然一國兩制,就不妨一國兩字,維持現狀,不必改繁就簡。
                 作者單位: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陶原珂*
  
  
  
學術研究廣州63-66H1語言文字學詹伯慧19961996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63-66H1語言文字學詹伯慧19961996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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