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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詩學家的沉思與噴發  ——謝冕和他的文學研究
世紀之交詩學家的沉思與噴發  ——謝冕和他的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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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謝冕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文學批評家之一,其主要貢獻集中于新詩方面,但其開拓精神、研究視角、批評方法乃到語言風格,都影響了當代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甚至越出了文學的范圍之外。他早年生存和成長的背景不僅影響了他對文學的選擇,而且養成了他視文學為濟世手段的莊嚴、神圣和虔誠的信念,從而在對以詩學以中心的五四以來新文學乃至新文化的研究中,注入了具有他個人特殊風格的開放觀念、憂患意識乃至本能般的對僵化的文化模式地批判精神和近于汪洋恣肆般的詩情。他自八十年代初自領風騷,富于先鋒性和敏感性,長于對文學現象高屋建瓴式的把握,既能推波助瀾,又能逆潮流而動,對文學現象加以適時地批評和引導;在今天他似乎比以往更為執著地呼喚和堅持文學的理想,希望能給社會人心以導引。
  謝冕的文學研究凸現于“本世紀下半葉為結束中世紀文化暴虐而進行的抗爭”[(1)]之中。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內,它作為一種充滿詩意和激情的啟蒙主義話語,曾是一個極其敏感而又激動人心的話題。它的產生有著世紀初文化反叛的血緣,它的推演又與世紀末的文化風潮密切相關。而隨著這種啟蒙話語與之相對抗的左傾文化專制語境的變化和新的文化因子的生長,它也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困惑、痛苦和新的蛻變。在20世紀末這種錯綜糾結的文化語境中,它的任何姿態和新的選擇,無疑都遠遠超出了個體的意義。因此,要理解謝冕文學研究的意義,只能將之放在整個世紀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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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人文科學領域中,文學研究最切近研究主體的生命經驗和歷史記憶。作為20世紀中國的“第五代”知識者之一分子,謝冕開始閱世和確立信仰時期,適逢中國社會的陰陽交替之時。他也同當時的絕大多數青年一樣,“滿懷天真、熱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2)]。在戰亂頻仍、民族災難沉重而社會日趨黑暗的之時。他以少年之筆,投入了對黑暗世界的誅伐。這一選擇的具體的環境和經歷以及它的歷史規定性,自此影響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和學術生涯。
  50年之后,謝冕在回憶文章中這樣記述了他的童年生活和文學趣味的形成:
  在我的記憶中,我幾乎沒有“童年閱讀”的階段。我似乎是一開始就摒除游戲性質的訓練而進入“純正”的文學閱讀。我從小就不喜歡讀現今被稱為通俗文學的那類作品……
  我的童年是艱難而充滿憂患的。家境貧寒,再加上異國入侵的戰亂,個人和家庭的生計維艱,以及籠罩頭頂的戰爭的烏云,剝奪了人生最天真無邪的那個階段。我的“心境”與那些輕松的憐憫的閱讀無關。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種旨在消遣的閱讀活動。[(3)]
  這種生存和成長的背景鑄成了他對文學的選擇:
  我從來也沒有喜歡過《封神演義》、《西游記》或《鏡花緣》一類作品,我不喜歡它們和現實生活“隔離”的姿態和角度……
  我發自內心地拒絕對于書本的消遣和嬉戲的態度。也許這是有悖于常的,但卻是我的實際情況。這與后來我視文學為莊嚴神圣,以及把它當作匡時濟世手段的觀念的確立不無關系。[(4)]
  顯然,在這段回憶文字里,謝冕并不是為自己的文學觀念和文學趣味作辯解,而是在冷靜的審視這種觀念和趣味形成的最初背景和原因,以及它們對個人的文學研究的深遠影響,從而為我們提示了一種今天依舊活躍著的文化立場和文學話語背后的歷史積淀,這就是30年代以降國勢日趨危急的情勢下所形成的文化記憶和文學姿態。它曾以關注現實、積極承担民族的時代責任的嚴正立場和嚴肅態度,構成了現代以來文學現實主義的精神內核。但它的過分鋪張和恣意渲染,也曾導致了中國文學的沉重和單調。尤其是民族戰爭的特殊背景,更進一步放大了這一選擇的必要性,甚至導致了放逐抒情的文學主張:“這次戰爭的范圍之廣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們的抒情的興致。你總覺得山水雖然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這一切是沒有道理的,所以轟炸炸死了許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詩,她負的責任是描寫我們炸不死的精神的。”[(5)]謝冕在研究民族危亡關頭的30年代詩歌時指出,那時,“純藝術的提倡,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確,當生存也發生問題的時候,論純詩或唯美不啻是犯罪”。[(6)]他以茅盾、何其芳、中國詩歌會等的論點為例,說明“一代人在大朝代面前,對照自己的以往創作萌生了濃重的‘犯罪感’”[(7)]。“異常的環境迫使詩歌摒棄它的抒情興致而服膺于‘炸不死的精神’的描寫。”[(8)]抒情尚且被放逐,更遑論那些“與現實生活隔離”的消遣游戲之作?這里,分析的雖是30年代詩歌的取向,卻無疑也在某種程度上為研究者的文學立場做了注腳。
  當然,謝冕對這種立場是清醒的,他不僅意識到了它的“有悖于常”,而且在更大的背景下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他寫道:“中國人民陷于苦難的嚴酷現實,促使社會向文學作出嚴酷的要求,這便是以犧牲文學的多種功能,特別是犧牲滿足廣泛的審美追求為目標,向著高度社會化貼近。文學需服務于‘國防’,促進了文學和詩歌政治化乃到‘軍事化’,‘文章入伍’伴隨著對于‘抒情的放逐’。”[(9)]“那時節中國沒有和平,戰爭之后還是戰爭。我們的‘抒情’一再被“逼死’,久之,我們便不再承認抒情屬于詩的責任,我們也自覺地‘放逐’了它。這種局面延續到四十年代以后,因文學運動的規模和組織的擴大與強化而產生了單向的偏離。在詩的社會功能上只以實際斗爭是否有用進行判斷,逐漸形成了排它的單一的價值觀。……詩的性格有了空前的扭曲。”[(10)]認同是因為我們“無法擺脫特有的歷史上眼光”[(11)],而一個文學研究者的內心真實的感受,卻是復雜而痛切的。下面這段話透露了這一真實信息:“誰讓這些詩人生在中國呢?生在中國,就要分享中國的苦難和激憤,就要為著全中國的利益放棄屬于個人的情感。……詩就是這樣和社會和一切內容畫上了等號。詩也就是在這莊嚴的題目下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己的特性。”[(12)]
  共和國的誕生,結束了連綿的戰爭,也為謝冕這一代人注入了樂觀的理想主義精神。盡管今日回首,感到不免有些“虛浮夸張”[(13)],但“和共和國一起歌唱”,卻是一代人的生活現實和精神理想。而在50年代那個狂歡無憂的季節踏入中國最高學府的謝冕,自然比他許多的同代人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那個“多么了不起的盛明之世、前途光明的時代”[(14)]。共和國的黃金時日所賦予人們的金黃理想,在飽經憂患之后,仍不時在他的文學研究中熠熠閃光。[(15)]確實,來之不易的和平環境本該為平復戰爭和苦難造成的心理創傷,培養健康豐富的審美和精神趣味,提供良好的條件,但不幸的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似乎注定是“痛苦多于歡愉”[(16)]。在短暫的歡樂之后,尾追而來的又是連綿的政治災難,“曼妙的幻想,節日的狂歡,天真的虔誠,隨著無可彌補的缺憾而遠逝”[(17)]。這段“特殊的際遇”[(18)]無疑深深地鐫入了中國幾代人的記憶之中,而對于包括謝冕在內的被三、四十年代的苦難玉成的這一代人來說,這一段際遇自然有著更為豐富和復雜的蘊涵。作為文學研究者,謝冕的文化想象和文學觀念既受惠于這一段痛苦的浸泡,也同時受到這一歷史的限制。80年代以來,他的文學研究的對話語境就主要預設并展開在這一歷史時期。
  綜觀謝冕的文學研究,可以發現,“五四”的“狂飚突進”,30—40年代的苦難與抗爭和50年代后期逐漸擴散和加重的政治斗爭和文化災難,構成了他歷史記憶的三個主要部分。后兩者當屬目見親歷,對他影響之深刻久遠,自不待言。但較之于前者,后兩段記憶的影響則主要是反向的,它們提供的只是慘痛的歷史教訓。唯有“五四”時期那開放洞達的文化襟抱,才為謝冕的文學想象洞開了一方廣闊的天地。正是它,鑄造了謝冕精神性格的主要方面。最近謝冕回憶了他和“五四”新文學的精神聯系:
  我喜愛新文學,我總是滿懷欣喜地親近、投入它的懷抱。那時我年小,不明世事,但卻相信新文學造出的世界是屬于我們,它所展現的詩意和追求是屬于我的。我那時讀不懂魯迅,但卻不由地為他的生奧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他的嚴峻和尖刻。……他的獨特的風格吸引了我,他的異端色彩對于年小的我展示了極大的誘惑力。[(19)]
  就這樣,他的精神逐步地寄居在新文學所創造的世界中:
  新文學的作品我竭盡全力把能夠找來的都讀,不管理解不理解,總是如饑似渴,生吞活剝:除了冰心和巴金,還從魯迅和郭沫若讀開去,一直讀到沈從文、曹禺和郁達夫……
  我就這樣不加選擇地、似懂非懂地吮吸著“五四”新文學給我的滋養……
  80年代初那種文化氛圍下的那次吶喊與抗爭,完全可以追溯到本世紀開端的文化和精神的滋養。這一滋養當然不只是來自魯迅、郭沫若或某幾部文學作品,換句話說,也就是不應從某一個體身上去確認一種文學話語的血緣,而應該從那個時代的整體精神中,去尋找它的文化淵源。如前文所說,正是世紀初的那場風暴,正是那種開放寬容、廣取博收的文化創造態度和個性鮮明、豐富多彩的文學世界,浸潤了謝冕的文化性格。這一精神追求和精神格調,統攝并貫穿了謝冕迄今的全部文學研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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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80年代初的那場詩壇聚訟中,一個清晰而有力的聲音令人至今難忘。當蓄積已久的背離正統的詩歌形態的地下詩歌運動終于浮上歷史的地表,有的人震驚了;有的人憤怒了。面對這些吃驚和憤怒的目光,謝冕嚴正警告那些“急于采取行動”的人們:“我們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訓(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著堂而皇之的口實),我們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判為毒草而把它們斬盡殺絕的教訓。而那樣做的結果,則使中國詩歌自五四以來沒有再出現過那種自由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繁榮。”[(21)]他敏銳地察覺到一個新的詩歌時代的到來。對此,他充滿熱情和信心:“接受挑戰吧,新詩,也許它被一些‘怪’東西擾亂了平靜,但一潭死水并不是發展,有風,有浪,有騷動,才是運動的正常規律。”[(22)]
  15年過后重新讀來,謝冕的那篇在當時引起嘩然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其實并不是什么聲勢喧赫、咄咄逼人的戰斗檄文,它的核心題旨,就是對“五四”時期,也就是新詩初創期的文化精神的重新闡發。這是“五四話語”在80年代的時代環境下的復蘇和新生,它以文化開放、反抗傳統和自由創造[(23)]為語義中軸,向截止到當時的封閉保守的文化氛圍提出了質詢。文章很策略地先將當時的文化語境與“五四”時期進行了類比:“當前這一狀況,使我們想到五四時期的詩歌運動,當年,它的先驅者們清醒地認識到舊體詩詞僵化的形式已不適應新生活的發展,他們發憤而起,終于打倒了舊詩。他們的革命精神足為我們的楷模。”[(24)]類比潛含著推導和暗示,潛含著對“五四”創造和反叛精神的呼喚。盡管當時尚不能將“五四”的啟蒙理想和文化精神予以明確表達,但它無疑布滿歷史的啟示。正是這種“潛本文”對當時的文化語境具有強烈的震顫效應。
  美國學者維拉·史華慈在《“五四”:民族記憶之鑒》一文中指出:“五四運動遠沒有被拋入‘歷史的垃圾堆’,相反,它被中國幾代的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當作民族活力的象征。當這些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說到‘五四’的未竟遺產時,他們實際上是要更徹底地實現文化啟蒙的目標。”[(25)]青年學者汪暉也表達過類似的見解:“‘五四’時代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毋寧是一個輝煌的夢想,一段不能忘懷的追憶。它意味著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復歸,永恒正義的為此已晚卻又匆匆而去的來臨。……如果說神話表達了一種令人神往的獨特形式所展示的未來,并通過一種具體的行動預示著這個未來的實現,那么,‘五四’就是這樣一種神話和預言。”[(26)]因此,80年代“五四話語”的再生,顯然不止是歷史的重復或修復,而面對著更為復雜的文化語境,它糾結在一段難以離析、苦樂混雜的歷史記憶之中。一方面,現有人文景觀畢竟是“五四”文化所開啟的革命與反叛精神的歷史后果,確實曾有過令人吹呼雀躍的現實,它確實曾激發過創造的豪情,播下過令人欣悅的希望。尤為重要的是,它業已化為民族記憶和包括幾代人在內的諸多個體生命中的切實的部分,此中有忘我犧牲的血水與汗水,有魂牽夢繞的理想與期冀……這一切自然不可能輕易地以是非論斷。另一方面,正如史華慈所暗示,“五四”文化啟蒙的目標非但沒能徹底實現,而且幾經周折,數度變亂,已越來越背離初衷。如何將這同一題旨的兩個部分明晰地區別開來?如何在文化專制扭曲下將啟蒙的題旨表達出來?“五四話語”的再生產,創造了一種新的“神話和預言”,極其有力而又有效地抗拒著左傾專制的壓抑和侵吞。謝冕正是艱難地跋涉在這一片泥濘與崎嶇之中。他敏銳地把握住歷史的契機,借助對詩歌的具體史實的闡發,深深地注入非同一般的內容。
  很顯然,闡發歷史的目的就是要與現實展開對話。因而,對歷史的軒輊褒貶,包含著對現實的指斥和期待。謝冕收于《共和國的星光》一書中的論示,大都是這一努力的結果。其中《論中國新詩傳統》、《和新中國一起歌唱》、《歷史的沉思》三篇長文,對中國新詩60余年的歷史進行了冷靜的疏理,尤其是《論中國新詩傳統》一文,對《在新的崛起面前》中的主要精神,進行了更加鮮明而又完整的論述:決絕于傳統的激進文化立場,廣泛接納外來文化的開放態度和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活潑躍動的戰斗精神,這些一向被掩蓋和壓抑的精神個性,在這里成了中國新詩的“正統”,理所當然地被恢復了合法地位。
  謝冕在80年代發表的一部著作中說得很明白:“歷史是歷史學家加工處理過的事實材料,必定不能排斥歷史學家個人的加入。它不可能是與個人無關的,因為歷史有了這樣的加入,從而便不會有完全客觀的‘歷史真實’的品質。”[(27)]“歷史主要在于以現代的眼光,根據當前的問題看過去!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在于記載,而在于評價。”[(28)]謝冕對中國新詩傳統的闡釋,顯然正是“根據當前的問題看過去”的,從“新詩歷史的第一頁便是莊嚴的,它寫著兩個大字:創造”。[(30)]“新詩60年間走過的路,每步都是對舊的否定,每步都是對新的追求、。[(31)]到“當今的使命,是敢于向‘萬神之父’宙斯的神圣戒令挑戰,釋放出那深藏盒底的‘希望’來”[(32)],逐漸顯明地托出了“五四話語”再生的底盤。
  當我們回到90年代的學術文化氛圍,再看這些裹挾著激情的論辯,也許會覺得它們不夠理性化、學理化。但坦率地說,一種詩化的激情較之于學理的辯析,對當時的文化語境更具有沖撞的力度。而且,無論從研究主體還是研究環境上說,這種激情的建構,都是中國當代學術轉折所無法跨越的階段。誠如謝冕曾感受到的:“中國千年詩史的最近一個階段,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的歡樂與悲苦、激揚與沉寂,它是我們詩化的生活史和情感史。因此,當我們試圖去描寫它時,我們仿佛是在從事一番無情的自我解剖。但我們畢竟無計逃遁作為當代人的使命。”[(33)]如果說我們今日還能分享幾分學術的冷靜的話,那么,這與當日那種激情的抬頭有著無法割斷的關系。
  誠然,謝冕對“五四”文化精神的闡釋,主要收縮在新詩史領域,其重點主要放在現象的歸納和經驗的總結上,加之當時特定的意識形態環境的反彈,使得他的論辯不免有些情緒化和簡單化,如對“五四”全面反傳統的激進立場的弘揚等,在今天看來都是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問題。而且,這和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界對“五四話語”的理論反思相比,在關注焦點和學術旨意上也都不盡相同。然而,在8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伴隨著“朦朧詩”這一新時期報曉的春燕的啼囀,謝冕文學研究所取法的路徑,畢竟是開風氣之先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文學話語的展開,催動了新時期文學的多向度的自由探索,使當代文學日漸擺脫了左的僵化觀念和僵化模式的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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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中國的文化風云確實是瞬息萬變。正象“五四”一代反封建的健將轉眼之間就被“革命文學家”宣布為“落伍者”一樣,80年代的文化啟蒙尚未全面拉開戰幕,就被一種更為激進的文化立場所遺棄。文學創作借助前期的反叛與抗爭所打開的通道,迅速掀起了又一次大規模的“嘩變”。頃刻間,文壇秩序產生了“大亂”。面對這“美麗的混亂”[(34)],謝冕在對中國新詩史微觀細致疏理的基礎上[(35)]開始了新的“很痛苦的接近和理解的過程”[(36)]他一方面積極回應著這種創作和審美思潮的新變,力求快速全面地勘察和把握其精神走向,并為之在當代文化的整體背景下尋求合理的定位。發表于1988年的《美麗的遁逸——中國后新詩潮論》一文,就是對這一詩壇新秩序的描述和闡釋,盡管這篇論文針對當時頑固的欣賞習慣,依舊有一些情緒化的反應,但迄今為止,它仍是對“后新詩潮”的最全面的論述。在此文中,他對“后新詩潮”的“反文化”取向作出了如下解釋:
  ……不被認識和承認的事實產生痛苦。處于此種尷尬的境遇,只能采取憤激的態度抗爭。要么說當初以“朦朧詩”的方式出現的對于傳統詩的抗爭,主要是出于對傳統藝術方式的厭倦,那么由后新詩潮的怪異方式表達的,都是對于傳統“內容”的厭倦。詩寧愿捐棄傳統的美麗和典雅的內涵,而從藝術圣殿走出……這一趨向是與一代人對于現實存在的疑慮以及藝術惰性的反抗心理相維系的。[(37)]
  對此,他仍以激進的文化創造立場宣布,這種“極端的背逆”“正是禁錮詩歌的藝術教條放棄之后所產生的新秩序。‘混亂’的秩序宣告了平常藝術生態的恢復”[(38)]。他通過對“后新詩潮”的多元取向及其具體創作的多方面分析,大膽而準確地得出結論:“詩歌的動態結構作為一種秩序被確認之后,這只受到社會的發展力抽打的陀螺不會驟然停止它的旋轉——只要作為運動的現代化的內驅力不消失,詩的任何層次的變革都不具有‘最后’的性質。”[(39)]“中國當今詩歌的現實已經否定了絕對地征服和占領。健康的詩歌已經承認藝術多元結構的合理性。”[(40)]
  另一方面,謝冕繼續和深化著他前期對于“朦朧詩”的研究工作。他不斷地開拓自己的藝術文化視野,力求全面深入地逼近和理解這個“陌生的藝術世界”[(41)]。問世于1991年的《地火依然運行》一書,顯示了一種艱巨的建設性努力。此書從“縱向的考察”和“橫斷的掃描”兩個角度,就新詩潮的歷史形成、文化背景、構成形態和審美表現,展開了廣泛而深細的探討。上卷的縱向考察穿行于60余年的新詩歷史,追蹤新詩潮的來龍去脈。下卷的掃描囊括新詩潮的各路創作,把握它的總體精神。尤其是對新詩潮文化性格、詩美流變乃至對具體詩作的微觀透視,都超越了以往文學研究的經驗化傾向,初步顯露了理論化建構的端倪。這些分析和描述雖然未必窮盡新詩潮審美變革的方方面面,也不是這一新的文學現象的唯一解釋,但它至少為把握新詩潮的文化精神和審美形態提供了詳細的參照,也在一定意義上為中國的詩學建構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范本。
  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不同程度上刺激著學術文化立場的轉變。文學創作更是明顯地受到商業大潮和日漸興起的工業文化的影響。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粗暴”侵入,新保守主義學術態度的逐漸生長,使新時期以來所確立的文化視點和解釋途徑受到了質疑,而80年代的主要文學風景也在90年代的市聲喧囂中更換了其既有的意義。作為80年代文學景區的建設者和保護者,也作為20世紀中國理想和憂患的體歷者,謝冕面臨著再一次痛苦選擇:他既不愿意糾纏于過去那種無謂的而又無休止的紛爭,又要對抗在解構一切的狂舞和息卻激情的沉溺中對歷史的遺忘。他不會忘記“近百年的社會激蕩之中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感與智慧的投入”[(42)]。他依然相信,“投身于社會變革的激情與作為精英的使命感的結合”,是中國知識分子所創造的“極為動人的精神景觀”[(43)]。當然,他也反省到因特定歷史情勢的激進反傳統立場的“偏頗”。在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寫的總序中,他這樣表述了自己的“分析的立場”:
  ……我們愿認同于近代結束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吶喊、抗爭以及積極的文化批判。因為它順應了社會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過這一目標的障礙,但我們理所當然地注意到保存發揚那些優良傳統的必要,而避免采取無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44)]
  他敏感地意識到世紀交替時新的文化選擇的必然性要求,因而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文化態度。但他更意識到作為20世紀送行人的使命和責任:
  作為20世紀的送行人,我們感到有必要把我們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達。……我們期待著放置于百年憂患背景之上而又將文學剝離其它羈絆的屬于文學自身的思考。……我們希望這種思考是全景式的,通過對于文學追求的描寫折射出這個世紀的全部豐富性。[(45)]
  這個世紀的歷史包含未來文化建設的經驗,當然更多的是教訓。這里有著永遠不該忘記的奮斗與忠誠,當然也有著永遠不該忘記的恥辱、偏狹和愚昧。正因為此,謝冕在文學日漸沉醉于商潮欲海而放棄了而應該承担的鑄造民族靈魂的責任時,再一次發出了對“文學理想”[(46)]的呼喚,盡管“理想”一詞在20世紀的中國有很大的模糊性,但謝冕早就明晰地表達了他的文學理想的初衷和命意,這就是給社會人心以導引,以鼓舞和激勵的信念:
  文學若不能寄托一些前進的理想給社會人心以導引,文學最終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著沉淪。文學救亡的幻夢破滅之后,我們堅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學必須和力求有用。[(47)]
  這種理想絕非源自地域性的偏狹和權宜之計。它是世界各國優秀的文學家所終生抱守的寫作信念。謝冕當然不會奢望所有的當代中國作家都進入這個行列,他憂患的只是,中國當代寫作會在自由的放縱中,失掉理想的一隅。這種担憂絕不是沒有根據的。“正是因此,我們方在這世紀黃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種和耕耘。”[(48)]這是深情的、真誠的又有點凄然的奉獻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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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觀謝冕的文學研究,他的主要功績當然是在中國新詩的批評和研究上。但他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甚至寫作風格,卻無疑影響了整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當代文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存在著許多特殊的問題。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以及環境等因素的干擾和糾纏,向來是當代文學學者為之傷神卻又無法回避的困難。這常常導致許多研究者畏首畏尾,踟躕不前。謝冕總是敏于感應時代新潮,并迅速而全面地對此作出判斷和評論。事實證明,從80年代初至今,對每一次文學的新變,他都能率先作出反應。這種開拓精神影響了包括他眾多的學生在內的一大批青年批評工作者。可以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鑄造了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研究的品格。謝冕文學研究的先鋒性和預見性,自然不能只歸因于他個人的詩性敏感氣質。他的每一次沖刺,其實都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積聚了很大的氣力。他對新詩潮的把握,對后新詩潮的闡述,都來自對一首一首詩的精細的剖析。正如他自己曾說過的:“理解這個陌生的藝術世界是要花功夫的。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問題我們與它有隔膜,甚至不能容忍它,不能和諧地共處,……許多青年詩人的詩歌,都是這樣一首一首地在我們的課堂閱讀、研討。這樣的工作非常需要。不同的藝術觀念,不同的文化背景在這個新時代里互相沖撞,互相折磨,是很痛苦的。我們經受了這種痛苦,就會進入一個新的境界。”[(49)]  
  謝冕長于對文學現象高屋建瓴式地宏觀把握。他不滿足于那種煩瑣的、不偏不倚的研究,而強調主體的介入和創造性的整合。他認為,“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為這種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沖淡原本的積極動機”[(50)]。故而,他的研究每每別出心裁,多有創意。出版于1988年的《文學的綠色革命》一書,僅用10萬字篇幅,卻發人深思地勾勒出了幾乎是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曲折歷程的最新走向。分析之獨到,意向之鮮明,是煩瑣的考證所無法達到的。在強調主體性的同時,謝冕并不忽略嚴謹的科學性。他同樣強調扎實的材料占有工作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他說:“不論欣賞還是治學,第一步都是對材料的占有,即必須從閱讀(從無‘無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學問最忌諱的是不接觸創作實際的空發議論。我深深厭惡那種不占有材料而好發議論的空頭理論。”[(51)]在《從詩體革命到詩學革命》一文中,他將未來詩學體系的理想品質,描述為“縝密而科學的態度與宏大的氣勢與美文風格”的結合。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確實自覺地進行著這樣的努力。仔細研讀可以發現,在謝冕那些不出注釋的長篇論文和論著中,其實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資料和信息。這種隱去煩瑣的資料交待的處理,已不是學術論文規范層面的問題,而包含著研究者潛深的意向,這絕然有別于當代文學研究中那種“好發宏論”的傾向。僅以《新世紀的太陽》一書為例,客觀地說,這部著述立論相當陡峭、激進,它將中國新詩的發展理解為對舊詩傳統的擺脫和清除,這是很值得商討的觀點。但因全書的立論緊緊扣住新詩史的大量史實,材料的選擇精到貼實,富有啟示的觀點紛見疊出。所以,立論的偏頗,絲毫不減弱它作為“一家之言”的學術價值。這也正是謝冕文學研究的又一種魅力之所在。
  (1)謝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總序》。
  (2)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0頁。
  (3)(4)謝冕《我沒有“童年閱讀”》,《中華讀書報》,1995年3月22日。
  (5)徐遲《抒情的放逐》,轉引自謝冕《地火依然運行》,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33頁。
  (6)(7)(12)謝冕《新世紀的太陽》,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63頁、第155頁、第164頁。
  (8)(10)(36)(41)(49)《地火依然運行》,第33頁、第33頁、第1頁、第2頁、第2頁。
  (9)謝冕《文學的綠色革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頁。
  (11)(27)(28)《文學的綠色革命》,第14頁、第1頁、第2頁。
  (13)(16)(17)(18)謝冕《水遠的校園》,載《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40頁、第140頁、第141頁、第140頁。
  (14)(21)(22)(24)(29)(30)(31)謝冕《共和國的星光》,春風文藝出版社,1893年,第47頁、第198頁、第199頁、第195頁、第6頁、第5頁、第13頁。
  (15)《和新中國一起歌唱》等論文,雖然也檢省了時代的失誤和教訓,但激情與歡樂的記憶,仍烙印在字里行間。
  (19)(20)(51)謝冕《做學問從多讀書開始》,《中華讀書報》1995年4月5日。
  (23)這在《共和國的星光》中有多處闡發,其中最全面的當屬《論中國新文壇傳統》一文,參閱此書第3—31頁。
  (25)轉引自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頁。
  (26)汪暉《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載《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選》,社科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90頁。
  (32)《謝冕文學評論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207頁。
  (33)謝冕《中國現代詩人論》,重慶出版社,1986年,第15頁。
  (34)這是謝冕給文壇這種無序狀態的一個詩意的命名,文載《科技日報》,1987年11月20日。
  (35)這些成果大多收于《共和國的星光》、《謝冕文學評論選》和《中國現代詩人論》三書中。
  (37)(38)(39)(40)謝冕《美麗的循逸》,收于《磁場與魔方》,北京師大出版社,1993年,第212頁、第213頁、第214頁、第215頁。
  (42)(43)(44)(45)(47)(48)(50)(51)謝冕《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索》。
  (46)1995年5、6月間,謝冕在北京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兩次主持了關于“文學理想”的討論,《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等對此作了報導。
                         (責任編輯 周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曰下加文
  
  
  
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019-0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mín@①樂19951995 作者: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019-02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mín@①樂19951995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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