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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經濟理論的發展演變及現實啟示
二元經濟理論的發展演變及現實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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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50(2004)02-0027-07
      一、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傳統二元經濟理論及其結構靜態思想
      (一)傳統二元經濟理論回顧:從古典到新古典直至相互調和
    經過Lewis(1954)、Ranis和Fei(1961)、Torado(1969)、Torado(1969,1970)、Johnston(1969)、Dixit(1977)等人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二元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由古典至新古典的綜合過程。
    Lewis、Ranis和Fei作為古典二元經濟理論的代表人物,所持的主要觀點是:農業被視為依靠輸出剩余勞動而獲得發展的傳統部門,農業積累的產生與剩余勞動從農業部門的流出過程是同步的;工業部門充當著自身持續發展和吸收農業剩余勞動的惟一動力源泉,結構轉變和經濟發展的機制正在于農業剩余勞動與工業資本的有機結合。可見,古典理論關注的是要素跨部門完全流動和資源按市場要求在部門之間無磨擦再配置的過程,主張通過大力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增加資本積累和控制農業人口增長等,來解決可能因農業剩余不足而導致的工業化供給受阻問題。
    對此,持新古典觀點的學者集中就以下問題建立并分析二元經濟模型:第一,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動性。Johnston和Harris、Torado(簡稱HT模型)的二元經濟模型都以此為基本假設前提。盡管HT模型重點分析了城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城市失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的現實阻力等問題,但是由于他們在1970年構建的二元經濟模型以現代部門工資剛性為假設前提,而沒有運用結構分析的方法對城市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因此這種外生的阻力并不影響新古典二元經濟理論關于要素完全流動性的假設。第二,質疑“農業技術進步中性與外生”假設的合理性。在Dixit看來,Ranis-Fei與Johnston的模型中關于“技術中性與外生”的假設有欠合理。他認為,技術進步有利于消除所謂的“剩余勞動”,農業技術進步會促使商業化轉折點提前到來,保證在農業絕對就業規模不發生下降的前提下大幅提高農業產出水平。并且,工農業貿易結構可以根據市場變化內生地得到調節,剩余勞動因此而可能不存在。由此,新古典二元經濟模型摒棄了古典二元經濟模型中關于貿易條件外生和存在剩余勞動的假設,政策主張也傾向于通過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資本積累來提高邊際勞動生產率和增加農村就業水平;第三,農業積累的轉化問題。受新古典工業化思想的影響,Dixit主張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涉及稅收、價格和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參與來消除農業剩余市場化的障礙,以保證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基于資本邊際產出水平上升和土地所有者的自主貿易行為這兩個條件,Dixit(1978)實現了古典與新古典的相互調和。
      (二)若干新命題的提出
    與古典理論相比,新古典二元經濟理論更能得到現實的回應。世界銀行對亞洲經濟體(HPAES)中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農業占總產出與總就業的比重下降得越多越快的區域恰恰是那些農業生產率和產出增長得最快的地區。農業技術進步已經成為改變貿易條件的主要誘因,并使得潛在可能溢出的勞動力更具生產性,從而為工業化和結構轉變創造了條件。然而,由于受新古典工業化與貿易思想中“產品與要素市場有效”假設的影響,新古典二元經濟理論也未能完全洞悉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況。對此,弱的和溫和的新古典主義也承認,無論是產品市場還是要素市場都可能存在市場失靈(Westphal,1986)。基于這些認識,198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重點分析要素市場的二元性及其在發展過程中的雙重角色,并逐步向區域和國家等地理層面滲透與延展。這促使實證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要素再配置效率與結構轉變的影響結果進行新一輪的研究。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二元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一)二元經濟理論發展的新趨勢及其背景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二元經濟理論的研究重心與范式發生了變化。首先,更加注重對約束結構轉變的深層次原因的分析。與1970年代不同,此時的研究重點傾向于分析影響結構轉變的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的不完全性等被傳統二元經濟模型所忽略的問題,而不僅僅停留在部門本身的規模不平衡及其造成的市場限制等方面;其次,對結構多元化的內在作用機制從國別發展模式的角度進行實證與比較分析,成為普遍的研究方法;第三,對開放發展中經濟的研究日益深入;第四,不同理論分支的融合趨勢日益增強,新貿易、新增長和新經濟地理等理論的發展都推動傳統二元經濟理論的研究進入耳目一新的發展階段。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二元經濟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
    1.要素市場的二元性及其影響
    要素市場的二元性對新古典二元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提出了質疑,學者們由此來探究由城鄉二元差異引起的制約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各種原因。首先是城鄉信貸市場結構的二元性。信貸市場制度不完全,主要由政府介入信貸分配或道德風險而引起,它有可能導致特定部門的利率偏低或形成有選擇性的信貸配額,這在農村地區表現得尤其嚴重。分割或不完全的信貸市場對其他要素市場具有廣延性的負面效應,包括對土地使用制度(林毅夫,2000)、人力與物質資本的積累規模(Galor & Zeira,1993;Banerjee & Newman,1993;Chiu,1998)和勞動力市場(Bardhan & Udry,2002)的影響等。落后發展中國家因此而會出現大量資本向現代部門集中的現象,農業發展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本積累,只有過分依賴土地并形成土地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從而強化了經濟結構的二元差異與城鄉不平等。其次,勞動力市場的內生二元性。與托達羅模型中“工資水平外生不變”的制度成因不同,Akerlof和Yellen(1986)的效率工資理論探討了勞動力市場的內生二元性,他們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同樣可能發生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并將由生產性質和市場結構導致的勞動力二元分化與由單純制度剛性造成的勞動力市場分割有效地區分開來,從而為現實工資的靈活變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此,Collier和Bigsten(1981)通過對肯尼亞的研究證實了工資的明顯波動與最小工資的大幅下滑。第三,人力資本的二元性。Eicher(2000)認為技術創新及由此引起的國別生產力差異是促使人力資本充當二元角色的主要原因。其中,由技術人力資本供給引起的教育投入增加和由人力資本需求增長而引致的對技術創新需求的進一步增加分別對不平等起著減弱和加強的作用,教育外部性(表現為社會效應)越大,技術與非技術勞動力替代程度越小,生產就會出現多重不均衡,不平等程度相應會單調下降。
    2.對多元經濟結構的相互聯系與作用機制的研究
    傳統二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不涉及比較優勢、貿易模式、需求結構和經濟開放度的變化,對部門間相互聯系的分析也僅限于從以勞動力為主的要素流動和要素市場是否均衡等角度展開。事實上,結構多元化既發生于城市部門之間,也出現在生產鏈在城鄉部門的組織過程中。Cole和Sanders(1986)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非正規部門、制造業部門與農村生產部門之間的關系并非如HT模型所描述的完全獨立,非正規部門的發展依賴于城市正規制造業部門的人口規模、人均收入水平和替代非正規部門勞動力的資本品的價格。非正規部門勞務服務的需求彈性越大,則其工資的下降壓力就越小,從而就業的擴張力就越大,反之,則會造成就業吸納力的減弱。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于前一種情況,人口的遷移提高了產出能力和流入非正規部門及農業部門中勞動力的福利水平。日本學者Murata(2002)則深入探討了中間產品部門在城鄉部門聯系中的內在角色與作用機制,認為城鄉部門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主要是基于兩類循環累積過程,所形成的多重均衡分別對應著由供給與需求因素引致的低發展陷阱,只有增加城市勞動力規模和降低中間產品的固定成本才能夠跳出低發展水平的陷阱。對此,Eswaran和Kotwal(2002)從另一角度以加拿大為例進行了佐證。他們建立了一個由農業部門通過內生創造對服務需求而推動工業化的模型,并以非貿易服務產品為研究對象,解釋了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之所以能在不求助于保護的前提下實現工業化的原因。這種觀點強調供給部門之間在結構轉變和工業化過程中的關聯性,其中如何突破市場規模限制增強由支持性服務和規模經濟部門之間的互補性,是工業化推動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過渡的關鍵所在。
    3.對二元經濟的地理特征與收斂關系的研究
    在發展中國家中,地理二元性與部門二元性往往交織在一起。Krugman(1991)在其著名論文《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中以中心外圍理論為基礎,以農業勞動力不可流動為假設前提,以兩個經濟結構處于不同的轉變階段的區域為出發點,建立了經濟地理的兩區域模型。該模型的特點是它突破了傳統二元經濟理論中有關經濟體封閉和區域同質的假設,通過引入區域、運輸與貿易成本等概念,認為邊緣區的積極結構轉變可能會因它與核心區之間的固有貿易關系而受到限制,從而將部門二元結構特征傳遞并擴大到地理層面上。Forslid(2001)則認為,在Krugman的二元經濟模型中忽略了區域和國家既有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優勢。他通過加入比較優勢條件和放松要素不流動的假設,并假設技術在不同區域中不同質(從而使區域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得出了與Krugman不同的結論:當貿易成本變得不重要時,比較優勢作為獨立于貿易成本的因素將最終在產業擴散均衡的形成中起主導作用。對于消除區域二元經濟結構,他認為,利用自由貿易體制發展那些擁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部門將為小國經濟帶來福音。
    4.對二元結構下的發展與不平等的分析
    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使發展與不平等成為一對亟需解決的矛盾。由部門發展落差驅動的結構轉變是否必然會減弱收入不平等程度引起了經濟學家的廣泛關注。Bourguignon(1990)的分析表明,當存在二元經濟時資本積累對不平等的影響變得比較模糊,它取決于工業部門的工資率隨資本積累變化的方向。這意味著工業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技術結構和勞動力需求彈性等都將成為影響城鄉不平等的重要因素。由于移民的異質性和人口流動中的分配效應,Temple(1999)對通過降低現代部門的最小工資或給予農民補貼以達到增進分配和降低失業等目的的作法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根據技術進步模式的不同,不平等與發展的關系也不同。如果城市化由制造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來推動,則城鄉不平等程度將擴大;反之,農業技術進步則有利于改善城鄉收入分配結構。所以,城市化效率僅僅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其公平性則是社會福利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
      三、二元經濟理論的實證研究:對資源再配置效果的分析
    目前,大量的實證研究集中于分析發展中國家由資源流動而引起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標志著不完全等同于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研究視角的逐漸形成。
    在分析資源的再配置效應方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學者都在相同的理論框架中,以多國回歸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包括投資和部門指標在內的變量對人均GDP增長率和人均GDP的影響,如Feder(1986)、Dowrick(1989)、Dowrick和Gemmel(1991)。Feder對1964~1973年期間30個半工業化國家的研究表明,工業與非工業部門的邊際要素生產力存在著差異。Dowrick(1989)的研究表明,在OECD國家中農村勞動力向工業和服務業的配置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尤其高,他因此否認邊際勞動效率在工業與服務部門之間的差異。Dowrick和Gemmel(1991)的研究則發現由勞動力配置引起的GDP增長效應可以解釋中等與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1/4。
    然而,Poirson(2000)認為上述實證分析仍然存在著缺陷。首先,在回歸分析時將部門指標視為外生變量不符合實際情況;其次,在分析物質資本積累率與勞動增長率時使用的是投資份額與人口增長率等間接指標,而未將人力資本增長率納入分析模型,從而使結果出現誤差;第三,多國分析未考慮到國家本身的效應,這無疑將許多包含國別的特殊因素,如制度等排除在邊際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成因之外;第四,僅僅將部門轉變與經濟增長的顯著相關性解釋為被研究國家的要素市場不完全尤其是勞動力市場存在二元性是不正確的。Poirson(2000)以1965~1980年的30個發展中國家為對象,建立了包括現代部門(由工業與服務業組成)和傳統農業部門在內的經濟增長模型。他的模型在Pomer(1986)與Lucas(1988)的基礎上,在資本增長彈性中加入了生產外部性變量,以剔除資源無效再分配的影響。理論推導表明,由于勞動力向現代部門的配置具有降低部門資本密度(資本密度是Romer引出的概念,以K/L表示)的作用,所以如果現代部門資本積累的外部牲大于傳統部門資本積累的外部性,則勞動力再配置對經濟增長的效果就為負,而資本向現代部門再配置的經濟增長效應則為正。在更一般的情況下,要素再配置本身就是一個內生變化著的變量,它受到要素平均生產效率與當時生產結構的影響,而生產結構又作為積累與分配決策的函數而內生性地發生著變化。
    總之,Poirson的實證分析結論頗具綜合性,他認為人力資本積累無論對現代部門還是傳統部門都非常重要;部門之間的邊際勞動生產力差異是引起人均GDP國別差異的重要因素;資本積累不僅具有刺激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而且還會通過促進勞動力的再配置起到促進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這意味著在采納勞動力偏向技術的條件下,資本在啟動勞動力配置方面的作用將日益顯著,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結構轉變的實際效應變得更加復雜了。可見,Poirson的研究始終沒有偏離發展中國家資本稀缺的背景。他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部門之間邊際物質資本生產力的擴散幾乎不存在差異,所以要素對增長的再配置實質上反映的正是勞動力再配置。為了使勞動力再配置效應能夠充分地發揮,他認為現代部門靈活的實際工資是一個能夠促使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為正的積極調節機制。可見,實證分析的研究重心又回到了理論爭議的核心命題上來了。
      四、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趨勢及特點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在改革開放前后的發展態勢顯著不同,其誘因也各異。其中,各地區內部的經濟二元化程度又與全國不同。
    改革開放以前的1952~1978年間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持續擴大的時期,二元對比系數由0.201下降到0.144(注:具體數據參見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國內及國際區域合作》,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遠低于發展中國家0.38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由以勞動力和資本為主的要素逆市場配置而造成的制度性市場分割是引起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深化的根本原因。優先選擇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與不合理的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從兩方面擴大了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資本積累的外部性之比,通過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增強了現代部門擴大資本積累和排斥農村勞動力的內生性要求,使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憑借抑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措施而得到強化,從而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城市化受阻等歷史性結果。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由制度性市場分割引起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全國性的普遍影響,它對地區之間的差距并未產生直接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基于市場體制逐漸建立、農村內部經濟結構的加速分化和地區發展戰略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呈現出跌宕起伏的發展特點。1990年以前,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經歷了—個緩解的過程。城鄉二元對比系數由1979年的0.196提高到1990年的0.246(注:具體數據參見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國內及國際區域合作》,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城鄉之間人均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也由1978年的53.36%下降到1990年的50.02%。在該階段中,發端于農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和鄉鎮工業的崛起是兩個弱化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主要原因。其中,來自于農村內部的結構轉變動因起著主導性的作用,鄉鎮企業通過自主貿易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力,在部分地區激發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效應和經濟結構多樣化的需求溢出效應,從而有效地推動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然而,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鄉鎮工業的這一角色并未得到維持。Lim和Harland(2001)認為,當時政府基于從資源利用、市場供給等角度保護國有經濟部門使其免受競爭的目的而在稅收、信貸獲得和技術勞動力供給等領域對鄉鎮工業的發展實施限制,既直接危害了農業,又間接對國有企業和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國有企業競爭意識的減弱、民營資本成長受抑、國有企業從農業中獲得的資源也明顯減少。
    20世紀90年代以后,沿海地區加快開放步伐使得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重點又回到了城市,農村改革陷入停滯,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在短暫穩定波動中再次回落,由1991年的0.219下降到2001年的0.18(注:具體數據參見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國內及國際區域合作》,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深開始集中影響到東西部區域差距的擴大。從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西部相當于東部的85%,2002年下降到71%,下降了14個百分點,而從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來看,在同一時期西部與東部之比由70%下降到46%,下降了24個百分點(王小魯、樊綱,2004)。其中,在各省或直轄市內部,又分別嵌套著不同程度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而且表現與經濟發展水平極不一致的方面,上海、天津、江蘇和廣東等省或直轄市是典型的“發達二元經濟”,而江西、內蒙古和廣西等省份盡管經濟不發達,但是其城鄉經濟結構的二元差異卻表現得并不十分突出。這說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不同區域可能會由不同的因素引起。欠發達地區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組成的現代部門自身發展水平過低,對要素的吸引和配置能力偏弱,要素的擁有量與產出效率都無法與發達地區競爭,從而使得城鄉二元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被暫時掩蓋起來。在這些地區,發展城市經濟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的比較優勢制造業和第三產業,以及加快推進市場化進程將有利于弱化潛在經濟二元化的影響,并依托城市化來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那些發達的省或直轄市則存在顯著的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問題,現代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除了受到制度影響以外,還與現代部門的生產性質、市場結構以及分工程度的演進速度相關,而不僅僅體現為勞動力等要素流動的阻滯方面。在此,我們認為,城鄉勞動力流動的不暢并不是造成城鄉二元經濟反差的原因,而是其主要結果之一,加快城市化也不能單純地依靠轉移農村勞動力來實現,還應該從提高農業生產率、推進專業化分工和農業產業化等方面入手,以減輕非制度性市場二元化誘因日益增強的影響。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特點集中體現為地域的復雜性和誘因的多樣性。這說明,單純地從勞動力流動的視角去研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已經顯得非常不足,技術進步、物質與人力資本的流動與積累、勞動力流動后效應等都將作用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動態變化過程。這需要我們從更全面的角度來看待新時期的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
      五、若干啟示
    1.健全要素市場的有效調節功能,促進積極的結構轉變
    當前,學術界更加關注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存在所造成的結果及其解決辦法。其中,結構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怎樣做到加快城市化與提高農村福利水平并舉以及多部門的協調發展都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主要問題,而弱化要素市場的二元分割狀況以增強市場的有效調節功能又是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因此,我國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時,還必須逐步消除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各種障礙,尤其是體制性障礙給市場結構造成的二元影響,以減小城鄉資本外部性差異過大給勞動力配置和其他要素流動造成的低效影響。
    2.從順應市場競爭與互補的角度協調多元經濟部門之間的發展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多元化是一個普遍現象,這要求工業化政策必須通盤考慮,不能為了提高某個部門的短期利益而犧牲其他部門的長期利益,相應的經濟政策評價也應該從多部門角度進行。所以,隨著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增強,要實現部門的協調發展必須從協調部門之間的投入產出關系、貿易聯系與結構聯系等方面入手,避免部門協調失靈帶來的負面影響。
    3.在部門和區域開放的視角下,尋求經濟發展所依托的比較優勢和通過不斷的技術進步來支持經濟的長期發展
    城鄉二元經濟是封閉經濟的產物,它在大國經濟中主要以塊狀的地理形態而存在,并深刻地影響著產業的梯度轉移與區域經濟的正常發展序列。要打破這種現狀,除了應加快要素在城鄉之間配置的力度、廣度與頻度以外,還應突出部門與地區的比較優勢并致力于發展區際貿易。此外,由于城鄉部門的技術進步具有不同步的特點,為了避免二元結構差異的加深,落后區域和農村地區還必須在較低的發展起點上培育技術創新的趕超意識。只有致力于技術進步的農村城市化才能真正提高農村發展水平,并縮小城鄉與地區發展差距。
    收稿日期:200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大連27~33F11理論經濟學胡彬/孫海鳴20042004迄今為止,二元經濟理論已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它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中曾起到過不客忽視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等理論分支的迅猛發展,二元經濟理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在實證分析中也隨處可見上述理論運用的蹤跡。本文在對此進行重點評述的基礎上對中國城鄉經濟結構的演變趨勢與特點做出分析。二元經濟理論/要素配置/部門協調發展
    dual economic theory/factor allocation/secto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本文為200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產業集群與區域競爭力提升戰略》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負責人為魏后凱。高啟杰詹Evolution of Dual Economic Theory and Inspiration for Reality
  HU Bin 1, SUN Hai-ming 2
  (1.Research 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Up to now, dual economic theory has experienced evolution for half a century and it has played an un-neglectable part in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the 1980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theory,new trade theory and branches of new institution theory, dual economic theory has made new development, whose application is reflected in muc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making emphasized commen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China.胡彬(1973-),女,上海市人,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 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孫海鳴(1956-),男,江蘇江陰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財經大學國際不商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大連27~33F11理論經濟學胡彬/孫海鳴20042004迄今為止,二元經濟理論已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它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中曾起到過不客忽視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等理論分支的迅猛發展,二元經濟理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在實證分析中也隨處可見上述理論運用的蹤跡。本文在對此進行重點評述的基礎上對中國城鄉經濟結構的演變趨勢與特點做出分析。二元經濟理論/要素配置/部門協調發展
    dual economic theory/factor allocation/sectoral coordinate development本文為200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產業集群與區域競爭力提升戰略》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負責人為魏后凱。高啟杰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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