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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二十世紀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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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中的中國學術已不知不覺地步入了世紀之交的“三叉路口”,面臨著回顧過去調整步履以最佳選擇開啟未來的歷史使命。“回顧”與“展望”是當前學術研究的兩大主題,也是完成“繼往開來”歷史使命的“當務之急”。20世紀中華民族的命運多次發生急轉突變,古典小說戲曲研究呈現出與之大略相近的發展態勢,既有良辰美景的歌吟,又有風暴急流中的掙扎哀鳴,值得回味的東西很多。21世紀是個神秘誘人的世紀,正處在學術轉型中的小說戲曲研究須蠡測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勢,以便確定自身的跑道,以便以明確的目標、清醒而強烈的意識投入到新世紀的文化建設之中。當然這回顧與展望不是憑一人之力就能做好的,它需要這個時代學者的共同智慧來支撐。筆者僅將在編寫《二十世紀小說戲曲研究論文精粹》和《中國小說研究史》(與黃霖先生合著)中的粗淺體會寫出來,奉獻予時賢,就教于大家。
   一
  20世紀的小說戲曲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相融、整合的世界文化背景下進行的。國門開放的闊狹、吸收外來文化的氣量與能力決定著文化交流的范圍、深度和文化重建的面貌,也牽引、制約著古代小說戲曲研究的學術走向。由是觀之,近百年來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六個階段。
   (一)五四前后文化革新與學科創建期
  本世紀最初的20年,一方面國外強大的文化勢力借用政治軍事力量不斷地沖撞、侵入國門,迫使立志圖強的國內有志之士,有意地學習借鑒西方進步文化以推翻落后、腐朽的封建專制文化,重建嶄新的中華民族文化。于是,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繼盛唐晚明之后又一次空前的文化活躍時期。西方哲學特別是文藝理論紛紛擁入,徹底改變了輕視小說戲曲視之為文學末流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觀念,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將小說戲曲視為改良政治和國民的最有力的工具,進一步發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吶喊。其后,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建設派,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以“人的文學”反對封建“載道”文學,掀起了文學革新運動。革新運動在相當大的范圍和程度上是從小說戲曲研究入手進行大膽扎實的實踐,并以他們嶄新卓越的學術成就顯示出了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成功。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胡適的《紅樓夢》等小說考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陳獨秀的《論戲曲》、鄭振鐸研究小說戲曲的系列長論、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齊如山的《說戲》等煌煌論著,便是這一階段小說戲曲研究結出的豐碩成果,也是本世紀小說戲曲新學科建立的重要標志。上述奠基性著作所發生的影響直到今天還使人們深切地感受著,這種影響的力量不單是來自那些著作中的現成結論,因為結論不斷地被后人補充修正著,而是導出結論的那些理論方法和思維方式。
  新的理論方法包含著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考據學派,一種是進化觀念。二者是既承繼著中國傳統的兩脈來源又吸納了國外新理論而加以改造的結果。前一種方法的傳統根基是比較重視考據、校勘、辨析、注釋的乾嘉樸學。胡適借用美國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理論對乾嘉樸學的方法加以改造,意在將考據、校勘的方法用來達到“把我們所有的觀念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的目的上去,提倡“科學試驗室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創造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歷史考據的新方法。并將其首次成功地運用于小說的研究之中,奠定了一個世紀以來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路徑(以后又佐以地下考古材料并參照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發展成為“三重證據法”)。
  達爾文的進化論觀念雖然與我國傳統的歷史循環論有著很大差異,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相通處。可以這么說,人們在利用中國傳統的父繼子業、子承父志的第次傳承觀念和有首有尾有源有流的自然觀從事文學研究時,自覺地同達爾文等人的生物有共同祖先,經過變異、遺傳、自然選擇最終完成由低級到高級進化的進化論相結合,用進化論改造傳統的歷史觀,使之進一步系統化、條理化,賦予它新的內容和更強的理論色彩,使之成為適應國內社會變革需求的新歷史觀和方法論。
  以上兩種方法雖然在形式上有時是分開著的,但實質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對具體問題的考證總離不開進化觀念或明或暗或遠或近的幅射。進化論與歷史考證的方法在“歷史”的共域內統一于進化論,進化論的理論容納了歷史考據學方法。我們只要讀一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會對這種容納有乾嘉傳統的進化論學術研究模式有更具體、深切的體認。總之,這是20世紀小說戲曲研究乃至整個學術文化研究的建設期、成熟期和輝煌期。
   (二)三四十年代由多元趨于一元的學術定型期
  本世紀進入三四十年代,由于社會動蕩的加劇,斗爭日趨復雜,政治勢力日趨明朗,活躍的文化日漸趨向適應政治斗爭的需要。體系龐大科學嚴密更富有時代感和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中國歷史的需求,日漸容納消蝕了其它哲學文化,自然而然地成為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變化。如果說前20年進化論是中國文化領域,特別是小說戲曲研究界被普遍接受和運用的主文化理論的話,那么,三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取進化論而代之,且影響的范圍和力度遠遠超過進化論。魯迅、茅盾等是這個時期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小說戲曲的學術代表。
  馬克思主義進入學術研究領域,使學術研究理論、方法的結構組合發生了新的變異。一方面,容納乾嘉傳統的進化論研究模式借助進化論的發展觀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觀接軌,開始逐漸形成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具有求實精神的新的批評模式;另一方面,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高深、精嚴,不下一番大功夫、苦功夫便難以掌握,這使的前一階段的部分研究者出現落伍、掉隊現象,他們繼續使用著習慣了的考據方法。于是,學術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考據派(如胡適、余嘉錫、吳梅、孫揩第、馮沅君、嚴敦易、周汝昌等),評論派(如陳獨秀、齊如山、魯迅、茅盾等),再加上上面所指出的融考據于評論之中的亦考亦論、論中有考的考據評論派(如鄭振鐸、吳晗、俞平伯、朱東潤等)三種批評模式。三種研究方法同存共容,既是前一階段熱潮猛浪過后的余波蕩漾,又孕育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這一階段小說戲曲研究的大體走勢是在上階段開辟的領域內繼續開掘拓展、補充豐富。研究者雖沒有前一階段那種大立大破的氣魄,但對問題的探討更趨精細,出現了諸如印度文化與中國小說戲曲,論行院、影戲、魁儡、南曲以及《水滸》、《三國》、《西游》的故事演變,曹雪芹家世、唐傳奇、才子佳人小說等一個個學術專題系列,學者們在這些領域的辟荒耕耘奠定了和平環境下學術發展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規范了一個世紀小說戲曲研究的主攻目標。
   (三)建國后社會學研究模式的生成與僵化及該學科的鋪展與畸型
   收縮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民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唯一指導思想。從前蘇聯移植來的主要從經濟、政治等社會條件分析文學作品的社會學批評方法與中國傳統的“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論事的歷史批評相融合,成為小說戲曲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五四時期曾引入的其它西方理論學派,諸如叔本華的意志論、達爾文的進化論、詹姆士的實用主義等在經受前蘇聯移植來的無產階級理論的檢驗中,都被一一過濾、排斥掉了。考據的方法雖仍被人們經常使用,但已失去了過去的輝煌。作為唯一的從舊時過來的幸存者,總免不了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再也不能與評論派平起平坐了。特別是將胡適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大加討伐之后,考證方法也成了“筆伐”的對象,雖在曹雪芹生卒年、《水滸傳》的作者、關漢卿生平等問題的研究中曾熱過一陣,但不久又被壓下去了。盡管這種方法沒有消失,數量已大大減少,或化入評論文章之中了。實際上考據學的方法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歷史學的方法,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被包容在社會學的范疇中的,它常常為社會學批評提供歷史的實證。所以說這個時期的小說、戲曲批評模式是一種容納考據派批評的重視作品政治思想價值評判的社會學研究模式,這是唯一的一種研究模式。
  這種模式突出體現為學術論文和著作的撰寫結構:時代背景、作家生平創作、作品主題思想、藝術成就等的四段式。前兩段內容是考證方法的用武之地,或者說考證的成果被運用到了時代背景、作家生平的撰述中,最終又被納入從社會到作家,從作家到作品、由外及內,由大到小的社會批評模式里。而這種批評的意旨所向,不過是作品的社會政治思想價值而已,藝術美學分析既浮淺又死板。這種模式對社會時代與作品政治思想價值分析所占比重呈現出不斷加大的趨勢。這種趨勢突出體現在文學史的撰寫中,從50年代再版的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到游國恩等的《中國文學史》、中國社科院編的《中國文學史》再到70年代北京大學的《中國小說史》、南開大學的《中國小說史簡編》,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演變軌跡。50年代出版的《琵琶記討論專刊》、《關漢卿論文集》、《元明清戲曲研究論文集》中的評論文章幾乎是清一色的四段式結構,不論多著名的專家包括鄭振鐸在內都沒能擺脫這一“八股”式。
  在建國后的近30年中,社會學研究模式走過了一個由生成到僵化的歷程。我們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學研究方法引入中國之前,無論是文獻學與經史觀指導的研究,還是用來導讀的評點批評,無論是曲話詩話注釋辨析,還是引某一理論比附文本,都不及社會學研究方法說理因果明晰,理論條貫嚴密。而正是這種條貫嚴密的思維和將作品置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宏大思維視野中加以總體把握的方法,與中華民族在構建天人合一文化結構中形成的整體思維模式達成了一種默契,或者說使原來直感式、想象式的一統時空思維趨于理論化。另一方面,人們還可以通過認知這一研究方法而打開認知俄國文化和西方古典哲學的大門,思想領域和學術的視野被大大地拓展開來了。因此,應該說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能在中國這塊文化故土落足、生根、生長為統治一個時代的方法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進步性的。也正是因為其上述的進步性使得戲曲小說研究在建國最初10年呈現出勃勃生機。其基本特點是出現了名著研究熱、專題研究熱。這既是上一時期研究路向的拓寬,同時也奠定了以后研究的范圍、格局和基調。而這種研究呈現出幾個不同于以往的學術特點。一是宏觀性與整體性,即對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創作過程連同作品本身思想藝術的宏觀透視和整體把握,結束了零打碎敲、顧此失彼的叢雜瑣碎的考述時代。二是理論性的加強。現實主義、典型化的理論和辯證法的哲學分析方法被普遍地運用于文學批評中來,使得文學研究更具有了理論的說服力。三是有組織的集體討論的研究方式。如關于《琵琶記》評價的討論、關漢卿及其劇作的討論、《長生殿》主題的討論、《水滸》爭論、《儒林外史》討論、曹雪芹生卒年的討論等等。這諸多的學術討論無疑大大推進了小說戲曲研究的深入。
  然而,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向來有著極大的融釋、重鑄力,從而使得闡釋中的馬克思主義日趨中國化、使用化。由于政治實用主義對學術控制力隨著階級斗爭理論地位抬高而日漸強硬,又由于社會學理論本身偏重于政治思想價值的評判,一旦學術研究只是成為適應和滿足社會政治斗爭需要的工具的時候,這種批評方法便會偏離學術本身的軌道而降為社會政治和時代流行意識的違心圖解,不但流于簡單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生命力枯竭、僵死的命運也在所難逃。盡管在五、六十年代還不時地有人發出防止文學研究中的庸俗化傾向的吶喊,以求引起世人的警覺,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這個學術悲劇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6年至1976年為小說戲曲研究的停滯、畸型期。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政治化、庸俗化不僅葬送了研究方法本身,也葬送了學術研究。建國初小說戲曲研究的對象范圍呈橫向展開之勢,到這個時期,為迎合政治斗爭需要而呈向內急劇收縮。前6年研究古代文化的機構癱瘓,大批報刊停辦,大陸雜志由1965年的790種驟減至20種(包括政治雜志在內的所有雜志)。古代戲曲被視為宣揚牛鬼蛇神、帝王將相的封建主義垃圾,隨同“四舊”一起被掃掉了。舞臺上“樣板戲”一花獨放,所謂戲曲研究不過是為之抬轎子吹號子而已。小說研究全國(除港臺地區外)無一部研究古代小說的專著出版,無一篇學術論文發表,學術的脈搏停止了跳動,廣闊的小說戲曲研究領域變成了無人敢涉足的莽莽荒野。后4年,戲曲研究未見有什么新起色。至于小說研究大多不過是適應“評紅”“評《水滸》”的政治運動而制作的運動文章。理論方法為清一色的“階級斗爭論”和這種理論指導下的主觀庸俗化的社會學批評方法。乾嘉傳統的考據方法被賦予資產階級的性質而橫掃掉了,至少是極大地削弱了。庸俗化的社會學批評方法具體表現為:或者是遠離文學主體,不對文章做藝術、美學分析,只從現實的政治實用出發,應需立論,斷章取義的實用主義方法;或者是采用從材料中尋找“微言大義”比附影射現實的“索引”“影射”法;或者是從作品中找實例,附和印證現成結論的對號入座的比附填充法,或者是依據現成的理論設計題目、羅列實例、注釋理論的“書不破注,著不破疏”的理論注釋法;或者是習慣于用今人的價值觀念苛求或美化古人的反歷史主義的方法,以及只重政治思想評判而忽略藝術美學分析的研究傾向。這種主觀化的庸俗社會學批評既是文革前此種模式的惡性發展,它所形成的思維定式又給予文革后的小說戲曲研究潛移默化的影響。
   (四)新時期由收縮到開放、由單元到多元的學術轉型期
  空前浩劫的結束,使中國的決策者面臨著如何擺脫過去重新選擇中國人未來命運的嚴肅歷史課題。改革開放的明智選擇給疲憊不堪的中國帶來了新的生機,當經濟體制完成了到市場經濟的初步轉換后,中國的經濟、文化呈現為突飛猛進的態勢。歷史要求學術跟上這個偉大的轉變,小說戲曲研究進入了一個自覺的學術轉型期。這一時期的小說戲曲研究是繼明末清初、“五四”時期兩個高潮之后的又一個高峰,而且思維方式的變革、研究方法的更新、理論的世界性、多樣性、豐富性等都超躍了前兩個高峰期,顯示出了濃厚而鮮明的時代特征。
  從縱向看,這個時期小說戲曲研究又經歷了兩個階段,1978年到1983年為撥亂反正期。在這6年里,學術研究在理論觀念、思維方式、研究視角和方法上完成了由文化大革命到新時期的歷史性跨越。這是一個舊的觀念意識和方法尚未隱退,新的文化意識和思維方式剛剛萌生的新舊交替時期,而習慣的思維定式是隨著對文革的反思在棄舊求新的心理導向和新文化傳入的雙向作用下逐漸消弱減勢的。具體說小說戲曲研究呈現以下四種態勢:極左思潮和庸俗社會學批評雖日漸消退,但余力尚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文藝觀成為小說戲曲研究的主導性方法理論;乾嘉考據學派適應著學術界厭虛務實的普遍心理趨向而受到學術界的青睞,并在一定范圍內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批評相結合,構成了這個階段小說戲曲研究的主潮;美學熱、價值討論熱和比較文學的引入,給小說戲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盡管這類文章數量不多,高質量的尤少,卻標志著小說戲曲研究的新趨向。
  研究的理論、方法規定著學術研究的面貌,這是被本世紀以來的小說戲曲研究的實踐所證明了的。當人們對此有清醒而深切體認后,便會對新理論、新方法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1984年全國興起的方法討論熱潮便是人們方法論意識自覺的表現。開放的國策也使新方法的傳入成為可能,于是美學、比較文學、心理學、原型批評、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接受美學、語義學、符號學、結構主義、模糊數學、闡釋學、傳播學、人類學等西方進步的批評理論和批評方法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普遍歡迎,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默默地改變著人們傳統的思維方式。然而,崇尚實效的中國人懂得,只有國學根基深厚又善于吸收世界進步文化的學者才能創造出具有時代特征和民族風格的新學術流派。中國的小說尤其是戲曲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小說戲曲研究也須建立具有世界進步文化理論的民族風格,這種民族文化研究——探討中國文化的生成流變史、成份構成、民族特性以及對小說戲曲文化的具體滲透無疑是深層的、高品位的文化研究和建構,這種艱深的探索直到現在仍繼續向廣度、深度進行著。
  從橫向看,研究領域呈扇形展開,日趨活躍。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最為顯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七大小說名著,《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五大名劇,元雜劇、關漢卿雜劇、明清傳奇等幾個學術熱點的研究仍是小說戲曲研究的重鎮。戲曲與小說不同,除文學劇本的研究外,戲曲音樂、戲曲表演、曲譜、地方戲等向來就是戲曲研究家們關注的重點,全國研究小說戲曲的大家、精華、新秀都集中在這幾個重鎮上,門派種類眾多,百家競勝,空前熱鬧,每年發表的學術論文不下千篇,出版的學術專著十幾部乃至幾十部。其它小說戲曲的研究也愈來愈受到重視,研究領域不斷地拓展、深化著。
  探討小說戲曲生成、嬗變史及其發展規律的宏觀研究是這個時期僅次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又一重要文化景觀。就方法而論也有著突出的特點。特點之一是利用敘事學的理論或敘事學與文化學、敘事學與歷史學、人類學、神話學相結合的方法,重新梳理小說戲曲的觀念史、敘事方法的演變史,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徐岱的《小說敘事學》、董乃斌的《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石昌渝的《中國小說源流論》、楊義的《中國小說史論》、趙毅恒的《苦惱的敘事者》、寧宗一等編著的《中國小說學通論》、譚帆、陸煒的《中國古典戲曲理論史》、余秋雨的《中國戲曲文化史述》、周寧的《比較戲劇學:中國戲劇話語模式研究》等著作顯示出這個時期上述研究的新成果。
  特點之二,普遍自然地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尋找中國戲曲在敘事抒情、表演形式上與西方話劇的差異,力求準確地辨析捕捉民族戲曲的根本內質。劉厚生《關于東方戲劇的幾點認識》、馬也《中國傳統戲曲結構三題》、蘇國榮《我國古典戲曲理論的悲劇觀》、夏寫時《論中國演劇觀的形成》等便是這一問題研究的初步嘗試。
  特點之三,形成了斷代史、體裁史、題材史專題研究熱。小說史研究的成就尤為顯著,齊裕昆《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徐君慧《中國小說史》、楊子堅《新編中國小說史》、劉上升《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等小說通史是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反思、補充乃至創新。體裁、題材史的大量涌現是小說史研究不斷深化、成熟的表現,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和《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黃巖柏《中國公案小說史》、齊裕昆、劉蔭柏、王海林等人的三部《中國武俠小說史》以及林辰《神怪小說史話》等“小說史話”系列。斷代小說史的研究出版與上述小說史幾乎是同步的,主要著作有:侯忠義《漢魏六朝小說史》、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蕭相愷《宋元小說簡史》、孫一珍《明清小說簡史》、張俊等《清代小說簡史》、歐陽健《晚清小說簡史》。上述著作的問世表明小說史研究已進入全面展開、集中攻堅、成批收獲階段。戲曲史研究雖然沒有小說那么熱鬧,但也呈現出日漸發展的勢頭。已有周貽白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張庚等的《中國戲曲通史》、李慶番的《中國戲曲文學史》、許金榜的《中國戲曲文學史》、劉蔭柏的《元代雜劇史》、李春祥的《元雜劇史稿》等多部戲曲史著作問世。
  特點之四,對小說戲曲的理論研究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古代小說批評研究在史料整理、理論探討、批評史的梳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往散見于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的片斷支語得到了系統的整理,一粟的《紅樓夢卷》、馬蹄疾的《水滸資料匯編》、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為一個時期資料整理之先導。朱一玄近二十年來整理出版的幾大小說名著“研究資料匯編”系列,不但內容翔實,篇幅較大,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編著體例,顯示出獨特的資料學思想體系。黃霖、朝同文編著的《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是小說理論資料整理的典范之作。十來部小說名著的專門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整理的小說資料匯編,形成了小說研究資料整理的多樣與繁榮。戲曲研究資料整理的成就似不如建國前后,沒有見到像《中國古代戲曲論著集成》那樣大部頭的有價值的史料整理著作,不過莊一佛編著的《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王國維、吳梅、鄭振鐸等人的《戲曲研究論文集》之類的成果整理,隗芾等的《古典戲曲美學資料集》以及關漢卿等劇作家的“研究資料匯編”等也有填補資料空白的價值。同時,對王驥德、葉晝、李贄、金圣嘆、李漁、毛崇崗、張竹坡、脂硯齋等古代小說戲曲批評家的深入研究為小說、戲曲批評史的著述奠定了豐厚而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一批小說批評理論史著作相繼問世,如黃霖的《古小說論概觀》、《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王先霈、周偉民《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陳謙豫《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略》、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譚帆、陸煒《中國古代戲曲理論史》《金圣嘆與中國戲曲批評》、周寧《比較戲曲學》以及祝肇年的《古典戲曲編劇六論》等。這個時期,在對中國傳統悲劇觀、喜劇觀、戲劇演出理論、表演理論、表演結構、以及戲劇音樂理論方面的考察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突破。
  新時期小說戲曲研究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令人担憂的深層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可歸結為基礎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的兩大困惑。用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研究小說作者的家世、生平、年代、版本、人物原型等仍是新時期小說研究使用的基本、主要的方法。然而,史物史料是考據的生命,而史料、實物的發現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人意所能強求。于是,考證者常面臨“無米之炊”的困惑,并由此而生發出考證忽躁癥:偽材料或真偽不明的史料被考證者視為至寶;或僅據孤證、內證便草率定論;或僅據傳聞便捕風捉影;或材料不夠假想來湊,如《紅樓夢》研究中關于曹雪芹畫像、書籍、佚詩等的“發現”,結果考證文章滿天飛,但真能解決問題的有學術價值的文章鳳毛麟角,少得可憐。
  斗爭論和社會學批評在解決文學自身的深層問題上顯得單調、浮淺、逗游其外而不入其內。西方的理論方法與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文化客觀上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有些理論直接地拿來是不夠的,往往會文不符題或適足削履,需要在借鑒、改造、吸收的基礎上,重新創造適合研究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理論體系。新時期的古代小說戲曲研究界正在向此邁進,但據目標尚且遙遠,于是便表現出了初期的種種弊端:對新理論的食而不化,或用新概念術語在研究對象身上貼標簽,或用某種小說現象簡單而隨意地比附理論,或打理論革新之旗而做就事論事之實。這種求新不求深、務虛不求實的現象歸根結蒂是理論的轉化與重建問題沒有解決。事實上,新時期以來采用西方新理論、新方法研究古典小說的文章、著作并不多,而經得起時間推敲的更少得可憐。因此,扎實地進行理論方法的研究和創造是當前古典小說、戲曲研究需認真解決的實際問題。
   二
  回顧一個世紀以來小說戲曲研究所經歷的坎坷多艱的歷程,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很多,筆者有幾點不成熟的想法說出來以就教于大家。
   (一)學術研究的根基及其兩重性。
  學術研究具有兩重性:科學性與當代性。但這二者并不是平起平坐,科學性是學術研究的根本屬性,是一切學術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即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目的在于弄清研究對象的真實面目,而絕不是讓實事遷就我們的主觀愿望。我們無論借用什么樣的認識工具,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最終都是為了達到客觀地認識對象的目的。有人不承認科學性是研究的歸宿這個觀點,而把服務于當代視為最終的歸宿,這實質上是“經世致用”觀念在今天的繼續。“經世致用”有其合理性,然而容易走向實用主義,導致學術獨立性的喪失。本世紀以來,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是沉重的,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當然,我們并不排斥和否認學術的另一屬性:當代性。因為研究者在從事研究活動的同時就已經注入了自己當代的意識了,不過應當說明的是研究者的當代意識只能有助于對研究對象客觀真實性的把握而不是相反,這是其一。其二,所謂服務于當代也不是直接的,不是直接服務政治,更不是直接服務于經濟,而是通過精神生活(古人的精神生活與現代人精神生活的相通性)來間接地服務于當代的。用當代人的意識去闡釋古代的文化現象自無可非議,但其前題是在闡釋之前首先須弄清你所要闡釋的對象的面貌,就好像射擊首先要找到靶子的準確位置一樣,這恐怕是個極簡單的道理。但是這個極簡單道理并非人人都懂得,盡管近百年來我們因此而付出慘重的學術代價:為了注入當代意識,以時髦的政治思想價值評判為旨歸,不斷地虛構適應時代流行意識需要的意義世界。時過景遷,方曉得那不過是用當代意識吹起來的學術泡沫。然而可悲的是這種學術泡沫在今天還有人在吹或企圖再吹,如提倡文學研究要為當前的經濟建設服務,所謂的“經濟搭臺,文化唱戲”云云,便是舊伎在新形勢下的重演。我們應當以歷史為鑒,不可重蹈學術史悲劇的覆撤。
   (二)古典小說戲曲研究的學術獨立性與文化共生、同構性。
  學術研究的根基(第一性)——客觀性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每一類別都有一個相對獨立自足的世界,這種獨立性是由被研究對象自身的特殊性和特有的規律性決定著的,如戲曲不同于小說是因為戲曲比小說多了一層表演的形式等,因此每一類別學術研究的獨立性都具有客觀的屬性。學術研究的價值,學術研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正是通過它自身的獨特性的發揮來完成的,正像一支支樂器發出的粗細不同的樂音匯成為動人的交響曲一樣。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又是建立在其它文化的相通性、共存性基礎上的,它們的相同性說到底是人的精神的相同性以及共同為人類社會的文明建設增磚加瓦的目的的同一性。小說戲曲研究愈是保持和體現自身的文化獨特性便愈能為人類的精神文化建設做出獨特的貢獻。任何無視學術的客觀性的行為都是不明智的,毫無意義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這樣的教訓,如新文化運動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曾有人否定傳統戲曲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主張廢除舊戲;又如建國后的政治運動對小說戲曲研究的干擾、控制等等。
   (三)文化的兼融與理論的創造。
  學術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地吸收新文化的營養,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化氣量和吸納力決定著學術發展的面貌。換言之,學術發展的力度取決于文化政策開放的程度。中國歷史上諸侯間的文化交流、南北方文化的融匯、中印文化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道理。本世紀小說戲曲研究出現的兩大高潮也給了我們諸多啟示:多元比單元好;競爭比一統好;開放比關閉好。但是廣泛地吸收與世界進步文化的兼融只是文化發展的前題條件,文化發展的實質性進步在于立足于吸收基礎上的理論創造,建立適用于中國自身文化需要的具有中華民族風格、氣派的民族理論體系。這比簡單地將現成理論拿來比貓畫虎一番要復雜得多,有意義得多。但是對于小說戲曲研究者來說一般都缺乏做這項工作所需要的知識結構和理論水平,他們的時間精力都花費在了具細項目的研考中,對他們似不應有額外的苛求。不過有這種創建和沒有這種創建是不一樣的,本世紀的學術實踐有力地證明了采用什么樣的理論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直接關系著學術研究的品格和面貌。傳統方法與外來理論交匯的形態大體呈現為三種層狀:不顧研究對象的適足削履式的生硬套用;依據研究對象化用外來理論;從傳統文化的民族特性出發吸收世界進步理論的合理內核創造第三種新的理論。學術研究也形成與之相對應的品格、層狀。胡適在小說考證方面取得的具有時代性、奠基性的成就與他以實用主義理論改造乾嘉傳統而別創新方法不無直接關系。新時期以來理論方法的多元化造就了一代學人理論知識的多元化和理論能力的提高,在小說戲曲研究界出現了追求理論研究的高品位和民族性的好勢頭,標志著民族理論創建意識已經起步走向自覺的階段。
   三
  本世紀最后20年是小說戲曲研究成就最豐厚輝煌的20年,這期間雖然沒有出現像“五四”時期王國維、魯迅、胡適、聞一多等那樣卓越的大家,但學術的基礎和整體水平較高,且逐代呈上升趨勢。這種趨勢是由多種文化因素決定的,最具有導向性的是國際大文化的發展走向和國內社會發展的世界眼光。開放的國策加快了中西文化交流接軌的步伐,西方文化的自由性、進步性、理論思辨性和豐富性開闊了國內研究者的理論、學術視野,學術界的理論意識普遍增強。這種增強不僅表現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接連出現的美學熱、主體論熱、宏觀熱、方法論熱、文化熱等社會文化思潮,而且表現為小說戲曲研究的本體化、理論化以及與之相應的新學科的紛紛建立,即研究者逐漸將小說戲曲從文學、藝術的大家庭中獨立出來,突出文體自身的獨特性,建立小說學、戲曲學自身的理論體系。同時,由于把小說戲曲當成文化現象運用多種理論方法研究,其涉及的知識范圍必然遠遠超出文學領域,必然帶來小說戲曲與其相鄰學科的交叉綜合問題。如,小說美學、戲曲美學、小說心理學、小說敘事學等。不同學科在交叉結合后又相互補充、綜合優化,可取得比任何一個單獨學科更好的研究效果。除此外,小說戲曲研究的宏觀性和理論化還表現為研究課題的整體系列化,即學術競爭的激烈性促進了研究者的整體性思維,課題的設計注重整體性和系列性。如小說史系列、小說敘事系列、戲曲人物系列、戲曲題材系列等,呈現出由散兵游勇到兵團作戰、由單本出版到叢書推出的轉變。毫無疑問,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社會科學研究課題項目的理論性以及諸家出版社更樂于推出系列叢書的出版意向,對小說戲曲研究的宏觀性、理論化具有直接的導向作用。不過學術的理論化總是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礎上的,總不偏離弘揚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軌道,民族文化研究成為結合、融鑄中西文化的學術中介、結合部、孳生帶,從而使得民族化、理論化成為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小說戲曲研究的一大主潮。
  校勘、考據的方法仍然是學術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掌握這一方法是進行學術研究必須具備的基本功,新時期成長起來和培養出來的學者只搞校勘、考據,不懂理論或只懂理論而沒有考、校基本功的人已愈來愈少,成就較高的學者大多是或考或論,考論兼而有之。但考據的傳統方法也面臨著如何更新增強自身能力使其更具有活力的問題。實驗主義方法、地下考古佐以地上史料的方法、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等都曾經使這一古老的方法獲得新生。隨著微機的迅猛發展,不斷地有人將計算機手段運用于考證校勘之中,如通過對文本設定詞匯的定量分析確定作者等。盡管這僅僅是初步的,但前景極為廣闊。隨著圖書資料的光盤化和計算機速度功能的增強以及國際聯網的普及將會大大提高資料查找的速度、效率,使考證的手段進入現代化。同樣,考據的方法也需要引進有利于克服自身固疾的思維機制和思維方法。考據方法意在探索歷史事實的原貌,說明事物是怎樣的不是怎樣的。歷史的面貌是粗糙的、零散的、模糊而不易識別的,特別在大量史料被散失、作偽、埋沒的情況下,再現歷史原貌(實指遺留貌)便尤其困難,尤其需要視野的宏觀和思維的整體性、多層次。當然,舊的考據方法也離不開邏輯思維,只是視野太狹小,思維的方式太單一平面化了。將多維整體理性化思維引入考據方法中來,可以更充分有效地利用史料。因此,考據方法的更新以及與理論思維的兼容同樣是今后一個時期小說戲曲研究的路向。
   〔責任編校 傅麗英〕*
  
  
  
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石家莊96-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許建平19971997 作者: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石家莊96-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許建平19971997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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