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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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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我院院長兼學報主編方克立教授應日本文部省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于1996年2月至5月任該中心客座教授。本文是5月17日作者在日本舉辦的“中國哲學研究的現狀及對21世紀的展望”研討會上的發言。
  * * *
  中國哲學源遠流長,內容豐厚。中國歷史上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都注意對那個時代的思想進行系統的總結研究,作批判性的評述,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對先秦哲學所作的總結性研究,《四朝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國朝學案小識》)對宋明理學所作的總結性研究,這些都可以說是廣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就是說,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早就有了,但在近代以前,它和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史還分不開界線,因為上述著作都還不是近代意義上的哲學史著作。
  中國是在受到西方的影響之后,才明確哲學研究的對象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最一般的規律,也就是中國古人講的關于“性與天道”的學問。哲學研究的問題涉及到真、善、美的各個領域,包括形上學、認識論、歷史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領域。于是有人開始參照西方哲學的問題和研究范圍,來整理中國傳統哲學資料,哪些屬宇宙觀、形上學問題,哪些是認識論問題,分門別類,形成幾大塊,并尋繹出一個思想發展的線索來,建立所謂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這種工作實際上是日本學者最先開始做的,中國到本世紀才有人講西方學術觀念和方法來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而且早期的研究受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的影響比較大。
  中國較早受到西方影響進行學術思想史研究的是梁啟超和章太炎。梁啟超學識淵博,他寫過很多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論著,但都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他寫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曾經對胡適有過影響,但是他關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又都出版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后,顯然又受到過胡適的影響。
  章太炎的《國故論衡》、《飧書》等著作中,有許多文章是研究中國哲學的,他對中國傳統哲學理解的深度要超過梁啟超。
  蔡元培在清末宣統年間寫的《中國倫理學史》一書,雖然是講倫理學史,但與中國哲學史的關系也比較密切。
  中國近代的這些思想先驅,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曾留學日本,受到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影響,他們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大都是通過日文著作或西方哲學著作的日譯本,當然也有他們根據中國救亡圖存的需要所作出的獨特理解,以及他們個人的一些研究心得。
  中國學者用近代學術觀念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第一人應該說是胡適。他留學美國,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主要考察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方法,回國后在此基礎上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1919年商務出版。這本書的價值,蔡元培在為它寫的“序”中作了比較公允的評價,肯定它四點:①證明的方法;②扼要的手段;③平等的眼光;④系統的研究。其中第三點“平等的眼光”最重要,肯定它突破了中國封建時代定儒學為一尊的傳統觀念,對孔、老、墨平等看待,把他們都看作是古代哲學家,都肯定其長處,批評其缺失。這是封建時代的學術史著作做不到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開創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新時代。
  胡適以后,用近代觀念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第二個影響最大的人物是馮友蘭。馮友蘭先在北大學中國哲學,后留學美國,接受了西方的新實在論哲學。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列出中國和西方的各種人生哲學加以比較,但偏重講倫理學,還不能算是哲學史著作。馮回國后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中國哲學史,講稿形成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分別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出了上冊,寫到先秦為止,他終其生也沒有把下冊寫出來。馮友蘭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全的,是通史,這是它的優勝處。馮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由美國人卜德譯成英文出版,至今仍是在西方影響最大的一部中國哲學史著作。我注意到吾妻重二教授最近出版了該書的第二個日譯本,第一個譯本早在1942年就已出版。在日本,馮的《中國哲學史》似乎沒有產生在英文世界那樣大的影響。
  在舊中國,還出版過一些中國學者寫的其他中國哲學史著作,如鐘泰的《中國哲學史》、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等,但這些著作都不如胡適、馮友蘭的書影響大。
  解放前也出版過一些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專史和斷代史著作,如在中國佛教史方面,有蔣維喬和黃懺華的著作。蔣書主要是根據日本學者境野黃洋的《支那佛教史講話》編寫的,黃書則是根據宇井伯壽的《支那佛教史》小冊子編譯而成的,都談不上有多少自己的研究心得。解放前中國學者寫的最有價值的佛教史著作是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也曾留學美國,哈佛出身,他不僅懂西方哲學,而且學過梵文和巴利文,寫過《印度哲學史略》一書。另外,中國老一輩著名學者陳寅恪、陳垣都在佛教史研究方面頗有成就。他們研究工作的特點是對宗教不是抱信仰態度,而是把它作為一個認識對象來進行學術史的研究,并且都在考證方面下了很深、很專門的功夫。
  中國在解放前,已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及其思想文化,包括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是中國學者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和清理古代思想的一部著作。接著范文瀾、侯外廬、杜國庠、呂振羽等學者都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和思想史方面作出了貢獻,而對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貢獻最大的,是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等人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一書。該書前三卷和后來作為第五卷出版的侯著《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都寫于解放前,名曰“中國思想史”,內容就不僅是中國哲學史。作者在“序”中說,這部書是綜合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思想在一起編寫的,而實際上它還是以哲學思想為基本線索和論述的重點。該書不僅觀點不同于封建正統派和資產階級學者寫的中國哲學史,而且研究范圍寬廣,論述內容系統全面,引據資料翔實豐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它的一大貢獻是挖掘出了許多長期被埋沒的唯物主義無神家思想家的資料,大大豐富了中國哲學史的內容。該書對解放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影響比較大。
  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上是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指導下開展的,舊的封建正統派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哲學史觀都遭到了批判,馮友蘭等老一輩學者紛紛放棄唯心主義哲學立場接受馬克思主義。解放后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和研究的專業人數有較大增加,研究成果也相當多,應該肯定20世紀后半個世紀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種種學術的和非學術的原因,在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干擾,沒有取得本來應該有的更大的進展。這主要是政治的干擾,最典型的是文革時期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那個時期雖然也在“學一點中國哲學史”的名義下發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完全談不上真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另外就是把學術思想批判混同于或上升為政治批判,如1957年劃的“右派分子”,有的就是只發表過一些不同的學術見解而被戴上了帽子。50年代末還有人提出了“反對哲學史工作中的修正主義”的口號,這就完全混淆了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僵化教條理解,把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變成絕對公式,來給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定性,也對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帶來很大的消極影響。當時討論的問題不外是老子哲學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朱熹哲學是理一元論還是理氣二元論,……不是重在總結哲學理論思維的發展規律和經驗教訓,而是把唯物和唯心的定性本身當作價值判斷,唯物主義就表彰,唯心主義就批判和否定。這當然不利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入和學科的健康發展。對于這一段前進道路上的曲折和經驗教訓,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后,許多學者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認真的總結,后十多年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在方法論上雖然還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是克服了過去那種簡單化的做法,突破了教條主義設置的一些思想禁區,促進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繁榮。最近15年可以說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蓬勃發展的一個最好的時期。
  應該肯定,后半個世紀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就中國大陸來說,主要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取得的。前面講到侯外廬等人合著的《中國思想通史》,它的篇幅最大的第四卷(唐宋元明清部分),是到解放后才寫作和出版的。他們的科研集體中后來又吸收了一批新中國培養的中青年學者參加,繼《中國思想通史》五卷本之后,又出版了《宋明理學史》兩卷本,以及其他一些通俗的或專門的、資料性的或研究性的著作。這個科研集體被稱為“侯外廬學派”,是本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最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之一。
  現代中國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幾個重鎮、幾個大家,張岱年、任繼愈、馮契等學者,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學術立場的。張岱年受其長兄張申府(崧年)的影響,在青年時代就接受了辯證唯物論哲學,解放后雖然一度政治上受委曲,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他特別注意研究中國的唯物主義思想史,尤其推崇王船山的學問和人格。他還注意研究中國哲學史上的基本概念、范疇,解放前寫了《中國哲學大綱》一書,解放后也大力推動對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他提出的“綜合創新”的文化觀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認同,代表了當今中國正確的文化研究方向。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的《中國文化概論》教材就是以這種觀點為主導,來對大學生進行歷史文化知識的教育。
  任繼愈是湯用彤的學生,他的學術專長是中國佛教史,寫作和主編過多種中國佛教史著作,他主持編輯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是一項嘉惠后世的浩大的學術工程。在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教學方面,任繼愈在60年代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教材,“文革”前一直被各大學采用,影響了一代后起的中國哲學史專業工作者。文革后任先生又主持編寫了多卷本《中國哲學發展史》,現已出版四卷。任先生現在是中國哲學史學會的會長,張先生是前會長,現在的名譽會長。
  去年春天去世的馮契先生也在中國學術界有很高的聲望。他寫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兩部書,貫徹了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理論分析深刻透辟,邏輯上圓融一貫,文筆簡潔流暢,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普遍好評。馮契有他獨創的“轉識成智”的智慧學說,他的三本哲學理論著作(“智慧學三篇”)就是專門論述這一學說;而他的兩本哲學史著作又是和“智慧學三篇”互相貫通的,體現了他的“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讀他的書確實可以看出大家氣慨。
  中國各大學、研究所近十余年來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多達數十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可以提到肖@①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該書是繼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后,80年代為各高校較為普遍采用的一種教材。它在哲學史觀上和馮契比較接近,重視哲學思想的邏輯發展,強調邏輯與歷史的一致。
  關于20世紀后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我們還必須提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他寫了30年,前后思想有一些變化,但在去世前終于把七卷本都寫出來了。馮先生解放后放棄了過去的唯心主義哲學觀點,表示愿意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觀上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唯心主義的“根”并不那么容易完全清除掉,所以不時還要表現出來,于是不斷地受批判和作自我批判。他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緒論”時,基本上還是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道理;到他寫到該書最后兩卷時,中國社會上懷疑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有所發展,他又寫進了一些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例如他在該書的“結語”中說,中國傳統哲學是“仇必和而解”(張載語),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則是“仇必仇到底”,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等同于所謂“斗爭哲學”。他的結論是人類歷史的趨勢必然是以調和哲學來取代斗爭哲學,這就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馮先生這個人比較復雜,我們對《新編》的評價還是要看全書,全面衡論其價值。從30年代的《中國哲學史》兩卷本,到80年代的《新編》七卷本,可以看到馮先生思想發展演變的過程,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整個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概況。
  近十余年在中國思想史方面的通史、通論性著作中,比較有影響的還有李澤厚的三個“思想史論”,即《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作者確實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從過去30年的困境中走出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的思想史研究政治性太強,講歷史問題往往是針對現實政治而發的,學術上并不十分嚴謹,所以人們對他的看法分歧很大。他最近提出要“告別革命”,認為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革命都搞錯了,中國不應該走革命道路而應該走改良道路,又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特別是近現代史學界的一場大討論。從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的建設發展來看,對李澤厚的三個“史論”不能評價太高。他可以說是一個現代思想家而主要不是哲學史家。
  解放后,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中國哲學專史、斷代史、哲學家個案研究、專書研究、比較研究等方面都有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問世,發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數量相當大。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幾乎所有重要哲學家都被作為研究對象,有專門的研究論文和著作出版。有些過去鮮為人知的思想家也被發掘出來。在斷代哲學研究方面,先秦哲學始終是研究重點,孔孟儒家、老莊道家和《周易》的研究成果最多。過去由于判定宋明理學是唯心論,不被學術界重視,漢代哲學也是研究比較薄弱的一個領域,80年代都召開過專門的學術討論會予以推動,以后陸續出版了一批有關研究成果,如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石訓等著的《中國宋代哲學》,還有張立文、陳來、蒙培元、賈順先等人關于宋明理學的著作;漢代哲學方面也先后出版了金春峰、于首奎、祝瑞開、周桂鈿等人的研究專著。過去由于中國近現代哲學史涉及到一些敏感的現實政治問題,學者們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在哲學史研究中表現出“厚古薄今”的傾向。80年代以來,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強,出版了多種研究專著和教材,而且今天年青一代學者的研究興趣更多地是在近現代。最近十年來現代新儒學研究的開展和人們對它的重視,也對扭轉“厚古薄今”的學術取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中國哲學專史研究方面涉及的范圍很廣,包括中國唯物論史、中國辯證法史、中國認識論史、中國哲學范疇史、中國哲學問題史、中國人性論史、中國倫理學史、中國美學史、中國邏輯史、中國科學思想史、中國無神論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中國易學史、中國儒學史、中國道家思想史、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等等。其中有些是集體研究的成果,有些是作者下了多年功夫的精心結撰之作。如朱伯昆先生的四卷本《易學哲學史》,在推動對《周易》哲學的科學研究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朱先生是學者,不是靠《周易》來混飯吃的時髦易學家,所以他的這部著作在當今中國數百種易學書籍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受到很高的學術評價;朱先生也因此而成為當今中國易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美芝靈國際易學院院長、《國際易學研究》雜志主編)。在中國哲學專史著作中,張岱年主編的《中國唯物論史》、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牙含章、王友三主編的《中國無神論史》、朱貽庭主編的《中國倫理思想史》、夏甄陶的《中國認識論史》等,都有較高學術價值。此外,這十多年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大型資料書和工具書,各種資料選輯、論著索引、辭典、年鑒、大事記等也出版了不少,頗便學術信息交流和后來者的學習與研究。我們只要翻閱一下80年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和論文索引,就可以看到這個學科近十余年來確實是處在一個全面發展和繁榮的時期。
  這種局面的出現與中國80年代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是分不開的。政策寬松了,思想禁區破除了,學術就能發展和繁榮。這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教育的整個大形勢均呈發展勢頭,這是中國哲學史學科能夠繁榮和發展的前提;而且經濟快速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奮發昂揚也是研究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科得以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
  80年代以后中國哲學史研究隊伍的變化也較大。老一輩專家侯外廬、馮友蘭、嚴北溟、孫叔平、趙紀彬、邱漢生、楊榮國、王明、馮契等人相繼去世,張岱年、任繼愈、石峻等學者現在都已超過80歲。這個時期起骨干作用和學科帶頭人作用的是新中國培養的一代中年哲學史工作者。這些人畢業于五、六十年代,文革耽誤了十年,在時間上有緊迫感,勤奮工作,挑起了科研和培養下一代兩付重担。他們中有的現在實際上已進入老年,他們培養的更年青的一代專家也已逐步成長起來。中國在80年代建立了學位制度,對培養新一代中國哲學史專業工作者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中國大陸現在有九個大學和科研單位建立了中國哲學專業博士點,它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先后被批準為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的有40人左右。十余年來他們已培養了100多位中國哲學專業博士。中國哲學專業碩士點全國有20多個,已培養了數百名碩士。這批年輕學者受過良好的專業訓練,基礎扎實,視野開闊,年富力強,現已成為各大學和研究所教學科研的重要力量。他們中有的成長很快,教學科研成績突出,已經提升為教授。目前全國已有七位年輕的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陳來、郭齊勇、李維武、李宗桂、賴永海、楊國榮、陳衛平)。中國哲學史學科這種后繼有人的局面是十分可喜的。
  8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活躍還表現在有關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學術團體、學術刊物和重要學術會議不斷出現、頻繁召開。全國性的中國哲學史學會是1979年正式成立的,下屬的二級學會有中國周易研究會、中國宋學研究會、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社會思想史學會等。各地組織了不少地方性的孔子學會、周易學會,老莊學會……,特別注意開展對本地區歷史上出現的著名哲學家的研究。80年代成立的全國性儒學研究組織有中國孔子基金會和中華孔子學會兩大家,前年還由中國發起成立了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于70年代中期的國際中國哲學會,80年代初中國大陸就有學者參與其活動,出席該學會兩年召開一次的年會,以后參與者越來越多,去年七月到美國波士頓大學出席第九屆年會的中國大陸學者已多達35人。中國學者還于1993年在北京成功地舉辦了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近年來由各個大學、研究所和各個學會在中國各地召開的有關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各種學術會議越來越多,內容涉及對傳統哲學的梳理和正確詮釋,它的現代價值,中外、東西哲學比較,以及中國近現代哲學等廣泛的問題和研究領域。中國各地學者之間,中外學者之間,通過這些學術會議加強了聯系和交流。
  50年代以后港臺學者也對中國哲學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在港臺地區,沒有經歷過對儒家和唯心主義哲學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揚方面阻力較小,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特別是新儒家學者對中國儒家正統哲學,孔孟程朱陸王的道德心性之學,作了較多的研究和闡揚。臺灣天主教派的新士林哲學,從“本土化”的需要出發,也注意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羅光主教的一套《中國哲學思想史》就寫了九大本,他還有多種闡論儒家生命哲學的著作問世。大陸和港臺研究中國哲學的指導理論和方法不同,但研究成果也可以互補。
  我們在世紀之末來總結回顧這一個世紀中國哲學研究走過的歷程,應該肯定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中國哲學史學科也有很大的發展,有長足的進步。這個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基本上是胡適、馮友蘭領風騷的時期,實用主義、新實在論等西方唯心主義哲學主導了這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它們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實現了一個“結合”,當然也有歪曲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因為程朱理學到底不是新實在論,顏元、戴震哲學也不是美國的實用主義。后半個世紀則是馬克思主義學派占絕對優勢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科學化建設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但一個時期某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教條理解,也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起了阻礙和破壞作用。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都要認真加以總結。
  展望下個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我們相信,在20世紀已經取得的成績和進展的基礎上,它一定會向著科學化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前進。因為中國和整個亞洲重新崛起、東方文明復興的歷史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教育在21世紀還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包括學位制度的健全和制度化,下個世紀還會培養出一批又一批中國哲學專業博士和碩士,數量會比現在有所增加,專業隊伍將不斷擴展、壯大。后者在思想上會更加開放,他們的學業基礎和研究條件會更好,包括國際交流的條件也會越來越好。因此,可以預見中國哲學史學科在21世紀還會有一個大發展,研究成果將會更多,水平更高,并且有可能出現以下幾個趨勢:
  一,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更加明確和突出。20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主要是按照西方哲學史的框架和模式來建立自己的學科體系,不論是用實用主義和新實在論觀點來研究中國哲學史,還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為指導來研究中國哲學史,都是參照西方哲學的問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模式,來整理中國傳統哲學的資料,理出一個思想發展線索來。中國哲學自身的問題,符合這個模式的就被函蓋進去,套不進這個模式的往往就被忽略。許多學者已感覺到這種研究方法有嚴重缺陷,提出要重視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80年代初一些學者提倡開展對中國傳統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就有要突出中國哲學特點的意思。但是,中國哲學的特點到底是什么,按照中國哲學的特點和自身的發展規律,應該建立起怎樣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我們現在還說不清楚。譬如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在中國哲學中最突出的是天人關系問題,天人關系問題能不能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劃等號,它是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這就很值得研究。中國哲學不是以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為最高目的,而是強調為己之學,以提高人的境界為目標。研究做人的學問當然也要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的身心關系等問題,但和西方以知識論為中心的天人之學不同,中國的天人之學是以倫理學為中心。中國哲學也要探究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即所謂“性與天道”的問題,這是人類思維共同性的普遍問題。但是具體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西方哲學不同,注意的側重點不同,所運用的哲學概念、范疇也不同。和西方哲學只是人類創造的哲學理論思維的一個特殊形態一樣,中國哲學也是一個對人類精神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特殊哲學形態。我相信我們的后來者在深入地比較研究了世界各大哲學系統之后,會把中國哲學的特點更準確、更清晰地揭示出來,建構起更加符合實際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在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影響比較大,這種影響自然還會延續到下個世紀去,繼續對這個學科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只是提供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性的方法論原則,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認為思想不是不受社會經濟、政治的制約而完全自身獨立發展的;邏輯與歷史一致的原理,認為哲學理論創造離不開先前的思想資料和整個理論思維發展的歷史,等等。這些一般性的原理原則當然沒有錯,但是它不能代替具體的哲學史研究方法。中國過去有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西方有解釋學的方法、發生認識論的方法、結構主義和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方法,還可以在哲學史研究中運用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和認知心理學等多種研究方法。今天文化研究對人文科學各個學科的滲透影響都比較大,哲學史研究和文化研究關系尤其密切。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只能有利于揭示它的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并且各種研究方法往往還能起到功能互補的作用。今后人們還將從不同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哲學,可以從東西哲學比較的角度來研究,也可以從中、日、韓哲學比較的角度來研究,還可以如溝口雄三教授講的,從東亞、北亞、西亞、東南亞的視角來研究和把握中國哲學,在多種相互作用和交流融合關系中給中國哲學以更恰當的定位。日本學者是把中國學看作外國學之一種來進行研究的,這種研究角度和中國學者就有很大的不同。不同視角的研究成果往往也能起到互補的作用。
  三,中國哲學將進一步走向世界。中國哲學與西亞、南亞、東西、東南亞的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雙向交流運動也一直沒有中斷過,事實上中國哲學早已走向世界。不用說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些東亞國家,現在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漢學研究也相當發達,孔子被奉為人類的導師,西方人也紛紛要到老子《道德經》、《周易》和《孫子兵法》中去吸取東方智慧。就拿現代新儒學發展的三個階段來說,第一個階段是在大陸本土,第二個階段在港臺,第三個階段就已經走向世界,“儒家資本主義”是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現象提出來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余英時等人已經生活在美國。文革中儒學在中國大陸受到嚴重挫折時期,杜維明提出儒學今后可能要走從紐約到巴黎到東京然后返回北京的路線,也就是說,今日儒學研究的重心已經是在海外。可是,他說的那種情況很快就改變了,最近十年中國大陸的儒學和新儒學研究蓬勃開展,已經成為世界儒學研究的中心,國際儒聯總部設在北京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70年代中期在美國注冊成立的國際中國哲學會,它的宗旨就是要推動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和世界化,這個學術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學術活動日益活躍,也說明中國哲學走向世界的趨勢。我看到日本學術界對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視,有那么多著名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精通中國哲學專業的博士。僅東大中國學會就有1000多名會員,其中有許多優秀的中國哲學研究專家,也有到日本來留學的中國青年學者。看到這種情況,我更加相信下個世紀,中國哲學一定會進一步走向世界。所以我非常希望加強中日兩國中國哲學研究學者之間的交流,以及同世界各國同行學者的交流,共同發掘和闡揚中國哲學這一屬于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我本人對中國哲學在下個世紀的發展是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責任編輯:周勤勤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捷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8B5中國哲學方克立19971997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1-8B5中國哲學方克立19971997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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