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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趨勢  ——關于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思索
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趨勢  ——關于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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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召開,是一次重要的國際學術活動,它在國際舞臺上演出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重場戲,展露了新的研究趨向。
  從1979年《當代》首開先例刊登臺灣作家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到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作品風行當今大陸文壇;從1982年6 月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一屆“臺灣文學研討會”,到1997年11月于北京召開“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華文文學創作區域覆蓋面日益擴大的同時,華文文學研究也呈現出深化與拓展的態勢。它不僅經歷了研究隊伍由小到大、由沿海到內地并漸趨遍地開花的外在形態變化,更重要的,這種研究發生了由單一到多向、由個體作家評論到整體文學面貌把握、由單純的文本研讀到深厚的文化意識觀照的內在精神變化。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即是有力的明證。
  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獨特意義在于:它是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華文文學在其大本營——中國本土的集結,它所展示的是一種在跨世紀之交背景上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整體性。圍繞“世界華文文學的綜合研究”的總主題,會議分別以“世界華文文學的綜合觀察”、“漢語思維、地域推移與母體變奏”、“華文文學中的女性書寫”、“華文文學的都市性與現代性”、“華文文學的文化學思考”、“華文文學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海外華文文學論譚”為題,深入探討了華文文學的特征及發展前景。對于15年來的華文文學研究成就,這次會議無疑是一次檢閱和總結;對于走向21世紀的華文文學研究,它又具有一種前瞻的意義。跨世紀之交背景上頗具規模的研究力量的集結,顯示出華文文學學科意識的確立與新的研究格局的形成。
  有這樣一些研究趨勢值得人們注意。
  其一,關于世界華文文學的綜合研究觀念已經成為共識。
  華文文學作為世界上最大語種的文學之一,在世界文學的總體格局中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幾十億人口中使用華文的人占四分之一,而且遍布中國大陸之外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這使華文文學擁有廣大的讀者群。目前,60多個國家的1000多所高校開設了中文課程,許多國家的大學設有中文系。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文文學。從事華文文學的創作者,其人數之多,分布地域之廣,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個語種文學,皆難望其項背。當今海外有兩千多位作家,近百個文學團體;在中國大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加上各省市作協會員,則超過3萬人。 與此同時,華文文學研究的日趨組織化和規模化,成為華文文學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就中國本土而言,從沿海到內地,從各地社科院到高等院校,紛紛成立相應的研究機構,不斷舉行各種規模與形式的研討活動。從全國第一屆“臺灣文學研討會”,到后來的“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再至今天的“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僅就會議名稱的變化, 也可以看出華文文學研究格局擴展的幅度。 不僅如此, 1986年,“現代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會議在德國召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劉紹銘教授與德國漢學家馬漢茂教授,一同主編了《世界中文小說選》,在“大同世界”這個概念下把大陸、臺灣、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的華文文學放在一起,這種獨創性標志了在“文化統一”宏觀視野中的整合趨勢。90年代以來,美國加州大學圣塔巴巴拉分校還成立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內外學者目前正在醞釀成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臺灣和香港地區先后舉辦了以“文學中國百年”與“香港文學五十年面面觀”為題的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將主題確定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綜合研究”,這表達了海內外學者渴望集合起來形成整體的共識。過去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學者,往往不研究中國大陸文學;而研究中國大陸文學的學者,又往往忽略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某一國華文文學的學者,甚至也不研究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這種區域分割、各自為戰的情形,影響了華文文學整體的世界眼光的形成。有感于華文文學研究的整合趨勢,與會者強調,用同一母語創作的華文文學既然已成為世界性的文學現象,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總體把握便成為十分重要的課題。
  放眼當今世界,華文文學已經形成了幾大板塊,即中國的大陸和臺港澳文學,東南亞各國的華文文學,日本和大洋洲的華文文學,北美、南美和歐洲的華文文學。在這個總體格局中,大陸文學無疑是最大的板塊,是華文文學同心圓的圓心。香港文學作為聯系大陸與臺灣、中國與海外華文文學最理想的交流中心,在香港回歸后的今天愈來愈顯示出它對于華文文學世界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基于中華民族文化母體的聯系,同根同源又各具特色的華文文學幾大板塊之間互為影響,彼此參照,出現了新的創作景觀。近年來大陸散文包括隨筆、小品和雜文的重新興旺,小小說創作的崛起,便與臺港澳和東南亞有關創作的影響分不開。隨著各民族文學交流進程的加快,不僅海內外華文文學將加速彼此間的溝通、交流和融合,而且華文文學與東西方各國非華文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滲透也不斷加深。在世界逐漸變成地球村的過程中,你走向我,我走向你,通過吸收、融合,變成新的自我,這是華文文學面向當今世界堅持民族性的開放姿態。鑒于此,如何在對各地區華文文學作家作品做微觀研究的堅實基礎上,加強對世界華文文學作為語種文學的整體研究和考察,特別是對不同板塊的華文文學特色及互相影響做更多證同辨異的研究,乃至對海外華文文學與所在國文學進行比較性研究,就成為當今華文文學研究勢在必行的一種趨向。
  其二,文化學的思考打開了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回眸以往的華文文學研究工作,與會者深切地意識到,僅就文學本身來研究文學是不夠的,必須把文學研究同整個文化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避免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使華文文學研究走向深化。特別是隨著世界文化西方中心說的解體,在未來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以華族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的再度興起,將成為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現象,并給世界華文文學帶來思想的活力和藝術的創意。由此看來,研究華文文學必須具有文化學的視野和跨文化的方法。如何以文化—文學的紐帶,增強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作為一種跨文化語境中的寫作,海外華文文學從本質上講是海外華人心系“雙重家園”歷程的結晶。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無法回避多種文化命題。這次研討會上,特別引起與會者關注的,有如下內容:
  (1)關于華文文學的“雙重傳統”。 分布于全球各地的華文作家,一方面,作為“龍”的傳人,他們身上流淌著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從思想感情到行為舉止都受到民族文化模式的影響和制約,對故國家園的精神皈依是他們揮之不去的人生情結,“中國文學傳統”成為華文作家創作的“靈根”。另一方面,海外華人賴以生存的國家或地區,又自有他們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風俗人情、文化模式和歷史背景。海外華文作家在逐漸認同、吸納居住國的生活經驗和文學傳統的時候,就自然形成了一種“本土的文學傳統”。借助中國人血脈中華族文化之靈根,融合所在國的“本土文學傳統”,雙重文化傳統語境下的寫作,使得華文文學成為中華文化在不同國家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生長出的新花果。離開了對“雙重文化傳統”的考察,就無法準確地把握海外華文文學的不同素質與特異色彩。
  (2)關于文化沖突與變異過程中的華文文學定位問題。 華文文學在當今時代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不同文化的沖突、交流與選擇。東西方文化的撞擊,中華民族文化與非中國文化的相遇,勢必帶來華文文學母題文化的保持與變奏。兩種文化相遇,往往產生復雜的文化現象。正如金克木先生曾經指出的那樣,兩種文化共存有三種形式:一是平衡,二是壓抑,三是歸順;兩種文化不并存也是三種形式:一是混合,二是剔除,三是吸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文文學,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語境。澳門作為一種雞尾酒式的文化形態,葡國文化與華族文化相安無事,呈共存狀態;而美國的華文文學,則是在西方文化猛烈撞擊的環境中生存。從60年代臺灣作家白先勇、於梨華描寫“無根的一代”的留學生文學,到近年來大陸作家小楂、嚴歌苓等人在跨文化背景上創作的“留學生文學”和“新移民文學”,皆可窺見身處邊緣位置、飽經文化沖突的華文文本的寫作意義。海外華文文學在文化沖突與變異的過程中,還往往受到中心化與邊緣化問題的困擾。對于處在華文文學中心地帶的大陸文學而言,海外華文文學具有邊緣的意義;對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主流文學而言,以“少數民族”面貌而出現的華文文學又意味著一種邊緣文學,這種情形構成它重要的邊緣性。但它所涉及的不是文學優劣問題,而是地理文化視角上的差別,是所處的文化背景問題。中心與邊緣是可以轉化的,根據文化位置和影響而定。一方面,流寓海外的中國移民和華文作家,在與當地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之中,頑強地保持自己的母題文化個性;在抵抗“邊緣化”的過程中,融入本土的特色,產生影響日益深遠、色彩紛呈的海外華文文學,并為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過程中與其它文化的沖突、調適、變化等提供了真實形象的文本。就此角度來看,邊緣文學的文化傳播與創造意義不可忽視。另一方面,過去研究界過于重視中心地帶的華文文學,而忽略邊緣地帶的華文文學。隨著90年代“中華文化圈”的提出,隨著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觀照和研究的加強,這種情形會得到新的改變。
  (3)關于華文文學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 文化身份認同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熱門話題,它具有復雜性和多重性特征。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社區》的精神,民族性和文化身份總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根據現實的需要在想象中不斷地構成、豐富和重建。文化想象總是在對自我的想象、對“他者”的想象以及“他者”的想象不斷構建。“實事上,‘華文文學’在習慣的使用上主要指‘海外華文文學’,它長期被懸置在與中國本土文學相分離的狀態。……它們之間的分離狀況,使得大陸文學自行其是,而華文文學則被流放于全球文化沖突的風口浪尖,頑強地去尋求文化的向心力,尋求文化身份的確證。”〔1 〕如果說,過去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懷鄉”是作為一種文學母題來寫,表現海外游子的家園情結;如今在復雜的文化背景下,“懷鄉”則作為一個民族集體的文化記憶,從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角度來寫,“家鄉”的個人情感記憶也就放大為“家國”的集體文化記憶。
  其三,對中國本土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研究成為新景觀。
  有一種現象不容忽視:世界華文文學的言說者是大陸學者,而在歷屆華文文學研討會上,往往讓大陸文學缺席,這就影響了華文文學幾大板塊之間的交流與對話。這次研討會注重從華文文學的比較研究入手,傳遞豐富的創作信息,把握當今華文文學圈的總體特征。從與會者提及的大陸文學、臺港澳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美華和澳華文學的發展態勢來看,可以感知到不同板塊的華文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風格異同以及創作的不平衡性。諸如民族文化母題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延伸、補充和變奏,留學生文學題材在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筆下的深化與拓展,發展中國家的華文文學的都市性與現代性,以及不同性別背景下的女性文本的寫作意義等等。
  若以華文文學的都市形態而論,其中自有聯系與比較的創作話題。都市化作為現代社會進程的必然趨向,正在不可抗拒地進入我們的現實生活,都市意識所意味的正是現代人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巨大變化。在臺港澳及東南亞一帶,都市文學無疑構成當下的創作主流。香港國際性大都會的經濟發展,使得作為都市文化空間和文化品味產物的香港文學,認同于都市文化背景與個性,因而有了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科幻小說、財經小說、框框文學這些頗帶都市消費意義的大眾文學的屢興不衰。伴隨臺灣社會高度工商化的現實,都市文學早在80年代已經躍居臺灣文學的主流地位。臺灣的都市環保文學、都市工商文學、都市社會文學、都市心理文學,從都市生存環境到都市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癥結,從都市人的生存競爭到人性變異,都給予深刻的發掘與表現,諸如黃凡的《傷心城》、宋澤萊的《廢墟臺灣》、陳裕盛的《商戰日記》、吳錦發的《消失的男性》等等。在東南亞一帶的華文文學中,都市化寫作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都市生活的多重價值決定了都市文學復雜的情感態度:它或表達了作家對都市感情上的排拒,或著重于都市弊端的理性批判,或體現了作家與都市文明情感和理智上的契合。還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大陸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中出現的由晚生代作家創作的都市小說,表明了與以往大陸都市題材截然不同的面貌。他們以迅速變化、色彩斑駁的當下都市生活為觀照對象,寫消費時代的欲望泛濫與都市化過程中的人性變異,表現出更多的表象化與欲望化傾向;他們竭力擺脫意識形態的制約,義無反顧地告別了過往的歷史,從公共空間進入私人空間,表現出個人化寫作的特點。從華文文學不同板塊中發掘出來的都市化傾向,使得都市文學的整體研究成為一種可能。
  再以華文文學中的女性書寫來看,這次研討會從女性寫作的性別背景著眼,提出女性書寫是一個比女性文學更寬泛的概念,它應該包括女性文學(帶有性別特征的寫作)、婦女文學(婦女寫作與涉及婦女題材的寬泛視野,中性文學色彩)、女性主義(女權主義文學)。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對大陸90年代的女性主義文學和澳門的婦女文學以及臺灣的女性意識文學進行辨析。90年代的女性主義文學呈現出來的鮮明大陸特征,表明了它與80年代張潔們女性寫作的重要分野。一是女性性別意識的自覺與寫作姿態的轉變。出于對男權強大話語的恐懼,過去的女作家們竭力用“人”的概念逃避身為女人的性別特征;基于女性渴望擺脫“菲勒斯中心語言”的反抗,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則通過女性主義者的自我宣稱,進入一種“婦女寫作”之境,于是有別于“公共話語”的女性“私語”寫作突起,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成為典型的女性文本。二是關于女性軀體和性心理的描寫。新中國成立后,社會進步帶來女性解放,但男女平等的同時也幾乎泯滅了男女差異,“文化大革命”將這種情形發展到極端,諸多的“鐵姑娘”即是寫照。到了社會不斷開放、發展的90年代,女作家開始力圖通過女人自己的目光,正視和欣賞女性軀體,并把她視為承載女性靈魂、激揚女性寫作的一種優勢。與此同時,女作家們還努力擺脫“高喊女性解放又緊閉閨門、追求愛情卻否認性愛”的怪圈,常常以性愛故事為載體,來解讀女人與周遭世界的關系,揭示女性成長過程中深層的性心理與生命意識,因而她們筆下寫到的異性戀、女同性戀和自戀現象,頗有些離經叛道、駭世驚俗的意味。
  與這種鋒芒犀利、色彩濃烈的女性主義文本不同,澳門的女性寫作則顯示出一種溫和的態度。一則它不涉及女權主義,更多充滿了溫情色彩。澳門的婦孺、平民教育開展得比較早,她們獲得思想解放早于內地婦女。女性雖享受人格獨立,仍然重視傳統責任;女性寫作多為中產階層的業余為之。這種生活有所保障、男女平等狀態下的個人化寫作不再以兩性征戰為主要觀照對象,自然失卻了激烈的言辭。林中英、林惠、周桐等人的作品,即便寫到女性的切身問題,也往往是溫情意識的觀照,而非女性精神的投射。二則澳門女性文學充滿“中介色彩”。女作家們多關注男性所關注的生活內容,而不只關注女性的內心世界。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她們希望做一個“中性人”:既有男性的氣質、能力,以適應變幻多端的社會;又保持華族女性的傳統美德,以珍視女性的原始美質。
  對于臺灣文壇而言,80年代以來雖有李昂、呂秀蓮、李元貞們充滿女權主義色彩的文學創作,更有廖輝英、袁瓊瓊、蘇偉貞、朱秀娟等帶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寫作。后者往往從臺灣工商社會中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結構、家庭模式、愛情觀念、事業前程、角色沖突等問題切入,來表現女性的自處和兩性相處的矛盾與調適,揭示臺灣婦女由傳統女性到現代女性之間角色轉換的難題。這其中雖然描寫了兩性之戰的焦灼、困惑與艱苦,但最終目標不是一味的兩性對抗,而是通過重建與再塑的積極導向,喚起女性人生的自覺與自立,提高女性自處與兩性相處的調適能力,創造“合理化的兩性關系”。由此看來,不同地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寫作,對于華文文學中女性書寫時代的構成,有著多種角度的豐富、補充和參照意義。
  華文文學的研究發展到今天,建立規范的學科意識與研究秩序已成為必然趨勢。對于昨天而言,它無疑躍上一個新的層面;對于明天而言,則任重而道遠。我們所期盼的,是華文文學創作和研究以新的姿態和更高的境界,步入世界民族文學之林。
  注釋:
  〔1〕陳曉明:《藝術創新與文化身份:華文文學的自我超越》。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17 ̄1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81998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展示了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趨勢。其一,世界華文文學的綜合研究觀念已成共識。當今世界,華文文學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各具特色的幾大板塊,鑒于此,加強對世界華文文學作為語種文學的整體考察,進行證同與辨異的研究,就成了一種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其二,把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建構一種新的研究視野,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使研究走向深化;其三,對中國本土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研究成為新的景觀。三個側面形成了一體同構、相互依倚的運行態勢。世界華文文學/綜合研究/新視野/比較研究樊洛平,女,1956年生,鄭州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鄭州 450052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17 ̄1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81998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召開,展示了華文文學研究的新趨勢。其一,世界華文文學的綜合研究觀念已成共識。當今世界,華文文學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各具特色的幾大板塊,鑒于此,加強對世界華文文學作為語種文學的整體考察,進行證同與辨異的研究,就成了一種勢在必行的發展趨勢;其二,把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結合起來,建構一種新的研究視野,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使研究走向深化;其三,對中國本土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研究成為新的景觀。三個側面形成了一體同構、相互依倚的運行態勢。世界華文文學/綜合研究/新視野/比較研究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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