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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世界性努力  ——美國和中國個案研究
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世界性努力  ——美國和中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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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3-7667(2002)01-0043-47
  眾所周知,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代表,其職能被界定為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近年來又增加了國際性職能。大學的社會服務,雖然在當代社會已經成為大學或高等教育最為主流的話語,但學界目前也存在著許多困惑與疑問,尤其是在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具體落實途徑和策略選擇方面,這種疑問就更加突出和明顯。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形成了世界各國關于拓展大學服務職能的全球性努力。
   一、大學服務面臨挑戰
  服務職能作為工業社會的產物,自其產生以來一直在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建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縱觀大學服務的歷史,更多時候是由于社會本身發展需要的推動,迫使大學作出回應,大學的社會服務更多的是一種“自我中心”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社會發展的主導,并不承担為社會發展提供戰略性和前瞻性策略選擇的重任,主要是一種社會發展的支持系統,為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提供支持,尤其是人力和技術方面的支持。
  人類社會當今正在傳統工業化社會的基礎上,向知識化和信息化社會形態邁進。這種邁進并不簡單的是社會形式的更迭,其本質性的變化在于生產方式的改變,即由傳統的資源型生產方式向知識、信息型生產方式轉變,對大學的服務性職能定位提出挑戰。根據美國著名管理學者德魯克的觀點,“知識社會”(或信息社會)本質上是“后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如此,因為未來社會將是“知識的運用者與創造者”,而不是傳統的“資本家”的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源動力。[1]大學作為知識運用者和創造者的孵化機構,實際上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核心。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卡斯特斯1992年對大學在未來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進行過形象的比喻,他指出,如果說知識信息是新的世界經濟中的電流,那么,大學就是產生這種電流的“發電機”之一。因此,大學的服務模式必須從傳統的“自我中心”模式向“社會中心”模式轉變,也是從被動的服務向主動的服務轉變。對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5年發布的《高等教育變革與發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提出“適切性”(Relevance)是“高等教育在這迅速多變的世界上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2]這里所說的適切性實質上就是大學與社會的相關性,是大學如何與社會建立聯系從而為社會服務的問題。由此也表明,大學的服務職能定位并不是某一特定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獨特問題,而是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的問題。這構成了對這一問題進行全球探討的基礎。
   二、美國和中國對拓展大學服務職能的嘗試與努力
   (一)美國對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努力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高等教育界或立足于大學或奠基于社會,對大學服務職能的深化和拓展進行了深入并富成效的探討,具體主要有美國的都市大學(Metropolitian University)和教師專業發展學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這兩種模式或典型在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建構上,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美國學術界和實踐領域對大學服務職能的新型理解。
   1、美國都市大學
  都市大學(Metropolitian University)萌芽于20世紀50、60年代的美國,到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都市大學開始在高等教育領域獲得其相應的聲譽和地位。到目前為止,都市大學還不能在完全意義上被稱為一種新的高等教育模式,但該類型大學代表了一種新的大學觀念,尤其是關于大學與社區關系的建構和大學的社會作用方面,具有極大的突破。正是在這方面,都市大學近年來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
  在美國都市大學也被稱作“合作大學(Partnership University)”、“相互作用大學(Interactive University)”。對此,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副校長J.韋德·吉利指出:相互作用大學的基本戰略是“使學校與他所在社區的企業界、公眾及政界的領導建立一種積極的、雙向作用的伙伴關系,為實現社區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的共同目標而努力”。[3]美國49位大學校長于1990年聯合簽署了《都市大學宣言》,對都市大學進行了全方位的界定。《宣言》指出:“知識的創造、闡釋、傳播和運用是都市大學的根本性功能所在”。同時,《宣言》宣稱:“都市大學應該拓展自身的作用范圍,增強都市大學對于所在社區的責任感,利用大學的知識性和學術性功能滿足都市社區的各種需要”。對于社會個體而言,要使之成為“一個有效的社會公民,一個能適應不同職業需求的公民”。對于社區群體而言,都市大學提倡“滿足社區少數族群、下層民眾和所有成年人的教育需求”。在研究方面,《宣言》認為:“都市大學的研究所追求的是研究與實際應用之間關系的建立,在面對復雜的都市社區問題時,應創造性的構建雙方或多方的學術性伙伴關系,同時,都市大學的研究應當緊跟學術發展的前沿,以學術團體最高的學術標準來要求”。《都市大學宣言》在社區的職業服務或專業服務方面指出:“大學應發展與公共企業和私人企業之間的富有建設性的伙伴關系,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將大學的智力資源充分運用到此類企業的實踐中去”,同時應“加強與都市社區中初等和中等學校之間的工作聯系,最終使整個包括從學前教育到博士后教育的完整都市教育體系其功效能發揮到最大限度”。此外,“最大限度地促進社區的文化生活和總體生活質的提高”。[4]以上列舉的有關《都市大學宣言》的思想,最核心的就在于大學與社區之間合作關系的建設與獲得,既實現大學社會服務的傳統職能,同時在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大學教育和服務的過程中,又不失大學本身學術性,保持大學作為知識創造、傳播和闡釋機構的本質性職能的存在。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都市大學的突破所在,也明確了都市大學與社區大學之間的區別,這構成了美國在高等教育角度對大學服務職能進行拓展的一種努力。
   2、專業發展學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
  專業發展學校簡稱PDSs,是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所形成的一種新型的教師培養模式。專業發展學校的核心就在于大學與基礎學校之間建構性伙伴關系的建立與獲得,以及在教師培養過程中學院氣氛的淡化和實踐氛圍的濃厚。
  專業發展學校最早由霍姆斯集團(Holmes Group)于1986年在《明日之教師》的報告中首先提出,該報告指出專業發展學校的主要理論觀點有:“對于發展中的學校而言,應為教師和管理者提供更好的專業發展機會,而對于大學教師來說則應增強職業的相關性。為此,大學教師與發展中學校應對學生的學習問題進行自由的討論;大學教師應與學校教師分享教學;相互研究和探討教育實踐中的問題”。霍姆斯集團于1990年在《明日之學校》的報告中,進一步對專業發展學校的概念進行了解釋,指出:“專業發展學校應聚焦于對無論是初學者還是經驗豐富的教師提供專業化的發展,同時也展開對教學本身的研究”。這實際是在1986年大學與學校關系的基礎上,對專業發展學校的使命進行了相應的深化,大學傳統的服務尤其是在教師培養領域對基礎學校的支持和服務,在此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使大學和基礎學校具有了同一的起點與基礎,大學的服務也不再是被動的服務,而演變成為了參與式的主動式發展,通過這一過程,既促進了大學教育本身的豐富和完善,同時也使其服務性職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這一點在此后社會對專業發展學校的關注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自霍姆斯集團提出專業發展學校的概念之后,卡內基教育論壇和福特基金會等組織紛紛展開對專業發展學校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專業發展學校的理論和實踐,形成了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的較為確定的觀念體系。即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在目標上,提高基礎教育階段的質量,為未來的教師提供準備,為專業教育工作者的繼續教育創造條件”。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同時要為“教師專業的研究奠定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鼓勵學校進行深刻的結構性變革,以在大學教師與基礎學校教師之間建立聯系,支持那些來自于教學領域的變化”。[5]這些觀點的實質就在于強調大學與學校之間如何通過結構性的變革建立聯系,而這種聯系的建立無論是對教師的專業發展,還是對大學本身的研究都具有深遠的意義。教師專業發展學校盡管在范圍上僅限于教師培養,但該模式所造成的對傳統大學定位的沖擊無疑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對于專門進行師資培養的師范學院、教育學院等的沖擊,其影響將會十分深遠。可以說教師專業發展學校通過大學服務職能的調整,很好地解決了大學學術性與師范性之間的矛盾,進而論之,即是為師范教學理論與實踐之間關系的重新確立和界定提供了新的借鑒和啟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本文把教師的專業發展學校作為大學對服務職能進行拓展的具體努力之一。
   (二)中國關于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努力
  中國高等教育自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潮流,呈現出蓬勃生機,這為各種高等教育改革的嘗試和努力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環境。同時,中國社會整體發展狀況的飛速變化,使高等教育面臨許多新的挑戰,這也迫使大學對其固有的傳統和理念進行反思,并在實踐領袖進行各種創新性的實驗檢驗。這構成了20世紀最后十年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背景。具體到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拓展方面,國內不同性質的大學都已經或正在進行著各種實驗,目前尚未形成為一種能為學界和實踐領域所認同的模式。基于這種現狀,本文將主要對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與北京市豐臺區教育委員會共建教育服務區的嘗試進行分析。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和北京市豐臺區教育委員會于2000年底開始正式啟動教育服務區。教育服務區概念本身就已經體現出在二者關系的構建方面,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所持的立場和基點,即強調對地方教育發展進行服務,正是由此出發,教育服務區提出了“急豐臺教育之所急,想豐臺教育之所想”的指導方針。該指導方針的出臺既具有豐臺教育發展實際的需求,同時也是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對自身問題的反思性嘗試。豐臺區屬于北京市的近郊區,地處城鄉結合部,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十分多樣,其教育生態類型豐富。但其教育發展水平在北京各區縣中屬于中等,為提高豐臺整體教育水平,要求豐臺如何利用大學的智力資源,加強對多樣化教育生態的開發與利用。這構成了教育服務區最為直接的社會性動機。作為教科院而言,與中國大多數教育學院或專業一樣,面臨學生培養的尷尬,即傳統意義上教育學科為中等師范和高等師范學校培養教師的目標逐步受到社會的挑戰,而由此目標出發所開展的理論研究也有理論與實際存在距離的問題。如何擺脫目前的困境,如何探索和尋求教育學科尤其是中國教育學科發展的道路?這些問題成為了走向實踐的主要動機。因此,一方面是實踐本身的需求使然,一方面是大學自身發展需要所決定,在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教育服務區成為了大學如何服務于社會的一種嘗試。
  傳統的大學服務主要是提供一種理論指導和咨詢,在這種模式中,大學與實踐并非處于同樣的地位,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一種教育的話語權利,大學成為了權威的代名詞。在合作過程中,實踐的話語權利基本上被剝奪,這導致理論和實踐領域的不信任和脫節。因此,教育服務區在建設之初就針對傳統大學服務模式的這些弊端提出了“互動、生長和建構”的發展理念,其核心思想就在于通過服務區的建設,賦予實踐與大學同等的話語權利,大學與學校教育實踐的關系不再是等級關系,而應構建成為合作性的伙伴關系。這種關系模式的確立,為服務區具體工作的展開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礎。正是在此思想的指導下,豐臺的教育界與教科院的學者共同提出了服務區發展的思路和綱要,界定了工作的范圍和性質。根據教科院的優勢和特點,結合豐臺的教育需要,確定了“管理者培訓、社區教育、中小學銜接和教師發展”等方面的建設思路。其中,尤其是教師發展方面,充分借鑒和吸收了美國的教師專業發展和英國學校改進計劃的經驗,強調從教師專業化水平的提高角度實現大學對地區教育實踐的服務。為此,教育服務區建立了四所教師發展學校,由教科院的學者參與,共同對教師的研究水平和學校的發展進行工作,真正實現大學對實踐的參與和實踐對大學的輻射。由此,大學的服務在本質意義上已經改變了服務的含義,而使服務成為一種共建,教育服務區也成為一種具有自身發展能力和生長機能的組合。
  教育服務區的嘗試目前雖然尚未獲得系統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但這種嘗試無疑為大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也為在中國解決社會科學領域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問題提供了參考。教育服務區的嘗試同時符合了國際上對于大學社會服務職能進行拓展的潮流,這也是教育服務區的生命力所在。
   三、大學拓展社會服務職能努力和嘗試的反思與啟示
  美國的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中國的教育服務區作為一種努力和嘗試,無疑會給理論和實踐領域都帶來相應的思考和沖擊,尤其是對大學與社會關系問題的深化和創新的沖擊,足以引起高等教育領域研究者的反思,也會帶來一定的啟示。
  首先是對大學社會角色定位的反思和啟示。大學作為一種制度性的機構,自中世紀產生之初,就存在著與社會之間的張力,這方面體現得最明顯的是中世紀大學與世俗社會和宗教社會的沖突與斗爭。這種狀況在工業社會雖然有所改善,但大學與社會之間的緊張仍然沒有從本質得以改變,大學在社會中扮演著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的話語權威的角色,由此拉開了大學與社會實踐和生活的距離,這構成了傳統大學的主要角色定位。由此定位出發,大學的超脫性和封閉性即相對于社會的封閉性成為了傳統大學的重要表征。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大學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學感到無所適從。作為對這種狀況的一種回應,都市大學、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無疑是對大學走出這種困惑的一種嘗試。盡管現在樂觀估計他們的未來發展還為時尚早,但作為一種嘗試,對大學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大學打破傳統的封閉,緩解大學與社會之間的緊張,實現大學與社會的平等和共處。尤其是在話語權上,要求大學賦予實踐以自主的話語權利。這種嘗試成為大學服務職能得以拓展的重要觀念和思想方面的基礎。
  其次,大學與社會實踐關系模式建構的反思與啟示。大學的社會角色定位決定著大學與社會關系的模式,大學社會角色的變化帶來的必然是大學與社會關系模式的改變,在此意義上,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在大學社會角色定位方面的嘗試也為構建新的關系模式提供了基礎。從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的發展來看,大學與社會、大學與基層教育實踐之間的關系,已經擺脫了傳統的大學與基層教育實踐之間的等級分層,使大學成為實踐的重要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和指導者。對實踐的參與縮小了大學與基層教育實踐之間的距離,大學開始向為社會服務的主動方向轉變,既是實踐發展中的一個組成要素,同時又是大學主動的參與,這樣,與其他實踐參與者一樣,大學僅僅是實踐發展過程的要素之一。這實質上就打破了傳統大學高居于實踐之上的積習,為大學與其他要素之間新型關系的建構提供了前提和基礎。那么如何去建構大學與其他實踐要素的關系呢?合作性伙伴關系模式無疑是其必然的結果和選擇。這種合作由于伙伴關系的界定,就使得合作具有了平等的基礎,就使實踐中的其他要素獲得了原本由大學所控制的話語權利。這又反向強化了合作性的伙伴關系。在此,大學實際上也不存在本初意義上的“服務”,而是實實在在的參與。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的嘗試和努力是對大學服務職能的突破與創新。
  第三,大學學術性與應用性之間關系的反思與啟示。純粹學理層面的學術研究與應用性研究歷來是大學內部爭論的焦點,傳統大學選擇了學術性,賦予大學以強烈的知識創造性角色規范,但卻把知識有效與否的檢測權交給了社會,大學成為一個知識創造的機構,卻不負責解答其所創造的知識是否具有價值的問題。由此也引發出了許多問題和思考,如大學學術研究的目標是什么?大學的學術價值何在?等等諸如此類的爭論自大學產生以來就持續不斷,但對此學界也從來沒有形成過共識。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無疑以自身的實踐為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和方向,大學對實踐的參與一個重要前提就在于大學的學術優勢,在此意義上,大學如何利用其學術優勢參與實踐成為了問題,從而替代了原來學術性和應用性是否沖突的問題,使問題語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也為大學最終突破傳統服務的局限提供了論據和基礎。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無疑并不認為大學的學術性與應用性之間存在沖突,而是認為在方法和操作層面上,大學學術性如何與應用性結合應該是大學服務職能得以突破的關鍵所在。由此,生發出了許多關于大學改革的嘗試和努力,除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教育服務區外,學校改進計劃、大學·中小學·社區合作協定等新的嘗試不斷涌現,這成為高等教育實現現代轉化的一個持續的動力所在,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突破在此有機地融入了大學的整體轉化之中。這也是研究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意義所在。
比較教育研究京43~47G4高等教育王曉華20022002知識社會和信息社會給大學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種沖擊既有外部的挑戰和壓力,也有大學內部的功能轉化問題。大學服務職能的拓展和突破無疑就是其中的重要問題。本文選取美國的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中國的教育服務區作為個案,就大學服務職能的拓展問題進行比較,提出有關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理論性反思。美國/中國/大學/服務職能王曉華(1973-),男,貴州遵義人,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博士。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北京,100037 作者:比較教育研究京43~47G4高等教育王曉華20022002知識社會和信息社會給大學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這種沖擊既有外部的挑戰和壓力,也有大學內部的功能轉化問題。大學服務職能的拓展和突破無疑就是其中的重要問題。本文選取美國的都市大學,教師專業發展學校和中國的教育服務區作為個案,就大學服務職能的拓展問題進行比較,提出有關大學服務職能拓展的理論性反思。美國/中國/大學/服務職能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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