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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宿命的演繹與突破  ——《玫瑰門》的女性世界及其在20世紀晚期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的意義
女性宿命的演繹與突破  ——《玫瑰門》的女性世界及其在20世紀晚期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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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I207.425 文獻標識碼 A
  從80年代初開始,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終于迎來了繁榮與發展的黃金時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方文化、哲學思潮的涌入以及西方女權主義文化浪潮的波及,當代女作家們的主體意識空前覺醒和高漲。女性文學在追求“人的自覺”與“女人的自覺”結合的同時,注入了更多的女權色彩,“女性的解放”成了女性文學的重要關懷。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女作家們開始把女人與女人關系的審視融入對男女關系的審視中,使女性審美既具先鋒性,又富嬗變性,呈多元發展的態勢。一些女作家還把女性之惡作為新的審視點,對女性正負面及其復雜性的認識逐漸深化,對女性人性的思考的穿透力度也日益增強,在拷問社會,“反省自我”的路上有了重大突破。女作家鐵凝的首部長篇小說《玫瑰門》正是著力于對女性正負兩方面的揭示,無論在表現的廣度、批判的力度還是反思的深度上都體現了這一突破。尤其值得人們關注的是,《玫瑰門》不只是單純表現“惡婦”司猗紋對女性宿命的演繹,而且鐵凝還以自己獨特的觀照方式,以自己對女性世界的深刻領悟塑造了與司猗紋形象相對峙的蘇眉形象,并通過蘇眉對女性宿命的突破來表達自己對女性宿命的走向和女性解放的關注,從而使《玫瑰門》呈現出在突破之上的超越。
      一、宿命的演繹——悲劇的世界
  中國封建文化濡染了中國人畸形的女性觀念,在幾千年的中國大地上,女性世界成了封建文化殘酷肆虐的重災區。封建倫理綱常鎖定了婦女的言行空間,也鎖定了她們的思想領地,雖然她們努力扮演著賢妻良母的角色,卻仍然改變不了作為男性附庸的地位。當她們以溫良恭儉讓受到三從四德肯定的同時,她們作為人的自我獨立意識也逐步喪失殆盡,于是,她們本就悲哀的生存格局更被罩上了文化宿命的怪圈。一代代的女人演繹著女人所有的屈辱和悲哀,也把女性生存宿命的悲歌從古唱到今。由于外來思潮的沖激和中國文化思想的歷史性變遷,20世紀的中國呈現出女性走出宿命的曙光,一部分女性的精神上開始閃現出“自覺”的火花,但由于歷史的惰性和傳統文化的強度反彈,這些還顯得稚弱的自覺者又被迫退回到自我生命抑制的無奈之中。即便那些自我欲望強烈的女人,因忍受不了這種無奈,而不得不以變態的方式釋放這種無奈之后,仍然走不出女性宿命的怪圈。
  《玫瑰門》中的女主角司猗紋就是這樣的女人。在現代文明的誘惑下,司猗紋也有了一些生命自覺,但她的自覺卻仍然不為封建意識所容,最終導致了她的悲劇性人生。對愛的絕望和仇恨使她像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一樣,一步步地走進了沒有光的所在。這兩個處于不同時代的女性的相似命運,表明了女性宿命的歷史存在和現實顯現。但畢竟司猗紋同曹七巧處于不同的時代,鐵凝對女性宿命的感受和把握也不同于張愛玲。新的歷史進程和人生際遇賦予鐵凝對女性宿命以新的精神體認,因而,司猗紋對女性宿命的演繹也就有了新的顯現形式。
  愛情和婚姻的不幸是造成司猗紋悲劇的直接原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使她放棄愛情,違心地嫁入門當戶對的莊家。但她的屈從沒有給她帶來僥幸的幸福,婚姻讓她從此開始了煉獄般的生活。丈夫莊紹儉從新婚之夜就開始了對司猗紋的報復式玩弄和凌辱,使司猗紋最初的一絲不潔之感因此蕩然無存。莊紹儉帶給她的是屈辱,是性病,是女人最起碼的尊嚴的喪失。好在莊家的衰落給了她轉移痛苦和怨恨的機會,不甘人后的司猗紋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使莊家一次次地轉危為安,顯示出她作為一個女人難得的堅韌和魄力。然而,司猗紋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解脫,她在莊家的孤立無援加速了她的悲劇。她的公婆并不承認她的功勞,從不就兒子的放蕩向她表示一絲同情和支持,甚至莊老太爺出于男性可憐的自尊,還在日記里對能干的司猗紋百般詛咒。這樣,司猗紋在情感上找不到寄托,在精神上又得不到安慰,物質世界的勝利同精神世界的慘敗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讓她那本就微弱的“自覺”火花終于異化成了仇恨的火焰,她走上了變態釋放壓抑、以自虐和虐人為游戲的道路,開始向親人、向社會進行瘋狂的報復。
  愛的缺乏和饑渴導致了她汪洋恣肆的性欲渲泄。她調動自己全部的能量,同造成她悲劇的罪魁禍首莊紹儉糾纏、較量。對在這糾纏中產生的兒子莊坦,她一直懷著血緣的仇恨冷漠著。治好莊紹儉帶給她的性病后,司猗紋以一場慟哭結束了她倍受煎熬的前40年,從此,“在毒水里泡過的司猗紋如同浸潤著毒汁的罌粟花在莊家盛開著”,仇恨把她滋潤得更加嬌艷,也更加猙獰。她決定拿自己的肉體對人生對社會來一次瘋狂的褻瀆,在月朗風清之夜,司猗紋闖入公公房間,以惡作劇般的亂倫來實現了她的報復。報復的快感讓她得到一種變態的滿足,她像吸毒般愛上了這種生活方式,不知不覺中,她從受虐者變成了施虐者,成了傳統文化壓制女性的幫兇,對身邊的女性、自己的后代也開始了習慣性的虐待和報復。在文革中,司猗紋喪失了生活的主動權,擺脫街道主任羅大媽一家的監視和欺凌,取得羅大媽的徹底認同成了她的生活目標。在交房子、交家具,對羅大媽百般討好仍遭白眼之后,司猗紋想出了一個惡毒的陰謀;故意暴露寡居兒媳竹西同羅家大兒子的奸情以威脅羅大媽,她甚至不惜把自己未成年的外孫女蘇眉派去充當捉奸的先鋒。司猗紋憑著她非凡的精明,也憑著她變態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終于從富家少奶奶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群眾的一員。
  但是,司猗紋猙獰的背后,又有著難得的一點善良和柔情。她在差點成她第二個婆婆的朱母面前,是個無可挑剔的賢慧媳婦。她對初戀情人華致遠一生都保存著最真最深的柔情,在調查華致遠的人面前,不說對他有絲毫不利的話,甚至臨死前還掙扎著去偷偷看他一眼。她這僅存的善對她所有的惡是無盡的諷刺,使我們憎惡她的同時又難免生出一絲同情。
  在司猗紋形象的塑造中,鐵凝大膽地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性愛觀念,又巧妙地把傳統道德的善與惡都交織在司猗紋身上,逼近原生狀態地揭露了她變態的性心理及其隱型文化人格中的道德虛無主義和自瀆傾向,從而使司猗紋形象超越了曹七巧形象的單純惡性發展而更富立體感和現實性。鐵凝曾說:“她無時不在用她獨有的方式對她的生存環境進行著貌似恭順的騷擾和褻瀆,而她每一個踐踏環境的勝利本身又是對自己靈魂的踐踏。”(注:引自《〈玫瑰門〉·懇談錄》,轉引自盛英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 鐵凝篇》。 其它引文均引自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鐵凝自選集·玫瑰門》。)因此,司猗紋最深刻的悲劇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最大的敵人居然成了她自己。司猗紋無疑是在封建文化的長期積淀和濡染下,瘋長在文革前后的一朵“惡之花”,她不愧為當代文學女性形象中的“這一個”。然而,縱觀司猗紋的一生,她只能以變態的方式對善良、母性的傳統女性模式進行報復式的解構,只能以自己的悲劇對女性宿命來一次生動的演繹,她的生存環境和生命過程僅僅是歷史文化語境的一次現實顯現。她對女性宿命的演繹、對女性模式的沖擊僅僅體現出批判性而缺乏建構性,她沒有重建女性歷史的自覺意識,自然也就無法担當起整個女性解放的使命。
      二、宿命的突破——希望的世界
  司猗紋折騰一生,最終還是走進了沒有光的所在,走進了女性宿命的怪圈。難道女人注定要永遠生活在宿命的控制之下嗎?女性如何才能在沒有光的所在尋到可以突破宿命的亮點?張愛玲對女性悲劇的犀利觀察和徹骨感受僅僅表現為一種無奈的揭示;鐵凝則不同,歷史提供了她對張愛玲作出超越的可能,使她得以通過司猗紋的塑造絕然地反叛傳統的同時,又能滿懷信心地尋找女性的出路。蘇眉對司猗紋充滿矛盾的審視和她充滿生命自覺的自審,表明作者已將女性的生命意識置于主體地位,使蘇眉在精神探索過程中突破女性宿命成為現實可能和歷史必然。
  在許多評論《玫瑰門》的文章中,司猗紋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普遍的關注,蘇眉卻一再地被忽視。的確,蘇眉的外在形象不如司猗紋富有立體感,她顯得單純了一點;但鐵凝卻從精神層面發現并開掘出蘇眉形象的價值。從蘇眉的精神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試圖以精神自覺拯救女性的苦心;從作者塑造這一人物形象的苦心,我們又可以看到作者對女性宿命的歷史性感悟和現代性探索。
  在文革和司猗紋的雙重陰影下,蘇眉是被驚嚇著一天天長大的。幸運的是,生命力旺盛的舅媽竹西在不知不覺中啟示著她,激動著她。如果說,文革和司猗紋讓她成天生活在恐懼和顫栗之中,形成了她內在的不安全感和外在的沉默,那么,竹西則及時地給了她緩解那不明不白的生活壓力的力量,給了她一方安全寧靜的可以自由嬉戲的天空。竹西對生活、對愛的坦誠和熱烈激發了蘇眉內在的蓬勃的生命力,讓她在那幽暗復雜的四合院里開始了生命意識的萌動和跳躍。于是,在蘇眉12歲時的那個特別玫瑰的春天,那頂有著生命的嬌艷的毛線帽“蓬松了她那板結的靈魂”,她對自己身體的變化感到莫可名狀的欣慰,對春天里蓬勃生長的老棗樹感到癡迷,她感到有一根不可抗拒的手指在指引著她的靈魂……在作品那歡暢抒情又惶惶不安的文筆中,正在孕育著的是性意識的萌動,生命意識的覺醒。因此,“玫瑰門”寓示著性意識的覺醒開放之門,生命意識的突發之門,也正是女性突破宿命走向希望的必經之門。蘇眉正是靠著生命意識的覺醒,開始了自己充滿希望的生命軌跡的建構。
  作品中有“5”的章節是蘇眉靈魂和精神的對話。 這六節對話是在成年蘇眉和幼年眉眉之間展開的、是蘇眉在向眉眉剖白一切,展示幼年眉眉對生活的一切惶惑和不解以及成年蘇眉對女性宿命、人性本質的探索和穿透,完成成年和幼年不同意識的交流,使幼年眉眉和成年蘇眉在心靈層次上達成了統一。六節對話通過蘇眉對謊言、真實的深切體認,對人性本質的探索及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表達了蘇眉對女性宿命的深切感悟,也刻畫出蘇眉的精神形象及突破女性宿命的心路歷程。
  在蘇眉經歷了那個特別玫瑰的春天,有了生命意識的萌動之后,蘇眉在對話中是這樣問眉眉的:
  “你是在哪一夜被驚醒的?哪一夜粉碎了你又完整了你使你想粉碎這世界再將它完整?
  為什么你愿意在樹梢上行走?也許那不是行走那是一種擦著樹梢的飛翔一種天馬行空的熱望一種遨游生命的蒼穹的狂想。
  你是在哪一夜被驚醒的?哪一夜告訴了你如果這是世界,那就在里面生活吧。
  你終于走到里面去也可以說你終于走到外邊來。面對一扇緊閉的門你可以任意說,世上所有的門都是一種冰冷的拒絕亦是一種妖冶的誘惑。”
  司猗紋對女性宿命的演繹雜和在瘋狂的文革中,無疑過早地“粉碎”了蘇眉的童年世界,但這“粉碎”又促成了蘇眉生命意識的覺醒,“完整”了她早熟的女性世界,使有了生命意識和女性自覺的蘇眉走上了積極突破女性宿命重建女性歷史的道路。如果說,“玫瑰門”,即女性突破宿命走向解放的必經之門,對變態的司猗紋是冰冷的拒絕,那么,它對覺醒了的蘇眉就是妖冶的誘惑。在這妖冶的誘惑下,蘇眉依靠那單純美妙的真人體模特,終于改變了在文革中被強行灌注在無意識中的畫領袖像的“特異功能”。這并不僅僅是蘇眉繪畫軌道的改變,這還意味著她人生軌道的改變,意味著她開始了絕對不同于司猗紋的另一種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鐵凝同蘇眉一樣,文革時曾在北京外婆家過了幾年寄居生活,她們兩人的精神追求和心路歷程也應該有著某種對應和同構。因此,我們可以把蘇眉看作鐵凝的藝術化身。六節對話中,鐵凝對蘇眉進行了毫不諱飾的精神剖析,也最大限度地表達了自己的主體意識,表達了對傳統文化,人性負面的強烈批判,從而對司猗紋的形象也作了間接的批判。由蘇眉推懷孕的母親所找的借口,作者意識到人類的成熟“掩飾了卑劣也扼殺了創造”,在真實與虛假之間苦苦思索之后,蘇眉發現撒謊才是人類后天不可逆轉的捍衛自己的本性,而真實往往是難以被相信,難以交流的。然而,蘇眉沒有因這些人性的負面而沮喪,她抗拒著謊言和虛假,執著地追求著真善美。當她在草原寫生時,認識到人的存在不過是個瞬間,唯有生命過程的燦爛輝煌才能最終超越死亡這一永遠的悲劇。于是,她不像竹西或蘇瑋那樣,幻想通過“絕育”來掐斷生命,來斬斷女性宿命的鎖鏈。她明白女性的命運靠“絕育”是無法改變的,這只是軟弱的拒絕和消極的抗議;女性必須直面自己、反省自己,敢于同既定的文化宿命抗爭,這才是女性自救和重建女性歷史的關鍵。她毅然賦予女兒以生命,正顯示出她對女性宿命的深刻體認,對女性解放的堅定信念。此時,我們可以說,蘇眉終于掙脫了司猗紋所演繹的女性宿命的陰影,真正實現了她對女性宿命的盡可能的突破,并且在《玫瑰門》的悲劇女性世界里構筑了一個希望的女性世界。
      三、演繹到突破——宿命的走向
  從對司猗紋形象和蘇眉形象的解讀中,我們可以看到:《玫瑰門》的女性世界是一個悲劇的世界。司猗紋苦心積慮地從報復中獲取快感,卻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女人,沒有意識到女人所處地位的屈辱和悲哀,她那被欲望所支撐著的,由清純少女淪為變態惡婦的慘烈人生最終沒能逃出女性宿命的怪圈。同時,《玫瑰門》的女性世界又是一個希望的世界,蘇眉有著清醒的生命意識和女性自覺,她對女性宿命的突破已給司猗紋的悲劇世界帶來一點亮色和一線生機。但是,這兩個世界并不是遙遙相對、互不相干的,而是通過蘇眉同司猗紋的糾葛相互糾纏又相互較量,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
  可以說,影響蘇眉一生最深的是司猗紋,蘇眉對生活的審視是以對司猗紋的審視為基礎的,她一直都在思索自己對司猗紋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情。她們婆孫倆7年相依相伴的生活中, 既有司猗紋對蘇眉的種種壓制、利用和暗暗的欣賞,又有蘇眉對司猗紋深切的恨和不由自主的愛。
  “她跟她第一次見面就不愉快”,蘇眉從一開始就不喜歡她那年輕漂亮、雍榮華貴的外婆,她心目中的外婆應該是像姨婆那樣的,寬厚、仁慈,有著溫暖厚實的胸脯。真正讓她恨司猗紋的,是司猗紋對她的監視、出賣和肆無忌憚的利用。司猗紋的陰謀讓她親眼目睹了竹西和大旗的奸情,導致了她對司猗紋最深切的恨,也迫使她毫不猶豫地帶著妹妹逃出了北京。然而,“每逢婆婆把外孫女激得走投無路她可以生出掐死婆婆的動機;但當婆婆走投無路時,這外孫女又愿意以自己的存在讓婆婆獲得安慰。”蘇眉的早熟和善良的天性讓她掙脫了平日對司猗紋的恨,在司猗紋被羅大媽打擊之后,能體貼入微地照顧她、理解她,甚至不由自主地愛著她。正因這不由自主的愛,使蘇眉成年后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她曾逃離的地方。面對司猗紋那被欲望滋潤著的光華如初的臉和即將腐爛的軀體,面對司猗紋額上那記載她一生不幸的新月形疤痕,蘇眉更多的是對司猗紋強盛生命欲望的本能感動,對她悲慘一生的同情和理解,甚至還有對冥冥中操縱女性的宿命的隱隱領悟和現實感受。
  在分析蘇眉同司猗紋的糾葛時,不能忽略的是她們之間那可怕的相似。“她不僅僅是婆婆的十八歲,她連現在的婆婆都像”。她們不僅外貌相似,連行為習慣也相似。蘇眉出于對司猗紋的厭惡,故意克服著她們之間的相似,但她一次次地矯正自己后,又一次次地復原著自己,她們之間有一種被迫的親近。鐵凝讓蘇眉展示出司猗紋純情的少女時代,引起司猗紋對蘇眉的暗暗欣賞,但昔日自我的再現對畸變了的司猗紋是無情的否定,這又使她對蘇眉暗含嫉妒和仇恨。而蘇眉在司猗紋的變態人生和悲劇命運的震撼和啟迪下,更深刻地認識到女性受制于宿命的絕望、悲哀和女性尋求解放的迫切性,也更清醒地認識到女性宿命的完全消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實現還是路途迢迢、滿地荊棘。由此可見,鐵凝寫她們的相似不是一種偶然,而是要通過這種外在的相似強調她們在精神本質上的差異,揭示出這兩種女性世界之間的對峙和承傳的關系,表現女性宿命從演繹到突破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具體走向。因此,蘇眉可以說是《玫瑰門》中潛在的主角,與司猗紋一樣是《玫瑰門》的女性世界中不可缺少的支柱。鐵凝通過蘇眉形象,把女性在《玫瑰門》中毀滅的現實同女性解放的將來結合起來,以歷史性的觀照呈現出女性宿命在今天的發展態勢,從而把女性宿命的歷史本質和現實狀態生動而又立體地建構起來,凸現了“玫瑰門”的象征意蘊。正是在這一點上,《玫瑰門》實現了作者的自我,也實現了在表現女性負面、揭示女性宿命的歷史性題材上鐵凝所作出的現代性超越。
  女性宿命從演繹到突破的過程所呈現出的具體走向表明女性的解放是歷史的必然。雖然女性解放的真正實現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已在蘇眉身上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之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蘇眉突破女性宿命所呈現出的亮色必將激勵更多的女性走上突破女性宿命、尋求女性精神解放的道路。或許,蘇眉剛出世的女兒狗狗,也不再是女性宿命的又一輪循環,而是女性沖破社會藩籬和自身局限,實現消解女性宿命、重建女性歷史這一艱巨任務的生力軍。
  回溯20世紀晚期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狀況,我們知道它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最初,隨著人的解放出現的女性文學,表達社會理想和對一種新的人際關系的渴望,這和男性寫作基本一致。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張潔的《方舟》是女性寫作第二個階段的起點,也是20世紀晚期中國女性文學的真正起點,婦女解放問題從人的解放問題中抽離出來,婦女問題從此成為女性寫作探索的重點。第三個階段,是90年代初出現并活躍至今的真正個人化女性話語時期,以陳染和林白為主要代表。
  鐵凝的《玫瑰門》于1988年9月面世, 這部小說告別了她早期小說的清純和詩意,也走出了張潔小說《方舟》中男女性別對抗的模式,增強了對女性缺陷的自我審視和批判意識;獨特的女性視角使《玫瑰門》呈現出女性世界的復雜和女性人性的本相。與張潔相比,鐵凝的意義在于她表現了女性肉體的覺醒,以空前的膽識切入女性原欲世界,從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體,從而對女性的探究也就上升到了性心理層次和潛意識層次。這是個劃時代的標志,是女性真正長大成人,面對性別自我,尋找女性出路的標志。因此,《玫瑰門》對20世紀晚期中國女性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的到來,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鐵凝以性為視點的新觀照方式和女人味極濃的敘事口吻無疑極大地影響了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個人化女性寫作。鐵凝對女性人性的拓展、對女性宿命的沉思以及對女性解放的呼喚推動了女性文學的發展,尤其在揭示女性欲望、探討女性價值方面為90年代女性文學的發展作了功不可沒的鋪路作用。
  此外,《玫瑰門》在女性宿命的發展形態上所作的思考和把握,也為女性文學實現女性解放的目的提供了有價值的參照。雖然《玫瑰門》中沒有直接提出婦女解放的問題,但司猗紋的變態人生和蘇眉的精神自覺傳達出的卻正是婦女必須尋求自我解放的意味。蘇眉雖然對女性宿命有了個人突破,她在作品中顯示出的亮色雖然動人,也可以部分地喚醒尚處沉睡狀態的女性世界,但還不足以與整個女性宿命抗衡。蘇眉在突破女性宿命的過程中也感到疲憊和無助,甚至幻想回到母親的子宮來逃避這種勢單力薄的抗爭,蘇眉的女兒狗狗額上居然有“產鉗”這一社會器械文明留下的如司猗紋般的新月形疤痕。這說明,除了女性自身的覺醒外,女性的真正解放還有賴于她們所置身的人際世界精神結構的改良和重建,還有賴于整個社會文化心理的良性發展。
  
  
  
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南充67~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霞20002000從女性宿命的演繹與突破兩個方面解讀《玫瑰門》的兩種女性世界并通過這兩種女性世界之間對峙和承傳的關系,論述女性宿命從演繹到突破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具體走向。《玫瑰門》/女性宿命/女性世界/女性文學張霞,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南充 637002 作者:四川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南充67~7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霞20002000從女性宿命的演繹與突破兩個方面解讀《玫瑰門》的兩種女性世界并通過這兩種女性世界之間對峙和承傳的關系,論述女性宿命從演繹到突破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具體走向。《玫瑰門》/女性宿命/女性世界/女性文學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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