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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文學中作家社會良知的嚴重缺失
當下文學中作家社會良知的嚴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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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505(2007)02-0038-05
  良知是人的先驗的是非準則,是人的內在的道德判斷與道德評價體系,它是不依賴于環境和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情感。因此,王陽明將良知看作是人的道德本體,因為它是人的最高道德價值標準。
  作家的良知除了這些最基本的普遍道德準則外,還應具有藝術良知和社會良知。
  藝術良知是遵守藝術規律和藝術的基本準則,即對藝術精神的把握和弘揚。文學藝術的精神深深植根于對真、善、美以及自由、理想、完美的探索與尋求,深深地關聯于對人類的靈性、激情、想象、愛戀、歡樂、希望的呵護與關懷,也就是對人的生存意義與價值的追求與確認。總之,立足于人的生存與發展,是文學藝術發展的永恒規律和不可動搖的準則。因此,它對人類生存中的沉淪、墮落、腐敗、退化、畸形和異化,旗幟鮮明地予以鞭撻、批判和否定,文學的精神把作家推向了尋求完美的精神狀態,故作家的心靈與文明和現實中的不完美的殘缺與丑惡始終不可調和,作家懷著一顆純正與誠實的心進入文學。這正是藝術賦予他的良知。
  社會良知是藝術良知的外在表現,是藝術良知在作家身上的人格化。社會良知主要在作家這一社會角色中體現,這種體現來自兩個方面,其一,來自社會公眾基于文學的基本準則而對作家的期望,即期望作家作為文學精神的担當者這一規范的精神形象出現,這個精神形象是社會的靈魂,也是公眾的靈魂。它時時在為正義和真理而呼喚,在為誤入迷途和渾噩的靈魂敲響警醒之鐘。其二,來自文學的本質即文學精神,規定了作家必須是為文學的作家,是聽命于文學的作家,當他用文學的眼光即理想與完美的眼光去觀察現實與人生的殘缺與丑惡時,他會表現出嚴肅的態度、高度的責任心和崇高的人格,堅持真理與正義,不貶低不出賣靈魂,始終作為社會精神的引導者、人的靈魂的塑造者而立足于社會。
  作家的社會良知是作家身份的自我認證和自我確立。作家這一社會角色,首先是作家個人在社會中選擇的一個位置,同時,社會也要按這一角色規范來衡量作家。任何社會角色都有其自身的規范。社會角色的成敗就在于社會角色扮演時的角色意識和角色特征是否突出,是否符合規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角色意識和角色特征就是角色的社會良知。
  作家是文學的創造者,而文學的支柱則在于它的精神,作家是秉承、弘揚文學精神的人,是緊握批判與否定人類生存中的假、丑、惡之筆,高舉自由、理想、完美探索的大旗的思想者,這也是人類的歷史文化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經過幾千年的探索所確證的自我身份和精神坐標,就是說,不管人類沉淪到何種地步,社會墮落到何種程度,作家始終應是人類精神的守望者,具有人類的社會良知。作家是社會中有獨立精神的一個群體,他有著把社會理想和人類理想當作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在創作中致力于創立這種理想的高尚心靈,這就意味著作家必須是他所在社會的批判者和新價值意義的尋求者。因此堅持真理與正義,不向邪惡低頭;珍視自己的人格,不出賣靈魂,不玷污藝術良心;直面人生,不粉飾太平等人格操守就成為作家的社會道德規范中的應有之義[1]。
  誠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現實確實令人担憂,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們不愛真理不尋求真理的時代,真理日益被利益和興趣以及對財富的向往所代替”[2]。一些作家放下真理的面具,向庸俗和沉淪的現實低頭,走進現實,認同現實,把庸俗化的現實當作直接表現的目的。平庸俗常的日常生活是因為其煩惱和價值意義的缺憾造就的,把目光傾注于平庸生活的作家應極力挖掘出造成這種平庸的缺憾中的煩惱。作家池莉卻讓她的所有理想向最庸常的一般生活形態的世俗性靠拢,《生活秀》、《不談愛情》、《太陽出世》、《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這些無一不是放棄真理,向世俗低頭的作品。《生活秀》中的來雙揚面對生活中的一個個煩惱,通過努力皆得以解決,作品本可以通過這一點來挖掘生活和生存中的缺憾,但來雙揚對一個個煩惱的解決似乎還樂在其中的生存認同,正是作者世俗生活觀的體現。這種世俗生活認同的觀念在《太陽出世》、《不談愛情》中同樣鮮明。而最讓人不能接受的則是池莉在《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把這種觀念發揮到極致,甚至到惡俗的地步。作品中所描繪的漢口最下層的市民外號貓子的鄭志恒、公共汽車司機燕華及其周圍人的卑俗的低下生存狀況,也本是揭示生存缺憾的極好材料,但作者卻對這種惡俗的生活給予贊揚,還譽之為“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這完全是一種讓人承受苦難,承受難辛的茍活哲學[3]。別爾嘉耶夫對這種庸俗的生活狀況曾給予倫理學的揭示:“庸俗完全是掩蓋了生命的悲劇和敬畏……庸俗是完全的滿足,滿意,甚至是來自非存在的平庸快樂,是徹底的浮向表面,與一切深度徹底分離,與存在核心的分離,是對一切向深度復歸的懼怕。庸俗就是此在,它徹底地忘記了另一世界,并感到滿足。庸俗是對一切真正性的喪失,是生活從外部被決定……”[4]。處于庸俗的生命中的人本來就拋棄了自己的人性深度,拋棄了人的價值和意義的尋求;那么對這種庸俗作文學的平面式的反映和肯定,則就使庸俗更進了一步,即惡俗。因此,池莉的這種向世俗生活低頭的茍活哲學觀念,給人極大的精神麻痹,這樣的作品抽空的是人的精神和生存意志,摧毀的是人的生存理想和走出困難的勇氣。如果說人生存于這種悲劇的不幸還能認清這種不幸則是人之大幸的話,池莉卻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不幸——生于不幸卻安于不幸,這才是人生之大不幸!
  面對池莉的作品,會讓人對她作家的精神身份產生懷疑,她在把庸常生活的材料組合成故事時,卻不讓精神意義出場。這種懷疑的指向一是池莉個人的創作能力即她缺乏給材料賦予靈魂的思想,似乎她不懂得精神意義是文學的支柱;懷疑的第二點是她主動對意義的放棄。姑且不論池莉有沒有創作能力、是否主動放棄,意義的缺席造成了她的文本對有缺憾的人生和現實的正面肯定的結果則是作家社會責任感的喪失。事實上,池莉本人曾有過一段關于創作的自我表述:“我痛切地感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政治體制被集權政治所掌握的文化對中國人人格的最大戕害就是虛偽。說句不怕社會學家們嘲笑的話吧:我覺得,中國生產力緩慢的最大障礙就是人性最大的虛偽!所以,我一旦提筆寫人,就有強烈的撕開愿望,其中包括我自己。我認為只有撕開了、只有揭示了本質,才是撫慰的前提,正如傷口首先要進行清理一樣;要想創傷愈合,首先必須進行擴創和清創。在虛假的語境里進行的虛假的關懷與撫慰,對真實的生命和社會的進步毫無疑義”[5]。可見,池莉完全懂得文學精神意義的挖掘,懂得文學的社會作用和審美作用。由此可見,她的幾乎是所有文本中意義的缺席是她沒有將其呼喚出場,或許意義的建構會改變她的文本適應廣大世俗讀者閱讀口味的創作風格和創作目的,于是,池莉為了世俗的讀者,向大眾趣味投降,便放棄了她認為應“揭示”“本質”的意義訴求,將作家担當社會責任的獨立意識削去,退回到庸常的群體,這正是一個作家的社會良知被隱蔽、世俗情懷和為名為利的意識突出的體現。
  這種為名為利、放棄作家的精神身份認證,使作家的社會角色認同出現危機的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壇成為普遍現象,一些作家更是公然宣稱為金錢而寫作的書寫目的和動機,我們的作家對金錢的狂熱表現得無所顧忌。作家們創作動機與目的直接表述也好,還是通過作品來表述也好,總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公然亮出自己物欲崇拜的靈魂,使中國作家的集體形象大為失色,他們通過寫作來謀名謀利,并且已成為中國社會獲利的庸俗階層,享受著金錢和物質給他們帶來的滿足。于是,作家高尚的人格被褻瀆,文學的藝術良知被玷污。為文學的殉道形象異變為為名為利的丑陋形象,從社會公眾的靈魂與精神引導者蛻化為物質欲望的張揚者和引導者。捷克當代思想家、作家哈維爾曾說過這樣一段極為透徹的話:“個人一旦被消費價值體系所誘惑,其個性便消失在五顏六色的大眾文化之中,失去了在存在的秩序中的依據,失去了對任何高于生活之上的事物所擁有的責任感,成為一個非道德的人”。哈維爾認為,當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質和消費的興趣上時,則他在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的意識就會日益退化,這樣的社會環境是一個道德淪喪的環境,人們都變成了“道德上的病人”。
  我們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已經墮入到了比普通人更為庸俗的地步,是指作家作為一個社會角色和社會形象,他們掌握著公眾的話語權,因為普通人雖然也是某種社會角色,但普通人僅僅是作為自身的個體而存在的,他們的話語無法作為一種權力來產生社會影響力和公眾影響力。作家則不然,作為幾千年所形成的社會的良知,社會的靈魂,社會的精神,他們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因此,作家失去自己角色形象的良知,他的非道德化的影響力極大。作家如果成為“道德上的病人”,則會使社會的道德危機更為惡劣。蒂利希說:“良知是內化了的法律”[6]。作家的形象感可以說就是這個“內化了的法律”,作家能否樹立起自己的形象來使自己符合這一角色,則就看他的良知了。當我們看到我們的作家們這種非道德的丑陋形象時,公眾對他們的社會期望能不喪失信心?對肉欲的丑陋式張揚,對金錢物質的公然的迷戀,對有缺憾的世俗生活的贊揚……我們的作家們真理在握的神圣形象早已喪失殆盡,社會的公眾對作家的角色期望也徹底喪失信心。
  任何社會都是不完美的社會,因此才需要進步和發展,現在的社會雖然比過去的社會完善了許多,但并不意味著現在就不必要改進和完善,社會只能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我們說作家是社會的良知,社會的靈魂和精神,就在于他們的精神始終在完美的理想狀態,當他們用完美與理想審視現實時,現實的不完美狀態必然會使他們拿起否定與批判之筆,大膽而勇敢地與之對抗,其意義在于喚起公眾的良知,與那些不完美的事物和現實(包括我們每個人自己)對抗,使不完美的東西沒有市場,無法在現實中公然亮相進而對我們產生負面影響。即使在我們這個物欲無限膨脹的社會里,作家也絕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公眾,更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馬爾庫塞說:“當國家大多數成員竭盡一生去從事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毫無樂趣的勞作時,只有少數精英才保存著對真、善、美的快感”。因為“所有與生活的物質必須品相聯系的活動,在根本上都是不真實的、低級的、丑陋的”[7],作家正是這種向低級和丑陋宣戰、保存著真、善、美快感的精英。
  可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面對社會和現實的越來越多的缺憾,面對那些在不幸中掙扎而需要關懷的靈魂,面對越來越墮落的道德和人性,面對權力成為一種利益手段和對他人構成生存傷害和威脅的邪惡,面對利益和分配不公而兩極分化加速的現象……我們的社會和公眾在最需要作家的時候,作家們卻放棄了自身的存在意義,將自己的理想、道義和價值拋向一邊——將良知掩去。批判與否定的情懷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難覓蹤跡,我們看到的更多的卻是他們擁抱現實和頌揚現實、擁抱丑惡和張揚丑惡的泛濫之作,而面對現實和平常的生活擁抱與頌揚的結果,就在于作家們肯定這種不合理的現實和非道德化欲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本來,作家渴求完美的心理與不完美的現實是不可能達到和解的,即使作家不說假話,但又不敢說真話,那也是良知的自我遮蔽,甚至可以說是等同于精神賣身的精神屈服。而當作家們發展到這種擁抱現實、張揚丑惡的極端時,良知就從自我遮蔽到主動拋棄。作家精神和熱情的卑微,使他們筆下的文學阻斷了文學超越性的根本意義而跌進了現實的泥潭。即使是完全放棄希望而處于無望狀態下的西方后現代文學,也沒有像我們當前的文學這樣完全向生活和現實妥協。在《等待戈多》、《禿頭歌女》這樣的混亂現實表現作品里,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混亂被作家無限地擴大和張揚,而人在這樣的現實中的無奈和無望,則使這種現實具有了一種自否定意義。作者正式通過對混亂現實的無限擴大與夸張來使其顯示出它的存在的不合理性,從而把其推上加速消亡的自否定道路。這樣的作品凝結了作家對丑惡現實的否定性的體驗的內在精神,作家是以混亂的意象來揭示現代人的處境,“以帶血的頭顱去撞擊理性主義的大門,從而將人被異化這一現實撕開來”[8]。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的批判與否定的精神已全部退場,作家們面對現實的缺憾時早已情感萎縮,變得麻木,失去了藝術的知覺。對庸俗、沉淪的生活的肯定與贊揚,就正是這種情感萎縮和失去藝術知覺的現象。直接對人的丑惡欲望的肯定,則是作家人格的自我貶損,是靈魂出賣和藝術良知的喪失。
  當然,我們在此指責作家社會良知的喪失,并不是要作家們不食人間煙火。作為一個肉身者,人首先要生存,生存者自然離不開物質和欲望。在此我們要做出區分的是:作為作家這一稱謂的社會角色和作為人的生存者的區別。
  和社會的不完美一樣,任何人也都是不完美的,除了上帝完美,每個人都有他們的不足和丑陋之處,但完美的上帝卻又不是生存者,只要是生存者,都會有讓他人甚至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方,所謂人無完人。比如巴爾扎克,作為生存者,他一生幾乎都處在對金錢的渴望之中,他曾在爭錢奪利的角斗場奮斗,卻被摔得頭破血流債務纏身。一旦有了錢和名,他又追求豪華排場的生活。作為生存者的喬哀斯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他曾給自己畫過一幅肖像,說自己“寡廉鮮恥,貪圖杯中之物”,原因是他揮霍成性,又愛喝酒,從不讓一個子兒在口袋里過夜,經濟上一直捉襟見肘,因此經常向朋友借錢不還,弄得朋友們只好對他避之惟恐不及。而那些對異性有著強烈興趣的作家藝術家更是普遍,這是作為生存者的普通人的共同興趣。但是作為作家這一角色的巴爾扎克和喬哀斯卻是完美的、偉大的,他們以自身強烈的角色意識和鮮明的角色形象步入到了人類的不朽行列,成為社會和人類的精神導師。巴爾扎克正是在金錢的壓力下使他看清了金錢對人的主宰作用并使人失去正常的人性。因此,他用犀利的筆鋒剖開了人們面對金錢時的丑惡靈魂。他的那句充滿豪氣的誓言“拿破侖以劍未竟的事業,吾將用筆來完成”,正是這一強烈的角色意識和鮮明的角色形象的體現。一個有著社會責任感和人類使命感的作家形象印在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腦中。喬哀斯在面對現代社會庸俗不堪和人的異化,也以一個偉大作家的嚴肅態度和忠于藝術的良心,闖入人的深層心理的神秘意識領域,進行了一次無畏的歷險,通過對現代人病態心理的揭示,展現出這個病態社會中處于痛苦、麻木狀態下支離破碎的丑陋形象和卑瑣的人格。相比之下,我們只要從當今某些作家對金錢崇拜的公然宣稱以及在他們作品中對物欲的正面宣揚,看看他們對以肉體換金錢的肯定和贊揚,看看對肉欲的宣泄,就能發現中國當代作家們這種角色感的缺席。中國當前的作家們是把一個庸俗、卑下、丑陋的生存者和作家等同,即把作家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公眾的靈魂和精神等角色內涵抽空,讓一個空洞詞匯的“作家”走入他們的人生軌道,因此,作品內容大都來自于他們作為生存者的經歷和經驗。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守望空心歲月》、《玻璃蟲》等作品,幾乎來自于她本人的生活流水賬,日記一樣瑣碎而雜亂的生活軌跡也居然能成為“文學”;邱華棟闖入城市的外來者的發財夢,成為他書寫的內容;何頓在長沙市的尋求金錢的經歷,也平面化地進入了他的一部又一部作品。在中國文壇,“70年代后作家”與“美女作家”、“身體寫作”、“另類寫作”成了一些不光彩的恥辱的稱謂,原因之一是他們的書寫大都是個人不光彩的經歷和經驗。把一個卑微的生存者公然擺上作家的角色位置,當然是對作家稱號的褻瀆。假如巴爾扎克和喬哀斯等偉大的作家把他們卑鄙丑陋的生存者的經歷平面地搬上他們的作品,假如他們以生存者的位置來取代作家的位置,不但世界文學史會黯然失色,人類的精神文化也會因此而失色。
  作家可以是一個卑俗的生存者,但絕不允許是一個卑俗的作家。作家的良知規定了作家必須是完美、公正、真理的持有者形象,生存者的卑俗是面對自己的卑俗,而不是面對公眾和社會的卑俗。盡管是面對自己的卑俗,在追求完美的作家藝術家看來,它也是應該被否定和超越的,作家通過自身的體驗來改造他人的思想、喚醒他人的良知的同時,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使自己的良知被喚醒。作家的體驗過程是作家的覺醒和自我批判與自我否定過程,批判與否定自己的同時也正是在改變他人的同樣的意識。巴爾扎克對金錢主宰下的人性丑惡的揭示,不就是在自身的深切體驗中對自身丑惡一面的批判與否定么?任何社會角色,只要把他的生存者的卑俗的一面放入他的角色形象,或者說作家以他作家的身份和形象來向社會和公眾展示其生存者的卑俗的一面,當然會受到社會和公眾的指責。作家應是一個怎樣標準的社會角色?作為一個受過文學熏陶又在從事寫作的人,作家們心知肚明。問題在于,在金錢成為主宰的中國當前社會,在人們從靈魂深處釋放出欲望這個魔鬼的狂熱的今天,在發財致富成為全社會唯一的共同呼喊的聲浪中,某些作家讓生存者的角色占了上風,并將這一角色擴展開來并使之社會化、公眾化,并進而取代了其他社會角色,作家的良知在他們為名為利的書寫活動中被拋之九霄云外。
  人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體,既有物質欲望的一面,更有追求完美的精神的一面,身體應該是浸透精神、秉承意義和價值的主體。當生存欲望的一面擴張開來走出個體并在社會和公眾中尋求地盤與市場的時候,人的精神的一面就徹底隱去,人的意義和價值便消失。作家藝術家的意義就在于他能夠敏銳地看到這一人性淪喪的危機,從而担當人類良心的仲裁,去重新喚醒被遮蔽的精神,成為人的生存意義的給予者。
  收稿日期:2006-11-02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杭州38~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雷體沛20072007
社會良知/文學精神/金錢崇拜/肉欲崇拜/卑俗的生存者
  social conscience/literary spirits/worship for money/worship for lust/vulgar survivor
Absence of Social Conscie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LEI Ti-p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Since the 1990's, writers have begun to present extreme enthusiasm and worship for power and mone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over-presenting immoderate and unlimited lust and desire of human being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criticized and denied in literatureand now emerge as writers' favorite pets. In that sense, writers have taken an opposite literate approach, lost their conscience, and turned themselves into those who had always been scolded as demons. Consequently, they have completely abandoned author consciousness, i.e. role consciousness and moral consciousness. Writers shoul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literary destiny, but now their duty consciousness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survival consciousness, fighting for power and lust. Therefore, the annihilation of writer's conscience is being best presented in the annihilation of writer's artistic conscience through over-exposing lust and desire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e serious loss of writers' social conscience.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家對人性之大欲進行了毫無節制、毫無邊際的張揚。這些過去作為文學主要批判與否定的東西,如今卻成為作家熱衷的對象。作家走向自身的反面,進入到了文學所斥責對象的丑陋行列,失去了羞恥感,作家的角色意識和道德意識被放棄乃至被拋棄。作為文學命運的担當者,作家為文學的義務與責任的使命意識異變為謀權謀利謀欲的生存意識。這正是作家良知的消失。作家良知的消失主要體現在作家欲望書寫中藝術良知的消失,更為重要的是作家社會良知的嚴重缺失。
作者:浙江工商大學學報杭州38~4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雷體沛20072007
社會良知/文學精神/金錢崇拜/肉欲崇拜/卑俗的生存者
  social conscience/literary spirits/worship for money/worship for lust/vulgar survivor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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