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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散文問題多
當今散文問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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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散文創作和研究界,應當在承認“散文熱”所帶來的創作興旺與藝術進步的前提下,充分正視這與興旺和進步同在的種種缺失與問題,從而以清醒自覺的態度,參于散文藝術的歷史進程。
  為數不少的作家在文人心態和意趣的揮灑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社會下層普通勞動者歷史命運和現實生存的關注與描寫,并因此而導致了在新的社會矛盾面前的回避與缺席,這是近年來散文創作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一。
  縱觀中國散文史,西方式的人道主義精神或許相對稀薄,但發源于儒家民本思想的對社會下層廣大勞動人民的關注、同情乃至贊美,卻是由來已久的傳統。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廣大勞動人民命運的改變和地位的提高,眾多作家更是在他們身上投注了空前充沛的熱情和異常飽滿的筆墨。顯而易見,對于這樣一種散文傳統,如果我們不做過于偏執和絕對的理解,那么就應當承認,它為中國散文增添了難能可貴的人民性,并藉此而將散文同最廣大的諸者長久地、跨時空地聯系在了一起。
  毋庸諱言,歷史走到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沖突已經不復存在;政治的、經濟的利益關系乃至整個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復雜;人們整體的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面對如此情形,文學,特別是文學中極具個體精神與情感色彩的散文,還要不要堅持和強調對普通勞動者的關注與表現?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個中理由也并不出常識和經驗層面:迄今為止,經歷著急劇轉型的中國社會,依然是普通勞動者占據著人口的絕大多數,而這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在因為注重效率而難免忽視公平的歷史進程中,分明又一次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正面臨著種種困惑與艱難,承受著遠比其他階層和團體大得多的生存壓力……他們需要各方面的關懷,其中自然包括散文家道義的支持與心靈的撫慰。
  然而,近些年來的散文創作卻在這一方面陷入了大面積的失語狀態。在我們的視線之內,盡管還有張承志、梁曉聲、肖復興等作家,不時捧出一些閃耀著平民之光的散文篇章,但更多的散文家,特別是其中的職業和準職業寫作者,卻隨著生存條件的改觀和文學環境的寬松而逐漸沉溺于文人角色的自戀與自賞,滿足于一己心態的表露與揮灑。這時,他們筆下呈顯的,每每是湖光山色的流連,書里卷外的遐思,生命哲理的體味,藝術情趣的張揚,直至草木蟲魚的觀賞,美食雅苑的把玩……而明顯缺少的便是對現實生活里普通勞動者生存狀態的描繪與揭示,是創作主體對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的關切目光與悲憫情懷,是一種博大而深沉的人道主義的力量。當然,時下的文人散文倒是不乏精英層面的人文啟蒙與終極關懷,但所有這些又常因內容的過于抽象、高蹈或深奧,而遠離了普通勞動者的現實痛苦和接受能力,所以并不能真正進入社會下層,無怪乎有人要發出“我們離底層有多遠”的詢問和感喟。
  我不是說散文不應當表達文人的意識和意趣,也不是說表達了文人意識和意趣的散文都不是好散文,更不是要故意倡揚散文的“民粹主義”傾向,既成的事實是,一批書卷氣很濃,知識性很強,文化味很足的文人散文,恰恰成了世紀之交散文領域里搶眼的風景,它們對于提升散文創作的整體品位,起到了有目共睹的積極作用。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曠遠開闊的散文世界,僅僅以文人自己的生活和意趣為主流、為風尚,特別是用它擠掉和取代了對普通勞動者生存現實的關注與再現,那么這個散文世界,便不只是單調的、傾斜的,而且是退縮的、軟弱的:它在無形中回避著現實,回避著矛盾,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自己守護人類良知,呼喚社會正義的責任,以及應有的批判精神。而一個傾斜的、軟弱的散文世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同時又反映一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呢?
  在科技文明、都市浪潮以及物質欲望等等的合圍下,今日散文家舒展生命和遭遇激情的空間與可能正在變小,這使得他們筆下的散文篇章,常常是理念勝于情感,思辨壓倒形象,甚至大量存在著因寡情而導致的矯情與濫情,其結果則是大大削弱了散文應有的藝術感染力,這是近年來散文創作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二。
  毫無疑問,散文發展到今天,從創作觀念到審美形態都有了新的探索與變化。只是所有這些都還不足以動搖這樣一種相沿已久的圭臬:散文寫作必須傳達作家的真性情、真體驗,必須凸現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自我。從某種意義講,散文是作家主體世界的藝術直呈,而這因直呈才感人的主體世界一旦摻入了虛假,陷入了僵化,失去了真誠與鮮活,那么便意味著散文基本品格與美質的喪失。
  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的散文創作偏偏在抒發真情實感、袒露生命血性上出現了失誤,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相當一部分散文作品已不再是散文家“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結果,當然也不再追求情真意切,以情動人,而是習慣于從某種生命智慧或生活意念出發,進行理性勝于情感、學問大于體驗的言說,從而導致了知識的擴展與性靈的萎縮。我們不妨以早已飲譽文壇的周國平散文為例。在周先生的散文中,雖然有《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這樣直接采之于生命疼痛處,因而充盈著至情與至性的著作,但是更為大量的篇章,其中包括《自我二重奏》《寬松的婚姻》《愛與孤獨》等若干廣為流傳的作品,卻在無形中同個性化的、真切的生命體驗拉開了距離,而滿足于以學者的身份和口吻做人生哲理的講述。盡管這種講述運載著新知與精見,而且形成了睿智機敏的風格和深入淺出的特點,但是卻終究因為缺少了生命激情的支撐和生活經驗的參與,缺少了一種毛茸茸的感覺和活生生的氣韻,而顯得昭示性有余,感染力不足,而散文作品感染力的單薄,說到底則是其審美價值的匱乏與藝術特質的貧弱。類似的情況,我們讀趙鑫珊等人的學者散文時,亦會有程度不同的感受。而面對這樣的作品,我總覺得與其稱它是散文,還不如把它們當成通俗化了的哲學或文化學著作。
  第二,還有一些散文作品乍一看來,仿佛并不缺少性靈或情感因素,只是細加體味又可發現,這里的性靈與情感因素是勉強的,摻假的,是原本寡情的作家為嘩眾取寵而裝出來的濫情與矯情。關于濫情,余秋雨散文的某些篇章流露得既明顯,又充分,堪稱是這一流弊的代表。對此,已有多位論者提出過嚴肅而具體的批評,讀者自可找來參閱且舉一反三,筆者不再多費篇幅。以下我們著重透視散文創作中的矯情。賈平凹的《說話》是一篇被許多人稱道的作品。據說它是作家在北京參加政協會議期間因有感于不會說普通話所帶來的交流上的困難而信筆寫下的。倘果真如此,它的字里行間應當包含著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尷尬與無奈。而從實際行文看,雖然不能說全無這方面的意味,但更多的卻分明是機智的調侃,幽默的自嘲,是若干用小說筆法呈現的喜劇化的場景,諸如:手持“莫言”的紙牌去火車站接人被別人誤認為不準講話;提著印有“聾啞學校”字樣的提包在外游走,以回避同別人講話;一位口吃的朋友在北京長安街上巧遇同類等等。面對這樣一些因不怎么符合情理所以很可能是編出來的故事和噱頭,我們雖然不能不佩服作家的才氣和聰明,但又總覺得它多了一些造作,少了一些真誠,甚至會懷疑,作家是不是借著“說話”的由頭來炫耀自己營造幽默的能力。毋庸諱言,諸如此類的作品,很容易入眼,但卻不容易入心。被稱為“90年代最后一位散文作家”的劉亮程,近年來頗得文壇專家的好評,我在慕名讀了他的一些作品之后,雖然亦很喜歡內中那平靜而略帶憂郁的敘述基調,那新鮮而兼具機智的藝術感覺,那瑣細而不失深度的生活體味,但與此同時依然禁不住捫心自問:在這些漂亮別致的文字里,是否同樣隱含了不易察覺的矯情?如《住多久才算是家》里那種與作家年齡、經歷明顯不相吻合的滄桑感、戀舊感;《城市牛哞》里那種缺少經驗鋪墊和命運呼應的心靈狂喊……它們最終使我在估價劉亮程散文的審美意義時,不知不覺地打了折扣。
  當代散文要重新獲得真情的滋養與真誠的魅力,散文家必須首先從現代文明的種種包裝中掙脫出來,強化生命實踐,豐富心靈體驗,努力在虛擬、復制與喧囂中,保持質樸而機敏的生命感知能力和生活表現能力。
  相當一部分散文寫作者缺乏清醒、自覺與科學的文體意識,滿足于隨心所欲或粗疏簡陋的自由抒寫,以致使筆下作品從途述到語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乃至丟棄了自身所應有的審美特質,這是近年來散文創作值得注意的問題之三。
  在20世紀散文發展史上,散文家和散文理論家曾經不約而同地指出過散文一體的自由隨便和本色天然。近年來許多散文寫作者對散文的審美特性與藝術要求,分明缺乏深入的理解和正確的把握。他們簡單皮相地看待散文的自由隨便和本色天然,誤認為散文就是一種不需要技巧,不需要潤色,不需要講究抒寫方式,且沒有什么規矩,也沒有什么禁忌,怎么寫都行的文體。于是,我們常常看到:有的散文在構思、布局、意脈等方面,放棄了起碼的經營與調度,滿足于司空見慣的一條直線上的平鋪直敘,“實話實說”,這給作品的敘述造成了相當直觀的粗糙感和陳舊感;有的散文作品不注重語言層面的提煉與追求,缺乏足夠的文采和個性化的敘述筆調,而一味矜持于“本色自然”的現代書面語的任意揮灑,以致使散文這種最嚴格也最純粹的語言藝術,在過分的明白流暢中幾乎喪失了語言的魅力;還有一些所謂的文化散文,熱衷于將歷史、哲學、文化學、經濟學等方面的專業內容,不加選擇、消化和整合地引入自身,其結果是無形中混淆了藝術與科學、審美與學術的界限……顯然,所有這些創作上的傾斜與欠缺,都最終弱化著散文的藝術個性與審美特質。難怪會有作家發出“散文為什么離文學越來越遠”的詰問,也難怪會有學者干脆將散文說成是沒有本質規范的“亞文學”。
  毫無疑問,當下的散文創作要實現健康發展,持續繁榮,必須首先強化自身的文體意識與審美特質。而散文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我以為,除了從根本上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進一步保持對美的敏感和親近之外,在具體的操作層面,有兩點值得多下一些工夫:第一,就作品的敘述而言,散文家可以在保持散文的主體性、內傾性和情感性的基礎上,積極、大膽地擷取小說、詩歌乃至電影和戲劇的表現手法,讓由來已久的娓娓道來或直抒胸臆,也融進一點“復調”、“反諷”或“隱喻”、“象征”,甚至滲入若干荒誕或變形。經過新質參與的散文敘述,將不再只有親切感、流動性,而且平添了想象力和陌生化,這自然會有效地豐富散文一體的藝術表現力。第二,從作品的語言表達來說,散文家應當真正認識和掌握漢語寫作的特點與規律,同時有分析、有選擇地借鑒索緒爾語言學革命以來西方語言學進入文學敘事的某些成果,進而自覺確立全新的語言本體意識,并付諸積極的創作實踐。要依據文學表現的需要,廣泛占有來自我國古代、外國和人們口頭的語言資源,充分重視余光中先生所提出的現代散文語言的彈性、密度和質料的要求,妥善處理好中文的常態與變態,努力建立一種區別于生活實用語言的審美化的散文語言。而散文一旦擁有了審美化的語言,也就從根本上生成了自己的藝術身份和存在價值。
《文藝報》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古耜20012001 作者:《文藝報》京②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古耜20012001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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