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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口述史學透視
當代中國口述史學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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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5—4952(2000)03—0047—12
      一、當代中國口述史學方法的嘗試
  要了解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情況,確實很難。正如美國著名的口述歷史學家、城市史專家康涅狄克大學教授布魯斯·M ·斯蒂文在他的調查報告《中國口述史學的調查》一文中說道:“調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口述史學的狀況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像北京城的建筑一樣,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墻后面。如果有人試圖尋找口述史學活動或者口述史學協會,他一定會碰到漠然的注視或者嘲笑的一瞥——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不像西方國家,中國似乎沒有一個組織的口述史學協會。”[1] 在某種程度上說,斯蒂文教授的話確實非常準確和恰當地評價了中國口述史學的現狀和獨特的發揮模式。
  建國后,全國人民積極地投入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熱潮之中,如何更為科學地和理智地看待過去的歷史,如何從過去的歷史發展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成為當時中國政府和包括歷史學界在內的社會科學界的重大任務。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方法探索中國的歷史發展道路。研究歷史當然需要史料,但是中國歷史上的很多事件大部分是官方記載,尤其在清朝政府統治時期,比如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顯然這種記載帶有強烈的偏見和歧視色彩,對于研究歷史來說是不合適的。因而,怎樣挖掘新的歷史資料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這個過程中,很多項目紛紛利用了國際同行所指的“口述史學方法”,而在中國則稱之為“實地調查”。這時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比如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等等。這些事件發生地的當地政府和研究機構,尤其是高等學校紛紛深入實地收集“口述資料”,當然也包括許多重要的陳跡品。
  太平天國起義在中國農民戰爭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史料缺乏或者不盡可靠。因為革命初期的活動比較隱蔽,考慮到人身安全,很多事件和人名都沒有記錄下來;而清朝的官方記載不僅缺略而且不是很可靠。1954年政府曾組織過一次調查,寫成了《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真正使這一項目走向正規化的是1959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的成立。從1960年3—9月,先后對廣西的桂平、貴縣、平南、武宣、玉林、桂林和廣東的信宣、化州等17個縣(市)的53個人民公社進行了訪問和調查,受訪者達600多人, 記錄下口述資料將近40萬字,拍攝了照片300多張,并且收集到一些有關的碑文、 族譜和詩文手稿或抄本等。1961年重新組織力量對桂平、貴縣、平南、梧州、玉林、武鳴等縣(市)進行重點調查。對于一些特殊問題比如林鳳翔、李開芳的籍貫和民族成分問題進行了特別核實。這些收集的資料都匯編成書,1962年由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出版。(注:詳細資料請參看《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匯編》,廣西壯族自治區通志館編,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另一個項目便是義和團運動。反帝反封建的義和團運動首先發生在山東省,隨后全國各地紛紛響應。1960年山東大學歷史系現代史組在紀念義和團運動60周年之際,組織了部分學生和教師深入到山東省的西南和西北等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1958—1960年,南開大學歷史系與天津歷史博物館合作,組織學生對那些曾經參加過或支持過義和團運動的年愈古稀的人們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訪問。學生們跑遍了天津市區、郊區和附近一些縣的村鎮,走訪了123位義和團骨干、團民、 紅燈照師姐和千余名親歷過義和團運動的老人,記錄了幾十萬字的口述資料。其中受訪者的最高年齡達到83歲,比如義和團大師兄沈德生、二師兄李長慶、三師兄張金才和紅燈照四師姐趙青。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們又分別在1972、1974和1975年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調查報告,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義和團與農村社會的口述資料。在天津進行的這個項目總共采訪了1114人,最后整理出來的資料和大量的歷史陳跡品成為研究義和團運動歷史的珍貴史料。(注:詳細資料請參看《天津義和團調查》,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個項目是有關辛亥革命的研究。1961年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現代史組進行了有關辛亥革命中的一個學會的調查。他們做了1200次采訪,訪問了將近300多個老人, 獲得了關于這個學會的以前成員們的口述憑證。(注:詳細資料請參看《兄弟會資料選輯》,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編,武漢1961年版。)在江蘇地區也有類似的項目,1957年揚州師范學院歷史系組織了由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教師和部分同學參加的調查隊,進行鄉土歷史資料的收集工作。他們采訪了上海、蘇州、太倉、常州、鎮江、南京、揚州、淮安、南通、徐州等地的當年親歷者們。從他們口中獲得了大量的珍貴的口述資料,極大豐富了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史料。(注:詳細資料請參看《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江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當然,規模最大的首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持的全國范圍內的文史資料收集項目。從清朝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社會經歷了無比深刻的變化。由于其歷史因素的影響,很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記錄都不是很完整。因此,迫切需要從各個渠道進行廣泛地收集,顯然,那些經歷過各次歷史事件的老人們便是很好的資料源泉。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之后,周恩來在招待60歲以上的委員的一次茶話會上,號召大家將60、70年來所積累下來的知識、經驗和見聞,自己寫下來,或者自己口述,讓別人記錄下來。會后很快便設立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來負責和策劃這一工作。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地方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收集的資料主要包括有關軍事、政治和外交的資料;有關經濟、文化、社會和華僑的資料;其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物。(注:請參看《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 文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比如武昌起義、護國運動、西安事變、抗日戰爭等歷史事件;黃興、楊虎城、馮玉祥、李宗仁等歷史人物;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民主建國會等民主黨派;保定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清末新軍、粵軍、桂軍等軍事學校和軍事派別。到目前為止,已經收集了大約150多輯(不包括地方收集的)。 這一項目收集和保存了大量具有重大史料價值的資料,使我們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從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兩方面得到印證和解釋。更加令人欣慰的是,這個項目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而且其收集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不斷地提高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極大地抹殺了這種“口述史學方法”——調查的運用。“文革”中絕大多數的歷史學家被剝奪了發言權,實事求是的史學界的作風蕩然無存,而所謂的“實地調查”變成了片面地為政治服務,即所謂的“影射史學”時期。
  上面列舉了有關這時期使用口述史學方法的重大項目,當然這些項目到底能不能被稱之為“口述史學”,還是存在爭論的。因為口述歷史學家們在“什么是口述歷史”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創始人阿蘭·內文斯的同事和學術繼承人路易斯·斯塔爾說:“口述歷史是通過有準備的、以錄音機為工具的采訪,記述人們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價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資料。”[ 2]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鐘少華先生認為:“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歷史工作者合作的產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言,利用科技設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都是口述史料,將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歷史專著。”[3] 顯然斯塔爾和鐘少華先生都強調口述歷史必須以錄音為依據,以口述史料為主。北京大學歷史系楊立文教授則認為:“口述歷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對于文字資料而言,就是收集當事人或知情人的口頭資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調查訪問,采用口述手記的方式收集資料,經與文字檔案核實,整理成為文字稿。”[ 4]當然,楊立文教授也并不否認錄音機、攝影機和計算機等先進技術工具的使用。
  筆者覺得是否使用錄音機不應該成為判斷是否是口述歷史的依據,因為各國的情況都不同,比如50、60年代的美國口述歷史工作者已經廣泛地使用了錄音機,而在同時期的中國、非洲等國家和地區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很明顯,上述中外學者給口述歷史下的定義都是正確的,之所以產生上述的差異,這是由研究者的身份決定的,因為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博物館工作者和新聞記者由于其背景知識、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式的差異,在他們使用口述歷史這一研究方法的時候,其側重點是不一樣的。筆者覺得這些差異不應該成為口述歷史學界爭論和相互攻擊的焦點,給口述歷史下怎樣的定義那是無關緊要的,關鍵要把握住口述歷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明顯的特點——它保存了即將逝去的過去的“聲音”。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地方口述歷史辦公室在其主題為“捕捉歷史的瞬間:從談話到打印”的序言中寫道:“口述歷史對理解過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將逝去的聲音來說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方法。”這一點正是口述歷史的最重要的作用和最明顯的特征,因為它可以填補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經歷等沒有文字記載的空白,或者至少彌補其不足。因而,上述那些項目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使用了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比如山東大學歷史系從事的義和團運動的項目,他們在正式啟動之前,作過大量的預先研究,跟當地政府和村民建立和睦的關系,以保證訪談的順利進行。同時他們也有事先準備好的問卷表以及受訪者的資料表單。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在操作上跟國際正規的做法還是有距離的,其致命的一點是沒有處理好口述資料的專利權問題,很多訪談沒有簽署法律授權書。不管怎樣,中國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就還是受到國外部分學者認同的。兩位曾經去過中國的美國學者說“口述史學作為一種研究手段已經被廣泛地應用于諸如‘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和‘中國民主革命’等基本領域。”[5]
      二、當代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新階段
  從80年代開始,中國口述史學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明顯的表現是和國際口述歷史學界開始接軌。“口述史學”這一術語正式被學者們使用,建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一學科被稱之為“口碑史料學”。這時期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主要表現出以下幾個新的動向:
  首先,隨著國外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的介紹,口述史學在中國歷史學界開始受到部分歷史工作者的重視,像楊立文、鐘少華、楊雁斌、彭衛、孟慶順、沈固朝等先生都發表過言論,關心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還提出了不少方案。而且作為一種新興學科開始被國內的社會科學界介紹過來。1987年由華夏出版社出版的《新興科學百科知識》就專門介紹了什么是“口述史學”。
  其次,突出地表現在國內外口述歷史學界的交流不斷擴大,國外的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開始引進,同時國外同行也開始了解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的楊雁斌先生對中國口述史學的國際化和正規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從80年代開始就介紹國外口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并且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論。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專門就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就發表了很多文章。而且他還在北京部分高校舉行了多場有關口述史學的報告,極大地推動了口述史學的宣傳和普及。
  除了理論和方法介紹之外,國內外口述史學界的人員交流也日益擴大。從80年代開始,國外學者陸續來中國進行口述歷史研究和調查。比如1984年,美國著名城市史專家康涅狄克大學教授布魯斯·M ·斯蒂文受富布賴特獎學金的資助來華講學,他在北京大學講授美國歷史的同時,專心致志地從事有關中國口述史學的研究,而且他自己實施了一個關于中國城市歷史和發展的口述歷史研究的計劃。他與北京大學從事口述歷史研究的張寄謙教授、楊立文教授在口述史學問題上有過交流。1986年,美國哈佛大學的何海詩博士邀請鐘少華先生共同口述訪問一批中國生物學家。他們的到來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中國口述史學的正規化發展。與此同時,國內的學者也開始與國外的口述歷史研究機構頻繁接觸。在今年的口述歷史協會年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四位教授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是楊立文、劉一皋、牛大勇和董振華教授,而且會上舉辦了中國口述史學專題討論會——今天的中國口述史學。
  第三,可以說正規的口述歷史項目開始增多。科技手段的發展諸如錄音機、攝影機、計算機的廣泛使用,為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提供了非常有利條件。這時期的許多口述史學工作者,也開始從事國際正規的口述歷史實踐。80年代鐘少華先生開始走上口述史學的道路,他當時選定已經年近古稀的中國科學技術專家。他認為,他們所經歷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治學經驗和獨特見解,并沒有在他們的著作中完整地保留下來。正是抱著搶救活史料的強烈責任感,他不辭辛苦地采訪了100 多位科技老人。1996年,他對其中的部分材料進行整理,出版了口述歷史著作《早年留日者談日本》。這本書生動地再現了湯佩如、柳步青、趙安博、鄧友梅等一批老留學者們的留學動機、過程、狀況以及他們的感受和經歷。
  這時期影響最大的口述歷史項目首推有關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研究。溥儀是一位國際性的知名人士,關于他的家族歷史、政治經歷以及他的人生的巨大轉變——從中華帝國的皇帝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公民(周恩來總理稱之為“世界上的奇跡”),這一切都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自本世紀初以來就以文字報道和電影記錄片等多種形式在全世界廣泛傳播。在研究溥儀的歷史學家之中,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慶祥先生所做的工作是影響最大的。他除了整理和研究文獻資料以外,把大部分的經歷放在了口述訪談上。先后他采訪了李淑賢(溥儀遺孀)、溥杰(溥儀二弟)、韞和(二格格)、韞穎(三格格)、韞馨(五格格)、李玉琴(“福貴人”)、潤麒(婉容胞弟)、毓巖(溥儀立嗣子)、毓唐(溥儀族侄)、李國雄(隨侍)、嚴桐江(隨侍)、王慶元(隨侍)、巨贊法師(廣濟寺主持)、杜聿明(文史專員)、董益三(文史專員)、于鏡濤(偽滿勤勞奉仕部大臣)、高丕昆(偽滿國務總理大臣秘書官)等人,不僅記錄了大量的口述資料,而且收集了他們的照片和一些手稿。據統計王先生已出版和即將出版的著作(包括電視專題片)共26部,此外還在中外報刊上發表《中國皇族》(載美國《中外論壇》1993年第1期,同年獲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科研成果獎)等文章 70余篇,總字數超過650萬字。王先生記錄的口述資料引起了電視、 電影界的極大興趣。根據李淑賢口述,王慶祥整理撰寫的《溥儀與我》,同年改編為電影《火龍》。根據口述資料制作了4 集電視專題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評說》,另外還有一部電視專題片《愛新覺羅·溥儀——你想知道嗎?》
  當然,期間也出版了大量以口述資料為基礎的口述史學著作,比如張曉的《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通過實地訪談,生動地了解了她們的生活習俗、社會地位以及她們的內心世界,這本書對于中國婦女史研究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注:其他著作請查看筆者的主頁:http://oralhistory. netfirms. com)
  最后,口述史學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手段也開始受到部分歷史工作者的重視。在美國,從初級學校到研究生學校,從繼續教育到社區教育,包括為較年長的市民舉行的研討班,教師已經廣泛地使用了口述歷史教學。口述歷史教學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青睞,是因為口述歷史教學一方面改變了以往的靜態歷史教學面貌,而成為充滿活力的,內容豐富的動態活動。在我國,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楊立文教授從1996年開始就設置了題為《口述史學研究》的課程。他系統地講述了“口述史學在歷史學中的地位”、“國際口述史學的發展概況”、“中國古代和現代的口述史學”、“口述史學中方法與技術問題”以及“口述史學中的法律問題”等等內容。這一課程深受學生的歡迎。1998年劉一皋教授也開設了口述史學課程——《口述史學的理論和實踐》。筆者利用了網絡技術,讓學生們查閱世界各地的口述歷史項目網站,然后專門就一個網站寫出自己的感受并做課堂討論。值得慶幸的是筆者的這一舉措受到口述歷史教育家協會主席巴里·蘭曼的注意,他主動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協會,以推動國內外口述歷史教學的交流與發展。
      三、臺灣口述史學的現狀
  現代最早從事中國口述史學的是美籍華人唐德剛教授,這一點可以從他所說的話中得到印證:“所以那時(指50、60年代)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歷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歷史。后來臺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歷史,那時當年在美國向胡適先生建議的。”唐德剛教授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后在校留任。因為哥倫比亞大學設有口述歷史研究室,借此機會,他從1957年開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工作,他完成了《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和《黃郛夫人回憶錄》等書,特別是《胡適口述自傳》一書影響甚遠。這本書真實地介紹了這位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的家世、求學、治學的主要經歷與學術成就。首次在臺灣出版便引起了海內外的重視,被稱為是研究和了解胡適具有“實用價值”的“名人自傳”。
  1958年,胡適回到臺北,后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次年在他和郭廷以教授的主持下,擬訂了一個口述歷史的訪問計劃,“其目的在廣泛收集當代人物的有關史料,為國民史留一忠實而深入的記錄,以備將來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所的口述歷史計劃確實做出了很大的成績,至1998年已整理出版了70余種口述自傳叢書,該所從1984年1月26 日開始,在所長呂實強的推動下成立了口述歷史小組,繼續新的訪問工作。1989年12月27日,值該計劃實行30年之際,又創辦不定期刊物《口述歷史》,據“發刊詞”所稱,30年間接受該所訪錄的人已超過160位。 (注:具體內容參看:《口述歷史叢書書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99年2月。)
  最近幾年,臺灣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逐漸轉向社會的各個層面,比如社區史、學校發展史和兒童婦女史等方面。尤其是在社區歷史研究領域中,普遍地應用了口述史學方法,而且都建立了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臺灣的口述史學一開始就采用了國際正規的做法,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毫無隱晦的是臺灣口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建設是相當薄弱的,也許,在臺灣口述史學僅僅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被不同領域的學者使用而已。
      四、國外有關中國歷史題材的口述史學研究
  在某種意義上說,口述史學研究的適用范圍是否廣闊,與這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發展有極大的關系。比如中國獨特的近現代歷史,很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便可以通過口述史學來研究,而且能夠突破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許多比較了解中國歷史的學者開始注意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情況,并且極力想推動中國的口述史學市場。在這個背景下,很多學者和研究機構開始啟動有關中國歷史的口述歷史項目。
  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最先開始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院。1958年富蘭克林·胡和馬丁·韋爾布教授設立了一個項目旨在記錄 1911 —1949年期間中國國民黨的杰出領導人的回憶[6]。 其中包括國民黨駐聯合國大使、駐美國等國大使、外交部長、各省省長、國民革命軍司令以及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工業巨頭、文化名人,比如曾經担任海牙國際法庭副主席的國民黨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和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胡適。訪談主要集中在他們的生活經歷,這些訪談現都已轉錄,并且很多寫成回憶錄出版,在整個國際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學者楊天石先生曾經利用了這方面的資料,在他的著作——《海外訪史錄》中介紹了有關陳立夫、張發奎的口述資料。而且受訪者為訪問者們提供了大量的私人資料,包括日記、相片等珍貴物品。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這段歷史的非常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歷史資料。上述資料,都保存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可以說,哥倫比亞大學的這個項目推動了臺灣口述史學的發展,胡適等人就將美國口述史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介紹到臺灣,并且他們在中央研究院籌劃了口述歷史計劃。從此,臺灣的口述史學就走上了比較正規的道路,與國際口述史學的發展是相適應的,這一點與大陸不一樣。
  外國傳教士一直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他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中西的交流到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當然,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有相當多的文獻資料,但是如何更生動和形象地“再現”那段歷史,國外的同行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口述史學研究的方法。美國加利福尼亞克萊蒙特研究所發起了一項中國傳教士口述歷史項目。這一項目主要是研究1900—1950年期間中國傳教士運動的影響。采訪的對象包括教育家、翻譯家、醫務人員、教師、部長和作家等等。他們詳細地敘述了中國農村和城市的情況,以及中國居住區與美國居民的相互關系。這些資料的“挖掘”不僅極大地拓寬了傳教士研究的深度,同時提供了一個別具一格的研究視角。
  近年來,國外華人社區歷史的研究非常流行。澳大利亞的華人為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而,他們開始注重華人歷史的研究和探討。比如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就設有中國歷史收藏部,其中收藏有大量的口述歷史資料。澳大利亞著名歷史學家黛安娜·吉思在這一領域作出了很大的成就。她主持的戰后澳大利亞華人口述歷史項目開始于1992年。到目前為止,已經采訪了80多位華人,其中包括第一批移居澳大利亞的先行者、華人社區的退休政治家、國會成員以及那些有名的華人企業家。通過他們的敘述不僅可以了解他們在中國的生活,而且可以從中得知他們在中國和澳大利亞的不同感受。正如吉思所認為的,口述歷史能幫助他們詳細地說明他們在特定時代的經歷,而且可以追溯得更遠,父輩們能回憶起他們的祖父母以及父母們的生活,同時也可以準確地描述他們的子女們的成長過程。這個項目現在已經推廣到整個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于1995年和1997年分別出版了吉思的兩部著作《唐人街那邊》和《太空人、喪失的靈魂和龍》。其實在此之前,澳大利亞—中國理事會、澳大利亞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已經啟動了一個澳大利亞—中國口述歷史項目。60年代末,吉姆·奇曾經就他的父親在中國和維多利亞采礦區的經歷接受了采訪,1978年這個項目還采訪了悉尼中國社區的元老威廉姆·劉。這些訪談資料現都收藏于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與此同時,很多外國學者也紛紛來中國從事口述歷史研究。70年代珍尼·莫里森來華進行有關加拿大醫學家白求恩的口述調查。(注:具體內容請參看:珍尼·莫里森:《漫步于竹幕后》(H.Jean Morrison: Stepping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Fall- Winter, 1974, 4—5.(注:“Bamboo Curtain”為西方資產階級輿論界過去對我國的誣蔑性用語))但是遺憾的是她的訪談非常不成功,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訪。
  1984年布魯斯·M ·斯蒂文進行了一項有關“中國城市都市化和城市計劃”的口述項目,他向建筑設計師及專家們做了采訪,積累了一套錄音磁帶。采訪的主題包括中國城市總述和歷史的發展,解放前和解放后城市的變化。尤其是作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的經濟特區的建立、交通、住房、環境等問題。目前,這些磁帶和抄本等資料都保存在康涅狄克大學的研究中心里。同時,他還就中國口述史學的狀況做了調查,其調查報告刊發在《國際口述歷史雜志》。(注:請參看布魯斯·M·斯蒂文:《中國的難題:尋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口述史學》(BruceM. Stave: The Chinese Puzzle: In Search of Oral History in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History", 6/3, 1985))
      五、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障礙和前景展望
  雖然在過去的50年里,中國口述史學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是與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口述史學相比,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尤其在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方面。中國口述史學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最重要的是很多歷史工作者不了解口述史學是什么東西。傳統的史學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史料的考據和辨偽之上,以期重建過去的歷史。他們對文獻記錄深信不疑,而對從實地作業而獲得的口述憑證卻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很多學者認為口述資料之所以不可靠是因為它們極容易受時間流逝和個人情緒的影響,而對口述資料嗤之以鼻。確實,文獻資料有不受后來歷史事件影響,不隨時間流逝而轉變等優勢,這些情況對口述訪談中的受訪者來說可能會發生,但是文獻有時不完全、不準確,甚至具欺騙性,因為畢竟這些文獻資料也是人記錄的,既然這樣,其中肯定滲透著作者的個人意識和看法。至于訪談過程中出現的諸如口述者與采訪者的個人偏見,懷舊的情緒,童年的不幸遭遇,對親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礙等影響口述資料可靠性的因素,通過訓練有素的訪問者的開導和提示還是可以盡量避免的。筆者覺得關鍵的是歷史工作者們首先應該擺脫傳統觀念,以自己的實踐經驗來驗證口述資料的可靠性,也就是要放棄過去那種坐而論道的習慣。正好,口述史學便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它使我們將田野作業和書齋作業結合起來,我想這樣的歷史才是更真的歷史。
  第二個面臨的問題便是在操作上缺乏正規的指導。盡管國內有部分歷史工作者和研究機構在從事口述史學的研究,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這對于口述史學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可以說,國內的同行根本沒有正式的機會進行交流(惟一可能的只是通過刊物上的文章),尤其是在發展構想上缺乏溝通。而且,口述史學是一門操作性很強的學科,其適當的培訓是相當必要的,可是國內卻沒有一個這樣的研討班或培訓班。由于沒有受過正規的培訓,在操作中出現很多問題,諸如沒有考慮專利權問題,訪談的主題經常偏離,受訪者不愿坦誠地敘述。很顯然,這些問題在專業的口述歷史學家身上是很少遇到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口述史學對研究者的要求是相當之高的。筆者覺得上述兩個問題是中國口述史學將來發展所急需解決的。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資金缺乏、缺乏群眾基礎等等。口述史學在中國歷史研究的諸多領域都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在現代史和當代史方面的運用是非常顯著的。現代和當代史的文獻資料雖然非常豐富,但是仍有不少側面屬于“處女地”。而且這段歷史離現在還比較近,當事人或目擊者還有回憶的能力。如果不抓緊時間的話,這樣的“活歷史”都將一去不復返。比如抗日戰爭、長征、遵義會議、解放戰爭、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運用口述史學方法的重要選擇。它突破了傳統的方法,使得歷史的“重塑”更加形象和真實。
  第二,民族學的研究也可采用口述史學的方法。田納西州菲斯克大學圖書館開設了美國黑人口述史學項目,并且得到了全國人文科學基金會的財政資助。該項目的目的是“借助錄制各居民階層代表人士的談話記錄,他們能夠提供生動的各種各樣美國黑人的生活的情報,以補充美國黑人的歷史和文化的空白”。[7] 口述史學在我國的民族研究中也將會有很大的前途。我國有56個民族,有很多少數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因而未留下什么書面材料。對于這些民族來說,他們本民族文化的精髓都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保留在人們的口口相傳之中。而且,目前很多少數民族研究的成果過于陳舊,比如我國東北的鄂倫春民族,關于這個民族的資料大部分是剛解放時,國家就全國范圍內所做的少數民族調查的匯編資料而成。當然,也出了幾部專著,不過筆者覺得它們對鄂倫春民族的現代研究是很膚淺的。所以,如何更真切地反映鄂倫春民族的歷史,口述史學方法應該是最佳的選擇。
  第三,應用于社區史研究,也就是國內所稱的地方歷史研究。所謂“社區”可被大略地定義為有共同身份的一群人,他們或居住在同一區域,或屬同一種族,或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同屬有組織的無黨派人士,或有相同的職業。[8]。社區的口述研究, 不僅有利于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而且為口述史學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群眾基礎。一般來說,官方對于普通社區和人民的記載是有限的,他們很少受到別人的注意。而這一方法的運用必將引起他們的興趣,正如國際口述歷史學界權威、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社會學教授保羅·湯普遜所說:“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并使歷史密切與現實相聯系。”[9]
  第四,在我國災難史研究中將是一個新的領域。我國是一個多災多害的國家,解放以后,每年都有各類自然災害發生,全國約有一半以上人口和占全國2/3以上的工農業處于洪水和其他災害的威脅之下。[10]比如發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震中地區損失巨大, 唐山市被夷為一片廢墟,人員傷亡慘重。經歷過這場大地震的當事人當他們即將離開人世時,都愿意將自己的內心感受告訴自己的后代。而口述史學恰好提供了大量對這些事件的主觀、個人的感受:在洪災中是什么感受、在火災中是什么感受,在集中營中面對死亡又是什么感受。口述歷史學家“以他們獨特的方式詢問受訪者,詢問他們過去從未想到的問題,激起人們對過去被遺忘或忽視歷史的重新理解”。[11]
  當然,口述史學還可應用于婦女史、家族史、藝術史、城市建筑史、人口史、兒童史、體育史和人物傳記等方面。因為隨著歷史學研究的社會化,歷史學家們開始擺脫傳統史學只注重社會上層人物的那種精英歷史觀,而要求重視下層平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并撰寫有關他們的歷史。
  面對著上述中國口述史學的成就與困難,以后的發展可謂任重而道遠。正如美國口述歷史協會前任主席威廉·W ·莫斯所說的:“口述史學要對歷史學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就必須使自己徹底地被人們所了解,并接受嚴峻的考驗。”[12]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47~58K1歷史學楊祥銀20002000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建立,正式標志著現代口述史學的誕生。經過50多年的發展,口述史學成為歷史學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分支學科。但是,到底中國有沒有口述史學?這個問題很少被人問及,也很少有人做出明確的回答。口述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和普遍流行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甚至在隨后的幾年內會有一個發展高潮。那么未來中國口述史學將如何發展,以一個怎樣的高度作為起點呢?要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覺得應該了解中國口述史學的淵源和現狀。本文集中探討當代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狀況。當代中國口述史學/傳統史學/實地調查  oral history /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  fieldinvestigationsAn Overview of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YANG Xiang-y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130012, China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history inChina, and it asks whether, in fact, contemporary China has atrue oral history. Modern oral history in China can be tracedback to the 1950s, when researchers recorded oral accounts of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early 1960s there was also amajor oral history project to record participants in theBoxer Uprising inShandong and Tianjin, and there were alsooral history studies of Chinese rural life. But these initialefforts were extinguish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specially in the1980s, there was a resurgence of oral history,  with newprojects and courses emerging.  The paper describes theseefforts,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authenticity andaudio recording to further  advance  the  oral  historydiscipline in China.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spread of oral history in China will develop strongly overthe coming years.楊祥銀,吉林大學 歷史系,吉林 長春 130012 作者:當代中國史研究京47~58K1歷史學楊祥銀20002000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建立,正式標志著現代口述史學的誕生。經過50多年的發展,口述史學成為歷史學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分支學科。但是,到底中國有沒有口述史學?這個問題很少被人問及,也很少有人做出明確的回答。口述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和普遍流行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甚至在隨后的幾年內會有一個發展高潮。那么未來中國口述史學將如何發展,以一個怎樣的高度作為起點呢?要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覺得應該了解中國口述史學的淵源和現狀。本文集中探討當代中國口述史學的發展狀況。當代中國口述史學/傳統史學/實地調查  oral history /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  fieldinvestigations
2013-09-1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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